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气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范文大全]

第一篇：大国的气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大国的气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张开平

历史太厚重，从不敢轻读一字。于是我怀着虔诚重读了这部国学大师钱穆的经典著作。洋洋一部中国历史，钱穆先生竟可如此熟稔于心，吞吐自如。汉、唐、宋、明、清，先生以此五朝概括中国历史之进程；舍人事之异，析制度之因革演变，提要钩玄，直取其冲。书中比较了五朝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制度，直陈利害得失，高屋建瓴、言简意赅；再由制度推及中国传统精神与文化，深入浅出，语重心长。沉浸其中，我不禁频频颔首，反复咀嚼，遐思万千。撷取一点粗浅见解以成此文。

中国是个广土众民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的实现无疑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和表现。汉、唐、宋、明、清之中，除去宋，其余基本上属于疆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但虽说这五朝形式上同为泱泱大国，但真正的大国气度却并非历朝历代都能拥有。在这方面，唐和清是两个极端。

唐以制度治国，清以法术治国；唐建的是士人政权、清建却建少数人的部族政权；唐重视地方政治建构，清依靠皇帝独裁固守江山；唐制公开而清制诡秘；唐鼓励言事，清缄人口鼻；唐各地声教相同，清无端划出许多禁地；唐开科取士、选拔真材、开放政权，清则将科举作为羁縻牢笼士子之术以分解社会抵抗力；唐政府用正正大大的人，清政府取服服帖帖之奴；唐文化兼容并包，清贵族崇满排汉；唐雍容大度远交于海外，清闭关锁国窝藏于国内„„总之，我以为，唐朝处处体现出一种大国气度，远非清朝可比。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之一是看政权由谁把持。中国人的传统，对意见的从违抉择，常求决与贤人。在百姓眼里，贤人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那么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理应可以代表百姓。于是历朝历代想方设法为社稷选拔人才，参与政事。所以在中国历史里“士人政权”成为常态。这样，国家政权并不是把持在皇帝一人或少数部族手里，广大的知识分子集体掌权使得政权相对公允稳定。但到了清代，满洲八旗入关，诺大的一个中国，只想由自己把持，维护满人的利益，对汉族知识分子避之唯恐不及。孙中山先生曾说：“政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为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而传统的儒家文化、士子掌权信仰被清朝硬生生打破，满族的“部族政权”说到底是“私政权”，基础自然不会稳固。政权基础不稳，明的制度走不通，就只能行暗的法术。因

此，唐朝可以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气度，清朝就只有保满族江山的胸襟了。私政权让清政府底气不足，也就不可能大气。

钱穆先生很重视制度与人事的配合，既谈人事，必谈到取士。唐与清国势的不同跟科举有巨大的联系。在唐代科举创立之初，“科举制度显然意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有了科举取士，全国读书人挤到政治一途，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各地人参加，中央政府就始终是全国性的，自上而下就能保持一种好的状态。但满清贵族做梦都怕被汉人夺回了政权，从不把政权交付读书人，科举只是“让人们尝到点甜头，开放政权的一个角落，作为一种妥协条件而止”。于是它僵化了，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反成了一幅枷锁，锁住了士子的心，更锁住了中国的时代脚步。任何一种制度，缺乏了优秀的人才行不通，没有了人才，或者人才不能尽其所能，放错了地方，政权就会萎蔫。

“罗马是帝国主义者征服四周，一切为武力而措施，唐则完全是地方政治之完美。”唐政府重视地方，重视下层百姓，同时各地方政府又竭力避免陷入地方性，这样各地风气相移，文化经济不致隔绝，会形成趋同的文化，而文化的统一又是政权大一统的条件，所以唐的大气才得以逐渐养成。相反清代，在地方上有从知县到知府、道员、布政使、总督、巡抚有五级政权，真到了军事时期，还要中央派参赞大臣之类。所以，清代的地方官根本不掌握权柄，结果就正如顾亭所言“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大乱，则必是大官多，小官少。”官员冗繁，却遇事谁都做不了主，行政效率低。同时，在清代的地方之间，满洲人还无端地划出了东三省、台湾、绥远、察哈尔、新疆几块禁地，造成了这些地方与全国其它地区沟通不畅，加上文字狱等禁言令，地方之间也就根本无法很好融合，这就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制造了困难。

读史也为鉴今。从古代政治制度上我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治国思想在现代的继承和策略的运用。毕竟中国的历史一脉相承，前朝的兴亡盛衰对于后人是一种警醒和启发。目前，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民主法制不断健全，她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形象也日益凸显。党中央最近提出“和谐世界”，向世界展示出我们在崛起过程中的友好姿态，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日渐成熟的处理也进一步彰显了她的大国气度。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国民总产值高，不错，这都是大国的标志，但我们的文化、国民的素质又怎样？我们的游客在国外旅行会在公共场合脱鞋子，百姓具有“仇富”心理，专砸高档车玻璃，甚至绑架富人„„没有了人事，制度只是干枯的条文，没有了国民的素质，大国的形象便无从谈起。“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运之强盛兴衰”，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提高国民的素质对大国气度的养成才更关键。

第二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最近几天我将老师推荐的这几本书都大概的翻阅了一下或者上网查了一下它的主要内容，最终我还是确定了读这本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选这本书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比较通俗易懂，读起来没那么费劲，且书中的内容我比较感兴趣，我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把它读完了，真的不愧是老师推荐的书，这本书真的很有趣，很适合、很值得我们大学生读，它不像我以前看过的那些历史类的书一样，那么枯燥无味，从本书的开头到最后提出总论我都是很有兴趣的去观看的，看过后，也不像其他书籍那样忘得干干净净。而是让我收获颇多，受益匪浅。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是钱穆先生将自己的专题演讲所作的演讲记录整合的一个合集，虽然钱穆先生本人说这本书发表的比较匆忙，没有很多时间仔细改进，只是就演讲稿略事增补，但是我觉得这本的结构仍然很完整，很成体系化和系统化，而且也正是因为它的短小精悍，才能够吸引眼球。这本书分别以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为切入点进行探讨与分析并作了简要的概括与比照，从而使内容联系密切，层层深入，让读者得以由浅入深，以微观、宏观不同的角度进行全面的了解。

从这本书中我看出了钱穆先生做学问的严谨性，首先：钱穆先生将自己写本书的原因分析的很透彻，正如在序言中所说的一样，他写这本书主要原因是由于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

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而我们所受教育，也大体给我们如此印象。但是政治乃文化体系的一要目，且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因此不能一笔抹杀历史。再次钱穆先生将如何写这本书，如何研究制度也分析的很透彻，我读完后真的是很赞同。制度是一项专门的学问，钱穆先生从七个方面对制度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告诉我们制度不能以独立的状态进行把握，因此，制度应该与人事相配合，即随着特殊背景与人事的改变，制度也会随之改变。当我们在品读一个历史时期的制度时，应该将其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经济联系辨证地看待，要结合“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从这两点我真的是对钱穆先生钦佩有加，他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写书都会十分谨慎，对每一个字仔细研究，对如何研究政治制度做一个详细分析，在做完所有功课后他才开始写书，因此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将这本书写的这么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这本书对汉、唐、宋、明、清这几个朝代，历史上种种制度的来源，与人事的关系和利弊得失都分析得非常透彻。下面我依次归纳一下这五个朝代的具体情况吧：

汉

汉代制度承袭于秦，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制度。汉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皇权和相权分权。从制度上说政府是由宰相领导，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听受指令。“可见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事上的变化可以不顾制度。汉武帝死前，为了能令皇权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增设了“大司马大将军“一职，作为皇权的代表，与相权制衡。而大司马大将军一职基本由外戚担任，这也是汉朝外戚政治特别突出的原因。

在选举制度上，为了克服贵族世袭官爵的弊端，汉朝在选人上有“举孝廉”制度，从平民阶层选拔人才。但由于社会经济水平限制，举孝廉”制度完全成了“世家门第”世袭的阶梯。世家门第掌控政府和土地兼并两个问题结合，使汉代崩溃无可避免了。

唐

唐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后世的大多数制度都是由唐而来。论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赋、力役、土贡（租庸调）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

宋

宋代是彻底的平民化的政府。宋代最大的问题不在制度本身，而是立国时就面临的巨大的国防问题。正是由于国防而产生的巨大压力，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项制度都不能从容、合理地制定。

另外一方面，由于五代十国，军人乱政、篡政的教训，使宋代要扬文抑武。虽被迫养了大量的兵，但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但同时又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

明

自明代起，宰相职位不负存在，成了有卿无公的多头政府。六部、都察院合起来，并称七卿。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直接对皇帝负责。

明朝的主要问题是相权废除后，皇权没有做好准备，没有经验来全面担当起管理国家的职责。由于没有皇权专制的历史经验，制度本身又存在巨大的缺陷，使明朝的皇权专制不甚成功。皇帝不尽职，就出现皇权的代理人。宦官篡政、乱政成了必然。

明代地方政治制度最大的变革是承袭元代的行省，将省级规划正式确立。省、道、府、县，地方形成了四级体系，相比汉唐的两级体系，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但弊病丛生。

清

清代制度几乎全部由明代承袭而来，只略作变动。但这表面上小的改动，实质上却真正完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由皇权、相权分权向皇权专制的转变。秦汉以降，皇权日重，相权日轻，直到清代皇权专制的出现。

清代，皇帝的诏书分“明发”和“庭寄”两种。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而“庭寄”则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

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反之也然，大臣可以将奏折直接上达皇帝，而不是交到六部。这种彻底的皇权，是历代所没有的。

还有一个变化，清代内阁大学士成了名誉职位，军机处取代了明代内阁的地位。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的是的是，钱穆先生在清代这篇中，说到清朝的任何制度几乎没一句好话，基本上讲的都是其不好的地方，但我认为清代问题众多，但是也有自己好的一方面，我们不能片面的完全否定掉。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读完之后，我对这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有了笼统的印象和了解。我感觉随着时代的推移，每一项制度并非更趋于完善，反而有一些越来越不好。制度的确立，往往是因应当时的历史状况，结果一制定后通行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思想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而没有发生巨变，说明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还是大体适应当时的社会，皇帝并没有极端独裁，人民能维持温饱生活，读书人有机会进入仕途，兵役制也能保持国家的大体安定，因而社会不会出现体制上的根本转变。原因还在于这套体制是有包容性、弹性和一定程度的修正性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这套制度也弊病丛生，可是到了清代我们依然维系着这套制度，而没有尝试着做出改变，这也是清朝最终走向灭亡的原因吧。。

所以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学会了一种方法，即分析政治

制度一定要与当时的历史情况、时代背景相适应，结合“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一项政治制度是否先进也要看与当时的社会是否相适应，是否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更好的评价政治制度。

第三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观后心得

前几天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仅160多页，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触及的中国政治史。毕竟，中国历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军事史，惟独少有谈及政治的部分。读书时学唐诗宋词，所谓政治，也无非是作者被罢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为讲述其文学价值的大背景而已。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表明了钱穆先生写书时的环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今，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其实，这种倾向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国害了他。）

与那时相比，现今的中国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们能够正面自己的问题，也理直气壮的接受自己的优点。百家讲坛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它是否在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传统、对历史乐于接触和探求了。但这种理性在当时尚不存在。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先生在书中说：“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书中随处可见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人所处的情境，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比如，对于中国没有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钱穆先生的观点是：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关于中国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钱穆先生认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录取人才，只是后来变坏了（是不是有点像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抹杀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断的毛病）：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这本书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读者思路，使人认识到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其复杂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太多意义。

举一例，以该书对“贤人”政治的描述来说，钱穆显然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识，以及不谙政治实务的书生意气。我们这个国度的实际情况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学术、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人，哪里会有各方公认的“贤人”？台湾马英九的忠实拥护者或许会将陈水扁视为贪鄙小人，而对方的铁杆选民则往往将陈视为乡土英雄。在对人和事并没有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呢？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判断哪一位是“贤人”？你？我？还是钱穆？如果“我”认为陈是“贤人”，那么马自然是恶意中伤陈的“小人”.既然应该由“贤人”主导，则是否可以无视马在2008年获得多数支持的实际情况，而陈来执政4年呢？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判断“贤人”权力的“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莫非是一个为皇朝选择宰相的独裁君主？

我毫不怀疑，中国传统政治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部分内容可能至今仍有参照和借鉴意义。然而钱穆显然对“政治”过于外行，这位中国传统政治的辩护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钱穆在书中谈到了君权等问题，但现实中的政治并非那样简单。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人治状态，这是讨论君权、政治制度等问题的前提。在人治情况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响到他所能掌控的权力大小。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事例来说明，君主所拥有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赋予他的，而是自己与方方面面势力博弈（或曰斗争）赢取的。比如汉代的刘询（汉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载湉（清光绪帝）则是另外一个结果的典型。以他们二位的成败经验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君主所能拥有的权力，并非取决于某种体制或机制，刘询的权力不会因为有宰相而减少，载湉的权力不会因为无宰相而增加。即便仅拿清代来说，弘历（清乾隆帝）与载湉的权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无足轻重，只是认为它的位置和个人表现比较起来相对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国皇朝政治体制的发展倾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话，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他获得权力。

我是个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记得以前政治书上有一句话，说近代的中国，农民起义救不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了，唯有工人阶级引导的武装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当时也没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现在渐渐地明白了，中国人做什么事都需要点体面的理由，就像陈胜吴广起义需要在鱼肚里放纸条，体现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刘备一直说的“我乃汉室宗亲”，没那么点体面的理由，就很难一呼百应。

可我还是相信，那时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过可怕，不分好坏、利弊，把中国以前的许许多多传统文化都给革掉了。就如作者说的那样，把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优秀的制度都给全部否定了。在书中，作者讲的最多的还是每项制度后面的目的、关联，还有制度最终的发展走向，辩证的讲了各个朝代制度的利与弊。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好的，也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一无是处的，好多问题都要辩证的看待。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实在是有道理。虽然“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但世间本来就少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第四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副本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对中国历史我一直很感兴趣，但上大学前却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方面的书。上了大学后也有读过一些像《太平天国》《隋唐演义》等，但终究觉得对历史的了解不成体系。有些书对历史的认识有些过于偏见，而有的书又过于教条化，而这本书不同，它既描述了历史的得又有失，很可观的看待了历史，这是我选择读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我对香港中文大学仰慕很久了，无数次幻想能走入那座神秘的“殿堂”，而钱穆老先生就是这座神秘殿堂的第一任校长，因那梦中的学堂而仰慕老先生，又因老先生的渊博更加向往知识的殿堂。翻开书本，一列列繁体字映入眼帘，自右向左，跟随者着古朴的排版方式，我也开始慢慢走入历史。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这不是一本专门写来供大家仔细研究的书，而是一系列演讲的集合，因此行文通俗易懂，结构非常清晰。依照历史的顺序，主要讲了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书名一笔点破书中内容——政治得失，因此各个朝代依次讲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建树，取得的成果和所有制度到最后的失败。主要的方向是这样的：钱穆老先生很反对把我们的历史看成都是封建或都是黑暗的，与西方的民主比我们古代对民主的实行要比他们早得多，只是我们没有很正规的思想家把之描述出来而已；就清朝钱老先生认为它是族群统治，其中包括很多专制制度，也因为清朝离我们最近和我们建国后对古代的批评使得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理解有了偏差。现在，我们把在我看来对我看来依然很重要的内容大概的讲述一下，不是按朝代，而是分为皇权和相权之分、中央和地方制度、选举考试制度。

中国古代最开始君权和相权大体是分开的，中间也有合但终究直到唐宋大体还是分的。最开始在汉代皇帝只代表一家独尊，无所谓我们平常经常说的这是刘家的天下，这是李家的天下，虽然没有人人平等但还是有以民为重的理念，在这日常的事务处理中，也不会以皇帝一人之言为准，而很多情况是宰相主管天下，这一情况基本上可以说延续到明朝废除宰相之前。具体我们可以从书中得知，汉代相权和皇权是分得比较清楚的。皇帝下面为其做事的是六尚，分别是衣食冠席浴书，根据其具体的职务我们可以把之简单看成皇帝的私人秘书。而宰相并不是皇帝的用人，宰相下面也有专门管理政府事务的部门，如汉代有十三曹等。最起码我们不能说皇帝只是为了自家的利益，在正规的历史时期皇帝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就像现在的君主制国家，君主并不代表一切，他要受到政府的监督，在汉有权臣坐而论坛，在唐朝中书省有拟撰初稿的权利，删选通过的再由皇帝画敕，传到门下省，也就是说在政策的制定执行中皇帝只起到了同意权，如果门下省反对那皇帝的敕也就无效，这些情况只是到了后来由于皇帝的私欲而被慢慢改变了。唐朝不是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吗，唐太宗为了避免谏官魏征的则背而把心爱的鸟放进了自己的怀里，当魏征走了鸟就被活活的闷死了，由制度的安排来看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宋朝皇帝要求有参政权，他可以已高高的身份而命令群臣，这样宰相的权利也就大大减弱了，而且本来监督皇帝的谏官反过来有皇帝来任用而监督宰相，皇权日益膨大，直到明朝宰相被废除，权力统统归到皇帝之下，他也就有了最高的法杖，君主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宣告历代以来的君相之间的权利纷争的结束。在皇帝大有雄心作为的年代里，也会发生君夺相权的如汉武帝，但后来权力还是回归，大的发展方向没有改变。

就中央制度很大一部分情况是和君权相权相关的，还是从汉朝权力说起。汉政府由宰相管理，政府下面有专门为他服务的十三曹，因此政府的事主要是宰相管。我们说到宰相，这里就要解释一下，宰相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官员的称呼，而是地位的象征。在汉代我们所谓的宰相就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监察。除此政府组织中还有九卿，他们也都各自掌管着皇室和政府的事务。从汉到唐，期间也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更替，因此到了唐朝中央政府组织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具体说来就是，没有了三公换之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也就是我们说的唐朝宰相。他们的职能大体就是前面

讲权力之分时的职能。在唐朝最高机构叫政事堂，由三省组成。按说有三省的精英来出谋献策，后皇帝同意，在由尚书去监督执行，皇帝和大臣不得以权谋私，这是一套很好的制度，但终究是出了一大漏洞。在皇帝的尊贵地位一日日提高，也没有像现在西方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一样的法律限制，皇帝的权利也逐日升高了从皇帝可以“斜封墨敕”，由同意权接到了参与权，但这也不能就此说我们的制度是专制的。由于五代的积贫积弱，到了宋朝宰相为了树立皇帝尊严，他以自己在群众眼中的身份来衬托皇帝，再也不会和皇帝一起坐而论道，只有卑躬屈膝。明朝犯的最大的错就应该是废除了宰相吧，虽然事出有因，即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胡维庸造反，从而明太祖规定以后子孙都不许立宰相。中书省被废了，而尚书省长官又没人敢做，于是就只剩下秃头的六部尚书，再加上都察院与六部并称七卿，再加上通政司和大理院合成九卿。没有了宰相，权力分给各个部门，没有了统一的领导，部门之间各管各的没有了体系。这样一来其实权利都集中到了皇帝。到了清朝，他们是异族侵入不知道要怎样统治这样一个大的中国，因此也就沿袭了明朝的，为了维护自己族群的统治因此清朝任用官员都是满族人，对汉族有一种永远不会减少的警惕。如果说我们古代是专制的，那也只能用来形容一下明清两代，在汉唐宋我们又怎可一笔抹去？地方权力的变化是随着中央政府组织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汉代地方政府分两级：郡和县，中央官和地方的郡太守的地位可以说是平等的，他们可能会因情况而互相调配。到了唐朝地方官员设置较汉就复杂了很多，因为唐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本来之前属于地方的权利都统统集结到中央，再由中央向下分配权利，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在汉代地方上的小官都是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属任用，而唐朝是由吏部派人。宋代把地方分的更加复杂，地方官要想很好的坐下去即必须同时讨好：帅、漕、宪、仓四个上司，地方官员不能一心一意的为百姓谋福，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宋代在各个方面都很弱，而中央把地方上的财政兵力又都收到了，地方上基本的防守能力都没有，这也是宋朝后来在金兵入侵时不敌的一个原因吧。到了明代中央侵入地方更加严重，在没有废除宰相之前，如果地方上出了乱子，中央就派一个大员来震压，形成行省制度，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成了无人管的地区。再说到官员的设置，随着历史的发展，官员的数量也日益壮大，明朝中央总是向地方分配官员，官员的级复杂，这样一来管官的人越来越多，做事的越来越少。清朝和明朝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他的种族意识特别强，不允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这也许是清朝从内部腐化到外部灭亡的一个原因。比较起来地方制度，汉代最好，唐代比较好，虽然唐代经济空前发达，百姓安居乐业，但他在地方的制度造成了安史之乱，也为后来五代埋下了隐患。

选举考试制度是从汉代以来就为各朝各代所十分重视的，在汉代实行的是孝廉察举制，孝廉察举的人才多了，这些人就变成了皇帝身边的人，使得皇帝身边的侍卫集团发生了变质，做官的人都变成了读书的人，这也就是后来个各基本都为士人政府的源头。唐朝的政府是开放的，读书人越来越多，用考试获得仕途的人越来越多，只就形成了社会乐于做官的一大弊病，使得社会精英趋于仕途而无法发展其他事业，如像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样，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不妨去设想一下，在经济本来就很发达的社会他已经有了物质经济基础，再加上一批又创造有才能的人，那也许我们会比今天的英国更加发达。宋朝选拔人才的方式和人才的去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有考试的科目等。明以后发生了改变，就是人才等级上的区分，上层为进士、翰林；下层是秀才、举人。考试的标准也变成了八股文，这本是为了方便判别而定取得一个尺度，但却发展成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因此这一制度就用坏了。

每一项制度都是针对当时特定的情况而制定的，在设立之初肯定都是好的，而我们不能只根据其结果的好坏来评判之，所谓要寻其本源。制度制定了那它就死了，而人还都是活的，制度只能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又怎能苛求它永远都是对的？因此我们就不能抱着这样的观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上下求索的精神是永远都不可抛弃的。

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在迂回中向前，有得有失才是正常的，就西方的发展又何尝不是

呢？我们学习西方但不能全盘西化，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历史，有过让很多外国人也魂牵梦绕的历史。仔细看历史会发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的整体，我们都有着同样的习惯，在朝代的更替中大家互相同化着对方，最后融为了一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想分裂国家就是试图在分列历史，那将注定会失败。

后记：历史的发展是趋于复杂的，我们可以先举个跟历史无关的例子来分析一下，早晨很多人起不来最好的办法就应该是定闹钟了吧，但是是时间长了我们熟悉脑中的模样了，那在很困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睁眼把它关掉，这时再好的闹钟也没有用了。为了避免这样我们跟进一步把闹钟放在某个我们不易拿到的地方，到时我们必须起来，似乎这样看起来很完美，其实我发现最后发展的结果跟前面一样。只有当哪天我们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珍惜时间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会很自然的醒来，开始一天新的生活。历史也同样趋于复杂，人是由于惰性，而历史是由于人的欲望。制度一步步设计的复杂，但终究会有空隙无法弥补，而一次深的改革才会唤起新的历史。历史本是很严肃的东西，被我拿来跟睡觉比也许有些亵渎了历史，但我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像。

第五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以极小之篇幅，极其洗练的文笔，从极高之高度俯瞰 中国历史，以极精巧之架构，将汉、唐、宋、明、清五代之历史洪流进行梳理，显示了钱穆对中国历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见解。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之所以只讲了这五个朝代，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五个朝代。钱穆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制度很复杂，不好把握，故而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钱穆根据自己对于制度的理解，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他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因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历代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本书的编成，便是按着汉唐宋明清的顺序，对各个朝代就这四个范围和方面来分析其制度的得失。

这四个范围的划定和抽取，极见钱先生的功力。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诚如钱穆所论述的，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 前两项可谓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税收和军队这两项要素，更是西方现代政府成立的根本，其清明、深刻和精当，真是让人叹服！

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他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事实上，早期皇室和政府职能职权分明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又如科举制度，它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一个最终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另一个，则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这本书从侧面揭示和批评了现在人们看待历史的一种常见的错误的看法。要言之，我们不仅不应抹杀，更应该重视历史意见，还应该崇敬地去看待历史，并从对历史的比较中，来改进我们现在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