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辖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辖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摘要】:本文立足审判实践,以2006年至2011年5月上海二中院辖区内侵犯信息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反映的问题为蓝本,分析二中辖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的特点,对其中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行为认定,以及合法来源抗辩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参考意见,以期更好地为审判实践服务。
【关键词】上海二中辖区、信息网络传播权、网络内容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合理注意义务、合法来源。
【正文】
现代社会是网络的社会,网络给著作权人带来的最大冲击莫过于网络改变了作品的传播方式。调研表明,越来越多的案件涉及侵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且,更多的著作权人开始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如何平衡网络技术发展和著作权保护两者关系,如何科学的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以更好的实现著作权人与作品传播者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是立法和实践均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上海二中辖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的特点
自2006年1月至2011年5月,上海二中辖区受理的一、二审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案件共计934件。从统计情况看,二中辖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1.案件数量逐年增多。其中,2006年为46件;2007年大幅增长,达到130件;2008年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为183件;此后两年与2008年基本持平,2009年为190件,2010年为194件。2011年1-5月份已达191件,预计全年会有较大增长。
2.集团诉讼案件占据主要比例。涉及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中约有三分之二以上属于集团诉讼案件。这些集团诉讼案件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同一权利人就相同作品或多部作品诉不同侵权人的集团诉讼案件(如北京网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上海东方网点光新店有限公司[1]等涉及网吧侵权的系列案件);另一种是不同权利人就不同作品诉同一侵权人的集团诉讼案件(如房思玉等诉上海蛙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2]涉及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侵权的系列案件)。
3.案件情况较为复杂。
案件审理中涉及的权利人状况、作品类型、作品性质、侵权形式等均呈现复杂多样的情况。
(1)涉讼权利人复杂。
案件中涉及的权利人越来越多样化。涉讼的权利人从著作权人、录音制作者向许可使用人延伸。突出表现为近年来文字作品、电影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占许可使用人提起的诉讼案件逐年递增。
(2)涉讼作品类型多样。
案件中涉及的作品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从最初单一的文字作品为主发展到包括电影作品、录音制品、音乐作品、摄影作品、计算机软件等不同形式作品。
(3)涉讼作品性质多样。
案件中涉及的作品性质呈现多样化。以往案件多涉及当季、当红作品,现在案件中涉及对过季作品的权利主张(如黄浦法院审理的原告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3]等侵犯著作人身权、财产权纠纷系列案件中,涉讼作品中电影《红色恋人》、《紫日》的出品日期均为2001年)。以往多涉及著名作家的知名作品,现在部分案件中涉及网络作家的作品(如黄浦法院审理的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搜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4]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系列案件中,涉及的文字作品《龙域》、《兽血沸腾》、《神墓》等均为网络作家作品)。
(4)侵权行为形式多样。
案件中涉及的侵权行为的形式多样包括彩铃服务、短信服务、交易平台服务、下载服务、在线播放服务、链接服务、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等。
4.案件中新问题较多
案件审理中,在权利认定、侵权认定等方面均出现较多新问题。
(1)权利人对权利状况举证不足的问题。如在上海激动网络有限公司与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5]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系列案中,因激动公司未能证明涉案作品《达子的春天》、《火鸟》原始著作权的所有人,以致激动公司主张已经取得涉案电视剧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依据不足,最终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2)授权内容与被诉侵权行为不对应的问题。如北京星传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上海东方宽频传播有限公司[6]等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一案中,授权内容是仅局限于单向、非互动形式广播或传输的互联网播放权,而侵权行为是通过点播的在线播放行为等,一审驳回起诉,二审对授权内容补正后改判。
(3)公证瑕疵导致侵权行为不能认定的问题。如黄浦法院审理的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7]等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因在公证保全时未检查操作使用的计算机是否处于互联网连接状态和计算机服务器硬盘是否清洁等原因,法院对公证证据未予采信,以致中凯公司诉讼请求被驳回。
(4)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行为认定的问题。主要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身份的认定,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5)合法来源抗辩的认定问题。主要涉及被控侵权人抗辩,涉讼侵权作品来源于第三方提供,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等。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
通过多年的审判实践,对于网络内容提供者的侵权认定及责任承担已在各个法院之间达成了基本共识。但是,如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定性与定责,则始终有不同观点。对此,我们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避风港原则”的目的在于为真正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保护伞,避免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侵权责任。因此,“避风港原则”绝非侵权人可动辄使用的挡箭牌。在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案件中,我们总结了审判实践中的几点做法:
1.网络服务提供者身份的认定
在案件审理中,应当严格审查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抗辩,确认其是否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我们认为,原则上应当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在侵权过程中的地位等因素,严格区分、综合判定其系内容提供者抑或服务提供者,从而承担不同的侵权责任。若网络服务提供者其行为已经背离了提供服务的本质,而是直接参与对侵权作品的内容提供,那么应当从其行为实质认定其系网络内容提供者,认定其行为构成直接侵权。
在佛山市顺德区孔雀廊娱乐唱片有限公司与北京联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8]等侵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一案,联丰公司抗辩称其仅为“掌秀网”上的歌曲下载提供短信通道服务,属于链接服务提供者,故不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法院认为,联丰公司是涉案短信服务通道的所有者,并持有与此相关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相关的信息服务业务。涉案歌曲是用户通过短信服务通道向联丰公司提出下载申请,并在联丰公司的短信内容递进引领下,最终完成下载。且联丰公司向用户收取了下载涉案歌曲的费用。因此,联丰公司经营了涉案歌曲的下载业务,联丰公司是上述涉案四首歌曲的内容提供者。因此判决联丰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在张涛与上海缘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9]侵犯著作权纠纷案,缘同公司辩称,其仅是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涉案音频节目系用户上传,故缘同公司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法院认为,缘同公司没有在节目摘要中对音频节目的提供者进行区别,没有证据证明涉案音频节目来自于用户。且缘同公司在其用户协议中[10]的约定,及其经营网站的事实,表明即使是
用户上传,缘同公司也具有免费使用和处置的权利,故其认可自己系网站内容的提供者。因此法院认定缘同公司系涉案侵权内容提供者,应承担赔偿责任。
2.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
从审判实践看,案件中涉及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络服务主要集中在链接服务、搜索服务和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其中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又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我们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原则上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即客观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方式是否符合法律的基本规定;主观上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的发生。
(1)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基本规定的认定。以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例,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应当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即明确标示了信息存储空间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并公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联系人、网络地址;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2)“明知或应知”的认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前提为其主观上存在过错,否则法院可根据“避风港原则”,免除其责任。《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或者应知”服务对象提供或者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但《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奚晓明副院长在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上述《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中的“知道”即为“明知或应知”。目前各个法院就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明知或应知”。对此,我们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明知或应知”可以通过其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有无足够的理由“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发生来进行综合判断。原则上,由于作品的形式、内容、知名程度,侵权人的具体行为、从事专业等不同,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承担的合理注意义务也不尽相同,故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根据个案实际情况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理注意义务予以认定。根据我们对审判实践的总结,以下几种情形可能对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理注意义务具有一定意义:
A.对被链接的内容进行了人为编辑、分类行为的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要高于仅通过软件设置自动进行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在上海弓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上海韩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1]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韩创公司以分类编排的方式方便用户传播侵权摄影作品,既是帮助网络用户方便、快捷地提供侵权作品的行为,又是引诱其他网络用户搜索和下载侵权作品的行为,构成对弓禾公司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B.专门为某类作品提供网络服务的提供者的义务要高于一般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在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激动网络有限公司[12]著作财产权纠纷案件中,法院认为,土豆公司作为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及专门的视频共享网站,在明知涉案电影作品的网络传播需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涉案电影作品属于侵权视频。
C.服务提供者对于具有一定知名度作品、当季流传较广的作品注意义务要高于一般作品(在北京中文在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蛙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13]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被告蛙扑公司应当知道小说《家》、《春》、《永不瞑目》、《便衣警察》等涉案作品均为知名作品,巴金、余秋雨、周梅森、池莉、海岩等涉案作家均为知名作家。当这些知名
作品或知名作家的作品被书友上传时,被告蛙扑公司应当对书友是否有权上传进行合理审查。
D.服务提供者在了解作品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其注意义务要高于不了解作品相关信息的情况。在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激动网络有限公司[14]著作财产权纠纷案件中,法院认为,土豆公司已经获得了涉案电影作品宣传片、片花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因此,土豆公司对于涉案电影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需得到权利人的授权,应当是明知的,故其就服务对象将上述内容上传至其提供的信息存储空间,是否得到权利人的授权,应当尽到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
E.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同样在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激动网络有限公司著作财产权纠纷二审案件中,全土豆公司上诉称,通过事先技术过滤以及事后人工审查的制度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法院认为,土豆公司对于涉案电影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需得到权利人的授权,应当是明知的。但土豆公司既未对涉案电影作品采取“事先技术过滤”的防范措施,防止侵权视频上传。也未对涉案电影作品采取“事后人工审查”的补救措施,在合理期限内删除侵权视频。因此法院认为,土豆公司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当就此承担赔偿责任。
F.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有教唆、帮助他人侵权的行为。在北京中文在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蛙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15]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被告蛙扑公司在应当知道书友上传的作品存在侵权可能的情况下,不仅鼓励书友上传全本书籍,还对上传者给予相应的奖励,并在天下书库中建立了搜索导航和作者姓名等搜索链接,以方便搜寻已被上传的作品。被告蛙扑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因此判决其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三、合法来源原则的适用
在案件的审理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案件涉及到合法来源的抗辩,如前所提及的北京网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上海东方网点光新店有限公司[16]等涉及网吧的案件等。这些案件中均存在如下特点:1.被控侵权的作品来源于第三方;2.第三方具有相应的经相关主管部门核准的同类作品信息网络传播资质;3.第三方是在相当长的期限内(一年或数年)向经营者提供同类作品,且所提供的同类作品数量巨大(几百甚至上千部);4.第三方所提供的同类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是具有合法授权的作品。
对于上述案件,我们认为,“合法来源”源自《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17]的规定,在该条规定中,关于合法来源的适用仅列举了著作权中的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而没有列举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是,在这类案件中,对网吧经营者苛以近乎审查责任的注意义务,并由其单独承担侵权责任,显然与网吧经营者的地位、能力、经营局限等不相符,可能有失公允。因此,我们认为,为更好的审理涉及网吧经营者的案件,可以适用合法来源的原则平衡相关利益,即在网吧经营者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其所提供的作品是侵权的,且具有合法来源,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述处理原则与2010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做好涉及网吧著作权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第四条[18]的通知精神相符。我们认为,无论是上文提及的“合法来源”还是通知中提及的“合法取得”,其均要求网吧经营者提供一定的证据予以证实,一般情况下,可以根据下列原则予以审查:1.网吧经营者系通过协议向第三方电影平台或者向公众收费的网站购买涉案影视作品,并已经支付了相关费用,且网吧经营者仅通过网吧免费传播涉案影视作品的;2.网吧经营者能证明第三方具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和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资质证书的,或者网吧经营者有其他可以表明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形的证据。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
第二篇: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侵犯商业秘密判例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08)沪二中刑终字第432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魏成刚,男,1968年7月15日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上海欧本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暂住本市杨浦区延吉东路125弄3号501室(户籍在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和平新华委08新华街53-7号)。因本案于2007年4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月30日被逮捕。2008年9月22日被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廖海涛,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广州分所律师。
辩护人孔德峰,北京市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迪准,男,1972年10月19日出生于上海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上海欧本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经理,暂住本市松江区兰天新村190号302室(户籍在本市金山区朱泾镇西林街2街2弄20号)。因本案于2007年4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5日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取保候审,同年7月6日被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荣,上海市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常海梅,北京市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害单位梯爱司表面处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原名上海舍福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2005年10月31日经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批准变更为现名称,住所地本市松江区松江镇中山东路70号。
诉讼代理人骆美玲、黄震尧,上海市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魏成刚、李迪准犯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于二00八年六月十九日作出(2007)杨刑初字第75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魏成刚、李迪准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杜民霞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魏成刚及其辩护人廖海涛、孔德峰,上诉人李迪准及其辩护人王荣、常海梅,原审被害单位诉讼代理人骆美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法国HYDROMECANIQUE ET FROTTEMENT公司(以下简称“法国HEF公司”)系从事机械零部件表面高技术处理的公司,上海舍福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舍福公司”)系法国HEF公司的全资子公司,1998年7月,舍福公司获法国HEF公司授权,使用HEF公司的金属表面热处理技术(也称“SURSULF”和“ARCOR”工艺技术),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
许文(另案处理)于2000年11月受聘担任舍福公司总经理,负责舍福公司经营、管理,并与舍福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许文2001年3月辞职。被告人魏成刚于2001年2月受聘担任舍福公司市场部经理,同年5月被舍福公司开除。被告人李迪准于1999年8月受聘担任舍福公司技术部经理,并与舍福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在职期间曾代表舍福公司直接参与了为舍福公司客户上海伊顿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顿公司”)加工汽车气门实验的全过程,掌握了该项业务的整个工艺流程及关键技术。
2001年2月至5月,魏成刚在任舍福公司市场部经理期间,与时任该公司总经理的许文共谋成立从事金属表面热处理的上海欧本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本公司”)。许文安排伊顿公司总经理沈文君之妻施雪晴、采购部经理朱建钢之妻张玉兰及许文的妻子刘宝昕作为欧本公司股东。同年3月,许文以舍福公司的“硫氮碳共渗盐浴炉的温度控制采用加热室(盐浴容器外)和盐浴(容器内)的双重控制温度技术”(以下简称“双重控制温度技术”)要求向舍福公司的设备供应商浙江省长兴县工业电炉厂定制三台电炉,于同年6月交付欧本公司使用。许文作为欧本公司总经理,负责欧本公司经营、管理,魏成刚任副总经理,具体负责质量控制等事务。许、魏以高薪等利诱李迪准至欧本公司任职。同年8月,李迪准利用其担任舍福公司技术部经理的工作便利,将该公司《作业指导书》、《质量管理手册中的程序文件》、《工艺流程卡》等文件复制在电脑软盘中,随即向舍福公司辞职,至欧本公司担任技术质量部经理。之后,许文、魏成刚以低价揽取了原由舍福公司承接的伊顿公司的业务。魏成刚、李迪准按照窃取的上述主要文件的技术要求,编制了欧本公司的《作业指导书》、《质量管理手册中的程序文件》、《工艺流程卡》,以此指导欧本公司的生产。2001年7月至2003年12月间,许文、魏成刚、李迪准利用掌握的舍福公司的材料表面盐浴氮化、氧化处理技术以及按照舍福公司技术要求定制的盐浴炉等工具设备,为伊顿公司、上海秋乐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杭发曲轴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进行金属表面热处理加工业务,共计获利人民币97万余元,造成舍福公司重大损失。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高军、沈文君、朱建钢、张玉兰、袁相春、冯思
九、徐君祥、尤欢萍、黄芳、姚雪弟、杜国平、沈燕等人的证言;欧本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伊顿公司与欧本公司签订的《气门外协氮化合同》,欧本公司的《作业指导书》、《质量管理手册中的程序文件》、《工艺流程卡》等;舍福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法国HEF公司授予舍福公司使用“SURSULF”和“ARCOR”工艺技术的《许可证明》,舍福公司与法国HEF公司签订的《协助管理协议》,部分员工的《聘用合同》、《劳动合同》和《保密承诺》,舍福公司的《技术指导书》、《质量管理手册中的程序文件》、《工艺流程卡》;舍福公司与浙江省长兴县工业电炉厂签订的《设备购销合同》、《技术协议》;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浦分局委托的技术鉴定的意见》、两份《关于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委托的技术鉴定报告》以及公信中南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成刚、李迪准伙同许文,违反舍福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窃取、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给舍福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三)项,第三、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三条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被告人魏成刚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被告人李迪准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魏成刚上诉提出,对舍福公司不具有保密义务;李迪准离开舍福公司时未携带文件,欧本公司也未使用舍福公司的原材料、技术进行加工生产;原审法院将欧本公司的获利认定为舍福公司的损失,有失公正;为伊顿公司加工汽车气门是欧本公司的单位行为,不能认为是其个人犯罪。
魏成刚的辩护人除提出以上相同辩护意见外,还出示、宣读了欧本公司2001年7-8月为伊顿公司加工产品的部分采购单、出库单、欧本公司的发明专利证书、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的部分资料及证人李才实的证言等证据。据此提出,李迪准进入欧本公司前,该公司已开始使用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的原材料和相关技术为伊顿公司加工生产汽车气门,魏、李两人没有窃取、使用舍福公司的商业秘密。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宣告魏成刚无罪。
李迪准上诉也提出,盐浴氮化、氧化表面处理技术是公知技术,其并未与舍福公司签订保密协议,在他进入欧本公司时,该公司已经采用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的技术进行生产,与其是否携带舍福公司的技术文件无关。否认侵犯舍福公司的商业秘密。
李迪准的辩护人还提出,欧本公司并非为犯罪而设立,原判将两名上诉人的职务行为认定为个人犯罪,缺乏事实、法律依据,请求宣告李迪准无罪。
原审被害单位舍福公司诉讼代理人认为,舍福公司为伊顿公司加工汽车气门的技术,是一整套系列组合技术,并形成了规模化生产。与欧本公司的技术对比中可以确认,欧本公司应用了与舍福公司基本相同的技术,并经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鉴定,予以证实。被害单位与全体员工均签订保密协议,但由于许文利用职务便利带走了他与李迪准的保密协议,致使保密协议灭失。魏成刚、李迪准的行为侵犯了舍福公司的商业秘密。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证人尤欢萍证言等证据认定,李迪准违反保密义务,伙同魏成刚等人侵犯舍福公司的商业秘密,造成舍福公司经济损失,其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魏成刚、李迪准分别作为舍福公司市场部、技术部经理与舍福公司总经理许文,在舍福公司为伊顿公司加工汽车气门过程中,窃取舍福公司的金属表面处理技术;2001年6月,许文之妻刘宝昕与伊顿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家属成立欧本公司,由许文担任欧本公司总经理,魏成刚担任副总经理,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从伊顿公司截取原属舍福公司承揽的加工业务,又以高薪利诱李迪准担任欧本公司技术质量部经理;李迪准用窃取的舍福公司技术文件为欧本公司编制了《作业指导书》、《质量管理手册中的程序文件》、《工艺流程卡》;2001年7月至2003年12月,欧本公司应用与舍福公司基本相同的技术为伊顿公司、上海秋乐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金属表面热处理加工业务,共获利人民币97万余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确认。
现对两名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控辩双方提出的相关意见评判如下:
1、舍福公司为伊顿公司加工汽车气门业务中应用的技术是否为商业秘密。
经查,舍福公司为伊顿公司加工汽车气门业务于1998年开始进行试制,应用了法国HEF公司授权的金属表面热处理技术并形成了一整套为特定加工业务组合而成的专有技术,且舍福公司与伊顿公司签订的《气门外协氮化合同》、舍福公司与浙江省长兴县工业电炉厂签订的《设备购销合同》及《技术协议》均设置了保密条款,对舍福公司的相关专有技术予以保护,故应当确认舍福公司为伊顿公司加工汽车气门业务中应用的相关技术及整套工艺流程,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舍福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舍福公司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属于商业秘密。舍福公司为伊顿公司加工汽车气门业务中,应用的相关技术及整套工艺流程中某一项或多项技术为公知技术,不能否定舍福公司为特定加工业务形成的整个工艺流程为商业秘密。
2、魏成刚、李迪准的行为是否侵犯了舍福公司的商业秘密。
经查,舍福公司不仅在对外签订的合同中设置保密条款,对其商业秘密予以保护,且有舍福公司与部分员工签订的《聘用合同》、《劳动合同》和《保密承诺》等书证证实,舍福公司对内也建立了保密制度。涉案人许文作为舍福公司总经理、魏成刚、李迪准分别作为舍福公司市场部、技术部经理,应当明知舍福公司为其专有技术采取了保密措施,应对舍福公司承担保密义务。但许文、魏成刚却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从伊顿公司截取舍福公司的加工业务,在欧本公司进行加工生产,牟取非法利益。经鉴定,欧本公司为伊顿公司加工的产品中,使用了与舍福公司基本相同的关键技术及工艺流程,且有李迪准从舍福公司窃取的《作业指导书》、《质量管理手册中的程序文件》、《工艺流程卡》等技术文件,与欧本公司的相关文件进行比较,印证了上述事实,同时也证实李迪准与许文、魏成刚共同实施了侵犯舍福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
3、本案是否为单位犯罪。
魏成刚、李迪准与涉案人许文分别利用担任舍福公司的部门负责人与主要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在舍福公司承揽伊顿公司加工业务过程中,共同窃取舍福公司的商业秘密,该行为属魏成刚、李迪准等人的个人行为,且欧本公司设立后,主要利用他们窃取的舍福公司专有技术,为伊顿等公司进行加工业务。故原审法院认定欧本公司是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其实施犯罪的,以自然人犯罪论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4、两名上诉人的侵权行为给舍福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数额。
魏成刚、李迪准及涉案人许文窃取舍福公司的商业秘密,截取伊顿公司的加工业务,给权利所有人舍福公司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在舍福公司为伊顿公司加工业务的试制投入无法计算及难以考量市场波动等因素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欧本公司获取的利润97万余元人民币,认定系上诉人造成的权利人的经济损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和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魏成刚、李迪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害单位舍福公司诉讼代理人关于两名上诉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意见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成刚、李迪准与他人共同窃取舍福公司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权利所有人舍福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法应予惩处。原审法院根据魏成刚、李迪准犯罪的事实、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到案后的认罪态度等情节,对两名被告人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意见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吴 欣
代理审判员沈 燕
代理审判员逄淑琴
二○○九年一月九日
书 记 员李 华
第三篇: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审理流程管理规程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审理流程管理规程(试行)
作者: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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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30日第86次审委会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强化审判管理,提高办案效率和执法水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案件审理流程是将整个案件审理程序有规律地组织起来,根据司法公正的原则和要求,按照案件审理流程的需要,实行严格的跟踪管理。
第三条 案件审理流程管理是通过对案件审理程序进行有效的管理,以保障审判工作公开、公正、高效、廉洁、有序地进行。
第四条 案件审理流程管理由立案庭根据各类案件在审理流程中的不同环节,对立案、送达、开庭、结案等不同审理阶段进行跟踪管理。
审判庭应当加强对本庭案件审理流程的管理。
第二章 立案
第五条 立案人员应按照立案工作的有关规定进行立案。
第六条 立案后,应在次日内移送排期法官。
第三章 送达
第七条 立案后的送达一般由立案庭和法警支队负责。法警支队在向立案庭签收送达的材料后2日内完成直接送达,并于送达后的次日将送达回证送交立案庭,遇到送达不能之情况,由法警支队与立案庭协商解决。
第八条 刑事一审案件立案后2日内向被告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刑事二审案件立案后5日内向同级检察机关送达上诉状副本及一审裁判文书。
第九条 一审民事、经济、知产、行政案件立案后5日内向有关当事人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和有关证据及诉讼须知等。
第十条 起诉的同时当事人提出诉讼保全的案件,由立案庭在审查起诉的同时审查诉讼保全,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由立案庭出具诉讼保全裁定书并执行,当事人对诉讼保全提出复议申请的,由承办案件的合议庭负责复议审查。
第四章 排期
第十一条 立案庭在案件立案后根据有关诉讼规定,按照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合议庭,排定开庭日期、法庭。
第十二条 排期的案件适用范围一般是各类一审、二审开庭审理的案件。
第十三条 排期的案件原则上按照合议庭受理案件区域范围、案由类别或案号顺序进行。
第十四条 排期法官接到案件后2日内安排开庭时间。
第十五条 案件排期开庭时间为:
(一)刑事一审案件,在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人后的10日至20日为开庭时间。
(二)民事、经济、知产、行政一审案件,在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的15日至45日为开庭时间。
(三)刑事二审案件,在立案后的20日至35日为开庭时间。
(四)民事、经济、知产二审案件,在立案后的5日至40日为开庭时间。
(五)行政二审案件,在立案后的5日至25日为开庭时间。
第十六条 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等案件,由排期法官与审判长协商,确定开庭时间。
第十七条 审判长对开庭时间有异议,在接到案件5日内向排期法官提出。排期法官认为异议有充分理由的可以变更排期。
第十八条:因管辖等特殊原因需变更开庭时间的,必须经庭长批准,在开庭3日以前通知排期法官。
第十九条 安排开庭时间的同时,确定庭审速录员和法庭。
第二十条 开庭时间确定后,立案庭应向公诉人(检察员)、当事人、法定代理人送达出庭通知或开庭传票等。其他出庭人员的通知由合议庭负责。
第二十一条 立案庭在开庭通知等送达后的当日或次日,将诉状、立案表、庭审时间表、送达回证等汇总后通知审判庭主任书记员。审判庭主任书记员接到通知后,次日内到立案庭签收卷宗。
第二十二条 公开审理的案件,立案庭在排期确定后,将原告、被告(被告人)名称、案由、开庭时间、审判法庭等予以公告。
第二十三条 各合议庭应与立案庭互相配合,保证案件按时开庭审理。刑事案件的开庭需提押被告人的,由合议庭与法警支队联系,以保证按时开庭。其他各类案件的开庭如发生 一方当事人未按时到庭的情况,合议庭仍应按时开庭,当庭或事后审查当事人不到庭的原因,如有正当理由可再安排重新开庭审理。
第二十四条 合议庭在庭审后,需再次开庭的,应及时将再次开庭的时间和理由向排期法官反馈。
第二十五条 再次开庭时间安排:
(一)因案件确需法院调查取证、庭审不能按时结束、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到庭或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等需再次开庭的,一般在15日内再次开庭;
(二)因当事人提出反诉或案件需追加当事人的,一般在受到鉴定、审计结论或者恢复审理后的15日内再次开庭。
第二十六条 再次开庭的法庭使用由案件所在合议庭与排期法官协商安排。
第五章 结案
第二十七条 合议庭有权规定裁判的案件,一审案件一般在开庭结束后30日内结案,二审案件一般在开庭结束后20日内结案。
第二十八条 当庭宣判的案件,刑事案件应当在5日内,其他案件应在10日内向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
第二十九条 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审结的,审判长应写出延期结案报告述说理由,并提出结案日期,经庭长(分管院长)审批,送排期法官。排期法官根据延期结案报告,再次确定结案时间。
第六章 执行和监督
第三十条 各合议庭必须将每件案件的首次开庭及以后的各次开庭、当庭宣判和结案情况于当日输入计算机,计算机信息输入质量作为院目标管理考核依据。立案庭应每月将排期案件完成情况列表向院领导报告,并通报各审判庭。
第三十一条 合议庭应服从立案庭在审理流程管理中的安排,对本规程的执行情况纳入季度目标管理考核。
第三十二条 立案庭如发现合议庭未按本规程执行的,应及时指出,予以纠正,必要时报所在庭的分管院长处理;同时抄告政治部备案。
第三十三条 案件审理流程管理工作中发生争议由部门领导之间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报分管院长。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程规定的日期按法律规定均从次日算起。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
第三十五条 本规程经审委会讨论自1999年1月1日起试行。
第三十六条 本规程解释权属愿审判委员会。
第四篇:案件审理调研报告
提高案件审理工作的几点做法及建议
调研报告
作为调查处理违犯党纪政纪案件的必经程序、最后环节——案件审理工作,是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定性、处理及办案程序在调查结束后,所进行的审核工作。案件审理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对违纪人员的处分是否恰当。切实坚持案件审理制度可以保证案件质量,使所办案件经得起检验,对于正确执行纪律和维护纪律的严肃性,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谈一下案件审理工作中的问题及建议。
一、牢固树立做好案件审理工作意识
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工作,是对调查结束的违犯党的纪律和行政纪律的案件,所进行的审核处理工作,同时肩负着纪检监察机关内部监督的职能。特殊的工作特别要求审理人员,要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责任感。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秉公办案、不徇私情,敢于同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主观臆断,坚持调查研究,不偏听偏信,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要耐得住寂寞能坐、守得住关口有原则、有超凡的胆识敢斗争。因此审理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做好审理工作的意识,才能在原则面前能坚持、在压力面前不退缩、在委屈来时能承受。
一是深刻认识案件审理工作的重要性,增强案件审理工作的责任感。每一个案件审理工作人员,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从树立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高度,来认识案件审理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案件审理工作的责任感,用严格的审理、严肃的执纪保证案件质量,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健康发展。
二是有“四心”准备增强做好审理工作的自觉性。一要全心全意工作,对纪检监察事业有“热心”。有一句话说的好“你对工作以什么心情工作,也将回报给你什么心情。”带着不良情绪去工作,只会越做越乱越做越忙,如果对工作充满热情,带着愉快和信心去工作,必然收获多效率高。案件审理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阅卷和钻研法律、法规、政策等书面资料,没有十分的热情坐不住、看不进,觉得枯燥无味,必将“工”无所获,相反带着热心去做,弄懂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难题、处理一个案子,心情也会无比舒畅。二要扎扎实实工作,对审阅案卷有“耐心”。阅过案卷资料后能否对整个案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能否确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最终作出准确的定性、量纪,给予违纪人员以恰当的处理,全在一“看”之间,因此必须要耐心、细致注意点滴,寻找联系,解开一个个疙瘩,使案子变得清晰明了。三要公平公正的处理每一起违纪案件,充分体现一颗“公心”。每一起违纪案件从初查、立案、审理、审批等各个环节除正常的认识上偏差以外,可能或多或少的受到外界的非正常干扰,这就要求我们审理人员必须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精神,时刻保持公正的立场,不偏不倚的提出审理意见。四要心平气和工作,对违纪人员有“诚心”。即使是犯了错误也有自己的权利,不满或申辩、申诉作为审理人员必须切实保障他们的这种正当权利,与他们接触时要做到心平气和,认真做思想工作,坦诚与之交换意见,听取他们的申辩,消除查办处理与被处分人员之间的误会、矛盾,使他们深刻认识所犯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三是树立六种意识,努力提高案件审理工作水平。树立政治意识、加强党性锻炼、提升干好工作的思想深度,从审理工作的好坏关系、纪检监察工作是否有效的高度,增强做好审理工作的使命感。树立质量意识,提高依纪依法审理案件的工作水平。树立公正意识,从切实保障党员和监察对象的权利的角度,做好审理工作。树立政策意识,多学习、深探究,推进审理工作的规范化进程。树立监督意识,强化审理内部监督的职能作用,处理好复杂的“人”“事”关系,建立完善内部监督、协调机制。树立创新意识,不断开拓审理工作新思路,建立健全“乡案区审”工作制度,探索“公开审理”的工作方式。
二、深入把握案件审理工作核心
始终坚持把提高案件质量作为审理工作的核心和首要职责任务,并在案件审理的每一个环节,时刻想到这一点、时刻牢记这一点,既严肃惩处违纪行为,又注意保护广大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并在工作中重点把握三个方面、处理好三个关系,使查办的案件做到组织满意、各方认可。
一是坚持原则、秉公执纪。处理好严肃执纪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既不能因为查办了一批违纪的领导干部,使一个地区的工作处于瘫痪,也不能因为怕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对违纪违法行为置之不理。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能,就是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秉公执纪惩处违纪干部,警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工作、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坚持原则,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从而有力的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落实,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
二是坚持依纪、依法办案,处理好严肃执纪与保护干部的关系。纪检监察机关担负着“教育、监督、惩处、保护”干部的职能,在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从而更有效的发挥案件查处的治本作用,对每一个案件的处理,都要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四”字办案基本要求,做到不偏、不错、不软、不过,使被处分人员吸取教训、受到教育。三是讲政治、顾大局,处理好严肃执纪与区别对待的关系。既保证严肃纪律的执行,又注重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给犯错误党员干部一个改错的机会,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好地为地方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案件审理工作职能,做到社会、政治和经济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稳步提高案件审理工作质量
围绕案件审理工作中心,贯彻落实各级案件审理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和工作中的不足,多措并举提高案件审理工作水平。
一是细心制定工作计划,不断推进案件审理工作。在认真学习上级纪委案件审理工作要点的基础上,必须突出特色突出工作重点,做到月月有计划、周周有总结、天天有进展。
二是更新观念,勇于实践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方法。纪检监察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案件审理工作很多时候必须循规蹈矩。但随着社会 的发展,法规的日益完善,公民的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对审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增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创新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通过大胆探索实践,来提高审理工作水平。
三是加强对审理干部的管理。纪检监察干部要“公正无私、刚直不阿、不徇私情、敢于碰硬”,审理干部更应如此。因此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注重自我学习、自我提高,通过平时工作中的影响和锻炼,使审理干部具备“坐得住、能静心、严把关、有原则”的基本素养,自觉抵制利的诱惑,排除情的干扰、防止权的滥用、警惕丑的侵蚀、顶住势的压力,在审理案件时真正做到公心、公平、公正。
四是坚持审理工作制度。坚持“一案三审”制,保证“二十四”字方针的落实,确保案件质量。案件进入审理环节,首先确定一名主审人员进行“初审”,主要是针对案件材料,进行事实、证据的应证,初步定性量纪,其次是在审理室内进行“二审”,由其他人员向主审人提问,所提疑问全部解决后进入“三审”环节,由审理小组成员在一起讨论,互提疑虑、互解难题,最后提交纪委常委会。坚持“首诉必受有申必答”制度,认真办理申诉复查案件,切实保障申诉人权利。坚持“乡案区审”制度,加强对基层纪委的业务指导,提高基层纪委办案水平,确保整体案件质量。
四、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对进一步做好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近几年,审理工作在从上到下分外重视的大环境下,虽然取得了 一些成绩,审理工作人员也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锻炼和提高,业务能力不断增强,但力不从心的感觉仍时常侵扰着审理干部,原因是:
一、业务的专业性不够。纪检监察干部是行政干部中的一支特殊队伍,对专业的要求比其他部门要强的多,但很多纪检监察干部都是各行各业的半路“出家”。审理工作是纪检监察部门中业务性最强的一个科室,对审理干部来说,单纯的靠平时找书本进行学习,加上摸索状态的成长,总觉得系统性不够,不能进入审理工作的深层讨论研究,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工作效率不高,工作压力大,无形中使审理工作人员感到力不从心。审理室作为“纪委的法院”,不仅要代检察院公诉、代当事人申诉、代当事人律师辩诉,还要代合议庭做出最后的“判决”,综合性强、功能性强、专业性强。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没有缜密的思维、没有慎重的态度、没有坚持原则的勇气,是干不好审理工作的,这些都需要从学习中汲取。
二、工作中探索创新不够。纪检监察队伍不是一支专业化的队伍,探索创新必须有领导的高度重视,有各级审理人员的共同参与,而目前由于各级审理人员联系的缺乏,协作探讨不够,创新也就缺乏应有的动力,这就势必造成各级审理部门和审理人员,产生依赖思想,上边怎么说下边怎么做,争取完成任务就行,对工作的总结没有形成习惯,深入基层进行调研的力度不够,没有更多的获取第一手材料,对结合实际的创新缺乏主动性。
因此我们建议应该加强对审理干部的培训,有针对性、有目的的培训,以不断增强审理干部贯彻上级精神的能力,不断提高审理干部 审理案件的水平,不断减轻审理干部应对繁重工作的压力,使审理工作真正发挥好“三口”作用。
一是一把手要高度重视审理工作。审理部门肩负着审核把关、内部执纪监督的重要任务,因此一把手要高度重视审理部门的审核把关工作,为审理部门履行内部监督职责,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定期分阶段的组织审理干部培训。建议上级审理部门编印适用性强的教材书籍,从审理工作的一般程序、党政纪条规典型案例分析、公文制作、与被处分人谈话、案件归档、特殊情况程序无法到位如何处理等方面予以规范。不定期的举办业务培训,有针对性的对下一级纪委审理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尝试“以案代训”的培训方式,定期的抽调下级纪委审理人员,到上级纪委进行短期的跟班培训,在培训期内全程参与案件审理工作,从而给基层审理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学习和锻炼机会。
三是建议加强对下级纪委审理工作的指导。上级纪委加强与下级纪委审理人员的联系、沟通。对下级纪委在审理案件中,遇到的各种条规、理解、运用问题的咨询时,上级纪委要认真及时查找条规依据,给予明确答复。
四是进一步完善审理工作制度。如错案责任追究制、审理前谈话制度、案件主审人协审人制度、行文前谈话制度处分送达、宣布、执行制度、回访制度、案卷归档制度等。通过制度完善,进一步规范审理工作程序,强化审理工作责任,迅速推进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第五篇: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综述(范文)
规范融资租赁市场 营造金融法治环境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融资租赁是仅次于银行信贷的第二大融资工具,是集融资与融物、贸易与技术服务于一体的新型金融产业。截至2013年底,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为人民币2.1万亿元。上海已成为国内融资租赁业的主要集聚地之一,约占全国融资租赁业务总量的三成。为融资租赁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是上海法院金融审判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以2011年至2013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为样本,考察三年以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基本情况和案件特点,梳理审理中反映突出的问题,并提出规范行业发展和增强纠纷化解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一、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概况
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67件,审结67件,同期结案率100%。其中2011年收案15件,2012年收案28件,201
3年收案24件,收案数量持续增长。从案件标的额看,审结的67件案件总标的额达人民币3.05亿元,案均标的额为人民币450余万元。
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审结的64件二审案件中,维持44件,撤诉9件,发回重审2件,调解1件,改判4件,管辖异议上诉裁定驳回4件,二审维持率较高;审理的3件一审案件,当事人未提起上诉;平均审理天数约为56天,均在审限内审结。
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实体经济走势对案件数量的传导作用明显
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内产业政策,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收案数量具有较为明显的传导作用。涉案标的物,集中于实体产业中较为昂贵的特种设备等生产资料。受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相关实体产业一旦出现波动,会对承租人的正常经营和偿付能力造成较大影响,从而引发大量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过剩和落后产能逐步淘汰,涉及的行业经营者所受影响将会进一步加剧,预计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数量将进一步上升,在短期内法院的审理压力不会有明显缓解。
(二)融资租赁公司的交易主导地位明显
从融资租赁的合同签订过程来看,出租人(即融资租赁
公司)作为融资方,具有缔约主导地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合同文本均系出租人事先拟定印制的格式化合同文本;二是承租人中资金短缺的自然人和小微型企业比重较大(见图一),为借助向出租人融资的方式尽快开展生产经营,谈判议价能力受到一定制约;三是租赁设备的制造商和经销商,出于销售利益驱动,在回购合同的签订过程中鲜有异议。可见,在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状况没有明显改观之前,融资租赁合同的框架和条款设计,仍将更有利于出租人的利益保障。
(三)涉诉主体的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张
融资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主体呈复杂化趋势。除典型的出租人、承租人以及出卖人三方合同架构外,出租人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以增加回购人、保证人等方式,将更多的利益相关方纳入到融资租赁合同体系中,最大程度的降低融资风险。在审结的67件案件中,涉回购人承担回购责任的有33件,占比高达49.25%。一旦涉诉,承租人、回购人、保证人均成为出租人主张其租金债权的对象。预计出租人将不断加强融资风险的控制,风险防范的方式也将更加多样和复杂,这些变化将使融资租赁交易各方法律关系日趋复杂,从而加大审理难度。
(四)争议定型化和事实查明难度增大
承租人、回购人、保证人对抗出租人租金请求权的抗辩
理由呈定型化的趋势。主要可归纳为:第一,承租人的抗辩理由通常为租赁物质量异议、回收租赁物的残值异议、租金数额异议;第二,回购人的抗辩理由集中于回购合同效力异议、出租人重复主张权利、回购条件未成就、回购价款过高及出租人未交付回购租赁物;第三,保证人的抗辩理由主要是保证合同效力异议。案件争议定型化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审理的特点。此外,承租人出庭应诉率不高,增大了租金欠付情况以及租赁物现状的事实查明难度。
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的突出问题
目前,融资租赁交易模式出现不断创新和复杂化的特点,案件审理中反映的交易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承租人对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存在认识误区
租赁物的质量存在重大瑕疵,是案件审理中承租人最为常见的抗辩理由。在承租人没有证据证明出租人对租赁物的选择存在干预以及对租赁物的质量瑕疵具有过错的情况下,法院通常以质量纠纷不属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承租人应与租赁物的出卖人另案处理为由不予支持。而承租人之所以坚持以质量瑕疵对抗出租人的租金请求权,是因将融资租赁与普通租赁相混淆,以及对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存在性质上的认识误区,将融资租赁的出卖人、出租人、承租人三方合同关系误认为买卖合同关系。
(二)出租人的风险防控机制存在疏漏
案件审理中发现,出租人的风险防控机制仍有疏漏之处。在缔约过程中没有建立完善缜密的资信审查和风险管理机制,导致承租人的资信状况良莠不齐。承租人容易出现下落不明、偿付能力不足等情况;售后回租业务中出租人对承租人提供的标的物资产,疏于查验和办理过户、登记等必要手续,存在标的物资产价值与融资额差距较大的情况;甚至出现承租人与出卖人恶意串通,虚构租赁物及虚假交付,套取出租人资金的行为。上述情形极大危及到出租人的融资安全。
(三)合同条款设计不够缜密
融资租赁合同一般是由出租人事先制定并提供的格式合同,但对一些业务术语和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未作清晰明确的约定。例如,合同约定承租人须在合同签订时向出租人支付首付款、保证金,但对该款项的性质、用途并未作出明确界定;又例如,合同中对租赁物残值使用何种评估方法和估算方式无明确约定,而出租人与承租人往往在该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和争议;再如,合同通常会约定出租人将向出卖人的索赔权让渡于承租人,其仅负协助索赔义务,但合同中对出租人如何履行协助索赔义务并无明确约定。
(四)业务创新引发纠纷和扩大风险
要求租赁物的制造商、经销商在承租人违约时回购租赁物,是出租人保障自身融资融物安全的创新举措之一。但是回购合同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合同,成为涉回购案件的审理难点。回购合同的法律定性不明也是引发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系列争议问题的症结之一。在出租人同意承租人委托经销商转付租金的租金支付模式下,看似方便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举措,却容易出现经销商不及时向出租人转付租金甚至截留租金的情况,导致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合同风险人为扩大。
(五)租赁物权属公示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租赁物下落不明以及承租人擅自向第三人转让租赁物,是案件审理中较为常见的情形。融资租赁关系中租赁物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特点,使得租赁物风险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而在目前的融资租赁交易中,对租赁物尚未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公示机制。在出租人对租赁物缺乏有效监控措施的现状下,极易出现承租人擅自处分(转卖、抵押等)的情况,从而影响交易安全。
四、规范行业发展和增强纠纷化解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一)规范交易模式,提高管理和风险防控水平
目前融资租赁的交易模式处于不断探索和创新之中,建议出租人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机制。第一,完善承租人资信审查机制。对能反映承租人经营状况、商业信用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银行信贷还款记录、财务报表、验资报告等材料进行认真核查。第二,完善合同条款和重视解释说明。出租人对融资租赁交易的认识程度、专业素质一般强于承租人。出租方作为格式合同提供方,应根据已有案件反映出的问题不断增补和完善合同条款,并重视对合同条款的解释、说明。解释、说明的重点在于首付款、保证金的性质及用途、租赁物质量问题与支付租金的关系、索赔权利的行使、违约责任的承担、租赁物残值评估方式等影响当事人重要权利义务的条款。第三,建立承租人经营跟踪机制。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之后,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并借助有效资源和力量实时掌握承租人的租赁物使用及经营状况。第四,规范租金支付方式,减少支付的中间环节,防止第三方截留租金等放大融资风险的情况发生。
(二)完善交易配套机制,保障交易安全
为规范融资租赁交易和保障交易安全,需要创设、完善相应的交易配套机制。例如,针对租赁物因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所造成的租赁物风险,建议在融资租赁交易较为活跃的省市和地区,设立租赁物登记制度,保障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权利。第三人也可通过查阅登记信息知晓租赁物的实际权利状况,降低涉及租赁物的交易风险。针对租赁物回收,急需建立公允、高效的租赁物残值评估机制,并培育建立二次租
赁市场,从而有效解决当事人对租赁物残值的争议以及实现租赁物回收后的再次利用。
(三)推进法制宣传,增强当事人法律意识
承租人、回购人、保证人在融资租赁合同诉讼中败诉率较高,原因在于上述合同当事人对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性质认识不清、对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存有误解。为此,应当发挥司法审判的示范和指引作用。通过发布类案审判白皮书、刊载典型案件、发送司法建议等方式,向社会宣传融资租赁现行法律规定,阐明融资租赁的法律原理和交易规则,揭示交易风险,从而促进融资租赁行业规范经营,提高合同各方的守约意识以及法律风险预判能力。
(四)加强行业联系,借力多元化解纠纷
融资租赁行业协会对促进业内交流和规范行业发展所起的桥梁和引导作用不容忽视。融资租赁作为国内新兴的金融行业,其发展现状和动态一般难以为业外人士所深入了解。因此,审判机关业务部门应加强与融资租赁行业组织的沟通和交流。可适时邀请融资租赁行业专家为审判人员举办有关融资租赁行业动态、交易模式创新、公司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专题讲座,促进审判人员对融资租赁行业的了解、储备相关的专业金融知识;在个案劝解和调停工作中,积极邀请行业协会参与,发挥其特殊影响力,助推纠纷化解。
(课题组成员:陈 萌 竺常赟 符望 吴峻雪 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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