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构建路径社会制衡模式论文

第一篇：政府构建路径社会制衡模式论文

摘要：政府运行机制和谐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核心元素。制约政府运行机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一种是以社会制约权力即社会制衡。社会制衡是对政府运行的外部制约，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注重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等互动，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社会制衡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有效路径。在和谐政府构建过程中，可以探索两种社会制衡模式：其一为社会中间机构的显性制衡，其二为社会民情的隐性制衡。

关键词：和谐政府；社会制衡；中间机构；民情

一、社会制衡思想的内涵与缘起

所谓社会制衡，它是与权力制衡相对应的概念，最初表述为民主的社会先决条件或者是民主的社会因素，随后直接表述为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制衡，相对于国家权力制衡而言，被定义为非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它是国家权力的外部制约机制。

社会制衡思想由来已久。19世纪法国的社会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对社会制约权力机制在政治民主的发展中，在公民社会的培育中，在政府运行的外部制约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了深刻揭示。托克维尔始终在寻求一种增强政府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社会制约机制，以此来保护少数和个人的权利。他认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来源于政治社团、宗教、陪审团、民情、法学家精神、美国乡镇精神以及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一个由各种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团组成的公民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

继托克维尔之后将社会制衡思想发挥到极致的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他认为：第一，在民主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在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的进程中，宪法规则都不是重要的，社会制衡才是有效机制，更具有基础性地位。他认为美国并非因为有了宪法才保持了民主，而是因为这个社会基本上具有公民精神，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宪法才保持下来。“宪法之所以残存下来，只是因为它不断地受到调整，以符合正在变化着的对权力的社会制衡。”第二，社会因素是政府运行机制民主的先决性条件。他认为，政府运行机制的民主建构于多样性的社会之上，意见的多样性或目标冲突本身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意见的多样性一方面是由于选择的群体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偏好强度的差异性。而构建一套规则或程序，不仅要考虑到人数，而且也要考虑到偏好的强度。可是，对于偏好强度问题，不可能通过宪法或程序性的规则获得解决办法，只有社会因素才能解决偏好强度的难题。面对冷漠的多数与热情的少数相冲突的问题上，为了保证每位公民正当利益不受侵害，只能求助于社会的因素。第三，多重独立的社会组织是政府运行机制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须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公民参与的最大化，改善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分散政府统治资源，越容易增加政府垂直统治的成本，势必导致政府将等级式的统治秩序推向扁平化，从而有利于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公民协助政府管理国家事物和社会事物，以此来确认、保障并实现公民自己的权利。

二战以后，社会制衡这种外部制约机制在整个权力制约机制中的地位日趋重要。

二、和谐政府构建与社会制衡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建设一个和谐政府。和谐政府的目标指向是构建政府组织和谐、政府生态和谐、政府关系和谐的政府和谐圈。政府运行机制和谐是政府组织和谐的核心元素。政府正是以一种与其生态环境互动反馈的特性和机制来实现政府自身的和谐；同时，政府也在以这种独特的互动反馈机制来为自己纠偏。政府运行机制的核心是政府权力运转，政府权力运转和谐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核心元素，而制约政府权力运转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一种是以社会制约权力即社会制衡，因此，社会制衡是构建和谐政府的可能路径。

社会制衡思想认为：分散的人民大众是最终的权力来源，这种分散的个别权力的结合形成多元的、竞争性的社会权力中心，它们与政府的等级式的社会权力体系不同，是平行的、竞争性的权力安排，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的博弈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决策往往是调和这些掌控社会权力中心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需要的结果。多元的、竞争性的权力中心能够基于人民大众的权力通过影响政府政策而对政府运行机制、对国家权力加以制衡。

同时，社会制衡思想的价值诉求是公平和正义。多元的、竞争性的社会权力中心追求正义必须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而公平只有在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能存在，防止权力滥用的一个手段则是社会制衡。因此，通过社会制衡，以社会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逐步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合意，达到公平是追求正义的公平，正义是有助于公平的正义。这些价值诉求也正好是和谐社会、和谐政府的价值取向。

社会制衡注重加强公民意识，强调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和谐，实质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互动和谐，这种和谐状态有助于使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接受公民参与，符合公民需求，更有助于公民在了解、信任政府的基础上认同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进而形成和谐社会协调发展的向心力量[2]。由此看来，社会制衡思想，对于政府运行机制的和谐，对于和谐政府的构建，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理论任务，将为此提供有效路径。

三、和谐政府构建路径的两种社会制衡模式

(一)显性制衡——社会中间机构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

所谓显性制衡，主要指有形的社会中间机构，如公民大众、非执政党、利益集团和舆论媒介等对政府运行过程的制约与影响。

1、公民大众　公民大众是一种间歇性的社会中间机构，它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不是经常性的，但却是最强有力的。公民大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公民选举。选举是公民决定政府、代议制机构任职人员的主要手段，也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方式。在不同国家，公民选举产生的机构和人员互不相同，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产生代议制代表，如议员、人大代表等。二是选举产生政府首脑。通过选举，公民可以间接地影响国会或人大的立法活动，制约代议制代表的立法行为，甚至可以间接约束政府首脑的行政活动，使代表和行政人员向选民负责。第二，公民直接投票表决。公民投票是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决策活动的一种方式，它对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最终生效具有决定性意义。公民投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割立法权，是代议机构的有效补充。当然，公民投票不是取代代议制度，而是代议机构不能有效运行时的一种补充。二是削弱政党的作用。它使投票者不是从党派的立场和偏见，而是根据自己的观点和意志对某问题进行表态。三是促进政府运行机制民主，保证政府政策的合法性，并使其得到公民更广泛的支持。第三，公民群体性活动。主要是指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请援、上访等等。这是公民普遍采取的制约政府权力的手段。公民的这种群体性活动对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与政府的决策和执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压力，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立法和决策行为。

2、非执政党　在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是在野党或反对党，但在野党又并非纯粹的非国家权力组织，而是执政党的预备队，它也不是唯一的非执政党，而是势力最强的非执政党。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执政活动的制约尤为明显，执政党的合法执政可以说就是因为在野党的存在而存在的，党派竞争异常激烈，这样就能有效制止国会中代表多数的党派为所欲为，从而防止权力制衡的缺位。在野党的存在，迫使执政党谨慎施政，它使“任何一个政党总是在国家权力与非国家权力之间，或者说，在社会与国家之间来回摆动。当它上台执政时，它是受着社会与反对党监督与制约的力量，当它在野时，则是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非执政党作为一种制衡国家权力的社会因素，其发挥作用主要基于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提出议案。非执政党根据其选民的利益提出议案，为少数党派及其选民伸张正义，保护权益，防止一切议案都以多数党派及其选民为中心。二是通过辩论、质询等形式讨论立法机构的议案，追究政府活动的合理合法性和合意性。三是运用媒体力量和公众力量宣传、批评政府过失，对国家权力造成强有力的压力，促进政府运行机制趋近民主。

3、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影响、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促进政府运行机制走向和谐的核心社会中间团体。在西方，亦称作院外集团或压力集团，根据其目标，大致可以划分为维护本集团成员利益的、维护种族、民族或妇女权益的、促进社会公益的和实现社区、州乃至国际目标的等几种利益集团。这些非政府性中间组织既有盈利性中间组织，也有非盈利性中间组织。利益集团是政党组织的补充，其目标不在于执政，而在于通过影响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和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来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或促进本集团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利益集团影响、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通过选举和游说影响立法活动。在选举方面，利益集团通过电视、报纸、广播、发传单、发布消息和发表评论等手段影响选民的选择，并通过捐助竞选、提供免费服务等方式影响立法委员的决策。在游说方面，利益集团直接接触立法委员或其助手，直陈观点和要求，争取立法委员的支持。第二，通过游说或施压影响政府的决策。利益集团可以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或进行游说，使其接纳自己的建议。第三，通过渗透和舆论影响政府的执政行为。利益集团有向政府组织渗透的倾向性，若能将集团成功地渗透到政府组织，将有力地制约政府行为。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舆论媒介评价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从而有效地对政府施加影响，进行监督。

4、舆论媒介　舆论媒介犹如一把利刃，时刻制约着、监督着政府的行政行为，对政府提供了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法提供的监督作用。鉴于其重要影响，新闻媒体被称作“看门人”、“议程决定者”；也被誉为“政府第四部门”、“人民的斗士”、“政府的批评者”，可见其对政府政策及其行为的制约和监督是强有力的。就舆论媒介与政府的关系而言，它首先应该是维护和改进政治制度的，其次才是政府的批评者。

(二)隐性制衡——社会民情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

隐性制衡主要是指沉淀于社会及其人员之中的无形的社会民情，如信仰、传统与习惯、文化与心理对掌权者行使权力的制约都有影响。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民情“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民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因此，民情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风貌”，是习惯、思想和习俗的总和。

1、信仰　信仰融合了信念、认知、情感、良知、德性等各种内在因素。人们或许并不了解信仰究竟是什么，但他们大都认为自己是有信仰的，甚至当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对象全然不知或者仅是一知半解时，也毫不犹豫地、不加论证地接受了信仰。在人类生活中，信仰其实是一种常态，没有信仰才是偶然的状态。西方国家的信仰基本上是宗教信仰，在东方国家，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消极的迷信，严格地说，它仅是一种信念，而非积极意义上的信仰。信仰作为公民内化的社会因素，它对国家权力行使者的制约主要在于它对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的影响上。第一，信仰宣讲良好的、同一的道德，节制公民的无限激情。一个拥有同一信仰的社会，容易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情操，树立公认的善恶标准，确立适宜的秩序和规范，使人民的行为有章可循，因而可以把漫无边际的想象力限制在某些范围内，节制公民的过度激情。在法律允许公民自由决定一切的同时，信仰却可以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因此掌握国家权力的人由于制度缺陷的原因，即使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也有可能因为信仰而受到节制。第二，信仰引导和教化民情，影响法制。社会由家庭构成，社会民情也源于家庭观念，因而信仰对民情的引导和教化，可以通过家庭中介来完成。信仰可以通过约束家庭而对政府发生制约作用。缺乏信仰的人喜欢用扰乱社会的办法来忘却其家庭的忧伤，而受到良好的民情熏陶的人则从家庭中汲取对秩序的爱好，然后再把这种爱好带到公共事物中去。第三，信仰塑造一种博爱的精神，使公务人员逐步具有一种公共人的观念。这使他们不把视野局限于个人或团体的狭隘利益当中，因而可以更为理性地在政府中行使国家权力。

2、传统与习惯　传统与习惯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选择，而是顺从于非理性的传统行为习惯和本能的冲动。传统是活生生的力量，是从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中传递到现代生活之中的东西。传统的延续促成一种习惯，习惯的不断重复就构成了生活与行为的方式。传统与习惯、习俗对现代政府权力运行的制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传统道德伦理将权力行使限定在既定的德性许可范围之内。尤其在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的伦理观念至今依然深入人心，处处成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过程中的道德准则，因而对传统德治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匡正了人心。其二，传统制度与精神影响着政府运行机制。罗马法典仍然是许多国家制定宪法的蓝本，这说明，传统制度虽然失去了外壳，但其制度精神依然保存了下来。一个社会可以制定良好的制度，但往往难以培育相应的贯彻制度的精神，而后者却更为必要。因为即使制度尚未建立，精神形成的习惯仍能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社会的存续。其三，习惯建立的关系渗入到政府运行机制的各个层次。传统的人情关系网络对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运行过程中权力的获取、行使及其影响等都有至关重要的渗透作用。传统与习惯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影响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要做到有效制约政府权力，必须把握两点：一是根除消极影响，发挥积极影响。二是形成良好的传统与习惯，以使之有效地制约权力。传统与习惯是一个渐进的形成过程，今日的现实就是明日的传统，因而重在现实的塑造。比如为公民社会的建立，为和谐政府的构建创造可行的制度、文化、心理和行为规范；培育公民的自主精神与合作习惯；树立权利和义务观念；引导公民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等等。只有塑造良性传统与习惯，才能为社会制衡，为和谐政府的构建提供具有内在潜力的社会因素。

3、文化与心理　广义的文化涉及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面，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认识、掌握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及其创造、保存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社会制度的综合整体。在此，笔者所要探讨的是社会因素对政府运行机制的隐性制衡，因而观念形态的文化及由此孕育的社会与政治心理对权力运行的影响是讨论的重点，这也是笔者将文化与心理作为一组隐性制衡因素的原因。任何一种权力，都得由作为主体的人来行使，而人是文化的人，即“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制约着人类，规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没有文化，则没有人”。因而文化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政府管理层面往往表现为一种制约权力的法制文化、行政文化。而心理因素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影响基于两个层面：一是一定的文化形态塑造相应的心理状态，而行为则受心理的支配。二是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个体的心理状态又有所差异，从而人的行为也各不相同。文化与心理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制约是深层次的，是通过权力主体的内在制约而完成的，因而培育公民型的政治文化和心理对于政府权力运行、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和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篇：政府诚信的构建路径

政府诚信的构建路径

作者 杨畅

2013-2-16 5:20:09来源：《 光明日报 》（2013年02月16日 11 版）政府诚信是构筑和夯实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和谐大厦的核心价值理念和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们要认真审视和检讨政府诚信问题，让政府自身成为遵循诚实守信及信赖保护准则的示范者。

导向明确，夯实政府诚信之基础

“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人本理念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是实现政府诚信的思想基础。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它的权力只能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政府的一切工作就是反映、表达、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把群众的情绪当作第一信号，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政府一要脚踏实地工作，有诺必践，“不可侮人民之愚，不可恃政党之势”。自觉抵制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起良好的诚信形象。二要明确科学导向。一个管理混乱、无序、盲目、低效的政府不可能获得公众的信赖，不可能践行对于公众的承诺。政府工作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为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目标保驾护航。三是走出传统困局。传统管制

型政府陷入到了政府规模膨胀、政府职能无限、政府“衙门”作风的困局，这些都是民众对政府行为不满意、不信任的原因。当代中国政府诚信建设就必须要走出传统管制型政府理念的束缚，实现政府职能范围的合理控制。

创新制度，健全政府诚信之机制

建设诚信政府，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政府决策制度的科学化、民主化。其一对政府决策制定、变更、废止的权限、程序等做出严格的规定，并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从根本上遏制政府规制无度，随意制订违背宪法、法律和上级政府政策规定的错误现象。其二建立健全政府决策的制度保障机制。根据多年来政府决策制定实施的经验和教训来规范决策制度；建立政府决策实施反馈机制，使政府能及时发现并解决决策中存在的漏洞、缺陷。其三是建立诚信的行政监督与问责制度。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在明确政府及政府公务员诚信责任的基础上，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加强和完善民主监督与舆论监督，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其四是建立诚信的政府及其公务员参与激励机制。在政府诚信建设过程中，如果能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诚信行为、以及因为诚信行为而获得的优异政绩进行肯定和奖励，就能为政府诚信建设提供一种激励力量。一方面，我们要细化政府公务员的责权、录用、考核、晋升和奖惩标准，引入公开化、民主化的竞争机制。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建立客观、规范的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行政过错追究制，形成既恪守诚信又符合公务员自身利益的激励结构，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能。

有序参与，完善政府诚信之保障

政府的治理过程，不仅仅是政府自主性的扩张和能力的展现过程，更重要的是，它是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过程。只有当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参与机制，逐步实现制度化与规范化，民众才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感受和认同政府的公信力。一是科学规范民众参与机制实施的程序，提供民众参与表达实施的途径，提高民众参与评估的素质和能力，从而使民众能更好地发挥其参与评估的功效，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二是当代中国政府诚信法律法规的建设。美国在1978年就通过了《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法》，1992年又颁布了操作性更强的《美国行政部门雇员伦理行为准则》；英国颁布了《荣誉法典》；日本颁布了《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官员服务纪律》，通过相关诚信立法推动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促使公务人员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使诚信成为公务人员的最基本义务和行政观念。我们应加速有利于提升政府诚信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坚持把加强政府法制工作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中之重去推进和落实。三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当代中国政府诚信建设活动。由于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大多仍是政府主导型，自身建设的不成熟、不规范，使其缺乏对政府行为监督的意识，其监督作用显得非常有限。对此，首先应加快我国非政府组织独立地位的确立，使其能成为真正独立于政府外部的实体，发挥外部监督主体的作用。其次应推动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成熟化、规范化发展，使其能成为真正具备监督能力的主体。最后应落实和强化非政府组织监督行为的责任意识，限制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失信行为的产生。

第三篇：构建人才培养模式论文

摘 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重大教育改革项目，也是推动中国由工程教育大国向工程创新强国迈进的重要举措。其核心主旨在于强化大学本科教育阶段对学生的实际工程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

关键词：教育管理论文发表,发表教育管理论文,教育管理论文投稿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重大教育改革项目，也是推动中国由工程教育大国向工程创新强国迈进的重要举措。其核心主旨在于强化大学本科教育阶段对学生的实际工程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适应企业发展的优秀工程师，以满足科学技术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工程型人才的需求。

一、建筑学专业学生培养的特殊性

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为背景，许多高校开展了“3+1”“3+1+2”“4+2”等创新培养机制研究。在这些培养机制中，各类工程专业都增加了工程实践能力与研究创新能力培养环节，如校企联合培养、创新计划等，借以改革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完善现有创新能力的培养机制，强化人才培养中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想，最终造就具备健全人格、专业知识结构合理、实践与创新能力突出的新型工程人才。

建筑学作为中国国内为数不多的5年制本科专业，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如在5年的专业培养中加入半年设计院工程实践环节、每年均安排一定学时的实践、聘用具有丰富经验的设计师授课等，这些实践能力培养措施较其他工程类专业提早近20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基于卓越工程师创新培养要求的大环境，建筑学仍然有必要对其专业培养模式进行反思，以满足建筑类工程人才需求。

二、建筑学专业的创新型培养模式

1.人才培养的多种模式

目前，中国工科专业多以4年为主，授予工学学士学位。建筑学专业尽管也属于工科，但由于其专业培养模式的特殊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将学制由4年改为5年，同时通过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简称“住建部”）专业评估委员会评估的建筑院校授予建筑学学士学位，而未通过专业评估的建筑院校则仍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此外，住建部评估委员会对于硕士阶段达到建筑学培养目标的建筑院校还批准授予建筑学硕士学位。总体而言，不同的学制、不同的培养标准反映在建筑学中，就可分为工学学士、建筑学学士以及建筑学硕士等三个培养目标。

根据培养目标的不同，建筑学人才培养可以采用“4+X”模式。对于学习有一定困难，或者家庭有一定工程背景（如施工、建材等）的学生，可允许此部分学生采用“4+0”的模式，按照4年制培养模式，授予工科学士学位，使其尽早投入相关工程领域参与实践工作。而对于通过5年学习（即“4+1”）的大部分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则可授予5年制建筑学学士学位，此类学生的最初工作岗位往往以建筑设计为主。此外，对于学有余力的少数学生，还可以对其进行专业提升，即采用本硕连读的模式，根据其学分修习的进度，最终决定采用“4+2”或“4+2.5”或“4+3”模式，使其既能提高专业水平，又不额外增加学习时间（按照一般模式，建筑学硕士读完需8年时间，而采用此模式则可缩短1年～1.5年时间）。

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如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率先采用了此模式。这对国内同类院校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改革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

2.国际化联合培养模式

国际化联合培养模式是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又一大亮点。传统教学一般以专业大类课、核心课及选修课三个层次为主，尽管通过选修课或通识课可以开阔学生的设计思维，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其眼界始终局限于专业设计或社会生活的某一部分，对于设计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局限。

国际化联合培养模式，一方面可以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中加入双语系列课程，聘请国内或国外专家学者采用双语教学，借鉴、引入国外优质教学设计资源，提高设计课程的国际通用程度，提高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另一方面，开展与国外高校联合教学模式，如邀请国内外的教师与学生，进行为期一月或数月的交流、学习和实践，对同一课题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与设计，提高专业水平，促进校际交流与协作，为学生打开设计新视野。目前，此模式在国内知名建筑院校中已普遍采用。如东南大学与ETH联合教学已持续了数年，中国矿业大学与德国波恩大学也对此模式进行了多次尝试。

此外，定期聘请海外专家学者来校进行工程项目专题讲座，介绍大型工程项目的构思、设计、组织与施工经验，这也是进行国际化联合培养的一种简便模式。

3.“双导师”的实践教学模式

从事工程教育的教师既是工程教育理论上的学者，也应是具有工程实践经历的专家。然而，国内高校教师普遍缺乏工程实践经历。因此，卓越工程师计划要求高校建设一支具有一定工程经历的高水平、专兼职工程教育师资队伍。在此情况下，可以采用校内教授工作室和校外企业兼职教师的“双导师”教育模式。

建筑学专业培养中，前3年往往偏重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课程设计从单一空间向复杂、综合性空间转变，进入高年级后则会结合真实课题进行设计。

高年级指导教师实践经验丰富，对学生设计水平与能力的提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目前，国内部分建筑类高校大多采用“教授工作室”模式，该模式不仅使教授可以利用其丰富的工程经验指导学生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设计，同时还可以吸纳年轻教师融入教授工作室，担当助手，在工程实践中吸收经验，提高个人能力与设计水平。

强化校企联盟，建立校企合作工程实践基地或教育中心，为学生提供工程实践教学平台。制定明确的培养目标和合理的实习培养方案，聘请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或工程师作为“校外导师”，对学生校外实习进行指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学生带着经验和疑问回到学校，学习目的性更明确、学习热情更高、创造欲望更强。

此外，高校和企业还可以不断深化合作，构建教学、科研、生产一体的工程人才培养平台。企业良好的工程实践环境和先进的设计理念恰好与高校形成互补，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的工程设计能力，另一方面又可为企业输送大量社会紧缺的设计人才，两者充分发挥优势资源，共同推进人才培养工作，较好地实现了校企共赢。

三、构建实践、研究与创新“三位一体”的建筑学教学体系

当前许多工程学科的教学体系仍然脱离不了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的教学模式，卓越工程师计划的大背景要求高校在教学课程的体系与教学内容上，必须大力进行改革，推行符合工程实践能力的教学型与研究型模式，使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得到培养、训练和提高。目前，建筑类高校正大力提倡构建“实践、研究与创新”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实践性教学

在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中，教学仍然是重要的环节。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学生则成为“演员”，而教学的场地和环境可以根据讲授的内容进行调整，突出“实践性”特点。以建筑制图为例，以往仅在课堂内讲授书本中的制图要领、原则与方法，学生只需学会求解，但当遇到实际课题时，则会碰到很多不解之处。在实践性教学理念下，将部分建筑制图课堂转到室外，对校园内部的小型建筑进行实地讲解，并要求学生对其进行现场测绘，完成现场考察之后再回到教室，制作相应比例的建筑模型，通过对实体建筑模型的切割与分析，最终完成图纸绘制。通过亲身实地感受、了解现场，以及分析、切割实体模型，学生不仅对基本制图原理的认识有所加深，而且还大大增强了动手操作能力。

在实践性教学中，通过“课堂原理——实践认知——动手操作——原理加强”这一教学过程，使原本仅停留在课堂、书本上的原理，变成了一个个实际存在的鲜活案例，学生对原理的认识也呈现出质的飞跃。

2.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应该是工程类人才教育的核心内容，在教学中应以学生为主体，学生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性学习转变为主动式获取性学习，以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贯穿整个教学。这一过程中教师作为学习的组织者，主要负责讲解设计原理及其重要知识点与研究方法，设立合适的研究专题，分析研究方法的合理切入点，同时安排合理的研究进度、计划以及最终的研究成果要求。作为研究性学习的主要参与者，学生应组成研究小组，选择教师所提供的某一个或几个专题进行研究，在思考、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获取、应用和更新知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和训练能力，在团队交流与合作过程中提高素养。

对于建筑学专业研究性学习，应以基于项目的参与式学习为主。学生应以课程设计的某个专题为核心，参与项目的策划、设计及运行，同时运用已具备的专业知识，选择合理的方案和设计手段，最终拿出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教师所提供的设计课题应为真实课题，学生在研究中也应从课题的社会性、整体性及实践性等多方面考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最终设计才更具可操作性，更易与社会接轨。

3.创新性设计

工程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不能仅局限在数字计算、设计模仿与形式堆砌上，而要在各个方面对工程设计有所创新，建筑学人才培养尤其要关注设计的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也是中国建筑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国外建筑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建筑设计创新教育的印记。巴黎的“鲍扎”教育转变了人们的艺术观念，此后的美国学院派、德国包豪斯等建筑教育则超越了之前的工程教育理念，强调建筑设计与社会环境、技术等的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多元化建筑设计的教育思想。而日本则通过在建筑空间、形态、思想与技术方面的创新，形成了一种体现本土思想、别具一格的日本现代建筑风格，这一思维的创新性设计也值得我们学习与思考。

四、结束语

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背景下，建筑学由于其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可以采用多种培养模式，尤其以“4+X”、国际化联合教学及校内外双导师制度为代表，同时应在建筑院校中强化“实践、研究与创新”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培养实践性好、研究性优、创新性强的新时代卓越工程设计师。

应该说，高校中的工程教育没有实际项目中所限定的各类条件，因此也就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与创新性。而高校的建筑教育与时代紧密结合，有利于学生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主流和先锋作用，同时，学校的教育往往对社会的流行趋势起到一种主导作用，并能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高校的工程教育在创新性设计教育中，不能仅仅强调表层的适应社会的创新，而要挖掘学生的深层创造潜力，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和发展高校工程教育的设计创新，使得创新性设计教育不断突破，开创新的创新格局。

第四篇：构建诚信社会论文

构建诚信社会

“这个世界唯有两样东西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康德

诚信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华夏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很早就把诚信作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古人说，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以无信；诚信是规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对一个个体来说,诚信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对一个单位来说，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对一个社会体系来说，诚信是正常秩序的运行基础，对一个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树立的基础。诚信是治国理政之道，唯有以诚信为基石，才能民富君安。

那么，诚信是什么？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是日常行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合称。即待人处事真诚，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就是真诚、诚实；信，就是守承诺、讲信用。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处理这种关系必须遵从一定的规则，有章必循，有诺必践；否则，个人就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失去运行之规。哲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诗人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民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都极言诚信的重要。因为，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几千年来，“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史，广为流传。诚信是公民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然而，我们古人将诚信作为待人处事的准则，但在若干年后的今天，这一无形的绳法似乎正逐渐被削弱。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涤荡，人们发现，诚信消退，拜金心态滋长。“利益”取代了美德、诚信让位于欺诈。商场上尔虞我诈，风谲云诡；且不必说市场内小贩们短斤少两，以次充好；也不必说黑心米贩污油兑陈米，自来水掺甲醇，各方面的诚信问题屡见不鲜：个人诚信缺失，政府信用缺失，企业诚信危机浮现等问题正在变成如家常便饭般常见。

回顾30多年来，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确实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诚信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文明社会里，诚信反而被愈发削弱呢？其中包括三方面，政治原因有政治运动及气候的影响、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理想信念的丧失；经济原因有早期资本主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缺乏惩罚和奖励制度；文化原因有儒家传统文化缺乏外在的约束力、儒家的信仰缺乏有效的实践途径、儒家传统文化使得人格分裂和信仰实用化。多种渊源汇于一点，便致使人们心目中诚信的地位江河日下。

由此看来，当今社会诚信丢失，形势严峻，解决诚信问题刻不容缓。虽然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理想效果，但只要有相应的努力和措施，相信人类文明不会丢弃“诚信”这最闪光的一页。

从较小的角度来说，我们身为大学生，首先要深刻理解诚信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诚信意识、诚信行为、诚信品质，关系着良好社会风气的养成，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一定意义上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许下诚信诺言并付诸行动，把它作为为人的道德底线，不逾矩，不越雷池，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积极地去宣传诚信的意义，影响他人，促进社会向前发展，为社会的诚信建设而努力。

对企业而言，企业应时时处处以“诚信”为出发点，坚持“服务群众、信誉第一”的经营理念，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准则，自觉维护自身诚实守信形象，在建章立制、内部管理、销售服务、投诉处理及同业合作等方面，宁亏自己，不亏群众，严格自律，依法纳税，重合同守信用，并通过及时披露本企业的信息，取得社会的监督外，严格杜绝违法乱纪、见利忘义、不守承诺等现象，维护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就本企业在诚信方面显现的成绩和问题进行表彰和问责，提高诚信水平，从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了解企业有没有弄虚作假行为、违约毁诺行为和不良投诉，即可得知其信用及口碑。

当然，国家能够搭建法律平台会对社会的诚信建设起到良好的督导和约束作用，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信用体系等措施，将对整个社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社会需要以企业为主要平台搭建诚信体系，并纳入战略目标考虑范畴，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满意为终极目标，倡导“优质产品，诚信经营，绿色消费”的经营观，注重品牌建设，引导社会全民参与到质量监督、诚信评价的责任体制中来，为实现诚信至上的宏伟愿景和全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共同努力。

第五篇：中职教学模式路径研究论文

摘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特点是：偏爱具体形象思维，提炼和转化信息所需的时间较长，擅长意义学习以及重横向学习迁移，轻纵向学习迁移。从中职学生的认知特点来看，“从做中学”是提高中职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为了进一步提高中职教学的有效性，需以“从做中学”为原则，从教师层面、教材层面和教学情境等方面进行探索。

关键词：中职；教学模式；有效途径；“从做中学”

一、“从做中学”的内涵

“从做中学”是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教育学家杜威以“教育即生活”为依据所提出的举世闻名的理论。杜威认为，行和知是良好的伴侣，是携手共进的，而“从做中学”恰恰能发挥这种效能。他主张学生应作为一个积极的实践者，通过在生活体验中的探索，逐步形成对世界的认识，从而充分体现做和学的结合。[1]他也认为，“从做中学并不是指用手工来代替课本的学习”，这些只是为了对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提供了一个帮助。换而言之，“从做中学”只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进行学习的正确途径，而不能用之来取代学习本身。[2]因此，“从做中学”被认为只是适合某类学生的一种教学模式。

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特点分析

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中职学校”）学生多数都是在普教中学习上遭遇挫折、被中考淘汰下来的学生，可以把他们归为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他们入校的分数与普通高中学生的分数，呈现两极化，基础好一点的相差几十分，基础差一点的甚至相差几百分。在同一专业内，学生的学习水平之间的差距明显。以前对于这些学生的分析多是从他们的学习习惯来分析，得出来的结论多是觉得学生的自信心较差，学习缺乏主动性。或是单纯分析他们的学习行为，如学习基础比较薄弱，学习缺乏目标等。对于这些学生，只有从认知特点上对他们进行把握，才会对个体学习的过程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总体来说，中职学生的认知特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偏爱具体形象思维

对于他们能具体感知的事物，他们均能理解透彻，并且偏爱从图形、声音以及触觉来认知事物。他们在此方面的能力，可能比同年龄段的普通高中学生要强。他们经常用此种方式来感知世界。对于赋予符号抽象意义的东西，他们往往较难把握，这就是为什么中职学校学生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成绩较差。这几门学科由于现实教材中偏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多脱离生活实际，而老师对于学生的教授就是不断地进行这种抽象符号的练习，因此，学生对于这种他们并不擅长的认知方式，本能上就对它们有抵触。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恶性循环，这几门功课他们越学越差。而对于文科类的语文、地理和历史等知识，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在生活中观察到或能在影像资料中形象地体验到，因此，他们这几门功课的成绩普遍较好。

（二）提炼和转化信息所需的时间较长

按照布鲁纳的学习过程理论，学习的过程就是进行认知操作活动、形成新的知识结构的过程。新知识的学习往往需要学习者对先前的知识重新提炼或要超出先前的知识，从而学到更多的知识。中职学生在此方面偏弱，他们对于新知识的学习进度无法与普通高中生相提并论。中职生往往只能在先前知识的基础上，略微提升一点新的知识，并且让他们感到旧知识和新知识是有关联的，新知识仍是“旧知识”，无非只是进行了稍微的拓展，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学习到新的知识。中职学生在学习一门全然未接触或根本没有任何体验的学科知识时，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专业课教师在教授学生艰深的专业理论知识时，学生们恍若感觉在听天书。

（三）擅长意义学习

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罗杰斯认为，学习不是机械的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联结的总和。个人的学习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对直觉的解释。两个不同的人，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经验，因此，他们在对同一事物的感知是会出现不一致的反应的。所谓的意义学习，就是指一种使得个体的行为、态度、个性以及在未来选择行动方针时发生重大变化的学习。这不仅仅是一种增长知识的学习，而且是一种与每个人各部分经验都融合在一起的学习。[3]当中职学生用一种对自己有意义的方式学习时，他们的学习速度就极快。中职学生比较注重此种意义学习，一旦所学知识进入到他们所熟知的和对他有具体意义的认知范围，并且这些知识都是与他的直接的经验体验相关的话，学习效果就非常明显。

（四）重横向学习迁移，轻纵向学习迁移

学习迁移广泛存在于一切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的学习中，它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只要有学习，就有迁移。迁移就是学习的继续和巩固。横向学习迁移是指相似内容和难度之间的学习，而纵向迁移指的是不同难度和不同概括性的两种学习之间的影响。中职学生在对待同一层次的学习内容时，表现出较强的横向迁移，换句话说，只要是同一难度的知识，只要他们真正掌握了，相似的内容他们基本上都能理解。而且他们所说的懂了某种知识，多是指横向迁移。如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基础上稍作拔高，做纵向迁移，他们的领悟和理解就较为困难。他们通常认为自己听不懂的知识，多是指纵向迁移。但是，布鲁姆强调知识的学习恰恰就是重视这种纵向迁移。中职学生学习差，就是指他们这种纵向迁移能力较弱。

三、“从做中学”是提高中职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一）“从做中学”符合中职学生的认知特点

“从做中学”给予中职学生大量的具体形象的实物。在实训教室中，中职学生的身边全是可供他们认知的实物，他们对这些实物伸手可触，不像以前的初中课堂中，老师多是进行抽象教学。中职学生动手触摸并且使用周边的实物进行任务的完成，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具体形象思维，从而更加立体地认识了实物。在“从做中学”的中职教学中，学生的学习多是围绕生活中的经验来完成，如打磨出一件工具，烹制出一道菜肴或是砌好一面墙，等等。中职学生在完成此类任务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前枯燥的化学、物理和数学知识变得生动起来。在“做”当中，他们受到了一切必要的训练，对于原本枯燥的知识，他们开始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他们在“做”中，有各种体验的融合，符合他们擅长意义学习的特点。他们在不断的动手实践中，慢慢地将各种体验融进了他们的认知体系当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技能。

（二）“从做中学”符合中职学生的认知规律

中职学生大多数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中职学校的职业技能学习不仅让学生掌握职业所需的技能和技巧，而且也会让学生的智力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从做中学”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作为受教育主体，中职学生在接受了初中的基础文化知识后，进入了中职阶段的学习，进一步了解了其职业的属性和特点，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了此种专业，最后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其对该专业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将他们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活动当中。从整个学习过程来看，“从做中学”是以学生获得良好的职业技能为目标的，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积极性，这样的教育过程必然带来他们职业能力的提高。

(三)“从做中学”能真正促进中职学生的全面发展

杜威认为，“从做中学”比其他任何方法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为“从做中学”将个体和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使得人变得真正有生气和现实感。以往不少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认为，中职学生要先学会做人，至于如何做人，大家都语焉不详。其实做人就是从做每一件事中去体会做人，就是让每个学生在学会做每件事情当中去学做人。而且只有做好每件事后，才能做好一个人。中职学生只有通过“从做中学”，才能从一个抽象的人，变成一个鲜活的人和真实的人。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从做中学”的教育模式，恰恰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

四、基于“从做中学”的中职教学模式探索

中职的教学模式不能像以往一样，继续沿用初中教学的模式，采取简单的“填鸭式”教学来给学生们灌输知识，也不能像大学教学一样，采取“放羊式”的教学模式，它必须有自己的独特的教学模式。“从做中学”既符合中职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认知规律，又能真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多数人都会赞同“从做中学”应是中职教学的主要教学模式。根据“从做中学”的原则，可以将企业的实际工作过程作为学习的核心，并与职业资格标准相连接，由学生独立或以小组形式自主地完成整个学习任务，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获得综合的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为此，有效的中职教学应以“从做中学”为原则，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探索。

（一）教师层面

“从做中学”的教学模式并不是让教师偷懒，让学生自己胡乱摸索，让教师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这种教学模式的前提是教师必须善于把握要点，了解教学难点。教师必须让整个教学过程处于完全地监控状态，并且教师要在整体的教学过程中处于一个主导地位。此种模式，一方面，要求教师指导学生如何去做，而不是让他们去乱作，要有耐心地具体指导每个学生，在需要防止出错时，给予建议和帮助；另一方面，教师必须引导学生从自己具体的“做”中，提炼出抽象的知识出来。如果学生只是“做”完，不去提炼，那么学习就并未真正发生。真正的学习就应是经过理论——实践——理论的过程。另外更为关键的是，根据教学要求，教师需要创造性的创设出各种各样鲜活和真实生活的教学情境。教师需精心设计每个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认识事物，从而实现所设定的教学目标。

（二）教材层面

按照杜威的观点，“从做中学”并不是要把教材和课本给剔除掉，而是要在教材指导下，来进行“从做中学”。由此观之，教材的作用是重要的。现在中职教材普遍的问题是：教材内容陈旧，与现实生活脱节，内容的结构上多是借鉴普高教材或是高校教材，教材的编写形式枯燥，不受学生欢迎。要更好地推行“从做中学”的教学模式，中职教材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尝试和改革：（1）让教材与现实生活更加接近。只有使用此类教材，学生才能真正从生活体验中进行学习。（2）教材可以尝试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以前的教材讲求系统性和理论性，但是对于中职学生来说，是不符合他们的认知特点的。教材可以以任务为中心，融合多门学科，让学生在完成任务中，不知不觉地对各门学科进行适当的学习。（3）教材应重实践性，轻理论性。以往的中职教材偏理论性，重知识的系统性学习。中职教材应该将职业的技能和职业知识融入教材中，将理论性知识进行淡化处理，让学生感到学完教材后，知识就能运用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学习。

（三）教学情境层面

“从做中学”强调就是要从生活中学，要在实践中学。以前的义务阶段教学的课堂中，学生多是处在封闭的教室中进行学习，只有那些抽像思维强的学生才能适应。对于中职学生来说，他们擅长的是形象思维，那么“从做中学”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能创设出这种真实的教学情境。如今，很多的中职专业课就是在实训实验室中进行的，这样学生可以真实进入职业场景中，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既可以得到教师的及时指导，也可以与其他同学探讨如何完成实训任务。在实训实验室中学习，学生普遍感到既学到了专业知识，又学到了职业技能。因此，实训实验室是值得大力推广的，而且应该让每个专业都根据本专业的特点打造规范和标准的实训实验室，从而让学生能从这种较真实的教学情境中真正体会“从做中学”。

参考文献：

[1]梁文.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理论性探析——基于高等职业教育视角[D].西安：西北大学，2010.[2]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3]刘晓明.学习理论与有效教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