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并以此预测我国股票市场的走势

第一篇：对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并以此预测我国股票市场的走势

一、对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并以此预测我国股票市场的走势？

2011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态势相当稳定，各月均在略高于绿灯区的位置。虽然经济中出现了对增长不利的因素，但经济增速仍稳定在较快的水平。尽管经济增长在二季度出现走弱现象，但没有担忧经济衰退风险的必要，下半年经济仍可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速不会比上半年更差，主要依据是：

①从走势看，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

②汽车市场最低迷的阶段已经过去；

③货币供应量M1增长很快，财政支出更是增速惊人，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是扩张性的，对经济快速增长形成有力支撑；

④过高的通货膨胀和严重负利率将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推动。需要关注的主要不利因素是外部需求有下滑的风险，但下滑的幅度不会太大，影响也将比较有限。

而未来的政策走向有两大看点，将对后续的反弹行情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一，随着通胀压力减弱，经济增速放缓，市场对于宏观调控放松的预期将增强。但考虑到通胀形势并不稳定，信贷政策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结构性调整的机会更大，也预示着市场的结构性机会更大。

第二，十二五规划的陆续推出，对股市产生直接影响。十二五时期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加大力度的时期，将在政策规划中充分体现出来，即新兴产业和产业升级将受到政策面最大的支持，而高能耗、低产出、过度竞争的传统模式将受到政策的极大限制。政策面的冷暖分明将造成市场不同行业冰火两重天的走势分化。

我们倾向于认为，大盘过去两周的反弹主要基于超跌反弹，市场机会是普惠的。但在2500点整固以后展开的新一轮上升行情将基于不同的政策预期和行业前景，机会将显著分化。对投资者来说，反弹行情仍然可以期待，但仅限于此的判断并不足以保证在未来的投资中能把握住机会。还需要充分对政策研究，并在政策扶持的行业和方向进行投资布局，否则，很可能只赚指数不赚钱。我们建议并看好节能环保、新产业新材料等行业的政策机遇。

第二篇：2013年下半年我国股票市场走势预测与分析

2013年下半年我国股票市场走势预测与分析

距离今年上半年落幕仅剩下不到五个交易日，受到宏观经济数据继续下滑、金融系统资金紧绷、IPO最快7月底重启、美国明年将退出QE、欧美日港股市大跌这五大利空的冲击，近期股市出现了“强烈地震”。随着政府换届，受了宏观面“不好”的冲击，重心下移，是对宏观基本面和政策取向变化的客观反映，上证指数跌了15%，上证50跌了23.5%，沪深300跌了18.8%。深、沪两市经过一轮调整后在6月份持续下跌，至6月24号收市，深成指跌至7588.52点，沪指击穿2000点，收报1963.23点。下半年即将到来，初步看来，股市或将持续低迷。

宏观经济数据继续下滑

2013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仍面临震荡反复的弱复苏格局，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之路依然漫长，目前经济增长乏力。

近期经济数据发布，多项关键增长指标大幅低于预期，引发全市场下调未来两个季度及全年的增长展望。全年经济增速预测从之前的7.9%下调至7.8%。国内宏观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放缓，导致上市公司业绩有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未来A股大环境依然不乐观。宏观经济的痛苦调整仍在继续，去产能、去杠杆仍是蜗行牛步，经济见底的论调也仍是空中楼阁。从内生的情况来看，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非金融上市企业的投资收益率低于银行贷款一般加权利率，这无疑对企业的投资需求造成了打压。从居民部门来看，房地产价格高企会挤压居民的其它消费。在政府部门的债务约束方面，2009年之后，城投债上市规模呈爆发式增长。在此背景下，拉长一点时间来看，不考虑展期，2016年地方债务偿还将面临压力。经济从稳态到非稳态由于潜在经济增速面临下降，经济探底空间可能超出预期。而在国内，这条路径实现的方式是以“时间换空间”。这也意味着，调整将会是非常漫长的，下半年仍旧会是下行格局。

货币紧绷

经济欠佳实际上是去年以来一直制约股市的重要因素，但6月以来大跌的最直接原因是市场资金供应格局突然恶化。

最近用闲余资金做逆回购的投资者都会明显感觉利率大幅走高。习惯上，人们把国债回购利率视为无风险收益率，一般情况下往往只是稍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现在出现如此大的偏离而且持续了近一个月，这是很不正常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次回购利率大幅度上升，市场资金的骤减？目前众说纷纭，不过，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当无风险市场的利率达6%时，那么，作为有风险的股市，就必须要提供超过10%以上的风险补偿收益方可，而10%的股市回报率，对应的就是10倍的PE水平，所以整体市场的重心再度出现了下移。故此在资金紧张背景下出现的高利率局面，是这次股市下跌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李克强总理称：“在当前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李克强总理强调“盘活存量货币”，暗示着中国不会再走货币强力扩张的老路。也就是说，今年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深化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将会坚定贯彻下去，打消了市场降准放松货币的预期。

另据报道称，央行召开货币信贷形式分析会议并决定，一是加强流动性管理。银行要改变流动性永远宽松的预期。二是未来经济中的问题已不能寄希望于扩张政策解决，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变。央行或许有意维持较为紧张的流动性，眼见货币市场资金价格飙升，但并未如以往一样注入充足的流动性平抑资金价格，这或许表明央行有意维持较紧的流动性以促使金融机构去杠杆、降低风险偏好。那么，在下半年市场上的货币流通将不会有大量增加，市场资金供应格局将不会乐观。

IPO将重启

IPO重启对下半年的资金面会带来冲击，在货币政策中性的背景之下，流动性将受到一定压制。据悉，IPO重启时间已初步确立在7月底。此前“破发就延长锁定期”的规定将进一步强化市场投资者“新股不败”的心态，进一步刺激投资者的“打新炒新”热情。除了IPO数千亿元的融资额，“打新股”热潮可能导致大量资金从二级市场转移至新股市场，从而对股票二级市场的资金面状况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市场而言，IPO重启时间基本确定，势将影响市场短期情绪。

但实际上，自5月29日以来，仅14个交易日，大盘就从2334——2042点，跌了12.5%，损失了市值3.1万亿。显然，这是一笔得不偿失的“买卖”。重启IPO后的10年，也未必能融资3.1万亿，而现在只宣布“IPO最早在7月底重启”，3.1万亿市值就灰飞烟灭了。市场实践已表明，在2500点以下的下降通道重启IPO，是不得人心的。因为，去年10月25日停止IPO的点位是2102点，上周五却跌到了2042点，白白停了9个月。显然，2100点下方是没法顺利发新股的。

国际热钱大搬家

目前关于回购利率上升的原因，5月份我国新增外汇占款668.6亿，骤降七成，虽然表面上看这是外管局“20号文”效力所在，但根源或许更多是QE3退出预期下资金流出的影响。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展现出越来越强的韧性，5月美国非农数据增加再度均超预期，美联储缩减宽松政策剩下的只是时间和节奏的问题。而伯南克则指出最可能的情况是从今年末开始缩减，至2014年中某个时候最终停止QE。不管QE3初次削减的规模有多少，都意味着全球流动性面临着大拐点，这是2008年以来最大的转折点。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预期拉开了热钱大规模从新兴市场撤退的序幕。一旦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美元势必会升值，有着逐利本性的热钱希望在量化宽松退出前了结在新兴市场的收益，这样能达到收益的最大化。热钱大撤退是造成近期新兴市场连续下跌的主要原因，热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撤离也是在追求更加安全的资产配置。这将带来全球长期通缩压力的逐步显现和资本流动的重新定向。

事实上，从5月下旬开始的全球股市大回调在亚太地区演绎得格外触目惊心。自5月22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暗示美联储可能会削减债券购买规模以来，海外资金便源源不断地流出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泰国等新兴市场。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6月5日当周，新兴市场股市基金的资金净流出规模达到了50亿美元，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股市资金净流出规模最大，中国股市资金净流出的规模为14.8亿美元，巴西和俄罗斯分别为5.3亿美元和3.6亿美元。

投资者和大机构撤退

今年创业板行情火爆，自2012年12月4日以来最大涨幅达83%。但是，在不断刷新反弹新高的同时，创业板业绩状况却与股价走势背离。

众所周知，业绩和流动性是股价中长期趋势的决定性因素。在当前资金面紧张的背景下，反映小公司景气指数的汇丰PMI初值创9个月新低，成为压垮创业板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创业板暴跌早有端倪，一方面，指数在6月17日放量冲高回落，此后两个交易日成交额逐渐缩减，显示做多资金买入意愿趋弱；另一方面，领涨股出现高位天量阴K线，显示出抛压明显增大，说明资金对创业板后市的看法趋于谨慎。根据交易所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在创业板震荡期间，机构席位的资金出现了大幅度的减仓，卖出力度远超过买入力度。虽然机构也对前期涨幅不大的部分个股进行了加仓，但是力度有限。

产业资本方面，根据统计，今年的创业板的解禁压力空前，合计有271家公司大小非解禁，占全部355家公司的76.34%。全年累计解禁总股数157.24亿股。全年解禁峰值将出现在8月和9月，分别为24.87亿股和15.63亿股，而且10月、12月的解禁规模也不容小觑。

5月份创业板减持金额创历史记录，重要股东减持3.3亿股、市值约55亿元，而增持金额相形见绌，仅有1000多万元。今年上半年，创业板合计遭到股东减持110亿元，规模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

A股较另类

中国A股自5月下旬以来的连续下跌，背后除了有经济数据不佳的宏观原因外，更有着资本市场本身的制度性原因。事实上，国际资本在中国股市的占比并不高，但A股市场往往会陷入一种“怪圈”，即外围市场上涨A股不涨，外围市场大跌A股跟着大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A股市场缺乏“赚钱效应”。而中小板和创业板估值处于历史第三高，也增加了A股的调整风险。投资者风险偏好较低，使得储蓄流入股市难以涌现。

对于A股未来走势，从历史情况来看，六七月份往往是A股一年中比较低迷的时期，在消息面相对真空的环境中，投资者只能将视线投注在7月中旬出炉的半年报上。下半年A股行情或更多地会跟着上市公司业绩走，10月份的三中全会可能有更多超预期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为市场注入新的正能量。

结构性或是主旋律

2013年上半年中国股市走出一波三折的震荡行情，指数涨涨跌跌交替反复，但结构性机会明显。蓝筹股的相对低迷制约着大盘的表现，而其背后是经济的反复性造成了市场预期的落差，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导致资金面回归中性，最终大盘在冲高之后迎来震荡格局，不过新一届政府政策的逐步明朗及IPO的持续暂停还是给市场带来结构性机会。最终，经济的反复制约了反弹力度和空间，而短期流动性因素和政策预期推动着结构性行情的发展。而小盘股最近两个月的强势表现也是反应了经济的疲软与资金的不足。中期来看，资金面难以出现明显好转，结构性行情依然将是主旋律。

从技术面看，下跌通道业已形成，而且这种下跌通道运行的时间一般不会很短，但由于近期连续大幅度下跌，特别是在出现较大的跳空缺口，有可能有较大的震荡出现。

2013年下半年市场展望

下半年经济的反复使得其对股市的推动力依然偏弱，IPO的重启与流动性中性使得市场难有大机会。预计7、8月份的IPO重启可能对市场有所冲击，但下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有望带动政策预期，因此，大盘下半年可能走出先抑后扬的区间反复震荡行情，但长时间的低迷不振在所难免，重回2350基本在下半年成为奢望，市场或会在2000——2300之间徘徊。

第三篇：对我国当前财税制度改革的分析

对我国当前财税制度改革的分析

摘 要：财税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创新包含税收制度在内的财税制度体系，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以便正确处理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政府系统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最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造福广大人民。因此财税改革的根本落脚点是重塑资源配置力量，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财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构成要素。财税改革既决定于财税关系的变化，也决定于上层建筑中的其他要素及其变化，因此财税改革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财税改革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改革开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财税改革的实施又以改革开放为依据，其进程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它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时代烙印和改革重点。关键词：财税改革；改革开放；背景；重点；趋势

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回顾

（一）30多年中国财政管理体制变迁

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核心是明确各级政府间职责划分和财力分配。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财政体制于1980年、1985年和1994年进行了重大调整

1.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从1980年起，国家下放财权，在预算管理体制上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俗称“分灶吃饭”体制。2.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经过1983年、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后，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因此，中央决定从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

3.194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分一转一返还”来概括：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同时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筹集收入；明确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税收返还数额和过渡时期的转移支付办法。

（二）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平行的税收体制改革

1978年以来，税收体制的改革主要集中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按改革的关键时间点划分，可分为以下三个改革时间段：

1.1978年至1982年的税制改革。1978年至1982年，成为我国税制建设的恢复时期和税制改革的准备时期。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五届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形成了一套涉外税收制度，适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工作的需要。

2.1983年至1994年的税制改革。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即第一步利改税改革，将建国之后实行了30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改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了国营企业只能向国家缴纳利润、国家不能向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禁区，成为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3.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力度最强的税制改革。改革内容包括：全面改革流转税，以实行规范化的增值税为核心，相应设置消费税、营业税，建立新的流转税课税体系，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并统一个人所得税。改革之后的我国税制，税种设置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3个，初步实现了税制的简化、规范和高效的统一。

二、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30年的基本经验总结

（一）财政职能转变必须与政府职责的转换同步进行 1944年分税制前的财政包干制，事先确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预算收支范围，以及地方预算收支包干基数，地方依照基数收支包干，在划定的范围内，自求平衡。政府职能未能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含混不清。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传统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在初步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事权的基础上，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尽管为了使改革顺利推进，不得不保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在存量上依然存在包干制的痕迹，但在增量的安排上，则倾向于向新的体制过渡，这标志着财政体制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因此，在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明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处理好财政职能转变与政府职责转换的协调性问题。

（二）财税体制改革必须与现实国情结合，走渐进式改革道路 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改革只能走渐进式的道路，以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减少改革的阻力与成本。在改革的探索期，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有利于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企业、农村、农民和地方政府的重重束缚，逐渐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塑造多元利益主体，增强微观经济主体和国民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在改革初期，这对于打开改革的突破口至关重要。在利益激励之下，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的创造力瞬间释放出来，创造了国民经济长足发展的奇迹。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后，则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内涵要求，明确政府放权让利的界限和度，走渐进式改革道路。

（三）财税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财政单兵推进的改革，需要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领域改革的协调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时，必须以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步推进为前提，构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经营实体，国家以对国有企业的出资额享有经营管理权限。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并非否定财政的调控地位，强化金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财政职能的不健全和宏观调控的功能“缺位”，不仅极大地限制了财政政策的选择空间，同时又反过来对银行信用造成了畸形的依赖，对货币政策产生了“缠绕性”的干扰与冲击，必然使财政、货币政策各自作用的正常发挥及二者的协同配合出现困难。

三、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推动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进一步完善

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解决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财权划分的问题，而对于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财力划分的比例、规范等问题，却远未涉及。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省级政府多模仿中央与省级政府的财权划分比例，处理省级政府与地市级政府的财力划分。而中国长期以来的官场政治“潜规则”，也使得下级政府在与上一级政府在财力划分比例、税种归属等问题上，根本不可能有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被动地接受上级政府的财力分配，这样也就造成了财力不断上移，事权却不断下放，基层政府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建议财政部总结归纳各地省以下财政体制框架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制定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省以下的财政体制改革思路与方案，供各地参考使用，具体做法则由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改革的内容应包括省以下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财力分配、税种分配、转移支付的办法等内容。

进一步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对于均衡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性、实现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要建立起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必须从目标、机制、实施方法等方面来加以明确。进一步明确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导向，规范转移支付方式，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办法。

（二）适应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推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 加大税制对自主创新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导力度。流转税方面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一方面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减少重复课税，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增值税的链条机制，真正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所得税方面，梳理现行的鼓励自主创新的所得税优惠，改变当前的园区型优惠为产业型优惠，改变当前的直接的税基减免式所得税优惠为间接的税额扣除式的所得税优惠，提高税制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效果。改分类所得税制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以充分反映纳税人的综合纳税能力。拓宽税基，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使法定扣除标准与纳税人实际生活负担相接近，同时可以考虑家庭人员的不同构成以及基本生活需求的实际情况，增加专项扣除，使其更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纳税人；统一累进税率，减少税率级次，降低名义税率。在税收征收管理上要提高征管水平，建立严格的双向申报和交叉稽核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和财产申报制度。

完善地方税体系，确定地方税主体税种。建立较为独立的地方税体系，就要科学地划分地方主体税种、辅助税种，我国地方税以营业税、所得税和财产税三税鼎立构成，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以财产税类为辅助税种，一般说来，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税种的变化而有所变化，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地方税制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税收政策的变化，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地位也会有所改变。根据我国的税收经济实际，结合国外的经验，在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时，对营业税应本着“局部调整，扩大税源”的思路，仍维持其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地位。

（三）完善预算管理领域改革，综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尝试编制中长期预算，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传统的预算理念往往侧重于强调预算的性，然而，从增强政府承诺的可信度方面考虑，预算是不够的，需要中长期预算框架作为补充。因此，需要从国家和部门的长远目标着眼，构建中长期预算框架，实现真正的“滚动预算”。中长期预算框架的基本功能在于建立中期财政约束基准，具体包括了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开支需求的预算决策。编制中长期预算，打破预算编制以一年为期限的局限，为政府全面掌握财政未来的走势提供了初步资料，为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保证。提高预算的可预见性，减少测算的盲目性，避免部门预算忽高忽低的情况，也有利于细化预算管理。结合我国国情，在现有条件下，可以考虑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家经济政策及发展目标、财政收支状况及发展趋势，分别政策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管理性因素，对以后的收支预算进行分类分析预测，先试编两到三年的中长期部门预算框架，待时机进一步成熟后，再逐步延伸预测的前瞻性。参考文献：

[1]高培勇.奔向公共化的中国财税改革[J].财贸经济，2008.11.[2]林龙海.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考[J].今日财富，2011.09.

第四篇：2018-2022年我国对餐饮行业的预测分析

2018-2022年我国对餐饮行业的预测分析

影响因素分析

一、有利因素

（一）政策支持

2015年10月1日，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开始实施。在餐饮服务方面，新食品安全法要求，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应当对消毒餐具、饮具进行逐批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应当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应当在独立包装上标注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消毒日期以及使用期限等内容。

（二）“四化”发展机遇期

“四化”分别是：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为餐饮业空间集聚化发展创造战略机遇；跨界产业融合驱使餐饮行业解放思想，开门合作；居高不下的餐饮业用工成本与科技进步推动餐饮服务智能化加速；消费者生活方式转变和消费需求提升催生餐饮品类定制化发展。

（三）发展方向明朗

我国餐饮行业发展态势明显，主要体现在连锁经营、品牌培育、技术创新、管理科学化为代表的现代餐饮企业，逐步替代传统餐饮业的手工随意性生产、单店作坊式、人为经验管理型，快步向产业化、集团化、连锁化和现代化迈进；大众化消费越来越成为餐饮消费市场的主体；饮食文化已经成为餐饮品牌培育和餐饮企业竞争的核心，成为餐饮竞争的分水岭，品牌成为餐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现代科学技术、科学的经营管理、现代营养理念在餐饮行业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科学化、营养化成为餐饮业的重要指向标。

在市场方面，我国的城市化步伐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逐步城市化，原有城市人口的消费能力逐步增强，由于人口众多和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民以食为天”的文化背景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餐饮市场。

（四）互联网+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打造餐饮业“互联网+”消费体系是结合信用体系建设、网格化管理、智慧城市建设、标准化建设等传统办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便捷性，而提出的一种综合性解决方案。

随着餐饮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餐饮业新模式激发出消费者新需求；中式正餐向着“店铺小型化、菜品精致化”的路径转型提升，休闲餐饮发展空间持续扩大，餐饮品牌入驻电商促进营销已经成为潮流。在“互联网+”的不断发酵中，关注O2O、餐饮外卖等线上经营与实体经营的协调发展。

“互联网+”战略的实施，将会进一步加快替代和颠覆传统的产业，但也将是传统产业的助推器，通过共同做大“用户”价值，无疑对餐饮行业是一种助推，也是在共享经济时代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不利因素

（一）四高一低

我国餐饮行业面临的主要困境仍然是“四高一低”，即成本高，食品安全、消费投诉率高，媒体曝光风险高，经营收入难增长，获利能力低。近年来餐饮业成本不断攀升，使得原来平均利润率不足5%的餐饮业更是雪上加霜。就人工成本来说，随着各省市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人力成本逐年上升的趋势将不可逆转。加之房租的持续上涨将挤压行业效益的提升，使餐饮业扩张面临一定约束。

（二）食品安全

餐饮行业处于与消费者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领域，餐饮服务行业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非常高，如果质量控制的某个环节出现疏忽，影响食品安全，公司将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将对餐饮行业的品牌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税负重

从餐饮企业税费上来看，目前一般规范单体餐厅的利润率约为2.85%左右，投资人收益为2.05%，而上缴税款至少占到营业额的7.82%，与投资人所获收益比为3.81倍，可见税费负担沉重。各地餐饮企业需要缴纳的各种税费项目总计高达46种，其中税种有11项，费用种类有35项，且科目繁多、各地方收费项目及标准混乱，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这与政府将餐饮业作为基本生活性服务业的定位较为不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做大做强、产业健康发展。而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对餐饮业都以低税率或零税率为主。

中国餐饮收入预测

2015年，全国餐饮收入为32,310亿元，同比增长11.7%；2016年，全国餐饮收入为35,799亿元，同比增长10.8%；2017年，全国餐饮收入为39,644亿元，同比增长10.7%。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预计，2018年我国餐饮收入将达到43,926亿元，未来五年（2018-2022）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0.42%，2022年将达到65,310亿元。

图表 中投顾问对2018-2022年中国餐饮收入预测

80,00060,00040,00020,00002018E2019E2020E2021E43,92648,62653,73159,37365,3102022E中国餐饮收入（亿元）

数据来源：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中国餐饮百强企业营业收入预测

2014年，我国餐饮百强企业营业收入为1,916.2亿元，同比增长9%；2015年，中国餐饮百强企业营业收入为2,210.5亿元，同比增长2.4%；2016年，我国餐饮百强企业营业收入为2,181.7亿元。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预计，2018年我国餐饮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将达到2,380亿元，未来五年（2018-2022）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4.61%，2022年将达到2,850亿元。

图表 中投顾问对2018-2022年中国餐饮百强企业营业收入预测

4,0003,0002,0001,00002018E2019E2020E2021E2022E2,3802,5002,6202,7352,850中国餐饮百强企业营业收入（亿元）

数据来源：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第五篇：对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形势的SWOT分析

对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形势的SWOT分析

政史系

物流管理一班

李春吉

201102041018 摘要：

实践证明，我们党在治理腐败方面已经走出了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但同时必须认识到防治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与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完全根治并存的实际问题，既充分肯定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又看到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本文对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形势进行分析，为促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添砖加瓦。关键字：SWOT分析 反腐倡廉建设

一、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Strength（优势）

1.大力加强了反腐倡廉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力度，一批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重要的法规制度不断出台。据不完全统计，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共制定或修订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60多件，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制定40多件，地方和部门起草1000多件。这些党内条规和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为反腐法规制度建设填补了重要的空白。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得以初步确立并建设已经或正在实现六个方面的重要转变：即对反腐倡廉要靠法制的认识由中央大力倡导向全党形成共识转变；法规工作目标由单项零散的规划向配套的法规制度体系转变；法规工作重心由侧重惩治向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转变；法规工作方法由被动应急向主动应对转变；法

规工作内容由侧重制定新法向立、改、废、释并举转变；法规工作局面由主要依靠纪检监察机关抓向全党动手抓法规制度建设转变。2.创立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机制

在反腐倡廉建设的实际工作中, 我国逐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协调组织、部门各司其责、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尽管党内出现了一些腐败分子，但党毕竟是靠自身的力量而不是靠外在的力量清除了这些腐败分子，这与国外主要依靠外在的力量如反对党、独立的司法机构、新闻媒体等来揭露和推动案件的查处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主体极为广泛,能最大限度地把党、政、专职监督机构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整合起来, 这种工作机制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3.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

十六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显示：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在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高检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3.6万多件，其中大案82162件，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11557人。可见，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对此，国际、国内社会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二、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Weakness（弱势）

我国目前的腐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腐败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我们不可盲目乐观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的“腐败的原始积累”，在我国一些地方、部门、领域的腐败势力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形成了以腐败利益为纽带的、能影响地方“政治生态”的“腐败利益共同体”我国目前的腐败问题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腐败案件居高不下。现阶段的腐败案件常常是查处一案，牵出一串，带出一片，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令人震惊的厦门特大走私案中，在赖昌星等犯罪分子施用金钱、女色、职位的诱惑下腐败堕落的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以及金融单位工作人员346人，其中厅级以上领导干部20多人。

2、“前腐后继”现象屡查不绝。在同一岗位上的先后继任者相继出现腐败行为而接连受到查处。短短几年内河南省交通厅已有连续三任厅长“栽”在了“交通厅长”的岗位上，在广西玉林还出现了三届地委书记都是贪官的“前腐后继”现象等等。

3、人事腐败问题屡禁不止。近年来卖官鬻爵的情况非常严重。人事腐败往往是新一轮腐败的起点，其结果必然是腐败的恶性循环。近年来，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现任和原任县（区）委书记因腐败而被查处，原因多是因为卖官买官。

4、高层腐败的问题层出不穷。权威资料统计表明，20世纪80年代,全国省部级干部职务犯罪受到法律制裁者只有两人，20世纪90年代 3

上升为15人。2000年至200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70人以上，高层腐败问题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5、是腐败领域扩散现象。腐败现象主要发生在资金密集领域和权力集中部门，并有逐步渗透到“清水衙门”的趋势。土地开发领域案件频发，政法、教育系统违纪案件高发，环保、质监、安监、药监、城管执法等部门的腐败问题也呈现易发多发态势。一些传统“清水衙门”的工作人员出现了利用“人脉关系”牵线搭桥，进行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

6、一些青年干部与专家学者拒腐防变能力偏弱现象。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部由过去的“59岁现象”向年轻化延伸，“29岁现象”、“39岁现象”时有发生。在一些专业领域，出现了专家利用专业知识进行腐败的现象。

7、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时效性不强，廉政教育导向功能不明显，典型的示范性、仿效性、可复制性不足，警示教育不够有效；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形成，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和关键领域仍然存在权力寻租空间；有的制度设计还不够科学，制度配套性与操作性偏弱，执行力层层递减的现象普遍存在。

三、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Opportunity（机遇）从国际形势带来的有利条件看。

1、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共识。腐败问题是引发世界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这一全球性腐败难题，各国政府 4

痛定思痛，深刻反省，高度重视，招数频出，为我们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2、有利于减轻我国面临的国际压力。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将腐败等问题作为诽谤和攻击我国的“靶子”，但近几年来我国反腐败的显著成绩使西方国家刮目相看，赞誉有加，纷纷效仿，借腐败问题对我国进行攻击的声音有所减少。

3、有利于推进权力制衡机制的创新发展。一方面，金融危机促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其经济政策、经济制度、企业行为乃至价值观念作出深刻剖析，权力制衡的体制制度缺陷在诸多领域得到比较系统的总结，必将为我国建立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提供重要参考；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通过技术手段、管理创新、理论研究推进反腐败的有益实践，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4、有利于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惩治腐败，各国政府必然会加强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跨国境犯罪活动。

从国内形势带来的有利条件看，1、政治上，全党上下正在按照十七大的部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更加牢固。

2、经济上，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反腐倡廉的投入不断加大，给系统开展惩治和预防腐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文化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廉政文化建设深入推进，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民主氛围、法制保障和社会环境。

4、作风上，全党开展自上而下的作风建设，措施进一步强化，力度进一步加大，机制进一步完善，极大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有力地推动了反腐倡廉建设。

四、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Threat（威胁)从国际国内形势带来的不利因素看，1、扩大内需措施有可能诱发新一轮腐败风险。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相继推出了庞大的经济救援计划，我国也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投资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计划。由于监管措施一时难以跟上，权力寻租空间尚存，诱发新一轮腐败风险的可能性增加

2、金融危机的影响使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不断增多，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关注民生与社会稳定的各个方面，切实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

3、腐败与反腐败成相持状态增加了控制和打击腐败的难度。在经济全球化和腐败行为隐蔽化、作案手段智能化趋势下，腐败分子游走于国际和地区之间，穿行于法律和制度的缝隙之中，揭露和打击的难度日益增大。国内形势方面看

试图使腐败所得合法化现象。违纪违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试图为非法所得披上投资所得的合法外衣。有的以提供有偿中介服务的形式，收受高额“顾问费”、“咨询费”、“中介费”；有的在境内谋利、境

外收钱，再以外资形式投资境内，“漂白”赃款；有的伙同亲属或特定关系人，以投资入股、合伙经营的名义，取得明显高于正常收益的“红利”；有的以商业揽储、保险等名义，通过商业回扣、工作“奖金”等形式收取巨额回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