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中的女性主体参政分析（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村民自治中的女性主体参政分析（写写帮推荐）

村民自治中的女性主体参政困境及其破解路径论析

戴玉琴杨慧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当下村民自治中的农村女性主体政治参与不足的表现为：客观行为的被动性，主观认知的低效性和实际效用的有限性。究其原因来看有：传统“男性主位”文化的积淀，经济地位和文化素养的弱势带来的蝴蝶效应；长期对保护性政策的依赖所导致的参政驱动力和政治能力感的低下。为此，为了确保女性农民政治主体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的权利兑现，就需要下列要素的综合效应：赋权妇女是前提；基层作为是保障；氛围营造是平台；备好技能是关键。

[关键词]女性主体政治参与发展路径

不可否认，当下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为农村女性主体参政拓宽了渠道，为男女两性平等参与村务决策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契机。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在实际村庄政治运作中，农村女性主体并未切实发挥村庄政治参与法定主体的应有作用。无论是从微观的认知意识上和文化需求上来看，还是从宏观的社会环境来看，妇女都因其缺乏可以利用的政治和社会资源，而常常在与男性政治主体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也就是说，在村民自治制度运作中，法律制度赋予女性主体政治参与权利并没有得到充分兑现和有效实施，女性主体参政还存在着诸多困境。那么，在村庄现实政治生活中，到底哪些因素限制了女性政治权利主体角色的扮演呢？如何克服这些障碍性因素寻找出可行性路径去发挥女性主体在村民自治中的应有作用，实现女性主体在村民自治中的应有地位呢？这些正是本文所致力思考的问题。

一、农村女性主体“政治参与现实图景”展示

如果从学理意义上来看，“政治参与意指普通公民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自觉活动”，它作为普通公民政治实践的主要方式，是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外显为政治行为，并履行政治角色的一种渠道。而我们这里的政治参与不是泛指农村女性主体影响政治的一般性行为和活动，而是特指在村庄这一场域中，农村女性主体以村民自治活动为中心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发挥的政治作用等等诸多政治活动的总称。所以，分析农村女性主体的参政现状，我们也只是以村庄政治为分析平台，以她们客观上的行为表现、主观上的政治感知和事实上的实际效用为分析窗口，从而对农村女性主体政治参与现状形成管窥之见。第一，女性主体参与村庄政治的客观行为表现。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女性农民没有角逐村委会候选人的主动意识和自觉意识，基本只是被动地扮演了选举人的角色。例如，在我们以江苏为案例随机抽取的个案调研中，当我们问“如果有机会，您会参加村委会干部的竞选吗”这一问题时，269位女性农民里有27.9%的女性无法做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9.7%的女性明确表明否定态度，虽然有52.4%的女性选择了肯定的回答，但还是在一个重要前提下作出的，即“有机会”。但进一步问下去“如果没机会，是否会尽力去争取机会”时，84%的女性认为不会。这说明农村女性参政行为存在着很大的被动性。在充当选举人角色参与村委会成员选举时，女性农民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同样是被动而消极的，例如，当我们调查农村女性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的频率时，只有24.2%的女性农民是每次都参加的，22.3%女性农民选择了“经常参加”这一栏，而29.4%的女性农民选择了“偶尔参加”和24.2%的女性农民选择了“从来没有参加”，这与我们各地的高选举率结果显然是矛盾的。而“偶尔参加”和“从来没有参加”这些行为对于“以村民自治制度为载体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宗旨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研究》08CKS009系列论文之一。

[作者简介]戴玉琴(1970—)，女，汉族，江苏泰州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民主政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教学。杨慧（1969—），女，汉族，江苏连云港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妇女运动研究。[1](P54)

显然是不相符合的。当然，民主毕竟并不只体现于选举投票的那一瞬间，选举并不等于民主的全部，还有其它后续制度。那么，女性农民在村民自治的其它后续制度政治参与情况怎样呢？为了推进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度认识，我们又设计了这样一问：“在本村的一些重大事务的决策中，您是否参加过？”其中15%的女性农民选择了“每次参加”，41.6%的女性农民选择了“较少参加”，33%的女性农民选择了“从未参加”，还有8.2%女性选择了“没听说过”，2.2%的女性选择“记不得了”。这组数字进一步佐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的不足和缺失。

第二，女性主体参与村庄政治的主观政治感知。这里的政治感知是指一个人对其政治行为影响政治过程效用的深度和广度所作出的主观上的预测，如果人们认为不能控制自己面临的事情时，就会出现一种冷漠主义的文化。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体反映出来的现象，即大部分女性农民对自身政治行为的影响能力评估普遍不高，反过来又影响了她们进一步参与的积极性。例如，为了深入了解女性农民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不参加的原因，我们从选择“偶尔参加”和“从来没有参加”的144位女性农民中选择了114位去回答不参加的理由，其中38.6%的女性认为“选举都是形式，结果早已定”，22.8%女性认为“谁选举上和她没太大的关系”，14%的女性解释为“每次选举的时候都有事”；1.7%的女性认为“每次候选人都不是我希望当选的人”，还有22.8%女性未在这些答案中明确给出理由，只是选择了“其它”。直接访谈中，大部分女性农民在关于自身政治影响能力的随谈中也表达了类似倾向：“对上边政策不满意只有背地里说说，别的没办法，上次村民抗议征地，政府对牵头闹事的人扣上‘对抗政府招商引资’的帽子抓了起来”；“不管合理不合理，因为上边的事情不是针对自己一人的，钱人家交我也交，主要看大家”；“说了也没用，他嘴大，你嘴小”。可见，她们对自己影响政治能力的期望与评价普遍不高，尤其是关于“选举都是形式，结果早已定”的低度评价与低度预期心理很有可能导致她们选举行为的随意性和不负责任性，形成对选举的“不参与”或者是“缺乏质量” 的参与。所以，正是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女性农民这种低效能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村民自治制度应有价值的发挥，“只要低效能感仍是文化的磐石，民主的政治体系都不会奏效。唯有当政治文化把臣民变成参与者或公民时，民主的政治运作才能厚植根柢”[2](P185)。

第三，女性主体参与村庄政治的实际效用方面。在村庄政治中女性明显处于配角地位，她们在参与村庄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反映：一种是体制内农村女性参政效用。所谓体制内是指被选入村委会担任村委会成员的妇女，这部分人在中央由“建议”到“硬性规定”村委会女性比例的制度变迁中，已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但人数的增加并未必然带来女性农民在村委会作用份量的增加，因为这些女性干部要么因自主意识弱而在村庄具体事务治理中难以坚持己见；要么因带领群众致富、解决复杂矛盾等方面能力的欠缺而甘于处于配角地位。这些不仅影响了她们在体制内有效参政作用的发挥，而且有可能影响下一轮村委会选举中女性主体的角逐。另一种是体制外农村女性参政效用。这部分人大多数游离于村庄政治治理中心之外，而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仅有的微不足道的政治参与效用发挥中，也是形式主义与非责任化倾向并存。例如：虽然从外表来看，各地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妇女在政治参与中似乎表现得规模盛大、人数众多，但实际收效是很小的，基本停留在形式主义层面，有政治参与之名，无政治参与之实。因为就大多数妇女同志的政治参与动机来看，她们并非是自觉自愿的出于公民责任感去参与政治，而仅仅是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的结果。在一些以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的村庄来说，其女性同志的相对多数也只是因为男性都外出打工了；同时，为数不少的女性农民对政治参与重要性本身也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在政治参与中她们关注更多的仅仅是能够“参与”这一事实，而非“参政”的具体内容，再加上有些地方因不规范运作所带来的选举结果的变异性，也可能强化了她们对政治参与仅仅是形式主义的认同。

上述这三点虽然没有穷尽农村女性主体政治参与的所有面貌，但这三个维度足以构成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完整系统。其中客观的行为既是这一系统运行的起点又是这一系统运行的终点，人们首先要从行为中去总结经验，不管起初这一行为出于何种动机，只有有了起初的行为实践及事实上实际效用的显现，做出主观判断才有可能，主观判断得出的结论又可能推进或阻碍下一轮行为模式的选择。正是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动态发展的政治参与系统，也只有借助这三个维度的考察，才能对特定政治参与系统的特征进行揭示。

二、农村女性主体“政治参与发展困境”解读

女性主体作为农村民主政治事实上的重要承载体之一，之所以相对于男性主体来说，是政治参与很不足的群体，就因为诸多主客观因素限制了她们进入或有效地进入村庄政治，结果使大多数女性农民要么消极地服从政治体系，对政治过程和政治活动关心程度不够，要么参与政治却难以从理性角度提出多少期望和要求。所以要想对农村女性主体政治参与困境进行解析，就不能将其当做一个孤立的政治现象予以分析，而应将其放置于其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去了解影响她们政治参与系统启动和运作的诸多因素。

第一，传统“男性主位”文化的积淀客观上影响了农村女性主体参政意识的形成。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传统的“男性主位”的封建性别观念早已入风化俗，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偏见和性别歧视。在这一传统的性别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社会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妇女以家务劳动和养儿育女为主要职责，涉外的一切事务和活动也天经地义地成为男人的首要职责；再加上“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的禁锢和“女人不得干政”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偏见，客观上将历史上的女性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使女性意志长期被男性意志所覆盖。这种传统政治文化或旧精神，由于其强大的渗透性和坚韧的传承性，一直潜伏于民众的思想深处，积淀成一种心理定势和潜在意识。在这种心理定势和潜意识影响下，大部分人认为如果妇女参与村里事务的管理，就是不守妇道，不守本分，除遭到家人尤其是丈夫的反对外，村民对她也会有各种议论，对她做的事情百般挑剔、说三道

四。其中持这一认识的就有不少是农村女性主体。在这一政治生态中，女性主体显然很难形成参与政治的主动意识和自觉意识，要想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有所作为就更难了。

第二，经济地位和文化素养的弱势减少了农村女性主体政治参与的权重。女性主体由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使她们自己不能有效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对自己家庭中的男性有着很强的依附性，再加上受生活范围狭小和文化水准相对低下等因素的制约，她们很难形成关注政治的热情和动力。一方面，正是由于政治认知的欠缺，她们很难认识到政治权利（权力）是经济利益的基础和最终保障，当然也就不会像关注经济利益那样为争取他们的政治权利（权力）而斗争。在我们的访谈中，女性农民对村民自治仅有一些朦胧意识，虽然县乡政府三番五次地通过村干部传达文件，组织村民参与选举，创造每月一次的“一事一议”，可由于她们缺乏关注政治的主动，不具备了解政治的文化水平的准备，就必然难以将政治的诉求与利益的诉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她们政治认知的欠缺又导致其政治诉求不足、政治态度冷漠，下列诸种政治参与心态就是典型反映：“选举我们也参加，一般村干部会要求村小组长一家一家通知，反正在家也没事，去投票大家聚在一起又好玩”；“村里的事务要开会决定的话，基本上都是由家里的男人去，我们妇女一般不去，除非男人不在家，否则要被人家骂的”；“我们妇女只有把田种好了、把家理好了，就是好女人，什么参政议政，我们既不懂，也不是我们应该管的事情”，这些心态普遍反映了女性村民对政治责任、公共参与意识认知的不足。很多女性村民都觉得不参与政治、不干预政治是女性贤惠的表现。

第三，农村女性主体对妇女参政保护性措施的依赖性，也决定了其难以形成强烈的参政驱动力和有效的政治能力感。女性参政“优惠”政策的长期实行，使某些女性习惯于在这个保护伞下，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甚至自我埋没。所以面对着政治领域的竞争机制，与男性相比，妇女在心理上普遍显得准备不足，举步维艰。即使偶尔有参政愿望和实际参政行为的女性，又可能因知识和能力的准备不足，使其政治能力感下降。所谓政治能力是指“个人参与政治生活的频率、程度、方式；对自己在公共事务中使用政治资源的次数，对自己所具有的政治知识的评估”[3](P17)。由于农村女性主体长期被政治生活屏蔽，虽然偶有国家强制性保护措施将她们强行拉入村庄政治生活，也可能因准备的不足影响其应有作用的发挥。这种政治参与实践的挫败又可能弱化她们对自身政治角色的认同，因为她们没有从自己的行为中获取相关的心理成就感和下一步行动的激励感，长此以往，就对政治参与产生漠然视之的态度，在面临竞争时缺乏主动争取的精神，顺其自然，听天由命，这就必然进一步削弱了女性参政的动机和欲望。

三、农村女性主体“政治参与提升难题”破解

女性主体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既需要国家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来保驾护航，又需要社会氛围的营造和各种平台的建设来帮助女性主体树立应有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民主观。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农村女性主体作为社会人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没有广大农村女性主体对村庄政治生活的普遍兴趣和参与，女性主体的政治参与也就难以提升为具体行为。为此，增强农村女性农民民主参与意识，推动她们由被动的客体转变为主动参与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第一，赋权妇女是前提。这里的“赋权妇女”主要是指一种自上而下由国家导入的一种制度安排。因为在长期传统的“男性主位”性别文化的影响下，要想自发发挥女性农民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没有国家政治体系自上而下的整体谋划显然是困难的。一定意义上说，国家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倾向性营造，是农村女性主体参与民主政治运作的关键和重要保障。这一点政府层面已作出了足够多的努力，党和国家围绕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性别公正等问题已经通过了一系列的倾斜性保护制度。例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九条就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这一精神也逐步成为各地政府的主导性倾向。此后又陆续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提出了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名额的明确要求，并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推动落实。2009年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实践，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对农村妇女进入村委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应该说，这些政策安排在缺乏竞争性的选举中已成为有效保障女性农民当选的基本前提。今后，为了营造一个保护农村女性主体政治参与的“软”环境，政府的适当介入和有效干预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第二，基层作为是保障。我们知道，关于农村女性农民在村民自治中的权利，虽然国家在诸多文本制度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中关于农村女性政治权利的“应然”状态和理想模式并没有普遍出现在现实中。相反，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中，制度文本的东西在可操作化的环节中却遭遇了诸多挫折，理性设计的文本遭遇了实施上的困难。就其原因来看，虽有制度文本本身的缺陷，例如：只有原则性而没有具体程序性的规定本身缺乏可操作性；或是政策停留在倡导层次，却缺少相应的惩罚机制和纠错机制的保障等等。但是，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主抓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干部本身，欠缺执行保护女性主体政治参与权利政策的自觉意识和主观认知。具体分析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历史沿袭下来的男性本位文化还在他们脑子里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他们对女性权利保护性的相关政策并未形成情感上的足够认同。如果这些干部不能有效地形成对女性参与政治权利应有的尊重，就会使他们主观上故意规避国家的政策，在执行村民自治政策中以机会主义行为去忽略女性主体政治权利的实现。在这种机会主义心态下认为“村委会没有女性成员没有什么不妥”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不得已需要迎合国家政策，女性村民也只是象征性地占据一个不重要的位置或只是担任着主抓妇女工作的职责，在实际村庄政治运作中却被权力系统边缘化。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对女性政治权利保护政策的误解也是导致农村女性政治权利不能充分兑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有的地方仅仅从数量上去理解村委会中妇女应有“适当名额”、“至少有一名

妇女”的相关政策，所以至少“有一名”就变成了“只有一名”，这一名妇女干部还是用来做妇女工作的。所以，尽管国家关于农村基层民主的相关政策安排客观上拓宽了农村妇女参政的渠道，为女性农民平等参与村务决策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契机，但如果基层领导干部，尤其是主抓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干部普遍不作为，即不从根本上将男女平等的相关精神渗透到具体的政治运作之中，形成尊重农村女性权利的自觉意识，那么有关保障女性农民参与农村政治和民主管理的组织安排与制度倾斜就会失灵，相应的政策法规就会因基层干部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得不到有效与有力的贯彻落实。

第三，氛围营造是平台。尊重女性政治权利的氛围能否营造得起来，在笔者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传媒在保护女性政治权利方面努力的程度。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对农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学者周晓虹曾给予充分肯定，“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和普及，整个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社会化模式，使得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的主流价值观和各种新的方针政策能够迅速得以传播；它增强了农民的民主和法制意识，增强了他们对国家的关心和参与意识；同时也改变了农民原先传统的面对面的、直接的交往方式；最后，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即通过所谓‘示范效应’，进步、富裕、文明和民主的现代社会为农民提供了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外部世界的精彩刺激了农民彻底改变自己家乡、改变国家面貌的决心”[4](P254)。同样，我们必须看到，大众传播对女性权利的提升也具有很大的宣传作用，尤其是具有科学性别观的大众传媒，如果将“宣传女性农民参与村民自治权利”作为己任，必将为她们投身村庄政治活动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为此，要在广大中国农村营造起有利于女性农民参政的氛围与舆论，就需要大众传媒对村民自治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有利于女性参与政治的新事物、新风尚进行广泛、深入的报道，给予坚定有力的支持，并对村民自治活动中各种侵犯女性政治参与权利的不规范的行为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披露，这样才能营造起有利于女性村民参与到村庄政治实践中来的良好氛围。当然，由于中国的乡村地区规模超大，大众传播要真正渗入所有地区，需要一个过程，加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配套条件还没得到充分发展，这些都限制了大众传播影响的力度和效度。所以，我们可以以农村现有的材料为来源，以农村现有的舞台为载体，去选择适合农村对象的大众传播媒介。例如，将村民自治中的女性参政典型事例用民间戏曲的形式编成一个个故事，然后通过民间舞台向村民展示，使村民在观赏、娱乐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认可戏曲故事所宣扬的价值观、政治观。在农村人口聚集地的地方创办通俗易懂的黑板报，将国家所提倡的农村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权利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表达出来，使广大村民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接受教育等等，这些都有利于提升媒介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第四，备好技能是关键。这里的技能是指女性农民在投票中学会投票的同时，要尽快熟悉和习惯民主的操作规程，并催发一种政治参与精神，培育出民主、理性和独立的政治品格，使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及相伴随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倾向在民主实践中得以真正改变。这一技能的获得除了从政治参与实践中学习外，还离不开其他两个因素：其一，及时提升女性文化素养。因为文化水平的高低虽不是参政水平高低的惟一决定性因素，但至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关于文化与政治的相关性，可以说已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一个国家里如果有许多人不识字，就不能有现代式的民主”[5](P37)。“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如果我们不能说明教育的„高‟水平是民主的充分条件，那么可供利用的证据表明，它近乎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这些论述实际上都反映了文化与政治民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因为有效的政治参与离不开科学的参与方式和参与技能，这一切显然有赖于公民对政治知识、政治参与策略的掌握，在掌握这些技能和知识的过程中所需借助的分析、推理、判断无不以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底蕴。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清楚意识到政治施加给个人的影响，拥有获得政治信息的广泛途径，在参与政治时会更多地凭 [7](P32)[6](P200)

理性而不是凭感情行事，因而在对参与方式的选择上也会注意合法性和有效性；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缺乏政治认知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获取政治资源的渠道比较单一，对政治问题缺乏一定的见解，相应的政治能力感和政治效能感也比较低。所以，我们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村女性文化修养的提升是女性农民理性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其二，努力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因为参与村民自治，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它更是一种价值体现。作为一种价值，又主要体现为女性农民在村庄政治运作中的自由和平等，这种自由和平等的发展是与整个经济方面的自由、平等发展相适应的。如果农村女性主体在经济生活自由、平等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显然是很难产生参与政治的需求和愿望的，尤其是当她们不能有效地链接经济利益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时，就尤为如此。所以，农村女性农民政治参与权的实现显然离不开她们经济权的实现。为此，适当扩大就业渠道，着重解决农村女性劳动力闲置问题，建立和完善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缩小男女在经济资源分享和经济收益方面的差距，就成了鼓励女性农民参与政治，提升她们参政意愿的重要条件。

当然，我们在揭示女性农民政治参与现状时，只是放在同一时代条件下与男性进行的横向比较。如果从纵向上来说，当下农村女性农民的政治参与，不论是行为模式的选择，还是对自身政治权利的认知，与历史上情况相比，显然已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例如：89.2%女性农民认为“有必要对村干部实行民主监督”，82.2%的女性农民认为“自己有权利去过问村里的财务情况”都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女性农民政治参与情况正在向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些对未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显然准备了较好的主体条件。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高度重视女性农民政治主体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的权利兑现，仍然需要国家政策法规的适时跟进及政策执行者的积极作为，需要大众媒介的努力，当然这一切的关键还是取决于农村女性主体自身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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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村民自治主体的法学解析

韦少雄

【摘要】村民自治主体问题是研究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基础性问题，对村民自治主体的正确把握，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权的实现。作为村民自治的基本要素之一，村民自治主体区别于村民自治权主体和村民自治法律关系主体，村民个人、村地方、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会议都不是村民自治主体，村民自治主体应当是村民集体。

【关键词】村民自治主体 村民集体 法学解析

村民自治主体的法律特性

首先，村民自治主体区别于村民自治权主体。村民自治主体是行为主体，是行使自治行为的人或群体；村民自治权主体是权利主体，是行使自治行为的人或群体享有的资格或地位。村民自治作为群众性组织，是群体的自治，需要全体村民共同来完成自治功能，是个体权利集合的结果，靠单个权利个体是无法完成的。因此，村民自治权不是集体性权利，而是个体性权利，村民自治主体应该包含村民自治权主体。

其次，村民自治主体区别于村民自治法律关系主体。村民自治法律关系主体就是村民自治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法律规范在调整村民自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村民自治主体之间、村民自治主体和其他组织或群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者即为村民自治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村民个人、村民集体、村委会、乡镇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个人等，只要他们参与到村民自治法律关系中，都有可能成为该主体。

再次，村民自治主体是村民自治权利的拥有者和行使者。村民自治是一种权利自治，自治主体所享有的是自治权利，属于基层民主权利，这种权利是自治主体本身固有的，不是来自国家权力的授权。权利都有归属性，归属于一定的主体，村民自治权利，村民自治主体可以拥有，村民自治权主体也可以拥有。但是，相对于村民自治权主体，村民自治主体不但享有规定的权利，而且村民自治主体本身要依法参与自治活动，它同时也必须行使自治权利，通过行使自治权利来实现全体村民的自治。而村民自治权主体是个体权利的拥有者，他不一定行使权利。

村民自治的主体基础分析

村民自治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必然结果，但同时，更离不开农民群众这个主体基础，这表现在：

首先，农民获得了独立的主体身份，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创造了主体地位。长期以来，农民因为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被各种支配关系掩盖了个人的存在，政治权利和地位被忽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左”的错误，重新定位农民的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农民获得了独立的政治主体地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成为了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经济利益主体，这就为新时期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主体条件，为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主体基础。①

其次，农民群众民主意识的极大提高，为村民自治提供了重要因素。随着基层民主选举的铺开和普及，农民群众获得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初步知识和基本经验，民主意识逐步觉醒，民主理念不断提升，自主性日益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创造了许多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形式，开始发挥着自身的主体作用，不断参与到乡土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用自己的理念主导着乡土社会的发展。

最后，农民群众的直接推动，是村民自治组织得以诞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村民自治，不是国家或其他人创造的，而是农民自下而上自发创造的一项制度。近代以来，中国的农村治理长期遭到破环，社会管理处于瘫痪状态。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国家力量开始退出农村社会，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

村民自治的主体应当是村民集体

关于村民自治主体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四种学说：一是“村地方”说。认为村民自治就是以自然村为自治单位的村地方的自治，每个自然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②二是“自治组织”说。认为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会议等自治组织形式；③三是“村民”说。认为只有村民才是村民自治的真正主体。其中，有的学者认为村民自治的主体是作为个体存在的村民个人，有的学者认为村民自治的主体是作为整体存在的村民集体；④四是“混合”说。认为村民自治的主体不止一个，包括村民、村民自治组织、村地方等。

学界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关键是对村民自治主体的法律属性没能很好理解。第一种学说“村地方”说，将自治主体定为“村”，实质上是将“村民自治”等同于“村自治”，无疑是对宪法、法律，以及村民自治性质的的错误解读。村民自治在性质上不是地方自治，而是社会自治，社会自治体现的是一种权利自治，是社会群体固有权利的反映；地方自治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自治，是国家和地方分权的结果。

第二种学说“自治组织”说，将自治主体定为“村委会”或“村民会议”，实质上是对自治权由谁拥有，为谁而治的不正确理解。村民自治的核心是自治权，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的执行机关，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的权力机关，它们都是围绕村民自治权展开工作的。村委会和村民会议本身无任何权力，他们的部分权力来自法律法规的授权或者地方政府的委托，代表的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和推动，是因为履行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职责而具有权力；另一方面，村委会和村民会议绝大部分权力来源于自治组织内的全体成员，是村民们的授权，因为村民们的权利让渡，使他们具有了管理村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权力，但不能因此说他们就是自治权的拥有者和行使者，具有了主体的资格和地位。第三种学说“村民”说，将主体定为“村民”，有一定的价值，但还不够明确，到底是“村民个人”还是“村民集体”？给人模棱两可的感觉。针对此，有人认为村民自治是村民“个体性”的自治，则存在着明显的将村民自治主体混同于村民自治权主体的嫌疑，在理论上说不过去。第四种学说“混合说”，将自治主体定为“村民、村民自治组织、村地方”等，实质上是将村民自治的主体等同于村民自治法律关系的主体。村民自治主体具有单一性，它重合于村民自治权利的享有者和行使者，但是村民自治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参与到村民自治活动中所有的人或组织，主体范围广泛，可能是自治组织的全体成员或个人，也可能是自治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并非一定就是自治权利。

综上所述，本文更倾向于将村民自治主体界定为“村民集体”，这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一是由农村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我国宪法规定农村生产资料归集体成员共同占有。村民自治作为上层建筑层面的制度，是建立在集体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它把集体内部各成员的利益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的整体，利益的共同性、整体性决定了集体内部的各项自治活动和公共事务必须由村民集体来共同开展和处理，村民集体理应成为村民自治的主体。

二是从村民自治权的行使来看。可以分为个体行使权和集体行使权，个体行使权是村民个人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它是村民个人单独可以行使的权利，如参加有关会议的权利、参与表决的权利等；集体行使权是必须以村民集体名义行使的权利，如参加管理的权利、参与决策的权利等。这种行使个体权利的村民个人，属于村民自治权的主体，不能说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因为村民自治是全体村民自主处理村内事务，尽管每个符合条件的村民均可参加，但最终决定的做出还得依赖于村民集体。村民自治是一个“集体性”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行使只能由村民集体去行使。

三是从法律的规范来看。虽然《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关于村民自治主体的直接定义，但是可从其表述中推导出来，群众即是自治主体的表现，表明是村民群众在行使自治权。实际上，法律所规范的村民自治是全体村民以集体的方式，通过自治组织，依据宪法和法律，自主处理村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是村民集体的自治，而村民个人是无法实施自治的。

四是从村民自治的本意来看。村民自治是指广大村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根据语义，村民自治的主体就是“村民”，这里的“村民”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是众多个体的集合化，就像“人民当家作主”中的“人民”一样，我们不可能把民主的主体表述为“个体性”的概念，⑤认为是单个人的当家作主。同样，村民自治不是个人的自治，而是全体村民整体的自治。（作者单位：广西河池学院）

注释

①张齐学：“略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主体基础”，《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28页。

②杨成：“村民自治权的性质辨析”，《求实》，2010年第5期，第81页。

③④姚合平，王卫东：“村民自治的法理分析”，《农业经济》，2012年第3期，第43页。

⑤刘同君，陶纬：“村民自治的主体与性质—读《宪政的法理言说引发的思考》”，《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4页。

第三篇：村民自治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村民自治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一、村委会服务功能弱化，村民自治的吸引力、凝聚力下降。村民自治的一大特点就是村民与集体的联系十分紧密。因此，集体经济与村民自治的运作有密切的相关性。集体经济力量为村民自治的正常运作提供重要的物质支撑；同时集体经济愈发达，愈需要通过村民自治，扩大村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保证集体经济规范运作，利益得到合理分配，为群众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如南方发展地区，一些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村，村干部的报酬、村集体和乡政府要求农户提供的奖金和劳务，主要由集体组织承担，农民因集体经济和自治组织为自己带来的利益而减轻负担。因此，村民自治组织享有较高威信，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在缺乏集体经济实力的地方，如我们古浪县，农村基层组织大多是集体经济的“空壳村”，由于村民自治组织难以为村民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缺乏凝聚群众的物质基础，村委会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只能完全依靠村民出资出力，因此，村民自治运作效果不理想，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不高。

二、农村基层干部对村民自治的认识不到位，工作存在误区，使村民自治长期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政府主动推进是村民自治由自发起到规范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基层政府的行政执法人员，有一大部分干部在认识上既没有明确“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没在认识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和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也没有体会到村民自治的真正意义，对村民自治工作认识不到位，似是而非，工作找不着重点，无从下手，推动作用微乎其微，使得村民自治长期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三、个别村委会与党组织位置摆的不正，制约了村民自治进程。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是否协调和规范，直接影响着村民自治能否正常有效地运作。目前，大多数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地位和关系是明确和协调的，但在一部分村存在村党组织不适当地干预村民自治，有的村民自治组织把自治理解成绝对自由，不接受村党组织的正常领导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干部自身素质的不高，和对权利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权限范围尚缺乏具体的界定。加上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不同于国家政治系统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有自身的特点，更需要明确划分二者的权限范围。正是由于关系的不融洽和权限的模糊，工作互相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村民自制进程。

四、村民文化程度低，法制意识淡，参与自治活动程度低，导致工作简化，未能真正体现自治。

由于农村经济文化长期落后，村民的民主观念、主体意识不强，村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能力都很有限，许多村民包括村干部不能正确理解村民自治，对村民自治的一般程序，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不甚了解，不会或不善于行使自治的民主权利，更谈不上拥有民主经验和民主习惯。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就是对村级事务的不关心、不积极、参与程度低。

五、村民自治规章制度执行不够严格，名义上的村民自治未能体现广大村民的意愿。如在选举中选举委员会、候选人的产生程序不到位、不公正，流动票箱选举操作不规范。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村级事务的管理上，依然存在不民主、不公开的现象。

提高村民自治的思考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强化村委会服务功能，增强村民自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坚持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力发展农村个体经济的同时，想千方、设百计，以合作制、股份制等形式，大办经济实体，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努力兴办公益事业，凝聚群众合力，提高村民自治的积极性。

二、提高认识，找准角色，突出重点，转变基层政府对农村的管理方式。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依法履行政府职责。提高认识，就是充分认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改进方法，就是乡（镇）政府除采用必要的行政管理方式外，应更多地运用法律、经济和教育等管理手段，在尊重村民自主权和村委会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管理。当前，乡（镇）政府和干部在指导村委会工作时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1)指导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尊重群众的民主意愿，不要委派村干部，也不要事先划框子、定调子，要真正实行村民直接民主选举，保证把那些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威信高、群众信得过的人选到村委会领导岗位上来。(2)指导村委会独立负责地开展群众自治工作，尊重村委会自治权利，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严禁把村委会当成乡（镇）政府的下级机关，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干涉村委会自治权利的行使，要坚持村民的事情由全体村民民主讨论决定的原则，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疏导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压服的方法。(3)乡（镇）政府的各工作部门不要把村委会当作下属机构，对某些需要村委会协助完成的工作任务，应当在法律规定它所承担的范围之内，并通过乡（镇）政府统一向村委会布置，再由村委会组织群众协助完成，各部门不要直接向村委会布置任务。(4)乡（镇）政府及所属部门要帮助、指导村委会自身建设，包括健全完善村委会自治组织、建立健全村委会工作制度、培训村委会干部、开展竞赛评比活动、帮助村委会协调与村党支部的关系、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等等。同时，要突出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村民自治组织自身建设，教育农民提高民主意识，增强自治能力，要帮助农民学习和了解民主权利的内容，学会正确使用民主权利的方法，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坚决防止和杜绝违法违规现象发生，自觉协助乡（镇）政府做好各项工作。

二要教育、引导农民（包括村委会成员）正确认识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与乡（镇）行政管理、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村民自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伟大创造，因此，党领导村民自治是毫无疑义的。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与乡（镇）行政管理也是统一的、一致的。行政管理不等于强迫命令；村民自治不等于不要行政管理。村民自治与国家法律也不矛盾。国家的法律、法规是治国的根本，是全体公民的行动准则，任何组织、个人都必须无条件遵守。村民委员会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成立的，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组织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三、正确处理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将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活动纳入法律制度的轨道。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实际上是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地位和职责及工作方式。但在实践中，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协调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只是明确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基本工作职责，具体的有操作性的方式方法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和完善。解决二者关系问题的对策思路是：在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这一原则下，从制度上合理划分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范围，尤其要明确村党组织对村民自治所承担的“支持和保障”的责任及履行责任的方式，在制度化和操作性上保证二者关系的规范运作。就职责范围而言，村党组织要使自己真正成为村级组织的核心，应尽力避免行政化倾向，摆脱具体事务。党组织应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村的发展方向的把握，对其他村级组织建设的指导，对各类组织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自身建设等方面。由村民自己能够处理好的事情，应尽可能让村民群众根据法律制度自主处理，以支持和帮助村民自治组织独立负责地开展活动。总之，村级组织包括村党组织都要在法律制度范围内活动。村党支部书记可以兼任村委会主任，但必须经过依法直接选举才能当选；村党组织可以在村委会选举前对选举加以组织影响，但对合法选举结果必须予以承认；党组织拥有大量决策权，但应以党内民主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和不侵犯村民自治权为前提；对村党组织及其成员的失当行为，村民和村民自治组织有权向上级党组织反映，促其改正。

四、以贯彻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契机，深入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摸索经验，树立典型，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由点到面逐步推进。

提高村民自治的规范化程度，就是要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围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环节，健全制度，规范程序，真正体现“村民群众自治”和“基层直接民主”的原则精神。尤其要制定规范化的标准和规范化的程序。一句话，就是要提高村民自治的制度化水平。

首先，要完善村委会民主选举制度。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是基础。为保证村民民主选举的参选率和规范化，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学习、宣传，尤其要搞好选举动员，使村民充分认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直接民主选举的作用和意义，熟悉民主选举的规则和程序。要逐步规范选举程序和标准。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原则精神，村委会民主选举的标准应是：民主、平等、公开、竞争、合法。总之，规范化的民主选举不仅可以使村干部产生荣誉感、责任感和危机感，也能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政治热情，充分体现村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和自豪感。

其次，要完善村民议事制度。村民议事制度是实现民主决策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式。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议事的组织形式就是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的基本功能就是民主讨论、民主商议和共同决定。

再次，要完善村民民主监督制度，尤其是村务公开制度。实行民主监督制度，推行财务公开，是村民当家作主的真实体现，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重要保障。《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尤其强调了财务公开的内容及公开的时间，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只规定了村务公开的原则要求、内容范围以及不及时实行村务公开或公开内容不真实的法律责任，而关于村务公开的程序、方式及怎样保证公开的真实性等问题，规定不详。当然，这些具体问题是不能苛求于法律的，应在实践中加以具体化。以“便民”的原则，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真正做到 “让群众明白，保干部清白”，保证村务公开真实有效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五、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提高农民（包括村组干部）的文化素质和政治参与意识，为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培养合格的主体。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实践，它的运作与村民主体的思想文化状况密切相关。思想文化主要包括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文化知识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凡是在文化比较贫乏的地方，民主制度、民主观念、民主作风就很难树立，而偏执、独断、愚昧、盲从的现象容易流行。我县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尚不高，必然影响村民参与日常村务管理活动。与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的状况相比，农民的思想价值观念对村民自治运作的影响更大。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思想水平和民主素养，是保证村民自治规范运作、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必要的前提，也是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一个永久课题。

六、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为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

村民自治是大多数的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广泛实践，作为国家法律制度的安排，在缺乏法制传统的农村推行，更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农村基层民主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平稳推进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除了需要加快农村民主建设，打好法制建设基础，主要是认真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农村基层直接民主选举和村务公开制度。此外，下面两项工作必不可少：一要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的规划和指导。对农村法制建设分阶段目标，制定明确的规划和计划，并稳步实施。制定明确的规划和计划，并稳步实施。对农村法制建设状况应有明确的评价指标，并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促。二要切实提高农村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对农村干部，主要还是要树立依法办事、恪守职责，接受监督的观念。要突出“义务本位，责任至上”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干部必须要依法行使，并要接受人民监督。而对广大农民群众来说，固然要以若干基本法律知识作为生活准则，但最根本的是要树立权利本位观念，充分了解作为公民享有的法定的权利，要敢于和善于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既要克服由于不知法而不会依法保护自己权利，又要防止一旦走投无路，就气急败坏地使用违法手段抗争而陷入违法。

第四篇：村民自治推荐材料

龙角镇村民自治推荐材料

“为群众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让群众满意，才是我们工作的宗旨和根本。”龙角镇龙堰村计划生育协会会长蒲东培这样说。

2011年龙角镇龙堰村成为重庆市首批“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示范村”之一，代表着该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得到上级计生部门的肯定。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一直是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龙堰村计生协会成立以来，坚持以“为群众服务”为宗旨，做到了事事为群众着想。

“多亏了我们村里的计生协会，我今年才可以纳入农村计划生育家庭部分奖励扶助对象呀”，龙堰村5组的村民谢长中这样说到。原来谢长中在2010年按照龙角镇移民政策后靠移民，户口由原来的农业户口转成了非农业户口，但是一直却没有办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按照最新的重庆市农村计划生育家庭部分奖励扶助政策，由于政策原因户口转非，并一直没有享受城镇居民社保的独生子女户或双女户家庭，可以界定为农业户口，继续享受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龙堰村计生协会了解到这件事情后，及时向镇计生办说明此事，并提交了申请，跑前跑后为谢长中完善了申报材料，并在截止日期之前通过了审批，成为2012年龙角镇农村计划生育家庭部分奖励扶助对象之一。

为群众服务的同时也严格按照制度办事。根据龙堰村村民自治规范，凡村内涉及违法生育的家庭一律必须先到相关部门接受处理，主动缴纳违法生育社会抚养费。龙堰村自成立计生协会以来一直坚持

宣传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并对出现的违法生育现象严格如实上报。龙堰村1组村民余洋，2006高中毕业以后就随家人常年在外打工，去年和女朋友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生育小孩，但二人还没有达到结婚年龄，属于非婚生育，按照相关规定应该缴纳一定的社会抚养费。余洋却以不打算给小孩上户口为由一直不到镇计生办接受处理。村计生协会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派出协会会员对他们进行了半个月的宣传教育，终于说服这家人办理了相关手续。龙堰村一直都是龙角镇违法生育案例较少的村居，村民主动缴纳违法生育社会抚养费的比例也居全镇之首。

龙角镇龙堰村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一直以关注民生、维护民利，让群众满意为宗旨，以共享阳光、共建和谐为主题，经过镇、村干部的共同努力，在全村已初步形成了“阳光计生”管理服务新机制，使广大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大大提高了群众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程度。2012年龙堰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目标任务就是，组织和带领村民制定并落实本村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完成镇下达的人口与计划生育责任目标。不断地促进村民婚育观念的转变，教育推动群众自觉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第五篇：女性成才与女性参政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女性人才辈出，女性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增强。然而，同男性相比，我国女性人才仍远远少于男性，女性参政的现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较大差距。本文仅就女性成才与女性参政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女性成才是女性参政的前提

女性成才，是参政议政的前提和保证，而女性参政，又是女性成才的标志和体现。我们不能抛开女性成才这个前提去空谈女性参政，只有女性具备了参政的基本素质和与之相适应的能力，才有资格有本领去参政议政。

女性参政，是指女性参与政治决策和政务管理的活动，它通过直接与间接的两种形式而实现。女性自身素质是女性参政的先决条件，否则，女性从政则是一句空话。首先，女性参政是一种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活动，它要求真正掌握和运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从而达到不仅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的参政。而掌握和运用法律上赋予的权力，则需要广大妇女具有较强的与之相适应的能力。事实上，女性获得参政权，仅仅是在法律上得到了保证，只有当女性真正懂得了并掌握了这些权力，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实施和运用了这些权力，才是真正的妇女参政。而实现事实上的女性参政，就要求广大妇女具备参政的本领和能力，直接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活动中去这样才能有效地行政参政权。其次，女性参政是通过间接的渠道，对国家社会的事务管理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运用各种舆论媒介，发表对社会各类重大问题的见解，提出合理化建议。这也同样要求参政女性具有较强的能力与之相适应，否则怎能谈得上提出“有意义”、“有价值”和“合理化”的建议呢？作为主体化的参政是一种质的要求，要求参与者在有明确政治方向的同时，具有比较成熟的政治思维能力和较全面的专门知识，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才能真正达到参政议政的目的，正如一位成功的女部长所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主要是靠了我的才学当上部长的”。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康克清、邓颖超、宋庆龄，她们无一不是凭着自己的才华，进入国家决策层的。由此可见，女性成才是女性参政的先决条件。

１、影响女性成才的障碍：

影响女性成才的障碍不外乎三方面，即社会影响、家庭制约和自我压抑。

首先，是社会的影响，它包括社会偏见和社会制度两方面。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思想观念对全民族影响很深，至今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市场，成为女性成才的一大障碍。女人从一出生就被视为“低人一等”：有的家长不让女儿上学，理由是：“长大也是人家的货”；有的高等学校招生时公开提高女性的录取分数线，限制女性的名额；有的单位认为“强女不如弱男”，不愿意接受和安排女毕业生；有的领导认为，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不放心把关键性的岗位交给女同志，出现了女性“上学难”、“分配难”、“提拔难”的“三难”现象，影响了女性潜在才能的发挥。

社会对女性功过是非过于苛求，阻碍了女性对事业的追求。同样是外向性人才，男同志被认为是思想解放，有开拓精神，女同志则被看成是不稳重，太张狂；同样是埋头工作，不拘小节，男同志被认为是事业心强，有进取精神，女同志则被看成是不会生活，缺乏女人味；男同志成功了，提拔晋升，社会赞许，家人高兴，成功者像进了加油站，加大“马力”向更大的成功进发，女同志成功了，则枪打出头鸟，桃色新闻纷纷出笼，偏见、非议，不良的社会舆论压抑着女性。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中伤，保护家庭免受离散，多数女性只能默默无闻，不敢在事业上有新的作为。

社会制度对女性成才影响更为深远。在轻视女性，把女性当作玩物的社会里，女性完全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成才道路极为坎坷。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班昭、李清照这样有才气的女子，但同男性人才相比，却是凤毛麟角。新中国的成立，提出了“男女平等”，一大批女性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女性的独立观念日益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女性人才问题，继1990年江泽民部书记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后，1995年他又代表我国政府向世界明确提出了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5年之间，我国颁布实施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布了到2000年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成功地履行了联合国的国际义务。平等参与和发展的性别意识，已经纳入决策主流。由于党和国家对女性人才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我国女性人才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近几年我国女科技人员总数已达1000多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40%左右；女干部占干部总数也接近40%。现在，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班子中，都有女性。这些充分显示了社会制度对女性成才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

其次，是家庭制约。中国的传统观念，一直把“男主外，女主内”作为界定家庭分工的分水岭，把女性固定在家庭主妇的角色位置上。男子重事业，女子重家庭，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男同志不料理家务，被看成是情理之中；女同志家务干少了，却被看成是“失职”。女同志既要在工作中与男同志同挑重担，又要在家庭中当贤妻良母，常常是“超负荷运转”。在农村，下地回来。男人抽烟休息，女人却得做饭、洗衣、喂猪、哄孩子。在城市，女人在八小时工作之余，也是如此。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女职工一般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平均每天为3.7个小时，休息日为7.3个小时。一些中年女性家庭负担更重，她们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照顾。许多人白天忙公务，晚上干家务，一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由于家务劳动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少有时间坐下来看书学习，搞智力投资，也就影响了她们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降低了她们成长的速度。

第三、是女性的自我压抑。社会因素、家庭制约是影响女性成才的外因，内因则是女性本身的自我压抑。这种自我压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自卑心理重。一部分女性由于受旧观念支配，往往认为女性天生愚笨,在智力比不上男性，产生自卑心理。在工作上，女性认为自己不如男人，怀疑自己的能力，低估自己的水平，不敢挑大梁、领着干，在事业上自卑。此外，在生活与工作中，一遇到阻力和困难，女性就就丧失信心，畏缩不前，没有后功和韧性，意志上自卑。

(2)依附心理强。女性总是把事业、命运、前途系在丈夫、子女身上，甘愿自我牺牲，放弃追求，事业上保丈夫、生活上保孩子，望夫得志，望子成龙，希望通过丈夫和子女的成功和体现自己的价值。只要丈夫、子女有所成就、出人头地，自己就心满意足，过份地依赖家庭。在事业上，女性企图依赖社会、单位给自己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和特殊照顾，不想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更好的境遇，工作上不愿独挡一面，甘当助手和配角；企图依赖社会解决妇女地位问题，实现男女平等，而很少想到靠自己去抗争，靠自己的力量去取得平等地位。

(3)文化素质差。女性文化素质是女性择业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女性成才的基础。然而我国女性的文化素质普遍较差，在我国的两亿文盲中有70%是女性,接受教育的女性升学率低于男性,从小学到大学人数递减,在小学,男女生比例为1:1,进入初中,男女生比例为5:2,到了高中,男女生比例为3:1,在大学生中,女生只占23.6%,女研究生的所占的比例更低,不到15%。很显然，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是根本不能谈到女性成才与否的。

２、女性成才的途径：

女性成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既要有强大的舆论氛围，又要有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既有教育问题，又有女性自身努力问题，后者是女性成才的关键。

首先，要优化外部环境，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促进女性成才，在强化自身素质的同时，必须优化外部环境。

一是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宣传党和政府有关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宣传女性在人口再生产中的贡献，承认生育、抚育孩子所付出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使社会承认女性的劳动价值。宣传男女平等，彻底扫除重男轻女的陈腐观念，努力形成尊重女性劳动，支持女性成才的社会风尚。要宣传女性成才的典范和女性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为女性“正名”，转变对女性的社会偏见。此外，还要大力宣传女性培养和选拔工作的典型，总结和推广她们的经验和作法，增强各级党组织培养和选拔女性人才的自觉性。

二是形成优越的工作环境。在工作安排上，要正视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尽可能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等特殊时期尽可能地予以照顾。在工作过程中，要针对女性自尊心强、害怕自己受歧视的特点，尊重女性，特别平等地对待她们，尊重她们的人格，经常为她们出主意，想办法，解难题。要帮助和鼓励她们，使她们能充分地表现自我，激发出她们的进取信念。在她们的工作受到干扰、利益受到侵害时，要敢于为她们仗义执言，积极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

三是构筑适宜的教育环境。要抓好女性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女童的入学率，减少女童的流失和辍学，做好城乡女性的扫盲工作，提高女性的最基础教育水平。要抓好女职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女性在就业方面的竞争力。在培养女性高级专门人才下功夫，改变女性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所占比例过低的问题，以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为女性成才创造条件。

四是优化家务管理环境。无论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还是社会怎样提倡男女共担家务，女性由于历史和生理的原因，都要承担较多的家务劳动，“家务劳动繁重”往往成为困扰职业女性的一大烦恼。因此，女性必须学会科学地管理家务，向管理要时间、要效率，把复杂的家务劳动简单化，用较少的时间和力气，取得较大的家务劳动效益，这必将为女性换来更多的时间，使她们有更大的可能走上成功之路。

其次，强化女性的自身素质：

第一、自强、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毅力是女性成才的内在力量。女性不仅要执着地进取，而且要有百折不回地克服来自社会、家庭、自身生理特点等种种困难的毅力，不如此，就难以做到有所作为。居里夫人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取得一点镭，整天整夜关在小屋里坚持从沥青中提炼镭。林巧稚为了献身自己所热爱的妇产科医学事业，决心终生独身。只有如此执着热爱事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取得成就。

第二、勤奋是女性成才的重要因素。我们承认，人的天赋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成就事业的主要条件不是天资，而是后天的勤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认为：“勤能补拙”，“一分辛苦一分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也说过：“学问是苦根上长出的甜果”。这些都精辟地揭示了成才与勤奋的关系。如果一个女性有良好的社会生活条件和良好的教育条件，但本人不勤奋，缺乏进取精神，决不能成才。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外部条件，但女性自身能自强不息，锐意进取，最终也会成为人才。张海迪以她勤奋和顽强的毅力换来了知名作家、翻译家等赞誉。勤奋会创造出奇迹，勤奋能造就英才。

应当看到，女性的智力，能力并不比男性差。在今天我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女性成才创造了公平竞争的大环境，每个女性都要做竞争中的强者，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克服自身的缺点，正视自己的优势，扫平成才障碍，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才。

二、女性参政是女性成才的重要体现

女性参政状况是衡量女性解放程度、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男将女兵”不是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正常的应当是参政女性的比例与女性占总人口的比例相适应。我们不提倡“学而优则仕”，然而，参政女性首先是女性人才，只有成为人才才可能参政，这就使女性参政最能体现出一个国家女性成才的程度。

女性参政的主渠道之一是女领导干部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高层次管理。换而言之，就是有更多的女干部参与县级以上的领导工作，并且职务越高，参政的作用也就越大。做为参政女性，首先应当具备以下五方面基本素质：

一是政治素质。所谓政治素质，就是指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经验等。政治素质最根本的要求就是牢固地树立无产阶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能够头脑清醒，把握方向，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

二是品德素质。所谓品德素质，主要是指道德情操和道德行为的高尚或优劣。女性参政应具有这样一些品德素质：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建功立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光明正，公道正派，要维护班子的团结和统一，不搞小集团、小圈子，不搞阳奉阴违，不搞阴谋诡计，对上不吹不拍，对下不欺不压；敢于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不弄虚做假，不说大话空话，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要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要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充分走群众路线，有事同群众商量，不专横跋扈，动辄教训别人；要严于律已律亲，清正廉洁，并有较强的廉政意识，要豁达大度，能够容忍多种误解和委屈而毫无怨恨之心。

三是心理素质。所谓心理素质，不外乎知、情、意三个方面。具体表现在：要有良好的记忆，敏捷的思维。在考虑问题、讨论方案时，能够同中存异；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能够异中求同；在工作中善于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要有稳定的情绪和良好的感情，能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排除不良外在因素的刺激和干扰，运用理智控制感情，针对不同场合，不同事情，不同对象，恰到好处地表达自己的语言和情感。做到取得成绩不沾沾自喜，遇到挫折不灰心，受到委屈不生气，得到奖励不自满，解决易办的事情不掉以轻心，处理棘手的难题不忧心忡忡，遇到平庸的上司不自以为高明，见到骄横的领导不低三下四。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不为困难所困，不为阻力所阻。

四是知识素质。女性参政，没有多方面的知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在知识结构上，女性人才要在参政中，使自己由专业化、单一型向多方位、综合型转变，使自己在领导才能上，由熟悉某一方面工作的“专才”向粗通各方面工作的“通才”转变。缺什么知识就充实完善什么知识。此外，还有一个知识更新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女性要自觉更新知识，力求站在新学科新知识的最前沿。

五是能力素质。所谓能力就是领导的才能或者叫本领，它是知识和智慧的综合体现。参政女性要完善组织协调能力，识人用人能力，预见决策能力，改革创新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应变能力，文字语言表达能力，总揽全局和驾驭全局能力，独挡一面能力等等。每个人都不可能样样都能，总是各有所长，有所短。做为参政女性，应尽力扬其长，补其短，努力实现从偏能向全能的转变，尽可能由中能向高能转变。能力完善还包括借能，即某种自己不具备又难以很快形成的能力，要注意借用附近同志们的这种能力，用其所长，补己所短。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女性成才，需要更多的女性参政议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女性都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的提出，党的十五大的召开等等，都为女性成才及女性参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广大女性应该抓住机遇，树立大志，加强学习，不拘泥于旧思想，摒弃封建主义旧道德的影响，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勇于改革创新，在成才之路上努力攀登，在新世纪的政治舞台上做出一番大事业，为新中国的女性谱写出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