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读后感

第一篇：《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读后感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读后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政府改革浪潮，政府改革与治理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研究的热点与核心，出现了一批政府改革研究的专家和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代表性著作。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行政学家B·盖伊·彼得斯1996年所著的《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就是研究各国政府改革与治理的一本代表性著作。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第一次对眼花缭乱的全球治理变革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从各国政府的革新主张和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实践中，总结归纳出了政府未来的四种治理模式：试图使政府部门更像私人部门的市场模式、主张更多参与的参与式模式、认为政府需要更多灵活性的弹性化模式、提出减少政府内部规则的解制型政府。对每一种治理模式，《模式》从其理念基础出发，对其结构、管理、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我们了解近年政府的改革提供了清晰独特的视角。该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支撑政府改革与治理的理论上，辅之以各国的改革实践，这些改革实践不仅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涵盖了发展中国家。

在彼得斯看来，政府改革运动是一直存在并且持续进行的，因此，国家、治理和公务员制度也一直处于变迁之中。作者在论述的一开始就指出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特点以及当前公共行政发展的改革和趋势，并将这一趋势概括为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的转变。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共6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1部分为第1章，第2部分为2-5章，第3部分为第6章。全书主要围绕“传统公共行政—当前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式—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这一主线，以官僚制的变革为引子展开论述。为读者展现了当前各国政府改革的4种主要模式，并展望描绘了未来政府治理环境和治理模式。

第1章变迁中的国家、治理和公务员制度，为全书的第1部分，是全书比较分析的基本框架，内容主要包括传统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政府改革的背景和未来政府治理模式的展望。作者一开篇就指出今天的政府在治理上的作为不同于过去的政府，要找到能够提高政府效率，给公民个人和集体带来更多好处的治理方式，政府就需要不断探索提升政府效能和服务品质的创新机制。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和改革者需要有坚韧的毅力、面对诽谤的勇气和清晰的改革思路。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归纳出了传统公共行政的6大特点，分别是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层级制和规则、永久性和稳定性、制度化的公务员制度、内部规制、平等。这6大特点既是各国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4种治理模式的基本维度。总的来说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正面临着顾客、服务、质量、灵活性、创新、授权和不断改进等方面的挑战。

第2-5章为全书的第2部分，详细介绍和比较了具有代表性的4种政府改革模式。在第1章的结尾，彼得斯归纳出了4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并从主要诊断、结构、管理、决策、公共利益5个方面列举出了4种模式的特征。后文的每一章都围绕以上5个方面对一种政府改革模式进行论述。

市场式政府是作者论述的第一种政府改革模式，也是目前最为主流和理论化程度最高的一种改革模式，以至于政治家、学术界人士和公众都将其列为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结构的首选治理模式。市场模式的主要代表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地区。市场模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是一种对自由竞争的优越

性和对一个理想化的交换和激励模式的基本看法，深受市场效率、官僚垄断、一般管理等理论的影响。总的来说，市场模式是一种较为成功和成熟的政府改革模式，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市场模式给予公民的实践选择权并不多，而这正是参与式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

带着有关公民在政策制定阶段选择权的思考，作者介绍了有关治理改革的第二种方法—参与式政府。从意识形态上讲，这是一种与市场模式完全对立的政府改革模式，旨在寻找一个政治性更强、更民主、更集体性的机制来向政府传递信号。参与模式强调参与管理，重视基层管理，主张发展对话式民主，秉承公有社会理论。为了确保参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政府应该引导公众明白自身的期望，推行公共服务标准化，提升公民的参与能力。但是参与式政府存在着众多的参与机制，因此，它并不像市场模式那么明确。此外，参与式政府虽然与市场式政府具有某些类似的观点，但在实际治理中是完全不同的。

弹性化政府是当代政府改革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模式，也是概念最为含糊不清的一种模式。该模式强调政府机构有能力根据环境的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是用固定的方式应对新的挑战，但是许多东欧、中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弹性化政府改革却均以失败告终。在结构方面，弹性化政府主张在政府内部采用可选择的弹性结构，代替那些自认为拥有政策领域永久权力的传统部门和机构。代表性的弹性组织包括特殊法人政府、委员会等虚拟组织。因为弹性化政府在概念上的模糊不清，因此，很难界定它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然而，毫无疑问，雇佣较多的临时员工有助于降低政府的成本，公众也会因政府创新和较少的僵化而受惠，加强政策的弹性额协调也有助于应对政策环境的变化。虽然弹性化政府因其灵活性而倍受推崇，但是，弹性化与权利保护可能互不相容，此外，要在变化与协调间实现平衡也实属不易。也正因为此，相比于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与市场式政府表现出更高的融合性。

改革者的第四个选择，是凭借“解制型政府”的方式发挥公共部门潜在的能力和创造力。在此，解制与经济政策无关，而是指政府本身的内部管理。当前，解制改革正在持续推动，并取得了持续的进展，这可以从书中所列举的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改革实例得到验证。与前3个政府改革模式相比，解制式政府对官僚制的接受度更高，更加重视层级节制的作用。在结构设计上，解制式模式与市场式模式没有太大的不同，而与参与式模式的关注点不同。解制型政府主要关注预算和协调领域的政策制定。在公共利益方面，解制型政府主张采用其它的控制形式，通过充分发挥公务员的经济性和创造性来维护公共利益，这与参与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解制模式在公共利益方面对官僚制的改进，就是从事前控制向事中执行和事后评估转变。但是，解制型政府难以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忽视了效率以外的其它改革因素。

第6章是全书的第3部分，彼得斯在比较了当前4种主要政府改革和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因为模式间的改革策略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因此，选择其中一种方法必然会排斥其它方法。4种政府改革模式都包含有一些基本问题和所设计的答案，并提出了有关政府和治理的意识形态概念。其中，至少有两个模式（即市场模式和参与模式）提出的改革方法与更宽泛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概念密切相关。另外两种模式则倾向于提出广泛的治理之道，而不是针对某个问题提出答案。各种治理模式各有其优点和适用范围，需要考虑会造成失败的问题，而最大的威胁就是超越了其自身的界限。

从政府的执政目的出发，应当选择合适的政府改革与治理模式，但是，改革

官僚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任何一种模式想要获得成功，都必须谨慎地考虑所采用的战略和战术。常见的策略包括利用政治的力量，关注正式结构和程序的改革和推行“制度化协商”。总的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也拉开了行政改革的大幕，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在时间上基本同步。时至今日，我国总共进行了6轮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进入21世纪，我国面临着转轨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传统的行政结构和治理模式需要更新和升级。因此，《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对我国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篇：读书笔记---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行政体系 市场体系

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 层级制和规则 制度化的公务员制度 内部管制 市场式政府 参与式国家 弹性化政府 解制型政府 政府改革 组织民主化 决策运动

行政实体

第三篇：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读书笔记(last)

读《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有感

作者简介：

B·盖伊·彼得斯（B.GuyPeters）是美国匹茨堡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教授。曾任加拿大管理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名誉教授。他是国际著名的研究政府治理与改革问题的专家，公共管理大师，其理论创新能力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界享有盛誉。他的主要著作有：《公共政策的病态》、《官僚政治》、《比较政治学》、《政策动力学》、《政府会消亡吗？》等。

内容简介及感想：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这本书读完了，有很大的感触，我对关于政府改革和创新的著作怀有极大的阅读热情，迫切想知道作者提出的很多可资借鉴的政府改革模式，发现了许多创新点和闪光点。但总或多或少的欠缺可行性，很多都是理论上可行，但到实践中就会碰壁，有些甚至根本就是空想，现今的政府改革研究应该在理论模型的操作化上下功夫，至于到底是什么模型倒不是当务之急了，因为很多模型都不错，反映了政府改革的要求和社会环境的发展要求，能解决很多存在的问题，尽管不能够绝对的解决所有问题。我想这本书也不例外，严格的说本书不是提出作者自己关于政府创新的模式，而是作者对理论或实践中已经存在的四种政府创新模式进行的比较分析，这四种模型分别是：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解制型政府。

该书从分析传统行政模式出发，阐明了各国政府竭力构建新治理

模式的原因，并从各国政府的革新主张和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实践中，梳理归纳出四种未来政府的治理模式：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解制型政府。这四种政府治理模式各有不同的理论基础，适用于不同的政府体制。对每一种政府治理模式，作者都从问题，结构，管理，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政府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政府存在，这一过程就永远不会停止。就某种程度而言，实际工作者和学者们不断寻求促使政府更好运作的新方法本身就证明了人们期望改善政府行为的愿望。这种不断寻求更好实现政府职能的方法的努力也反映了在什么是好政府这个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一些人希望有一个效率高、成本低的政府，而另一些人可能会接受一个成本高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能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更多地根据政府行为的过程而不是行为的本质来评价政府。作者在交代了政府改革的背景知识以及传统公共行政的特点（包括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层级制和规则、永久性和稳定性、制度化的公务员制度、内部管制、平等）之后，分别从理念、结构、管理、政策制定、公共利益等五个方面对这四种模型展开了分析。市场式政府针对传统型政府的垄断性特点，认为应该用市场化的治理模式来实现政府治理的高效率。结构层面上强调分权，包括部门间的和中央与地方间的。运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技术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与企业家型政府或许有很多共同之处。另外一个特色在于提出政府内部的市场问题，根据市场刺激因素来进行政策制定工作。不过这里有个缺点，就

是对公民角色的贬低，虽然将公民看作消费者可以提高服务意识，但却忽略了公民的政治地位。参与式政府故名思义，就知道这种模式特别强调参与式民主的作用，这种模式主张自下而上的参与，分为两种类型，包括基层公务员的参与和顾客的参与。因为参与的需要，又要求结构上必须打破层级制的旧形式，而主张建立扁平化的组织形式。在管理方面，引进私人部门管理中使用的质量管理模式，重视团队合作。对话式民主的决策方式，特别强调了协商和谈判的重要性。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永久性特点提出的弹性化政府，反对原来那种稳定性和永久性的特点，主张通过雇佣临时雇员、建立虚拟组织进行协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弹性处理等方式，建立灵活有效的政府治理模式。在此我仅以自己的一点浅薄认识谈谈对解制型政府的看法，“解制型政府模式”(Deregulating GovernmentModel)，又称非管制政府模式，它的基本涵义是指通过取消公共部门过多的规章制度，取消过程取向的控制机制，相信并依靠公务员的责任心、潜力和创造力，来提高政府的行动水平，让政府更具有创新性和效率。

解制型政府模式的出现，在传统的“照章办事”的国家绝非偶然，其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过多的内部控制严重地损害了政府效率。其二，过多行政规则使得公共部门行动迟缓，缺乏弹性和回应力。其三，公务员制度变成了迷宫，管理者的“进、管、出”问题丛生。其四，政府采购制度引发了贿赂和选择性签约等弊端，政府支出变相增长。解制型政府模式就是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清除政府管理实质以外的其他附着物，让政府最大限度地释放潜在的能量和创造力，以新的创造性工作改进社会的整体利益。

解制型政府模式不太看重结构，其着眼点主要在程序和有效行动的能力等方面，目的在于激发传统官僚机构官员的积极性和活力。它主张，不管是官僚体制还是非官僚体制，只要能够有效运转就行。因而，它并不像其他模式对官僚体制刻意贬斥，相反，认为官僚体制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认为是求之不得的。由于这一模式不反对传统的政府结构，因此在管理上支持官僚机构的高层决策者依靠一定的行政文化来调动整个机构的行动。这种行政文化主要是指公务员的伦理道德在行政活动中的驱动力量，管理者必须依赖相信个人，依赖个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来达到管理目标，在美国某些洲取消了政府采购的一些规章制度，废除了长达近万页的人事管理手册。但是，人们也不无担忧地认为如果没有公务员的觉悟和高尚的道德信念作基础，一些组织和个人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极易肆意妄为，危害公共利益。从决策的角度来分析，解制型政府模式下官僚的决策作用明显被强化，而政治家的决策作用被大大降低，这对于过去把决策视为政治领导特权的传统观念是一次极大的冲击。在这一点上解制模式同参与模式不谋而合，皆认为公务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又同社会公众直接打交道，因而应当允许他们做出更多的决策，有更多的灵活性。在公共利益的体现上，解制型政府模式与市场模式相比明显不同。前者认为政府在社会中应扮演一种积极角色，改革只是解除政府内部过繁的管理体制，通过取消政府内部对政府工作能力的限制或制约因素，使政府的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政

府可以有效地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政府行为不会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后者认为政府过于垄断，没有效率，目的是把政府职能在改革中转变为市场职能，通过削弱乃至取消政府

来改善服务。显然两种模式之间在公共利益的实现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全球化时代各国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展开竞争与合作。由于在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各种考虑因素中，政府管理能力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对待，因此如何使政府摆脱传统官僚制对时代变化的敏感性和适应性较差的窘况，提高其应变能力，成为人们从管理主义角度思考政府变革的一大方向。政府解制的思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中产生的。

英美语系国家本来是国家管理程序-规则严格化的领路者，法的程序独立价值和程序正义观念也是从他们这里传播开来的。沿着这个并不陈旧的方向，程序-规则强化的思想应该进一步贯彻到政府管理的实践中去。但是，当司法领域程序独立价值的旗帜举升起来并高高飘扬的时候，英美等国却开始在政府管理领域掀起放松规制的改革浪潮，并将日积月累形成的严格并确显繁琐的政府管理程序作为首要打击目标，认为它们是新时代政府管理绩效的敌人，必欲“解”之而后快。为此，新公共管理学为其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学说，以为其提供理论支持。其总的指导思想是认为传统官僚制中完备的程序-规则体系，严重束缚了公务员和政府组织本身的能动性，妨碍了管理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由于传统官僚制复杂的程序-规则体系所约束的主要是政府组织

和公务员本身，所以它主要是一种内部控制制度。这个制度的逐渐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原因，这就是在现代民主政体的建设过程中公民权对作为“必要的恶”而存在的公共权力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对其严加约束成为政治制度建设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内容。人们从政党分肥制等等泥沼中拔身而出后的主要想法，就是用尽可能严密的程序-规则体系牢牢缚住具有越轨本能的国家权力，同时对公民权从制度上施以基本保障。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制度建设内容构成了传统政治理念的两条坐标轴线。因此，盖.彼德斯才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过多的内部控制并不是官僚体制本身造成的”，而是“强加于官僚体制的”。

程序-规则强化的主要优越之处就是它基本保证了公共权力的自律和廉洁，给了公民以普遍的安全感，公民人权可以得到原则上的保护，公共权力行使的公正性和公信度也得到基本认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制度保护并进一步促成了公共权力和公民私人权利双方共同遵守程序和规则的习惯和信念。不守规则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作为异常行径和耻辱来看待。这样一来，不仅是国家权力、而且整个社会都能保证运行在基本稳定的秩序之中。这就是发达国家少见公务员腐败泛滥现象和政权异常变故的基础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政府解制完全可以视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在酒足饭饱之后的奢侈行为。健全的官僚制度在保障了他们的工业化过程并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之后，面对新挑战他们将公共权力的灵活应变能力进一步提出来。解制松绑是他们在经过了一次否定之后在更

高的层次上对公共管理的自由度提出的新要求。满足这个要求需要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现代民主政治的根基已经牢固，程序-规则习惯和意识已经植根于公民和公务员队伍之中，官本位和权力意志自由纵横的社会物质和文化土壤已经基本铲除。

这些新的政府治理模式都是针对特定问题提出的，并进而力图实现普遍化，但真正要实施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时代背景和国家的现实国情，强求一律显然只会造成相反的后果。另外，作者还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作者认为许多新的改革措施都是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并加以解决，但由于新措施的实施又会很容易带来新的问题，或是新创造出来的，或是因为旧制度的消失而使得被其掩盖的问题得以重见天日。这或许是改革总是在消灭旧问题出现新问题中不断循环的原因之一吧。

第四篇：公共治理：服务型政府的理想治理模式 )

公共治理：服务型政府的理想治理模式

2013-10-08 15:22 来源：学习时报 我有话说

作者：吴兴智

自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来，服务型政府就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目标选择。但从近年来各地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中不难看出，一些地方政府的管控思维尚没有根本改变，地方治理仍面临诸多问题。

当前服务型政府的三种治理误区

“父爱型”的权威式治理。囿于传统管控思维的惯性，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服务型政府仅是由过去向社会“索取”变为“给予”，认为只要是为了群众的福祉、需要和利益，政府就能够以“父爱式”的关怀替群众作主。因此，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许多公共服务以权威分配的方式由政府进行安排，公民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主体性价值难以彰显。在很多地方实践中，公众参与主要被局限在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的监督以及对政府服务的评价等方面，如参加各种听证会、通过市民论坛向政府建言献策、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商谈等，但在很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公共决策和公共产品提供中，公民参与明显不足。同时，由于各地在设置公众参与的渠道、选择公众参与模式、回应民意诉求等方面，都存在着制度化程度低以及结构性失衡等问题，社会多元主体的功能发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发展型”的选择式治理。近年来，虽然政府逐步放弃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但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巨大惯性作用和面对大量公共支出的财政压力下，一些地方有选择地将政府服务的重心放在为经济发展服务之中，而社会服务职能则相对弱化，忽视了公共服务职能的全面履行。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前提是政府要有钱，而政府有钱则需要优先发展地方经济，因此，诸如招商引资、征地拆迁等耗费了大量的地方政府资源。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对部分污染企业的排污行为采取默许甚至暗中支持的态度，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群众的利益。在公共支出方面，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亦以投资型为主，大量公共财政被用于具有竞争性和盈利性的领域，经济建设的费用明显偏高，导致公共卫生、公共教育以及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服务的支出比例长期偏低。

“政绩型”的运动式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服务职能更多强调的是可持续的、基本的公共服务。但目前看来，我国各级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层面的倡导，而包括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和方向、考核与问责等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机制安排等都极为欠缺，导致政府治理手段和治理行为带有相当的随意性。一些地方在响亮的服务口号鼓舞与广泛社会动员力量的支持下，不惜运用大量政府资源对公共服务中的某些突出问题进行运动式治理，以图取得快速的成效。部分地区甚至为了获得急功近利的政绩，盲目发展脱离本地实际的项目，大量的“政绩工程”“献礼工程”等极大地消耗了有限的财政资金，造成公共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和公共服务的非均衡发展，也对地方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长期持续埋下隐患。

公共治理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有别于传统的统治与管制型政府模式，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满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因此，“公共性”是服务型政府的灵魂和旨归，服务型政府的理想治理模式必然是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持续互动过程。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治理误区，其症结就在于“公共性”的缺失。

公共治理，首先意味着治理目标的公共性属性，即以公共利益为起点，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对于政府来说，“公共性”是现代政府治理的最重要合法性基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公共治理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作为主导理念，把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优先考虑项目，其实质是对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追求。为此，需要明确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防止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重经济服务轻社会服务的偏颇。政府解决的是市场机制所无法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它的作用领域和范围应当被界定在公共服务领域，把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求作为根本使命和责任 同时，公共治理意味着治理主体应当具有多元属性，是一种广泛社会参与下的治理。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的权威式治理模式的缺陷日益显现，它既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相悖。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治理，通过发挥多元主体的功能从而弥补彼此的不足，这是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公共治理的必然选择。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利益相关的群体更应当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行动主体。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及公民的共同参与下的公共治理，能够成为国家、市场与第三部门合作的基础及联系的纽带。

在运行方式上，公共治理要求多元主体在持续理性的互动交往中去追求公共利益和“共识”，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包括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在内的社会价值进行合理的权威性分配。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以及社会多元发展事实都为公共治理的理性交往过程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公共性产生于公共领域，同时，公共领域为公共性的实现搭建多元主体交流的桥梁。面对复杂多样的公共服务需求，公共治理过程应当以多元、多层次利益主体的意见、利益与关系在一定组织框架下的程序化沟通与协调为起点，将治理层级、功能和公私部门进行整合，将不同的利益诉求置于公共论域之中，以构建一种包纳特定精英与大众的结构化交往形式，从而在广泛互动与合作中有效解决各类利益矛盾与冲突。

公共治理的有效实现方式

能否实现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充分的“协商”交往，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有效公共治理模式的核心所在。

公共权力的规范化与透明化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前提。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其核心是公共权力运行方式的转变。规范化意味着权力运行必须遵循必要的价值规范和接受相应的外在制约，透明化则意味着权力运行的信息公开，防止公共权力独立于公众之外而形成绝对权力。只有公共权力规范化与透明化，才能为公共治理提供良好的体制空间。

以决策参与为突破口，强化公民在公共服务提供上的参与权和选择权。公共决策无疑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最主要方式，其制定需要以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取向，而公众参与是确保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正当性的内在要求。因此，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既是拓展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提供社会信息向公共权力体系传送渠道的需要，也能有效防止决策过程中因政府与公众间沟通不畅而出现政策偏差。

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组织，拓展公众参与的社会资源。多元化利益组织的存在，能够弥补政府与公众间协商的代表性不足问题，从而使各种不同的服务需求和利益诉求都能够进入公共治理的论域，实现公共服务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转变，从而创建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多中心治理体制。这是巩固地方公共治理绩效的重要渠道，也是寻求公共权力与公众参与平衡的重要载体形式。

建构多样化的协商交往机制。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通过公民协商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方式，来缩小公民在地方公共事务问题上的分歧。诸如各类民主听证会、人民建议征集、民情恳谈日等都能够成为重要的社情民意反映机制。特别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通过政务论坛、公务微博、网络听证等方式，充分发挥网络在公民参与和多元主体协商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采用“吸纳―整合”的方式实现公共治理的制度化发展。“吸纳”的作用在于，根据各地发展现状，以灵活的互动机制使公民的利益表达在现行体制内得以有序传达，以维持现行体制的稳定性和包容性。“整合”则进一步通过可行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构建，将不同社会主体、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多元主体参与和理性协商的持续有效性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责任编辑:康慧珍]

第五篇：推动我国未来政府模式的成功转型

推动我国政府未来治理模式的成功转型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系统过程。因此。在有限的篇幅中阐述这一问题将非常困难。国内学者对此曾有一些简要论述。这里列举两例。赵晖认为。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的转变。要注重四个步骤：树立现代民主的管理理念；强化公共行政的责任意识；实行社会满意的服务原则；推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服务等。

迟福林认为。以下的四个转变是当前和今后政府改革应当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从优先经济目标向优先社会目标转变；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从行政控制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

应该说这种概括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缺乏动态比较的特色。在此。笔者主要从如下几方面对当前及今后我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进行简单扼要的宏观性描述。就逻辑关系而言。建立新的治理模式首先需要观念的更新与指导思想的转变；其次。政府职能与公共决策可以被作为政府管理的两类过程。即具体的执行行为和抽象的决策行为；最后。当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运行之后。必然在管理方式上有所反映。(一)基本理念转变：从注重管理到注重服务服务型政府

其根本理念是服务。尽管它把管理视为达到良好服务的基本前提和必备手段。相对而言。延续近百年的官僚制行政体制。则一开始就努力使自己形成完善的管理系统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因此。从管理到服务。是基本理念的转变。由此决定实现各自治理目标的过程与结果有所不同。实际上。西方国家在进行民营化改革时。更多考虑如何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满意程度。主要通过引人竞争来试图改变政府管理的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服务质量难以保证等“顽疾”。这就在根本上促进政府管理的观念更新。把顾客满意．取得最佳绩效作为衡量自身工作的准则。

而在我国。这种观念转变却还有待时日。特别是在地方政府。由于直接面对人民群众开展工作。强调服务意识更加迫切。但从实际看。真正意义上的“为人民服务”意识还不能贯彻落实到具体管理行为之中。当然。提倡服务行政还要有具体举措。我国各级政府都在不断改善治理状况。在实践中探索出许多有益做法。如引进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参与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推行政务公开。实行电子政务；开展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和首问负责制；强化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如此等等。这些具体措施都是在观念更新的基础之上完成的。体现了政府治理变革的新趋势。

](二)基本职能转变：从管理自身事务到提供公共物品

政府职能转变是在公共行政理念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完成的。20世纪末。公共行政实现了从传统行政到政府公共管理的转型。这决非名称的变化。而是有实质性含义。具体而言。政府公共管理与传统行政的主要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一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官僚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政府公共管理既突破了传统理论支撑的局限。又吸收了以现代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为核心的现代管理基础理论。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理论源泉。

二是政府公共管理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范式。并且在当代西方国家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中不断完善自我。演变为一种新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改变了传统行政管理把行政机关内部管理作为自己任务的做法。视政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主体之一。从而开拓了视野。

三是相对于传统的公共行政而言。政府公共管理充分强调了管理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明确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理人角色。以公共性的目的和社会性的基础这双重约束限制政府的管理行为。

就目前来说。在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我国现行的政府制度安排仍旧没有很好地体现与市场的合理分工。形成所谓的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一是“政府越位”。官员管了个人．企业和市场愿意且能够管的事。结果牺牲了微观效率；二是“政府缺位”。那些个人．企业．市场不愿且无力参与的领域。本来应该由政府管。而政府没有承担起管理这些领域的责任。结果这些领域成为了短缺领域。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改善的“瓶颈”。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活动范围；三是“政府错位”。即政府仍旧对计划经济下的全能状态念念不忘。包揽大量社会性事务。反而阻碍了社会自治力量的生成。例如。2003年发生的SARS危机充分说明。作为公共物品．公共服务之一的公共卫生服务非常短缺。医疗条件差。医务人员不足。医院满足不了国民对医疗卫生日益增长的需要。

实际上。其他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如学校教育．养老．就业(特别是非国有经济部门失业人员及其家属)和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等。政府都缺乏必要的重视。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情况。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加快转变工作职能和重点。重新分配自己的精力。一是通过加快民营化进程缩小国有经营规模。让政府官员从大量竞争性项目．赢利性投资的审批和直接管理中解放出来。让政府财政真正转到公共财政上来。让政府政策转到公共政策上来；二是通过加快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缩小政府直接调控领域。更多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让政府调节真正转到宏观调节上来。

（三）基本政策转变：从“政府政策”到公共政策

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也体现在政策方向的根本改变上。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理论看来。政策解决的是社会问题。即为了达到某些目标．处理某些问题而通过政治的过程产生了政策。公共决策解决公共问题。由具有公共权力的机构发出；而私人决策则解决私人问题。由非公共权力机构发出。因此公共决策最大之特色即为“公共性”。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制定并执行的原则．方针．策略．措施．办法等等。

在我国。对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理解有一个过程。相对于公共政策而言。行政机关赖以执行行政管理任务的许多决策严格意义上只是“政府政策”。这里说的“政府政策”。是指行政机关用以指导或规范公共行政事务管理的各种决策。主要从行政机关本位出发。自上而下地进行决策和执行；而公共政策则相对而言是着眼于社会公众需求和满足人民．方便社会。从而使公共部门的各项措施真正深人人心。成为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这种公共政策。是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方式．方法与策略。它具有唯一的根本特性即公共性。相对于公共政策。

我国传统上的政策。特别是管制型政策。大多是公私不分。公共权力介入私人领域。不是弥补市场不足。而是为了政府自身的管理需要。例如我国服务性行业(这样的行业遍及电力．航空．电信．邮政．运输．水．气．银行等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性部门)里很多的所谓“行规”。不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行业更好管理。有的甚至是谋取私利。因此。及时改变这种状况。是今后政府改革的重要任务。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决定了其政策表现为公共的决策。这种基本转变意义重大。一旦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就在根本上保证了其合法性。也就是说回归了政府本质。则社会公众这一委托人利益就能够受到尊重。得到保障。即使采用了一些非公共部门管理方式。如民营化或社会化。也不会在根本上损害公共利益。从实践上看。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力量在政府治理决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民主。已经使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体现民意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有理由相信。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已经为时不远了。

(四)管理结果转变：从多元共同治理走向善治

政府公共管理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达到治理的任务吗?或许管理过程是公共部门实现价值的手段。但不是最终目的。公共管理的终极目标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是追求一种积极的

善治的结果。从根本上说。公共管理研究主要关注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公共部门。如何才能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公共管理研究主要关注“公民怎样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这两种立场都没有脱离公共利益这个核心问题：前者以“公共部门如何实现和服务于公共利益”为焦点；后者以“公共利益是怎样被实现的”为焦点。

因此。在概念上。“公共管理”可以被界定为以治理为实现形式。以规范性的公共价值即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社会管理活动。④尽管。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它以治理为其实现社会管理的具体形式。在治理理念之下。才有可能构建全面参与的．有责任感的社会管理机制。

然而。无论是从公共管理产生的历史背景还是对当前政府公共管理的回应看。公共管理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局限性。并力图将它所引领的实践活动带入一种善治的最佳形态；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内在的不足。譬如。治理不是单一的约束力量。它不能替代政府或市场。而只能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以弥补各自的不足。同时。治理倾向于超国家主权或政权力量的限制。从而只在有限范围内被认同。等等。所以。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治理也存在失效。正如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一样。既然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不可避免。如何使其更加完善。就是一个现实问题。

国内学者俞可平认为。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走向善治是唯一的目标。这种目标自古就有。于今更盛。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参与式的管理。在最高层面上表现为一种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的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从根本上说。公共管理把实现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就使这一社会治理过程必然追求一种善治的结果。尽管它可以采取的途径有许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