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和政策选择

第一篇：郑永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和政策选择

郑永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和政策选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11年04月11日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中国收入分配现状：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也将中国和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分配结构区分开来，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即使是比起金砖四国(BRIC)，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仅仅略低于巴西，而高于俄罗斯和印度。

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灰色收入”实际上并未计入官方统计，使得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最富阶层的收入水平。根据王小鲁博士过去三年对灰色收入所作的系统取样和研究，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大大高于根据官方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远超过0.5这个危险临界点。根据王小鲁的最新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家庭所占有。

近10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急剧增长。经济学家们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惊人的估计。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了私人财富的45％以上。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

与很多人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除去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差距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垄断密切相关。例如国有能源、电信和运输行业的正式员工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补助，就构成了家庭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社会福利体系的过度市场化，例如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过度产业化，在导致分配体系扭曲的同时，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国独特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就包括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扭曲的国内经济结构(内需不足)，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日积月累的系统性政治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和年轻人群体当中，这种收入不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为严重。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网络舆论中充斥的不满情绪，更反映在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和修改最低工资条例，缓解贫富分化并减轻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不过，这些政策目前的成效并不很大。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发展规划》中，中央政府宣布要系统地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改革分配体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虽然我们尚未看到这些政策细节的出台，但这些新政策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点。

经济不平等的结构性起源

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产业和所有制形式下经济效率的差别。现在，人们日渐认识到，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比如，工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非绝对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是地位的高下、行业垄断和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致。这种情况在“灰色收入”主导的收入格局中就更加纷繁复杂。灰色收入是指在正式收入之外的，未计入国民收入统计的那部分家庭收入。对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灰色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要大于50％。

如果我们对比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国有垄断行业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来源。各种研究均表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全国各行业都是最高的。平均下来，一个垄断行业的正式员工的工资加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4到10倍。对于任何一个央企而言，一般一个人的年均劳动报酬大约是12万，这比全国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4～5倍。众所周知，这并不是因为垄断行业本身效率要比其他行业更高，员工比其他行业更勤奋，而是由于国有资源的垄断收入所致。这些资源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本来应该是归一般国民所享有。

比起垄断行业员工，公务员系统和部分事业单位员工的灰色收入也不遑多让。多年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级)财政的急剧扩张，再加上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寻租行为的猖獗，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已经是今非昔比，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实际收入的增幅。而一般单位和私营企业员工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

格局下，一方面要面对组织化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国家的支持，而且又没有可靠的工会组织，最后拿到的只是维持温饱的基本收入。即使是在《劳动法》颁布这三年以来，普通劳动的实际收入增长仍然低于GDP、垄断行业与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这恰好证明妨碍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制度因素尚未革除。

中国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权钱”结合与过度市场化的“渐退”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根据中国家庭收入统计项目1998-2002的资料，以福利市场化为标志的上一轮社会改革就严重损害了中下层的利益，大大抑制了大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据估计，如果把国有单位的住房福利这部分隐形收入算进来，那么早在2002年房价激增之前，住房补贴就导致了16％的城市收入差距。当然，在房地产泡沫的驱动下，现在这一比例更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住房补贴只是各种隐形补贴的一种。同理，权力位置也给予公务员阶层，尤其是政府官员更多的额外获利机会，这就必然导致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恶化。

更重要的是，工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换句话说，这反映了劳动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相反，企业利润(尤其是垄断利润)、各种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资源)和国家税收一直在加速增长，除了用于积累和投资以外，这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正如王小鲁推测，高收入家庭绝大部分的灰色收入并非劳动收入，而很可能正是从这些渠道中获取。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比官方数据更严重；这种差距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综上所述，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我们必须承认，强势的国家(实际运作上是各级的“代理人”)是主宰中国“财富蛋糕”分配的关键力量。我们可以把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工资总量(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90年代初，税收和工资占GDP比重都从15％开始下降，而月工资的比重下降得比税收要缓慢，但90年中期来，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工资的相对停滞，已经导致财政收入达到GDP的20％，而工资总额却进一步下降到10％。中国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就是显而易见的。“内需不足”也自然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

收入差距的社会与经济影响

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经济机会分配问题也是近几年来边疆省份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例如2008年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事件。当小部分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少数民族青年，不能很好地整合到现存市场经济结构之中，他们对经济意识更强、机会更多的汉族人就容易怀有敌意，误认为汉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与他们对机会垄断相关。

另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以及底层民粹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仇富”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分配不均和公正缺失的一种病理学反应。近年来，围绕着“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财富和权力继承，网上讨论不断，激烈言论层出不穷。富二代和官二代往往被视为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地位不公的标本，频繁受到中下层的激烈批判。而事实上，这只是社会经济差距拉大的一种集中反映，在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存在于富人阶层、官员和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通过经济增长得到消解，一旦增长停顿或者物价失控，就难免爆发。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收入分配调整的远景：体制改革和提高劳动者收入

调整收入结构的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借助劳动市场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当务之急。这不仅仅涉及分配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而且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科学发展观”的方向发展。这种方案的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利益集团之一的政府本身，不必从自身寻找初始动力，而是通过适应市场向市场借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中国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近年来，虽然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调整分配格局，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取经。

事实上，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选票)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绝对不够的，政府能直接影响的，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要真正改善劳动者地位，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所以，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政府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工人只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快速地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收入的逐步提高。

当然，顺应市场力量，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够全面改革分配体制，进而引领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这就包括：限制国企垄断和恶性扩张、引入民间力量改革金融体制、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加强技术教育、建立官员收入申报体系以及我们现在热烈讨论中的税制改革。通过这样的整体性改革，扭曲的经济结构能够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灰色收入(垄断和权力租金)也能从源头上得以限制和管理。最终，中国的税收体系也将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向渐进的直接税转型，收入分配也被纳入国家力量的控制之下。本文节选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的背景报告

第二篇：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中国收入分配现状：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大大高于根据官方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远超过0.5这个危险临界点。根据王小鲁的最新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家庭所占有。

1.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2.2.收入高低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密切相关

3.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法则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战略也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4.由于人们占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不同,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客观上也会造成人们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差距｡

5..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甚至负增长,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6.非公有经济内部分配机制决定的内部收入差距､非公有经济和公有经济之间的工资悬殊,造成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个趋势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7.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大量不合理收入

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1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2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结合的分配原则

3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

4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严厉打击以各种方式获取非法收入和不正当收入的竞争行为,对垄断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加强对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力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

5.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6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还要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正确处理工资和就业之间的关系

第三篇：当前中国就业状况和政策

当前中国就业状况和政策

摘要：据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发布就业报告显示，全球金融危机远远没有结束，中国的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中国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确定了关于“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中国政府最终通过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改革深化、都市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保障体制的整备等促进就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千方百计的增加就业，扩大就业规模，努力致力于把失业率抑制在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就业；形势；政策

早在2006年11月８日国家发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2010年）》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仍将存在，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到201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劳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1000万左右。纲要”指出，体制转轨时期遗留的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尚未全部解决，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和关闭破产过程中职工分流安置的任务繁重，部分困难地区、困难行业和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仍然存在。高校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力就业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和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凸显出来。劳动者整体技能水平偏低，高技能人才严重缺乏，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周五公布今年首季城镇人口就业情况。一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09万人，一至三月新增就业303万人，完成全年900万指标的三成四，而城镇登记失业率则是4.1%，与去年底持平。

现下，中国正在努力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

发展经济，调整结构，积极的创造就业岗位

通过经济的发展扩大就业。中国政府把始终坚持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的任务，把失业率的抑制和就业职位的增加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并且彻底实行内需扩大的方针，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和通货政策，由于国民经济平稳，维持了格外快的发展速度，积极的调整经济结构，对于就业提高经济成长的推进能力。

为了使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起来，扩大就业途径。以最终服务业的发展作为就业扩大的主要方向，使地区社会的服务、饮食、物流、观光等的职业种类发展起来，鼓励尽可能多的增加这些业种的就业职位。两千零二年，中国政府大规模的发展第三产业，开拓原有的服务业领域的就业职位，是旅游业发展起来，制定增加就业职位的扶助政策，重点开发地区社会的公益性的就业职位，帮助临时失业人员和其他的就业困难的人的在就业，把就业促进放在中心位置。

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起来,鼓励扩大就职途径。中国政府重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强大,并且有一定性的好处,在市场上，加大力度吸收必要的劳动集约型产业和企业，特别是就业容量大的私营和个人经营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吸收的劳动力占城市范围的就业增加人数的约百分之八十。两千零二年八月，中国公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进而规范化和推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多种多样就职形势发展起来,并且增加就业途径。中国政府用多种多样的方式鼓励实现就业，并且积极使劳动派遣机构和就业基地发展起来,在多种多样的就业上，提供服务和帮助。政府制定关于非全日制雇佣和临时就业者医疗保险等的就业政策，确立劳

动关系、报酬支给、社会保险等的关联制度。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保障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整备公共就业服务系统，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

构筑以市场作为方向的就业机构。中国政府积极地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把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主体，把劳动者作为供给主体逐步确立地位。同时，调整和推进社会保障制度、住宅制度、户籍制度等的改革，是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客观性的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市场机构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发展和整备公共就业服务系统。一九九零年后半年以来，中国政府加大力度致力于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建设、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的确立。现在，大中型城市以及一部分整体条件好的小城市，在市和区中扩大设立了把公共职业介绍所作为窗口的服务设施。在地区级以上的城市，在地区上，大体上都设立了劳动保障设施，并且，最后整备了就业网络维修保养。在全国近一百个大中型城市，制造了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根据市和区的就业服务机构间的计算机，实现情报网络化，并且，在一部分的城市，信息网络已经连接到地区。全国八十九个大中型城市每个季度都发表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需求的分析情况，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性配置和职业训练事业的发展方面，起了指导性的作用。政府鼓励和规范化民间职业介绍所的发展。到两千零三年末，在全国各种各样的介绍所合计有两万六千家，其中，各地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运营的公共职业介绍所有一万八千家。公共职业介绍所每年为共计两千万人提供就业服务，共计一千万人能够就业。

整备失业保险制度。一九八零年后半年，中国确立了失业保险制度，根据失业者提供失业救济和失业医疗补助金，管理失业者，提供服务，在失业保险方面，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起了非常的作用。一九九年一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失业保险条例》，进而整备了失业保险制度。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两千零三年的全国失业保险基金的收入是二百四十九亿元，支出是二百亿元，转入余额是三百零四亿元。到两千零三年末，全国失业保险加入者是一亿三百七十三万人，年末的失业保险领受人数达到了415万人。

促进临时失业人员的再就业

中国长期处于劳动力供给过剩的背景下，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传统产业的从业人员很多都下岗了，从一九九八年到两千零三年，国有企业的临时失业人员达到了两千八百一十八万人，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下岗职工再就业促进政策，加大力度开发就业职位，着实提供再就业服务，增加再就业资金的投入，为了再就业，强化技能训练，积极地引导临时失业人员的就业观念的转换。从一九九八年到两千零三年，中央财政为了国有企业的临时失业人员，支出了七百三十一亿元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在两千零三年，经过全国的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四百四十万人的临时退休人员能够再就业，在这其中，男性满五十岁以上，女性满四十岁以上的就业困难的人有一百二十万人。

设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中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在包括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设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职工提供基本性的生活保障，支付代替他们的养老、医疗等的社会保险金，同时，提供一次就业指导，三次就业信息服务，一次免费的职业训练。

实行税金、费用减免和小额担保贷款的扶贫政策。下岗职自己找工作，从事个体经营人员，免除三年的关系税金费用的征收，自己找工作，自主创业的下岗

人员，提供小额担保贷款，政府设立担保基金，财政方面提供利息补贴。

实行社会保险补贴金和税收减免政策。对于增加就业职位，雇佣国有企业的临时失业人员的各种服务型企业和商务贸易企业，政府提供社会保险补贴金，为了奖励企业雇用许多的临时失业人员，每年增加就业职位，对于在新增加的雇佣人员中，临时失业人员达到了百分之三十的服务型企业、商务贸易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小企业以及地区的小型加工企业，减免三年的税金。通过再就业援助，帮助就业困难的人。把有就业能力和就业热情的男满五十岁以上，女性满四十岁以上的就业困难的下岗人员作为就业援助的主要对象，提供及时工作岗位等多种帮助。政府投资开发公益性的工作岗位优先让就业困难的高龄者先就业，地区级开发的公益性的工作岗位，让原来的国有企业就业困难的高龄者先就业，政府支付社会保险补贴金和工作岗位补贴金。

奖励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剩余从业人员的配置改变。国有大中型企业脱离主要业务和辅助业务，转变辅助业务的体制，奖励剩余从业人员的配置的改变。转换体制的企业和其经营的经济实体配置的剩余从业人员达到了一定比例的情况下，减免三年企业所得税。

强化对于失业人员的就业服务。各地区的公共职业介绍所为下岗人员提供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等“一系列式”的服务，免费的进行职业介绍和职业训练，利用现代信息网络，为下岗人员有针对性的提供就业信息。对于自己找工作，自主创业的下岗职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设立特别窗口，提供工商登记、纳税业务、劳动保障事务代理等“一系列式”的服务。为了提高下岗人员的就业能力，进行多阶段、多形式的再就业训练。对于有创业条件的人，进行创业训练和开业指导，提供规划、顾问、跟踪等服务，培养先创业的人，进而促进更多的人就业。

整备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关系的协调和稳定

确立《三条保障路线》制度。一九九八年以来，中国政府把国有企业的临时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内容确立了《三条保障路线》制度。设立了包括下岗职工在内的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下岗职工在同一中心可以得到最长三年的基本生活费用。三年期间满离开中心后没能就业的下岗职工和其他的失业者，加入社会保险，缴纳规定数额的保险费的情况下，根据规定可以得到最长两年的失业保险金。城市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的下岗职工、根据规定可以享受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通过《三条保障路线》的成立,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障、再就业紧密联结在一起。

强化社会保障服务。中国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在企业和事业体上积极的摸索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一九九八年以来，制定了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制度，促进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下岗职工离开企业的时候，它到社会保险费缴纳年限和个人帐户继续被保留，再就业后继续加入养老保险的同时，合计出根据规定缴纳保险费的人前后缴纳保险的年限。对于非全日制、临时、弹性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就业的下岗职工,根据其就业的特点初步制定了适合的社会保险和劳动管理制度方法。

构筑新的类型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国政府在“双方自主协商，政府依法协调”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构建，通过劳动契约积极地推进树立劳动关系制度的确立。劳动契约制度已经在城市的各个企业被广泛的实施。政府和企业不断强化员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功能，整备职工民主参与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积极摸索

签订集体合同制度、奖励推动。两千零三年末,在全国集体合同契约 六十三万 五千件被系结,这些合同填补一百二十七万家企业和八千余万名员工。其中,缔结关于工资的集体合同的企业有二十九万三千家公司,这些合同完成了三千五百七十九万名员工的就业。中国开始全面构筑符合本国国情的政府、工会、企业三者相协调的机制的构建，交流和协调关于和劳动关系有关的重大问题。现在，全国三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的三者劳动关系协调会议制度被确立，地区级的三者协调机构设立了五千零六十二个。与此同时，中国确立了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法律诉讼制度，记载了以劳动纷争为法律的处理轨道。

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利。

中国的法律、劳动者的就业、根据民族、种族、性别、宗教的信仰的不同，规定了不能有差别待遇。中国的法律, 严禁未满十六岁周岁的未成年人的雇佣,在我国严禁使用非法童工、严格取缔和处分介绍童工工作的行为。中国政府更加致力于执法监督,企业关于法律、认真的执行和监督法规的平等就业的规定, 纠正劳动力市场的各种差别对待行为,禁止在媒体上登载和播放差别的招聘广告。同时,提高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在舆论方面创造出良好的氛围,支持和鼓励劳动者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劳动就业权益。中国政府不断完善有关职业安全与卫生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在一九九年颁布了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标准,其认证工作全面展开。两千零三年,国务院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 两千零四年一月一日起开始施行。

参考书籍：《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走向市场的中国就业》

——姚裕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01出版

《中国就业60年》

——赖德胜 李长安 张琪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 2010-01出版

第四篇：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分析(毛概论文)

毛

概

论

文

姓名：王mm 班级：商本0902 学校：轻纺美院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摘要：我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经济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随着CPI系数的增长，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却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出现了社会成员间、城乡居民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局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一个凸显的社会矛盾。

关键字：收入差距 分配现状 应对策路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一）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国际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越不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我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目前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2004年，占城市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占有45%的城市财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8年基尼系数又上新高，已达到了0.65，显著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水准（0.4），并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中也处于很高水平。

（二）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1，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1，我国是其中之一。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为2366元，这其中包括40％的实物收入，实际的现金收入在1800元左右。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的现金要备来年生产资料之需，这么下来，农民手中真正用来购买消费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当年城市居民人均

收入是6860元，是农民可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在6﹕1之间。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

（三）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1978年改革以来，尽管各地区人均GDP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而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2﹕1﹕0.86。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的扩大，说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渐增大。

（四）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资料显示：1987年我国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1991年行业平均收入最高与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99倍。而到了2008年，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行业相差已超过10倍。这说明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已经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1978年起至今，电力、煤气、金融保险、房地产、烟草等行业成为国有经济中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行业。这类行业的收入要比其它行业的收入高出2～3倍。且在工资增长速度方面，高收入行业要比建筑业、农林牧渔业等行业高出很多。

二、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的原因

（一）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

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方式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平等、公平的竞争原则,使得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市场中的不完全竞争、产品的行业性垄断使得石油、电信、电力能源等行业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润，这是导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体制改革不到位

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大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体制改革不但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且也为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

开辟了广阔空间。“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既带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造成了人们生活富裕程度的差别。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明显、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三）区域间收入差距拉大

自然环境是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环境常常会导致区域间的收入差距，这也会致使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差异。东南沿海一带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先天优势，每年都可为当地创造大量的税收，因此地方经济相对发达。另外由于东部地区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较早，因此经济结构相对较为合理，这也是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传统的城乡经济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并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农村消费市场的与城市消费品市场的等级在不断拉大，农村需求结构得不到提升，必然影响与需求有关的供给结构。总之，由于旧体制依然存在，因此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有了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三、解决我国当前分配差距的方案

（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国应该将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放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来，以保证整体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可以利用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加大再分配等措施积极构建“中部大、两头小”新分配格局。并且，还有必要针对国有企业实施限薪措施，防止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

（二）建立工资管理机制

最低工资制度是劳动和资本间分配关系优化的重要前提,能够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而，在制定科学合理工资指导线的过程中，应该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建立起政府主导、工会推动、劳资互助的协商处理模式。

（三）积极调整再分配机制

首先，增强再分配支出力度。对于城镇居民基本的福利、补贴应采取货币化措施,针对农民的养老、医疗保险等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尽最大努力提升新型农业技术含量、提升规模农业的竞争力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其次，改革税收分配制度。国家需要制

定一套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分配制度，保证个人收入规范化、合理化的实现。在法治层面，立法机关应该积极推动税收方面的法律制定工作。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必须坚持公平原则，将重点目标定位在高收入人群。尤其是对于高收入行业的从业人员，全面做好征税规划,严厉处罚逃税、漏税等非法行为。在税率方面，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实情及时做出调整，以保证我国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再次，建立完善的第三次分配体系。为鼓励富裕阶层积极投身于公益、慈善事业,要适当减免捐款的所得税,以此缓解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四）加大教育、医疗、养老体制方面的改革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国比较重视经济发展，但对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社会体制建设和发展重视不够。近年来，国家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发展政策，但并未取得十分理想的效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惠及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老百姓不敢轻易地将历年来的积蓄花出。

（五）加大农村改革力度

1、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样可以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

2、加大农业支持，增加农民收入。继续完善当前的各种惠农政策,各级政府应当定期组织农民参加农业知识培训，引导农民进行规模经营。

3、户籍制度改革。要建立积极的公共政策，主动接纳农民进城，构建新型的现代城市户籍制度。

看来综上，防止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已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任务。首先是激发人们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需要；其次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及时协调各种社会利益矛盾的需要；最后是加快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结构的需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点来解决改革攻坚阶段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就必须采取实际措施防止利益差别超过应有的界限、促进利益关系规范化。

第五篇：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探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探

2012-12-07

摘要：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 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加强收入分配收入改革，如何尽快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符合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要 求的收入分配新体制，也成为当前及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重点关注的课题。本文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入手，编撰相关专家学者观点，对对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的途径进行探讨。

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按 照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一般应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几个环节。简单地说，分配是生产的结果，而且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市场竞争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的形式和结果有着决定性地影响。这表明，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对市场竞争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 排必须进行改革。也只有深刻地认识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全面性和诱发性，才能真正使此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取得成功。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以 计划经济为主，基本实行平均分配的国度。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处在0.3以下的水平。改革开放之后，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基尼系数开始突破0.4，目前已达0.45以上的水平，跨入收入分配较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1.城乡分割制度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第一大因素，根据有关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差距可以解释全部收入分配差距的40%以上。很显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拉大城乡差距的罪魁祸首。即使是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由于身份的不同而受到种种歧视。人保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049元，仅为同期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30%左右。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保罗·海登斯 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大之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3.5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农村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极为低下；二是农村投资和资产的回报率通常很低。

2.僵化的土地制度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实 现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强调土地制度的改革，因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两个要素，第一是国土，第二是人民。而土地又是涉及每个人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财富分配形 式。现在看来，太多的人穷是因为没有房，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主要困难就是没有房，很多人富也是因为拥有多套住房和土地。而房子涨价，是因为房子下面的地价 涨了，所以土地问题是一个关键。我们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就是从土地问题上突破的，土地问题突破了，联产承包制取得成功了，大家对改革的信心有了，保守的力量就让位了。如果土地问题没解决，吃饭问题没解决好，80年 代的城市改

革根本搞不起来。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矛盾，贫富两极分化，可以说有一多半都是土地带来的，现在的社会事件有一半以上也是因为土地纠纷导致 的，贪腐相当大的一块也是跟土地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把土地的概念再宽泛一点，包括矿藏可以说都是土地资源。因此，土地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政治的焦点，未来的 改革必须从土地制度入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由 于现行的土地所有权都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民对自己使用的土地缺乏有效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在土地被征用时无法获得应有的土地转让收益，致使大量的土地溢价 流入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腰包。有专家曾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所有权市场化后的潜在收益。根据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土地自由贸 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根据对历年数据的测算也发现，从1952年至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535亿元，其中仅在2002年当年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858亿元计算。可以想像，在当前土地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农民从土地转让过程中应该获得的收益将更为惊人，而真要把这些收益归还给农民，那么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势必大大缩小。

3.市场竞争体制的缺陷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中 国市场竞争体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在同一个市场经济竞争体系中，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根本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垄断企业凭 借强大的垄断力量在获取资源和资金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进而攫取高额利润。在内部人的控制下，又存在巨大的高福利、高工资冲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 多非垄断企业市场竞争激烈、生存环境恶化，致使员工工资福利欠佳。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在居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起基础作用。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公平性，决定了居民收入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同时，完全竞争市 场在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垄断的出现使得垄断者具有左右市场交易的市场力量，使市场交易不再具有公平性和平等性，使得居民初次 收入分配过程不公平。我国的垄断主要是政府授予特许权而禁止其他竞争者进入造成的，特别是在电力、电信、铁路、航空、烟草、石油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 业。国电公司的总资产约占整个电力行业总资产的60%以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总资产约占整个石化行业总资产的近50%；全国的烟草产业则全部归中国烟草总公司管理。垄断企业在利用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不断增加本企业职工薪酬，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

二、十八大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目标：人均收入翻一番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实现这个目标，不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达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从中国的现实看，未来1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在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是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形成的过程。加快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将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就业机会。同时，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将使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和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尚全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将“二〇二〇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要靠改革。如果抓住机遇，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10年就有可能继续保持7-8%的中速经济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如果丧失机遇，就很有可能使得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 过去我们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如说GDP翻一番、翻两番，完成得都很好。然而，现在经济进入了长周期的减速区，未来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党在关键时刻明确提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这种知难而上的勇气值得充分肯定。同时，在GDP翻一番的同时，居民收入却不能够保证翻一番。“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次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同时翻番，在GDP翻一番的同时要保证城乡人均居民收入也翻一番，这两个翻番结合在一起，要求更高了，这是十八大报告的一个突出亮点。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 张辉 “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 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收入 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收入分配改革破题路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为实现2020年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建议加快教育结构调整，提高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突出人力资本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的重要作用；尽快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日程表，争取经过3～5年 的努力，初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一部分农民在真正融入城市后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尽快改革征地制度，保障农民征地谈判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 中的分配比例，为一部分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创造条件。应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 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并且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居民收入倍增是向城乡居民倾斜、向劳动者报酬倾斜条件下的倍增。应当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并略快于GDP增长；加快建立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确保劳动者报酬

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确定缩小城乡差距的约束性指标，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2.8：1以 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过程中能否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权益，已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之

一。这就需要：严格限制经济适用房的受益范围，把住房领 域的公共资源主要用于中低收入者，建立完善以廉租房为重点的住房保障体系，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推进住房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城乡、不同群体基本公共服务 制度的统一，尤其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的制度统一；努力缩小财政用于不同社会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差距，并建立公开的约束性指标。截至2011年底，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5.37万 亿元。国有资本能否适应全社会公益性的需求推进战略性调整，对于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迟福林建议，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 退出，投入到公共产品领域；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调节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系，尤其是涵盖国有企业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 红，从制度上确保国有资本的公益性。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保罗·海登斯 从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能的方向来看，初次分配中改革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工资的正帯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二是降低垄断及国有企业对中小 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三是降低垄断国有企业的薪酬水平，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阶段中，一是改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收益分享制度。二是公共资源出讥收益 的全民共享机制。三是收入的税收调节。四是增加财政转秱支付的力度。还有其他配套改革

1、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2、减少“三公”消费以及灰色收入部分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第一，要果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坚决拆除导致城乡分割的藩篱。历史经验证明，放松户口管制、允许农民向城市自由转移，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应尽快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身上的各种福利功能，还原其人口登记和管理的基本特 性，发挥公共财政为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使户籍制度改革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中国改革 开放的“突破口”，曾经发挥过具有历史影响的巨大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土地制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尤其是不能保证土地使用者的最终所有权，也就无 法实现他们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确权活动，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明晰的土地所有权，才能保障农 民自由耕种的权利，也才能加强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农民才能真正享受到土地转让和土地增值过程中的利益和好处。第三，尽快打破市场垄断格 局，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那么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而让广大人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 也就难以实现。垄断企业的改革应重回“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轨道，采取多种措施遏制垄断力量的无序膨胀。有必要强调的是，仅从工资指导线上进行 “限高”的规定，恐怕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限得住垄断企业的高工资。关键还在于必须逐步开放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调节工资上的作用，弱化权力在工资分配 中的主导地位，这才是对垄断企业工资“限高”的治本之策。第四，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公平的社会保障不仅对再分配具有积极作 用，对初次分配也至关重要。根据专家的测算，如果

社会救助制度覆盖面能够直接惠及10%的人口，则贫富差距的缩小幅度会增大一倍以上；如果国家财政支出中有30%用于社会保障及相关福利，则转移支付的力度会扩张一倍以上；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以后的全口径支出占到GDP 的25%左右，则意味着国民财富有1/4 是 通过这一制度安排来重新分配的，它对于平抑初次分配的差距和弥补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将起到重大的作用。第五，推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堵塞各种灰色收入的 漏洞。权力寻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痼疾，也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的根源之一。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公开透明的干部收入制度是防止腐 败、遏制寻租现象泛滥的有效手段。应加快完善干部个人收入和财产的申报制度，构建党纪、国法、舆论监督的体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使经济体制改革与 政治体制改革相互协调和促进，在改革中创造一个“阳光型”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尚全 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但目前内需消费不足、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等问题，表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必须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坚持国有经济的正确定位不动 摇，必须使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断提高，让民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其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监督权、有尊严。未来的改革须坚持打破行政垄断，国家必须下 决心在石油、电力、电信、金融、铁路等行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加快构造有效竞争格局；要推进垄断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 业参与竞争；要坚持公开、公正原则，保证垄断行业改革规范有序进行；要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把主要职责放在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 争环境上；要加强立法，提高反垄断法可操作性和执行透明度，通过积极开展反垄断法的实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 许善达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应该重在增量上，重在增量上还应该重点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减税也好，要给低收入群体的税降低，给他们增加收入。此外，还是 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更多的吸引各种发展的资源，改善资源利用的效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税收政策、工资政策、社保政策都应该更多的向低收入群体倾斜。这 样一个思路是比较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