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一篇：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纪玉山李兵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整体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发展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改革思路已经逐渐清晰。本文试图在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的领域探讨国有经济战略退出与发展民营经济并举的改革思路，将“国有经济的战略退出”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嫁接。

关键词：“十六大”，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区域经济，MBO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aid, “It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unswervingly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while firmly encouraging,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sectors.” And “the country must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public sectors while keeping the public sector as the dominant player, incorporating both into the process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instead of setting them against each other.”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seceding of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sectors of the economy in the competitive fields, and inoculate the seceding of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sectors of the economy.Key words: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ompetitive fields,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non-public sectors of the economy, district economy, MBO.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关于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十五大提出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和“积极发展民营经济”的战略方针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十六大”又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怎样将“两个毫不动摇”结合起来呢？ 国有经济应该进入并加强的领域主要是提供公共物品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经济领域，而在竞争性领域，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则应该逐步退出，这有助于提高国有经济整体实力，就是坚持了第一个“毫不动摇”。在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的过程中，应该从提升整体国民经济的高度，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坚持了第二个“毫不动摇”。本文试图在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的领域探讨国有经济战略退出与发展民营经济并举的改革思路，将“国有经济的战略退出”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嫁接。

一、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背景

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正式加入WTO，使我国在特有经济结构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为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战略退出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首先，民营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具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作为一种天然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它与国有经济有着许多不同特征，如，产权明晰下的经营自主性和极强的自我约束性；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的追求纪玉山（1948--），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中国

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知识经济、技术创新理论等研究； 李兵：(1976--)，男，吉林辽源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自身利益大化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统一性；长期自我发展冲动与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求的迫切性；积极要求打破地域限制、拓展经营空间、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主动性等。正是因为如此，我国民营经济在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获得超常规的发展。根据对国内近千家成长型非上市民营企业的调研，前100名的平均营业收入总额成为速度达210.54%，其中成长速度最高的接近2000%。 目前我国民营经济总量（GDP）已占到国民经济总量的40%。

其次，加入WTO把我国经济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结为一体。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来审视和判断国有经济的战略整合。目前，世界经济正面临一场新的战略大调整，产业升级、战略联盟、兼并重组浪潮愈演愈烈，国际化、全球化、区域集团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任何企图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的锁国政策，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损失。特别是中国经济二十多年的持续高增长，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举向中国转移，其资本正像潮水般涌向中国。这不仅为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的战略退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三，我国仍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国有经济战线过长，运营效率不高、整体效益太差并没有彻底改变。从制度层面上考察中国的国有企业比其他的现代企业更为严峻地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而且解决的难度相当大。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如果不在制度上进行彻底改革，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就会被断送。其根本原因在于“所有者缺位”。在竞争性经济领域中实行民营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第四，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地区之间不平衡。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地缘、人文、国家政策以及历史上的原因，民营经济起步较早，发展较快，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省区民营经济的比重,一般都达了70-80%,甚至90%,而西部省区一般只有20-30%，最多30-40%（杨启先，2000）。目前，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有浙江、广东、江苏等沿海省份。而东北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原来经济基础比较好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的发展却十分缓慢。

二、竞争性领域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建议

第一，在我国196个部门中，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军工、造币和公共投资领域、自然垄断产业以及具有战略地位的高新技术产业等四、五个产业外，其他竞争性产业国有经济都应该逐步撤出。即使是该领域中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的特大型骨干企业也不应该搞国家独资，应该在保持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引进民营经济和外资成分，并且应该允许民营资本对某些大型企业实施控股收购。这既有利于国有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又能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二，关于退出渠道，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广广东顺德县八十年代后期“靓女先嫁”的经验，利用近年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的契机，稳步推进向非国有投资主体出售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和转让国有大型企业部分股权的改革，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近期，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异常活跃，多起转让案例显示，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正在加紧入主上市公司。自8月15日国有股减持叫停后首家国转非案例沈阳北泰受让方向光电获财政部批准，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财政部又连续批复健特生物、ST鑫光等6家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给非国有企业。而有关报道称，2000年8月至今，已有70多家上市公司签订了100多份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公开披露受让方为非国有单位的就有40余家，除已获批的几家外，目前都在等待财政部审批。

从国转非的案例来看，受让方以民营高科技企业和投资公司为多，而这些民企买壳介入后，往往通过对原有公司不良资产的剥离，注入优质资产等方式，促使公司重组、转型，例如有些失去成长性的传统企业纳入民营资本后主业方向转移至医药、IT、零售、能源、环保等产业。这不仅有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也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为盘活国有资产开辟了新思路。更多民营企业入主上市公司，将为国内证券

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一方面，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把国有股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既可使原来过分集中的持股结构得以分散化，又将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从而提升上市公司业绩。另一方面，在当前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入主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对原由公司不良资产的剥离，使公司在转型后业绩出现大幅增长。

第三，除了向民营资本和外资出售竞争性国有企业外，还应大力推动高层管理者收购所在的企业，即MBO方式。“管理者收购”或“经理层收购”，从实质上来说，就是公司的管理者或经理层运用杠杆收购的方式，利用借贷所融资本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本公司所有者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使企业的原来的经营者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的一种收购行为，目的是谋求企业的下一步发展。其实质也是国有经济的民营化。广东、上海近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MBO方式极有可能成为我国竞争性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主流方式。

第四，加大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探索适合国有大企业特点的企业经营者激励方式和股票期权分配制度。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监督、约束机制逐步完善的基础上，通过试点逐步形成包括年薪制、持有股权、股票期权、补充商业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制度。实践证明，股票分配计划和股票期权分配制度是一种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和职工较为有效的长期激励制度，也是一种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逐渐过渡的明智之举。近日，国家八大机关下发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实际上就是通过将一部分国有资产量化到职工个人，从而将一部分国有经济（文件中特指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简称“三类资产”）转化为民营经济。

三、竞争性领域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与培育民营经济

以上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建议，不仅可从产权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出发进行规范分析得出，也可以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通过实证分析得到。

实证分析包括两种类型：一种利用反映历史趋势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二是利用同一时点的横断面资料进行横向比较分析。考虑我国向民营资本和外资出售国有企业、推行高层管理者收购及股票期权分配的历史较为短暂，相关时间序列的样本过于缺少，不宜进行回归分析。但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间发展的不平衡，为我们把浙江、广东、江苏、山东、辽宁（由于北京和上海的情况太特殊，对其他地区的借鉴意义不大，我们暂时不做考察。）至内地落后地区作为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横断面分析，提供了绝好的素材。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发现，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及民营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程度越高，民营经济越壮大就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

目前，浙江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处于全国前列，在各种因素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地原来的国有经济存量就不多，民营经济的发展存在巨大空间。浙江的民营经济以劳动力密集产品为主，经过早期一家一户的手工作坊的资本原始积累，进而发展成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乃至成为世界上某些单品种商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唐仁健、陈良彪，2000）。浙江民营经济依靠自身的比较优势不断发展升级，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宋学宝，2001)。

广东经济在起步阶段也是国有经济存量不多，而且有邻近港、澳地区的地缘优势，加上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优惠政策，许多改革方案率先实施，因此，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是，广东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资，而且主要是港资，其自身的本地民营经济也主要是为港资服务，目前也面临“二次创业”的问题（许卓云，1997；梁彤缨、黄建欢，2000）。从本质上说也就是发展、升级本地的民营经济。

江苏地区的民营经济目前也发展得比较好。江苏，主要是苏南地区的民营经济在早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经济，而是乡镇企业，其所有制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乡镇政府拥有大部分所有

权，其发展主要依靠社区精英（韩云，2001）。但随着规模不断壮大，产权不清的矛盾也日渐突出，乃至“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发展受阻，甚至亏损倒闭。经过产权改革的阵痛之后，政府退出，转变成民营企业的乡镇企业又焕发了生机（沈立人，1998；马奇凡，2002）。

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正是背上了这些沉重的包袱，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放慢了脚步，民营经济发展缓慢。这些国有企业的存在之所以称之为包袱，是因为它们不但低效率使用资本、劳力、人才等多种生产要素，而且为了避免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地方政府还要设法维持其生存，采取各种措施，如：暗示或明示银行为其贷款，政府采购，地方保护，行业管制等。这一切都挤占了民营经济生存、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另外，从目前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势头及中央精神来看，等待民营经济自发出现、发展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这将拉大我们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有企业与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同时进行，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将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主动培育民营经济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四、竞争性领域内的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的模式探索

国有企业转变成民营企业的模式有很多种，大都推动了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以高层管理者收购为例，广东2000年开始在国有企业中实行了大面积的管理者收购，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

80年代，MBO作为一种便利的所有权转换形式和可行的融资形式在英国逐渐大行其道，还成为英国对公营部门私有化的最常见的方式。1987年11月股票市场的崩溃对MBO的热潮也没有任何影响。相反，许多上市公司经过MBO后转为非上市公司，使资本市场更加活跃。1987年，美国全年MBO交易总值为380亿美元，而在1988年的前9个月内，美国MBO和杠杆收购的交易总值就达到了390亿美元。美联储1989年的统计调查表明，杠杆收购的融资额已经占了大型银行所有商业贷款9.0%的份额。

在中国由于改革发展的不平衡，管理者收购还存在很多问题。东方高圣投资顾问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MBO在中国发展棉铃的突出问题起码有以下数条：（1）巨大的政策风险，产权改革思想上还不够解放；（2）在先由的法律框架体系上，缺乏MBO推行的制度保证；（3）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机构发育不良使得金融融资难度大以及缺乏专业水准很高的中介服务机构等；（4）高素质企业家阶层不成熟，不仅是管理才能不够高，还包括资金力量的薄弱。在这种情况下，MBO最大的风险是内部人交易。内部人交易就是由于管理者为了获得最大利益而利用自己获得的信息，利用对自己企业架构的控制权，利用自己选择中介机构职务的方便及在董事会上的话语权，做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企业定价。然后将企业在缺乏社会监督，缺乏竞争机制的情况下，不适合的把资产转移到自己的手下。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就必须增加MBO的公开透明度，向社会公布购买方式和购买价格，并允许别人竞标。要杜绝打着MBO的牌子搞“分、卖、赏”的内部人的行为。

尽管如此，MBO确实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发生了一次耀眼的碰撞，使它可以在中国以它独特的方式向前发展，使“大股东的地位得到应有的回归”。MBO对根到底实际上也是所有制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的问题。加盟WTO要求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一定要符合国际标准。管理者持有股权是趋近于国际化、全球化的重大举措。过去搞股份制主要是通过外部来调控，从外部使得产权多元化。MBO是从内部保证管理等知识型生产要素物有所值，得到他该得的产权地位。WTO对我们的压力是人才的争夺。因为未来社会的人才是最大的资本，现在外国企业给更多的工资或者更高的待遇，特别是股权来吸收人才。如果中国的企业没有相应的手段留住人才，这是很大的损失。我们谈到国有资产不能流失，而国有资产中很大一部分是管理者，不实行MBO使人才离开，这也是国有资产流失。

通过MBO来保证我们的企业资产增值，意义重大。从四通看，MBO是一次很不彻底的“产权归位”；从美的看，MBO是“一个政府逐渐退出、管理逐渐凸现的过程”；从深方大看，是“小老板”（管理层）享受到“老板”权益的变革。MBO在中国的发展的确极具“中国特色”，MBO作为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工具变得次要，而明晰产权和制度变迁才是关键所在。可以预见，在我国竞争性国有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MBO风暴也必将到来。

国有企业改革从政企分开、到承包制、股份制，其改革的思路一直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但是作为所有者的监督职能只在事后发生作用，从而造成委托成本比代理成本对社会财富产生更大的危害。解决办法最终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身份合为一体。但此时的两权重合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从长远和更大范围看，在国有企业中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在期权激励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MBO也许是一剂最好的良药。

当然，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应该根据不同情况，设计适合自身的改革模式。

五、转变政府职能，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我国“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曾明确提出：“取消一切限制企业和社会投资的不合理规定，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权、信贷、税收、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进出口等方面，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随着WTO的保护期限的临近，对内开放的步伐也不断加快，国家计委发布的《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中又进一步规定，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适用于国内的民间投资主体，即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在实行投资优惠政策的投资领域，其优惠政策对民间投资同样适用。但现实与这些政策显然还有着一段不小的差距。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在近年来逐步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民营企业在采煤、石油勘探和石化产品、银行业和保险业、邮政、传媒、医疗药品等领域仍然难以介入。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这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度、市场竞争体制、金融服务体制和社会化服务体制等四个方面。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1）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实际地位不完全平等；（2）保护个人产权的法律规定不够明确，给民营企业财产权利的保护水平比较低，部分企业的产权归属不清，存在着戴“红帽子”的现象；（3）市场主体法律框架基本形成以后，对各个市场主体的保护尤其是私人财产的保护还只能依靠《民法通则》，民营经济的发展期待《民法典》的通过和实施。

市场竞争体制不够完善表现在：（1）政府的经济职能有些还是依靠直接调控，导致部分产业中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由此抬高了市场准入的门槛，限制了公平竞争，成为民营经济在重要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在服务业中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2）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市场监管体系还不完善，监管水平还比较低；（3）在中央政府确定扩大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范围以后，在个别具体政策或一些地方的办事程序中还存在着歧视性因素；（4）在税费、要素使用及其价格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体制性的歧视现象。

金融服务体制不够完善表现为：（1）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刚性依赖”的体制关系，而国有银行与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不兼容，造成民营经济融资困难（樊纲，1999）；

（2）民营经济多数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而这一难题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扶持来解决，而我国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3）民营企业在发行企业债券和股权融资方面的渠道比较狭小；（4）现有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创新能力差，不能开发适合民营经济的金融产品。社会化服务体制不够完善表现在：（1）政府对民营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仍然带有“各部门分兵把守，齐抓共管”的特点，造成政出多门，职责交叉，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协调机构和机制；（2）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不高，存在着服务不规范的现象；（3）社会保障体系对民营经济的覆盖面还比较窄；（4）在部分地区，户籍、人事、劳动等方面的政策还存在歧视。

以上制度性的障碍，有些可以通过股有经济从完全竞争领域战略退出而实现，而更多的是需要政府树立服务意识，不仅为国有企业服务，也要为民营企业服务，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才能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网2002年11月17日。

3． 韩云：《论初期阶段苏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第18卷第3期。

4． 杨启先：《认真搞好民营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纵横》2000年第10期。

5． 唐仁健、陈良彪：《“温州模式”再审视——浙东南农村经济发展调查》，《改革》2000年第4期。

6． 宋学宝：《“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改革》2001年第3期。

7． 许卓云：《广东经济结构需要实施战略性调》，《南方经济》1997年第2期。

8． 梁彤缨、黄建欢：《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影响研究》，《南方经济》2000年第2期。

9． 沈立人：《苏南模式改革中的所有制结构优化》，《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0． 马奇凡：《论苏南乡镇企业的嬗变与发展》，《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月。

11． 《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发文机关：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全国总工会，《经济参考报》2002年11月26日。

12． 樊纲：《克服信贷萎缩与银行体系改革》，《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资料来源：《非上市民营企业收入总额3年最快发展近20倍》http://business.sohu.com/2002年10月18。资料来源：《民企频频接盘股有股权》http://business.sohu.com/2002年9月20日。

 参阅 成思危：《四大体制性障碍瓶颈制约民企发展》。

第二篇：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国有企业改革

一、关于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改革以来，我们在体制上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所有制改革使我们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有了重大变化。经过20年改革，我国形成了四种比较典型的所有制模式。第一种是以东北几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模式，国有经济的地位还没有动摇；第二种是以广东的前期和上海的后期为代表的外资经济模式；第三种是以江苏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模式；第四种是以浙江为代表的混和经济模式。这四种模式特征清楚，对比鲜明。其中对比最鲜明的是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和浙江的混合经济模式。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在我国历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弊端造成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历史负担沉重，所以东北地区近几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许多问题，如生产效率低，下岗人员多。与此同时，浙江则不同，浙江发展很快，这与它的混合经济模式有很大关系。以温州为代表的混合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过激烈的抨击，说它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私有经济泛滥，二是商业道德沦丧，三是公益事业无人关心。20年后的今天，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了，温州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公益事业也取得长足进展，如大家集资修建公共设施，大家一致打假。从这些情况看来，国有企业多的地方，社会问题就多；相反，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发展的地方，就比较稳定。所以，所有制结构不调整，一切无从谈起。加快改革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既有利于坚持公有制，又有利于政府从面大线长的国有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真正转变职能。因此，中央下决心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让国有资本从有些领域坚决退出来。关于如何科学地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本文主要谈以下四个问题：

（一）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标。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应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有：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产业。我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不投资，则没有人愿意投资的行业；另一类是别人想投资但国家不让投资的行业。除此两类，其他行业都可以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换句话说，除此两类，在其他行业国有资本都可以退出。应该强调的是，国有资本的退出只能是“适当退出”而不是“全部退出”。前一阶段流行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的说法，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政府要通过国有资本在产权市场的自由流动来实现一些特殊目标，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等等。另外，即使在以上所说的两类行业中，国有资本也不一定要处于垄断地位，引进非国有资本也是必要的。

（二）国有经济要占优势这个理论要发展。在我看来，国有经济的调整不要有比重限制。以前我们的全民经济比重很大，我们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差点被搞垮了；现在我们的非公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国有经济减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前进。

（三）国有经济调整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到底由谁来代表？由国务院代表，但国务院是个很大的概念，也管不过来，还得由各级政府来代表。但是，各级政府不能随意调整处置国有资产，必须公开、有偿。

（四）国有资产的调整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有种说法是，借国有资产调整的机会建立经营者持大股。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要使经营者持大股，就必须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经营者的定位不一定是原有的经营者；二是不能一股独大（当然卖给私有企业主就不要管一股独大）；三是持大股不是无偿持股；四是持大股的经营者不能享有不同于职工的非市场优惠，要优惠就一定要有根有据。

总之，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将朝着两方面的目标进行，一是大量的国有资本从漫无边际的战线和领域退出；二是形成国家控制、多元化的控股格局。

其中，对于垄断性和公益性极强的行业要注意两点。第一，国家控股就可以了；第二，个别垄断的行业国家完全控制，那些带有竞争色彩的还可以进行切割，可以放开。

二、关于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搞得很早，但现在进展并不理想，搞起来的也不规范。有人前不久做过一个调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十分规范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这也许有点片面。今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在规范上做文章，主要是四个方面的规范：

（一）要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现在很多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没有权，几乎企业所有干部都由政府部门来任命，董事长不能制约总经理，总经理不能制约副总经理。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应把握三点：一要明晰企业内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这个代表在一个企业一定要是自然人，而且必须通过招聘产生，必须赋予它相应的权力；二是出资人代表要按规范程序给予董事会行使国有资产投资人职能；三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出资人代表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尽职尽责。

（二）要建立规范的产权组织形式。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要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最初的产权形态叫业主制，跟我们现在的雇主制差不多，一个人是老板，其他人是雇员，产权制度很清楚。但是这种业主制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资本有限，不能赚更多的钱，这样就引入了股份制，扩大了资本。形象地说，如果业主制是一个人的资本主义，那么股份制就是几个人的资本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末又有了发展，为了进一步放大资本，资本家把一部分股权以有偿、优惠的形式给了劳动者，使股权进一步分散，又形成了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到后来，资本经营者觉得还不够，要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股权结构还应改善，让有才华的专家学者进入董事会，成为非资产董事，即非资本董事决策企业事务。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股权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国企改革就是要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尽量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国企改制在产权组织形式方面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尽量不搞独资，如果必须搞独资的话，也要搞多个国有部门的联合独资，以避免形成垄断；二是尝试国家控股的多种股权设置。绝对控股尽量少，要相对控股，特别是搞“黄金股”的控制形式。黄金股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就是通过法律规定使企业中的极少量资本，拥有特殊的权利，在重大问题上可以一票否决。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四两拨千斤；船小好调头。如果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处置它，卖不出去就搭配着送出去。三要科学设置和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政府要给国有企业选派至少两名独立董事，以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但这方面产生了误区。一些人认为，要激励独立董事，就得给独立董事股权，因此，好多独立董事在企业持有股份。这种董事就不能叫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能在所在企业持股。那么，怎样激励独立董事呢？现在正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种办法是按上市公司的交易量提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独立董事基金，独立董事的薪金奖金从此基金中发放。这个钱还是出自这个企业。如果要搞独立董事必须把握两点，这个人一要独立，二要“懂事”。

（三）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当前我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十分混乱，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混在一起，使法人治理结构很不规范。西方的法人治理有三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关系非常清楚。我国是八架马车，老三会，新三会，再加一个经理班子，一个外部监事会，关系十分复杂和混乱。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党委和厂长的关系很难协调。有些企业即使建立了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各管理层也基本上由上级任命，各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领导、制约，最终使企业无法有效运作。近几年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没有一套合适的办法。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是理顺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四者关系。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体现中国特色，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这又是一个新课题。不管谁管干部，优秀的管理者必须通过市场机制选出。这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可以选到真正有才华的人；二是入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否则有下岗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国情是党管干部，怎么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结合？我们经过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先党委提条件并公布，再由有关部门在社会上招聘，经过筛选，剩5个或3个人时，由党委来确定。这个方案才开始试点。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走出几个误区，一是走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由国家部门指定的误区，通过市场招聘产生董事长和董事；二是走出企业的资产出资人是一个机构、一个班子的误区，变出资人为自然人；三是走出董事长比总经理大的误区，两者是不同责任的主体；四是走出照搬西方模式的误区，要把西方的东西研究清楚，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应用；五是走出副总经理由董事会决定的误区，还总经理应有的权利。在建立国有企业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任务非常重，如果把这些都搞好了，国有企业是有出路的。

（四）建立规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第一，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与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搞好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前提是经营管理者职业化和经营管理者的选择市场化。只有职业化和市场化才能解决薪金的合理定价问题和“红眼病”问题，才能使权力与责任对等。所以，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使人才选拔市场化。第二，激励与约束并举，在激励的基础上，强化约束力，不能只讲激励，不讲约束。给予激励的同时，应规定工作的目标，如果达不到目标就得处罚。处罚的方式可以考虑以现有的资产进行赔偿，由于非经营因素产生的，还要负法律责任；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企业家档案，把企业搞坏的人，要逐出企业家行列，而不是换个企业或调到行政部门当官。我曾经对一些企业家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辛苦的企业家，辛苦在于既要办企业，还要办社会，而且还不能自主办；同时，中国的企业家也是最幸福的企业家，他把一个企业搞垮了不仅不去负责任，而且还可以去当官。这都是我们的体制的弊病，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激励和约束对等，尤其是道德约束、逐出和禁入制度非常重要。第三，激励要考虑国情。一是形式上可以多样化，如采取股权激励，实行年薪制等等；二是差别不要过大，不要动辄就跟美国去比较，我们没有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还没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要着眼国情，跟自己的老百姓比。要体现差别，但不能分化得太厉害；三是应同时考虑对非经营管理者不同形式的激励，对技术贡献者，对特别的劳动奉献者，也要进行激励，因此，激励不仅仅是对企业家，还包括企业的优秀员工。总之，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重要的不在于把财产分给个人，而在于通过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建立一种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责任机制，建立为企业发展竭尽全力的责任主体。这才是我们的关键。

三、关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的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已进行了大量探索，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既适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国有资产运营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于既要保持国家对资产的所有权，又要使国有资产的运营充满活力。下一步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要朝下面四个方面努力。

（一）要解决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又无人负责的状况。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财政部门管理，企业工委管理，还有其他部门的管理，非常多。多头管理、集体管理却无人负责，致使国有企业不同程度都存在经济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企业家个人道德素质原因外，主要还是体制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查起来非常困难，问题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盘根错节。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统一的管理机构，使责任和权利集中，避免多头管理却无人真正负责的现象。

（二）要授予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处置职能，使各级政府对辖区的国有资产除特殊情况外有高度的处置权。

（三）要组建有竞争性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同一个行业，要有多个经营公司展开竞争。

（四）要依法强化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国有资产由谁管理，谁就要负起这个责任；国有资产的出资人是自然人，规定了出资人的权责利，权利到位，责任也必须到位，处罚和奖励

也要相应到位。

第三篇：民营经济发展与小城市建设

民营经济发展与小城市建设

（一）以行政级别划分城市未必好

小城镇、小城市的划分，乃至大中城市的划分，是一个模糊概念，相对性概念。仅仅以人口数量划分，未必准确。以省级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作为划分标准，把县以下作为城镇，更难以让人信服。深圳市的现代化程度我看超过了重庆，但重庆是中央直辖市，深圳市是副省级市。浙江省义乌市现在是县级市，在我看来它已经很象一个中等城市了。最近我还到了甘肃省平凉市，它是地级市，但与义乌市相比，现代化程度还较远。可它的文化内涵似乎更丰富一些。而我的老家山西省榆社县城，这些年来发展也不慢，搞了一些基础建设，但给我的感觉，它还更象一个集镇、小城镇。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什么都以行政级别来划分，这好不好？我觉得不好。现在我国已经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现代市场经济，而许多东西还保留了行政级别的划分，如副省级企业，地厅级企业，县处级企业，科级企业，甚至和尚、尼姑还有处级、科级之别，„„这种等级制概念，不仅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而且含有封建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概念，废除行政级别概念。是什么就说它是什么，不必都与行政级别挂钩。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是走向市场和发展了民私营经济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最明显的是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城市建设飞速前进。路线对头了，思想对路了，一切工作都走向正路、顺路、大路。

在这些成就中，我以为最伟大的成就有二：一是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包括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放开价格，初步建立了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使市场在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和有限资源方面发挥作用。以前有些经济学家回避市场经济概念而称为市场取向的改革，现在市场经济已成为标准用语了。我的看法，改革就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才取得了这许许多多的成绩。但我不赞成说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只能说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理由是：大批国有企业的改革还不到位，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就不能说已经建立起来。加上政府职能转换严重滞后，许多宏观管理的职能还是依靠行政手段操作；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发育也只是初步的，国有资产并没有上市交易，怎么能说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呢？我们国家在宣传上喜欢吹，老说国企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效益如何如何的好，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多年的印象往往是不好时才说好。但市场经济的改革确实是成绩很大很大，并且这种改革已经不可逆转。我们国家在这二十多年取得许多成绩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市场经济的改革。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我们才能参加世界经济的大分工，一体化进程。

二是重新出现并发展起来一大批非国有制经济，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上彻底改变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混合经济成了新的经济特色。改革开放前我国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那时的公有制，不是统包统配的国有制，便是“二国营”式的集体所有制。按照传统观点，这种公有制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坚持的结果怎样呢？不但满足不了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而且最终把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这是“文革”结束时的一个评价）。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一面对原来的公有制的具体形式进行了改革的漫长探索，这种改革直

到现在尚未到位，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又在公有制的身旁和缝隙中发展起来了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主要是“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包括发展各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些都是民间投资来办的结果。所以有时我也把非国有、国营的经济统称为民营经济。这方面的改革是最有成效的。到现在为止，它们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活力源。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增长，主要是依靠了民、私营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主要依靠国有制和老集体经济的增长，后者实际上处于萎缩状态。正因为非国有经济出身不好，但实际表现良好，作用越来越大，所以才有了十五大报告的这两句话：“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句话是以往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的，所以是一个突破。但这种突破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实际表现争取来的。有了这个实践，我才敢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应当是公有、私有并存。我们绝对不能再搞单一的公有制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应当把公有、私有都包括进来。9月4日《参考消息》译载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的一篇文章《混合经济是二十世纪最宝贵遗产》。他说，十九世纪发现了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美国、西欧和某些亚洲国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主要依靠混合经济的多种模式。我看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也要依靠“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了。多种所有制又联合、又竞争，共同发展，岂不就是混合经济吗？所以，我认为民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最伟大成就之一。

不仅如此。市场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其实是互为条件、互相依托的同一经济的两个方面。市场经济必须以产权主权多元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为依据，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又必须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为条件。没有市场，就不会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也建立不起来。前面说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可逆转，同样，中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不可以阻挡。历史将证明，中国绝对不能再搞什么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了。它们都要沿着同一的道路发展下去，由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由单个发展到混合发展。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特别是非国有制经济，应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三）小城镇、小城市建设，应以发展民私营经济为依托

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对于中小城市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杜润生同志指出，“我国是一个缺乏城市的国家，百分之三十的城市人口，与工业化程度不相适应，会引起诸多问题，绝不可轻视。”还有的学者说：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应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我很同意这些看法。

中国要改变二元化的经济结构，必须把农村大量的富余人口转移出来，办非农产业，建设城市，才能走向现代化。所以，发展各种类型的城市，特别是建设大量的中小城市，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课题，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它涉及到上亿人、几亿人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涉及到人口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等等的调整，涉及到大量资金的来源和筹措，更涉及到建设的规划和管理等等。从根本上说，它还涉及到农业的发展程度，特别是粮食生产有多大支撑力的问题。并不是想发展建设城市就能发展建设起来的。

我以为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必须以民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为条件、为依托。这是二十多年来小城市、小城镇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民私营经济，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等等。它们全是利用民间投资办的，是以民为主体的企业，老百姓的企业，非国有国营企业。在我国情况下，主要依靠国家投资来办企业，建设城市，是不现实的。今后大城市、特大城市也许还主要直接依靠国家投资来建设，但也要吸引民间投资。而中小城市、小城镇，只能主要依靠民间投资，用老百姓的钱，办企业，办文化教育事业，办第三产业，建设城市。城市不仅仅是人口的集聚地，而主要应当是大批企业的集聚地。如果说，企业是一个个现实的生产力的点，那么，城市则是生产力的群。有了众多的企业，才可以实现专业化的分工，企业之间的配套生产，公共设施的协作共用。城市也好，城镇也罢，有了众多的非农产业，才能把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带动起来，才能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才能有整个居民素质的提高，才能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大城市、特大城市可以是大中型企业为主导，但也要办众多的中小型企业，否则，就业便成问题；而小城市、小城镇，必须和必然是中小型企业为主，民私营经济为主。

我国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这种实例。

比如温州市，大家知道，温州这二十多年来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是依靠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那里国有、集体企业比重很小。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人民生活便大为改善，城市面貌也大为改观。八十年代末我到温州考察，感觉它还是一个破旧的老城，街道上大点的汽车都走不开。而十年后去看，完全变样了，高楼大厦起来了，街道、设施也象个大中城市了。飞机、火车也通了。飞机场、高速公路据说都是民间投资办的。这是一个老城市改造为新城市的实例。它依靠什么？完全依靠的是民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民私营经济成了城市发展的实际内容和有力支撑。

温州市的南面还有一个龙港市，完全是依靠农民投资办起来的。它是一个新城市，生产型城市，它的主体同样是民私营经济。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政府只是做了组织工作、规划工作，制定政策，加以引导。

至于象台州市、义乌市，同样是依靠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义乌市是依靠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民进城；城市的扩大，把周围的专业村、专业镇包括进来，变成了城市的组成部分，而向现代化城市前进的。同样是一年一变样，几年大变样。这次我到义乌开会，感到它同几年前大不一样了。还说它是县级市，我看比北方一些中等城市都漂亮，都先进。而义乌市一些民营企业，也完成了二次创业，达到现代企业水平了。

所以，建设城市，发展城市，必须同发展民私营经济结合起来。小城镇建设，要以乡镇企业的集聚为前提。乡镇企业以及整个民私营企业，太分散了不行。集聚了，才能有规模效益，才能有其他企事业的发展。现在一些地方建立工业园区，民营企业开发区等，则是引导企业集聚的好办法。

（四）建设现代化城市要坚持高标准

两年前广东提出要加快率先实现或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这次来浙江，才知道浙江也提出了类似的目标或战略。义乌市则明确提出要建设成为“现代化商贸名城”。我听了很受鼓舞。直观的感觉，这些地方确实已经相当的现代化了。高楼大厦，电灯电话，宾馆饭店，电器电

脑，车水马龙，商业服务，从表面看都很象那么回事了。我们住的“银都酒店”，据说是四星级，也很漂亮、舒适。但仔细观察，又感到粗糙一点，土一点，层次低一点。

去年，我从报纸上看到，我们社科院有位学者，在广东发表意见，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有自己的特色，标准可以低一点，不必照搬国外的模式。我坚决不赞成这个意见。难道中国特色就是低标准吗？如果是低标准，人家承认你吗？

我早在二十年前就发表过这样的观点：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概念，并且是动态性概念。要达到公认的标准，人家才能承认。不要把中国特色同高标准对立起来。在建设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是要有中国特色，也必然会有特色。大有大的特色，小也有小的特色。每个地方，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义乌市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就是特色，商贸名城也是特色。很多城市，就是靠特色出名的。没有特色就没有优势，就没有自己与其它地方不同之点。所以，强调特色是对的，要时时事事注意保持、发扬和提高自己的特色。但建设现代化城市，绝不能降低现代化的标准。

为了建设现代化城市，我还想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现代化城市还要有自己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有旅游景点，历史遗产，文化、教育、科学设施，特别是要有高素质的人才和科学管理人才。使居民不仅要有生产、工作的场所，还要有生活、休闲、娱乐场所，而且处处能受到教育，学到知识，增长见识。我这些年每次到绍兴市，都觉得它文化内涵丰富，可看的东西太多，能学到东西。深圳市这些年来的建设，文化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污染较轻，空气清爽，才能吸引国内外的许多旅游者去旅游，甚至去居住，休闲，而不仅仅是看你的“现代化”。因此，我还主张把文化科学设施等等列入现代化内涵之中。现代化城市的标准要高，内容要丰富多彩。

（五）不妨引进“城市形象”的概念

自从邓小平同志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以及“要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等论述之后，我国已经有学者建立了一个新学科——《地区形象学》，对地区形象的理论，地区形象的设计和建设，发表了创见性的主张。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建立城市形象学、企业形象学等等，研究这些主体的形象和建设。有了地区形象、城市形象、企业形象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就会有形象建设的内容的思考和战略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形象问题。形象不仅仅是外在的表象，也有内涵的深刻内容，内在的形象。问题是什么样的形象是好的形象，什么样的形象是不好的形象。形象是自然而然地形成呢，还是有意识、有目标地树立和创造。

我以为在没有“城市形象”概念之前，城市形象的形成是自发的，或基本上是自发的；有了“城市形象”概念之后，“城市形象”的建设，就可以由自发性进入自觉性，包括自觉地改变形象，提高形象，造就形象。

“城市形象”概念的内涵，不仅包括城市的规划布局，街道、基础设施的建设，房屋的建造和风格，包括交通、绿化、景点、公园，包括企业的分布与质量，特别是建立和发展一些什么类型的企业，而且还包括学校，科研单位，包括历史遗产的发掘，文化景观，城市管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文明礼貌，风俗习惯，等等。所以，“城市形象”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外在的，也包括内在的，既包括经济、政治，也包括文化、教育、科技，既包括精神风貌，也包括道德水平。

我是1949年3月当北京（当时称北平）和平解放后进城的。五十多年来我始终觉得北京确实是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学校林立，人才荟萃，历史遗产、文化景点丰富多彩，是任何城市比不上的。但我对北京的城市建设，一方面感觉到现代化水平逐年提高，另一方面又感觉到把一个古老、和谐、优美、完整风格的古都支离破碎了，实在可惜。如果当时有了“城市形象”建设的概念，有了文化遗产的考虑，也许会接受梁思成先生的建议。现在，许多地方已经看不出它与其它城市有什么区别了。至于城市卫生状况、空气质量、文明礼貌也不如前了。同群众接触最多的售票员、商店服务员普遍看不起外地人，对待乡下人的语言、面孔（很少有笑脸）、风貌，着实印象不好（上海是看不起北方人）。治安状况也不敢恭维。我把这些都归入“城市形象”的概念之中。不能不引起重视。但有些事情已经晚了。

具体建议，我主张把“城市形象”概念引进城市建设之中，作为城市的目标、战略和发展内容来思考和论证，使之具体化并力求现实。特别是要突出特色，突出景观，突出形象的建设。不仅小城镇、小城市要这样做，大城市、特大城市更要这样做。

第四篇：民营经济发展与政府管理创新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政府管理创新

摘要:发展民营经济,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选择。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政府制度创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民营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政府的制度创新,而政府的制度容纳程度决定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还存在着约束民营经济发展的行政制度和管理体制。因此,必须从保护民营经济产权、完善市场竞争制度体系、拓宽融资渠道、健全社会服务系统等方面重构制度体系,创新行政体制,促进民营经济的突破性发展。

关键词:民营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

政府的制度容纳与行政体制创新,意味着政府必须放松或取消诸多制度条款中的部分或全部,重构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规范与行政体制。它不仅指制度内容和制度手段的废除,也泛指一切容纳民营经济活动自由度的制度内容的修订及制度手段的改变。这种制度可以通过设置某种利益诱导,来激发民营企业在努力地、有秩序地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客观的结果,实现了社会公益的增长,满足社会需求。当前,政府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容纳与行政体制创新的基本思路是:重构政府制度,要体现市场规律、与市场机制相融合的趋势以及优势互补的原则,要体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政府的公正性,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管制。、营造保护民营经济产权的制度环境

一、1.健全产权主体地位平等的制度。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标志了我国在消除经济中的产权歧视方面的重大突破,为我国在法治方面确立各经济主体产权的平等地位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然而,从产权保护的力度和平等方面看,法治体系对公民个人合法财产的保护仍需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民有恒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发展的源泉。面对庞大的个人财产存量及其仍将不断增长的趋势,提供切实有效的制度保护,已经是一个关乎社会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①。如果制度仍受制于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不明确对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提供与公有财产同等切实有效的保护,势必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构成障碍。.完善民营经济产权保护的制度体系。完备而规范的产权保护制度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成功的精髓。(1)政府在贯彻执行宪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要突出强调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维护各市场主体的平等、合法权利。在立法原则上应由过于偏重管制转向注重权利与责任、义务对称,重视权利的授予和保护,重视产权保护对于构造现代市场经济信用关系的基础作用。只有保证各类性质的不同产权在市场交易中的平等权利,良好的信用关系才能得以确立,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才能真正形成。(2)细化有关产权保护的法律。有效的产权保护,必须有一系列相关法律对财产权利、责任以及遭受侵害后的诉讼、法律适用等内容的明确和具体规定。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过于简单、原则,很难实现对产权的有效保护。因此,应针对现实经济关系变化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有重点、有步骤地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使产权保护切实得到贯彻和实施。(3)清理有关法律法规。对于与宪法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该废止的要废止,该修改完善的要修改完善。有些需要“新法”与“旧法”并存法律法规,应对法律的适用做出明确的司法解释②。在当前大量经济法与民法单项法律规范已经出台的情况下,应尽快理顺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民法典,使其成为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经济关系的重要法律。

3.强化法治行政和法律监督的制度行为。我国政府的制度建设正在经历着从“法制”到“法治”的质的飞跃。强化依法行政和法律监督,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产权保护的根本保障。(1)要明确和界定政府的立法权限。没有对行政立法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就没有公正的执法基础,产权乃至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就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我国行政执法中的许多侵权行

为从根本上说源于立法主体缺乏明确和有效的权力限制,以致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效力和制约关系常常本末倒置,一些所谓的“依法行政”往往演变为“以法谋权”之类的“设租”、“寻租”行为。因此,为了确保依法行政的公正性,确保公民基本权利和市场主体权利免受侵害,必须对政府行政立法主体的权力进行相应限制和约束③。(2)要规范政府的执法行为。在执法主体资格的确立方面,执法机构的设置和执法内容的安排,应严格按《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要求,不得随意设置和安排。在执法方式上,应强调执法程序的规范性,尽可能避免以往习惯的“运动式”执法方式。当然,在经济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执法主体行为的规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实际情况的制约,但总体上看,目前存在的执法行为不规范主要还不是源于这种制约,更主要的原因是执法主体缺乏明确与足够的权力限制。因此,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制度,从根本上确保执法机关正确执法,防止其滥用权力。(3)加强司法监督。不仅要加强权力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专门机关的职能监督,而且要形成包括群众组织、新闻媒体以及公民个人监督在内的广泛社会监督机制。行政机关要贯彻行政公开原则,建立公开办事制度,使其活动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对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要坚决纠正,强化对徇私枉法行为的法律制裁。强化对各经济主体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保护的意识,重视对执法机关侵权行为的监督和制约,特别是加强对直接干预经济主体行为的监督。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尽快消除司法管辖和执行方面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弊端。

二、完善市场竞争的制度体系

1.健全公平竞争的对内开放规则。市场竞争规则是保证市场主体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竞争的行为准则。平等,首先是市场准入方面的平等。就民营经济发展而言,改善竞争的体制环境首先必须清除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④。(1)加快推进“对内开放”,取消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和限制。除极少数经过充分论证,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外,所有行业都应一视同仁地向各类民营经济开放。(2)市场准入政策思路应由“允许”向“禁入”转变。也就是说,凡是法律、法规不明确“禁入”的领域,都可以“进入”的,并且不能被“事后”追究。这一转变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产业、产品涵盖极为广泛,何况新领域不断被拓展,任何“允许”性的规定都可能挂一漏万,而且操作起来繁琐复杂;二是有利于鼓励创新。目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大量存在,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制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管制理念的原则是:只有政府认定、许可、批准了可以做的事,才是企业和个人应该做的事;凡是没有规定或没有批准是可以做的事,企业和个人要么不能做、无法做,要么做了却时刻有被“事后”宣判为非法的可能与危险。显然,这种治理原则制约了企业与个人的创新行为,同时,由于政府对权力资源的垄断,势必成为滋生腐败行为的制度基础。而“禁入”性规定的核心是鼓励创新,为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当然,对于政府规定的“禁入”领域,不能像过去那样由一个政府部门或官员决定,而应当有一整套民主和法律程序。

2.废除行政垄断性制度,打破市场的“条块”分割局面。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医疗、民航、通信、住房、水电、煤气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产品或服务质低价高的问题相当突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供给的相对不足(不排除垄断提价因素)。而这些领域恰恰几乎都是政府制度过去排斥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都是行政性垄断极强的部门,通过新的“进入者”增加供给或通过竞争机制来抑制垄断高价的“通道”基本被阻塞了。由此,整个社会都在为行政性垄断的存在无奈地支付着过高的“成本”,内需不足、过度竞争、供给短缺、结构升级等一系列经济表象问题莫不与此相联系。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我国经

济运行和市场化进程的主要障碍,抑制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现实经济中十分紧迫的问题。(1)行政性垄断的根本消除在于政府的制度创新。我国的行政性垄断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条块

分割”体制的延续,它不仅包括纵向的行业垄断,还包括横向的地区垄断或地方保护主义。与长期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寡头垄断”不同,行政性垄断普遍与“规模经济”没有必然联系,它在抑制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在不断制造着非市场竞争或行政性竞争⑤。因此在行政性垄断大量存在的条件下,不仅公平的市场竞争普遍不充分,而且所谓“寡头”垄断也难以形成。由于我国行政性垄断部门大都具有制定部门规章的权力,完全有可能以“规范市场秩序”、反“恶性竞争”或“不正当竞争”等名义,强化自身的垄断地位。因此,反行政性垄断最根本的途径是废除行政垄断性制度,加强对行政性垄断部门权力的限制与监督,并通过政府改革的深化和职能转变来实现。(2)放松民营经济的“进入”制度,打破行政性垄断的“坚冰”。在“引入”民营经济方面,应突破以往那种所谓“战略性”、“重要性”、“公益性”等笼统的产业划分的局限。政府应当介入的领域并不等于“只有政府才能介入”,重要的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就让市场去解决”。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技术进步、社会筹融资体系发达以及成本收益的变化,许多传统上只有政府才介入的领域都在转由民间资本介入。而且,引入民营经济,对于提高经营效率,缓解财政压力具有积极作用。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对于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扫除了制度障碍。但是,我国大部分传统基础领域依然维持着较强的行政性垄断,对民营企业的进入障碍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因此,要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的《意见》精神,继续推动在基础领域引入民营经济的实践,不仅要逐步扩大电讯、航空、公路、铁路、电力、水利等基础领域民营经济的介入范围,而且在传统上被视为必须国家垄断的某些行业,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垄断的层次、范围和环节做出充分论证,将能够市场化经营的部分进行必要的分解或剥离。

三、拓宽融资制度的容纳范围

1.允许存在多元信贷服务体系。我国现有信贷体系缺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层次性和多元性。对于民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大量融资需求来说,现有的信贷服务体系不仅存在体制上的不兼容性,而且在结构层次上也难以满足。因此,在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的前提下,放松政府制度的容纳范围,发展民营信贷服务机构,形成多层次、多元化信贷服务体系,是根本改善民营经济融资环境的重要措施,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放松市场准入制度,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发展民营银行,重点应发展非政府直接控制或控股的民营银行或民间银行。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控制和监管体系。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中之所以出现较多问题,并非因其民营的形式或性质,主要在于没有或缺乏有效的监管。从银行商业化经营的角度看,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客观存在。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商业银行因经营不善破产倒闭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⑥。因此,发展民营银行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风险防范和监管体系。尤其重要的是,这一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应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进程要求,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民营银行发展与监管体系完善之间的互动,才能增强开放条件下金融监管能力。

2.允许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我国融资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过于依赖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又过于依赖银行融资。因此,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今后我国拓宽融资渠道乃至根本改善现有融资格局的重要内容。(1)进一步完善全国性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我国股票市场进入了成长期,开始进入数量与功能并重的阶段。如何推进上市公司真正的“改制”,逐步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放宽市场收购限制以及发展民营经济投资机构,当是股票市场进一步完善的重点。(2)拓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融资体系的普遍特征,也是建立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由于这种需求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我国一度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产权交易中心或市场。当然,这类地方性资本市场相当部分极不规范,对其清理整顿也是必要和正确的,但完全不允许存在和发展显然有悖于客观现实。因此,应实事求是地总结成功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一些发展地方资本市场的基本原则。在加强监管和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可考虑在经济发达和市场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试验,为大量的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创造必要的条件。(3)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资本市场作为高风险市场,一般不适合公共资本直接介入。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创业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基金等机构,主要是政府及其部门组建的“官营”色彩较浓,市场化或商业化运作不足,很难真正承担起为民营企业资本运作服务的作用。在市场发育初期,政府的适当介入有合理的一面,但这种介入应以促进而非替代民间投资机构的发展为目的,市场发展的进程应该是民间投资特别是民间机构投资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在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方面,应明确以民营机构为主的思路。没有大量的和有实力的民营间机构投资者,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的风险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就难以出现和充分发挥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与资本市场发展密切相关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以及各类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必将大量出现。政府在培育和发展这类机构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重点应放在相关的制度安排和市场监管方面,即使直接“出面”组织还不能完全避免,也应在功能上有所侧重、数量上有所控制。

四、健全制度性的社会服务支持系统

随着民营经济成长和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确立,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要求越来越迫切。政府的间接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方式。虽然这种间接宏观调控与计划体制下的直接行政性管理都属于“干预市场”,但其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着眼于弥补市场的缺陷,后者属于“代替市场”。政府职能转变,关键是解决职能上“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因此,建立广泛覆盖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不仅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且是政府管理能否适应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是确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

1.政府制度应淡化所有制因素,逐步改变以往过分倾向国有企业的习惯。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而且经济越是市场化,这种作用将越是突出。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全局中考虑,是关系到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性措施。在改革方面,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不仅不应排斥民营企业的参与,而且还应鼓励民营企业通过参与重组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升级,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法律配套服务,如产权保护、股权纠纷调节、股票发行与上市等。在发展方面,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优势企业,可以是实力强大国有企业,也可以是与国有企业水平不相上下的民营企业,并在税收、要素配置、跨国经营等方面各类企业应享有平等的政策鼓励和扶持权利。

2.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发布制度。政府要尽可能使民营经济能够及时、充足地掌握其经济计划、宏观政策意图、产业政策导向等有关信息,提高民营经济的自主决策能力。政府出资建立的服务机构原则上应为非盈利性机构,其服务性质属于政府职能的延伸,其提供服务也应是无偿的。政府可通过建立和完善自身信息管理制度,确定与其职能相关的公共服务机构及相应的资金渠道,禁止这类机构利用职权垄断行政信息,搞所谓“创收”性的延伸服务和“强 制性”服务;对于营利性机构要进行“剥离”,最终彻底杜绝某些机构以公共服务名义行营利性服务之实;政府信息服务应无偿地面向全社会,并努力消除目前实际存在的所有制歧视以及部门、地区之间的信息封锁,使社会各经济主体真正能够享受与其平等纳税人地位相称的公共服务。只有这样,政府信息化才能真正起到降低而不是增加社会成本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

展。

3.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以及覆盖城镇全部职工的失业救济与再就业相结合的失业保险制度,发展和规范商业保险、社会福利事业,初步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⑦。在推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计划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职业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分离,逐步形成符合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方向的市场化竞争就业制度和非歧视性劳动力市场。

4.健全政府服务于民营企业的信用制度。世界各国一般都有专门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府制度,并且有专门的政府机构提供相应的服务。我国由于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不仅信用制度基础薄弱,而且绝大部分企业的民营性质缺乏与现有金融体制“接轨”的条件,因而政府的扶持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政府设立了面向中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的专门机构,并出台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有关措施,大部分省区和一些城市也相继成立了信用担保机构。这无疑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直接信用担保与间接支持民间担保的界定与联系,政府担保体系的稳定资金来源以及切实消除担保中的所有制歧视,政府担保运作的监督机制等。这些问题不引起重视,将妨碍政府担保对民间担保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致“寻租”和“再生”旧体制的弊端。因此,在政府担保方面,应在不断总结探索的基础上,突出其政策性和服务性,既要适应经济市场化的客观要求,又要防止其自身商业化倾向。

5.规范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制度。就发展民营经济而言,政府的体制支持至关重要,但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活动的广泛性和所需服务的多样性来说远远不够。只有在政府提供的体制框架基础上,通过培育和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其广泛而多样化的服务功能,最终形成和完善社会化服务的支持系统,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社会化服务短缺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一方面,市场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本应发展成反映业内所有企业的普遍利益要求、为业内企业提供各种所需服务以及业内企业利益协调和自律性组织,但实际上一些行业协会却办成了“准政府机关”,不仅在服务上与原来主管部门的“上情下达”无大的差别,而且基本局限于国有企业,有些甚至还承担了一定的“审批”职能。这种政府职能与市场中介组织的角色定位混淆的状况,既不利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也对形成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构成障碍。另一方面,市场中介服务本质上是信息服务,提供真实、准确、公正、充分的信息是市场中介服务的基本要求。然而,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经济关系,客观上形成了信息阻隔,这是社会越来越需要多层次中介信息服务的根本原因。惟其如此,中介组织行为是否规范,是否诚信,不仅对于信息需求主体至关重要,而且也关系到社会信用的基础乃至市场秩序的形成。在中介服务领域大量存在弄虚作假、欺骗客户的情况下,社会的信用基础必然遭到破坏,市场秩序也必然混乱无序。信息欺骗与一般商品的制假、售假行为相比,其潜在的社会危害更大。因此,在培育和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同时,应重视其行为的规范。应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有效约束和规范中介组织行为,确保中介组织严格自律,恪守诚信原则;明确各类市场中介的法律地位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中介服务中提供虚假信息、诈骗客户的行为应严惩不怠。

第五篇：民营经济发展的概况与现状

民营经济发展的概况与现状

自1978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走过了35年，从开始的基础薄弱，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从此，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发育成长。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上的支持：1979年7月7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迈出的重要一步，给中国的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市场发展空间，随着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引进，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获得了丰富的利润，使这些沿海地区因此成为我国最发达的区域。

二.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 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引入，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民营企业都是以私营、个体的形式出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企业组织形式的缺点不断出现。于是有限责任公司开始出现，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大大降低，同时企业以独立的法人身份出现，在市场中可以独挡一面，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增添了市场活力。九十年代后，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普遍出现，金融市场得到改善，企业融资变得更加方便，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提升了企业竞争能力，为民营企业走入国际市场做好了准备。随着海尔、联想、华为等大型民营企业相继打入国际市场，成为国际品牌，很多中小型民营企业也在进行对外贸易。2005年1000家中国民营企业调查发现，各类民营企业已经实现了我国70%以上的对外出口，产品销往世界各国，中国民营企业抢占了大量的国际市场，给一些国家的相关行业以打击。

35年来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得到了长足发展、壮大。至今为止国有企业经济总量下降为三分之一，说明民营经济已经成长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从静态来看，民营企业在某些领域当中起到支柱作用。从动态来看，在各个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包括创造财富、提供就业。30年来民企无论在增加就业、创造税收、提供财富、社会稳定方面都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报告》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规模持续增长，截止2011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已超过9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3600万户。报告显示，截止2011年9月我国私营企业注册金总额近25万亿元；个体工商户注册金总额超过1.5万亿元，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资金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户均注册资金逐年较大幅度增长，显示了民营经济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