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第一篇：论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论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摘要】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本文通过论述服务型政府的特质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建构的理论基础与积极作为，分析服务型政府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角色扮演及主要任务。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建构，角色，任务

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有形的疆界逐渐消弭，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流动——资本、人口及信息不断扩散。再此持续不断的过程中，人类整体利益的发展充满协调与冲突、合作与分化。不论是国际社会、国家政府之间，或是国内政府彼此之间和政府与社会之间，都产生高度的相互依存，甚至是不对等的互赖关系。同时，对于任何外在发生的事件或行为，有高度的敏感性与相互关联性。因此，政府在面对全球国际环境与国内社会环境的不可治理危机中，应扮演何种角色仍值得深思。

由政府职能转化的观点观之，可发现受到全球化与属地化的冲击下，新型态的公共政策议题不断浮现。政府必须更提升其处理事务的能力与责任感，以及因应环境变迁的调适能力。因之，必须建立跨域机制改变并且扩大公共参与的本质及范围。此外，政府与国际组织、私人企业组织以及社会团体间的互动，将更为紧密且频繁。职是之故，政府应迈向后官僚国家发展，强调其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而非权威控制的统治方式，分权授能予社区和私人部门组织，以便营造一个网络的治理架构。

一、服务型政府的特质与发展

（一）服务型政府的特质

服务型政府系在体现政府角色的变迁，Richard Bateley与George Larbi 即认为政府的角色可以分为两种：一为间接角色，包括政策与立法、执法与裁法、规制市场及整合社会资源；二为直接角色，包括管理政府机关运作及规制机关行政服务等。

服务型政府是将公共服务视为政府产出，并以其服务之良作为政府生产力的指标。政府的主要职能为服务，而服务必须是兼具便民与尽职意义的服务；换言之，政府服务必须是具有民意机关的支持，且公正地为全民服务，而服务的品质与效能，必须迅速、多样化以及能够符合公民需求的满意服务。

（二）服务型政府的发展

新公共管理时期，挑战政府的作为与绩效提出：（1）政府的职权范围过于广泛，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生赤字危机；（2）政府的组织编制与规模过于庞大，耗费太多资源以及形成许多不必要的浪费；（3）传统官僚体制的管理方式发生错误，以权威控制不但发生物化疏离感，也造成政府产出不符合民众需求与社会期待，因而导致对政府的信心度大为降低以及不可治理危机。据此，新公共管理主张引进市场自由竞争机制，政府对于内部员工分权授能，强调以绩效和成果来控制。因此，对于外在社会乃趋向管理，而非管制；领航而不再操桨。透过公私部门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一方面提供品质更佳的服务，另一方面解决政府失灵的危机。

此外，在全球化与科技革新因素的影响下，新型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新内涵的民主诉求和民主管理，正重新构建。政府是镶嵌在一个多元复杂、动态且高度关联与风险的网络环境中，透过政府与社会多元行动者间之平衡互动过程，达成政治与社会的可治理性。因此，政府应由统治倾向治理，在网络关系的构架中政府必须主导，让各部分的行动者相互依赖于关联，而能互惠共存，非仅是主政。另外，政府借由公权力的行使，制定相关游戏规则，积极辅导各利益集团进行合作的赛局；甚至帮助弱势团体和族群争取权益，而非只是消极的监督，正显示政府应是扶持之手而非掠夺之手。

从上述可归纳出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方向：1.从统治倾向治理；2.由主政倾向主导；3.又统筹走向领航；4.由监督走向辅导；5.由管制倾向管理

二、和谐社会建构的理论基础与积极作为

政府因应全球民主化时代来临，转型趋向更多元且民主化的治理，同时配合自由市场竞争机制的运作，采取相关解除管制措施以及绩效评估的管理方式。但在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则埋下高代价的风险。因此，政府再造转型为服务型政府之际，社会关系的运作也必须重新理清与了解。因此，当前首先要考虑的是：生活的社会是否生病？病因为何？有哪些病症？解决方法有哪些？

（一）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就内涵层次而言，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政治生活便是为了达成美好的社会生活，即公共利益的达成。关于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涂尔干指出随着环境的变迁，人类基于生理和心理的需要而高度专业分工，以分担传统社会中的共同职能，并使所有个体持续相互适应与发生联系。再此过程中无形地让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规范和责任。换言之，分工不仅意味着透过功能分化，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人类社会生活必须建立在团结感和责任心的道德观之上，才得以实践。总而言之，个人更加依赖社会，同时，对于社会的其他人也更加重要。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应具有一个公共领域，让社会中的各行各业劳动者彼此之间进行沟通、对话以调和不同的意见主张和利益考量，不排除任何团体参与的资格。当每个团体有信心自身利益不被排除于公共领域之外，相关规定便会被遵守。长久下来，会形成基于信心而产生有信任力量的互惠、互赖关系。伸言之，公民社会的本身并非就是一个公共领域，只有在一个异质的社会里，各种势力共同存在，并且能基于信任机制互动、沟通与折冲，让公共面浮现出来，才是真正具有公民意识与精神的和谐社会；尤其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特质前提下，人与人之间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强调“人情关系”的连结与互动。虽与西方社会同样有结社能力，但中国结社是感情取向，对内要忠诚，有向心力。这方面高度有别于西方民主社会的团体。

总的来说，资源有限，欲望无穷的现实世界中，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乃在于设想现代社会成为：1.现代社会是竞争而非斗争；2.现代社会是扶持而不是相残；3.现代社会是睦邻而非邻避；4.现代社会是双赢而非同败。

（二）和谐社会的积极作为

政府必须在网络关系的环境中解决问题，并维持网络成员互动关系的平衡状态，才能让社会持续稳定与和谐地发展；同时政府也基于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下，提升其治理能力。因此，政府该有哪些积极作为？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及有效法令的建立与共享，各行劳动者将遵守义务，并符合社会期待。此时和谐社会的建构，尤其需要下列的积极作为：1.发展社区意识；2..主张社区主义；3.形成社区治理。准此，即便政府在社会事务上不再具有绝对主导力量，而仅仅是多

元行动者之一。但政府任握有议程设定的掌控权，可决定哪些公共议题将被优先处理，以及哪些团体的利益将被纳入决策过程。因此，政府基于反应顾客导向之施政作为，可包括：1.构建全面品质管理系统；2.实施决策支持系统；3.建造管理信息系统；4.成立紧急事故处理系统；5.发展社区网络系统。

三、服务型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角色扮演

上述说明服务型政府的特质与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此谓服务型政府在建构和谐社会关系方面，应有的角色扮演究竟应该如何？

（一）关怀弱势群体的生活

政府作为社会服务的领航者，应当致力于制定有利于公共利益及保障弱势群体的政策，而不应图利特定企业、利益集团，不能只做政治正确的事，而忽略政府责任与道德的实践。在此种政策施为下，资源不至浪费，且可以用在刀口上，而产生最大的边际效用。

（二）型塑身心健全的生活

即是说政府要促使人民身心健全发展。健全的身心，必可以减少医疗上的公共支出，有助于健全国民人格及和谐社会的形成。同时，政府必须提供多元的艺术、文教、体育活动之服务，以便让人民有抒发社会生活压力的管道。

（三）构造社会安全的生活

多元社会的社会腐化，就是犯罪人口的不断增加。因此治安问题务必全面检视，除加强警察人员的侦防能力外，对于智慧型犯罪更须重视防患的措施。即便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下降，但由于政府可透过法律条文的制定，规范人民的行动以及积极的宣导政策以强化人民自卫能力。

（四）推动公民社会的生活

在社会网络关系中，政府不再拥有完全的资源。因此，需要纳入多元行动者的资源和力量，以创造合作、互惠的机制。在此互动过程中，政府要作为建构信任关系的主要推手，让各团体分享共同的价值观与规范，如此才有助于公民社会生活的实践。

四、当前服务型政府的主要任务

政府要在现代生活中扮演和谐社会的促动者，其任务不止一端却可说政府乃建构和谐社会的最重要角色。审视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政府主要任务包括：

1.稳定社会秩序；2.健全社会法制；3.结合社会资源；4.培育社会精英；5.整合社会价值。

未来的和谐社会发展，固然不可能完全掌握或者预测，但公民社会的形成，则是导向和谐社会的可行途径。只要政府部门能尊重公民存在的价值，并运用公民服务于正义，则社会互动增多，而分歧的主张将不至于妨碍社会需要同一化的期许，反而相得益彰，致使政府的施为在公民的配合下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所以说：服务型政府对建构和谐社会责无旁贷！

参考书目：

[1]史美强《制度、网络与府际治理》，元照2005年版

[2]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之崛起》，唐山2000年版

[3]林毓生：《思想与人物》，联经1983年版

[4]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左岸文化，2002年

[5]谢庆奎、佟福玲:《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肖陆军：《服务型政府概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卫志民：《政府干预的理论与政策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王俊：《政府政策新思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9]林闽钢：《社会政策——全球本地化视角的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

第二篇：论服务型政府与就业

论服务型政府与就业

0990202035 刘亚飞

“服务行政”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行政法学家厄斯特福斯多夫在其1938年的代表作《当成是服务主体的行政》中提出。在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在20世纪90年代初于《公法学札记》及其他相关文章中对福斯多夫提出的“服务行政”的概念进行了介绍和解读。随后大陆的一些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建立服务行政的必要性。到如今，服务行政已是各国政府在行政建设方面的重中之重。我国政府也于21世纪初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与目标。

服务型政府的是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公共服务责任的政府。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公众维持生计实现人生价值和进一步改善物质精神生活的基本途径，而且就业是生产力发展的保证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公共就业服务是指为促进就业而进行的公共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而我国的《劳动法》《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也对公民就业方面的内容作了相关的规定。国际劳工组织也对各成员国建立就业服务系统作了相应的要求和建议。

我国的服务型政府正处于建设中，现如今我国的公共就业服务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我国的就业服务均等化问题比较严重，各地的公共就业服务资源投入差距很大，尤其是对公共就业服务中的财政投入差距甚大，并且在我国的就业中仍存在着就业歧视，这些使得我国的公共就业服务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我国的就业服务机构不足结构单一，服务人员数量偏少，劳动保障部门之一介绍机构人员与登记求职人员之间的比例约为1：356，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基层就业服务机构比较薄弱，而且我国的公共就业服务人员的业务培训机制并不合理，缺乏监督机制。我国的失业救助体制并不健全，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力度不够，而我国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管理立法比较落后，市场行为不规范，就需要我国政府加大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

对于我国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的构建以及对公民就业服务权的保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政府应鼓励其他社会组织、个人举办就业中介机构，推进公共就业服务的社会化，促使就业中介机构之间的竞争，以此提高就业服务质量，同时要加强基层公共服务机构的建设，尤其是乡镇农村的公共服务机构建设，推进公共就业服务的制度化、合法化，建立网络化的就业信息平台，实现公共就业信息的资源共享，消除因信息不流通带来的就业不均等问题。加强对公共服务人员的业务培训，推进公共就业服务的专业化，同时建立对培训机制的监督机制，杜绝财政的浪费和加强人员培训的成效。我国应继续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方面的立法，推进公共就业服务的法制化，全面保护公民的就业权利。加强对公共就业服务的绩效管理，包括绩效评估、绩效反馈、绩效沟通和绩效改进等各个方面，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第三篇：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

服务性政府与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当前，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已经直接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财力还没有用到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以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指导性目标，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政府职能出现了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而造成我过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又带来社会利益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地方政府及其行为方式。和谐社会建设必须要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提高政府服务能力，提高社会的参与度，完善制度建设和公共财政体制。而完善制度的关键在于对政府职能重新进行科学定位，从而使政府作用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与此同时，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也带来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失衡。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群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各种各样的矛盾必然会集中出现，在某个时期甚至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利益失衡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更加明显。主要表现为基尼系数不断攀升，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行业差别不断拉大。有的学者称之为“社会断裂”现象，去探寻其原因时就会发现：促使我过经济近30年快速增长同时又造成一定社会失衡的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及其行为方式。政府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内主导经济建设，追求经济增长；相反，在公共服务领域内表现出明显的“短腿”，这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政府仍然具有明显的经济建设型特征，在职能重心及政策取向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偏颇。而国际与民生关系的失衡，是当前各种失衡（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失衡；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失衡；制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失衡；由双顺差与高额外汇储备所体现的外部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等）的本质体现。众多失衡问题的产生与发展.与政府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以及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密不可分.从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定位与价值取向可以看出，它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是以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作为价值取向和核心目标。和谐社会建设的根基是公正合理的制度，而提供制度产品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能之

一。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平等公正的制度保障是社会成员的最普遍权利，在保证个人最普遍权利的基础上，个人、组织及政府在彼此交往、交易中还需要具有可预见和可信性，以减少摩擦，防止和化解冲突，促进和谐。可预见和信任是以一种

秩序为基础，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这种规则即为“制度”，它是引导人际交往和社会发展的“软件”。有效的制度有助于以较低的代价和非暴力方式来解决冲突问题，使个人行动自由受到最佳约束以避免破坏性冲突的发生。制度安排能为社会中的人际交往与合作提供一套框架，并使这样的合作具有可预见性和可信赖性。服务型政府注重的社会公正、社会发展和责任政府的品质同时也是和谐社会政府治理的内在要求。

第四篇：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构

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构

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构

关于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思想，不仅要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去理解，更要关注它的深刻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

一、“和谐”是一种文化境界

“和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失衡、混乱、危机、冲突和对抗等相区别，是指社会的内部结

构均衡稳定、社会运行安全有序、社会管理（自我调节）有效顺畅、能够自主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整体状态，即一种高度有效的“自组织化”状态。就是说，和谐不和谐，并不在于有无内外部差别、矛盾和冲突，而在于自身是否能够持续有效地解决矛盾、化解冲突和对抗。所谓社会和谐，指的主要是这样的社会结构、机制、运行方式及其效果。可见，“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特殊社会形态，而是每种社会形态下都力求达到的一套整体状态，一种文化境界。构建我国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并不是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目标之外，再去构造一种什么不同的社会样态，也不应该理解为，它仅仅是为了解决现实突出问题而采取的一套权宜之计。而是说，在沿着既定方向前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营造和保持应有的社会和谐，以形成和完善一套使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健康稳定、积极发展的良性机制。因此应该说，这里就包含了一个更深层、更具普遍性和长远意义的“文化”建设问题。

“和谐”有不同的性质，是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在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每一种社会都有自己和谐不和谐的状况，而每一社会的主导者都力图实现和维护特定秩序下的和谐，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选择和文化导向。但马克思主义指出，在人们所寻求和实现的社会“和谐”之间，有着两种根本性质的差别：建立在阶级分裂和根本利益对立之上的社会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和谐”，与建立在消灭阶级对抗、实现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和谐”之间，属于根本不同的文化性质和水平。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他对这一任务的目标、特征和原则的阐述，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和谐，更在于指出各个领域的和谐之间共同的、内在的条件和特征。就是说，我们所要实现的社会和谐，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展基础上实现、同时又覆盖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从而具有基础性、普遍性的社会和谐。这种全面的、可持续的社会和谐总体上就是广义的文化和谐。对于我们来说，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文化和谐。只有造就深层的文化和谐，才能造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全面的、可持续的社会和谐。

二、用改革和发展打造“和谐文化”

“文化和谐”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特殊具体的文化层面，即各个文化领域及其相互之间的和谐，呈现出“和谐文化”的面貌；二是普遍深刻的文化层面，即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思想、组织和行为方式的和谐，使社会达到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和谐”。

所谓“和谐文化”，是指一个文化体系自身的内容及各种形式、各个环节之间是统一和谐、积极互动的，而不是分裂、冲突和相互抵消的；这一文化体系与它的经济基础、政治导向和生态环境之间也是和谐一致、积极互动的，而不是分离、对立和相互抵消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解决。例如：

（一）思想内容与价值取向的“一元与多元”问题。从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整体的根本利益上看，我们的文化必须是、也只能是一元的，不能是多元的；但从国内和国际的现实看，由于有多元的经济和政治主体（种族、民族、阶级、阶层、宗教、不同层次的利益群体和个体等）存在，社会文化实际上是多元的，并不是一元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事求是地构建和谐文化的积极态度，就是要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先进文化，并用它去面对多元文化，以求更有力地影响和引导多元文化，在国内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导下的社会文化和谐，在国际上不断增强和扩大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

（二）文化建设的两大基本形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推动先进文化建设，首先意味着要进行文化体制的重大改革，将我国过去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单一“事业”型文化体制，转变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文化体制。新型文化体制包括要保持和发展文化公益事业，引导事业单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增强自身的发展活力；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通过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来支持其发展，以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场文化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自经济政治发展对文化发展与之和谐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就提出

了文化体系内部“事业”和“产业”的和谐问题。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虽然各自有其特殊的性质、条件和发展规律，彼此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但它们都是文化发展的社会形式，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文化内容，所以也就存在着彼此和谐统一的根本条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就是说，必须围绕先进文化的内容来发展壮大两大文化形式，才能保持它们之间根本的和谐一致。在所有的相关决策和政策措施中，决定性的关键都在于正确把握先进文化的本质内容及其前进方向，全面贯彻“面向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纲领。

（三）文化发展的两大环节——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的关系。对于在社会上被广泛议论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俗文化与雅文化”、“时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要走出传统观念的误区，不要以主体分裂和对立的观念，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发展中“消费与生产”的理论来把握，才能更切实地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确立促进文化整体和谐发展的战略和策略。

所谓“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时尚文化”等，主要是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费形式；而所谓“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合理价值，主要在于通过专业化不断向新领域、深层次、高境界的探索和创新，因此应视为代表精神文化“生产”（原创、创新、提高）的形式。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一般规律。基于此，我们打造文化和谐的重要任务就是：一方面要让文化消费的需要、特别是它的发展需要，尽可能成为文化生产的需要和动力，以促进文化生产的发展更新；另一方面，要让文化创新产生的成果，尽可能快地转化为消费的需要和动力，以使优秀文化真正成为大众文化的引导，帮助大众文化不断提升到新境界。就是说，不仅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实现大众消费型（含次生产和再生产型）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要调动整个社会资源，着眼于高层次文化的发展，实现生产型（原创型、创新型、提高型）文化体制的健全完善，以造就“文化生产与消费积极互动、雅文化引导俗文化不断上升、和谐发展”的良性机制。这是我们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一个战略要领，也是在面向市场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防止出现“文化沙漠化”不良后果的关键。

三、讲究“做法”艺术，提升和谐程度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包括我们要“做什么”，即保持任务和目标的和谐与先进，更包括我们要“怎样做”，即注意“做法”的和谐与先进。所谓“做法”的社会表现，包括依据一定理念而形成和执行的一套制度、体制、机制，运行的方式、程序、方法，行为的规则和规范，以及相应的作风、习惯和风格等。文化并不神秘，也不琐碎，“做法”正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它比“做什么”（事物）更能代表一种文化的性质和面貌。在这层意义上，构建“文化和谐”意味着我们在努力做好一切事情时，都要自觉地注意并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去改善、提高“做法”的合理性先进性，使它们更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不仅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领导艺术水平的需要，也是从文化层面提高社会和谐程度的需要。

打造文化和谐需要有一个普遍化的视角，着眼于更高层次的境界。

首先，要密切关注事物和工作中的“隐形”层面，即文化状态，通过改善深层体制和机制，有针对性地加强正面文化的建设。文化作为人和社会的行为模式、生活“样式”，普遍地渗透在社会体制、调节机制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之中，常常表现为某种“隐形”的因素，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正面或负面作用。例如：我国传统中有“重人情，轻规则”的弱点，它在许多地方产生了“潜规则胜过显规则”，干扰民主法治建设的不良效应。我们要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能无视或简单化地对待这种文化现象，更不能停留于表面，讲空话或搞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而要深入到“潜台词”、“潜规则”的领域去，通过改善管理机制和发挥管理的示范作用，以正确的新观念、新做法去取代旧观念、旧做法。以此为目的的思想理念和各种措施，包括管理体制改革、反馈和调节机制的健全、乃至工作人员行为的自律和监督机制的完善等在内，正是这个问题上先进文化建设的实际要求和具体体现。

其次，要走出“路径依赖”的误区，拓宽文化发展的渠道，营造多样化统一、生动活泼的文化和谐。“路径”是通向目标的过程载体，目标能否实现往往取决于路径是否对头。当人们基于经验或其他原因而对某一路径形成习惯性、专一化的依赖时，这条路径往往就成了束缚思想和眼界，造成“事倍功半”、“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的渊薮。这就是被学界称为“路径依赖”的文化现象。我们要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首先就要更新路径，变单一的行政化管理为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多样化渠道，包括政治和行政管理与经济和法治管理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加强领导与群众自治相结合，等等，总之是要增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分量，让人民群众（包括各行各业专业人员）的力量和智慧成为最可靠的路径基础。路径单一的实质是主体特化，而重视文化多样性则是与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力与责任相联系的。文化发展渠道和产品的多样性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也有利于提升群众的判断力、鉴别力。不要以为文化多样化就一定会乱，相反，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起作用了，文化反而会更蓬勃地发展，呈现它本身应有的多样化统一和生动活泼的和谐局面。

最后，要改变大而化之的粗放作风，通过开发和改进“社会政策”、“社会技术”来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用细致得体的实际工作展现文化和谐的魅力。近年来国内外都出现了关注“社会政策”和“社会技术”的呼吁，说明社会管理的文化效应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所谓“社会政策”和“社会技术”的共同涵义，就是以社会化、规范化形式提炼出来的有一定普遍性的实际“做法”。事实证明，很多事情我们仅仅“做得对”还不一定成功，只有“做得好、做得巧”才能真正到位。“做法”有时是非常具体细微的技术问题，然而却能产生大而持久的文化效应，所以不应忽视。譬如近些年来屡遭诟病的“文风”就是一例。有些文章文件、讲话报告之所以效果不好，并非是它的思想内容不好，而是它们的话语方式（“说法”）过于简单生硬、“八股”气十足：或者空洞抽象、语言乏味，或者自说自话、不看对象，或者面面俱到、没有重点，或者单调重复、“意有尽而言无穷”……所以，尽管是同是一个正确的道理和主张，讲出来也总不如切合实际、入情入理的分析更能说服人，不如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的道理更能引导人，不如言简意赅、富有智慧的话语更能启发人。“好话也有好说法”才是和谐。重要的是在这些看似仅仅是话语技巧的表现中，却能够显现出其背后是否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境界。文风问题如此，其他问题也都如此。可以说，在我们生活各个领域的具体“做法”中，都存在着把先进文化、先进文明渗透进去、体现出来的巨大空间。我们有巨大的潜力，让“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把它具体贯彻到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中去，使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个过程都展现其应有的文化魅力。

第五篇：论服务型政府建设

提纲：

一、什么是服务型政府

（一）、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1.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

2.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3.形成有效制度安排。

4.改进政府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

（二）、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1、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

（1）公民需求是政府工作的起点。

（2）公共政策应该是公民需求的反映

（3）公民有权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

①公民作为执行主体之一直接承担公共政策的执行任务。

②公民作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者来参与政策的执行。

（4）公民是否满意是评估政府绩效的主要标准

2、服务型政府是有限政府

3、服务型政府是责任政府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发展历程及必要性

（一）人类社会经历的三种政府治理模式

1、统治型政府

2、管理型政府

3、服务型政府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历程以及必要性

三、更好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途径

(一)实现权力主体的多元化

(二)打造有利于社会自主发展的法律制度环境

1.完善行政立法和监督机制，坚持依法行政。

2.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3.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制度。

(三)为社会自主发展制定各种有利的政策导向

1.加快政务流程再造。

2.建立科学绩效评估体系。

3.积极引导公民有效参与。

论服务型政府建设

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引起了西方各国的关注。它们掀起了一股行政改革的浪潮，转变过去以“权力”为导向到以“服务”为导向。现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之风已经吹遍世界。在我国，也不例外。本文在界定服务型政府概念和特征，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历程基础上，总结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经验，指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探讨了改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途径。

关键词：

服务型政府 概念 特征 建设途径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办，这种政府体制和控制型行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社会和公民发生了碰撞。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优化发展环境，对自身的改革提出了要求，这就需要有一个新型的政府形象取代旧有的控制型的政府形象。

一、什么是服务型政府

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政府职能归结为四个方面：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服务型政府，是一个能够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艰巨的任务，要求政府从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制度、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变。服务型政府的内涵至少应包括四个层面。

（一）、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1.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政府的管理理念决定着政府的行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各级政府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政务活动中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做到保障民权、尊重民意、关注民生、开发民智。

2.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政府职能问题是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明确并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应成为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核心职能。

3.形成有效制度安排。没有制度保证，“服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要通过制度设计，加快形成政府服务运行机制。严格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的尊严，依法规范和约束行政行为。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政务公开机制、群众监督和参与机制。

4.改进政府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政府应成为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引者、经济关系的协调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做“精明的导航员”、“公正的裁判员”和“忠实的服务员”。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

（二）、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1、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

这是服务型政府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我们判断一个政府是不是服务型政府最根本的标准。也就是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究竟是官本位还是民本位?究竞是政府本位还是社会本位?究竟是权力本位还是权利本位?以公民为中心就是实现“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转变。具体来说“以公民为本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环节：

（1）公民需求是政府工作的起点。

公民的需求就是政府工作的指针，政府要从事什么工作、向公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不是从政府一厢情愿认为公民需要什么的服务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是以公民的需求为依据，公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政府才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公民不需要的服务，政府不能强制使其接受。这就要求政府要深入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全面掌握社会的真实情况，广泛了解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的意见和建议，真正了解公民的需求是什么。

（2）公共政策应该是公民需求的反映

这是公民本位在决策环节的体现。政府作为社会服务的领航者，应当致力于制定有利于公共利益以及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政策，而不应图利特定企业、利益集团，不能只做政治正确的事，而忽略政府责任与道德的实践。这就要求公共政策的达成，必须是在公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通过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而制定出来的。政府必须为公民自由、充分的表达其利益需求提供畅通的渠道和采取有效的途径，整合公民的各种服务需求，并确保最终达成的公共政策符合最广大公民的根本利益。

（3）公民有权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

公共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公民有权参与公共政策的执行。公民对执行行为的参与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①公民作为执行主体之一直接承担公共政策的执行任务。这也是新公共管理提出的公共

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观点和治理理论提出的“共治”思想在服务型政府执行过程中的体现。

②公民作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者来参与政策的执行。在各种执行方式中，政府都应该为公民监督提供必要的条件，即使在那些由政府独自承担的政策执行中，如宏观调控、市场监管、执法监督等，也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向公民公开，以接受公民的监督、评价等参与活动。为此，要求政府要就各种政策的执行情况、程度以及在执行中所遇到的各种有利或不利条件等向公民及时、全面地公开，公民可以就执行情况发表意见、实施监督。

（4）公民是否满意是评估政府绩效的主要标准

这是公民本位思想在评估环节中的体现。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以服务为主要职责的政府，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公民提供令他们满意的服务，因此，是否为公民提供了他们满意的服务就成了考核政府绩效的主要指标。这也是我们党一贯主张的做法，如邓小平就认为“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更明确地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现在的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2、服务型政府是有限政府

政府既不具备充分的理性，也不具备完备的德行，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超人。如果没有被有效控制，政府必然利用对公共产品的垄断来提高费用、扩充机构、增加人员、增加支出，导致官僚主义，诱发财政赤字，甚至为了政府自身的特殊利益偏离或侵害公共利益，妨碍社会公平与正义，引起社会矛盾。服务型政府中，政府权力和职能受到法律，民意和社会的限制，不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而只是对市场和社会功能缺陷的弥补，共同推进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与多元化。通过市场、社会组织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制约与合作，对复杂多元的社会利益进行协调整合，共同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责，形成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3、服务型政府是责任政府

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决定的。履权必负责，滥权必问责。责任政府行为承担政治上，法律上，行政上和道德上的责任，实行重大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缺乏完善的责任制约机制，会导致政府管理过程中责任的丧失、效率低下，以及各种寻租、腐败现象的出现，直接损害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使社会不和谐。只有责任政府才能积极应对社会和公民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公正、有效率的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发展历程及必要性

（一）人类社会经历的三种政府治理模式

纵观历史长河，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政府治理模式：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方兴未艾的服务型政府。

1、统治型政府是前工业社会、在自然经济主导下一般国家普遍采取的政府治理模式。统治型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阶级统治，从而防止社会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走向衰败，导致国家灭亡。因此统治型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如何更好实现阶级统治展开的。政府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向社会和人民提供一些服务，但都不是从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因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2、管理型政府管理型政府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但最终形成于l9世纪末20世纪初。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政府不能仅仅充当职责主要限于维持公共秩序，处理国防，外交事务的“守夜人”的角色了，这就对加强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是社会本位、公民本位、注重管理、适度干预。从传统行政到公共行政、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等几次大的政府改革运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先后经历了“守夜人” 到“干预者”、“划桨人”到“掌舵人”等发展阶段，形成了具有小政府、大社会等基本特点的有限政府、法治政府。

3、服务型政府是管理型政府的进一步发展。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化浪潮开始由政治领域向行政领域转移，公民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越来越多地主动积极要求参与到公共行政中来，不再甘心做一个消极的被管理者，这就要求政府的管理模式必须对这种需求做出回应。服务型政府把公民本位确立为自身的指导理念，正是对民主实践发展需要的一种积极回应。在《政府属于我们》一书中，作者提醒不要忘记政府是属于它的公民的，“当我们急于掌舵时，也许我们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公民不仅是船上的乘客，而且更是船的真正主人”。《新公共服务》一书也提出：服务，而不是掌舵。这都意味着政府需自省，调整自己职能。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历程以及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引起了西方各国的关注。它们掀起了一股行政改革的浪潮，转变过去以“权力”为导向到以“服务”为导向。现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之风已经吹遍世界。在我国，也不例外。

2000年《行政论坛》第4期上刊发的《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一文，首次使用服务型政府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与统治型、管理型相对的 一种行政模式。显然，这是从政府治理模式的角度定位的。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后，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我国不能不与世界的惯例接轨，政府的功能、结构和行为也必须要有相应的转变，因此，建立服务型政府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成了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外在驱动力。2003年，非典的爆发，暴露了我国政府职能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严重缺失，它成了一个催化剂，引起了全社会对我国政府职能的 重新认识，加深了我们对建立服务型政府必要性的认识。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现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

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的 问题。如地区差异日益扩大；大量的失业人口；社会保障严重缺失；农民增收困难、负担过重、生活困难；犯罪活动日益严重；政府官员的腐败难以抑制等，这些问题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安全，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我国政府必须进行根本变革，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三、更好地实现服务型政府的途径

建立一个能够满足我国公民公共需求的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发展中一个不可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深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施政理念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服务能力的提升、服务行为的规范化等多方面因素。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一)实现权力主体的多元化

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只要得到公众认可，就可以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在公共行政管理系统中也应由政府单一化管理转向由政府、公民、社会、中介组织和市场主体共同治理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的运作过程中，委托代理、中介行为、自愿者参与以及社区活动等均可广泛介入。要注意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吸纳政府以外的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积极参加政府公共活动，实行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这有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逐步改变政府角色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为更加合理地界定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中的职能，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奠定良好基础。

(二)打造有利于社会自主发展的法律制度环境

1.完善行政立法和监督机制，坚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治事，其实质和重心是对行政权力加以规范和约束。当前，应特别重视界定行政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和约束条件，防止个别部门以“法”扩权或越权谋取集团利益。同时，完善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要透明，形成政务公开的制度性框架，发挥审计、监察部门、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2.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对行政审批的运 作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实现制度创新，建立一套新的、有效的行政管理模式和管理办法，是实现政府职能 转变的有效途径。改革行政审批的实质是对权力的一种下放。在权力下放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以此为契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实施行政许可法 中的新问题、新情况，真正做到严密审批程序、简化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使审批过程规范化。

3.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制度。在现代社会，公 共财政是公共体系运作的血液，是政府提供有效公共服 务的基础。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格局还带有比较浓厚的 “建设财政”特点，财政支出被大量用于那些本该由市场 发挥作用的领域，经济建设支出过高，公共服务支出偏 低。因此，要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作用，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加大财政支出 中用于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的比重；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建立规范化、法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三)为社会自主发展制定各种有利的政策导向

1.加快政务流程再造。

目前，政府的管理正在经历从宏观到微观，从表层到深层，由粗放向专业化转变的一个过程。服务型政府并不是大刀阔斧通过大部制改 革就能够实现的，而是一件“细活”。必须不断优化管理的层次，提高管理的效率。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政务流程再造可以利用电子政务的相关技术，按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服务流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的建设来加强对社会的管理，从而达到缩短管理层级、细化管理内容的目的。

2.建立科学绩效评估体系。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方的公共服务都缺乏客观公正的考核评价体系，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很难“量化”。政府应当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评估，进行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测量。公共 服务绩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绩效，主要表现在经济持续发展上，国民经济不仅仅在量上扩张，而且在结构的合理前提下有质的提升；二是社会绩效，是指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其内涵丰富，包括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和提高。三是政治绩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绩效最经常表现为制度的安排和制度创新。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政府绩效评价，把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落到实处。

3.积极引导公民有效参与。

在现代社会，单靠政府自身的结构调整，而没有公民的参与，政府的改革就不能取得突破。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全社会的成员共同努力铸就的。在强调公民参与时，也要注意，由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组织不完善，不能一味的强调公民参与的广泛性和深入性，要根据公民的特点和议题的性质，理性考虑公民参与的梯次发展与有序参与的问题，并改进参与方式，建立激励机制，让全社会的公民都能够投入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1、燕继荣主编.《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再造七项战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珍尼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5．

3、王春霞，刘维.《服务型政府——21世纪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兰州学刊》，2004年第4期

4、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2(7)：875、虞崇胜,郑迎春.政通才能人和:服务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2):18-19.6、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切.中国行政管理(北京)，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