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问题心得体会(三大建设心得)

第一篇：关于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问题心得体会(三大建设心得)

关于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问题心得体会

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方向在于司法独立且廉洁除推进劳教制度改革外，昨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的“四大改革”还包括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

昨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在接受采访时称，“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以案件形式汇聚到政法机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比较突出，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的基础是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 “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涉及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不得不承认，在有些地方宪法上规定的审判独立和审判权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司法又确确实实在某一些地方存在腐败的问题。”沈岿说，“如何让司法既独立公正行使权力，又能够廉洁地行使权力，使它真正具有一种权威性，这是改革的方向。中国目前利益矛盾多元化，需要通过一种公正司法来解决，不能完全寄托于信访和上访。”

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则称，“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改革不是一个系统方案，而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信访制度是一种申诉制度，没有终结，也无法实现终结。”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部署要求，稳妥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在徐昕看来，中央政法委提出的户籍改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户籍改革。户籍制度本来是一种按住户登记的人口管理制度，但我国的户籍制度被附加了过多的权利，演变成与户口性质和登记地相挂钩的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制度，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教育权利、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他说：“真正意义上的户籍改革，应该是国务院来颁布改革方案而不是中央政法委。由于户籍管理在公安机关，这次应该只是户籍管理层面上的完善。”

第二篇：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

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

县级政权是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关键层级，以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是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2010年11月，中纪委、中组部印发《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在各省（区、市）深化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以下简称“县权公开”）试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从试点的总体看，各地的“县权公开”试点工作坚持以发展民主为基础，以加强公开和监督为重点，围绕厘清县委职权、规范操作程序、公开权力运行、加强权力监督等四个环节，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

从实践效果看，试点单位围绕县委权力公开运行这个重点环节，在明确县委权力职责、深化党务政务公开、发展党内外民主、加强县委权力的监督制约等难点问题上实现了重点突破。通过制度创新和再造流程，把县委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放在了阳光下，把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有效减少了暗箱操作和滋生腐败，这对于构建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人民群众对县委工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明显的推动意义。

但从深层次看，许多地方只是把改革的着力点放在县委权力“公开”和“透明”上，而在如何科学化解县委权力高度集中，如何有效监督制约县委书记的权力方面则明显力度不够。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县委权力职责不确定、存在运行阻力，县委权力运行封闭、难以形成外部制约，以及缺乏民主制度保障，难以形成长效机制等深层问题。为此，必须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从破解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弊端入手，站在整个县域政治的宏观视角下思考，在科学配置县级权力架构、发展党内外民主、理顺县级权力制约关系、监督制约县委核心权力等难点问题上实现有效突破，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

厘清权力边界，明晰县委权力内涵。权力本身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变异性和腐蚀性。如果不能对权力运行边际清晰界定，必然会导致权力越界运行，从而诱发集权揽权、滥用权力现象。从深层次看，也正是因为权力失控和失范等权力配置机制的不合理才为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此，在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过程中，必须首先破解县委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要以“放权”和“限权”为重点，科学厘清县委权力边界，变高度集中的权力为相对分散的权力。要在总结“县权公开”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权力配置科学、界限清晰明确、行使依法规范、运行公开透明”的原则要求，遵循党章和党内相关制度的规定，研究制定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县（区）委员会工作规则》，细化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关系，健全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机制，科学配置和严格界定县委书记、县委常委、县委委员的权力，特别要科学分解一把手权限，明确界定一把手职责，有效监督一把手权力。通过明晰县委权力内涵，界定权力疆界，确定权力行使方式，完善权力运行效果评估体系，真正把县委权力纳入到科学、民主、依法和公开透明的轨道，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从而保证县委权力正确行使，公开透明运行，有效防止集权揽权现象和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

科学配置权力，构建党内监督机制。监督与被监督是一种权力博弈关系，监督的效果从根本上取决于各种权力之间的力量均衡。按照党内法规要求，在党内领导体制中，党代会是党内决策机构，常委会是决策执行机构，纪检委是党内监督机构，各自承担相应职责。要根据建立健全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在深化改革实践中，健全县级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对于确立党员主体地位，实现党内权力科学分解和相互制约具有重要意义。突破对“党代会常任制”形式意义上的理解，真正落实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在发挥党员权利主体的监督作用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落实党代表质询、弹劾制，建立党代表提案、评议制度，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代理、表达作用，加强党代表队伍建设；完善县委会向党代会报告工作制度，完善县委书记和常委的定期述职、述廉制度，有效发挥党代会的决策监督作用，实现县委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全委会向县党代会负责，党代会向全体党员负责的转变

加强整体设计，理顺县级权力制约关系。深化改革必须从县级权力运行体制的构成和特点出发，在整个县域政治的制度框架下思考，从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上推进。应当看到，越是在地方基层，具体政务性工作越繁杂，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的职能交叉重叠度就越高，县委权力也越加集中。针对这个问题，要将规范县委权力与强化人大功能、明确政府职能、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等方面的改革有机衔接、整体设计、配套建设。应高度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优势，有效发挥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民主监督、干部任免、重大决策和财政预算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理顺县委与政府的关系，使县委权力公开运行能够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政府机构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行政权力。“县权公开”改革只有与人大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有机结合，整体推进，配套改革，才会产生最优化的整合效果。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建立民主监督机制。民主政治是对公共权力的根本性制约，也是遏制权力腐败的最本质要素。人民群众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也是党和国家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的基础。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限制和制约县委权力是核心，但并不是改革的全部，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权利的实质性回归才是关键。要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高度，明确民主监督的内容，完善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健全民主监督制度，使县级权力运行过程始终体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一现代民主理念，在人民群众政治参与中实现对县级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实践中，要通过县级权力运行机制创新，把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融入到体制框架之内，通过探索在县级人大中建立人民监督委员会和群众监督员制度，并把它作为县级权力运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人民群众能够通过权威性机构、通过合法程序、以有组织的形式参与到县级权力运行的监督中，真正从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上实现“让人民监督党和政府”的设想。

强化动力机制，确保改革的深入持久。“县权公开”改革试点，被称为是对县委执政态度和决心的考验，是围绕县委核心权力进行的“自我革命”，改革动力基本来自于县委书记的“自我削权、主动放权、自觉限权”。这种“自我革命”的前提是依赖主要领导的政治自信和道德自觉。甚至一些地方的改革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基层党员、群众没动，只是组织、纪检部门在动。这种内在的“自我革命”，其结果或者是昙花一现的短期行为，或者是徒劳一番的无功而返，即便是取得暂时成效，也难免“人走政息”的结局。巩固“县权公开”试点的效果，进一步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建设，必须强化改革的动力机制，把领导者“自我革命”的热情与人民群众的改革期盼有机结合起来。要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坚持“人民群众主体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加强党内外民主建设为保证，把县委权力公开运行与建立充分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党内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县委权力公开运行与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机统一起来，注重激活政治改革的动力资源，通过各种载体将潜在的动力转化成为现实的动力，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上层“民主要求”和下层“民主诉求”的双重合力下，激活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最现实的动力源泉，保证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并取得长期成效。

第三篇：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关于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方面，第二是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实际上说的就是司法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一定要符合司法的规律。

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第一是要优化司法职权的配置。司法职权的配置就是要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衡。这其实是宪法里边就提出来的，从事司法工作广义上是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司法这四家分工负责，你是管审判的，你是管检察的，你是管公安的。那么从行使案子来说，公安机关是负责侦查，把证据都拿到，移交给检察院。检察院经过审查以后认为这是符合刑法的哪一条，并且承担刑事责任，他就可以提出诉讼。这样检察院对公安送上来的有关证据材料肯定要进行审查，确定了他是有犯罪行为的，如果证据不足有的时候就打回去，补侦查，一直补充到他满意了为止。那认为是根本就无罪，他就不起诉，这个关口很重要。完了以后提起诉讼，然后由法院来判，检察院提的这些证据到底对不对，他来审查，审查的结果认为对的那么他就可以判罪，如果不对就判你无罪或者又打回去。总而言之，最后这个法院还要重新来审查一遍，所以从分工上来说，司法权力互相之间一定是分工的，你管什么，他管什么，要互相配合。配合就是达到公正司法这个目标，而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互相制衡，实际上就是互相监督。检察机关就要看看公安找的这些材料证据行不行，法院还要重新再来审查，公诉人提出来的要求是不是对，要互相制衡。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我们还需要有些制度有些程序搞得更细一点。实践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大的错案、冤案，这个大的错案、冤案是怎么发生的呢，多重重要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四个机关的互相制衡没做到。也许是出于其他力量的干预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总而言之就是检察机关对前面的公安送上来的材料审查不足，公安本身可能有一个什么原因，最后法院就跟着走了。

我们想互相制衡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认识，这是我们的优点，是我们司法机关的长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避免搞错案子。所以你不能反过来说，这个案子弄上来以后怎么弄呢，咱们四家坐在一起商量商量吧，互相配合协调，但是你很可能没有发挥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作用，会走上一个错误的道路。最近一两年我们犯出来很多冤案错案，仔细去看里边有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四机关互相之间的制衡不足、监督不足，是不是要在程序上更多一些约束才行。

二、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法院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与行政机关是不一样的，去行政化也是内容之一，下级法院做了一个决定，是代表这个法院的行使审判权做出来的，上级法院对他有监督权，那么最明显的办法是，一审完了以后还有二审。二审就是监督关系，你这一层法院做得对不对，从证据、从事实各方面依法办事这方面，法院和事实两方面严格地进行把关。这种监督权是法律规定必须达到的，因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法律方面，经常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有权的对你采取一个什么措施，那我们也有权要去重新查一遍，复查一遍这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抹杀。你看我们现在行政执法中不这样吗？我们罚你多少钱，你还要告诉他你如果不服可以到什么地方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告诉你有要求再审查一遍的权利，这个权利任何人都不能抹杀，我们不许你复查一遍，那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了。

那么在法院方面也是这样，我们一审已经决定了，就完了吗？不，我们还有权再要求重新审查一遍，很多国家是三审，一审完了我们不服可以二审，上一级法院重新给我们审查一遍，二审完了以后我们还不服我们还要求三审，要求法院再给我们审一次，在上级法院三审审过了就结束了，就是三审终审制。中国现在实施的是两审终审，基层法院审的，我们不服法院再重新审一遍，如果是中级法院审的，那么我们要求高级法院重新审一遍，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我们审理案件当中不会出错，保证能够做对。因为你一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事实依法做出来一个判决，也许我们有什么疏漏的地方，可以允许二审再来纠正。这与等行政命令是两回事，我们这个案子这边在审，如果没把握我们请示一下中级法院，你看这个案子怎么审好。那么中级法院给你一个意见，如果是这样，请示了以后一审法院判完二审就没意义了，二审已经跟你说过什么审判意见了，这个监督作用就起不了。所以我们以前也提过，一审法院审理案件中不能请示上级法院给我们意见。要按照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判案子，判完了以后对的错的由上级法院再做出一个二审。当然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可能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也拿不准，这个时候个别的情况下需要做出一些解释，那可以请示，请示以后做出一个司法解释。一般是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释告诉你，这是既有普遍性而且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自己要做出决定没法做，才有可能这样来做。所以这专门强调了上下级法院的关系是一种审级监督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有时候对基层法院考核，你审完以后有多少人提起上诉，上诉多了说明你一审很差劲，打分时候就打得低，这是不妥当的。因为一审和二审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可能他不服一审是有道理的，也可能不服一审根本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就是要审，这是他的权利。提起上诉的人多或者少并不意味着一审法院经常出错，一审到二审去了，二审把他改判了，改判率的高低说明一审法院有什么问题，所以你的分数要低，这也不好使，我们觉得这都是考核的东西，也有可能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看法上有分歧，但是如果二审法院说得对那就没有问题。

三、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

这要弄清楚审级的一种监督关系，那么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要改革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可能要比较具体地提出一个方案来。总而言之，现在看审判委员会的制度有些缺点有些毛病，很可能是主审的法官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了，然后送审判委员会去，审判委员会把它改了，这就造成了主审的法官不能在这个案子里起主要的作用，那将来弄错了谁来承担责任呢？所以这次关于审判的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方面，提到要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这个责任是主审法官和合议庭，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口号，审理的裁判，谁来审这个案子，最终裁判只有审理的人才能裁判，然后裁判者负责，谁裁判的谁负责。这样使得每一个法院法官自己处理案子的时候一定严格依法办案，主审法官裁判，裁判接收了以后将来你来负责任的，要这样的话你就必须对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得非常依法独立公正，否则就追究你的责任。我们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好，审理案子的法官来裁判，裁判者负责，这与权责就一致起来。审理的过程就是以事实为中心，事实到底怎么样，经过审理把它谈清楚，最后应该怎么审理，法院以法律为准绳，那就是靠审理过程把它弄清楚，你自己如果没有参与审理怎么可能做出裁判呢，你完全是凭空想象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非常好，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核心就是这句话，怎样使审理者能够来裁判，最后由他来负责任。

四、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

我们再继续往下说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我们刚才讲的是司法内部的运行机制。这次三中全会提出来非常重要的一条，运行机制里面司法公开，我们认为这条非常重要，就像政务公开一样。司法公开应该说本来就是司法应有的一条规律，司法就是要公开的，审判的时候旁听的人都可以来看。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用视频，什么都可以看到，裁判了以后作出的决定全部公开，公开是公正的保证，可以这么说。司法之所以能够公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始终坚持公开审判、审理公开、裁判公开，就让人看着，所有的人都看，我们是怎么在审理这个案子，有没有私情杂念，有没有受到别的干预，完了我们做出一个决定，这个裁判大家都可以看这个决定里面有没有问题。如果是刑事案件还得往下推，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在没有提到法院去审判之前，跟当事人审讯的时候全部公开，在阳光下就做不了坏事，做不了弊。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司法公开，司法强调的是公正，既然是公正必然是公开的，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想，这一条这一次特别提出来，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中要强调司法公开。

各位都看到比如审理***的案件全程公开，都让你看，法官是怎么问当事人的，当事人是怎么回答问题的，大家都看着。这样所提供的事实，法律依据是什么情况，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判断。最后，做出裁判以后，裁判文书可以去查，保证我们是公正地在处理这个案子。前一段时间最高法院的周强院长已经宣布了，把所有的裁判文书都公开，比如公安人员要审讯对方，不是在一个指定地点必须全程录像，因为指定地点都有摄像头。我们是怎么查的，怎么问的，他是怎么回答的，看看这个案件里面到底是不是有犯罪的事实。所以，现在司法公开这一条非常重要，我们估计将来各个部门、各个体系，法院、检察院、公安将来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都有建立公正制度保证一切活动，涉及到这方面的活动都能够公开，让老百姓都能看见，看见了才有可能做到公正。

其实这个问题还要反过来说，你让老百姓都看见了，大家都知道你是公正的，你如果没有让老百姓看见，既使是处理地公正了，他也可能怀疑你这里面有鬼，有这种可能性。好像我们讲政府一样，政府很多事情干的都是好事，确实是为老百姓着想，但老百姓不知道，你做了之后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会从这个方面去猜测。所以把事情都公开出来，我们没私心杂念，拿出来大家看，你看我们做的对不对，这样公开了，把事情做正确了，我们才能把权威树立起来。权威从哪来的，权威是靠公正，不是靠有权，是靠公正，有公正了，你才有权威，你才有公信力。我们想这里说的司法公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五、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

另外，关于陪审员、监督员制度，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广泛实行陪审员制度、监督员制度，陪审员、监督员就是吸收法院以外的人来参与审判工作。可能我们的陪审员跟西方还是不一样，西方陪审员是一批陪审员，几个陪审员在一起，开庭审理，审理完了以后先要这些陪审员做出一个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决定，权力相当大。如果是无罪，法院就应该释放，如果是有罪，然后法院再来考虑给他判几年刑，所以陪审员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中国现在陪审员是与主审法官在一起陪审，坐在两边跟主审法官一起处理案子。有的不一样，但是陪审员的好处就这一点，他的立场比较公正，他不是法官，他是老百姓，所以他考虑问题的时候更多的从公正的第三者立场来考虑这个问题，可能会公正一些。我们想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广泛实行陪审员制度，将来还应该把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的作用仔细研究一下，在陪审中有哪些权力，主审法官应该对他们怎么着等等，可以稍微细一点，建立一个制度就好了。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专门的监督员要给他更多的材料，他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们想这个制度也是一个促进公正的制度。这一次专门说了要广泛实行陪审员、监督员制度，保证我们审判工作的其他检查，公安工作与老百姓的联系更多，能够更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六、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

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最后还有一条，要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程序。已经判刑以后在监狱里面，你表现非常好所以可以减刑早一点出去；假释意思是你可以暂时不在监狱里头，可以把你弄到外头去；还有一个保外就医，因为有病到外面去住院，保外就医给一个保证以后就可以出去住院。这些实际上都是本来关在监狱里边的，像减刑是减低判刑的时间，十年变成五年变成三年，是在监狱里头，监狱是司法工作的一部分。假释、保外就医有一些批准的程序，这个问题可能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也可能不该减刑的减刑了，通过什么手段，不该假释的假释，没有病的也保外就医。所以有一些高官们进去以后判了多少年，过上半年一年就保外就医，就出去了，有些有钱人也是这样处理。所以现在要提出来对这些减刑的、假释的、保外就医的有一套程序，程序的意义就是能够保障上面这些制度能够正确实施。使制度能够正确实施就要靠程序来管，包括审批程序、监督程序等等，这也是司法权力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不过是刑事方面的。

我们想司法权力运行首先讲的是优化司法职权的配制，这个配制要司法权力分工负责，要注意到互相制衡，不是靠我们坐在一起讨论就处理问题，四家是分开的各负其责。专门说了法院的几个问题，一个是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法院是一种省级级别的监督，是这么一种关系。在判案子过程中，审判委员会、主审法官、合议庭跟审判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提出这句话，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是解决问题的非常好的一句话。也讲到无论是司法的各个方面，审判检察等等，凡是可以公开的都应该司法公开，尤其是最近法院看起来庭审、裁判文书全部都公开了，做的很好，这就保证法院在处理案子的时候不会出事，公开是公正的保证。后面两项制度，陪审员监督员制度广泛实行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把制度搞的更明细，减刑、假设、保外就医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怎么能够把程序完备起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四篇：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孟建柱

《 人民日报 》（2014年11月07日

06 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提出“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要求。这是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出的新的重大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决定》精神，正确把握改革方向、目标和原则，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一、充分认识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大意义

司法管理体制是对如何管理司法活动及相关事务的体制设计，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对司法权配置、运行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决定》要求：“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重要部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

司法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国司法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需要不断改革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决定》提出“完善司法管 1 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有利于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二）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依法治国理政既是重要标志，也是重要保障。司法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司法机关定分止争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司法制度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

总书记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司法真正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形成科学合理的司法管理体制和规范高效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有利于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充分发挥司法的权利救济、定分止争、制约公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基本功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全面把握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主要任务

《决定》着眼于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从人民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司法公正最突出的问题改起，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大措施。

（一）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宪法的明确规定，是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法制保障。《决定》从完善制度入手，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

一是建立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制度机制。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案例表明，一些干部违法干预司法，影响了司法公正，有的甚至酿成冤假错案，教训十分深刻。《决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强调“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硬性规定，为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划出了“红线”，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健全维护司法权威的法律制度。司法权威是司法机关发挥化解纠纷、定分止争功能的重要基础。司法实践中时常发生法院裁判不受尊重、难于执行的问题，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社会秩序，也不利于从根本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决定》提出，“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这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维护司法权威的良好氛围。

三是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司法活动事关当事人权利义务分配和利益归属，事关罪与非罪。司法人员处在矛盾和利害的焦点，时时面对各种干扰和压力。要从法律制度上为司法人员秉公司法撑起“保护伞”，防止各方面的不当干扰，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决定》要求，“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 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这有利于防止利用职权干预司法，保障和支持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

（二）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如何配置司法职权，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是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体制机制。《决定》提出，“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在我国，司法权分别由不同机关行使。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刑罚执行权，这四种权力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但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四机关”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司法实践形成的重要制度成果，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鲜明特色，是对我国司法管理体制的重大发展和完善。

二是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一般来说，审判权是司法权力，而裁判执行权是具有行政性质的权力。在我国，生效民事和行政裁判的执行由人民法院负责，同时，法院还依行政机关或者当事人申请，依法对部分非诉讼事项进行强制执行，而“执行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权威。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判决是公正的，但由于被执行人已经丧失实际履行能力而无法执行，申请执行人往往归咎于法院，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审判权和执行权分别由不同的机关或部门行使，符合这两种权力的不同属性，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也是世 4 界各国的通行做法。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内部实行审执分离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决定》提出“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这是一项涉及司法职权配置的重大改革措施。要积极探索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模式，取得实践经验，认真研究论证后再逐步推开。

三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目前，我国刑罚执行权由多个机关分别行使。其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监狱执行；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由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机构执行；死刑立即执行和罚金、没收财产的判决，由人民法院执行；拘役由公安机关执行。刑罚执行权过于分散，不利于统一刑罚执行标准。《决定》提出“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有利于加强刑罚统一执行的管理和监督，更好地发挥刑罚教育人改造人的功能，保障罪犯合法权益，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

四是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管理属于司法行政事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改革措施。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这是对三中全会改革措施的进一步深化。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国外合理做法，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

（三）完善司法管辖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具体改革举措。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决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这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发挥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工作职能，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审判工作，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提高审判工作水平。

二是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均按行政区划设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日益增多，跨行政区划的当事人越来越多，许多案情重大、复杂，有的地方部门或领导利用职权和关系插手案件处理，造成相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现象，不利于平等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独立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公正实施。《决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这有利于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这项改革，考虑对现有铁路运输法院和检察院加以改造，合理调配、充实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即可实施。

三是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可以考虑适当提高行政诉讼案件的级别管辖、对行政诉讼案件采取异地集中管辖等方式，以有效排除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对行政诉讼案件审理的不当干预。

（四）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规范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重要保障。《决定》在这方面提出了多项重大举措。

一是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目前，我国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和行政诉讼案件，实行立案审查制，经审查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才予以立案，为有案不立留下了制度缺陷。《决定》要求，“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依法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有利于有效化解群众诉讼难，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

二是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我国刑事犯罪高发，司法机关办案压力大增，必须实行刑事案件办理的繁简分流、难易分流。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要加强研究论证，在坚守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的，及时简化或终止诉讼的程序制度，落实认罪认罚从宽政策，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三是完善审级制度。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同时，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再审程序。目前，我国法律对一审、二审、再审定位不清、功能交叉，不利于发挥各个审级功能，也影响司法效率。为此，《决定》提出完善审级制度，进一步明晰了各审级功能定位，“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

四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审判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作出裁判的司法活动，是诉讼的中心环节。法庭是查明事实、认定证据、形成裁判结果的场所。没有庭审，就没有裁判。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审判为中心是由司法审判权的判断和裁决性质所决定的，强调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都要围绕庭审进行，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和证据经得起法庭质证的检验，经得起法律的检验，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五是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实践中，一些个人、法人、组织违法或者侵权行为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有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由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确定，导致无法提起诉讼。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督促公民、法人、组织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履行法律义务，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五）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司法权承担着判断是非曲直、解决矛盾纠纷、制裁违法犯罪、调节利益关系等重要职责，必须健全对司法活动监督制约的制度机制，让司法权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

一是健全司法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决定》要求，“明确司法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不得违反规定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二是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决定》要求，“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这有利于保障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检察机关要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执法司法机关要自觉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三是加强人民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对审判活动的有效参与和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重点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立案、羁押、扣押冻结财物、起诉等环节的执法活动。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要依照有关规定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四是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决定》强调，“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防止利益输送”，为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交往划定了“禁区”。《决定》还明确要求，“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终身职业禁止”的严厉措施，体现了对司法腐败的零容忍、坚决清除害群之马的坚定决心，有利于促进司法廉洁。

三、始终坚持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基本要求

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在整个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具有全局性影响。在推进改革中，必须坚持以下基本遵循：

（一）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确保司法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特征和政治优势。我国宪法确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建立在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基础上的，强调的是对案件依法独立审判，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具有本质的不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决定》强调，政法委员会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必须长期坚持。各级党委政法委作为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要加强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组织领导，强化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确保各项改革顺利推进、取得实效。

（二）正确处理按司法规律办事和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关系，确保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改革之路

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同时也要积极吸收借鉴世界上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不能搞自我封闭。但是，如果脱离国情照搬照抄外国司法制度，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司法活动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完善司法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遵循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体现权责统一、权力制约、公开公正、尊重程序的要求。司法机关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自觉服务大局；也要尊重司法权的性质和特点，立足法定职能，遵守法律程序。司法调解是我国的创造，人民法院要正确把握调解与裁判的关系，坚持调判结合，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最大限度实现案结事了。

（三）正确处理促进司法文明进步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关系，确保司法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

司法文明进步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对有利于司法文明进步的改革举措，要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盲动冒进。要把改革的进度和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有利于社会安定，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

（四）正确处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确保司法体制改革依法有序进行

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司法体制改革事关全局，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有序推进，确保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思路、目标符合中央精神。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能简单套用一个模式。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各地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司法机关的实际情况积极实践，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推动制度创新。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国家司法制度和司法体制的重大改革，许多改革举措都涉及现行法律规定，必须坚持顶层设计，需要修 11 改法律的，应当先修改法律，做到先立后破，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确保实现改革目标任务。

第五篇：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提升司法公信力

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提升司法公信力

2013-11-27 14:02 来源： 人民法院报 作者： 高憬宏 字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壮丽蓝图。司法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进步的组成部分，在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布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全会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并在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多个方面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全新部署。这其中既有理顺法院外部关系、排除一切法外因素干扰、保障审判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制度安排，也有理顺法院内部关系、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确保审判权力规范运行的制度要求。就人民法院而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关键是要积极探索构建以法官为主体、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权力运行新机制，充分发挥独任法官、合议庭、院庭长、审判委员会等审判主体职能，强化上下级法院的监督制约，最大限度解决司法的行政化问题，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一、落实独任法官、合议庭案件审判权

司法的最终裁判性质，要求诉讼中必须坚持以庭审为中心。作为庭审的驾驭者和亲历者，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也是基于庭审质证、辩论过程中所有细节的综合观察，才能形成对证据效力、争议事实的自由心证和理性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最有资格作出裁判结论。但长期以来，法院内部存在着独任法官、合议庭在案件审理后、判决作出前，主审法官必须将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及意见上报相应的主管业务副庭长、庭长、副院长甚至是院长来审批，主管领导对案件审查之后，作出批示或提出具体处理意见，这种批示和意见最终决定着处理结果。也引发了外界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质疑。客观地讲，法院内部的这种审批制度，在某个特定时期对于确保案件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这种审批制促使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不仅要考虑案件的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还要考虑行政权力的制约因素。对后者考量权重的增加，实际上稀释了法官对当事人权益本身的关注度。比如，法官在审查再审申请时，不仅要考虑当事人申请的事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还要考虑庭长是否会同意、分管副院长是否会基于近期进入再审比率过高需要把紧关口的考虑而不予审批。实践中，法官们将这一过程形象地称之为“闯关”。二是有的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会主动利用这种审批制，将一些自己完全有能力或者本应由其化解的矛盾出于推卸责任或者怠于认真负责而直接上交给庭长或分管副院长，这显然又制约了法官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极个别人甚至在汇报案件时避重就轻故意诱导院、庭长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审批意见。三是案件层层把关看似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但也助长了主审法官的依赖心理，放松了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而一旦案件质量出了问题，在责任的承担上又难以区分，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办案责任，导致“人人对案件负责、人人都不负责”，最终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四是层层审批造成效率下降，有些案件审限延长，甚至久拖不决。因此，要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就必须改革现有的审批制，规范院、庭长的审判管理权和监督权，充分尊重独任法官、合议庭的意见，按照司法的亲历性原则，做到还权于法官、还权于合议庭。

二、健全合议庭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

人民法院的合议庭制度，有利于增强事实认定的客观性、法律适用的准确性、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和审判过程的公正性。合议庭成员各抒己见、集思广益，能有效地克服法官个人认识能力的缺陷，抑制主观偏见，减少疏漏和错误，防范可能出现的审判权滥用或不当行使。但是一些合议庭“合而不议”、简单附议的问题比较突出，而且固定合议庭由于成员间长期合作也容易形成利益小团体，遵循互不干预、互相附议的潜规则，严重影响了合议庭职能的发挥。一旦赋予合议庭真正的审判权，就必须要强化合议庭成员之间的监督制约和对合议庭的绩效考核。天津一些法院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具体做法是：一是创新合议庭组成模式。针对容易产生“合而不议”，甚至形成利益小团体的问题，建立定期随机组成合议庭工作机制，利用信息化技术，每三个月随机选择合议庭组成人员，将审判长由常任制改为资格制，打破合议庭行政化色彩。二是细化合议庭评议规则。确立“简案简议、繁案精议”的评议原则，根据案件复杂程度提出不同的评议要求。为避免出现“复杂案件简单式合议”、“简单案件附和式合议”，要求合议庭成员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及适用法律等情况充分陈述意见，不得仅作同意与否的简单表态。三是规范合议庭评议笔录。要求书记员或速录员必须当场对合议庭发言进行“原汁原味”的记录；合议庭评议结束后，由合议庭成员和记录人在评议笔录上即时签名；对于补制的评议笔录，合议庭成员和记录人员应当拒绝签名。四是开展合议情况专项检查。建立合议评查及定期通报制度。定期评查每季度一次，确定各业务庭评查最低比例，每名审判人员被评查案件数量最低限制；非定期抽查视情况具体确定，及时通报案件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要求。五是完善责任共同追究制度。要求合议庭成员在裁判文书原稿上签字，并入卷备查，档案管理部门在接受案卷时对签字情况进行审核，签字不全的，不予归档。凡确定为偏差、差错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共同承担责任。

三、规范院、庭长监督管理职责

审判权转到独任法官、合议庭后，院、庭长对案件的审批权减少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院、庭长职能的弱化，而是能够保证更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如何提升审判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促进司法公正。因此，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重点问题是要正确处理好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的关系。审判管理权应是法院内负有领导、管理职责的人和部门依法享有的对审判活动监督管理的职权；审判权应是法官个人在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中，依法享有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职权。实践中，院、庭长审判管理权与审判权两者职权出现混同，在何时当行使审判权，何时当行使管理权，何种行为属于审判行为，何种行为属于管理行为有时界定不清，出现了管理权主导审判权、替代审判权等情形，破坏独任庭或合议庭裁判的“独立性”，导致两权对立、冲突。我们认为，院、庭长行使审判权的可以通过作为独任法官或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来实现。除此之外，应当都是审判管理权，这项权力应当予以强化。一是强化审判质量管理。院、庭长要定期研究审判质效数据及其变化，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尤其注重抓住工作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意见。定期旁听庭审，及时准确了解法官的业务素质、职业形象和庭审效果，对存在的不足和瑕疵进行点评。二是强化审判效率管控。强化节点控制，规范对立案、开庭、审限、结案等的监管，实现案件动态跟踪管理，严把各类案件审理期限的延长、中止，推进均衡结案。三是强化对合议庭的监督，通过查看庭审录音录像，抽查合议庭评议笔录，发现和查处合议庭成员怠于履职的行为。如，对不参加庭审、中途退庭或者从事与庭审无关活动的，视为消极履职，按照一定程序，对责任法官予以警示、诫勉，进行整改。

四、改革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

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特有的司法形式，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强化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直以来，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定位也多有争议。在人民法院一五改革纲要中曾经明确地将其定性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将其职能定位为讨论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听取审判业务部门工作汇报，讨论指导性或参考性案例及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因此，从实定法层面看，审判委员会兼具最高审判组织和审判管理机构的双重角色，在法院中处于业务中枢、裁判指挥的地位。但从运行层面看，不仅讨论案件占据审判委员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造成其审判管理职能发挥不到位，同时审委会所做决定过于随意，回避制度形同虚设、无法实行错案追究责任机制等衍生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因此，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应充分利用其权威地位和专业优势，在对疑难、复杂、重大案件认真把关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为法官更为妥当地解决纠纷提供智识层面的支持和制度层面的保障。一是限缩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原则上只讨论法律适用问题，不讨论事实问题，同时加强对改判、发回重审、指令再审、超审限案件、涉诉信访案件等非正常审判行为的监督；二是加强审判委员会对综合性审判工作的宏观指导，对审判质效进行全面监督管理，及时分析审判运行态势，研究制定促进司法规范化的有效措施，排除不良因素对审判活动的干扰；三是加强审判经验总结，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和审委会讨论典型案件通报制度，让普通法官了解审判委员会对类案的背景分析、价值导向以及关键性技术问题、法律问题和裁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帮助法官不断提高司法能力。

五、规范上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关系

依照法律规定，我国法院设置为四级，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指导的关系。即上级法院应当通过个案的、事后的方式依照法定程序对下级法院做出的裁判进行监督和指导。法律之所以设定不同审级的法院，根本目的在于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纠错的保障机制，以便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及审判权的正确行使。这一目的的实现是要以上下级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彼此独立为前提的。否则，彼此之间就存在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下级法院便不得不在办案意旨与审判行为方面与上级法院保持一致。但实践的运行模式却与法律规定的精神明显相悖。一方面，案件发回改判对法官的晋职晋级会产生重大影响，发回改判率会对一审法院的审判质效排名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有时并不能理解法院层级设置的这种制度价值，简单地认为二审发回改判就是对方找了人或是一审法官判错了案，对基层法院的权威和公信产生质疑。基于上述顾虑，多年来上下级法院之间经常用内部请示在判前进行沟通。带来的问题是，上级法院认为下级法院不仅对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或者新出台法律法规的理解问题进行请示，而且对于一些裁判结果不太有把握的案件也通过请示方式了解上级法院的看法，变相侵犯了当事人的上诉权。从下级法院来看，监督指导的行政化倾向明显，信访督办、对个别案件的“内部指示”、批复、指导意见、案件评查等名目繁多，主体不统一、操作不规范甚至被滥用。因此，有必要规范上下级法院监督指导机制。一是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法院的功能定位。明确各审级的审判侧重点，一审重点要把好事实证据关，二审是重点把好法律适用关；再审是重点对一、二审未能解决的问题，提供补充救济。二是规范监督指导的方式，加大案例指导、政策指导、宏观指导力度，加强对辖区法院法官的专项业务培训，统一办案思想、标准和程序，真正调动审级负责和上级指导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让上级法院既支持下级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又要确保审判质量，提升司法权威。三是改进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更加注重动态考核和过程调控，以平时的考评为基础，对于下级法院的工作进展情况，实行实时的、动态的、全程的控制，通过及时地公开业绩表现和考评结果，便于下级法院及时发现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查漏补缺。当然，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要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不仅要理顺法官、合议庭、院庭长、审判委员会、上下级法院等不同审判主体之间的职责分工，而且需要脱离于地方行政制约的人财物管理体制、符合审判规律的法官管理和职业保障制度、符合新媒体时代要求的司法公开运行机制等多个方面的共同推进。唯此，才能最终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才能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