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一修宪提案权[范文模版]

第一篇：初论一修宪提案权[范文模版]

修宪提案权初论一

韩大元 杜强强

提要：在宪法修改中，先有修宪提案，后有修宪行为。因此，修宪提案权决定了宪法修改的大致范围并进而奠定了修宪权的基础。对宪法修改以及修宪权的研究，离不开对于修宪提案权的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对我国宪法第64条和美国宪法第5条的分析比较，从提案机关和批准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入手，讨论了修宪提案的“时效”问题、批准时限问题以及修宪提案的撤回问题，并对我国宪法中修宪提案权运行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导言

在某种意义上，宪法的修改可以大致分为提案与批准两个阶段。在实在法上，各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一个笼统的“修宪权”，也没有把它赋予某个单一的主体。相反，各国宪法大都分别规定了修宪提案和对提案的批准，并为它们确立了不同的主体。从程序上看，先有修宪提案，而后才有对提案的批准。在这个意义上，修宪提案权的行使对于宪法修改而言似乎更为重要：正是修宪提案权决定了宪法修改的大致范围并进而奠定了修宪权的基础。因此，对宪法修改以及修宪权的研究，离不开对于修宪提案权的进一步探讨。这是研究修宪提案权的理论意义之所在。同时，各国宪法实践也就修宪提案权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有：修宪提案一经提出，在未获有效批准之前是否永不消灭?提案机关能否撤回修宪提案?一个提案机关能否对另一提案机关的修宪提案再提出修正?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示了研究修宪提案权之实践意义。本文认为，解决修宪提案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界定修宪提案权的性质。因此，本文将以修宪提案权的性质为主线展开论述。基于此，本文的结构将大致安排如下：首先，从法律关系的一般理论出发，对修宪提案权的性质作出界定。其次，根据对于修宪提案权性质的界定，讨论修宪提案的“时效”问题以及修宪提案可否撤回问题。再次，对我国宪法中修宪提案权的相关问题予以探讨。最后是简单的结论。

二、修宪提案权的性质

通常所谓“修宪提案”的表述，实际上包含了三种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的含义。一是指提案机关向修宪机关提出的物理性质的提案文本;二是指提案机关提出提案的行为;三是指通过提案行为而在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之间形成的特定法律关系。修宪提案权的性质，就表现在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的法律关系之中。

(一)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之间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

在法理学上，法律关系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其产生的主要基础就是法律规则的存在，社会关系正是经过法律的调整才上升成为法律关系。在宪法上，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宪法所确认和认可，因此，对该法律关系特征的归纳不能离开对于相关宪法规范的分析。现以美国宪法第5条和中国宪法第64条为例进行说明。

按照美国宪法第5条的规定，当国会两院有三分之二的议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提出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在得到四分之三州议会或州宪法会议(各州以何种方式批准宪法修正案，取决于国会的决定)的批准后即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而生效。十分明显的是，美国宪法赋予国会以修宪提案权，而将批准权给予了各州，显示了其浓厚的联邦国家色彩。按照宪法的规定，国会具有修宪提案权，以及决定各州采取何种形式批准修正案的权力。不过，在美国宪法实践中，国会在宪法修改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力要广泛得多。在实践中，国会可以规定宪法修正案的批准时限，也可以判断一项修正案是否得到了四分之三州的批准而生效，还可以裁断各州是否可以有效地撤销其先前的批准行为。[5]在1921年著名的Dillon v.Gloss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称，由于宪法授权国会可以提出修宪提案、安排全国宪法会议以及决定修宪案的批准方式，因此，宪法实际上赋予了国会安排修宪的广泛权力。[6]在1939年Coleman v.Miller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四位大法官又宣称，宪法第5条排他性地、完全地(exclusively and completely)赋予了国会对于修宪程序不可分割的控制权(undivided control)。[7]不过，尽管国会的权力是如此广泛，但仍然存在着国会鞭长莫及的事项。具体来讲就是，当国会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后，各州是否启动批准程序是国会无权过问的，[8]更不要说对它进行控制。换言之，各州既可以积极的马上启动批准程序，也可以消极的不作为，对国会的修宪提案不闻不问，国会并不能强制要求各州进行批准。首先，从美国宪法第5条的规

定看，宪法修正案的生效并不要求50个州都参与其中，而只要求四分之三州(38个州)的批准。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项宪法修正案的生效而言，总有四分之一的州是被排除在修宪程序之外的。它们的批准或不批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既然如此，它们的行为当然在国会的控制之外。其次，对于宪法所要求的四分之三的州而言，由于宪法将实质性的修宪权赋予了各州，因此，是否批准乃是各州自主的事，国会只能等待，而不能强迫。[9]在这一点上，或许值得引述1917年美国国会酝酿提出第18条宪法修正案[10]之际参议员Borah的发言。他说：

我们已经将修正案提交给各州，它就在各州的支配(possession)之中，我们不可以再对它进行控制。各州拥有完全的权利(perfect right)说：“我们将现在批准它”，或者说“我们将在10年之后批准它”。

[11]

我国宪法第64条呈现出相同的情形。按照该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在这里，宪法规定了宪法修正案的生效条件：首先，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才能提出修宪提案，除此之外的任何主体都无权提出修宪提案。其次，一个合法有效的修宪提案，只能由全国人大以其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而生效。这两个条件是并存的，缺一不可。因此，即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之外的主体提出的修宪提案得到了全国人大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批准，该修宪提案仍然不能成为具有宪法效力的修正案。[12]宪法第64条并没有规定，当全国人大常委会或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修宪提案后，全国人大必须启动批准程序。诚然，在我国修宪实践中，每当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修宪提案后，全国人大都无一例外紧跟着启动对修宪提案的批准程序。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个事实而认定全国人大负有启动修宪程序的义务。理由十分简单：从实然推不出应然来-这是法理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13]

综上所述，一项修宪提案的提出，就在提案机关和修宪机关就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虽然提案机关有权利提出修宪提案，但修宪机关却并不必然承担予以批准或不批准的义务。也就是说，提案机关的“权利”并不表现为修宪机关的相应“义务”。事实上，本文即将论证，一项修宪提案的提出，非但没有给修宪机关施加相应的义务，相反却恰恰使修宪机关取得了批准修正案的资格，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赋予了修宪机关以修宪的权力。

(二)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之间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二

按照各国宪法的规定，修宪机关享有宪法授予的修宪权。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修宪权只是抽象意义上的修宪权。也就是说，修宪机关并不能单纯根据其享有的修宪权，独自完成对宪法的修改。宪法的修改，其必要的前提就是，要将抽象意义的修宪权转化到具体现实的法律关系之中，使之成为具体现实的修宪权。显然，法律关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法律事实，在这里，提案机关的修宪提案正是这样的法律事实，它的提出，就在提案机关和修宪机关之间形成了具体现实的法律关系，正是它把修宪机关抽象意义上修宪权转化成为现实意义上修宪权。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尽管修宪机关的修宪权为宪法授予，但对宪法进行修改的现实的权力，却来自于因修宪提案而产生的法律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提案机关与批准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十分类似于合同法中要约人与受要约(承诺)人之间的法律关系。[14]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成立需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要约人向受要约人发出要约后，如果受要约人进行承诺，当承诺在要约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合理期限内到达要约人之际，双方当事人之间即产生合同关系。这里有两点十分明显：其一，要约人发出的要约对于受要约人没有约束力，要约人不能强制受要约人承诺。也就是说，要约的效力，“仅对于相对人予以得为承诺的权利，而非使相对人因此负担必为承诺的义务”。[15]其二，没有要约，也就没有承诺。按照合同自由原则，任何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当然享有“承诺”的权利，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要约的出现，当事人承诺的权利就只是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正是要约-这个法律事实的出现，使当事人抽象的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因此，正像分析法学家霍菲尔德所说的那样，要约人发出一个要约，实际上就为受要约人创设了一种法律权力。[16]综上可以看出，修宪提案权是为宪法所规定的这样的一种法律权力：首先，提案机关提出一项修宪提案，就在提案机关和修宪机关之间创设了一种法律关系;其次，提案机关的修宪提案权并不表现为修宪机

关的相应义务，提案机关不能强制要求修宪机关批准或者不批准。最后，修宪提案权的效力在于，它将修宪机关根据宪法而享有的抽象的修宪权转化成为具体现实的修宪权，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正是修宪提案权的行使，赋予了修宪机关以现实的修改宪法的权力。

三、修宪提案权的存续期间-所谓修宪提案的时效问题

所谓修宪提案的时效问题，就是指提案机关提出一项修宪提案，在没有得到有效的批准之前，是否因为时间的经过而丧失其效力。这个问题与另外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即，提案机关在提出一项修宪提案之际，可否规定批准该提案的最后期限，超过该期限，即使批准亦为无效?这两个问题都是美国修宪理论和实践中久有争议的问题。下面首先介绍美国有关此问题的争议，然后进行对修宪提案权存续期间问题的分析。

(一)修宪提案权的存续期间

在美国宪法史上，曾经前后发生过三起关于修宪提案时效问题的争论，其中的两起形成了具体的争讼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因而借此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思路。1917年，美国国会在提交各州批准的第18条修宪提案中规定了批准时限，从而引发纷争，是为Dillon v.Gloss案。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一个修宪提案，必须充分反映同一时期的民意，如果各州不能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批准一项修宪提案，相反各州彼此批准的时间拖得很长的话，由于不能反映同一时期的民意，所以应当认为批准的时效已经消失。关于修宪提案的时效，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出了“同一时期的民意”标准。不过，在此问题上最高法院的态度似乎有点首鼠两端。在1939年的Coleman v.Miller案中，最高法院又改变了看法。此案由国会提交各州批准的“童工修宪提案”[17]而引发。1924年，国会向各州提交了“童工修宪提案”，但是直到1931年，该提案总共得到了6个州的批准。1934年美国“新政”的实施，使得该提案的前景柳暗花明。从1934年到1937年，又有22个州批准了该提案。在这22个新批准的州之中，堪萨斯州议会曾经在20年代通过决议，拒绝批准该提案。当1937年该州议会又一次进行批准表决时，参议院分裂了，20名议员赞成，20名反对。之后，由副州长兼任的议长投下了关键性的赞成票，批准了该提案。反对该提案的18名参议员和3名众议员不服，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该项修宪提案从1924年提出到1939年堪萨斯州议会批准，间

隔长达13年，早已经过了时效。他们在州最高法院败诉后又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在判决中一方面引述其对Dillon v.Gloss案的判决，认为修宪提案存在时效问题，一方面又认为，修宪提案的时效究竟应该有多长，是一个应当由国会进行判断的政治问题，作为司法部门的法院无权对此作出判断。不过，与美国宪法第27条修正案[18]的批准过程相比，前述“童工修宪提案”真是有些小巫见大巫了。第27条修正案被人称为美国宪法上的一件奇事。[19]1789年，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了由麦迪逊起草的12条修宪提案，提交各州批准。各州批准了该提案中的第3至12条，共10条，是为现行美国宪法第1到第10条宪法修正案，又称为“权利法案”。在“权利法案”生效之际，该修宪提案中的第二条仅仅获得了6州的批准，由于没有达到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州的批准而没有生效。在此之后的将近百年时间内，该条提案似乎处于“冬眠”状态，人们好像忘记了曾经存在过这样的一条修宪提案。1873年，似乎为了引起人们的关注，美国俄亥俄州议会批准了该提案。但不久它又被人们抛之脑后。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认为该条修宪提案早已没有进行批准的必要。例如，美国杜克大学法学教授Dellinger就自信的宣称，该修宪提案早已经“死翘翘了”(simply died)。[20]我国学者荆知仁也认为，由于该项提案所要解决的问题早已解决，因此它已成为“不必要的死案”。[21]不过，历史没有按照学者们的意见发展。1982年，德科萨斯州立大学一位名为Waston的学生在其学年论文中主张该提案仍旧能够、并且应当被批准，不幸的是他的论文成绩只得到了个“C”。在此之后，Waston开始向各州议会的议员们写信，呼吁批准该修宪提案。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多个州批准了该提案。终于到了1992年5月7日，密歇根州成为第38个批准该提案的州，从而达到了宪法要求的四分之三州批准的要求，该提案经历了202年，终于成为美国宪法第27条修正案。

美国宪法第27条修正案一经出生，旋即引发了又一次关于修宪提案时效问题的无穷争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一项修宪提案，在经过了长达200多年的岁月之后，是否还能够被批准。在第27条修正案之前的所有修正案，从国会提出到各州批准生效的时间最长也不过4年，202年是否有点过长了。而且，在国会提出该修宪提案之际，密歇根州并不存在。

第二篇：修宪权

修宪权 理论依据即修宪权，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思想家西耶斯关于宪法创制的主张。特定宪法修改机关有权修改宪法或者修宪的合法性就在于宪法赋予其宪法修改权。所谓修宪权，是依照制宪权而派生的低于制宪权而高于立法权的修改宪法的权力。修宪权的特征为：在性质上是制宪权的派生权，因此修宪权应该受到制宪权的制约，不得违背制宪权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在效力上低于制宪权而高于立法权；在功能上在于平衡宪法安定性与可变性之间的相互矛盾。根据人们主权原则，修宪权属于人民，即全体国民，因此修宪权行使时必须充分反映人民意志，并且充分尊重宪法程序。不过现实中，各国家为了统治秩序和宪法秩序安定稳固，总是通过宪法规定，将修宪权赋予宪法制定者或者是依照宪法的规定享有宪法修改权的国家机关或其他特定的主体，真正全民享有修宪权的很少。我国的修宪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的修宪权属于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扩展阅读：

 1

〔日〕芦部信喜著，高桥和之增订，林来梵、林维慈、龙绚丽译：《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343页。

 2

思想政治必修2 政治生活

第三篇：2018修宪解读

宪法增删改各条内容的原因解读

(一)主要考虑是：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党章修正案已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理论指引，其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已被实践所充分证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已经形成高度共识。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已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宪法中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一起，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明确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把“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有利于从宪法上确认这一重要理论成果，更好发挥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我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二)主要考虑是：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丰富和完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奋斗目标。作这样的修改，在表述上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一致，有利于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把握规律、科学布局，在新时代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齐心协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不懈奋斗。

(三)主要考虑是：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党依法治国理念和方式的新飞跃。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于 2015 年7月1日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作了修订，将宪法宣誓制度在宪法中确认下来，有利于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也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

(四)作这些修改，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就更加完整。(五)主要考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中国梦，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奋斗。只有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实现中国梦才能获得强大持久广泛的力量支持。

(六)主要考虑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七)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为我国发展拓展广阔的空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八)主要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宪法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角度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规定，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九)主要考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作这样的修改，贯彻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十)主要考虑是：这次征求意见和在基层调研过程中，许多地区、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呼吁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的有关规定。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与会委员代表在这方面的呼声也很强烈。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党章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没有作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宪法对国家主席的相关规定也采取上述做法，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

(十一)增加这一规定，有利于设区的市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制定体现本行政区域实际的地方性法规，更为有效地加强社会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规范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行为。

(十二)作上述修改，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贯彻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部署，也反映了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的新变化以及 工作的新要求。

第四篇：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的提案（精选）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的提案

摘要：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案第1404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案 由: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的提案 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理

提 案 人：李朋德,高吉喜,郭华东,孟安明,韩康,马利,揭新民,潘碧灵,李莉,梁留科,杨元喜

主 题 词：法律,立法 提案形式：个人联名 内 容：

根据党的十八大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和当前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迫切要求，建议对宪法做如下修改：

1、在“序言”第七自然段“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加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2、将“序言”第七自然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3、在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增加“人人都有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同时也有为当今和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

一、生态文明入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生态文明建设入宪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并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党的意志和重要的执政理念。为了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有必要在我国根本大法——宪法中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

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是应对生态危机、改善生态环境的需要。当前，我国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日益突出，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2012年四川什邡、江苏启东等地接连发生的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山西长治由苯胺泄露引发的严重污染事故，2013年1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连续出现的大规模严重雾霾天气，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忧虑，凸显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是转变发展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的需要。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造成我国目前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所在。生态文明建设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作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途径，倡导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布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既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也符合“法律生态化”的要求，即以有利于保护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为指针，对现行法律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修改、补充和完善，使国家根本大法体现时代要求。

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并强调把生态文明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将“五位一体”总布局在宪法中加以体现，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二）生态文明建设入宪的可行性

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有现实基础。我国宪法在第二十六条第一段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有先例可以参照。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写入党章。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了宪法。党的十八大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了党章，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环境权入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环境权入宪的必要性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充分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环境权是公民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是免于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环境权写入宪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环境权入宪是国家保障人权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在广大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公民环境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在宪法中确立公民的环境权利迫在眉睫。环境权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与其他已经拥有宪法基本权利地位的人权具有平等性。环境权入宪能够提高环境权的权利位阶，加快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转变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于2001年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已包含环境权的实质内容和要求。环境权入宪能够显示我国对履行国际公约的重视态度。另外，随着国际上以环境议题为中心的国际条约和区域协定不断涌现，环境权入宪的政治性也不容忽视，对于我国开展环境外交有着重要意义。

环境权入宪是转变环境保护与治理方式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推行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方式，公众参与程度较低，其根源在于公民的环境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环境保护与治理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纵观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环境状况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出现了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拐点。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接近这一水平，但环境状况却未得到根本改善，一些方面甚至仍在恶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公民的环境权仅作为一项应有权利而非法定权利，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使环境权法律化，使其能充分发挥健全环境法律体系、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调动公民环境保护积极性的作用。没有公民的支持和参与，国家的环境管理将是管不胜管，防不胜防。环境权入宪有利于提升生态破坏和污染受害者维权的法律依据高度及提高其维权意识，可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方式的转变。

环境权入宪有利于减少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一方面表明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增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公众的环境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环境诉求无法通过合法渠道得以解决，转而采取过激行为维护自身环境权益，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在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确立环境权，将有利于在单项法中把环境权进一步展开和细化，使公民正当环境权益得到维护，环境诉求得以通过合法途径得以主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环境权入宪有利于在我国宪法中形成完整的社会权体系，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我国宪法规定的社会权有劳动权、受教育权、获得物质帮助权等，缺乏环境权的社会权体系是不完整的，也不能完全体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环境权入宪可以作为吹响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号角的标志。生态文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可以说是对现有生产、生活方式革命性的改变，需要借助权利的表述形式。环境权是生态文明新时代最好的权利表述形式。

（二）环境权入宪的可行性

环境权入宪有现实基础。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已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为环境权入宪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内部支持。国务院于2009年和2012年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均已将“环境权利”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体系之中。我国已有10余部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了环境权，这些立法虽然效力与层级较低，但也表明环境权法律化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为我国的环境权入宪积累了经验。我国《环境保护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但其第一条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事实上隐含了环境权的内容。环境权凝炼而明确地表达了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环境权入宪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保护法自身发展的需要和结果。

环境权入宪有先例可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权入宪已经成为全球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和潮流。截至2006年，已有法国、俄罗斯、南非、巴西、韩国等53个国家通过新制定或修改的方式对环境权予以了宪法确认。这为我国的环境权入宪提供了借鉴。

环境权入宪有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保障。环境权的实现需要相关配套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保障。我国已经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影响评价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确立了公民的环境信息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和环境诉权。这为环境权入宪之后环境权的实现提供了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基础。

来源：中国政协网

第五篇：修宪讲座讲稿

尊

崇

宪

法

保

证

宪

法

实

施

——《宪法》讲座讲稿

授课人

XXX

3月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继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后，我国宪法迎来的又一次修改！

一、修改宪法的重大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修改宪法，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宪法修改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自2004年修改宪法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又有了许多重要发展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需要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

宪法修改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全面依法治国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宪法修改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立了国体和政体等国家的根本制度，确立了国家的根本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标等国家生活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我国宪法是一部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后，一直处在探索实践和不断完善过程中。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后，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发展，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进行了4次修改。通过4次宪法修改，我国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紧跟时代步伐，不断与时俱进，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力推动和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宪法应该坚持与时俱进，更好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对我国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是必须的、适时的，是符合宪法发展规律、符合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的。

二、宪法的五次重大修改

回顾64年来，自1954年首部宪法通过，我国宪法一直处在探索实践和不断完善过程中。1982年宪法公布实施后，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发展，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进行了5次修改。

（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进行了最重要的议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第一部宪法，是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下，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和全国1.5亿人的广泛讨论后制定颁布的。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首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此后，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分别对宪法进行了两次大规模修改。

（二）我国现在用的哪年宪法——“八二宪法”

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制定一部符合时代和国情的新宪法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历时两年，1982年12月4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3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迄今为止宪法最后一次大规模修改，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

1982年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由“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徽、首都”5章组成，共138条。从内容上，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序言；重申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在结构上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提到了“国家机构”之前，更好地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1982年后，我国又由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对宪法进行了四次小规模修改，今年是第5次修改。

回顾前几次宪法修订的内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确立私营经济法律地位。

根据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的权利和利益。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大量私营经济和多种所有制形式出现，可并不受法律保护。

1988年，宪法进行了第一次小规模修订，这次修订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改革开放的需要。

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立法上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政策，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也自此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土地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市场，1987年至1989年出现了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为了使土地买卖合法，1988年宪法修正案对此也进行了修改，土地使用权商品化首次获得法律承认。

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为中国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同年秋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二年（1993年），宪法迎来了第二次小规模修订，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明确写入宪法，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也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在1999年第三次修宪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定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同时，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宪法第十一条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新篇章。2004年修宪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进行了第3次修改：

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三）依法治国贯穿于历史宪法修改全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是比较注意法制建设的。不仅制定了1954年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规、命令，还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遵守革命法制，依法办事。比如“五四宪法”中第十八条就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第八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1982年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可以说在宪法中确立了法治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都一直十分重视以法制保障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秩序。20世纪末，随着一系列基本法律的陆续出台，国家法治基础已经具备。1988年8月至1995年，提出了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也初步形成。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正式将“依法治国”写入了宪法。而这也为后来“人权”入宪打下了基础。

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有宪法专家分析认为，把“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这充分表明宪法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前提。依法治国是在宪法下的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是以尊重宪法的权威为核心的法治国家。没有宪法，就不可能有法治；不实施宪法，也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四）以人为本写入宪法

进入新世纪，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我们党和国家对依法治国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这是历届宪法修正案中修改条数最多，涉及内容最广泛，最贴近人民切身利益的一次。

这一次修改最重磅之一的就是“人权”入宪，从1954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虽然一直都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并没有明确地讲到人权。

2004年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再加上同时修改的征地补偿入宪、私有财产入宪，更是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2004年宪法修正案，宪法第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现行宪法通过四次修订之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出重要作用，作为公民的我们也从中不断得到实惠。

三、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具体内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才具有持久生命力。为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需要对现行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

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对宪法适时作出必要修改。为此，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由张德江同志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同志任副组长，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

根据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部署，2017年11月13日，党中央发出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意见的通知，请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在精心组织讨论、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宪法修改建议。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共提交书面报告118份。受党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梳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共提出修改意见2639条。宪法修改小组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确定的总体要求和原则，深入研究、扎实工作，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修改形成了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审议了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12月12日，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就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反馈书面报告118份，共提出修改意见230条。党中央还以适当方式征求了党内部分老同志的意见。

1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党外人士提交了书面发言稿10份。

2018年1月2日至3日，根据党中央安排，张德江同志主持召开4场座谈会，分别听取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党委（党组）负责同志、智库和专家学者、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负责同志对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的意见和建议。与会同志提交书面材料52份。

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宪法修改的决策部署，一致认同这次修改宪法的总体要求和原则，完全赞成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认为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总体上已经成熟。一致认为这次宪法修改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有机统一，对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宪法保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致赞成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部分；一致赞成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宪法第一章《总纲》条文部分；一致赞成对国家主席任期作出新的规定；一致赞成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加一节“监察委员会”，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名称、人员组成、任期任届、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作出规定；一致赞成对宪法序言和条文部分作出的其他修改，包括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充实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历程的内容，充实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关系的内容，充实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增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增加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等等。

对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宪法修改小组认真汇总梳理，逐条进行研究，对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作出进一步修改完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审议了修改后的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

2018年1月18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张德江同志就建议草案向全会作了说明。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1月29日至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二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宪法修改小组副组长栗战书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就中央修宪建议向常委会作了说明。会议讨论了中央修宪建议，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宪法修改工作的决策部署，一致赞同党中央确定的这次宪法修改的总体要求和原则，一致认为中央修宪建议是成熟的。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中央修宪建议为基础，拟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经会议审议和表决，决定将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的规定，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赞成2958票，反对2票，弃权3票。

本次宪法修正案（草案），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21条修改，其中11条同设立监察委员会有关。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确立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同时，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念”。

作出以上修改的主要原因是，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党章修正案已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理论指引，其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已被实践所充分证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已经形成高度共识。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已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宪法中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一起，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明确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把“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有利于从宪法上确认这一重要理论成果，更好发挥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

（二）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此相适应，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三节第八十九条第六项“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后面，增加“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

作出以上修改的主要原因是：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丰富和完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奋斗目标。作这样的修改，在表述上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一致，有利于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把握规律、科学布局，在新时代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齐心协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三）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主要考虑是：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党依法治国理念和方式的新飞跃。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同时，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作出以上修改的原因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于2015年7月1日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作了修订，将宪法宣誓制度在宪法中确认下来，有利于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也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

（四）充实完善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作这些修改，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就更加完整。

（五）充实完善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关系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修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作出以上修改的主要原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中国梦，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奋斗。只有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实现中国梦才能获得强大持久广泛的力量支持。

将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修改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与此相适应，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四条第一款中“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修改为“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作出以上修改的主要原因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六）充实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将“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以上修改的原因是，有利于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为我国发展拓展广阔的空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七）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作出以上修改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宪法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角度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规定，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八）增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作出以上修改的考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作这样的修改，贯彻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九）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删去。

作出以上修改的原因是，这次征求意见和在基层调研过程中，许多地区、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呼吁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的有关规定。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与会委员代表在这方面的呼声也很强烈。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党章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没有作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宪法对国家主席的相关规定也采取上述做法，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

（十）增加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增加这一条规定的原因是，有利于设区的市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制定体现本行政区域实际的地方性法规，更为有效地加强社会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规范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行为。

（十一）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

为了贯彻和体现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精神，为成立监察委员会提供宪法依据，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节后增加一节，作为第七节“监察委员会”，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名称、人员组成、任期任届、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作出规定。与此相适应，还作了如下修改。

（1）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三条第三款中“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修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2）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3）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4）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十二条第六项后增加一项，内容为“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在宪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后增加一项，内容为“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在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项中增加“国家监察委员会”；在第十项后增加一项，内容为“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中“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将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6）删去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八十九条第八项“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中的“和监察”。删去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中的“监察”。

作出以上修改，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贯彻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部署，也反映了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的新变化以及工作的新要求。

四、深入学习贯彻宪法

此次宪法修改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我们要认真学习，抓好贯彻落实。

第一，尊崇宪法，牢固树立宪法权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工作。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全社会都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权力来源于宪法法律，权力受宪法法律约束，严守权力边界，规范行使权力，接受人民监督。作为公民要充分认识，宪法法律既是保护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第二，学习宪法，把握宪法精神实质。学习掌握宪法，是贯彻实施宪法的前提和基础。要学习宪法文本，精读宪法序言和条文，准确把握宪法的核心要义，深刻领会宪法的基本精神。要把学习宪法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结合起来，同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奋斗的历史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宪法的深厚根基和丰富内涵，深刻认识宪法的至上地位和最高权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三，宣传宪法，切实增强宪法意识。要深入宣传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我国的国体、政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宣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基本内容，切实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增强全体人民宪法意识，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要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入宣传宪法的重大现实意义，使全社会深刻认识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法制保证，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