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十大地方公共决策试验（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2012十大地方公共决策试验（写写帮推荐）

2012十大地方公共决策试验

浦东“维稳妈妈”

[入选评语]将政府事务外包给企业已不新鲜，但将敏感的维稳工作委托给社会专业机构，在全国还没有先例。2009年，浦东“维稳妈妈”项目启动，除了引进专业社工机构，当地妇联干部也参与其中，提供资源。这就形成了专业社工+妇联干部的“维稳妈妈”团队，与96户上访家庭结对服务。

南海“小政协”破冰

[入选评语]2011年初，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全面实施“政经分离”，借鉴新加坡、香港等先进地区的经验，全区成立参理事会，在村居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协同共治。2011年5月凤池社区参理事会应运而生，由社区各界精英35人组成。省委书记汪洋认为，这是一个破题之作，值得探索。

淮北“群众说事室”

[入选评语]2010年，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委在50个行政村村委会办公地点建立了群众“说事室”，给广大群众一个反映愿望、要求、问题和建议的平台，经济发展中的难事、影响稳定和谐的杂事等涉及群众自身权益的各项问题，都可以通过“说事室”来表达。

三门峡“大纪检组制”

[入选评语]河南省三门峡市按照性质相近，便于监督的原则，在市直63个部门(单位))派驻10个纪检监察组，俗称“大纪检组”。这项改革为思考中国纪检派驻机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纪检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武汉农村产权交易改革

[入选评语]作为国家农业部等20个部委批准为全国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武汉市在4年的时间里，按照“积极探索，创新制度;重点突破，配套推进;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先行先试，封闭运行”的原则，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取得丰硕成果。

浙江防止利益冲突试验

[入选评语]“沾亲带故好办事”心理是腐败的重要诱因。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党员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办法》，探索如何把亲情、熟人关系与公共权力隔离开来。目前，初步实现从侧重防止贿赂等现实腐败风险向防止利益冲突等潜在腐败风险的转型。

“法治湖南”叫响全国

[入选评语]《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颁布，填补我国行政立法“空白”;《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出台，开全国首部规范政府服务法规“先河”;从《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制定，到《法治湖南建设纲要》公布，“法治湖南”已成为湖南的一张名片，其样本意义在我国法治建设历程中不断凸显。

浙江“小城市试点”探路

[入选评语]2011年起，浙江全面实施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行动计划。全省27个小城市试点镇，投资实现30%以上的增长，GDP增速达12%以上，财政收入增长超过18%，发展速度之快令国内不少一、二线城市相形见绌。小城市正在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极。

武汉治庸问责“电视公考”

[入选评语]2011年武汉市掀起了一场治庸行动，对官员的“十个突出问题整改承诺”进行了一次集体检测，借助直播的形式，开展“电视问政”。2012年继续推进，并将加大频率。“电视问政”是让暗访组从市民、旅客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实际上是要通过这种形式将广大干部置于人民监督之下。

新安江跨省生态补偿试点

[入选评语]目前中国已有8个省份出台流域生态补偿相关规定，但进展缓慢。2012年上半年，安徽省黄山市、浙江省淳安县连续6次在两省交界处的新安江江段检测水质。此举意味着中国第一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开始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改革新共识与“中国梦”

■贺海峰

面对中国发展转型的诸多压力与挑战，已经执政6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历史节点。当此关口，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出京，就来到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向莲花山公园的邓小平铜像敬献花圈。此举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欲唤醒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锐气、胆略，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啃硬骨头、勇涉险滩，势必遭致既得利益反弹。从中央权力结构看，中央实际权力大多分散于各个部委，而非集中于最高决策机构。所谓“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并非无的放矢。比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虽已讨论多年，但仍迟迟不见出台。正是既得利益挟持改革议程，最终形成“不改革”的僵局。

最近，《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盛世危言”再度成为热点，显示出各界对“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担忧。这些年来，中国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由此导致社会土壤不断板结，社会冲突此起彼伏。不改则衰，盲动必乱。做好“顶层设计”，尤为必要、尤其紧迫。

但顶层设计的内涵，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央领导人的设计，也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界精英的设计。在中国政治语境下，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社会的动力都至关重要。否则，顶层设计终将变为空中楼阁。小平“南巡”前夕，社会氛围普遍沉闷。南方谈话目的就是要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此后的大规模分权，又为地方进一步改革提供了足够动力。

对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显然已形成共识。十八大后，李克强同志立即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浦东、滨海、深圳、义乌等11个试验区的意见和建议。他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鼓励试验区做改革的先遣队与侦察兵。

这一表态对于地方而言，不啻于注入一针“强心剂”。地方的改革创新遇到新的严峻挑战，令人担忧的现象已开始显现。例如，一些优质基层创新试验，因为得不到上级支持而不能持续;一些已在其他地方普遍推广的改革创新举措，在另外一些地方却受到抵制与排斥。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性支持，即使最出色的地方改

革，也难形成扩散效应。因此，有必要及时将先进的地方改革创新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亦是顶层设计应有之义。中国以往的改革往往由部门主导，这一模式既有其必要性，也带来不小的负面之害。其实，所有改革的起点和终点都应是市场、是社会。譬如，城镇化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但是，如果行政部门不去放松管制政策，不对现有土地、户籍、教育、医疗、住房、社保、财税等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城镇化不可能竟其全功。

而更重要的是，改革需要全社会的接受与支持。例如地方“一把手”腐败和权力滥用，仍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很多政绩工程，更多是在迎合上级。社会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地方官员的权力制约问题。实践证明，社会自治程度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社会生活愈有活力，社会稳定的基础就愈加牢固。显然，我们还应积极尝试包括乡镇和县市在内的社会基层自治，尽可能拓展公民基层自治的空间。

履新之初，习近平同志有关民族复兴与“中国梦”的谈话，引发广泛共鸣。“中国梦”亦即家国梦。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的繁荣，更在于安全的食品、清新的空气、坚固的桥梁，在于每个公民的幸福与尊严。把公民幸福与尊严置于首位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持续激发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才能上下同欲、朝野共济，成功穿越“历史三峡”。

未来10年，是非常紧要的机会窗口。中央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势将重燃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对未来的期盼。期盼公平、正义、幸福、尊严，期盼家和万事兴、治国平天下……有梦想的人海阔天空，让我们一起成就梦想!

第二篇：浅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

浅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

马玉清

公共管理是以公共组织为依托，运用公共权力，调配利用公共资源，为有效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这种管理活动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公共决策。因此，公共决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公共资源运用是否合理，公共利益能否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公共管理呼唤决策的科学性

公共决策是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是社会公共组织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或解决面临的问题制定行动方案并加以优化选择的过程。作为一切行为的先导，公共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发展，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活动的效力。有效利用公共资源，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公共利益是公共决策的最高境界。

任何决策都具有预见性、选择性、主观性等特征，都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的多种可能进行选择，且这种选择立足于现实并面向未来，具有不可知性。准确地筹划未来不可知的事情，就要求凭借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的预测。

公共决策与其它决策相比具有广泛性、战略性、复杂性、执行性等特点，其操作难度和影响程度都远甚于其它决策。公共决策的领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到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水价、电价、房价、火车票价等等，几乎无所不包，是最具广泛性的决策；公共决策虽有对某一问题的具体决策，如北京饮用水问题，但更多的是对全局问题的决策，如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策略、区域功能定位、行业布局等等大的战略问题，其不但作用于当前，而且更注重对长远发展的影响，其战略意义和长远性是其它决策无法匹敌的；社会是复杂的，对公共事物所做的决定必然要面对极为复杂的社会局面，因此，公共决策具有复杂性；公共决策一旦作出就要在其所调节的范围内执行，具有普遍适用力。上述四个特点决定了公共决策的影响面广，影响时间长，影响力大，因此必须慎之又慎，一旦决策失误必然影响巨大，破坏能力也最强；特别是重大决策的失误，其后果更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决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这种失误的损失远不能简单的用金钱来衡量，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直接的经济损失。决策失误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仅2002年，审计机关审计查出由于违规担保、投资和借款等，给国家造成损失多达72．3亿元。基层许多人士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已相当保守了，实际上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远不止这个数字。

第二，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损失。一些违规项目和重复建设，以及“开而不发”的撂荒地，不但严重超越了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而且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由于管理审批不严，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矿产资源的浪费触目惊心，其经济损失难以估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更是难以弥补。

第三，政治上的损失。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损失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感，使当地政府的信用度降低，干群关系紧张危及社会稳定，干部队伍自身建设也受到影响。

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重要的一条是要提高公共决策能力，防止决策失误。党和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建立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等等，其目的就是通过完善决策机制，实现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程序化、法制化、科学化，有效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提高政府决策水平。这些制度的建立取得了喜人的成果，预示着一套科学完整的决策机制正在建立之中，这是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努力提高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对公共决策的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认真细致的分析，特别是要搞清现实社会中都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以使我们的决策机制更科学、更完善。

二、影响公共决策科学性的因素

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是指决策的过程符合科学的规范，决策的结果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决策的实施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与之相反的情形就是不科学。

任何决策都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的多种可能进行选择，因此影响公共决策的科学性的因素也就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主要是对事实和信息的把握程度，决策技术手段的使用等，这些都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本文拟从主观方面进行一下讨论分析，通过现实生活中公共决策的案例，透视影响公共决策主体主观方面的几大因素。

1、决策验收和评价体制的导向作用

任何一项决策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价值问题，这也就是西蒙说的价值前提，它是决策主体作出的“需要不需要”、“值不值得”的判断，这种判断依赖于人们的价值体系，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决策目标的确定上。公共决策的价值前提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决策事项本身的价值，二是决策事项对决策者的价值。比如修一条路，其自身价值包括道路在交通、经济等方面的效能，对决策者的价值在于能否表现自己的政绩，对于私心重的人还会考虑自己在修路过程中有什么经济利益等等。因此，价值前提是影响决策者作出决策的重要因素。就其项目本身的价值判断是决策者的水平问题，就其对决策者自身的价值则反映了决策者的政治素质。对决策者自身价值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决策的验收和评价体制。企业决策的验收和评价机制是市场，产品适销能够得到预期的赢利就说明决策的正确；公共决策的验收和评价体制是拥有验收评价权的机构，在目前中国现行体制中是上级机关，上级考核的标准支配着下级的决策。毛主席有一句话：“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过去我们都用这句话来理解干部的重要性，今天我们不妨反过来看，干部的作为必须是路线确定之后，所以政策是第一位的，干部是第二位。那些受肯定、受重用的干部是如何做事、如何决策的，对其他干部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因此，干部考核制度是影响决策者如何决策的重要因素。

2、典型经验的导向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成功者的经验往往是其他人模仿的重点，这是仿效心理的一种反映。贝克汉姆有许多模仿者，因为他成功；知名品牌容易被人仿造，因为它好销；某地的成功经验也会在很多地方迅速普及，因为它好用。大连市政建设在全国打响后，有多少地区纷纷效法；开发区的蔚然成风也是因为有了这样成功的先例。渴望成功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愿望，现成的经验是通向成功的捷径，典型的带动作用不容忽视，如果用的好，可以事半功倍；但如果不切实际，亦步亦趋，也会闹出邯郸学步的笑话。

3、决策程序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这里说的决策程序不简单地指决策步骤，两者是有区别的。决策步骤一般是指一项决策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它一般包括问题发现、问题确认、建立议程、确立目标、信息搜集、拟订备选方案、备选方案评估、行动方案选择八个步骤。决策程序是指作出一项重要决策必须的程序和规则，比如对方案的评估必须经过专家团的谨慎论证，行动方案的选择方式，是集体决策还是集体参与的决策还是个人决策，集体决策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是记名投票，无记名投票还是举手表决等等。决策步骤是技术流程层面的问题，决策程序则是决策机制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程序，这样的程序是不是被很好地执行，是影响决策科学性的重要因素。如果缺乏必要的决策程序或虽有程序但不能被很好的执行，决策必然会出现随意性，而缺乏约束的行政首长负责制非常容易导致长官意识，这两点对正确决策来说都是致命的。

4、决策思维的角度

思维方式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但它在实际决策中意义十分重大，思路不对结果往往也不对。比如过去我们对重大问题决策，只做可行性分析，于是千方百计找出的都是可行性的理由，而对其不可行性则分析得不够。这样一来，由于没有逆向思维，使得研究基本上是单线性思维，难免失之偏颇，即便程序是合理的、科学的，即便是集体进行的决策也难免会出现决策失误。因为决策的依据具有单方面性，不能完全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任

何事物都有可行与不可行两个方面，究竟是否可行，应该两方面都研究，最后比较分析谁的因素占的更多一些，这样分析事物才算全面，而在全面分析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可靠性才更高一些。

5、决策者的素质水平因素

决策者作为最后鉴别诸项方案的人，其学识水平、认识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气魄胆量、思想境界等等，直接关系决策的水平。高素质（指综合素质，而不单指高学历和高知识）的人，才可能做出更合乎事物本质的判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这样的论述只有高瞻远瞩的人才能做出来。

6、决策过程中的利益驱动

这其实也是决策价值前提问题的一个方面，公共决策的决策者如果失去必要的程序约束和必要的监督，就会留下制度空隙，这种空隙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对这种利益的态度就决定了其决策的方向。如果垂涎这种利益，或者禁不住这种利益的诱惑，其价值取向就会偏离，就可能产生钱权交易，这是决策腐败的一大根源。比如个别的决策者明明知道哪个方案更好，但偏偏舍优取劣，就是利益因素在作怪，因为只有错误的决策才能给自己换来利益，在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他们选择的是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个人利益。这种情况是管理漏洞造成的。

三、公共决策科学性的保障

1、建立全面公正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官员走向科学决策值得庆幸的是关于考核标准问题已经引起高层的关注，并已采取必要的措施。据报道，目前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标准及细则正在紧张制定之中。新评价标准将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班子和干部的差异性，分门别类地设置考核内容和标准；在考核内容和标准的设置上，能定量的定量，难于定量的，将进行定性分析比较，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随意性；细则中将包括“硬指标”与“软任务”，并首次提出了要对政绩进行成本分析问题，这样可以有效地杜绝短期行为。

如果这样的考核评价体系真的能建立起来，必然会影响干部决策的价值取向，一旦决策 中附加在价值前提中的私人利益因素问题得以排除，可使决策者价值前提判断少一个干扰因素，可以使其朝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2、典型宣传的适度、客观以防止误导

典型是具有“光环效应”的，会使人在印象形成过程中产生一种夸大化的感觉和看法，一旦成绩成为光环被放大，不足也就隐藏到光环的背后视而不见。因此，对于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经验要做理性的分析和理性的宣传，不要过于渲染，特别要指出经验的适用范围。尤其是对刚刚出现的典型更要慎重，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新生事物都代表未来的方向，有的有历史局限，有的有地理局限，还有人文因素的局限等等。不适当的宣传和模仿可能会造成危害。从另一个角度说，每一个决策者要理性地分析别人的先进经验，对于经验的学习也要进行可行性论证，看看是否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要有选择的学习，批判的吸收，这样才能不盲目，不盲从，才不至于丧失了自己的优势和个性。

3、建立完备的公共决策程序并确保很好的执行

公共决策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未来的决策，即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未来方向的决策，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一是对于已然的决策，即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个问题的决策，如解决首都交通拥堵问题的意见。根据筹划解决问题的大小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宏观即战略层面，解决的是方向问题，简单说是择向；二是中观即项目层面，解决的是突破点的问题，简单说是择要；三是微观即战术层面，解决的是具体方案的问题，简单讲是择优。对于不同的层面政府的作为是不同的，程序也就因此不同。对于宏观的战略研究，解决的是“做不做”，“向什么方向做”的问题，更多的是党委和人大的事情，决策的过程应表现为一种集中民智的过程，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结合本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经济基础、资源状况、产业特点、周边环境、现有财力等作出综合的判断，要依照全委会的工作程序严格决策。项目选择则是在总体战略选择后对项目的优先性进行选择，解决的是“先做什么”的问题，这是政府决策的重点问题，应重点征求各相关部门的意见，进行综合考虑，对于重大项目必须经过专业人士的科学论证。包括可行性与不可行性两个方面的论证，然后按照决策机制进行决策。方案是对特定项目的设计，解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属于纯粹的技术层面，是对如何实施项目进行先期筹划，这主要应该是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士的行为，政府只是在专业部门的方案中选优。对于不同类型的决策制定不同的程序和责任方式，每一种决策都要按照公开议题、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论证、集体讨论、反复论证、集体通过这样的程序进行，对于论证方法、表决方法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并严格地执行，对整个决策过程要制作详细的档案，以增强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在最后进行决策表决时应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并将表决结果记录在案，作为考核干部、追究责任的一个依据。

4、克服决策思维的单一性，对重大问题进行不可行性论证

对于重大问题的决策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在做可行性论证的同时做不可行性论证，双方进行交流、比较、分析，最后慎重作出更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决定。这样做可以让两种思维交汇碰撞，相互补充，以使决策计划更周密，更可行。其实在决策学上也专门有这样的方法，叫“角色互换法”，主要适用于“做还是不做”的问题，组成两个调查组，一组收集肯定的资料并进行论证，一组收集否定的资料并进行论证，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交流意见，然后双方交换任务。这样双方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观察问题进行调查，可以发现原来意见的漏洞和对方合理的成分，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对整个问题的研究更全面。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计划到2005年把上海建成亚洲金融中心。上海随即成立了两个班子，一个论证上海可以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一个论证上海在10年内不可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不可行性研究报告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它通过对资金拥有量、流动量、经济开放性程度、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分析，提出上海要具备某些条件还有相当难度。最后，尽管经过反复权衡，不可行性报告未被采用，但它对决策者全面考虑上海的发展很有帮助，它提醒决策者，上海要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必须解决哪几个问题。这样的论证表面上看麻烦，时间长，但决策一经作出其科学性、可行性都更有保障。

5、提高决策者水平，让有决策能力的人来决策

决策者的决策水平对决策质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提高决策者的水平是提高决策质量的最直接的手段，应该从组织上和领导者自身两个方面努力。组织上应该量才使用，充分发挥每个领导的特长，将那些具有决策能力的人放到决策者的位置上。人的能力表现出不同方面的特长，有的善于筹划，有的善于执行，如果使用不当、用非所长，就不能表现一个人的应有价值，反而觉得可能不是很胜任。决策的岗位需要善于筹划的人，一定要使善谋者得之。如果实践已经证明某人不太适合做决策当领导，就应该为其调换合适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曾表现过思维的单一性，只注重对现有领导干部的培养和提高，而忽略有些人虽不是领导却很有实力，只要给他们合适的位置，他们就能做出突出的成绩。这样的思维模式造成了变相的干部终生制，也助长了平庸和无为，压制了真正的人才。新的思维应该是，让有决策水平、有决策能力，有领导能力的人来做领导。那些需要培训的暂时先培训，等合格了再上岗。如果培训也不合格就重新安排适合的工作，否则会贻误战机，贻误事业，浪费时间，也浪费别人的生命。其实对于干部的选拔不应该搞一刀切，也不能搞一阵风。一说年轻化就必须多少岁以下，超过一两岁就嫌大了；一说知识化就必须什么学历以上，似乎学历越高越好。有的人看起来是大两岁，但是精力旺盛，经验丰富，不应该因为早出生两年就靠边站，而把职位让给比他差的年轻人；有的人原学历是不高，但虚心好学，不断进取，注重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反而比那些徒有学历的人更有价值。

6、堵塞决策过程中的利益漏洞

决策过程的利益漏洞是导致决策腐败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主要是因为机关内部工作管理的不规范造成的。由于行政机关内部没有严格的决策制度规范、财务制度规范和工作制度规范，使“行政首长负责制”成为“行政首长说了算”，内部工作机制的缺乏和管理上的漏洞，使贪污受贿成为很容易的一件事，因此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天平失衡时，决策也就偏离了公共的方向。建立科学合理、健全完备、运转有效的机关内部工作机制，规范决策行为和管理行为，使决策者在规范的管理环境中，严格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决策，恐怕想捞好处也不那么容易了，漏洞自然就堵上了。

总而言之，科学决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主观上的因素，也有客观上的因素，还有决策方法、决策技巧、决策技术、决策心理等多方面的影响。不是简单地解决了一个方面的问题就可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合理。但决策的科学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逐渐解决阻碍科学决策的因素是我们的任务，本文探讨的是如何解决主观方面的因素，简单概括就是：

用全面公正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排除决策价值前提中的非项目性因素，以保证决策价值前提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用完备的公共决策程序的实施排除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堵塞决策过程的利益漏洞，以保证决策过程的科学公平合理；用双向思维模式代替单向思维模式，以保证决策思维的全面性，决策依据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客观性；用善于谋划全局，有决策水平和决策能力的人来实施决策，以保证公共决策的高质量、高水平；同时克服决策过程中外界因素的过分干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样基本可以剔除公共决策主观因素中阻碍其科学性的成分，以这样的方式作出的决策其科学性就强一些，质量就高一些，合理成分就多一些，人民的满意度也就会高一些。

但必须看到，决策是一件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决策的质量。科技水平的发展已经大大加快了世界更新变化的速度，未来显得更加不可预测，因此要求决策的绝对准确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也决定了决策的动态性。因此必须注重跟踪决策和决策反馈，适时修改决策方案，以使决策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外部要求，使决策更具科学性。

决策是体现行政效能的最重要的方面，科学决策是提高政府效能最重要的手段，决策的主观性要求决策主体主观的正确性，这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如果丧失了这个前提，科学决策就很难实现。因此，公共决策的科学性首先应从消除影响主观因素的事情做起。

（作者单位：怀柔区委研究室）

第三篇：装配试验厂“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装配试验厂“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中央纪委关于“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简称“三重一大”），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的规定，更好的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决策行为，提高决策水平，防范决策风险，促进局分厂各项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实现分厂持续稳定健康和谐发展，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依法决策的原则。分厂“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相关制度规定，按照管理权限分级进行决策，保证决策内容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二）坚持科学决策的原则。分厂“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决策前要对决策的可行性、潜在风险等进行必要的前期调研论证和综合评估，有效防范决策风险，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避免决策失误造成损失。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方式，充分发挥领导班子成员及参会人员的作用；参与决策人员要行使好权利，充 分发表意见；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对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员工的意见和建议。

（四）坚持责任追究的原则。对违反“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要分清责任界限，依据有关党纪国法和公司规章制度，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违纪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要坚持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经济处罚与组织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区分不同情况，确定责任追究方式。

第三条 认真履行报告和审批程序，报告经批准后执行。

第二章 决策范围

第四条 “三重一大”决策范围包括：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

第五条 重大决策是指涉及分厂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关系员工切身利益，具有全局性、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事项：

（一）贯彻执行上级重要决定、重大任务、重点指标 的主要措施；

（二）分厂发展规划、经营方针、重大战略管理等

事项；

（三）分厂计划、业绩目标、业绩考核、分厂工作报告，财务预算、决算，内部机构设置、职能调整，涉及公共事件、重大突发事件等事项；

（五）分厂安全生产、经营管理、队伍稳定等方面重大事件的处理；

（六）党建及精神文明建设、群团工作、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举措、制度、计划及实施方案；

（七）其它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八）确定公司级先进单位和个人，推荐上级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九）确定党员发展方案，审批党员发展和转正决议；

（十）违规违纪党员、干部、人员的处理；

（十一）其它有关公司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事项。

第六条 重要干部任免是指局（分公司）中层干部和基层部门负责人的任免、调整。主要包括以下事项：

（一）中层干部和基层部门负责人的任免(聘任)、调整；

（二）后备干部人选的确定、推荐；

（三）干部管理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条 重要项目安排是指涉及企业经营和资产规模、资本结构，以及经营状况产生重要影响的项目设立和安排。主要包括以下事项：

（一）重大维修、工程建设、重大关键性设备购置等计划；

（二）办公、生活设施的新建和维修项目及有关非经营性重大项目；

（三）员工后勤生活和福利待遇重大项目；

（四）其它重要项目安排。

第八条 大额度资金的使用，主要包括以下事项：

（一）5万元及以上预算内项目支付；

（二）其它大额度资金使用。

第三章 决策形式

第九条 企业“三重一大”事项须经集体研究做出决策。

（一）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七条和第八条由局长、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

（二）本办法第五条第六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和第六条由党组会研究决定；

（三）本办法第五条第七项由局长、经理办公会研究形成初步意见提交职代会审议；

（四）本办法第七条第三项由局长、经理办公会研究形成初步意见提交职代会审议；

（五）本办法第五条第十一项应根据具体事项的不同内容、不同情况由局长、经理办公会或党组会进行决策。

第十条 局长、经理办公会由局长、经理召集并主持，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并可根据工作需要扩大到办公室、议题提报部门及相关科室主要负责人。

党组会由党组书记召集并主持，党组成员参加。需要列席的会议人员由主持人根据会议内容确定。研究干部人事事项时，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列席。

第十一条 决策采取口头表决、举手表决、票决等表决方式。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和第八条所列事项内容必须采用票决制，其中第六条第一项采用无记名投票表决。

第四章 决策程序

第十二条 议题提出。由局（分公司）领导提出需要研究决定的事项，或由有关职能部门根据工作职责对照“三重一大”事项内容需要研究决定的事项并经分管领导审核，办公室负责收集后报局长、经理审批，确定议题。

第十三条 会前酝酿。

（一）征求意见。对涉及面广、与员工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应当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公示或者其它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扩大员工参与度。对干部任免，由人事部组织进行考察，并征求同级监察审计部门的意见。

（二）论证评估。组织局（分公司）有关部门或专家，对决策事项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评估论证。涉及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的决策事项，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和风险评估。论证评估结论及专家咨询意见应形成论证评估报告。

（三）法律审查。在决策事项提交会议决策前，应进行合法性审查。主要审查是否与法律法规相抵触，是否与现行政策规定相一致，是否存在法律风险。在进行合法性审查后，应及时提出审查意见。

（四）形成方案。分管领导听取调研和可行性论证情况汇报，并召集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初步审核、评估，形成初步意见和备选方案。

（五）领导沟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前，党政主要领导之间、主要领导与班子成员之间可通过适当形式进行沟通和磋商，但不得作出决定或影响集体决策。

第十四条 会前通知。会议召开的时间、议题，一般应在会前1个工作日通知与会人员，会议有关材料一般应同时送达，重要人事任免、突发事件、紧急情况以及其它可 能泄漏企业秘密的事项除外。通知方式和会议材料送达方式包括邮件、书面、电话或口头等。与会人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应在会前向会议召集人请假。局长、经理办公会和党组会必须党政主要负责人同时参加，应到会人员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方能召开。

第十五条 充分讨论。讨论重大问题时，每个参会成员都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班子主要负责人应在充分听取其他与会人员的意见后，再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讨论涉及回避事项的，应按照领导干部回避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回避。因故未到会的成员，可以用书面形式表达意见。

第十六条 逐项表决。一次会议有多项议题时，应实行逐项表决。会议由主持人视讨论情况决定可否进入表决程序。表决可采取记名投票（口头、举手）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成员的半数为通过。未到会领导班子成员的书面或口头意见不计入票数。列席会议人员不参加表决。

第十七条 作出决定。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或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参考表决结果，对议定事项作出通过、原则通过、再次审议、试点试行或者暂缓实施的决定。对于意见分歧较大或发现有重大问题尚不清楚的决策事项，除在紧急情况下按多数意见执行外，一般应暂缓作出决定，待 进一步调查研究、意见成熟后，再提交会议决定。对于经过2次以上讨论仍未形成决定的工作，党政主要负责人必要时可以按照职能分工做出决定并对此负责，同时向局（分公司）书面报告。

第十八条 会议记录。会议记录要有专人负责，须列明会议名称、时间、地点、主持人、正式与会人员、请假人员、列席人员、记录人员、决策事项、决策过程以及与会人员的意见、表态和主要分歧意见、表决方法和表决结果、会议最终决定等，并要求正式与会人员签名。

第十九条 办公室必须严格执行重大决策报备制度，局（分公司）“三重一大”决策有关情况按照规定向上级公司报备。

第二十条 会议纪要。对会议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可根据需要编发会议纪要，经参加该次会议的单位主要领导分别审阅后，由会议主持人签发。

第二十一条 决策执行。

（一）局（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应当带头执行各项决策。个人对集体决策有不同意见的，可以保留，但在没有做出新的集体决策之前，任何单位和个人应无条件执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者拒绝执行已作出的决策。同时，可按组织程序向上级党组织或主管部门反映。

（二）“三重一大”事项经领导班子决策后，由班子成员按分工和职责组织实施，并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遇有分工和职责交叉的，由会议主持人明确一名班子成员牵头负责。

（三）组织实施部门应在实施中、实施后将决策事项的实施进度和完成情况及时报分管领导，由分管领导或组织实施部门负责人向局（分公司）进行详细汇报，遇到疑难、重大问题时应及时请示汇报。

（四）因不可抗力或者决策依据、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决策目标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实现的，应及时请示汇报，但在未批准之前不得擅自调整或者中止决策的执行。集体决策需要停止执行或者变更的，要重新提交班子会议讨论通过。

第五章

决策监督

第二十二条 局（分公司）主要负责人是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第一责任人，局（分公司）党组要对“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领导班子每年应当对集体决策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自查，把贯彻落实集体决策制度情况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领导班子成员述职述廉和企务公开的内容，接受监督和民主评议。

第二十三条 局（分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执行情况要自觉接受上级局（公司）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办公室负责对局（分公司）“三重一大”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督查督办，监察、工会、财务等部门可通过干部考察、效能监察、专项检查、内部审计、财务稽核等方式，对“三重一大”决策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决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有关责任部门按照工作目标和时限要求完成决策执行任务。

第二十五条 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密事项和企业商业秘密外，“三重一大”决策及其执行情况应当按有关规定和企务公开程序进行公开或公示，听取意见和建议，接受员工监督。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六条 参加“三重一大”事项决策会议人员、列席人员对应该保密的会议内容和讨论情况，必须严守秘密，不得泄露。对失密、泄密者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七条 局（分公司）“三重一大”事项必须按照本制度规定管理，违反规定者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涉及“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按规定及时向市局（公司）报备。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由监察部门负责解释。本制度与上级规定相矛盾的，以上级规定为准。

第三十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第四篇：公共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决策方式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决策方式

一、投票规则

1．全体一致规则

所谓全体一致规则（unanimity rule），是指所有投票人都对某项表决的方案投赞成票，一致同意的规则。在现实中，我们不难见到全体一致规则的例子，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形成决议时，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中、美、俄、英、法五国一致同意。

全体一致规则主要有以下特征：（1）一票否决。决策人形式上都平等地享有决策权，任何一个否决行动，对决策方案能否最终通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帕累托最优”。全体一致规则是肯定导向‘帕累托最优’的唯一投票准则。1所有决策人都能用自己的投票行为而获益，或者说，决策人中至少没有人因此而利益受损。

全体一致规则的尽管蕴含着导向“帕累托最优”的诱人之处，但这并不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式，因为全体一致规则具有以下明显的两个缺点：

（1）决策成本过高。要求社会成员寻求共同的满意选择，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这在人们的偏好各异的大社会中尤其如此。2为寻找出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决策结果，社会成员在时间上的损失也许远超过他们从中获得的收益。3这一弱点与参与决策的人数成正比，如果人数足够庞大，按全体一致规则不可能达成集体决策。所以，在不能肯定集体决策的结果是否能给自己带来损失的前提下，人们很可能更愿意接受其它投票规则而不愿为达到充分的全体一致去耗费时间的。因此，这一规则仅仅在较小范围内的集体行动中才是可能被采用。

（2）鼓励“策略行为”。在全体一致规则的条件下，每位决策参与者都享有决策的否决权，因此，这一规则会鼓励人们运用“策略行为”来争取自己所偏好的方案的胜出。其中，较为常见的是以下两种形式：

第一，讨价还价。现实中人们的兴趣爱好、利益预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为了达到某一个大家都满意、互不损害对方利益的“最优”方案，不得不进行再三的讨价还价，一次性协商极少能解决问题。我们假定，甲、乙两人在全体一致条件下通过了A政策，各自获得收益为M1和M2，此时M1＝M2，M1、M2皆大于0。但是，由于甲是一个理性的自利者，他可能为了使M1>M2>0，从而以否决A（即让甲、乙皆无所收益）来迫使乙让步，并对政策A做出了有利于甲的修改。反之，乙也可能为使M2>M1>0，做出与甲类似的举动。这样，双方将会把精力放在试探对方虚实上，不断进行讨价还价，最终的选择结果就取决于两人讨价还价能力的强弱。

第二，弃权。在这里，需要纠正一个普遍的错觉——全体一致规则至少有一个优点，可以避免“搭便车”现象。“搭便车”一般是指不承担公共活动的成本，却享受公共活动收益的行为。有人认为，在全体一致条件下，由于每位决策参与者都清楚他人也平等享有对决策的否决权，任何“搭便车”行为都可能招致他人反对而使公共决策方案告吹，因此，每人在为方案讨价还价时都会顾及他人利益。但是，上述分析显然排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决策者可能根据自己对政策结果的预期，“冒险”认定政策结果合乎自己的要求，采取诸如“弃权”这样不明显阻挠决策的行为，从而避免应承担的公共活动成本，而享受公共活动收益。这种情况在多人决策中尤为常见。显然，这也是一种“策略行为”，它表明全体一致规则并不能真实反映投票人的意愿。

2．过半数规则

所谓过半数规则（majority rule），是指对一项表决方案，需要超过二分之一的投票人赞同方才通过的规则。

过半数规则在现代社会中是应用最广泛的决策方式。既然全体一致规则因众人偏好的差异而难于普遍应用，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采用多数票制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公众利益。多数票制一般可分为简单多数和过半数两种方式。简单多数指在多项方案中，哪一个方案获取的赞同票多，哪一项就通过。由于简单多数只能反映“小多数人”的意愿，因此人们在实践中，逐渐选择能反映“大多数”人意愿的过半数方式。

过半数规则的例子在我们身边举不胜举，在此不加赘言。与全体一致规则相比，过半数规则的特征是：（1）决策效率高。决策过程中无需人人都投赞成票，只要有超过半数的赞成票，决策方案就能通过；（2）“少数服从多数”。“按过半数投票规则进行集体选择过程的本质，即少数投票者被迫参与他们不能阻止也不能对其所引起的损害要求补偿的那些活动。”5过半数规则要求公共行动方案对全体参与者都具有强制性，即占少数的反对者必须服从占多数的支持者所做出的抉择。

过半数规则在现实中应用广泛，但究竟过半数的人在全体成员的百分之多少才是最恰当的，是51%还是60%、70%、80%？人们根据不同实际需要，制定了多种规则，如2/3票制、3/5票制等等。标准的多样化也说明，过半数规则本身还存在一些缺陷，须在实践中加以修正。

（1）“多数剥削少数”6。按多数规则选择出的每一项集体行动方案都具有内在的强制性。因为最终的集体决策是按多数人的意愿决定的，而决策的结果又要求全体成员服从，这就意味着多数人把自己意愿强加给少数人。最终集体决策结果所体现的是多数人的利益，属于少数人的利益被忽略了。这种不公平和对民主制原则的违反，并不因为受害的是少数，罪恶就少一些。因为在社会上每个人如不和其他人同等重要就不存在平等的选举权。7显然，在多数规则下，少数没有权利。而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少数服从多数”还要冒“净收益 < 净损失”的风险。

（2）决策结果未必可靠。最著名的例子是，乌克兰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70.2%赞成维持苏联联邦体制，不赞成独立；同年12月的全民公决，90.3%的人却转过来支持乌克兰的独立。布坎南分析，“在集体选择上，个人可能知道他自己偏好的选择对象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其他一些人将怎样进行选择，从而不知道他们会怎样投票的。”8在多数票规则下，“个人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存在联系，而各备选方案的机会成本的估计又必然很困难，因此集体决策基本上是不负责任的。”9由于单个参与者的选择行为在多数票规则中无足轻重，从而无形中助长选民不重视选举权的行为，甚至轻易放弃表决权。当这种倾向为多数人所有时，压力集团（利益集团）便会应运而生。压力集团以较小的代价（如花费一定金钱）收买一些可能弃权的选民，让他们按压力集团的意愿来投票，结果是政策取向更加偏离大众的利益。

（3）投票悖论。在对过半数规则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采用过半数规则时，投票过程的次序至关重要，不同的次序会产生不同的选择结果，各种政策方案，都有可能被通过，这种现象叫做“循环”（cycling）或投票悖论(the Paradox of Voting)。这表明即使按多数规则进行投票而选择出来的集体决策，也可能对多数不利。

二、投票规则中的悖论

投票悖论

在只存在两个备选方案时，多数票规则是有效的；而当面对三个或更多个的备选方案时，多数票规则便会显得不那么有效，通常会出现循环投票现象。即，在多数票规则下，可能没有稳定一致的均衡结果，而是在各种选择中循环。这种现象被称作投票悖论或孔多塞悖论(Condorcet’s Paradox)。

我们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投票悖论。

假定有三个投票者（甲、乙、丙）在三种备选方案（A、B、C）中进行选择。三人对方案的偏好如下：

甲：A > B > C

乙：B > C > A

丙：C > A > B(符号“>”表示“偏好大于”)

按照过半数规则，三人中只要有两人以上选择某方案，该方案就能通过。如果我们确定的投票次序为先从A、B中选择出一个方案，再与C比较，最后再来确定谁通过，那么，就先比较A、B而言，偏好可简化为：

甲：A > B

乙：B > A

丙：A > B

结果肯定是A被选中，再将A与C相比，此时偏好表示为：

甲：A > C

乙：C > A

丙：C > A

因而，最终的结果是C被选中。

如果我们改变投票次序，先在A与C中选，再与B进行比较，那么，结果肯定是B被选中。如果先在B和C中选，再与A进行比较，那么，结果是A被选中。

三种不同的选择次序导致了三种不同的集体选择结果，集体对三个方案的偏好最后可表示为：

A > B > C > A

“对立的投票能够导致一种无止境的循环。过半数规则在非武断方式下不能选择出获胜一方。” 10这样，确定投票程序的权力常常就是决定投票结果的权力：由“循环”带来的选择结果不确定性，成为潜伏在过半数公共选择中的一种危险因素。

“循环”能否消除？公共选择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当投票者的偏好都是“单峰值性偏好”（single-peaked preference）时，“循环”就会消失。所谓“单峰值”，顾名思义就是偏好只有一个峰值，在峰顶（最优偏好）的两边，对其它备选方案的偏好持续下降。如果我们将前述的甲、乙、丙三人的偏好用图形表示出来的，就会发现甲、乙的偏好图形只有一个“峰顶”，是“单峰值偏好”，而丙有两个“峰顶”，就成为“双峰值偏好”，如图3-1所示：

图3-1 双峰值偏好

如果丙的偏好也变成“单峰值”，即C > B > A，那么，根据我们前述的推论逻辑，结果始终都是Ｂ，“循环”消失了。人们研究进一步发现，在投票人偏好皆为“单峰值”的条件下，过半数规则会产生一个均衡的结果，像前面的例子中结果始终是B。此时，均衡点正是中间投票者的峰值偏好。也就是说，在公共选择中，中间投票者的偏好是决定因素。我们可以根据丙为单峰值偏好的条件对图3-1进行修正，会发现对甲，乙而言，B为次好的方案，而对丙而言是最好的方案，最终结果是甲、乙、丙都选择Ｂ，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中间投票者”。如图3-2所示：

图3-2 单峰值偏好

因此，当选民的偏好存在多峰偏好时，选民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偏好来操纵投票结果。这也是公共选择学者们所关注的“中位选民（中间投票者）”

三、过半数规则的变异形式

过半数规则作用应用最为广泛的规则，受到人们的重视，多年来，人们提出了一些过半数规则的变异形式。

我们先来假定，需要从一张 M 个候选人组成的名单中选出一个人（M > 3）。那么，较为简单的过半数规则及其变异形式的选择过程为：

过半数规则：选出得到超过半数票的第一位候选人。

占多数规则：选出得到票数最多的一位候选人。

孔多塞标准（Conderct criterion）：选出在运用过半数规则的成对比较选择中击败所有人的候选人。常被称为“两两对比法”或“成对表决法”。它是由法国数学家孔多塞首先提出的。指对所有的备选方案都进行两两比较，即先表决两个方案，获得群体成员过半数赞成票的方案再同余下的方案进行成对比较，依次表决直至得出最终结果。例如，有A、B、C三个备选方案，由甲、乙、丙三人组成的决策群体对之进行成对表决，如果甲和丙认为B优于A，那么A就会被放弃，留下B与C进行比较，如果甲和乙认为B优于C，那么B就获得最终通过。

博尔达计数(Borda rule)：按照投票者的偏好秩序的排序来给M个提案中的每一个打分，分值从１到M,即被投票者列为第一位的提案得到M分,列第二名的提案得M-1分,被投票者地位在最后一位的提案得1分.把所有投票者的每个提案的分数分别加起来,宣布得最高分的提案为获胜者.淘汰投票(exhaustive voting)：要求每一个投票者标明在M个候选人组成的名单中他认为最差的候选人，把被最多投票者认为最差的候选人从名单上删掉,再要求每个投票者标明在剩下的候选人组成的名单中他认为最差的候选人，从名单中删掉.重复这个过程直至只剩下一个候选人,这个候选人便是获胜者。

赞成投票(approval voting)：在由M组成的候选人名单中，每个投票者的对所有他赞同的候选人投一票，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为获胜者。

过半数规则的变异形式还有一些较为复杂的形式,以后有机会再加以讨论.参见[美]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5页.参见[美]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5页.参见[美]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6页.参见[美]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6页.参见[美]布坎南、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5页.[美]曼瑟尔 奥尔斯.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29页.[英] J·S·密尔.代议制政府.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03页.[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239页.[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240页.转引自[美]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0页.参见[美]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8～65页.

第五篇：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

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思考

正确决策是我们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措施。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于我们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完成各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们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有的还很突出，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一些地方、部门的领导干部凭热情、凭经验、凭感觉来想问题、办事情，往往是在没有充分进行调查研究、协商论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情况下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导致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给党的形象和威信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2.现有的决策规则和程序不完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缺少广泛的参与，缺少刚性和权威性，名为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实际上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随意决策、盲目决策；

3.决策责任制不健全，都想说了就算，又都不想承担决策的风险和责任，出了问题后往往不了了之，也难以及时纠错、改正；

4.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基础建设比较薄弱，特别是在人才和信息方面。

为了进一步提高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要建立能够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根据决策事项的特点，实行不同的规则和程序。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通过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健全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制度。所有重大决策，都应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充分进行论证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决定；对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意见分歧较大时，除紧急情况下必须做出决策外，应当暂缓做出决定。要健全重大事项票决制度。对于集体领导，应按表决结果形成决定、决议；对于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多数人的意见应作为重要参考和依据，由行政首长做出决定。依法、依程序做出的决策，必须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2)建立健全决策公开制度，增加决策的透明度。

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的事项、方式、过程和结果都应当在适当的范围予以公开。扩大决策公开的内容和范围，既有利于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又有利于人民群众对决策活动的监督，增强决策者的责任心。出台涉及群众利益的政策，应当事先了解群众的愿望和实际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敏感。在特定问题上，有利害关系的人和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有这种利益的人和有那种利益的人，其看法和要求是不一样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通过公示、听证等公开的形式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和看法，不仅有利于集中群众智慧，而且也有助于凝聚共识、取得l群众的理解和决策后的顺利实施。

(3)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

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都应当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反馈，及时解决执行中的调整、完善问题。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是加强对决策活动监督的一个重要措施。要坚决实行“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要健全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集体决策出现严重失误的，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也要追究领导人员的责任。与责任追究制度密切相关的，就是发现决策失误或有问题时，要有能够及时纠错改正的机制。这是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加强对决策权力的制约和控制，明确决策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权力和责任，决策职能、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应相对分离，各司其职。

(4)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

正确的决策离不开优秀的人才，也离不开全面准确的信息。要充分发挥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有组织地广泛联系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使他们真正成为党委、人大和政府决策的“智囊团”、“思想库”。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电子政务、电子党务，加强信息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为科学民主决策提供良好的信息支持。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保证基层单位和人民群众能够把情况、问题和意见及时反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