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和政策选择

第一篇：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和政策选择

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和政策选择

葛道顺

2012-9-19 14:44:56 来源：《学习与实践》(武汉)2007年3期第120～123页

【作者简介】葛道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多方来源数据描述了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探讨了我国企业捐赠存在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发展我国企业捐赠的相关政策选择。总体上看，我国90％以上企业自成立以来有过捐赠，而且民族企业的捐赠优于跨国公司。影响我国企业捐赠的基本因素，不仅表现在政府和社会对企业捐赠的战略缺乏合理预期，而且表现在民族企业的捐赠行为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和尊重。所以要端正认识，确立民族企业在社会公益领域的主导地位。

【关 键 词】企业捐赠/民族企业/跨国公司/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07)03-0120-04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慈善事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在我国，企业捐赠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对于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企业参与公益捐赠的现状

企业捐赠一直是我国公益事业善款的主要来源。以抗击非典疫情为例，民政部门收到的社会捐赠中，绝大部分来自企业。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捐赠参与度十分高，而且民族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捐赠优于跨国公司，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90％以上的企业自成立以来有过捐赠

从企业层面看，多数企业自成立以来有过捐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01年委托国家科技部科技发展促进研究中心对中国筹募市场进行的调查显示(以下简称四城市调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城市共436家企业向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捐过款的比例分别为28.8％、78.7％、27.1％和28.3％，总体为41.0％；向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捐过产品或物资的比例分别为50.0％、58.7％、64.3％和86.4％，总体为64.9％[1]，合并计算的话，有过捐赠的企业比例远远高于64.9％。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公司与社会公益”课题组(2000～2007)[2] 委托上海统计局在2000年问卷调查了上海503家企业(以下简称上海调查)，发现其中456家即92.4％的企业自成立以来有过捐赠行为[3]。

向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捐赠只是企业捐赠的一部分，因此，企业向社会捐赠现金、产品或物资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四城市调查的41.0％和64.9％。另外，按照国际一般涵义，企业捐赠还应该包括劳务支援、技术和岗位培训以及智力支持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这样，有过捐赠的企业比例还会大幅增加。整体上看，上海调查发现“92.4％的企业自成立以来有过捐赠行为”，较为接近中国企业捐赠的现实。

第二，民族企业的捐赠表现优于跨国公司

相关的研究和统计数据表明，民族企业的捐赠表现优于跨国公司。其一，民族企业的捐赠比例高于跨国公司。四城市调查发现，“1999年国内企业捐赠比例为48％，跨国公司捐赠比例为42.3％；2000年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捐赠比例分别为59.9％和26.3％”，民族企业的捐赠比例明显高于跨国公司。其二，民族企业的捐赠水平高于跨国公司。上海调查揭示了这样的现实：1999年民营企业的捐赠水平(捐赠额和营业收入的比率)最高，为0.87％，国内股份制企业也较高，为0.70％，跨国公司(三资企业)较低，在0.62％～0.5％之间[4]。《福布斯》中国慈善榜再次验证了这个事实：2004年度，民族企业(民营企业)前10名捐款额都在1000万元以上(1，008-3，447万元)，而跨国公司前10名捐款额只有一家略多于1000万元(400-1150万元)；2005年，捐赠金额排名前25位的跨国公司在华捐赠总额为16，995万元，而同样排名前25位的中国大陆非国有企业(不包括港、澳、台企业)的捐赠总额为60，302万元[5]。

总体上看，无论是从参与捐赠的广度(企业的比例)，还是从参与捐赠的深度(捐赠的水平)去衡量，民族企业的表现都优于跨国公司。

第三，民族企业的捐赠更多地指向传统慈善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公司与社会公益”课题组2001年至2003年还对中、外企业捐赠的理念和行为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跨国公司和民族企业的捐赠范式显著不同，跨国公司的捐赠属于互利性捐赠，88％的捐赠价值具有公关、市场拓展、顾客和雇员关系维护等商业作用；民族企业的捐赠属于他利性捐赠，79％的捐赠价值指向了救灾、扶贫、支边、助学等传统慈善领域[6]。

这种差别从下面两个事例可见一斑。其一，在举世瞩目的抗击“非典”捐赠中，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投资性公司工作委员会17家会员公司(都是国际著名的顶级跨国公司)向国家卫生部捐赠财物1892万元(捐物1880万元，捐款12万元)，而联想集团一家就捐赠了1000万元现金。其二，美国某制药公司10年内在华所参与的社会捐赠项目一共有29个，累积4600万元人民币，其中仅有5个项目共280万元是在公司涉足的药品、医疗服务等领域以外[7]，也就是说，该公司10年间对中国社会公益捐赠中的94％同其产品、医疗服务市场拓展相关，而该制药公司仅2004年在美国本土就捐赠了价值共计12亿美元以上的现金和等价物，占2003年收入的21％[8]。这是跨国公司捐赠所采取的一个典型策略。

并不是外资公司小气，而是外资公司都有自己长期的紧扣企业和品牌核心价值的捐赠方向，对与企业生存无关领域的捐赠，尤其是应急性捐赠很难通过程序决策的认可。民族企业的股东身临其境，更能以救民族危难、更能以民族大业为己任，从而挑起慈善捐赠的大梁，如在“神六”飞行项目中，8家民营企业和2家国有企业的总赞助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9]，这就是血浓于水的铁律。

二、影响我国企业捐赠发展的两个基本因素

不少人认为，限制我国企业捐赠发展的主要瓶颈是税收优惠问题，所以政府相继出台了对十余家基金会和众多领域捐赠税收全免的政策，但是企业并不是为了免税才捐赠，而且很少有企业的捐赠会超过3％的免税额限制。所以，争取到了全额免税资格的慈善机构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募捐额大幅增长的现实。实际上，影响我国企业捐赠的基本因素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企业捐赠的战略缺乏合理预期

企业捐赠，并不是越多越好，企业捐赠需要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根据股东、市场和社会三方平衡的法则，如果一个企业捐赠过多，必然会影响企业再生产，从而影响就业、税收和社会福利的增长。总体上看，企业捐赠的适宜水平主要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以及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政策所决定，并不随公益部门的筹募期望而增长。美国是典型的多元主义和自由市场国家，政府责任范围很小，所以社会部门强大，社会捐赠突出，社会公益机构掌握的财富占到了GDP的近10％。但世界上只有美国是这样，法团主义传统的欧盟国家、东亚的日本和韩国都没有走美国之路，它们的捐赠也是十分有限的，主要慈善机构的主要资金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以我国香港为例，香港慈善团体2005～2006年的72.5亿元收入总额中，社会捐赠仅占6.5％，而政府拨款占了79.0％[10]。所以，采取盯住美国的社会捐赠谋划是不恰当的。发展慈善事业，不是简单地和社会捐赠的多少画等号，一味指责企业捐赠少更不是明智之举。在企业与社会公益方面，必须根据中国现实合理预期企业捐赠，要鼓励更多的企业根据自身条件适度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而不是鞭笞少数企业大比例捐赠。

第二，民族企业的捐赠行为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和尊重

提起企业捐赠，很多人都片面认为民族企业不如跨国公司，以下两个推论不科学的数据误导了这种社会认知。其一，某地一个民间公益组织通过抽样查看工商纪录的方式推论并在慈善界发布了“我国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的调查报告[11]。在中国，这种通过调查是否有工商或者税务纪录来反映企业是否有过捐赠的做法十分不科学。如果我们通过税务局的免税纪录来推断公务员社会捐赠的参与率，那么结果更可能不到1％，因为几乎没有人捐款后会去税务局申请个人所得免税，而事实上，绝大多数公务员在单位或社区参加过各种捐款、捐物活动。其二，某电视台根据中华慈善总会2004年“所获捐赠的70％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的收入报告，推论出“我国慈善事业十年：仅有15％捐赠来自大陆富豪”[12]，该报道以点概面，同样远离了客观状况[13]，因为中国慈善总会只是我国近1000家慈善基金会组织中的一家，它的善款来源并不能代表我国慈善捐赠的结构。这两个似是而非的数据被不少专家学者和官员引以评价民族企业的捐赠不作为，反映出国内对我国民族企业社会捐赠的不公正认识和评价，民族企业的公益行动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

三、简短结论和政策选择

以上分析足以表明，我国企业捐赠的参与面不仅超过了90％，而且，是民族企业(民营企业)而非跨国公司才是我国企业捐赠的主角。其实，一个国家的崛起，无论在市场领域，在公共部门，还是在公益领域，从历史到现实，都要依赖民族企业的力量，民族企业才是承担国家强盛和民族福利的脊梁。坚持这一点，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第一，要端正认识，确立民族企业在社会公益领域的主导地位。2004年，我国民营企业创造的产值超过了国家GDP的60％，就业规模超过了城镇就业量的70％[14]。在社会公益方面，民营企业的表现也遥遥领先，各级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可否认，一些顶级跨国公司在中国慈善领域一掷千金，但同时必须看到，它们的兴趣主要指向与企业生存发展有关的领域，而且在总体上，跨国公司的捐赠比例和水平低于我国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民族企业。慈善机构的领导人更应端正态度，虚心向民族企业家学习。现在一些慈善机构的领导人出来讲话，很少感谢他的捐赠人，而是言必称：“美国的盖茨一个人就捐了几百亿美元”。这种慈善机构很难得到民族企业的信任。

第二，要给民族企业进入社会公益领域创造更加平等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长期以来，跨国公司的平均所得税率是11％，而民族企业的税率是它的两倍，民营企业更高。另外，民营企业还承担了更多的其他社会负担，有关统计表明，民营企业“交费、摊派和公关招待三项费用与所有制分红之比达到190∶100”[15]，民营企业可谓忍辱负重。全国工商联2005年4月所做的763份调查问卷表明，民族企业迫切需要解决融资渠道、执法环境、行业准入、权益保护、税费负担、政府沟通、土地使用政策、舆论环境、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方面的问题[16]，社会舆论赫然名列其中，成为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因素，可见对民族企业在捐赠领域的不公正评价和待遇并不是偶然现象，为民族企业发展护航任重而道远。

第三，要建立健全慈善信息统计和慈善评估机制。因为缺乏统一、完善的慈善信息统计制度，我们目前对慈善、特别是捐赠的现状和特征的把握、认识和评价是不全面的。我们目前的慈善捐赠水平究竟是多少？恐怕远远超过慈善会系统给出的占GDP的0.05％[17] 这个数据。理由是，除了慈善会系统外，我国还有众多的公益捐赠渠道，中华慈善总会只是全国具有全额免税资格的20多家基金会中的一家，每年募集资金在七、八千万，成立十几年来募捐总额为十多亿元，在数额上并不能代表中国捐赠的总体规模。如据中国光彩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6月，先后有18723家民营企业参与了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光彩事业项目13544个，到位资金总额达1069.96亿元，为1176.27万人提供了扶贫帮助；有19003家企业参与了各项光彩公益事业的捐赠，捐赠总额达130.83亿元[18]。除此之外，除了向制度化的各级慈善机构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捐赠外，还有大量的捐赠是通过单位、社区[19] 等各种非制度化途径完成的，这些捐赠目前没有统计，所以首先要建立健全慈善信息统计制度。另外，迫切需要建立非营利评估机制，对公益机构的非营利性、公信度和执行能力进行评估，对捐赠者捐赠事项的公益性和减贫效果进行定期分析，以促进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广泛合作，引导企业对慈善领域、特别是贫困群体的关注。

注释：

[1]中国科技发展促进研究中心：《中国筹募市场数据报告》；葛道顺、杨团：《中国筹募市场发展咨询总报告》，2001年，提交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未公开发表。

[2]本课题由福特基金会资助，课题主持人：杨团；课题执行人：葛道顺。

[3][4][10]卢汉龙：《企业捐赠调查报告》，载于马伊里、杨团：《公司与社会公益》，华夏出版社，2002年。

[5][11]资料来源：福布斯中国网站：http: //。

[19]如据不完全资料统计，截至2005年，北京市社区内捐赠款物价值达25151401.29元，笔者根据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数据资料计算。^NU1

第二篇：我国中小企业信息化现状和政策建议

我国中小企业信息化现状和政策建议

党的“十七大”提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进一步明确了信息化对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建立，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作用。中小企业是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力扶持中小企业信息化是《2006年-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和战略目标。

一、中小企业信息化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为全面了解我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中小企业信息化的政策措施，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产业部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合对全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编制了《中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报告（2007）》。国家统计局为此次调查选定了26022家样本企业，共收回有效问卷9200多份。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已经基本度过起步阶段，开始进入大规模普及阶段。中小企业对信息化最为紧迫的需求是要解决市场与营销问题，占到被调查企业的52.7%，明显有别于更多关注长期效益、管理控制、战略发展的大企业。17%的企业提出内部管理方面的需求，13.3%的企业关注客户管理的需求，11.2%的企业具有生产与研发方面的需求。因此，中小企业信息化需求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一是迫切需要通过信息化了解市场信息，增强经营销售能力；二是希望通过信息化手段发现更多客户，拓展供应链；三是利用信息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四是将信息技术用于企业管理，及时掌握经营情况，提高工作效率。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思想观念方面，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对信息化的作用、效果在认识上有误区，对政府支持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措施了解不够。我国中小企业PC普及程度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也低于亚太其他一些国家，如泰国和菲律宾。二是对信息化培训的重视程度较低，调查中，仅有10%的企业派人参加过信息化培训，其中，企业领导参加培训的只有8.9%。三是在技术应用方面，虽然有高达80%的中小企业具有接入互联网的能力，但用于业务应用的只占44.2%。只有16.7%的企业拥有自己的网站，14%的企业建立了企业门户网站。网站主要用于发布信息，其次是开展电子商务。只有9%的中小企业实施了电子商务，4.8%的企业应用了ERP。四是在发展环境方面，社会服务体系还不健全，覆盖面较小，服务内容不完善，面对中小企业信息化存在的资金、人才、技术等困难，除信息服务、技术支持外，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形成服务网络。

二、中小企业信息化的发展环境情况

推动中小企业信息化，除中小企业自身要提高认识外、增加投入之外，政府也要积极营造发展环境，提供服务，这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我国企业信息化的经验总结。

政策法规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继《电子签名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之后，《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先后出台，信用管理、在线支付、组织机构代码管理、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研究正在全面展开。

技术标准环境建设逐步完善。截至2006年，我国已制定发布信息技术方面的国家标准732个，行业标准118个，已经基本覆盖信息技术所有领域。信息产业部制订了《企业信息化技术规范》体系，包括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规范、产品数据管理系统（PDM）规范、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规范、协同产品商务系统(CPC)规范、制造执行系统（MES）规范、办公自动化系统（OA）规范，为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

指导。发布了《二维条码网格矩阵码》（SJ/T 11349-2006）和《二维条码紧密矩阵码》（SJ/T 11350-2006）两项二维条码的行业标准，是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二维条码码制标准。

财政税收环境建设有所改善。在中央财政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电子商务发展的专项资金计划中，安排了支持中小企业信息化、中小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内容。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也体现了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自主品牌、促进信息化发展等内容。一些地方设立了专项扶持资金，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优惠政策，不同程度上改善了当地中小企业信息化投入的环境。

信用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得到重视。社会化信任环境、监督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全国各类征信机构发展较快。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已实现全国银行间联网查询；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建立了拥有近600万户企业基本信息的共享数据库；国家税务总局正全面实施“金税”工程三期建设，目标是实现对纳税人进行综合管理和监控；全国整规办建立了“中国反商业欺诈网”，归集和公开市场主体的负面信息；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建立全国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

电子政务服务带动了中小企业信息化。2006年，随着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运行，我国政府已形成自上而下的电子政务网站体系。各级政府以网站为手段发布政务信息，实行政务公开，为企业和公众办事服务，扩大社会参与，密切了与企业和社会的联系。

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一是电信运营商凭借其独特的网络资源优势，实施综合业务转型，大规模带动了中小企业低成本、低风险迈入信息化门坎。二是产业集群发挥中小企业高度集聚的优势，由信息化领先企业成批带动其他中小企业实施信息化战略。三是骨干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形成产业链信息化的整体优势。四是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发展推动了信息技术在中小企业的普及与应用。五是应用服务提供商（ASP）模式具有节约应用成本、简化实施过程、提供专业服务等特点，受到很多中小企业的欢迎。六是信息化人才的教育培训和知识普及力度不断加大，多层次、多元化、多形式的培训活动非常活跃。七是大型IT企业和社会各类服务机构强强联合，建立服务联盟，成为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情况

2005年8月，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国务院信息办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遵照“政府倡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原则，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共同启动实施了“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制定指导意见，开展课题研究。会同科技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关于强化服务，促进中小企业信息化的意见》。先后完成了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报告和全国中小企业信息化调查报告，以及有关促进中小企业信息化政策、服务体系、评价体系、电子商务等多个课题，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

（二）发挥大企业优势，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引导和支持大型IT企业发挥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建立服务联盟、搭建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召开信息发布会、中小企业博览会等，宣传和展示针对中小企业特点和需求的适用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

（三）调动社会资源、引导推进活动。举办信息化发展论坛，研讨中小企业信息化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鼓励行业协会、中介机构、新闻媒体根据中小企业信息化的特点和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巡回演讲、技术指导、技术讲座、案例分析等丰富多彩的推进活动，普及信息化知识和技能，推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开展信

息化建设，提高技术应用水平和效益。

（四）加强公共服务，推动信息技术应用。由国家发改委主办的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网络体系，每天网上发布信息上千条，并举办了四届网上百日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共有10万多户中小企业上网发布了招聘信息。在中央财政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等资金计划中，安排了支持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内容。

四、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的政策建议

从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走中国特色的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政府部门要通过政策引导、营造环境、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推动信息化技术在中小企业大规模普及和应用，促使大多数中小企业迈入信息化门槛，分享信息化的成果。在信息化发展方面明显缩小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贯彻落实有关促进中小企业信息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针对当前制约中小企业信息化的关键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协调落实相关财税支持政策，激发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推动建立社会服务体系。强化政府公共服务，鼓励服务机构提供社会化服务。发挥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推动供应链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增强中小企业的配套协作能力。支持建立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中小企业信息化需求问题。

三是开拓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软硬件开发、信息化服务的融资支持，支持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提供贷款担保等服务。

四是建立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培训机制。通过培训机制建立、培训工程推动，加快人才培养，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信息化培训活动的开展。要特别重视对中小企业决策和管理人员的培训。

五是加强信任保障环境建设。加强对信息化供应商和服务商的引导和规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标准，消除网络信息安全环境隐患，建立监督保障机制，促进服务市场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六是研究制定信息化应用水平绩效评估体系。鼓励中小企业加大投入，积极应用信息技术，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综合效益，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实现健康快速发展。

七是充分发挥中小企业主体作用。在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把信息化的实际应用放在突出位置，推动企业业务流程信息化和客户管理服务信息化，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第三篇：郑永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和政策选择

郑永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和政策选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11年04月11日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中国收入分配现状：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也将中国和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分配结构区分开来，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即使是比起金砖四国(BRIC)，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仅仅略低于巴西，而高于俄罗斯和印度。

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灰色收入”实际上并未计入官方统计，使得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最富阶层的收入水平。根据王小鲁博士过去三年对灰色收入所作的系统取样和研究，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大大高于根据官方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远超过0.5这个危险临界点。根据王小鲁的最新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家庭所占有。

近10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急剧增长。经济学家们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惊人的估计。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了私人财富的45％以上。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

与很多人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除去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差距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垄断密切相关。例如国有能源、电信和运输行业的正式员工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补助，就构成了家庭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社会福利体系的过度市场化，例如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过度产业化，在导致分配体系扭曲的同时，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国独特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就包括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扭曲的国内经济结构(内需不足)，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日积月累的系统性政治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和年轻人群体当中，这种收入不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为严重。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网络舆论中充斥的不满情绪，更反映在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和修改最低工资条例，缓解贫富分化并减轻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不过，这些政策目前的成效并不很大。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发展规划》中，中央政府宣布要系统地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改革分配体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虽然我们尚未看到这些政策细节的出台，但这些新政策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点。

经济不平等的结构性起源

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产业和所有制形式下经济效率的差别。现在，人们日渐认识到，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比如，工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非绝对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是地位的高下、行业垄断和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致。这种情况在“灰色收入”主导的收入格局中就更加纷繁复杂。灰色收入是指在正式收入之外的，未计入国民收入统计的那部分家庭收入。对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灰色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要大于50％。

如果我们对比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国有垄断行业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来源。各种研究均表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全国各行业都是最高的。平均下来，一个垄断行业的正式员工的工资加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4到10倍。对于任何一个央企而言，一般一个人的年均劳动报酬大约是12万，这比全国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4～5倍。众所周知，这并不是因为垄断行业本身效率要比其他行业更高，员工比其他行业更勤奋，而是由于国有资源的垄断收入所致。这些资源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本来应该是归一般国民所享有。

比起垄断行业员工，公务员系统和部分事业单位员工的灰色收入也不遑多让。多年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级)财政的急剧扩张，再加上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寻租行为的猖獗，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已经是今非昔比，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实际收入的增幅。而一般单位和私营企业员工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

格局下，一方面要面对组织化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国家的支持，而且又没有可靠的工会组织，最后拿到的只是维持温饱的基本收入。即使是在《劳动法》颁布这三年以来，普通劳动的实际收入增长仍然低于GDP、垄断行业与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这恰好证明妨碍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制度因素尚未革除。

中国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权钱”结合与过度市场化的“渐退”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根据中国家庭收入统计项目1998-2002的资料，以福利市场化为标志的上一轮社会改革就严重损害了中下层的利益，大大抑制了大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据估计，如果把国有单位的住房福利这部分隐形收入算进来，那么早在2002年房价激增之前，住房补贴就导致了16％的城市收入差距。当然，在房地产泡沫的驱动下，现在这一比例更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住房补贴只是各种隐形补贴的一种。同理，权力位置也给予公务员阶层，尤其是政府官员更多的额外获利机会，这就必然导致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恶化。

更重要的是，工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换句话说，这反映了劳动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相反，企业利润(尤其是垄断利润)、各种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资源)和国家税收一直在加速增长，除了用于积累和投资以外，这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正如王小鲁推测，高收入家庭绝大部分的灰色收入并非劳动收入，而很可能正是从这些渠道中获取。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比官方数据更严重；这种差距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综上所述，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我们必须承认，强势的国家(实际运作上是各级的“代理人”)是主宰中国“财富蛋糕”分配的关键力量。我们可以把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工资总量(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90年代初，税收和工资占GDP比重都从15％开始下降，而月工资的比重下降得比税收要缓慢，但90年中期来，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工资的相对停滞，已经导致财政收入达到GDP的20％，而工资总额却进一步下降到10％。中国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就是显而易见的。“内需不足”也自然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

收入差距的社会与经济影响

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经济机会分配问题也是近几年来边疆省份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例如2008年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事件。当小部分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少数民族青年，不能很好地整合到现存市场经济结构之中，他们对经济意识更强、机会更多的汉族人就容易怀有敌意，误认为汉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与他们对机会垄断相关。

另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以及底层民粹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仇富”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分配不均和公正缺失的一种病理学反应。近年来，围绕着“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财富和权力继承，网上讨论不断，激烈言论层出不穷。富二代和官二代往往被视为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地位不公的标本，频繁受到中下层的激烈批判。而事实上，这只是社会经济差距拉大的一种集中反映，在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存在于富人阶层、官员和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通过经济增长得到消解，一旦增长停顿或者物价失控，就难免爆发。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收入分配调整的远景：体制改革和提高劳动者收入

调整收入结构的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借助劳动市场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当务之急。这不仅仅涉及分配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而且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科学发展观”的方向发展。这种方案的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利益集团之一的政府本身，不必从自身寻找初始动力，而是通过适应市场向市场借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中国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近年来，虽然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调整分配格局，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取经。

事实上，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选票)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绝对不够的，政府能直接影响的，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要真正改善劳动者地位，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所以，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政府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工人只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快速地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收入的逐步提高。

当然，顺应市场力量，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够全面改革分配体制，进而引领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这就包括：限制国企垄断和恶性扩张、引入民间力量改革金融体制、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加强技术教育、建立官员收入申报体系以及我们现在热烈讨论中的税制改革。通过这样的整体性改革，扭曲的经济结构能够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灰色收入(垄断和权力租金)也能从源头上得以限制和管理。最终，中国的税收体系也将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向渐进的直接税转型，收入分配也被纳入国家力量的控制之下。本文节选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的背景报告

第四篇：我国烟草企业内控问题分析和政策建议

我国烟草企业内控问题分析和政策建议

摘 要：基于我国烟草企业的现状，分析了烟草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提出了相关管理建议。

关键词：内部控制；烟草行业；风险评估；管理建议。

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学的演进，内部控制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各国政府监管机构也借此陆续出台了一些法规和政策，为企业内部控制实践提供了操作的范式和法律遵循要求，一方面约束企业，另一方面也在推动管理的提高[1]。1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发展情况。

我国企业内控标准体系建设是适应经济社会不同发展进程而逐渐形成的，大体经历了内部牵制、内部会计控制和全面风险控制三个发展阶段[2]。近十年来，我国内部控制监管发展历程如图1所示。

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计划经济模式下，内部牵制更加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起步，各单位逐步建立健全包括但不限于内部牵制制度的内部会计管理控制制度。2000年以后，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制度，这些规范制度文件对于加强企业内控监管及企业内控建设提出了相关要求。

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制定并印发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自2009年7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同时鼓励非上市的大中型企业执行。《基本规范》借鉴了以美国COSO报告为代表的国际内部控制框架，明确了内部控制五要素，即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3],并结合中国国情，要求企业建立并实施内部控制，同时要求企业实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制度，并将各责任单位和全体员工实施内部控制的情况纳入绩效考评体系。《基本规范》为我国企业建立内部控制体系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框架，在理念、实施和制度层面为企业提供了基础，体现了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接轨。

2010年4月26日《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发布，包括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评价指引和审计指引三部分。《配套指引》对于如何指导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落实和实施《基本规范》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说明。《配套指引》制度的发布，标志着“以防范风险和控制舞弊为中心、以控制标准和评价标准为主体，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衔接有序、方法科学、体系完备”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全球性的竞争加剧、行业特殊的经营环境和政府相关内控政策文件的发布实施对我国烟草行业企业影响重大，这也是企业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加强内部控制的重要推动力。通过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加强内部监管，提升管理水平，我国烟草行业企业才能更好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抵御外国烟草巨头对我国烟草市场的侵入，并适时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当中，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国烟草企业内部控制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烟草企业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整体规模不断扩大，资金积累大幅度增加，国内外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大，由此所带来的企业内控活动风险、经营风险、决策风险也在不断增大。

2.1 内控环境有关问题。

2003年我国烟草行业工商管理体制改革，在行政推动、市场竞争和政策引导的共同作用下，企业联合重组、规模不断扩张，这也使企业面临患上“大企业病”的可能。其中潜在隐患主要有：（1）企业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不尽合理，决策程序复杂，职能、责任、权力不够清晰，信息传递不畅，运行效率亟需提高；（2）企业公司化运作滞后，工厂制管理模式惯性

较大，“人治”大于“法制”传统观念尚未完全根除，思想观念和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3）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企业文化融合程度不够。重组整合后“厂长情结”和“品牌情结”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待增强；（4）工商企业适应市场和把握市场的能力有待提高；（5）财务会计、全面预算、内部审计等基础管理不够扎实，粗放的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规模扩张和多点生产格局形成后，企业整体能否实现重组后的战略协同效应，成为烟草行业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

2.2 风险评估有关问题。

我国烟草企业的风险评估，部分企业还没有健全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从制度上缺乏应有的风险评估，没有形成整体系统。主要问题有：（1）企业风险评估意识薄弱。管理层风险意识不强，有的凭经验直觉进行决策，还存在着盲目扩张，随意担保等现象；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风险、市场风险的客观性缺乏充分认识、评估不足；（2）风险评估和预测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风险评估和预测没有形成制度化，导致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低效；（3）缺乏风险评估方法和手段。风险评估方法和手段单一，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间接造成信息资源浪费。

（4）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并非对所有风险要素进行评估，加之信息不足、经验缺乏、方法单一等方面限制，容易忽视重大风险、远期风险因素。

2.3 控制活动有关问题。

我国烟草企业内控活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会计基础工作不够扎实，基层单位会计人员素质不高或与岗位要求不符，会计差错、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时有发生；（2）对全面预算重视程度不够，预算执行缺乏刚性。烟草行业全面预算制度建立执行时间较短，有的企业没有意识到预算管理的重要性，预算编制缺乏严肃性，执行控制弱化；（3）集权与分权制度不够明确，授权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不高，存在着同一事项，不同侧面，重复审批现象；（4）企业重组整合导致部分资产闲置，记录不严、限制接触措施不到位或越权处置，导致一些国有资产流失；（5）运营分析控制滞后，信息质量、时效性较差。（6）绩效考核指标难以全面覆盖，有的缺乏科学性，激励效果不够理想。（7）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过程中，缺乏控制方式的跟进和强化。（8）有的企业迫于地方政府压力，违规经营，专卖控制不力。

2.4 信息与沟通有关问题。

烟草行业各级单位在信息沟通及信息化建设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信息与沟通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1）信息沟通程序复杂导致沟通不畅，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不能有效传递，而且信息技术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

（2）信息失真。信息沟通质量、时效性、准确性差，信息失真且价值降低；（3）信息来源受限。信息获取渠道窄、成本较高，且加工方法简单，尤其体现在对国外竞争对手状况、技术进步趋势等外部信息的获取与沟通方面；（4）信息系统控制薄弱。没有及时建立完善的信息技术内控制度，人员保密意识不强。信息沟通不力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烟草企业整体决策、运行和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果，也事关企业与内、外部相关各方的和谐关系建设。

2.5 内部监督有关问题。

烟草企业内部监督功能交叉，再加上分散管理、缺乏横向信息沟通，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具体表现在：（1）专卖内管监督方面。烟叶超计划种植、卷烟体外循环时有发生，虚拟客户、拆单分摊、超常规向大户供货等问题亟需解决。（2）财务审计方面。内部审计监督独立性不够，而且目前很多企业监督评审主要依靠内审部门来实现，而有些企业的内审与财务同属一人领导，内审在形式上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企业缺少行使内审的内在动力；在内审的职能上，很多企业的内审工作仅仅是审核会计账目，而在内部稽查、评价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和企业内各组织机构职能执行效率等方面，没有制定内控评价标准，缺乏对内控有效性进行评价的实质性指导。（3）纪检监察方面。纪检监察监督部门畏难心理，加之人情因

素等方面影响，工作开展心存顾虑，积极性、主动性不足，有的服从应付；管理模式有待进一步改进，制度体系建设亟需建立健全。

（4）专项检查方面。专项检查往往目标单一，治标不治本，没有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内控管理制度体系亟需完善。（5）对外部监督重视程度不够，相关反馈信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4]。加强企业内部控制，防范风险政策建议。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国烟草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强化风险管理意识。要主动应对，积极求变，从源头和制度上加强管控，防范风险，提升管理水平，增强竞争实力，促进烟草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3.1 优化内控环境，确保措施执行。

烟草企业要在坚持和完善专卖专营体制的前提下，通过进一步调整内部组织架构，明确各层次职能分工，建立完善集中决策、有限授权、分级管理和专业化经营的垂直管理体系。要进一步理顺产权关系，切实增强企业的战略控制和资本运营能力；按照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原则，结合企业实际设置职能部门并进行业务分工；进一步重组业务流程，理顺工商关系，工业企业围绕“四个中心”（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物资采购、生产制造）建设和一体化转型需要，商业企业围绕卷烟营销、专卖内管、烟叶生产、物流建设等核心业务，明确职责，优化流程，加强网络建设，推进市场统一；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建立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构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推进企业治理层面和经营层面的内部控制相结合，实现对企业风险的全面控制。

优化内控环境，要以人为本，制定适宜的人力资源政策，不断提高人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内部控制中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失误。

（1）高层人员要加强内部控制和防范风险的意识；（2）重要岗位人员配置和管理人员选拔，应全面考核其综合素质；（3）要多层次、全方位加强人员培训，使其遵纪守法，精通业务，自觉遵守和执行内控制度，形成以自我控制为主的内控制约机制；（4）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相互牵制、相互监督。（5）健全激励机制，充分运用绩效考核办法，鼓励员工积极参与风险管控，调动全体员工积极性[5]。

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继续开展“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行业共同价值观建设，通过全体员工积极实践《工作规则》、《行为规范》和深入开展“两个至上”在岗位主题实践活动，规范使用《中国烟草视觉识别系统》，加强塑造全体员工对“两个至上”共同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感，在企业内创造一种积极向上、提高效率、加强自律，自觉规范行为，加强风险管理意识，降低内控风险的文化氛围，发挥群体的文化优势，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表明：“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烟草行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烟草行业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促进企业的健康生存和长远发展，为构建和谐烟草创造良好的环境，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3.2 健全风险评估制度，创新风险评估方法。

烟草企业风险评估应从企业战略和目标的角度进行。企业应对管理活动中的各种风险及时识别，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的缺陷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保证企业的管理活动按预期的经营目标进行，促进企业内部控制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1）设立风险管理部门，制定适用于各企业的风险管理标准和政策，在其指导下，各业务部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立具体的风险管理准则，以此进行风险预警、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报告、风险处理等。（2）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机制。要建立烟草行业统一的风险评估框架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各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在风险评估框架体系内，制定具体的风险评估细则。（3）要创新风险评估方法，结合烟草行业企

业历史数据及发展趋势，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和方法体系。企业应该针对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机遇和风险进行风险评估，加强对环境改变时的事务管理，及时发现问题，防范和化解可能的风险3.3 强化财会基础工作，切实依法依规经营。

烟草企业必须不断加强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企业行为。首先，应当强化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财务规范意识，并加强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提升财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强化保密意识，建立和完善会计档案保管和会计工作交接办法，加强现金、存货、往来款项信用政策、担保等重点方面的财务管理，确保各项业务活动经过授权审批，各项资产安全完整，财务报告信息真实可靠[11]。要加强全面预算管理控制，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加强预算执行的分析考核、重点成本费用控制和预算执行审计工作。建立健全运营分析控制、绩效考评控制体系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加强对关键业务活动和现金流控制，加强信息反馈，及时调整修正生产经营活动，使之与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相一致。要以统一会计核算软件为契机，全面提升财会信息化水平，积极组织开发、实施统一的预算管理、资产管理、在线审计等管理模块。

此外，烟草企业必须严格按照烟草专卖法和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规定，依法界定各级单位生产经营职权，切实明确责任。要更加严格依法依规生产经营，依法纳税，诚实守信，并积极主动学习各项法律法规，全面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生产经营能力和水平，严格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更要用“两个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衡量、指导企业行为，创新“两烟”生产经营监管方法，加强烟叶、卷烟、烟机设备及配套物资专卖管理，注重市场引导。努力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依法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保障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这才是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国家烟草专卖制度，负责任、讲诚信企业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3.4 信息集成，加强沟通，内聚人气，外塑形象。

烟草企业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与沟通制度，明确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内、外部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递程序，将信息系统的规划、设计和执行与企业的整体战略进行整合。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完整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在整个企业内外进行传递沟通，并加强涉及企业秘密信息的接触管理和保护工作。对信息系统的控制应通过采取权限控制、数据录入输出控制、手工凭证控制等方式，各个岗位应通过设置密码口令来防止别人越权使用自己的权限。充分利用投诉、举报信息，加强企业内部监管，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内部控制等活动的高效稳定运行。

烟草行业企业内部信息与沟通，应当充分利用正式公文运转、财务快报、会计决算报表、行业报刊杂志等媒介及各级单位网站、各种培训、会议等方式进行有效传递，并充分考虑信息传递过程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不同作用，合理利用非正式组织，大力推行办事公开、民主管理，构建企业内部和谐。此外，信息化建设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促进信息的集成共享，加快信息化与“两烟”生产经营相融合，进一步加强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管理、专卖监督管理、财务审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方面信息化建设。用信息化建设推动传统企业向现代公司转变、传统商业向现代流通转变、传统烟叶生产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

烟草行业企业对外信息与沟通，应当充分利用正式公文运转、新闻发言人制度、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行业外社会媒体及行业内媒介，并重点关注以下方面：（1）加强与上级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建立本企业的信息披露政策与程序；（2）加强与消费者沟通，听取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加以处理；（3）加强与原辅材料供应商沟通，与供应商就产品质量、交易价格、信用政策等问题进行沟通，及时加以改进；（4）加强与监管机构、审计人员的沟通协调，及时了解监管要求，积极反映诉求和建议，听取其对企业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建议并加以改进；（5）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和管理需要，及时与

律师保持有效沟通。

3.5 加强内部监督，完善配套制度。

“以规范„两烟‟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加强财务审计监督为关键，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为重点，以纪检监察再监督为保障”的烟草行业内部管理监督工作格局已经形成，企业应继续加大力度，加强监督。（1）要切实从“生命线”的高度重视专卖内管监督工作，充分认识严格规范的重要性，切实解决“两烟”生产经营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2）要保持内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并使内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扎实开展经济责任审计、财务收支审计、工程项目投资、物资采购、宣传促销、软件开发等专项审计，积极推行审计委派制，拓宽审计领域，严明制度，切实抓好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充分发挥财务审计在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监督作用，确保财务管理严格规范。（3）纪检监察机构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推进构建行业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增强再监督的有效性。（4）专项检查监督活动要有针对性，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跟踪整改并建章立制，防止屡犯屡查，屡查屡犯。（5）企业要不定期或定期对内控系统进行评估，通过持续监督和定期检查内控制度，评估内控有效性及其实施的效率效果，更好地实现内控目标。（6）借助外部监督力量。注意加强与财政、税务、审计检查、注册会计师等各方面信息交流，定期互通，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结束语。

内部控制与其说是一套制度、一套文档或一系列程序，不如说是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只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将内部控制的理念和意识植入企业文化当中，内部控制体系才能得以长期发挥效用。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承认烟草企业的内部控制之路还很漫长和艰难。可喜的是，我国烟草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内控制度体系也在逐步建立完善，这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强内部控制，防范内控风险，推动“卷烟上水平”工作顺利开展意义非凡[12]。

烟草企业未来发展，要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国内这一全球最庞大的卷烟消费市场所带来的市场规模优势和战略空间，不断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增强竞争实力，主动应对，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逐步扩大“中式品牌卷烟”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要积极倡导绿色烟草概念，围绕吸烟与环境，吸烟与健康，从烟叶种植、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到环境建设，全过程贯穿“绿色”概念。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消费者利益，满足消费者吸烟与健康需求，为国家财政增收。我们相信，中国烟草企业未来发展道路虽然曲折，但前景依旧广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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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智纬，李可。内部控制概念的发展历程及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问题[J].中国会计视野，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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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建明。财务风险管理与企业内控关系问题的研究[J].中国总会计师，2008（2）。

[9] 王建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J].中国西部科技，2005（6）：21-22.[10] 赵闽。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融合的路径选择[J].财会通讯（理财版），2008（7）。[11] 徐玉德。企业内部控制设计与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2] 徐秀艺。内部控制发展方向[J].会计之友，2009（4）：42.

第五篇：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历史、特点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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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历史、特点和政策 作者：王晓静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4年第01期

[摘要]文章在回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发生、发展的历史基础上，从民营科技企业的经营机制、发展动力等方面分析了其发展特点，并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