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与政府改革研究（精选多篇）

第一篇：国企改革与政府改革研究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政府改革，都是目前所面临的难点、热点问题。要最终完成改革大业，必须实施攻坚战略，在国企改革和政府改革中迈出坚实的步伐。介绍了我国国有企业和政府改革面一临的形势、发展的前景以及政府改革对国企改革的影响。

关键词：国企改革；政府改革；形势；前景；影响

相对于其他转轨国家，我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问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渐进改革之路。总体来说，这近30年的渐进式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还是存在四个明显的滞后问题：一是改革滞后于开放。国内外体制方面的差异以及经济技术实力、管理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构成了对国内改革的压力和挑战。二是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特别是财税与金融体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依然不能适应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三是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这不仅直接制约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而且难以理顺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情况导致的后果就是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制约。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面对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我国的国有企业既看到了机遇更看到了挑战，特别是在目前整个金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

1.1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中国经济经过近30年的高速增长，各传统产业已趋于成熟，产业竞争不断加剧，利润率平均化趋势加快，多数产业的利润率趋于下降，再加上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我国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感受到经营环境的严峻，国有企业所受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

1.2 政策环境的变化

加入WTO前后，我国政府已经对与WTO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投资、贸易、税收等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政府的作用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政府不再对国有企业进行直接的干预并以以往主要进行行政审批转向主要为企业提供环境保障和优质服务，在政策方面政府开始着力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对于已经上市的国有企业来说，原有的各种优惠政策、税收减免和补贴等保护措施已经开始逐步取消，这大大减少了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利润，使很多国有企业面临了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挑战。

1.3 技术和资源环境的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上原有的市场边界已经打破了，空间距离相对缩短了，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技术、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技术方面也都纷纷结成同盟，共同进行研究与开发。

1.4 国有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

与改革初期相比较，现在的国有企业生存环境更加恶化了。首先企业冗员和离退休人员负担沉重，企业债务包袱沉重，再就是企业办社会现象依然很严重，许多事情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接管，甚至相当一批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企业改制上市后，将原有的烂摊子剥离留在老的国有企业中，为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增添了一些新的不利因素。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在经济和信息都已全球化了的今天，就挑战而言，对我国来说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对政府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的挑战。这要求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政府改革，进而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1)我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取得了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发生了很多积极地变化，这其中包括：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培育、规范、监管市场体系取得一定的进展；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政企分开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有所加强；政府的自身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

(2)政府在职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各级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同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投资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体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关系尚未理顺；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3 国企改革和政府改革的前景

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国企和政府改革都面临了如下这样一些情况：

(1)在接下来这段时间，要深化国企改革的工作室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继续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加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体制；抓紧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内部的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推进企业现代化；探索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人员分流。(z)政府在下一阶段的改革前景和重点：全面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增强法律法规的统一和公开性；以放松或取消进入限制为重点，营造国内各类合法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清理并大幅度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的要求，大力整治市场秩序；以国有大企业改制为重点，加快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步伐；抓紧对一批具有自然垄断和公用事业特点的行业进行改革、重组和规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行政程序立法，规范行政权力，落实依法行政；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独立，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提供及时、公正的司法服务；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人员素质，将精干、养廉、高效有机结合。政府改革对国企改革的影响

国企改革必须企业、政府两个轮子一起转才能成功，塑造新型的政企关系式国企改革的关键，而政府诚信守诺至关重要。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政府机构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对国有企业改组有着一些启示，我们在遵循企业自身运作规律的同时可以从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借鉴到一些有益的理念。

沿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政府过去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利，一些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企业的利益，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市场

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迫使政府进一步转换角色，树立全新的政府运作理念，塑造与企业是平等利益主体关系的思维模式。要改革和规范政府行为，光靠政府的自觉意识和自我监督是无法保障的，必须有强大的外部制约力量——企业。

(1)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行使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它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不能作为企业的“老板”，更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可以为企业充当顾问和参谋。企业必须独立于政府，依据市场的价格信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要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法规，使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要加强企业完善立法和执法，并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政府还要反垄断，保护企业竞争的公平、公开和公正，为何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发展体制。

(2)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几乎与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同步的，尽管这近30年来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有了很大改善，国有资产总量也在增长，但是情况并不是那么理想，很多的企业至今任然陷于长期亏损的困难之中，根本的原因在于政企分离问题未获彻底解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对这个问题而言是个不错的途径，成立国资委一是有利于政府公共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分开(政资分开)，国有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经营权分开(政企分开)；二是有利于解决国有资产多头管、产权主体不明、责任不清的问题；三是有利于构建有效、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使企业经营者充分得到展示空间，又可防止内部人控制。成立国资委使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能够用盈利标准监督考核企业，使国资管理机构能够脱离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行政部门的控制。国资委将把管理国有产权作为惟一的或最重要的职能，因而实质上它是一个建立在商业化经营基础上的企业管理委员会。

(3)一般按照市场经济的需求对政府职能的改变提供改革方案是相对容易的，而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去实施政府机构的改革实践却是困难重重的。因此，当前主要的是要下定决心进行改革的实践，解决政府机构过多、分工过细、效率过低等方面的问题。一是可以逐步撤销或者改组一些专门的不具有政府职能经济实体的经济部门，使它们和企业之间不再是行政关系，而是以产权为纽带的经济关系。二是要合理调整那些业务相近、分工过细的社会管理部门，形成以间接调整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这样政企才能真正分开。

(4)就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说，他们并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应该是多元协作的关系。政府机构要想管理好一切社会事务，就需要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的帮助。市场机制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管理社会和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控制经济、社会的综合管理、多方面的为社会提供服务等方面的职能要求日益突出，政府公务的专业化要求也不断提高。由于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的帮助，政府减少了行政管理的成本，提高了社会多元利益的主体和谐度。而国有企业的主要职能制追求效率，但企业要是能够与政府和社会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就更有利于实现企业的品牌战略目标与规模化运营的目标。当国有企业获得了政府的维护在市场公平竞争中就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获得社会的认可与赞同就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获得良好的企业形象就获得了消费者的信赖。同时，国有企业还要处理好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关系，可以借助于外资企业的资金和技术，特别是利用民营企业的灵活经营机制，先进的管理理念，参与国企改革，共同发展壮大，这对国家、社会、企业而言都是一项共赢互利的事业。

第二篇：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

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

【作者：陈清泰/文 】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5月19日 21:07

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国企改革思路应当及时由如何经营国企，转向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处于低潮期。大家对国企改革正面的讨论少了，可是一些疑惑和担心在流传，国有企业也非常困惑。其中有一些是观点的争论，也有不少是概念上的含混。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有利于解放思想，推进改革。

一、企业做强做大与国有资本有进有退

“有进有退”指的是国有资本投向的调整。目前的掣肘在于国有资产实现形式没有资本化，在谈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时，往往误解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

国有企业做强做大与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这是改革发展都必须进行的两件大事。在谈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时，往往误解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国企高管对此十分为难，不知道该怎么“进”、怎么“退”。这种困惑来自概念的混淆。

需要澄清的是，“有进有退”指的是国有资本投向的调整；而企业的天职则是做强做大。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公司制度下并不矛盾。就是说，企业追求做强做大并不受股东成分和股权结构的影响；国有资本从哪些行业或企业的进退也不受个别企业的牵制。

例如，沃尔沃原本是一家瑞典人投资的公司，1999年4月转手到福特；2010年3月福特退出，由吉利收购。投资者在十年内两出两进，而沃尔沃公司依然在发展。

现在国有资本的功能和个别企业目标的差异日益明显。例如，一方面国有钢铁企业制定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努力做强做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应当从部分钢铁企业中退出，转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各自理性的选择。国有资本从产能过剩的行业退出，并不意味着国家不支持这些行业的结构升级；而企业做强做大，也不能限制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

目前的掣肘在于国有资产实现形式没有资本化，“顶层”国有企业没有进行股份制改制，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应改革国有资产实现形式，利用公司制度的特点，“解放两个自由度”：使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保障企业自主经营，做强做大。

二、国有企业改革主导方面的转移

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向应当及时转向寻找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形式，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由“国有国营”转向“股份制”

如果说在过去较长时期，国企改革主要是使其从计划体制走出，适应市场竞争，增强活力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尽管企业自身还有大量改革的任务，但深层次的改革已经转向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制度创新。

这两大改革命题主要是国家所有者层面的事，而不在企业。把改革的目光继续聚焦于“国有企业”本身，一方面因为没有抓住要害，而使改革难有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国企因对此无能为力而倍感困惑和无所适从。

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不是以行政的力量改变一个个企业的业务结构，而是国有资本布局的动态优化。关键要使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企业制度创新进一步要做的是使国家所有者转变成股东，将“顶层国有企业”改制成股权多元化的公司。这两方面的改革聚焦到一个点上，就是必须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由“国有国营”，转向“股份制”。

对于这一切，“国有企业”是无能为力的。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向应当及时由如何经营“国有企业”，转向寻找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形式。

三、国有资本有进有退与私有化

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与前苏东的“私有化”不能混为一谈；国有资本从某个企业退出，也不能与私分国有资产挂钩

国有资本投向的改变和布局调整是国家为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而采取的主动行为。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是将国有财产无偿量化给个人，据为个人的私人所有。这种私有化不符合中国国情，是国家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许的。前后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三峡工程投资大、周期长，重要的是社会效益，民营资本无意也无力投入。此时国有资本投入。当电厂发电、经济效益显现后通过资本市场将部分股权转让，以溢价回收的资金进行上游的梯级开发。再如上世纪90年代初为开发浦东，上海市政府出资建设了南浦大桥。开通后，以收取过桥费的形式将其转让，政府溢价收回建设资金，再投入杨浦大桥。在这过程中不仅国有资本实现了增值，更重要的是政府以有限的资金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了浦东新区的发展。

在这类国有股权部分或全部转让（西方把这种现象也叫做“私有化”）过程中，资本形态的国有资产并未因此而受到侵蚀和伤害。相反，因国有资本布局更加优化，而使其发挥的效能更加明显、效率进一步提高。

因此，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与前苏东的“私有化”不能混为一谈；国有资本从某个企业的退出，也不能与私分国有资产挂钩。我们不能因概念含混，为防止出现苏东式的私有化，而停止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

四、关于“授权经营”与国有资本布局调整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要做两件基础工作：一是将国有资产资本化，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运营；二是取消“授权经营”，对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确立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搞活”特大型国企，试点了“授权经营”的办法。其含义是国家把部分所有权交给企业，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活力。实际上，在政府层面“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产生了诸多弊端；而以“授权经营”的形式在企业层面的“两权不分”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此，这只是当时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授权经营”使企业自己成了自己的“老板”。在这种情况下，实体企业的资产存量和增量由内部人来配置，只能“滚雪球”，不能调结构。尽管近年国有企业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组，但国有资本覆盖的范围基本上没有变化。滞留于既有产业和企业的国有资本不断再投入，与民营资本同质化、与国家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很不一致。例如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国有资本每年还以大量投资推波助澜，或为追求短期的高收益而盲目多元化，出现了如炒股、炒作期货和国企“地王”等现象。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要做两件基础工作：一是将国有资产资本化，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运营；二是取消“授权经营”，对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确立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

五、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和形式

原则上讲，国家特别需要，而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是中央认定的国有经济的定位。如果说，进入21世纪前，实践这一使命，就是使国有资本大举进入重大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能源开发、重要服务业、重要制造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话，那么今天，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已经转向某些社会产品，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制约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则是科技投入不足、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竞争力不强；威胁可持续发展的是资源约束日益强劲，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加大。

此时，大量国有资本连同收益仍滞留在一般制造业，就践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使命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在竞争性领域很难认定政府对某个行业是否具有资本控制力就“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也很难确认在某个行业提高国企占比就能“体现国家控制力”。

目前，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中过量的国有资本不断制造新的过剩产能，形成对非公资本严重的挤出；另一方面，在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科技专项、中小企业融资、新兴产业发展、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公租房、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国有资本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再建政府“融资平台”。

现在有巨量民间资本可以“接盘”。部分国有资本从一般性产业有序退出，转而充实那些更加重要的行业和领域，将产生双赢的效果，大大提高国家整体资本配置效率。原则上讲，国家特别需要，而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

六、国有资本与社保和公益性基金

国家可考虑将滞留于一般产业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私有化”，留下了一大笔国有资产。这是解决改革发展必须处理的诸多历史性难题的宝贵资源。现在，社会产品短缺已经上升到主要矛盾，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

中国国有资本数量庞大，国家可考虑将滞留于一般产业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养老基金、医疗保障基金、住房保障基金、扶贫基金、教育基金、科技开发基金等，补充这些领域的投入不足，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一方面，这可以大大增加社会保障性资金来源，有助于在体制转轨最艰难的时期，保障社会公平、保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另一方面，公益性基金追求投资回报的压力，将成为改善经营、完善公司治理的积极力量。

七、行政性垄断与政府监管

设置国有垄断、进而政府控制垄断企业，以此调控宏观，有违经济规律

政府对一些行业设定行政垄断（或特许经营），由国有企业“控制”，其中一个理由是国企更有社会责任意识，可以实现国家调控目标。实践中出现了三个问题，一是给企业设定多元目标，使它们无所适从；二是行政性垄断意味着低效率，全社会将被迫为其埋单；三是企业的国有化与政府监管是不同的范畴，没有替代关系。

例如，在成品油与石油价格倒挂时，企业惜售，导致大范围“油荒”；通信运营商利用垄断地位，长期维持高收费、低网速；一些处于天然垄断领域的企业自行扩大垄断范围，把与天然垄断相关的业务泛化为垄断领域，谋取利益。

如上种种，一方面广受社会质疑，另一方面，企业利用政府给的条件谋取利益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设置国有垄断、进而政府控制垄断企业，以此调控宏观，有违经济规律；在社会效益大于企业效益的领域，企图依赖国有垄断、而非制度和监管实现社会目标，是不可靠的。

宏观经济失衡，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出现了较大的不平衡。把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以干预微观来调控宏观，不是科学合理的途径；除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外，在社会效益大于企业经济效益的领域，可以设立特许经营，但科学合理的法规和有效的监管是关键。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国有企业一样可能违背公共利益；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不一定不能进入特许经营。

八、关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国有资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资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就会产生谬误。结果是国有资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这是以不公平竞争和降低社会经济效率为代价

国有资本运营的目标与一个个国有企业的目标是有差别的。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把国有资本运营的目标局限为“保值增值”，似是而非，很容易产生误导。

在决定国有资本进与退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发问：“在赚钱的行业为什么要退？” 国有资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资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就会产生谬误。例如，政府向国企大量输送稀缺资源，构筑垄断地位；维持电信高收费；银行在高利差和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下继续出台收费项目等都是资产增值的办法。结果是国有资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这是以不公平竞争和降低社会经济效率为代价。

国有资本的公共性，在投向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类投资是追求财务回报，以投资收益弥补社会性赤字，保住社会底线；另一类是实现公共目标。例如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领社会投资、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设项目等。

再如，亚洲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为救股市，以上千亿港元敞开收购恒生指数股，在市场回升之后迅速有序退出，解散基金。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出资几百亿美元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结果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航天产业，至今保持领先地位。

这些都是国有资本实现公共目标和矫正市场失灵很好的案例。尽管在良好运作情况下，大多数可以获得高倍率的回报，但政府投资的出发点则不是短期的保值增值，而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公共目标。

九、政府与企业的亲与疏

企业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被分成“三六九等”。在地方保护主义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所有制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在强化，两种很强的反市场竞争力量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了发展的潜能

按企业所有制成分和行政隶属关系区别政策，是改革过程遗留的问题，近年在某些方面似乎在强化。

例如，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有亲有疏，因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其中国有企业处于绝对强势地位。

一是它属“体制内”、有“行政级别”和从政府那里获得稀缺资源的优势。如获得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获得电网、电信等特许经营权，获得政府投资项目的能力也最强。二是可以方便地获得银行贷款。国企产出大约占三分之一，但获得的银行贷款约占70％。三是国企在一些上游产业、基础服务业形成寡头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四是即便在竞争行业，也有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两道门槛。一些重要产业的准入条件往往是为大型企业“量身定制”；而行政审批则和与政府的亲疏程度相关。很多民营企业因此被挡在门外，称此为“玻璃门”。五是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建设职能，在既有国企之外，通过“融资平台”又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民营企业大都被挤了出去。

实际上企业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央企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地方国企处于次之地位；外资企业有较强实力和话语权，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青睐；民营企业则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

近年来，为“躲避风险”，国企更倾向于在内部进行交易、形成配套。如为发展电动车，央企在自己圈子内组成联盟，大手笔投资，建立产业链，对民营企业形成了市场壁垒。银行显性或隐性地把民企看做不可信任的企业群，为规避“政治风险”，都有远离民企的倾向。再如，有的地方政府不惜直接出面干预，来“做大”国有企业，甚至强制盈利的民营企业被亏损国有企业兼并。在钢铁、煤炭、民航等领域屡屡出现民企被挤出的案例。

在地方保护主义还没解决的情况下，所有制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在强化，两种很强的反市场竞争力量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了发展的潜能。

十、关于“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

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作为执政党和政府追求的绝不是谁进或谁退，而是鼓励所有企业公平竞争，都做强做大、所有资本资源都迸发出发展的潜能。

争论的实质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竞争的公平性。在我国渐进式改革中曾不得不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区别对待、轮番政策调整的做法没有及时改变，有些一直延续至今。

舆论、政府管理和涉及企业的许多政策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包括已经上市的股权多元化的公众公司，每家企业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分作“体制内”和“体制外”，并对其有亲有疏。这就在市场中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近来，这种对立在社会上进一步情绪化，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非常值得重视的体制障碍。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把“所有制”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场。

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政府对国企的干预，使民企和国企都有诸多抱怨，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市场效率来源于市场主体的公平地位和机会均等。从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各类资本都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应当受到公平的保护；各类资本投资的企业都会创造就业和税收，应当获得平等的竞争地位。

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积累，国有经济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有人开始担心民营经济发展是否已经碰到了“天花板”？面对种种现象和舆论，民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财产向境外转移的数量和规模日益上升。针对这些现象，有人提出，在我们的体制和政策下能不能培育、容纳和留住本土成长出来的李嘉诚、王永庆、郭鹤年和李秉哲？

我们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重要的途径是鼓励创新创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此时，非公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理论观点中央早已确认并阐明；国务院“老36条”、“新36条”也已发布多时，但进展十分有限。近来，有关所有制的争论反而再起。

上世纪90年代初，有关“姓资姓社”问题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增长潜力；今天，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新时期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十一、探索亲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实现形式

在一般领域，国有资产实现方式的资本化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在确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同时，中央一直特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管理如何能与市场经济融合。早在1993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提出，“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指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2002年十六大再次指出，“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将国有经济等同于国有企业，在产业领域把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唯一实现形式。尽管在部分市场失灵的领域仍有实际意义，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在一般领域继续以拥有、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群，作为国有资产实现形式，使企业和政府不断遇到各种困惑。

将经营性资产资本化，选择可以用财务语言清晰界定、计量，并具有良好流动性、可进入市场运作的具有公共性的资本化的实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银行业国有资产资本化管理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般领域，国有资产实现方式的资本化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一是国有资产资本化意味着国家从拥有、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转向拥有和运作国有资本；意味着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持股机构与投资的企业建立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政府不再控制和管理；企业依法成为独立市场主体，聚焦于财务业绩，在董事会指导下，在竞争中做强做大。这对政府和企业都是又一次解放。

二是资本化的国有资产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将通过国有资本在行业和企业间的“有进有退”来实现。这种进退，原则上不影响企业的经营范围和业务结构。

三是政府摆脱了与“国有企业”关联关系的掣肘，有助于站在超脱地位，进行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有助于改变按所有制区分企业的政策，公平地对待各类企业，消除“所有制鸿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是国有资本可分作两种投向，两种运作机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国家委托专业投资控股机构投资运作，实现政府特定的公共目标。在一般领域的投资，委托专业的社会性投资机构运作，追求更高的财务回报。两类投资各有明确的目标，有利于提高效率。

五是国有资本投资收益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主要用于弥补体制转轨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那些需要公共财政支付的历史欠账，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转型，并使“全民所有”回归全民分享的本性。

六是国有资本预期功能主要通过市场运作实现，而不是以破坏市场机制为前提。这就使国有资本具有“亲市场性”。规模较大的国有经济的这种存在，原则上没有扭曲市场的动因，而是维护市场的力量。

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为体制转轨、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企改革再清源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5月19日 21:09 我要评论（1）打印| 字号：

国企改革初衷，即摆脱经营困境和提高效益，已经得以实现。如今改革到了新的阶段，这已经不是国资委层面可以驾驭的国企改革，而是围绕国有资产战略布局和国家战略层面财政体系重构的国资改革

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的国有企业替代人民币汇率，成为中美对话核心议题。在5月4日公布的成果清单中，中方承诺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国企数量，并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这让外界颇为意外，怀疑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而在业界看来，美国担心中国国企利润节节攀升，造成不公平竞争，大量利润留存企业，会抑制中国国民收入，进而影响消费升级，阻碍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冀望从外部给中国国企改革施压。而中国高层也意识到，借此外力，以红利上缴为起点，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实现财政体制重构正当其时。

重启国企改革呼声再起

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今年以来，重启国企改革的呼声再次鹊起。

2月27日，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2030年的中国》，该报告涉及国企改革与红利返还问题，一时舆论热议；“两会”期间，“国企要不要再改革”亦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4月初博鳌亚洲论坛上，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指出，国企改革事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败，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舆论之所以如此关注国企改革，深层次原因是忧心国企改革方向模糊，动力减弱，利益固化。如今“做强做大”的国企高管似乎没有继续改革的动力，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资委也缺乏继续改革的动力。一时间，国企改革要不要继续推进？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如何选择改革路径？国有资本变现如何与财政预算体系重构相协调？坊间诸多争议引起高度关注，一个基本共识是，已经到了必须厘清改革思路，再启国企改革的时候了。

回顾国企改革30多年来，从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90年代的“抓大放小”、“三年脱困”、股份制改造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今，国有企业数量减少而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在市场化浪潮的锤炼下，国有企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体，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户数占比从39％下降到4.5％； 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0.2万亿元，成绩是显而易见的。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指出，在“三年脱困”之前，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包袱和社会稳定的隐患。1994年，中国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收入。而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已有38家榜上有名。一些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国内市场“巨无霸”，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引人瞩目。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包袱沉重、技术落后、资不抵债被迫破产的困局业已纾解。

也就是说，国企改革的初衷，即摆脱经营困境和提高效益，已经得以实现。不过，改革附带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在发酵，诸如国有经济布局分散、战线过长、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前不久发布的《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做了新的部署，高层推进国企改革的决心很明确。

那么，下一步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国有企业追求市场化、商业化以及利润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行为，已成积习。这也意味着，改革到了新的阶段，这已经不是国资委层面可以驾驭的国企改革，而是围绕国有资产战略布局和国家战略层面财政体系重构的国资改革。

不过，目前坊间论及国企改革时，多将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布局、国家财政体制重构、政府监管模式改革等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而相关争论也因议题失焦，往往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由此，曾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也抱怨：“为什么国有企业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有企业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新的改革难点是国资进退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学者提出，国有资产应首先从“退”入手，有序退出，退出之际方知国有资本的盘子究竟多大，国有企业应该存留多少家。

他主张，对竞争性行业，国有资产应当不再依附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而是以自由流动的国有资本形态控股与分红，政府不再干预企业决策和内部事务；对自然垄断性行业，则放开准入门槛，制定行业标准，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实现政府监管模式重塑；对涉及自来水、电力、燃气、医药等公用事业领域，可采取PPP（公众、民营合作制）或者“授权经营”等方式取代行政管理；而最后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则属国有资本“退无可退”之地，也即是国有企业生存之域。该领域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提供一般企业无力生产、不愿意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此类国企也被学者称为“公益型国企”。

《大学》有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国家以服务民生为己任，即使付出一定的效率损失代价，也应不惜国家财政补亏。在诸如义务教育、民众教化、农田水利等这类民资不愿涉足的领域，正是“公益型国企”大显身手之天地。事实上，公益型国企早已存在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些企业并不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更多的是把国有企业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的一种特殊工具。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此“退”非彼“退”，非国有企业之退，而是国有资产之退，是资本的概念而非企业的概念。可以预见，如此布局之后，类似新加坡淡马锡那样的中国投资公司将不断涌现，或投资海外，或持股私企。国有企业并不一定必须是国家经营，可以“国有国不营”，而国有资产亦可以经由民企经营保值增值。

以国有资本战略布局的视野俯瞰全局，方易厘清国企、国有资本、财政体系重构三个层面的改革关系。如此，方能明晰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的真义：国有资本就是要在应该赚钱的地方赚钱，以股份、控股、分红、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等资本形式进入，“保值增值”才能保全民众的既得利益。

进而，国有资本可以以退为进，补足社保和公益性基金所需，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国正值转型时期，“未富先老”导致未来社保基金缺口庞大。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全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缺口将在2035年左右达到高峰，每年会产生1000亿元的“窟窿”。

应对这么大的“窟窿”，只有依靠国有资本这块“补天石”。除了加大国企利润分红力度外，还可通过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中，填补“亏空”。近年来，国资委大力推进国企整体上市，实现股权多元化，不仅可使国有资本处于可变现状态，保证国家不时之需，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微观治理结构。

长远而言，国有资本的进退，应与国家财政体制的再改革相匹配。目前已经到了恢复国企红利的公共财政属性之时。把国有资本预算与国家经常预算统一，税收与利润放在一起，将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调遣能力。经常预算出现困难，资本项下资金可及时补足。这将使国家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

因此，国企改革再出发，更深层的含义是国家财政体制的建设和国家财政能力的重构。此次中美对话中，中方承诺的提高国企分红比例正是财政体系重构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此，国资委将不再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委员会，而是国有资本配置的机构。财政部亦不再是出纳与会计的身份，而真正是国家财政统筹规划的机构。这样的战略布局，需要“顶层设计”和高层的决策勇气。

国有资本的进退离不开政府职能的转变。目前，公众对国企的意见，主要是国有资本借助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扩张，依赖行政特权获取利润，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当国有企业的存在不再以营利为目的之时，政府也就从建设型政府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多行使社会管理职能，而国有企业以往所负担的社会功能全部转由社会担负。“卒走卒路，马走马路”，国企改革的思路与路径抉择将进一步厘清。

中美对话传递出的信号表明，国有资本进退已成为国际对话焦点。美国等国家认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即国有资本借助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挤压民营资本，对民主基础是一种破坏。

同时，随着中国国企海外投资额逐步扩大，美国等国家认为中国国企享受政府权利获取低廉资源，造成了国际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美国财长盖特纳在此次对话中就批评国企享有巨额政府补贴及各项“不公平”的政策倾斜。

据了解，美国正在要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研究“限制各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支持”的 “竞争中立框架”，该框架包括一整套政策建议，从税收中立、债务中立、规则中立、保证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利润率具有可比性等方面入手，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能够公平竞争。一旦该框架成为具有全球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中国国企的海外之路将更形蹇促。

当此内外情势，决策宜早为之计，果断重启国企改革，将其导入国资改革路径，实现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运作，与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相配套，则国企“正名”有望，国资进退可期。

【作者：《财经》杂志 编辑部 】(责任编辑：黄玉龙)谨防三角债重来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12-05-19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危机，且近来欧债危机又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取得很大成绩，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同时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一度已经化解的三角债现象死灰复燃。

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放缓、国内经济增速回调，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价格下滑，企业发展大环境日益恶化。特别是近年来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上升，加上环境保护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导致实体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房地产、汽车、钢铁、机械等重要行业进入紧缩周期，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日益加重。

2008年四季度之后，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数万亿的刺激计划，银行贷款闸门敞开，地方融资平台急剧膨胀，企业争相投资扩张，企业投资和贸易链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债务风险。随着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央银行连续加息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市场上一部分流动性资金被冻结，中小企业纷纷闹起了“钱荒”，许多企业资金周转出现紧张，一些企业账户上的“应收而未收账款”及“应付而未付账款”大幅度上升。

根据上市公司2011年公布的资料，近1700家企业的应收账款总计接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有上百家企业应收账款增幅超过100％。比如在“重灾区”的钢铁行业，综合公开数据，目前全国70多家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应收账款达到500多亿元，应付账款超过3000亿元。此外，这些钢铁企业还有超过1万亿元的银行贷款，部分钢厂要想继续获得贷款已经很难，并已出现拖欠货款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企业之间由此出现了三角债苗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演变为新一轮企业三角债。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三角债问题，当时企业“应收而未收账款”规模几乎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致使许多企业因缺乏流动资金而难以为继，巨额未清债务也使企业无法向银行申请新的贷款以缓解流动性困局。企业既不愿偿债，其债权也无法得到清偿，三角债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到债务死扣之中。为了防止三角债蔓延，1991年9月，中央政府在全国展开了清理三角债的行动。到1992年底，国家共注入500多亿元资金，采取多种手段才最终解决了三角债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历次信用危机不难发现，在每一次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之时，企业从延期付款渐渐变为拖欠货款，企业付款违约指数就会大幅度地上升。上次爆发全国性三角债问题，就是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前期经济过热之后，1985年开始实行过银根紧缩政策，1988年前后发生严重通货膨胀，1989年后经济发展急剧减速，企业三角债随即大规模爆发。

此次刚刚露头的三角债问题，也发生在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告一段落之后。目前由于通胀高企和银根收紧，三角债卷土重来的风险正在上升，这反映了国内市场经营环境在恶化，企业的经营能力在变差。新一轮三角债问题虽然不像20年前那样严重，但对于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于金融系统安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霾。

需要指出的是，如三角债卷土重来，债务阴影将首先笼罩中小企业。在最容易形成三角债的产业链上，大企业在原料、辅料供应中处于上游，如果大企业资金紧张，寄生在它周围的中小企业则没有了源头活水，相互之间开始欠账，三角债的情况就会加剧恶化，原本就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就成为“三角债务链”资金压力的主要承担者。

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目前应收账款“高于正常”的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别占24.8％、26.5％，资金“紧张”的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别达到46.3％和51.3％。据广东省工商联调查，私营企业平均被拖欠金额为260多万元。为偿还债务，在拆借无路又融资无门时，“缺钱”的中小企业只能转而寻求高价的民间借贷。在产业链联系之外，企业之间又多了一条有形的资金拆借链，债务关系扩散到了整个行业的上下游，形成一条以产业链为主线，因上下游企业相互之间拖欠、拆借货款而形成的连锁债务链。被“三角债务链”绑架的企业，时刻面临着多米诺骨牌式的资金链危机。在一些地方，大量中小企业资金链不堪重负，因“债”跑路、因“债”停工频现，新一轮三角债已成为中小企业发展新难题。

资金问题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在众多中小企业困于三角债绞索苦苦挣扎的时刻，有关各方必须在资金链断裂之前未雨绸缪、采取行动，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和监测预警体系，主动介入，加强监管，帮助企业从资金被绑架的困境中解放出来，确保三角债规模在可控范围内，防患未然。

第三篇：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改革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改革

摘要：随着我国国内经济不断发展、事业单位改革不断深入、现行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已经不适应改革的需要，现行的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已远远滞后于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步伐，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 ；政府会计；

一、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设想

（一）明确政府会计体系、制定统一规范的政府会计准则

我国一直以来没有区分预算会计和政府会计，根据我国预算会计所具有的特征，我国的预算会计不仅不是政府会计，甚至还不是完全的预算会计，充其量只是反映预算资金流转过程的预算执行会计。

与西方国家的预算会计相比，我国的预算会计还不够完整，与西方国家的政府会计相比，差距更大，可以说我国至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府会计。因此，从预算会计拓展为政府会计，不仅是改变名称的问题，而首先是转变整个预算会计观念的问题。随着我国政府会计的建立和完善，其会计规范必将从制度模式逐步向准则模式转变。因此明确政府会计体系，并制定出一套结构科学、内容完整、先后有序、概念统一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会计准则是政府会计改革的基础。

（二）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

1.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总体设计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政府会计领域，推行完全的权责发生制会计的国家还是少数，大多数国家在政府会计改革上都是循序渐进地推行权责发生制会计。借鉴西方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目前我国正处于发展转型时期，还没有统一的政府会计准则，加之政府会计的财会人员业务素质有待提高，因而，决定了现阶段我国政府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总体设计应该是：初级阶段采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基础，即原则上采用收付实现制，对某些特定业务则偏向于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改革中期随着政府会计体系的完善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规范，扩大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基础范围，直到最后实行完全统一的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

2.政府会计特定业务权责发生制的改革

（1）固定资产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的改革

对固定资产的购置成本进行资本化，并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和持续经营的假设进行分期确认和分摊固定资产的成本，建立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制度，设置“累计折旧”科目，作为“固定资产”的备抵科目，同时，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固定资产”项目下，增设“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和“固定资产净值”项目，以反映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这样才能在成本中体现出固定资产的损耗程度及现有的生产能力，同时保留在账面上的一些完全失去使用价值或早已不存在的固定资产能够得以及时处理，从而使固定资产账实相符。

（2）社会保障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的改革

对于政府财政总预算会计，政府财政应按权责发生制预算要求、社会保障需求本期应分担的经济责任列入支出预算；预算单位对未来社会保障需求应负担的经济责任，应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列报当年支出。

（3）长期负债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的改革

对政府长期负债的会计核算方面，建议对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分别处理。对直接长期债务，如：政府直接借入的各类债务等，建立还贷准备金，核算分摊的长期债务，并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对利息进行分期核算，从而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并全面反映政府财政债务的真实情况；对或有债务，如：政府提供担保的债务等，参照企业或有负债处理原则，增设“预计负债”科目核算，并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预计负债”并在报表中列支。

（三）扩大政府会计核算内容、完善财务报告体系

目前，政府的财务受托责任问题，已日渐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政府是一个社会管理机构，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实体，承担着人民交付的财务管理职责。为了与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相适应，应在引入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扩大政府会计核算内容、完善财务报告体系，如：增加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的核算内容，并提供实际执行与计划、预算比较信息，并通过财务报表附注提供大量重要财务信息（如或有负债的说明等），以便对政府业绩进行正确的界定和评价。

二、现行事业单位现行会计制度的改进

1.科学实现全面成本核算

现行制度下，事业单位对非经营性业务采用收付实现制，不进行成本核算。由于不计算成本，难以对非经营性业务进行正确的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与考核。这不仅不利于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和国家预算资金的有效使用，而且容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另外，由于对非经营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缺乏统一的要求和规则，成本核算的方法和标准随意性较大，即使部分单位进行了内部成本核算，成本信息也不具有可比性，难以反映各项业务实际成本的发生情况。因此，应考虑在事业单位会计中进行全面的成本核算。

2.建立完整的会计报告体系

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报告可借鉴企业的财务报告体系，至少应包括会计报表和会计报表附注，强调会计报表附注的作用，对关键项目作出说明。对外报送的会计报表应包括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预算收支总表、基本建设投资表、国有资产情况表。这样，事业单位会计报告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能更好地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也有助于事业单位会计人员建立资产负债表观的会计理念。将现金流量表纳入事业单位财务报表体系，以动态地反映其未来的现金流量，这是国际通行的惯例，也是与企业会计制度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统一的需要。同时建议，将资产负债表中的收入与支出项目删除，以“资产=负债+净资产”为编制依据，以全面反映事业单位的财务状况，维护债权人利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3.适当引入权责发生制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收付实现制下的预算会计核算内容主要是财政收支活动，没有覆盖全部会计要素。而权责发生制会计信息包括主体控制的经济资源信息、从事经营的成本或提供产品和服务成本的相关信息、用于评价经济主体财务状况及其变化以及经济主体经营活动及效率性的有用信息。因此，适当引入修正的权责发生制，能更好地反映政府部门受托责任的改选履行情况，大大提高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的质量和决策相关性。

对事业单位结余进行改进

事业单位的净资产是指资产减去负债的差额。将负债列入净资产核算，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建议取消“专用基金”科目下的“福利基金”“医疗基金”“住房基金”等科目，将专项资金列入“其他应付款”科目核算。同时：增设“结余”要素；月末将各账户余额对应结转到“结余”账户，正确反映非营利组织增收节支的结果和运用资金的成绩；增加提取固定资产折旧内容的核算和反映；为适应国库集中收入的需要，调整财政补助收入和事业支出的核算内容，以及时反映事业单位资金运作方式的变化；为适应政府采购的需要，调整采购业务的核算程序，以全面反映事业单位不同来源资金进行采购的内容和程序。

会计报表中增加现金流量表

目前企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基础是权责发生制，用现金流量表动态地反映企业在未来会计期间获得现金流量的能力。现金流量表作为企业管理部门编制现金预算的依据，已经成为企业的三大会计报表之一；而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基础是收付实现制，因此没有规定编制现金流量表。随着事业单位将核算基础改为权责发生制，就需要编制现金流量表，以便动态地反映其未来的现金流量，同时也是与企业会计制度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统一的需要。

第四篇：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上

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上）

2012年07月24日 10:09 来源：财经网 2012-07-24 作者：陈清泰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3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处于低潮期。大家对国企改革正面的讨论少了，可是一些疑惑和担心在流传，国有企业也非常困惑。其中有一些是观点的争论，也有不少是概念上的含混。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有利于解放思想，推进改革。

一、企业做强做大与国有资本有进有退

“有进有退”指的是国有资本投向的调整。目前的掣肘在于国有资产实现形式没有资本化，在谈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时，往往误解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

国有企业做强做大与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这是改革发展都必须进行的两件大事。在谈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时，往往误解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国企高管对此十分为难，不知道该怎么“进”、怎么“退”。这种困惑来自概念的混淆。

需要澄清的是，“有进有退”指的是国有资本投向的调整；而企业的天职则是做强做大。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公司制度下并不矛盾。就是说，企业追求做强做大并不受股东成分和股权结构的影响；国有资本从哪些行业或企业的进退也不受个别企业的牵制。

例如，沃尔沃原本是一家瑞典人投资的公司，1999年4月转手到福特；2010年3月福特退出，由吉利收购。投资者在十年内两出两进，而沃尔沃公司依然在发展。

现在国有资本的功能和个别企业目标的差异日益明显。例如，一方面国有钢铁企业制定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努力做强做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应当从部分钢铁企业中退出，转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各自理性的选择。国有资本从产能过剩的行业退出，并不意味着国家不支持这些行业的结构升级；而企业做强做大，也不能限制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

目前的掣肘在于国有资产实现形式没有资本化，“顶层”国有企业没有进行股份制改制，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应改革国有资产实现形式，利用公司制度的特点，“解放两个自由度”：使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保障企业自主经营，做强做大。

二、国有企业改革主导方面的转移

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向应当及时转向寻找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形式，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由“国有国营”转向“股份制”

如果说在过去较长时期，国企改革主要是使其从计划体制走出，适应市场竞争，增强活力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尽管企业自身还有大量改革的任务，但深层次的改革已经转向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制度创新。

这两大改革命题主要是国家所有者层面的事，而不在企业。把改革的目光继续聚焦于“国有企业”本身，一方面因为没有抓住要害，而使改革难有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国企因对此无能为力而倍感困惑和无所适从。

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不是以行政的力量改变一个个企业的业务结构，而是国有资本布局的动态优化。关键要使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企业制度创新进一步要做的是使国家所有者转变成股东，将“顶层国有企业”改制成股权多元化的公司。这两方面的改革聚焦到一个点上，就是必须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由“国有国营”，转向“股份制”。

对于这一切，“国有企业”是无能为力的。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向应当及时由如何经营“国有企业”，转向寻找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形式。

三、国有资本有进有退与私有化

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与前苏东的“私有化”不能混为一谈；国有资本从某个企业退出，也不能与私分国有资产挂钩

国有资本投向的改变和布局调整是国家为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而采取的主动行为。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是将国有财产无偿量化给个人，据为个人的私人所有。这种私有化不符合中国国情，是国家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许的。前后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三峡工程投资大、周期长，重要的是社会效益，民营资本无意也无力投入。此时国有资本投入。当电厂发电、经济效益显现后通过资本市场将部分股权转让，以溢价回收的资金进行上游的梯级开发。再如上世纪90年代初为开发浦东，上海市政府出资建设了南浦大桥。开通后，以收取过桥费的形式将其转让，政府溢价收回建设资金，再投入杨浦大桥。在这过程中不仅国有资本实现了增值，更重要的是政府以有限的资金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了浦东新区的发展。

在这类国有股权部分或全部转让（西方把这种现象也叫做“私有化”）过程中，资本形态的国有资产并未因此而受到侵蚀和伤害。相反，因国有资本布局更加优化，而使其发挥的效能更加明显、效率进一步提高。

因此，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与前苏东的“私有化”不能混为一谈；国有资本从某个企业的退出，也不能与私分国有资产挂钩。我们不能因概念含混，为防止出现苏东式的私有化，而停止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

四、关于“授权经营”与国有资本布局调整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要做两件基础工作：一是将国有资产资本化，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运营；二是取消“授权经营”，对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确立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搞活”特大型国企，试点了“授权经营”的办法。其含义是国家把部分所有权交给企业，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活力。实际上，在政府层面“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产生了诸多弊端；而以“授权经营”的形式在企业层面的“两权不分”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此，这只是当时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授权经营”使企业自己成了自己的“老板”。在这种情况下，实体企业的资产存量和增量由内部人来配置，只能“滚雪球”，不能调结构。尽管近年国有企业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组，但国有资本覆盖的范围基本上没有变化。滞留于既有产业和企业的国有资本不断再投入，与民营资本同质化、与国家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很不一致。例如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国有资本每年还以大量投资推波助澜，或为追求短期的高收益而盲目多元化，出现了如炒股、炒作期货和国企“地王”等现象。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要做两件基础工作：一是将国有资产资本化，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运营；二是取消“授权经营”，对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确立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

五、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和形式

原则上讲，国家特别需要，而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是中央认定的国有经济的定位。如果说，进入21世纪前，实践这一使命，就是使国有资本大举进入重大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能源开发、重要服务业、重要制造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话，那么今天，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已经转向某些社会产品，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制约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则是科技投入不足、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竞争力不强；威胁可持续发展的是资源约束日益强劲，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加大。

此时，大量国有资本连同收益仍滞留在一般制造业，就践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使命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在竞争性领域很难认定政府对某个行业是否具有资本控制力就“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也很难确认在某个行业提高国企占比就能“体现国家控制力”。

目前，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中过量的国有资本不断制造新的过剩产能，形成对非公资本严重的挤出；另一方面，在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科技专项、中小企业融资、新兴产业发展、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公租房、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国有资本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再建政府“融资平台”。

现在有巨量民间资本可以“接盘”。部分国有资本从一般性产业有序退出，转而充实那些更加重要的行业和领域，将产生双赢的效果，大大提高国家整体资本配置效率。原则上讲，国家特别需要，而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

六、国有资本与社保和公益性基金

国家可考虑将滞留于一般产业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私有化”，留下了一大笔国有资产。这是解决改革发展必须处理的诸多历史性难题的宝贵资源。现在，社会产品短缺已经上升到主要矛盾，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

中国国有资本数量庞大，国家可考虑将滞留于一般产业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养老基金、医疗保障基金、住房保障基金、扶贫基金、教育基金、科技开发基金等，补充这些领域的投入不足，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一方面，这可以大大增加社会保障性资金来源，有助于在体制转轨最艰难的时期，保障社会公平、保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另一方面，公益性基金追求投资回报的压力，将成为改善经营、完善公司治理的积极力量。

七、行政性垄断与政府监管

设置国有垄断、进而政府控制垄断企业，以此调控宏观，有违经济规律

政府对一些行业设定行政垄断（或特许经营），由国有企业“控制”，其中一个理由是国企更有社会责任意识，可以实现国家调控目标。实践中出现了三个问题，一是给企业设定多元目标，使它们无所适从；二是行政性垄断意味着低效率，全社会将被迫为其埋单；三是企业的国有化与政府监管是不同的范畴，没有替代关系。

例如，在成品油与石油价格倒挂时，企业惜售，导致大范围“油荒”；通信运营商利用垄断地位，长期维持高收费、低网速；一些处于天然垄断领域的企业自行扩大垄断范围，把与天然垄断相关的业务泛化为垄断领域，谋取利益。

如上种种，一方面广受社会质疑，另一方面，企业利用政府给的条件谋取利益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设置国有垄断、进而政府控制垄断企业，以此调控宏观，有违经济规律；在社会效益大于企业效益的领域，企图依赖国有垄断、而非制度和监管实现社会目标，是不可靠的。

宏观经济失衡，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出现了较大的不平衡。把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以干预微观来调控宏观，不是科学合理的途径；除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外，在社会效益大于企业经济效益的领域，可以设立特许经营，但科学合理的法规和有效的监管是关键。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国有企业一样可能违背公共利益；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不一定不能进入特许经营。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五篇：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下

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下）

2012年07月24日 10:07 来源：财经网 2012-07-24 作者：陈清泰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2

八、关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国有资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资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就会产生谬误。结果是国有资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这是以不公平竞争和降低社会经济效率为代价

国有资本运营的目标与一个个国有企业的目标是有差别的。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把国有资本运营的目标局限为“保值增值”，似是而非，很容易产生误导。

在决定国有资本进与退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发问：“在赚钱的行业为什么要退？” 国有资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资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就会产生谬误。例如，政府向国企大量输送稀缺资源，构筑垄断地位；维持电信高收费；银行在高利差和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下继续出台收费项目等都是资产增值的办法。结果是国有资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这是以不公平竞争和降低社会经济效率为代价。

国有资本的公共性，在投向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类投资是追求财务回报，以投资收益弥补社会性赤字，保住社会底线；另一类是实现公共目标。例如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领社会投资、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设项目等。

再如，亚洲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为救股市，以上千亿港元敞开收购恒生指数股，在市场回升之后迅速有序退出，解散基金。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出资几百亿美元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结果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航天产业，至今保持领先地位。

这些都是国有资本实现公共目标和矫正市场失灵很好的案例。尽管在良好运作情况下，大多数可以获得高倍率的回报，但政府投资的出发点则不是短期的保值增值，而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公共目标。

九、政府与企业的亲与疏

企业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被分成“三六九等”。在地方保护主义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所有制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在强化，两种很强的反市场竞争力量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了发展的潜能

按企业所有制成分和行政隶属关系区别政策，是改革过程遗留的问题，近年在某些方面似乎在强化。

例如，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有亲有疏，因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其中国有企业处于绝对强势地位。

一是它属“体制内”、有“行政级别”和从政府那里获得稀缺资源的优势。如获得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获得电网、电信等特许经营权，获得政府投资项目的能力也最强。二是可以方便地获得银行贷款。国企产出大约占三分之一，但获得的银行贷款约占70%.三是国企在一些上游产业、基础服务业形成寡头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四是即便在竞争行业，也有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两道门槛。一些重要产业的准入条件往往是为大型企业“量身定制”；而行政审批则和与政府的亲疏程度相关。很多民营企业因此被挡在门外，称此为“玻璃门”。五是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建设职能，在既有国企之外，通过“融资平台”又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民营企业大都被挤了出去。

实际上企业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央企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地方国企处于次之地位；外资企业有较强实力和话语权，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青睐；民营企业则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

近年来，为“躲避风险”，国企更倾向于在内部进行交易、形成配套。如为发展电动车，央企在自己圈子内组成联盟，大手笔投资，建立产业链，对民营企业形成了市场壁垒。银行显性或隐性地把民企看做不可信任的企业群，为规避“政治风险”，都有远离民企的倾向。再如，有的地方政府不惜直接出面干预，来“做大”国有企业，甚至强制盈利的民营企业被亏损国有企业兼并。在钢铁、煤炭、民航等领域屡屡出现民企被挤出的案例。

在地方保护主义还没解决的情况下，所有制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在强化，两种很强的反市场竞争力量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了发展的潜能。

十、关于“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

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作为执政党和政府追求的绝不是谁进或谁退，而是鼓励所有企业公平竞争，都做强做大、所有资本资源都迸发出发展的潜能。

争论的实质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竞争的公平性。在我国渐进式改革中曾不得不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区别对待、轮番政策调整的做法没有及时改变，有些一直延续至今。

舆论、政府管理和涉及企业的许多政策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包括已经上市的股权多元化的公众公司，每家企业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分作“体制内”和“体制外”，并对其有亲有疏。这就在市场中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近来，这种对立在社会上进一步情绪化，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非常值得重视的体制障碍。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把“所有制”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场。

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政府对国企的干预，使民企和国企都有诸多抱怨，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市场效率来源于市场主体的公平地位和机会均等。从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各类资本都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应当受到公平的保护；各类资本投资的企业都会创造就业和税收，应当获得平等的竞争地位。

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积累，国有经济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有人开始担心民营经济发展是否已经碰到了“天花板”？面对种种现象和舆论，民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财产向境外转移的数量和规模日益上升。针对这些现象，有人提出，在我们的体制和政策下能不能培育、容纳和留住本土成长出来的李嘉诚、王永庆、郭鹤年和李秉哲？

我们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重要的途径是鼓励创新创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此时，非公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理论观点中央早已确认并阐明；国务院“老36条”、“新36条”也已发布多时，但进展十分有限。近来，有关所有制的争论反而再起。

上世纪90年代初，有关“姓资姓社”问题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增长潜力；今天，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新时期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十一、探索亲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实现形式

在一般领域，国有资产实现方式的资本化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在确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同时，中央一直特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管理如何能与市场经济融合。早在1993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提出，“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指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2002年十六大再次指出，“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将国有经济等同于国有企业，在产业领域把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唯一实现形式。尽管在部分市场失灵的领域仍有实际意义，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在一般领域继续以拥有、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群，作为国有资产实现形式，使企业和政府不断遇到各种困惑。

将经营性资产资本化，选择可以用财务语言清晰界定、计量，并具有良好流动性、可进入市场运作的具有公共性的资本化的实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银行业国有资产资本化管理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般领域，国有资产实现方式的资本化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一是国有资产资本化意味着国家从拥有、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转向拥有和运作国有资本；意味着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持股机构与投资的企业建立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政府不再控制和管理；企业依法成为独立市场主体，聚焦于财务业绩，在董事会指导下，在竞争中做强做大。这对政府和企业都是又一次解放。

二是资本化的国有资产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将通过国有资本在行业和企业间的“有进有退”来实现。这种进退，原则上不影响企业的经营范围和业务结构。

三是政府摆脱了与“国有企业”关联关系的掣肘，有助于站在超脱地位，进行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有助于改变按所有制区分企业的政策，公平地对待各类企业，消除“所有制鸿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是国有资本可分作两种投向，两种运作机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国家委托专业投资控股机构投资运作，实现政府特定的公共目标。在一般领域的投资，委托专业的社会性投资机构运作，追求更高的财务回报。两类投资各有明确的目标，有利于提高效率。

五是国有资本投资收益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主要用于弥补体制转轨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那些需要公共财政支付的历史欠账，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转型，并使“全民所有”回归全民分享的本性。

六是国有资本预期功能主要通过市场运作实现，而不是以破坏市场机制为前提。这就使国有资本具有“亲市场性”。规模较大的国有经济的这种存在，原则上没有扭曲市场的动因，而是维护市场的力量。

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为体制转轨、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