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
21300818史修东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
【摘要】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一项课题。改革开放3O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反过来倒逼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不只需要经济体制的改革,更是要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一条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又要有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实践的改革路径。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双重特征。在当前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成效,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紧迫性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1]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当下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必须要明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的关系,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十八大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位和重点任务,并突破性地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写进了小标题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
毫无疑问,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那么,在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涵盖了现代化的全部内涵?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复杂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目前恐怕还很难形成紧密一致的看法,反倒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早已达成共识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市场经济作为当下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率的机制,是我们今天一代中国人无可回避的选择。
然而,现代化的内容并非仅指经济的现代化,它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政治的现代化、都市化、世俗化、社会分工的专门化、结构化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必须在文化、体制、思想、观念、传统、习俗等方面做出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以适应商品经济这一物质性、经济性的基础。但是,这也绝非意味着一发展市场经济就会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建设。按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看法,经济的快速发展确实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
要原因,但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政治的稳定,也可能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负面因素,这是由“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2]4-5。现代系统科学的最新发展也表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离不开其他子系统的相互支和耦合,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避免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积聚和爆发。这样看来,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关系,经济水平提高了,不一定能实现政治的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了并非意味着就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了。况且经济在发展中也会出现“拐点”,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支撑,经济发展也会出现瓶颈,引发潜在的社会政治性的危机与冲突。
改革开放3O多年来,我国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给我们带来了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仍然相对滞后,裹足不前。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经济驱动的利益纷争、欲望毫无约束,社会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就会不断积聚,并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中凸现出来,诸如诚信危机、群体性事件等等。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这样的一个瓶颈期。
在深圳特区创建3O周年之际,温家宝视察深圳建设时又重申了政改的重要性,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法国的《欧洲时报》就曾刊发题为《中国政改在路上》的文章,美国《侨报》也刊登了《保障经改成果中国政改箭在弦上》的文章。温家宝在深圳讲话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在改革初期,“中国的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是搞经济建设这件事情,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围绕发展经济这件事来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要求我们现在不能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抱不合实际的过高奢求,不能用最发达国家的社会条件来考虑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问题,中国必须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考虑怎么做才是现实的可行的才能取得我们希望的成效。”[3]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将发展的中心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是现实的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成和完善,尤其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列问题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我们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4]164“如果我们盲目乐观不下决心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确实可能危及我国整个的社会主义事业,发生邓小平警告的党和国家改变面貌的问题,可能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得而失。”[5]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不断提上日程。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通过何种路径来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向
胡锦涛2006年4月在美国耶鲁大学进行演讲时,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后来,他又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民主执政。他指出,民主执政就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
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牢牢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要不断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6]。
2010年9月,在纽约与美国华人媒体负责人的座谈会上,温家宝回答《侨报》负责人的提问时,指出:“中国要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社会,法治就是当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应当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党的意志和主张也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来变为宪法和法律的条文,所有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下行动,这才叫依法治国。我以为要做到这点,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政治所必需的,我们应该朝此而努力。”以此为基础,“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能够更好发挥独立精神和创造思维,就是要使人民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应当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7]
胡锦涛和温家宝数次对于民主法治的阐述,较为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那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在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依靠依法治国来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与自由,达到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核心在于权力的规范。进一步说就是要规制权力运行,不得滥用权力,让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只有权力透明,才能确保民主与法治,做到权为民所用。在十八大报告中,将政治体制改革单列为小标题,更是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方向下具体的任务:“一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二是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三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四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五是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六是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七是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
总而言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存在着一个单一的改革任务。改革是渐进的,通过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实现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目标,最终“形成一个初步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8]。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明确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怎样能够更好地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就涉及改革的路径问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二是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实践。
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只是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因素。特定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互动的影响下才探索出自己特有的变革之路。中国3O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似乎向我们传达着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治理模式的创新对于一个社会的顺利、平稳的改革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模式探索与创新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便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说,成本太大,容易“一刀切”,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容易统一模式,就会出现较多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为政治体制改革营造了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改革之初的自上而下的各种“特区”的试点和推行为后来自下而上的地方自主摸索奠定了基础,打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现今,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诸如南街模式、华西模式、苏南模式、希森模式等探索性的改革。尽管这些模式的重点、方向、层次和意义上各具特色、很难统一,但是这为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开辟了独
具特色的地方发展、治理模式。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开辟,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基础和经验。“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场和开放的窗口,是分级式政策试验的一个重要制度设计,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进行了多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改革试验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中国的治理试验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创新实践为推进中国的改革政策探索了新路提供了宝贵经验。”[5]
这种自下而上式的地方治理探索已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也必然将会成为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流模式。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宏大的事业,地方治理模式的探索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然而,如何去推动、保障地方的这些改革,带动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回答的问题。上层的自我转向是关键,顶层的设计是重点。如果上层能够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主动“出击”,推动地方的探索,那么我们就能逐渐摸索出自己特有的政治体制变革的具体路径与模式。而近年来上层频繁的谈论政改问题,就充分说明了上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10年8~9月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考察深圳,对深圳等经济特区新时期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O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经济特区不仅应该继续办下去而且应该办得更好。中央将一如既往支持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5]发挥作用,并从五个方面对经济特区下一步改革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既应该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又应该有自下而上的探索与实践。
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来,政府应该主动转向,政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会领域,从全能型政府逐步过渡到真正的服务型监管型政府。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此基础上,支持地方自主探索本地区的治理模式,在资金与制度上予以支持,及时以制度形式来保障巩固探索的成功经验与教训。最重要的是要鼓励公民社会的壮大,支持自治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推进地方自治。然后逐步扩大试点,共享成功模式与经验。走一条先上而下,后下而上的发展道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方针应该是谨慎、渐进,“一步一个脚印”,避免急躁、冒进的作风。
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纵深发展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相辅相成。能否正确处理两大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3O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进展顺利并取得成效,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密切配合与同步推进。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在1986年的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p.176)他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9](p.164)“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很多方面还严重滞后于日益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发展。
(二)遏制权力腐败现象的必然要求
腐败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没有建立起有效防治权力腐败的监督制约机制,是造成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集中到一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导致政治权力对经济运行的非正常渗透,不可避免地产生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遏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仅仅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新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并实行权力合理配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根治。
反腐倡廉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当前,党政官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不仅严重破坏了我们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而且沉重打击着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人民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此,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遏制权力腐败现象的必然要求。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规律,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旧体制的弊端,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1](p.9)由此可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选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人民群众的民主观念和参政意识也伴随着我国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而不断提高。我国现行政治体制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所以,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为公众政治参与提供体制保障。反之,如果不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为公众参政排除体制障碍、提供合法渠道,就会导致非制度化参与,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
总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党和国家更具活力,形成巨大的推动力,才能建立一个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三、正确认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关系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双重特征。在当前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关系,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成效.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性要求我们与时俱进、把握时机、大胆探索,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启示我们,这场改革关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执政党的地位。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只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视改革的紧迫性,或只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视改革的紧迫性,有意推诿,都是错
误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又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循序渐进,逐步加以完善。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把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和成功。
总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既积极主动又稳步推进的发展过程,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我们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迈出新步伐、实现新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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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二篇:一论述加强中国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论述加强中国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1.科技角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2.国际竞争角度: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科技和民族素质,焦点集中在科技和教育.建设创新型国家,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在国际竞争上立于不败之地.3.国情角度: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科技总体水平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低,与发达国家差距大,己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1)建设创新型国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生活的 重大举措;(2)是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紧迫要求;(3)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国家的任务,既反映了党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 内在规律的准确把握,也反映了对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需求的科学分析,具有 重大的战略意义。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代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二怎样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你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活动的主要要求的人是如何?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而且关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威信。作风建设
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始终把优良作风视为党的生命线。
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当前尤其需要以强化党的宗旨意识为重点,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
一、以理念培育,提高基层干部执行力
理念是行动的基础与核心。执行力建设,必须理念培育先行,用先进的执行理念来武装广大基层干部的头脑,成为其自身的自觉意识和行动。要站在和谐发展的高度,正确认识自身的角色定位,摆准角色意识、大局意识,从解决人的思想观念、认识水平入手,把培养基层干部的实践意识和能力作为执行力建设的重心,坚持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加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职业道德建设为基础,以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重点,教育干部职工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积极倡导一种奉献意识和敬业精神,增强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为提高基层干部执行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
二、忠于职守、真抓实干、勤政廉洁。
党的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重要的是要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一定要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勇于奉献。要牢记“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道理,干实事,鼓实劲,求实效,不搞政绩工程和短期
行为,在坚持真抓实干、勤政为民的同时,要时刻注意把握自己,经得住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抵得住权力、金钱、美色等的诱惑,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三、加强工作作风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根本目的是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此,必须把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建设,应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应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了解群众愿望,真正做到对本地区本部门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心中有数;坚持循序渐进、务求实效,制定具体措施,注重埋头苦干,真正做到抓一件成一件、不出成效不撒手,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第三篇:浅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浅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摘要: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愈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并行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两大主体工程。毋庸置疑,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引领下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持续深化、成效显著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政治改革显得步履维艰,严重滞后,而且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步入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归根结底都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关键词:利弊、制约经济、人民民主
一、中国政治体制的利与弊
(一)中国政治体制的利
中国实行一党制最好,其理由也是十分充分的: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并非纯粹的一党执政。现在有很多人希望在中国推行西方的多党制,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他们认为,多党制可以制衡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各种弊病,中国在现阶段实行多党制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要选择。西方的多党制得以有效运行,是以一系列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条件为基础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缺乏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没有充分的经济分化、没有社会利益充分分化、没有与这种经济与社会结构分化有机联系的宽容妥协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人口奇多,地区差别极大,文化素质低,封建根基极深的东方大国。如果强行推行多党制,从而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各种建设,很可能将重蹈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大民主实际是大破坏、大捣乱从而大失败的覆辙。一党执政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便是政策的连续性,不会像多党制那样由于政党的变更而引起国内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我们知道,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三十多年来有效坚持的执行,所以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而且正确的决策,能够很快执行,不会因为各种力量的牵制而中途夭折。不像在西方,多党制上台的国家首脑,往往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特别是一些总统是被弹劾下台的,其施政纲领往往会被全盘否定。虽然其宪法与法律稳定,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却难以持续,除非前任首脑的主张也得到后任的认同,否则会一切推倒从来。
一党执政的最大优势就是办事效率高,能利用社会上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已经得到了最大的体现。震灾发生后,党中央发出抗震救灾的号召,一呼百应,很快调动举国之力抗震救灾。而多党制国家里,哪怕再正确的决策,如果没有其他党派及国会的同意,都无法实施;有时候,即使是总统提出的方案,也可能都要延迟一年半载才获得同意,甚至干脆被否决。
(二)中国政治体制的弊
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权力过分集中的党的领导体制则削弱党内监督功能。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以党代政,必然导致政商不分,从而引发党的腐败问题。中共党内专司监督职能的机构是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并不是向产生它的代表大会负责,而是向同级党委负责。因为地方各级纪检机关的人员编制、各项经费、干部任免等都归同级党委(党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在实践中,很难对同级党委,尤其是对大权在握的党内第一把手实行真正的监督。尽管按规定,上级纪委可以监督下级党委负责人,事情往往是“看得着、管不着;管得着,看不着”,只要不发生重大问题,仍处于“虚监”状态,从而使反腐的难度加大。
在当今社会,腐败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特有文化。以前是大包小包的送礼,现在是在不知不觉中,你回到家发现口袋里多了许多购物卡,优惠劵等。中国的饭局也形成了一种文化,当今饭局有五个三个,1、饭局三大功能:求人,密谋,庆功;
2、饭局三大准备:菜、酒、烟;
3、饭局三大礼节:让座、劝酒、抢埋单;
4、饭局三大活动:吹捧、忽悠、讲段子;
5、饭局三大语态:豪言壮语,疯言疯语,不言不语。在这种不良的党风下,必然引发贪污腐败案。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从下面的数据中可以我国看到目前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腐败现状有多严重: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谈访”揭露,我国的年赌博资金的流出量达6000千亿元左右,根据《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第14版揭露“公车一年消费多达3000亿,”根据《读者》2005。12月期第42页揭露:“公款吃喝白白吃掉2000亿”。仅仅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公车和吃喝消费还是合法的。相比于整个韩国首尔市政府的公车只有四辆,我们就可以明白其中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解决我们义务教育问题所需要的资金也仅仅只要200亿到600亿元。也就是只要我们的公仆门嘴巴中省下10%-30%,就可以解决我们义务教育所需要的资金了。
中国官员的腐败之严重,涉及之广泛,是世人皆知的,虽然中央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但是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全国腐败依然猖獗,贪污数额之巨,不断被刷新。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不受限制,很容易让人产生伸手捞钱的冲动,这不完全是道德问题,体制不完善,法律不严谨是其主要的诱发原因。
中国要发展社会要和谐,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但是全国上下严重的官员腐败对这一进程产生了强大的阻力,因此中国反腐败必须超越传统认识上经济犯罪的概念,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看待反腐败的重要性。
二、中国政治体制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在2010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上,温家宝总理在面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说了这样的句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健康、稳健发展,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转变方式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以说,不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无法实现的,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实中经济改革的停滞也说明了这一点。必须看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仅仅在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它已经超出了经济本身的范畴,涉及到了更加广阔和深入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从理论上说只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是有缺陷的,看不到问题的真相和实质,从实践上说只用经济的方法既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更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仅仅追求经济的增长或者技术的创新,并不能直接带来稳定的公平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方式实际上受到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支配和制约,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和社会结构的深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困难的,只有及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广泛的社会建设,首先改革那些制约着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政治体制和机制,才能逐步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
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也就是由政治决定的,表面上看经济发展方式似乎是个经济问题,而其实质则是社会和政治问题,经济的背后是更加广阔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一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做出了著名的论断:“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对经济的发展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比国家的作用更为重要。认同市场的人都不会否认:好的市场经济,要靠好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来培育和支持。好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提,而不好的国家体制和政策,必然导致市场的扭曲和经济效益低下。自改革开放来,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它是不彻底的。当今的中国经济走向,很大成分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走向。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已产生了巨大的泡沫,房价高居不下。在这种环境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整顿中国房地产的政策,使如火如荼的房地产进入冰河世纪。有很多人都反对,他们认为,政府过多的将无形的手伸进经济市场,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在短期看,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从长远看,有害无利,只会使中国的经济陷于恶性的循环中。
政治体制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性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不断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但直到今天依然进展不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始终停留在经济层面,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进行经济建设,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做出的正确选择的话,那么今后的三十年顺序转入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才是正确的选择,才能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人民要真正当家作主
时下,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一是分配不公,一是腐败严重。而要有效治理这两大顽疾,唯有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概而言之,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这就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民意所在。
现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一方面人大代表荣誉感有余而责任感不足,与人民特别是与其原选区和选举单位选民选民缺乏经常、必要和主动的联系。人大代表选举缺乏必要的竞争机制,缺乏选民对被选举者了解知情的有效措施,选民参与选举的主动性、严肃性不够,不珍视自己手中的选票,表现出对人大代表选举的冷漠。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迄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选民对人大代表无法行使经常、有效的基督。去年,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选举。在选举之前,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选哪一个,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选的那个人是谁,更没见过他。就这样,我的第一次选举权利浪费了。我相信,我的经历这是中国现行选举制度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人民只有有效行使了国家赋予的选举权,才能真正的实现当家作主。根据中国宪法,中国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河南周口地区专员、水利厅长落网贪官——张海钦说:“人大政协工会让他们摆着代表人民的,其实人民连屁都不算。在中国除了官是人,老百姓都不是人。人大政协里名人多,富人多,开发商多,矿主多。你见过有老百姓在人大政协的吗?你见过人民选举过人大政协和官员吗?”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中国人民要开始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应该体现在——人民有权投票选举真正能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民代表”,人民有权投票选举、罢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人民有权自由选举和罢免区长、县长、镇长。
政治体制不改则亡,政治体制改则兴,政治体制改慢则亡,政治体制改快则兴。政治体制不改不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跟不上观念变化的步伐,跟不上民众对民主自由要求的步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2]谷歌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列表-维基百科。
[3]刘智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改革网.2011.6.20.
第四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漫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政治改革的主要成绩1、2、3、4、党的领导关系以及党政关系更加协调化; 政企关系更加合理化; 制度建设更加完善; 机构改革更加有效,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和谐。
二、制度改革的动力因素:1、2、3、经济发展是直接因素; 新兴阶层推动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和谐社会理念提供精神动力。
三、存在问题:1、2、3、政治改革制度尚不健全; 政治改革需要有意识形态的改变; 经济发展初期可以允许维权政治的存在,但最后都要向民主政治方向发展。
第五篇: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是“和谐制度”;康有为在《同》中提出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上述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和谐生活的向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科学设想,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革命导师指明了社会和谐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邓小平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和谐,两极分化不可能和谐。社会和谐则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属性。没有社会的和谐,就建设不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在血与火的磨砺中,在风和雨的洗礼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追寻着社会和谐的民族梦想,写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历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论十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论著中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种关系和矛盾,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和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量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党的十六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记的党中央,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效。从党的十六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再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全面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庄严而紧迫地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构建和谐社会是有力应对各种挑战的紧迫需要。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既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又面对敌对势力实施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压力。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就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我国已进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经济体制深刻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动,既给我们带来巨的动力和活力,同时也带来许多矛盾和问题。在“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机遇与挑战同在,动力和压力共生。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解决矛盾迎接挑战,就必须花更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力促进社会和谐。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现实课题抓紧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