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论文[精选多篇]

第一篇：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存在更为突出的“改革悖论”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变革，是继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一般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工商企业在产权制度、组织管理体系、资源配备方式、员工激励与约束机制、风险控制体制等方面，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因而国有工商企业既有的改革经验与教训，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基本选择路线，从“放权让利”来独立化工商企业自己的利益开始，到国家控股前提下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改造，再到充分地运用中国的资本市场，运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形式，将国有工商企业变革为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直到今天，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仍然在继续，未来大体的格局，是国有股份进一步减少（国有股减持暂停并不意味国有股不再通过其它的方式减少）⑴。国有工商企业这种改革的走向，基本是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基本路线。从时下一些改革的理论讨论和运作考虑来看，建设新型的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进而上市，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认识⑵。

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处于何种阶段呢？它大体处于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准备阶段，以及运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形式进行内部构造的改造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国有商业银行所面对的内部治理体系改革，以及产权结构多元化准备，均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承担的。它遭遇到了国有工商企业改革过程中都涉及过的“改革悖论”问题。所谓“改革悖论”，简单地说，就是指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或经济组织，它既是改革主体又是改革对象之间明显的“内在矛盾”⑶。如果将国有商业银行“人格化”，国有商业银行这个“人”现在进行的改革或改革准备，也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显而易见，当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悖论”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如此的改革必定涉及到商业银行自身特殊的利益和员工（包括管理者，下文若无特别区分或说明均同此义）的利益，这种改革意味着银行自身和员工利益的某种牺牲或放弃，“改革悖论”也就生成了。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是货币资金及相关的金融服务，牵涉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又与财政政策的操作密切相关，而且资产规模庞大，制度体系复杂，组织机构纵横交错，层级多样化，员工数量多且依附性强，其原有体制的顽固性和改革的艰巨性更大，“改革悖论”所体现出来的深度与复杂性，更为突出。在国有工商企业的改革中，鉴于产权结构变革安排的相对迅速与上市公司形式的强烈约束，特别是工商企业受行业、产品特殊性的限制，容易受市场力量的冲击（如产品没有销路、全行业亏损严重等）而被迫较快进入重组进程，大量规模及结构远不如国有商业银行复杂的国有工商企业，也就很快转换了存在方式，“改革悖论”随即就消失或至少表面消失在变革的过程之中，问题并不怎么突出。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这个“改革悖论”就远没有那么容易轻松地淡漠化或消失，它是当下一个回避不掉的“真实问题”，也是一个确定改革下一步制度安排的主要问题，它将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全部过程。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理解这种“改革悖论”并关注这种“悖论”的演化前景或走向，对于现代企业理论具有重大的价值。当然，在改革类似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超大型工商企业集团中，“改革悖论”的理解亦是价值连城的。

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后果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和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其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决定了它必定有自身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其内部，每个员工则有既独立于国家，又独立于银行本身的经济利益；至于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天然地具有自己资本保值和增殖的要求，它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实际上是集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相对独立或对立经济利益的集合体，它与所谓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中的“股东、公司及员工”三方利益共存并无二致。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改革悖论”，也就是在变革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或体制时，各种利益关系调整中，调整主体与客体的一体化所带来的难以调和或根本不可能调和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既是利益的调整者，又是利益的被调整者。理论上看，它具有逻辑上的不可操作性，正有如“罗素悖论”中“理发师可以给所有人理发，却不能给自己理发”一样的矛盾⑷，“改革者”改革“改革者”是内在“自我性”强烈对立的；但实际上，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我们必须在真实世界中发现“生活的逻辑”对于形而上逻辑的修正或补充。当然，最终是为了给予真实世界某种运行的理解及理解下的运作方式选择。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对象，即改革要改革“改革者”。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是由出资人“国家”提出来的，由于国家出资人具体代表的不明确，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任务设计和下达的多元化现象，许多国家相关部门都或明或暗地介入到了其中。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由中央银行为主来领导、指导并组织设计。这样的改革制度安排，严格讲来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按照一般惯例，中央银行并不是出资人的“天然代表”，它只是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和特殊服务机构（服务如再贷款、再贴现、证券回购等），并没有改革商业银行制度体系的职能规定，它作为改革的制度设计和领导主体是不尽完整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直接导致了中央银行在商业银行的改革中，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地位，加上财政部门等介入的多元性或不纯粹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主体在改革任务设计与下达方面并不清晰明了。相反，商业银行自身倒是从改革设计到操作，都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改革主体与改革对象的合一性明显外在，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无一不是明明白白的“改革主体”。一提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各界普遍认定就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事情。相比之下，一般的国有工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虽然也有这种“改革悖论”，却由于经营产品或服务的物理特殊性，外在的“主管部门”相对明确，如石油企业就有石油主管部门，改革主体与改革对象至少有某种形式上的分离。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一般国有企业之处，便是这种两重身份的重叠性清晰可辨。

第二，改革借助的力量又是改革要弱化或消灭的力量。在改革主体与客体合一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要借助的力量，主要是商业银行内部各个层次的合格管理者和相当一部分经营者，没有他们决策、参与和支持改革，改革要取得进展是无望的。与此同时，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目标基本清晰，即要改造为国有控股银行的情况下，除了最高层管理者和部分高层管理者在心态上认定自己就是改革的力量，从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其余大量参与改革者，或强或弱地具有改革未来与自己职业生涯关系上的疑虑甚至于恐慌感。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未来对于现有改革参与者而言，是极不确定的。其中相对清楚的是，相当一些改革的力量，会在未来的银行组织体系中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基本的改革设计已经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构架不能够容纳时下体制中的某些内部机构及人员。今天改革借助的力量，并不必然地转化为未来经营管理的力量，改革内藏着借助力量与弱化力量同一的冲突。

第三，改革的制度对象又是改革要借以实施的制度基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制度的变革，但这种制度变革所要借以实施的制度基础则是原有的。换言之，改革必须借助于原有的制度框架来摧毁这个框架。举例说，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制度变革，它是对现行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的否定，却要以现行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为基础来激励如此的变革，并维持日常的业务运转。国有商业银行以往的激励制度，经济收入平均化的程度相对大些，改革的选择大多在以经济效益为评价目标，拉大个人收入差距的问题上。因此，这种制度的变革，必定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以相对平均主义的制度基础来改造平均主义的制度体系，迅速彻底地以新的激励约束制度取代原有的体系，存在着原有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对立，平均主义的制度体系不存在足够大的激励改革的力量，毕竟许多人享受过并继续享受着平均主义的好处，未来激励制度所带来的利益变化至少会危及平均分配下一些员工的“既得量”。一般而言，在这样的变革中，新制度的变革通常难以彻底或旧制度的许多因素会继续存活于新制度之中，导致改革的性属中庸化。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导引出来的一种逻辑后果，是商业银行内部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两大阵营，“改革者”在改革设计中尽量保证其利益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设计的改革基本框架来推行改革。在历史自然认同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就是改革者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的管理者大多进入到“改革者”队伍中，他们视改革将使其受益而得到激励，至少他们认定改革不会抛弃他们或减少他们的利益，因而积极主动地领导、组织、参与并推进改革；基层的经营者、操作者则大多归列在“被改革者”的队伍里，他们对改革的前景认识，集中在自身职业和收入的稳定性方面，大多担心职业岗位的丧失和收入的减少，“被改革者”的基本意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主动加入改革的行列中来。在现实情况下，这样不同改革阵营中的人，在潜意识中有着共同的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群体分裂的首肯：“改革者”或管理者天然性地代表国家或出资人，并代表商业银行，“被改革者”或经营者仅仅代表自己。正是这种深层潜意识的存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相对顺利地进行，大量的“被改革者”最多只会去力争一些个人基本利益方面的补偿，而不得不认同或屈服于“被改革者”的命运。

显而易见，如此阵营的分裂，产生出了新的不同利益团体对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甚至于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这样的利益调整或处理得当与否。“改革悖论”的这种逻辑后果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出的一道必须回答的考题。当然，“改革悖论”从理论逻辑上讲也会造就“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中间游离性群体，这一点，我们后面结合实际情况时再加以讨论。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导引出来的另外一种逻辑后果，是作为“改革者”的高层管理群体在矛盾与对立之中，自然而然地要去平衡或圆融各种利益关系，经常在国家、商业银行、员工群体和个人自身利益问题上选择某种能够“走得通”的道路来推进改革。鉴于这一群体代表着国家、商业银行、员工群体和他们个人自身利益，利益代表的多元性，决定了他们个人作为“经济人”的冲动通常会有某种自我约束来减弱，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并不最终表现在自己纯粹的经济收入上，而是表现在管理岗位的稳定及提升，职业声望的增加以及社会地位及形象价值、被尊重层次提高、员工拥戴等方面。因此，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落到这一群体身上，在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上，通常会有一股内在的力量约束个人经济利益无限度的扩张。除非少数个别人彻底舍弃国家利益代表、商业银行利益代表和员工群体利益代表的地位，将自己混作于一个完全纯粹“经济理性”的单个人，仅仅代表自己的利益来垄断改革。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国家和商业银行利益的代表了，改革不过是纯粹谋取或窃取其他主体利益的工具而已。在这一点上看，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改革者”阵营，实际上是多元利益的平衡器。

可见，一般情况下，“改革悖论”将带来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阵营分裂和“改革者”对于各方面利益的圆融。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也存在着两种与这样后果相对应的可能情况，一是国有商业银行更多地关注银行和员工自身的利益，改革也就是银行自身与国家最大程度地争利，它带来的内部阵营分裂是弱小型的，不论是管理者还是经营者，他们大多是与国家争利的“改革者”，都试图要得到改革的最大利益，这时，商业银行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个人“经济人”理性下的自由选择意识，自身利益高于一切，淡视国家利益的存在，这种情况在现代企业理论中被认定为“机会主义”的极端存在方式⑸；一是作为“改革者”的高级管理群体，强烈或过分突出“出资人”国家的利益，弱小化或淡漠化商业银行自身和员工的利益（包括高级管理群体他们个人的利益），形成商业银行和员工群体与他们的分离和强烈对立，这时的改革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银行和员工，牺牲银行和员工的利益来实现单一性的国家利益，在这样的改革中，“改革者”人数相对较少，他们的意识里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人”对于国有产权制度的认同或敬畏，完全将自己等同于国家“出资人”或“出资人”的绝对代表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两种情况的出现是相对极端性的，它们能够丰富我们的认识，也是重要的研究题目，但本文不做过多的讨论。

三、理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刚性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从一般理论上讲，是国有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不清晰所形成的。这种理解有某种真理性。试想，如果国有产权主体或代表主体清晰，相应地改革主体明确，“改革者”与“被改革者”有明显边界，改革的设计和任务下达单一纯粹，国有商业银行从管理者到经营者，都不过是如此改革的客体或对象，“改革悖论”就不会出现。在这种理解之下，解决“改革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清晰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由这种主体来决策、设计、组织和推进改革，而不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进行改革。实际上，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进程，大体就是基于这种“改革悖论”理解的，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的清晰，成为了改革的制度安排中几近唯一的选择⑹。

现实问题则远不是这样简单，至少国有商业银行的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由表面经验来看，我们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来寻找某种国有产权的单一代表是不困难的，这只要建立某种组织机构体系，并赋予相关的职能就能够实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就有过并还存在着“国家投资公司”、“国有资产管理局”等等的机构，它们都是国有资本的代表者，对一些特定的国有资产项目或企业行使着产权主体的权力。按照这种设计，国有商业银行外部建立一个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代表机构，问题似乎就得到了解决。现实的情况是，建立任何一个代表国有资本的机构，它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这个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在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产权赋予的权力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对机构自身利益的追求或保护，形成又一重对于纯粹国家利益的对立。比如说，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再成立一个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机构，由它们来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的权力，并在国有商业银行需要改革时自然而然地成为“改革者”，却由于自身特殊利益的存在，在管理或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时，毫无疑问地要加入机构自身利益的考虑，更不用说这种机构中管理者个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了。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外部找一个代表国家资本的机构，与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国家资本行使其产权赋予的权力，本质上讲并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国有资本代表机构也有“国家、机构本身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与矛盾”。特别地，这种多增加一层机构来管理国有商业银行的做法，必定大大增加管理中的成本耗费，不是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成本，就是增加社会的税收负担。正因为如此，这样格局下最为经济的合理选择，就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国家行使资本的权力。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建立过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独立的国家资本管理机构，这应当是一种近似于天然的经济理性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要找到国有资本的纯粹代表者或纯粹的“改革者”，其实是很困难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于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假定，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独立、纯粹、并且没有自身利益的国有资本代表能够找到，“改革悖论”是不是就自然消失了呢？不是。当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某个主体能够代表国家来行使产权赋予的权力时，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及管理层、经营层的个人都被清晰地列到了“被改革”的队伍中，这时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边界明显化。鉴于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内、外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信息掌握的差别，外在的“改革主体”根本不可能舍弃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独立地操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中的管理层及部分经营者，必定被拉入到“改革者”的阵营中来，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银行内部的力量成为改革的主要力量，原有的一些制度也就成为支撑改革的基础。加之，过于清晰的“改革”与“被改革”的边界，会形成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各个层次利益的同一化，自动地聚合成抵制改革的巨大力量，任何外部机构决策、设计、组织和推动的改革在这样巨大力量的阻止下要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仅就此而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具有不可消除的刚性，它源自于国有商业银行这个企业组织自身对于内部信息掌握的绝对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组织对于内部信息掌握的不完全或不完整性。这一点，现代信息经济学理论对此有精到的理解⑺。前面我们已经涉及到，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没有一家不是自身处于改革的核心地位的，改革的决策、设计到组织推进，均有着明显不过的“自己改自己”的意味，它反映出来的是“外人改内人”的绝对自然性信息障碍。当然，我们也时常听到来自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抱怨，认为“想要改的改不了，因为许多改革并不取决于自己如何改”，此时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就充分地表现出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性――它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

这样看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具有顽强不去的特点，它是由国有资本代表者不可能独立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并纯粹化形成的，也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掌握系统内的信息无法由外在的机构掌握所决定的。换言之，没有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参与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取得进展，更不用谈成功了。而国有商业银行只要介入到了“改革阵营”之中，“改革悖论”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我们对待它，就不能够期望通过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的清晰来消灭。这种理解也留下了一个潜在的推论，所谓那种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清晰的商业银行，由于股东（国家）、银行和个人利益的绝对存在，及股东（国家）外在于商业银行自身形成的对于银行内部信息掌握的天然缺陷，股东（国家）通常要在管理成员方面寻找自己的“代表”，这样一来，商业银行自身代表的利益也就相应地多元化了，它进而引致出了不同利益集中于一体之下的“改革悖论”。只不过，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清晰的商业银行，那时源自于“出资人”的主要任务不是“改革”而是业务运作，“改革悖论”也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中运作的另外一种“悖论”了。它实际就是现代企业理论中至今也没有很好解决的“委托－代理”关系。

四、寻找“改革悖论”中的激励力量及对改革效能的评估

前面已经谈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设计，从理论认可到实际运作准备来看，是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建设成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相对于纯粹的国有资本而言，股份制改造后资本多元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同“出资人”或“出资人代表”地位的独立化（至少是形式上的独立化），为淡化“改革悖论”或转化“悖论”的内容提供一种产权结构变化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在“改革悖论”存在的前提下，在改革任务刚刚起步时，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改革的“矛盾主体”，如何获得推进改革的动力，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最终建设出相对理想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这里，我们必须寻找改革的激励力量，以及稳定国有商业银行现行业务基本运作的激励力量。

与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动机理不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启动要求来源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国家上层”。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安排要求是从上至下，而不是从下至上的。如此的改革发动顺序，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并不是简单地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两大阵营，还产生有游离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中间群体，他们大多是国有商业银行分支行体制下各个层次的管理人员和部分重要的银行职业人员。在这一群体中，除了少数人自动地将自己排列在“改革者”的队伍中，因而具有改革热情外，大多对改革有某种疑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真正地列在“改革者”队伍中，享受改革最后带来的好处。从人的数量格局来看，这个群体恰恰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要依靠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改革坚定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进展。所谓寻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激励和稳定力量，首先必须对这一群体给予足够关注，并相对清晰地划列在“改革者”的队伍之中来，与最高层管理者一同受到改革未来利益保障的激励。否则，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会在这一群体的疑虑和消极对抗中，进展缓慢或变形走样。毫无疑问，划列如此群体进入到“改革者”阵营，是国有商业银行最高管理层必须做的事情。&n bsp;

其次，进入“改革者”阵营的群体仅仅依靠参与改革的良好感觉，认定其利益可以得到保障，并不必然地代表他们心怀改革的良好预期来参与改革，“改革者”改革的长期热情来源于改革的决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下，“改革者”自我未来利益的基本保障。因此，改革的决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当有对于改革者未来预期的激励，“过河拆桥”的改革推进方案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根本不具有实施的可能性。颇有意思的是，在国有工商企业也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完成的各项改革或正在推进的改革中，“改革者”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保障，而且在未来改革的一些设计中，也都有一些或明或暗的肯定，如管理人员的年薪制，管理人员的个人收入由上一级管理层掌握和调控，补充养老和补充医疗保障等都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它们是值得推崇的。

第三，强化商业银行“职业人”的地位，提倡“职业家园”的商业银行意识，淡化部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对立，激励和稳定银行职业人的职业行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倒重来”的改革，而是要在保持目前业务正常运转之下的制度变革，如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经营管理运作力量，以支持改革的顺利进行，极为关键。作为商业银行，不论未来的资本结构如何，它首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场所，是职业人从事职业生涯取得职业收益的地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要剥夺银行职业人的职业场所，而是要使这种场所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吸引更多优秀的职业人，并乞望成为职业人的“职业家园”，让职业人乐意长期地、高热情地在这里贡献职业才华和能力，并实现职业人自己最高的职业价值。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通常而论，大量的银行职业人并不容易进入到“改革者”的行列中来，但他们在商业银行中对于业务运行的稳定作用，是巨大的。从这一点上看，强调改革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这个职业场所的长远发展，强调改革对于职业人未来职业环境的更佳及“职业家园”的创造和稳固，从而让大量的银行职业人心态稳定地从事时下业务的运行来支持改革，不可不高度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银行职业人并不担心改革对自己的冲击，而是希望社会能够提供更好的“职业家园”以供选择，至少能够提供更好的职业场所实现自己最大的职业价值⑻。在这个问题上，“改革者”应当充分认识到这部分职业人存在的特殊性，切不可人为将其划列到“被改革者”的队伍中形成对立。实际上，没有银行职业人相对稳定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成功。

第四，维持“改革悖论”下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或“改革者”的多元代表身份，稳定“改革者”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内在多元利益的均衡调配机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核心，就是银行自身，特别是高层管理者自身身份的多元化规定――既代表国家“出资人”，代表银行这个企业，又代表员工群体及自己个人。一般认为，清晰或单纯化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的身份，会有利于改革和业务发展，事情恰恰不是这样。国有商业银行既作为“出资人”代表又作为经营管理者和个人利益的代表，其代表地位的多元性或不清晰性，比清晰更具有支持改革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因为，在身份上清晰化后，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就会纯粹化自己的利益追求，对“出资方”的责任弱化或消失，增大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的风险问题：凡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就积极推进；凡是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就消极对待或阻止改革进程。相反，在身份的多元性格局下，不同利益的对立都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利益矛盾会达到的暂时性统一，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能够在“改革主体”的内在矛盾中，相对均衡地调配，实现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益相对和谐之下一定的效率与效益。就这一点说，那种认定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主体代表清晰的改革思路，或者说由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主体来行使改革的选择，可能于改革是最不利的。更何况，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改革悖论”具有不可消失的刚性，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作为多元利益的代表，是一种近似于天然的存在，维持这种身份或明确这种身份，不过是对如此刚性的认同罢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违反这种刚性的“人为”安排，只会利益强烈对立下改革的中断或失败。

概括起来看，国有商业银行是自身改革的主要力量或“主宰力量”，不重视这种主要力量或主宰力量，我们就会走入改革的误区，至少会使改革出现曲折或困难，延误改革的进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改革力量的激励与稳定，就是一道必做的“功课”。我们的政策建议结论是，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资人”，国家财政部等相关“出资人”部门（或代表部门）的改革政策或制度安排必须考虑：（１）相对清晰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的改革者或改革领导者的地位，或直接明确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就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改革主要由它们自身来决策、设计和组织推进，外部的国家“出资人”（或代表）只通过基本制度的规定或安排来提供规则、标准和程序方面的指导、监督和检查，这一建议从另一面看，即是继续保持或进一步明确国有商业银行“国家、银行和个人”多元利益代表者的地位；（２）外部的“出资人”代表部门不直接介入到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改革，让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内部自行地去相对清晰“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形成改革的共同利益预期，以争取最大的改革力量推进改革；（３）在制度上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职业人”群体的扩大和稳固，创造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的“职业家园”预期或更好的职业场所预期，也就是由国家“出资人”向职业人提出一种改革利益保障机制，明确未来新的国家控股商业银行对于职业人的吸纳标准，激励部分非职业人转化为职业人，现有的职业人提高职业素养，减少部分“被改革者”的数量和“被改革者”的消极对抗意识；（４）提供更多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必需的一些外部条件，如资本金的补充，不良资产的包袱减轻等，以保证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改革主体获得更大的改革激励与热情，更好地在均衡各种利益关系中，较快地推进改革。

基于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认识，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改革主要力量来决策、设计和组织推进的改革，其改革的效能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改革中多元利益的圆融性和均衡性好。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多元利益的综合性代表，内在的利益对立与冲突包融于一体，相互钳制又相互“博弈”，各种利益均难以强烈化到剥夺或消灭它种利益的基本存在。举例说，对于国家“出资人”而言，这种多元利益的圆融性和均衡性，也就意味着至少会有最基本的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底线，它能够保证国家“出资人”起码的利益受到保护。

第二，改革推进的平稳性较好，不会产生过大的改革震荡。虽然“改革悖论”下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会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对立性阵营，但这种阵营的冲突性相对平缓。除了部分“改革者”和银行职业人对于改革未来有着良好预期外，“被改革者”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业银行自身在改革中所要代表和尊重的内容之一，因而在对待“被改革者”的利益调整时，“改革者”会更多地采取相对缓和、平稳的方式，通常根据“被改革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及他们对于银行已有的贡献、改革必须承担的成本等等，给予这些“被改革者”较能接受的利益补偿。这样一来，改革的利益预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就不是简单地剥夺而是合乎情理地调整，改革中的震荡相应能够最小化。

第三，为社会负担了部分改革的制度性成本，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按照国际上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来改革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于历史形成的过多机构的撤并和富余员工的裁减，它需要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就业培训及上岗制度、退休养老制度体系等予以支持。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纯粹出于效率和效益考虑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需要有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社会治理环境相配合，需要有改革的社会性制度成本承担方式及承担者。在我国，这些外部制度环境是很不完善的，改革的外部制度成本补偿性差，没有这些成本确定性的补偿方式，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仅会危及自身改革的成功，更为带来社会大局稳定方面的问题。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代表着多元利益的格局下，“改革者”对于撤并机构及裁减人员的合理利益补偿，能够较好地弥补改革的社会制度成本不足的问题，为稳定社会承担部分代价。

第四，改革的效率性相对较差，改革要达到目标的时间相对较长。多元利益的圆融及均衡从来都是效率的对立面，或者说，要实现利益的圆融及效率两个方面都最大，只可能在偶尔情况下会出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承担着多元利益代表身份后，一方面，银行内部各方利益的基本保证或适度调整不能产生效率最大化的改革激励，争取各自利益最大的份额而不是首先争取改革的进程与成功，必定会耗费相当的资源其中包括时间资源；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对于多元利益的圆融或均衡，实际上是对利益冲突采取的缓和平息对策，不“休克性”地，甚至于不集中地、高强度地、高密度地解决利益对立冲突，因而降低了改革的效率，并还可能积累起一些后来相对棘手的问题。

从总体上判断，在这样“改革悖论”之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能够赢得平稳的进程，当然有利于实现改革最终的成功，但它不可能是那种短期内迅速见效的彻底性改革。应当说，从自然演进理论来看，也从我们对于“改革悖论”的刚性认识来看，这样的改革有它自然史的规律在起作用，这正如中国其它体制改革一样，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它不能是那种“休克式”的，而必然是渐进式的。就此而论，那种认为近几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能够出现巨大突破，在几年内先股份化再上市，进而成为国际化先进商业银行的看法，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如果选择过于激烈的改革方式，不顾各种利益的现实存在和补偿机制的缺陷，试图毕其功于一役，那是非常危险的。

五、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与现代企业理论

鉴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未来目标大体定位于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上，那么，未来国家“出资人”的代表者就必定会“生长”出来，产权代表相对地清晰化，股份制银行中不同的“出资人”在形式上将成为未来商业银行的“主人”。这时，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或者说它的代表高层管理者，也就在身份的多元化方面淡出了，他们仅仅是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代表和个人利益的代表了。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在这样的体制下，“改革悖论”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消失，股份制并不能够彻底解决“改革悖论”问题，而只会使这一问题发生某种转化。也就是说，“改革悖论”也是现代公司制度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只不过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罢了。

这个问题的要害处在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对于信息掌握与外部“出资人”对于信息的掌握是完全不同的，加上股东们对于管理者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产品”⑼，单个股东都没有积极性去做，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绝对是银行经营管理的“主体”或“主宰”力量；而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尤其是最高管理层，总是要代表或一定程度上代表股东的利益（有时就直接是股东的委派者，对于国有控股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管理层还是脱离不了利益多元代表的地位。在不同利益的对立下，股份制银行自身或管理层要代表多元的利益，也就会形成内在的“悖论”：最大化股东的利益，就会减少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管理层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相反则反是，多元利益代表内在的冲突出现了。可见，所谓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多方利益的“多赢”，即为股东、为银行、为管理层和为员工创造最大化价值的理念，只能是一种整体性的认识，或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在内部利益结构问题上，要想各方利益都“最大化”其实是不可能的，代表多元利益的主体只能在各自利益的均衡上，矛盾复杂地进行调和。

由此我们推演出这样的结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存在着的“改革悖论”，在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出现后，将会变种性地存在，或许命名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运作悖论”更合适些。鉴于这种推论存在的真实性，已经存在于现代公司企业中，特别是存在于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已经完成的进程中，它显然具有丰富现代企业理论的价值。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认定，现代企业制度的所有者“控制权”与代理人的经营“管理权”清晰分裂并存，是一种较好的企业治理形式，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权力的制衡关系；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中利益目标的共同性和捆绑性，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以及普通员工，集合于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能够最大化地实现各方的利益，达到所谓“多赢”的目的；此外，如此治理结构，能够更好地职业化企业家的功能，实现企业家相对独立的市场地位，以企业家的职业效率更大地为企业创造价值⑽。

从我们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分析来看，在股份制企业建立之后的“运作悖论”，如果所有者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过于清晰，或者说，代理人在身份上与股东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联系，完全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市场关系，“悖论”也就是极为弱化的了，但它却非常容易形成代理人对于股东利益的强烈对立，并产生“忠诚可信”度较差等方面的问题。我们清楚，代理人由于对企业内部信息掌握方面的优势，他天然地具有对于企业运作甚至于企业所得利益分配方面的“内在权力”，股东实际上并无足够的力量来保证其控制权的真实实施。在这里，代理人是企业真正的“主人”。因此，过于在清晰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清晰“委托人－代理人”的身份关系，并不必然地带来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代理人地位的独立纯粹化，正好是抵抗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直接力量，代理人又正好有形成这种力量的信息获取绝对优势。其实，在现代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理论，“道德风险”理论，都是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委托－代理”关系中过于清晰化代理人的自我利益代表身份带来的理论思索成果。它表明，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只是自己利益的代表而没有与股东共享利益的内在激励或约束，他不必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去做平衡。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公司中推崇所谓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实现经营管理者与股东界限的模糊，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仍然有着多元化的利益代表地位。只不过，这种方式尚不是其它股东直接利益的代表，而是通过经营管理者自己也股东化来间接地代表股东方利益而已，它在利益对立方面的融合是有作用的，却也是有限的。

可见，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转化而来的“运作悖论”不仅可能存在，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也有它存在的必要。这种理解对于现代企业理论的贡献在于：（１）与既有的企业理论不同，它更强调的是“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代理人和员工等多方面利益的对立性，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企业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利益的共同性，这一点决定了“委托－代理”关系中，处于核心位置或绝对权力掌握位置的一方，有必要在身份的多元性或利益代表的多元性上保持某种非纯粹的模糊关系，以实现企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内在性均衡圆融；（２）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模式中，“代理人”处于企业的核心位置或绝对权力掌握位置，这也与现代企业理论中所说的所有者或委托人占核心地位或绝对权力地位是不同的，委托人的“所有权”并不直接等于“控制权”，它需要通过代理人身份的多元化来“代表”而不是简单地“代理”，“委托人”必须与“代理人”有着某种特殊的权力或利益联系，而不是简单的市场交易关系，企业的效益与效率才有源自于利益约束上的保障；（３）既有的企业理论认定，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对于各方都有利益的好处，其中对于股东利益或资本收益的最大化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作为“代理人”的经营管理方面只是如此利益附加或依附品，惟有股东利益最大化，“代理人”利益才可能最大化，我们的“悖论”却认定，代为“代理人”的经营管理方面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直接动力，股东或资本收益只是如此利益最大化的附加或依附品，企业的权威是属于经营管理的“代理人”的，而不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方面的。

一言以蔽之，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资本并不是企业的主宰，经营管理力量才是主宰；“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是现代企业的权力核心，要使资本取得企业中最基本“权力”，“委托人”必须强化其与“代理人”的内在权力和利益联系。认识不到这一点，现代企业理论就是缺陷明显的，至少是不能反映真实实际的。由它所生成的企业制度安排实践，也就会经常地出现令人困惑的问题。

当然，对于现代企业理论而言，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可能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它是一种新的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和认识，尽管这种理解和认识仅仅是源自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特殊进程之中的实际问题。

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实情综合分析

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在这里，我们综合性地提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些实际制度情况及改革进程情况分析，以支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一般性理解。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总、分、支行的组织体系构造，它依靠层级之间的授权进行经营和管理，目前资本结构单一，是纯粹国家资本的商业银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四大家国有银行，是专业分工非常清楚的非商业性资金供应机构，各自在确定的业务领域中，向国有单位或项目等提供资金来源；１９８４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承担了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业务和对工商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工、农、中、建”专业分工模式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形成；在随后各家银行之间激烈的竞争中，专业分工界限被逐渐打破，从１９９４年国家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开始，各家银行除了保留有各自历史形成的某种特殊业务一定优势之外，均成为了业务综合性的商业银行，并扩展了某些非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范围；１９９９年开始的银行不良资产剥离，为这几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一份对外开放中国银行业的时间表，这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由此处于了制度变革的重要关口。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时下资本充足水平较差，不良资产包袱仍然很重，机构网点和员工数量庞大，社会性、行政性事务负担较多，资本回报和资产回报都相对较低，与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从参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保有中国自己的高效优质的银行体系，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看，改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是非常紧迫的事情了。

从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１９８４年开始，国有商业银行一天都没有放松过改革，只不过，这些改革的运作被包含在业务发展和竞争之中而已。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些改革措施所体现出来的综合效果并不明显。加上金融尤其是银行业一直作为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来看待，国家对其稳定运行的要求大大强烈于对其改革重构的推动，改革的步子相对要小得多，以致于外界对于国有银行改革的基本认识是“大大地滞后于整体的改革”。

其实，这种认识有相当大的片面性。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今天的现实格局，从国际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标准上看，它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与国际上先进商业银行的“业务对话”和交往、合作不存在任何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是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只是水平相对较低而已，这种现实存在本身就是积极改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国家货币资金供应者或“出纳员”的状况，经济效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已经在治理结构中得到最突出的体现，商业银行对于国家有关部门的依附性已经消失，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成效是不可否认的，它为未来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要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如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认定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了实质性的改革，到今天算来也不过十几年的历史，结合这样的时间长度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多么地悲观。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现在已经明确，步子正在加大，再有一定时间长度的改革积累，国有商业银行的未来必定是明媚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实际，已经有过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表现出来的经验性“悖论”，格外真实诱人，在此综合性地分析和展示它，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继续改革和取得成功。

首先，产权制度改革的准备就是以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为主体来进行的，商业银行内部的专门改革机构承担着银行产权制度变革的直接准备工作。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至今还没有迈开实质的步伐，但其准备工作已经是有些年头了的。以某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该行就开始了股份制改革的研究工作，提出了银行股份制改造的一些初步建议，并确定了国际上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选择地对该行的一些分行进行综合性的诊断和评估，分析股份制改造必须具备的条件及完成这些条件准备所需要的时间等；近年则加快了股份制改造的深入研究与准备工作，还就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等问题，与知名的投资银行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在充分分析各种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国际化商业银行的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多种选择方案。在这些准备工作中，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者”，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自身，或者说是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它表明了国有商业银行这个组织机构作为国家资本“出资人”代表的某种地位认定，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产生提供了直接自然的基础；同时，它也将为未来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指明确切的“改革者”。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激励制度的变革，突出了商业银行自身利益与员工个人利益的存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多元利益代表者的地位显在化。国有商业银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最初是以原有国家机关性质的工资等级分配体制为改革对象的，原有的分配方式显然不适合商业银行经营的实际。在收入分配激励制度的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向国家有关部门争取最为迫切的权力，就是工资总额控制权的突破，商业银行试图说服有关部门按照效益增加的情况和纳税要求，自行决定工资总额，而不是工资总额不论效益情况如何，维持某种总体水平，或按某种比例人为地限制增长。这一点，充分体现出了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和员工利益的本性，即与国家“出资方”利益的对立性，国有商业银行多元性利益代表的地位外在化了。熟悉国有商业银行分配体制或激励体制变化情况的人们都清楚，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对工资总额的控制权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但原有工资总额水平及管理方式的突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疑，商业银行自身与员工个人利益的存在和强烈化，赋予了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身份的复杂多样性。这种身份的复杂多样性，能够较好地在商业银行内部圆融各种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今后改革应当对此肯定。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激烈的业务竞争，已经不再纯粹是原有体制之下的银行最高层对于“政绩”要求的结果，而是追加了浓厚不化的各个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诉求，它通过不同的国有商业银行独立化的自身利益在的认定，解释了每个国有商业银行都是自身利益代表的基本立场，进一步说明在一家商业银行的多重利益对立中，自身利益是绝对存在着的，商业银行不可能为了某种虚幻的理由，舍弃掉如此的利益追求。曾经有相对激烈的观点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由于“父亲”的同一，所有的业务竞争不过是“取悦父亲”，以“政绩”的显赫来获得“父亲”的某种特殊的认可，以实现自身尤其是最高管理层的非经济性利益⑾。说实话，这种认识至今仍然是有道理的，但已经不那么全面了，代表各家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性利益的业务竞争，已经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展示。毫无疑问，只要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竞争有着自身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仅仅只代表国家“出资人”的认识就不正确，它为“改革悖论”提供了一重强有力的支持。仅就此点看，将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合为一体的改革设想，也许是很差的选择，因为在只有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或国家控股）的情况下，自身利益的独立化而没有内在的竞争力量，取得利益的方式就容易走形，以往要通过激励竞争才能得到的利益，如今则只要实际效益或效率没有下降或没有多么大提高的格局下就能得到，这显然是不可以的。

第四，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的改革，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内部阵营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的状态，“改革悖论”产生的逻辑后果有直接的经验背景支持。以某国有商业银行为例，由于历史形成的冗员过多和机构数量庞大，撤并机构，减少人员就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得不进行的重大内容之一。该行拥有２万多个基层机构网点，这些机构网点部分仅仅从事储蓄存款业务，部分则有贷款等直接形成收益的业务。其中大约十分之一的机构网点按照某种资金价格水平核算，本身都不能够保本，也就是自己养不活自己，这些机构网点当然在撤并之列，相关人员需要分流重新安排；如果全部的机构网点承担上级行某种比例的管理费，如按规定分摊２５％的上级行管理部门的全部费用，大约会有五分之一的机构网点在保本点之下；如果按照５０％分摊上级行的管理费，四分之一强的机构网点在保本点之下；如果按照１００％的比例分摊上级行管理费，大约一半的机构网点都是亏损的。显而易见，分摊的上级行管理费用比例越大，能够保本并有盈余的机构网点就会越少，这就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的撤并，一方面要减少机构网点数量，减少基层机构网点的人员，同时，又必须要与管理层的部分管理人员减少相配合。否则，仅仅减少基层的经营性机构网点，剩余的机构网点就会要承担更多的管理费用，能够保本并有盈余的机构网点会更少。对于一家商业银行来说，基层机构网点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产者”，而上级行许多部门都只是“消费”管理费用的“消费者”，如果只对基层机构网点改革而不改革管理层，银行的未来发展就会出现“生产者”不够而“消费者”太多的格局。这样，国有商业银行从基层机构网点开始的改革，也就有了两个层面上的阵营分裂：一是各层的“管理者”自动自觉地将自己划在“改革者”的队伍里，基层机构网点的“操作者”则划在“被改革者”的队伍里；二是各层的“管理者”内部开始二次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阵营。从现实格局来看，阵营的分裂还处于第一层次为主的阶段上。不论这样的分裂如何演进，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悖论”下的内部分裂是真实存在着的，它使得形而上的逻辑判断不能“自圆其说”的事情，也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自身改自身的事情，有了生活逻辑的经验解决。

第五，国有商业银行裁减人员的改革，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推进具有相当程度的难处，它是国有商业银行这个利益“矛盾体”带来的自然结果。尽管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分裂出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但在裁减富余人员的改革中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对待这些“被改革者”大多只能采取相对“中和”的方式，真正下岗分流者数量有限。时至今日，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正式员工中，通常所谓“买断工龄”而被“改革掉”的员工数量并不多，大多通过提前退休、内部退养、降低收入水平等方式来解决富余人员的问题，这实际上只是解决岗位不出力或占着岗位无法让有用之才出力的问题。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行尝试性地“大动作”进行下岗分流的改革，结果受到巨大的阻碍而难以实质地推进。听听近些年鼓噪得相当多的人员分流下岗之声，再看看实际分流下岗人数，让人不能不感叹如此改革之难太大。这当然与银行这种经营货币资金的企业具有更强大的生存力，因而更值得依附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则是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了多元利益的对立，从高层管理者到中层管理者，他们可以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及方式，让“被改革者”的收入与其实际贡献挂钩，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但要砸掉这些员工的“饭碗”，而自己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些员工的“饭碗”根本利益，两者之间不能不发生剧烈的冲突。他们担心，如此过激的改革，会带来自己代表多元利益的损失更大，形成对社会稳定性国家利益的冲击，对能够稳定在银行继续从业员工利益的冲击，并对自身改革前途的冲击，权衡各方，结果是中庸性的改革，取代了较为激烈的下岗分流形式。

第六，国有商业银行淡化行政级别的改革，重视职业人的价值开始，意味着商业银行对于企业本性的回归和真正企业文化的萌发，这是在“改革悖论”中商业银行自身以改革来支持改革最有力量的方面，它淡化了改革的利益对立，给予了改革扩展的较大空间。商业银行中的“职业人”是存在于各个层次的，它与“改革者”或“被改革者”并无直接的通约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职业人代表着“出资人”，他就能够在“改革者”的队伍中；如果某个职业人不代表“出资人”，他就不能够在“改革者”的队伍中，或许会划列在“被改革者”的队伍中但也或许不会。对于绝大多数职业人来说，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是针对这个职业场所的吸引力来的，而不是针对职业人来的。事实上，职业人的职业生涯更多地取决于本职业的市场供求情况，而不是取决于某个职业场所的内部改革与变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改革成了吸引真正高素质职业人的行动，并大大地催促了银行职业人的成长，企业性质的职业人数量在增加，如信贷经理、客户经理、财务高级管理者、银行工程师等，已经在银行的员工数量中占有了一定的比例。正是吸引和培养职业人的变革，使得改革过程中职业人的利益预期向好，他们自动自觉地加入到了支持改革的队伍中来，企业中的职业人主体强大起来，相应地，职业人所期望的“职业场所”或“职业家园”的文化开始萌发。但不无遗憾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职业人数，尤其是高素质的职业人数仍然较少，内部改革对立性的力量还是较为明显，企业的本性还没有浓烈到理想程度。

经验表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改革者”的地位是清晰的，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实际上是国家、银行自身、员工个人利益的多元代表者，他们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阵营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圆融着各方的利益，尽量地缩小着“被改革者”的阵营或“被改革”的力量，并积极地通过对职业人的吸引和培养，创造出对于改革的最大支持力量，艰难地演化着改革的进程，冲击旧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我认为，这种改革主体与客体合而为一的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由此生成的“改革悖论”也就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

注释：

⑴参见：范黎波、李自杰，《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４月第一版

⑵赵海宽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及上市”主题文章》，《现代商业银行》２００２年第８期

⑶陈彩虹，《破解“变异”的国企改革》，《中国改革》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⑷徐德清，《趣味逻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４月第一版

⑸参见：（美）哈罗德．德姆塞茨，《企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４月第一版

⑹参见：吴淑琨、席酉民，《公司治理与中国企业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第一版

⑺参见：张维迎，《信息经济学与博奕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第一版

⑻陈彩虹，《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职业价值及提升和创新》，载李守荣、杜华主编：《２１世纪银行家论坛》，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第一版

⑼（美）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第一版

⑽（美）奥利弗．Ｅ．威廉森，《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第一版

⑾谢平，《谢平语出惊人：四大银行竞争只为讨好“父亲”》，《南方日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６日

第二篇：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战略选择论文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政府提出银行业的开放时间表而显得极为紧迫。鉴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序选择是“先农村，后城市；先企业，后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整体战略规划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并未得到清晰的描绘――细枝末节的具体改革每天都在国有商业银行中进行，却不曾显现出明确的战略目标或战略走势。这当然不是改革路径选择的错误，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表明如此的改革演进具有它充分的合理性，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滞后”更多地是表现出一种着急的情绪，而不是对既有改革顺序选择的否定。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在前些年来看，也难以明确其改革的战略目标或走势，瓜不熟蒂何落之？不少银行口号式的“改革战略定位”展现的，细想下来，是我们当今这个世界几近找不到经验支持的理想模式，其精神鼓励的作用大大高于改革筹划的意义。现在情况不同，历史让我们到了一个必须审时度势地来看待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战略选择的时刻，从大处着眼来分析局势，酌定战略，除陈布新，并具体化到改革的措施之中，已刻不容缓。

一、在产权与税收之间的战略选择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一大战略选择，定位于“产权与税收”之间的选择，表面上看是令人费解的，它意味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出资方”国家主体（由一届一届政府来代表），要在拥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与获得源自于商业银行的税收量方面有取有舍。那么，商业银行的产权与商业银行带来的税收两者之间难道具有某种对立性，从而必须做出两之择一的决策？

从时下的格局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提供的税收量之间，确实存在着现实的对立性。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尽管从账面上看，近年盈利者多，也向国家上交了数量不少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但作为国家独资的银行，一方面，资本金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较低，远未达到国际同行的标准；另一方面，不良资产的状况仍然令人担忧，除建设银行之外，其余三家国有银行按五级分类计算的不良率都在２０％之上（建设银行２００２年３月底公布的不良率为１８．１４％），各家银行总计超过万亿元的不良资产最终的损失部分，还必须由国家来承担。因此，将近年国家从国有商业银行得到的税收总量，与国有商业银行达到国际最低标准的资本充足率目标所要求补充的资本金量，加上承担不良资产损失的量进行比较，税收的量比例很小，实际就是“负税收”。换言之，如果不考虑历史形成的原因，仅仅从近些年来看，国家拥有并经营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实际在经济方面是很不合算的：商业银行带来的收益远远不能弥补它们对国家投入的现实需要和潜在需要。这里的潜台词是，国家是不是可以考虑舍弃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产权甚至于全部产权。

如果放弃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中国银行业会是什么景象？２００１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份中国银行业开放的时间表，已经将来自于国外银行竞争的业务范围与时间、区域等，清晰地展示在国有商业银行的面前。前不久，南京爱立信将在国内银行的信贷业务转至美国花旗银行的“倒戈”事件，表明国外银行开始在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久矣的“馅饼”上下刀，并预计会切分得七零八落。国外银行进入中国版图对中国银行业的巨大冲击已见端倪。在这里，我们试作一个极端的设想，从现在开始，国外银行大举进入中国版图，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变革迟滞或困难等原因，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优秀人才全部流入国外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竞争乏力骤然出局，或是苟延残喘却不得不退居末席，并逐渐地萎缩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银行业的天下为外国银行所完全占领，结果会如何呢？

从直接经济计算来看，问题并不见得多么严重，相反还可能很“合算”。国外银行在形成对国有商业银行冲击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政府取得税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外银行成为了一支极为重要的纳税队伍。鉴于大量国外银行的进入，特别是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国外银行的进入，将大大提升了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的水平，那些本来就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来的国外银行，其经济效益就会很好，至少也不会弱于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经济收益水平，它们交纳给中国政府的税收量，将必定随着它们经营规模的增大及收益的增加，大大多于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时的税收收入。而且，在中国版图上的国外银行分支机构，根本不需要中国政府投入任何资源，政府取得的税收是“净收益”，与国有商业银行那种名实不符的税收量相比，要真实可靠得多。因此，作为国家主体代表的政府，如果从税收量上考虑，从对国有商业银行投入和不良资产损失负担巨大上考虑，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是经济“合算”的，它也便于在税收实实在在“净增加”的格局下，逐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历史沉积下来的经济损失包袱。所谓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产权与税收”之间的选择战略，在这里就凸现了出来：选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就必 须承担“负税收”的重负；选择“净税收”，就必须考虑放弃或至少相当部分地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让国外的银行成为中国银行业市场的主角。

以放弃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或全部产权来赢得“净税收”，是不是一种真正经济合理的选择？如果是，我们可以对国有商业银行采取“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的策略，任其在竞争中走向终结；如果不是，我们则要对国有商业银行大加改造和重组，保有足够份额的产权，增强其生存的能力。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简单直接的经济效益计算中走出来，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中进行分析和讨论。

让全世界学者、官员甚至于百姓争论不休的“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强大的力量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不论是认定全球化会带来“双赢”或“多赢”的观点，还是指出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的“阴谋”看法，所有的言论都是出自于言论者背后民族国家利益考虑的。这一点本身就表明，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灭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更不可能融合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共同利益，跨国公司规模的增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达，以及国际间协调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强大，只是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各种利益在经济全球化中，更为强烈、独立和具体。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明显表面化的事实就是，大力发展本国的跨国公司，将国别的金融市场国际化，并极力在国际组织中形成充分代表自己利益的力量。这个世界并不见“大同”的趋势，却只见利益的激烈纷争。这说明，一个国家拥有足够“自己的”跨国公司，其中包括“自己的”银行，具有经济全球化中民族国家“根本利益”所在的性质，具有从长期来看的利益性质，产权的全面让渡当然是不可取的，牺牲全部产权来取得某种一般或是短期的利益，就更是愚不可及的了。因此，一个国家关于商业银行的产权，在现实的情况下将其作为某种可见利益（如税收量）的代价 全部抛出去，决不是明智的选择，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根本利益、长期利益的丧失。在“产权与税收”的战略选择中，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远比一般利益和短期利益重要。

应当说，一个民族国家为了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应当保有“自己的”银行，却并不一定非要有“国有的”银行。在当今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国有”性质的银行几乎不存在，那些“私有”或“民有”的商业银行其实都有着明确的民族国家归属的规定性，美国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德国商业银行是“德国的”，尽管它们都没有国有资本的背景。从这一点讲，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后，保有“自己的”的银行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是一定要保有“国有的”商业银行，则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有的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后，占住了整个银行业市场的最大份额，中国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还只有很短的历史，２０００年在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中，这些银行的资产份额只有７％左右。从其发展走势来看，它们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前景，但近期要达到相当的资产规模超过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量，那是不可能的。这样，“国有的”银行就有必要在历史的基础之上，通过向市场经济制度要求的体制转化，承担起中国“自己的”银行的历史使命，保有中华民族国家自己必须具有的商业银行产权份额。

需要指出的是，说商业银行产权的相当份额是涉及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不应当全部或大部分地放弃，核心之处就在于产权关系是一种稳定的经济关系，尽管其带来利益的前景具有不确定性，其本身归属的明确性质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基本的利益所在，有它就有未来收益的可能。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时下的收益情况在好转，历史包袱解决的力度在加大，前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而看好，丢弃产权而取得时下某种量的税收，从长期看并不一定值。这就现实地告诉我们，就是一般地计算经济利益的账，亦不能轻易地放弃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部产权。

经验告诉我们，纯粹“国有的”商业银行运行效率存在着问题，它源自于国有产权清晰之下产权主体的空白，在纯粹“国有的”格局下，它是不可能“有解”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产权的多元化来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提高运行效率。同时，短期利益也是不能够简单忽略的，它毕竟是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现实国家税收所急需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并非不能够让渡一部分给国内的“民间资本”和某种份额给外国资本，以利于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有机结合。因此，在“产权与税收”之间的战略选择中，基本的原则是国家对商业银行产权的绝对保有，但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势在必行，在国家对商业银行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实现产权结构上的多元化。当时机成熟时，“国有的”资本也可能战略考虑地增大对国内资本的让渡，使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到商业银行界内业，更好地提高“我们的”商业银行运行的效率。到那时，中国的大商业银行虽然非“国有”或非“国有控股”却是“自已的”，它们仍然归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看，中国的大商业银行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大旗之下的历史会有较长的时期，但不会永远如此。

二、在大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的选择

关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选择的问题，争论之势一直不弱。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中国还要不要有“自己的”大商业银行――整体上市是保有“自己的”大商业银行的选择，分拆上市则意味着中国不再有，或者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再有资产总量规模足够大的商业银行，中小商业银行成为中国“自己的”银行的主体。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都有一定的数量，这是一个自然演进而来的过程，我们只需要查阅一下发达市场国家的银行历史即可证实。在美国，１９２０年美国商业银行（主要指州银行和国民银行）的数量为２８０００家左右，１９３０年为２３０００家，１９９０年只剩下了１２０００家，据ＣＳＢＳ（Conference of State Bank Supervisors）统计２００１年州银行和国民银行数量为８３１３家。尽管美国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衰退之后实行了存款保险制度，支持了中小银行的生存和发展，但历史以其无情的力量，灭掉了大量的中小银行，大型的银行则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不少美国大型银行还通过合并等方式，将银行的资产的规模越做越大，资产总量在３０００亿美元之上的美国银行目前就有６家。日本的银行长期以来就以资产规模巨大称雄于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世界十大银行中日本银行占到七至八席左右。由于严重的坏账包袱，银行资产规模的巨大并没有转化为可观的收益，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了信贷的风险，日本的大银行倍受坏账的折磨，并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日本整个经济运行。但令人思考的是，日本人并没有通过分拆小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来面对坏账 问题，而是以更大的合并，造就银行的“航空母舰”以对付日益严重的银行难题。目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四大银行集团，最大的瑞穗集团资产总量高达１４０００亿美元，三井住友银行总资产为９６００亿美元，三菱东京银行８３５０亿美元，ＵＦＪ控股金融集团（由三和、东海和东洋信托银行合并而成）为８２００亿美元。看看欧洲不少的商业银行，亦在将合并形成大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银行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来运用。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上看，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具有某种内在的抗风险、较高效率和效益取得的力量，特别是有对所在国金融甚至于经济稳定的力量。基于历史的自然演进过程，我们应当承认各国对于较大资产规模银行选择在“经济上”是理性的，保有一定资产规模之上的大商业银行，是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一种现实可感的选择。

那么，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的真正优势究竟何在？理论上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优势认同？换言之，一个国家保有一些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仅仅只是一种现实“不得已”的选择或权宜之计，还是有它充分合理的经济“必然性”，从而有较长久保有的价值？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支柱解释各种制度变化的经济理由，解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路径，它是世界各国对商业银行规模选择，特别是对历史性合并而保有一定量大商业银行的重要理论支持。各国商业银行通过合并等方式扩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外在“交易成本”内部化来降低总成本的选择的结果，它有助于内部管理的效率提高，大大减少内部管理费用，提高收益水平，增强竞争力。“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在银行的规模相对较小时，银行运行所需要的许多资源（人、设施等）必须到市场上去即时性地“购买”，由于市场购买活动的复杂，特别是市场竞争等关系错综交织，这要消耗相当量的“交易成本”；如果银行扩大规模，通过合并等方式较长期地与更多的社会资源建立“契约关系”，即长期地雇用相对多的职员，添置相对多的设施等，把对外购买较大的“交易费用”转化为内部相对节约的管理支出，可以大大地节约银行经营的总成本。显然，这样“即时购买”与“长期契约”之间对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会使得任何一家银行不断地去追求某种合适的资产总量规模。

对于一般工商企业而言，规模的追求很可能会止步于某种数量边界，因为超过某种边界，将“交易费用”内部化反而不合算，因为管理支出过大。但是，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它的资产规模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普遍的最佳数量限制，因为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是特殊的货币资金，社会对于货币资金的需求及相关服务的需要，与对于某种特殊的工商企业产品的需求大不相同，在资金价格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的前提下，这种需求没有极限。一家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直接的限制是自己既定的资本量，以及现有的资产质量。通常情况下，按照资本量和资产质量来决定银行某种规模的资产量，是商业银行最为现实的选择，它将不断地将资产规模扩大，直到资本量限制的边界和资产风险的边界。理论上容易说明，这种选择也就是不断地将外在的“交易成本”内部化，并且减少“交易成本”的过程，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大的商业银行的合并会使得竞争对手减少，从而加大自身对于市场的权威性和控制力，降低交易过程的复杂性，即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到一定程度，还能够为简化内部的管理层次及人员提供基础，这也就是许多银行合并之后，能够大规模地裁减人员的原因，内部管理支出也进一步减少。１ ９９０年，美国的化学银行与汉诺威银行合并，当年就可以节约成本支出１８８亿美元，数字不可谓不巨。因此，资产规模大的商业银行，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用与基础，从对外竞争来看，这也就是竞争力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灭民族国家独立的经济利益，相反，它使这种利益更加强烈化，如何从经济全球化中赢得本民族国家足够量的经济利益，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谨慎考虑再三的事情。在各国银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这是因为这些银行具有相对雄厚的实力，市场范围更大，调节资产结构与收益结构的范围更加广泛和现实，内部经营管理成本相对容易降低较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跨国企业所致。一个国家只要进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来，没有“自己的”足够资产规模量的大银行，要想赢得足够经济利益的份额，是困难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因此，仅仅就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来看，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保有一定数量的大商业银行，是一种无可质疑的战略选择。

从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的一般优势，以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大国银行的竞争要求来看，中国应当保有一定数量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目前，中国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应当说还是相当迅速的，规模的扩大也令人鼓舞。然而，它们要成长为资产总量可以与国际上大商业银行抗衡的银行，路还很长。２０００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几大银行的资产规模为，交通银行７５９亿美元，中信实业银行２８３亿美元，招商银行２６２亿美元，光大银行２５０亿美元，广东发展银行１８２亿美元，它们要在近几年之内扩张到３０００亿美元左右的资产，几乎不可能。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情况分析，它们时下是国内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２０００年底，“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的总资产分别是：４８２９亿美元，２６３９亿美元，３８２７亿美元和３０５８亿美元（为比较方便，我们都采用美元数），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的客户群体与市场分布，与中小商业银行有不少差别，与国外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则完全不同构，遍布全国的网络，存款吸收和贷款发放为主的业务特性，都体现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对于银行业市场的某种优势，保有这种规模的银行，一方面能够代表着民族国家的银行业竞争力，容易 迅速地进入到全球化竞争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它也容易形成较好的经济性结果。与发达国家的大商业银行相比，我们国家的大商业银行数量目前看来还是较为合适的。欧美发达国家总资产在３０００亿美元左右及以上的商业银行一般在３至６家之间。当然，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银行数量结构方面的差别表现在，国内商业银行中中型银行相对较少，１０００亿美元左右的商业银行是一个空白。

可见，从现实分析，国有商业银行将历史地承担起中国“自己的”大商业银行的使命。如果采取拆分的方式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体可以拆分为２０家左右的中型的商业银行。基于与国内现存几家中型银行业务的同构性，拆分后的中型商业银行将激烈化国内银行业“馅饼”的竞争，放弃或无力与国外银行机构在中国版图上的竞争，也将在相当时期内，无法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去服务跨国企业特别是支持中国“自己的”跨国企业，失去历史给予我们的争取经济全球化中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份额的机会。并且，由于国内银行业市场的内部竞争激烈化，各家银行的经营成本会相应地增加。在中国要不要大的商业银行选择上，其实我们没有可选择的另外一条道路。选择整体上市也就是这样战略思考的自然结论，如果外部条件允许，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上市改造能够继续保存资产规模较大的地位，应当是历史性最好选择。当然，如果外部条件不允许，中国某家国有大商业银行根据外部条件情况、自身情况和操作可能，选择拆分改造和上市准备，也是可为的，这也有利于中国“自己的”商业银行出现中型资产规模者，导引出结构上的相对合理性。但是，保存至少三家“自己的”大 商业银行的战略不能退缩。

三、组织机构体系在“科层制”和“部门制”之间的选择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组织机构体系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总、分、支行体系。它们以分、支行为成本、利润、风险控制和资源配置中心来经营银行业务，实施总、分、支行之间层级授权经营管理和信息传递为联系纽带，以银行内部的资金市场为依托，实现资源在各行范围内的流动。

凡是现实存在着的，自然有其合理性。首先，这种组织机构体系能够很好地适应现实客户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要，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客户资源，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经济效益。尽管不少的全国性、集团性的企业客户已经开始有了统一的财务管理体系变革的尝试，冲击着客户群体的地方属性，总体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客户资源的地区性特色仍然浓厚，现行的组织机构体系服务的对等性突出，优势相对明显。以某国有商业银行２００１年底的资产负债比例结构来看，各省一级分行的贷款存款比例大多在６０――８０％之间，大部分地市级分行的贷款存款比例也大致相同，它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主要的存款资源和资源运用有着明显的地方性质，本地资源大体用于本地资产，这显然是由客户的地方性质为主所决定的。毫无疑问，有了这些相对稳定的地方客户资源，国有商业银行银行的基本经济效益就有了保证。

其次，它能够较好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历史遗留的主要问题，一是不良资产规模较大，二是机构庞大、人员过多。这些问题形成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机构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相比较而言，现行的地区性分支机构的设置，由于它与地方的对等性和密切关系，更有利于银行的管理方与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协调和合作，也有利于各家银行的总部对分支机构处理历史问题进行激励，可以较好地在最快的期限之内，解决不良资产和冗员等问题，为未来国有商业银行较大动作的改革提供较为牢固的基础。

第三，它具有相对快速的市场反应性，便于提高银行的决策效率，争取当前最好的收益。中国市场的格局，地区分割的性质仍然很突出。这一方面是地理原因，地大而交通不便或是产品与服务的地方特色浓厚等，使得区域性的市场自然而然地形成；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导致了区域市场的强化。我国市场相对分割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地区来设置分支机构，能够对市场的变化迅速反应，及时决策，赢得最佳的市场资源，实现最好的当前收益。在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的地方分割性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行式组织体制就是相对稳定的。

显然，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合理之处，换个角度看就是对应的问题，它表现在：（１）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过小，大多本地资源本地使用，内部的资金市场由于利率决定的非市场性也无法优化资源配置，资源并不是向着效益最高处流动，银行利润最大化没有获得资源流动上的保证；（２）对跨区域的大客户的服务存在组织机构的障碍，做好这些客户的服务在各区域之间的协调成本过大，若减少协调成本则难以达到优质的服务效果；（３）培养国际性的竞争力困难很大，一家银行上下不能形成大的整体效应，业务品种与中小银行同构，市场定位不清。

从理论上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是较为典型的一层管理一层的“科层制”结构，其基本特征或组织机构要求，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典“科层制”理论所描述，有四个突出的方面。第一，专业化。即适应社会分工的需要，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专业的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层级和位置上，他们专业化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分工也就意味着协调和合作，在商业银行内部，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岗位和部门不需要其它岗位和部门的协调和合作能够完成一件事情。第二，权力等级制。国有商业银行是依靠不同层次的权威来控制和监督体系运作的，对上服从和对下发号施令，是最为基本的决策和执行程序，它具有实现既定目标的内在严谨有效的结构，也有来自于不同等级权力位置本身的激励；在授权管理的前提下，总行、分行和支行在权限范围内活动，超过权限就必须有从下至上的申请，及从上至下的批准。第三，规章制度化。国有商业银行的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运作是按照规章制度来进行的，规章制度化保障了组织机构内部各种活动的规范化，尤其是各种活动的统一标准消灭了人为的随意性。第四，非人格化。国有商业银行在各项经营活动中原则上不能含有个人的情感因素，以便严格地排除私人感情去 处理公务事项可能带来的偏差，减少人为的磨擦和对立。

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的基本特征或基本要求，并不表明这种组织机构体系能够自动地实现最高效率目标，只有“规范的”科层制能够实现最高效率。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能否最高效率地运作，还在于“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是不是规范。实际上，世界上大型的组织机构体系，大量的结构都是“科层制”的，运作的效率却是差别很大，这就说明“科层制”只是实现效率的一种组织基础，并不必然导致最高效率。由此来看，我们可以从国有商业银行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入手，看其规范程度多大来选择进行改造的方面和力度。

与经典“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对应的，还有一种“部门制”的组织机构体系，它是在一个大的组织机构内部，分列出不同类型的部门自成独立体系的组织机构结构。时下许多欧洲商业银行实行的体制，就是按照不同的产品部门设立批发性业务部门、个人业务部门、投资银行业务部门等，它们均相对独立地存在，部门与部门之间不是协调合作关系，而仅仅是一个屋顶之下的“兄弟”关系，它们自成体系，从上到下一贯到底。实际上，我们对于“科层制”和“部门制”是非常熟悉的，它们通常被俗称为“块块制”和“条条制”，前者以分、支行为相对独立的单位，后者则以产品或客户部门为相对独立的单位。

严格讲来，按照产品或客户部门来构建组织机构体系（部门制），与按照专业分工的方式来构建组织机构体系（科层制），它们都在科层制的大范围之中。两者不同的是，传统的“科层制”对于层次或层级的多少没有限制，它仅仅强调权力等级之下控制与协调的有效性；“部门制”则看到了传统科层制下控制和协调成本的巨大，传统“科层制”的缺陷与改造的必要也就充分显示出来。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通过用每一个都对自己的绩效负责的自主单位替代集中控制的“科层结构”，能够使组织产生极高的效率，因为它能够大大地减少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协作成本。因此，“部门制”的组织模式也被称为 “威氏模型”。

比较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和“威氏模型”，“科层制”也就是“多层级”的组织模型，它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层级连结信息通道，基层信息或市场信息上行，决策信息下行，部门之间强调协作配合，多个层级由上至下地通过权力体系来控制和监督；威廉姆森的模型则以“多部门”为组织基本规定，它以产品或客户为对象来综合地构建组织，部门之间相对独立，组织层级很少，一个部门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信息不论是“上行”还是“下走”，通道全部内部化，权力作用只发生在内部而不在不同部门之间。从实践过程来看，“科层制”和“威氏模型”在现代社会中都存在，大型组织的机构体系既有选择前者也有选择后者的，还有两者混合型的。在规范的“科层制”中，组织机构体系理论上讲是高效率的；而在“科层制”与“部门制”的比较中，“部门制”是发现了“科层制”中效率问题而产生的，它表明“部门制”对于“科层制”的某种替代功能。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看，“科层制”与“部门制”各有优点和缺点，不能简单地比较，更不能简单地选择。

可见，在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机构体系改造的选择中，我们面对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选择“科层制”（或“块块体制”）还是选择“部门制”（或“条条体制”），还是选择两者混合的体制；二是在选择好某种组织机构体系之后，如何对组织机构体系进行内部的规范和完善，以便达到最高效率的要求。作为企业性质明确的国有商业银行，它实行什么样的组织机构体系，并不能够完全由自身业务的运作内部需求来决定，而是要充分地考虑市场和客户的情况来进行设计和决策。

美国花旗银行作为享誉全球的国际化商业银行，其组织机构体系是相对典型的“科层制”结构，实行总行、地区总部、国家分行、城市分行的组织机构设置体系。花旗银行总行，主要职能是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没有直接为客户服务的功能。总行的部门设置和职员人数规模都很小，仅设置有办公室、战略部、财务部、风险部、人力资源部、运营部（仅负责政策的制定）、法律及公共事务部、审计部，以及销售和交易、证券托管及全球产品等部门。花旗银行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靠近市场，下放权力，分散经营，通过分配更多的资源用于客户服务来赢得最大的利润。业务的运营则主要由花旗银行设在世界各地的分行来进行。

作为主要的组织机构层次之一，花旗银行的地区总部是银行业务经营的直接管理层次，负责对所在地区所有分支机构的业务运营管理，其功能与总行功能基本一致，主要从事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及管理，不直接经营，有点类似于我们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行职能。地区总部的下一层次是国家分行，具体从事银行业务的经营，但还设置有某些特殊的管理职能部门及对客户的营销部门。如公司业务，通常会根据所在地区市场的情况，分设相关的跨国公司处、本地客户处、金融机构处、中小企业处等等。在大的国家中，国家分行下面再设城市分行，它们所在国家分行的分支机构，只进行经营，原则上不设管理或后台部门，直接面对市场和客户。

组织机构体系的“科层制”当然是服从于市场和客户需要来选定的，美国花旗银行的“科层制”结构，从战略上看，它具有对全球市场和客户资源充分掌握并提供最好服务的组织机构支持，战略定位和具体操作相对分离；同时，从内部激励及市场反应和决策效率来看，又有着服务于地方客户和市场的优势，它以地区分支机构为成本、资源配置及利润的中心，较好地实现了内部经营管理与外部市场客户需求的一致性，为赢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打下了基础。美国花旗银行时下在全球有５０００多个机构，１３万多员工，地区性的组织机构体系选择，与总部之间战略定位的协调，保证了花旗银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该行研究组织机构体系的高级人士认定，花旗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目前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却是最适合花旗实际情况的。

英资的渣打银行选择的则是“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但它也经历了一个由典型“科层制”向“部门制”转变的过程。该银行建立于１８５３年，目前在世界４０多个国家拥有近５００家分行，总部分别设置在英国伦敦、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之前，渣打银行实行的是按地理区域管理的分支行组织机构体系。随着市场资源的变化，特别是客户需求的变化，九十年代开始重组了内部组织机构体系。１９９５开始，按业务种类归并，形成了以业务种类为主线的两大业务部门，即公司类批发业务部门和个人类零售业务部门。这两大业务部门各自成体系，内部有专门的人力、财务等资源配置部门，大体相当于一家银行之内两家相对独立的“行中行”，地区的分行或总部的负责人，只是对非业务事项进行协调，业务则由各地的分支机构按业务直线向上一层次报告，业务、成本、利润中心并不在各分支机构，而在这两大业务部门。这是明显不过的“威氏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模式。不过，在一些小国家，渣打银行的机构设置还是区域性的分支行制，这也体现出渣打银行因地制宜的组织机构设置思想。

二十世纪后期十多年来，欧洲的各大商业银行组织机构大有向“部门制”转变的迹象。转变的动力大多来自于市场的变化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同时，银行内部也由于信息科技手段的进步得到了足够大的基础支持。如欧洲统一货币为欧元，就使得整个欧洲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大为提高，客户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业务流动量大为增加，对于银行服务就要求统一化、整体化和标准化，而不是接受不同国家不同模式和不同收费标准等。原来按照国家分行方式设立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对某个客户在整个欧洲甚至于在世界范围之内的统一服务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它激励了银行按照业务种类来重组内部机构的重大改变。

不论是典型的“科层制”还是“部门制”，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变革本身并不是目的，为了某种体系而变革体系，理论上不能得到支持，经验上也得不到支持。因此，借鉴国际上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选择和变革的经验体会，因地制宜、因行制宜，根据市场和客户的变化，并根据信息等科技进步的速度和质量，来决定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设置的模式，应当是正确的选择原则。

和其它商业银行一样，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银行的客户定位非常重要，而客户资源的现实情况又约束了对于客户的定位或选择。正是这样的客户资源状况和由此生成的客户定位，基本上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战略选择，近期还应当是“科层制”模式。

前面已经谈及，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市场分割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商品、资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在较大的区域内形成，但市场分割的状况还相当地严重，它使得客户的各种资源的配置与流动，仍然有着地区性的重大限制，相应地，服务于这种分割市场下资源配置及流动的银行业组织机构体系，“科层制”下各分支机构具有较为明显的体制优势，它容易形成地区化、个别化或差别化服务，赢得市场较大的份额。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时下客户主体还是地方性质的，特别是地方政府，既是银行业服务的一个特殊“客户”，还仍然是当地经济的主要组织者和资源配置方，“科层制”的组织机构体系有着与客户和地方经济主导力量的天然和谐性，这是取得最好客户资源的基础。只要是客户资源的地方性质突出，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按不同地区的分支行来设置的“科层制”构造就是相对最佳的选择，至少不会是最差的选择。

从１９８４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开始起算，国有银行的商业银行化改革不过十多年的历史，若从１９９４年分离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来看，真正改革的历史时期则更短。就是在这样短短的时期内，国内的市场和客户资源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大的集团性企业开始了业务经营与财务资源配置的内部改造，企业集团范围内统一的资源配置与管理体系正在形成，这就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国范围之内，对同一集团客户整体提供统一、标准的服务成为了银行组织机构体系重组建设的一种推动力，它使得按照业务种类来设置“条条式”的机构体系代替时下“块块式”体系有了源自于客户资源变化的必要。但从整个资产负债结构水平来看，这样的客户资源在总量上还不足以动摇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结构，在现在“科层制”下适当增加全系统性的服务功能，协调好不同地区分支行的运行，上下联动，左右配合，尚能够保证较高质量服务的实现。因此，要有对于市场变化特别是客户资源变化的跟踪，也要有相应的内部体制变革的考虑，但不必过于着急地选择某种体制替代所谓“旧的”体制。

此外，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息科技进步相对于国际化的大商业银行来说，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渣打银行从“科层制”转向“部门制”，只是将内部信息的报告线进行适当的调整，就可能保证组织机构体系变化后，新的体系对于信息传递的需要，基本的信息体系并不需要多么大的调整。这一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还难以做到。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信息分散，信息整合水平较差，信息整理的重复劳动量非常大，科技手段的支持尚不足以保证“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对于信息传递的要求，无法支持整体的市场分析、客户变化分析及决策的敏感性分析等，信息管理的质量问题严重地阻碍了组织机构体系的转变。相比较而言，按照地区来设置的分支行机构体系，大量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范围相对缩小，信息的传递及运用对信息管理及科技手段的要求小得多。坦率说，实行“部门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管理现状基本不支持。

事实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科层制”与“部门制”之间的选择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的“规范化”问题。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科层制”上存在的不规范，应当说是相当严重的，它们是效率和效益的最大敌人。

首先，“科层制”中层级设置较为混乱，许多分支机构层级设置过多。特别是在省会城市行，国有商业银行原来体制下通常设置有省分行、市分行、支行、分理处、储蓄所，这样的层级结构大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市场反应迟钝，资源配置无序，决策效率低下。经过近年的改革目前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但不少分支机构的层级数量仍然较多，资源配置和业务经营目标要求极不相匹配。

第二，各个层级管理中，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尚存在问题，等级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服从于规章制度而来，而是服从于少数个人的意志而来。因人而事，因人而为，因人而褒贬，因人而勤懒，造成了层级管理中规章制度的虚置，权威人格化，由此带来了人对规章制度的较大面积冲突，大大地增加了内部管理的矛盾和磨擦，降低了效率，最后导致增加运作成本。

第三，专业化分工与协调存在巨大的调整空间，协调事项过多过杂。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科层制”中，专业化分工的要求不突出，对于专业化分工的理论研究和实际配置过于简单草率，特别是个人意志决定事项较多，使得从上到下各个层级中的部门之间分工不确切，协调事项困难很大，协调过程很长，协调程序过多，正好掉到了“威氏模型”所指出的协调成本巨大的“陷阱”之内。

针对这些“科层制”规范差的问题，改革的设计必须更多地诉诸于整个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整体战略目标要求，并从制度上确立尽可能统一的层级设置标准，根据有利于整体目标实现的要求，对银行整体运行功能进行详细分析后，构建或重组各个层级上的不同管理或运作部门，以岗位职能来约束不同层级人员的权威等级，而不是由官职大小来约束（实际上也约束不了），尽量保证“科层制”的简明化，专业分工明确，报告线条清晰，信息上下通畅。

其实，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的规范化问题，既是历史累积起来的结果，也与现实改革的激励力量不够密切相关――改革对于改革参与者没有足够“好处”的原因，改革缺乏必要的动力。例如，减少层级的改革将有利于银行的效率和效益目标实现，但如此的改革通常会降低某些层级上的资源配置量，改革真是“革自己的命”，改革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与此同时，层级越多的分支机构，得到的资源配置总量也就越大，它反向地激励着人们对层级设置的改革热情消失。改革的激励问题，实际上是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改革中具有共性的问题。在“科层制”改革的进程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真正推动力目前主要在上层改革的领导决策和设计方面，上层改革者似乎不存在改革利益上的损失，积极性没有影响；但下层改革参与者的主动性及热情，取决于改革对自身利益的伤害程度，许多的改革方案即便能够出台，只要有损于参与者的利益，就是能够执行，也会出现一定的走样变形。上述“科层制”中存在着的大量不规范的问题，大抵没有人不清楚，但如何从改革的激励中找到上下一致的改革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在通过改革赢得银行整体的效率和效益中，让改革的参与者得到一定的实惠，尚处理得不 到位，而这正是解决现行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中问题的关键。

四、三大战略选择之下必须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对于国家掌握产权或大部分产权的战略选择、大商业银行战略选择和“规范的”科层制战略选择，涉及到几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或前提问题：（1）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问题――既然要保有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的主要部分，在银行资本金目前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以各种方式补充资本金就势所必然，考虑到财政收入的情况和国有商业银行要求补充的资本金的规模，近年可以考虑有选择地先在加大改革试点的银行直接补充部分核心资本，并在政策上允许各家银行多渠道地增加附属资本；（２）对国有商业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让国有商业银行能够如同资产管理公司一样地及时处置银行尚存有的不良资产，如果存在着法律方面的冲突，可以考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继续实行剥离的方式来赢得国有商业银行历史包袱的减少，造就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３）政企严格分开，大幅度地减少与商业银行经营无关的内部机构组织设置和人员配置，尤其重要的是，大幅度地减少与商业银行经营无关的各种名目的行政活动或社会活动；（４）在上市之前的股份制改造中，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进入，丰富资本结构的同时，为未来中国“自己的”源自于民间资本的大商业银行积累基础；（５）鉴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者主体的不明确，必须确立谁是改革者及改革者的主体地位，从现实格局看，改革者的必然选择只能是国有商业银行时下的组织者、管理者和经营者，必须寻找并建立对这种改革者的激励机制，在给予改革者利益基本保障之下，让改革者自己积极主动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战略选择的实施。

第三篇：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从理论上说，金融机构的设置原则是当地经济活动的集中程度和发育水平提出的要求，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同行政区的设置却是一致的，即有一级政府，相应设置一级金融机构，这种设置首先使国有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受政府行政和经济双重职能的影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国，评价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评价地方政府的主要指标仍然是经济发展问题，这就使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尤为突出，国有企业往往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而商业银行的利益在于自身盈利的最大化，其盈亏与地方政府无关，当两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出现冲突时，地方政府维护自身的利益就成为当然。

其次，使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得不对西部地区不多的业务量进行无序竞争，在丧失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丧失了区域经济效益，在竞争的压力下，各金融机构展开储蓄大战，不但增加了营业成本，而且有限资金在各金融机构的分散经营下，难以发挥应有的规模效益。

再次，在总行制订的政策面向全国的情况下使各级分行在适应当地经济状况开展业务时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严格按照总行的政策，许多新的业务将难以开展，在目前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将直接威胁其生存；如果不按总行的政策，通过各种变通的方式进行操作，又与加强内控，防范风险的原则相违背。应该说，在我国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这种机构设置有其必然性，也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这种制度设计与新体制的不相适应逐步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改革就在所难免。

机构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一般来说，国有商业银行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直属分行按经济区划设置，二是指国有商业银行的二级分行也应按经济区划设置。这种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1)有利于银行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缓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有增大的趋势，而增大的区域不平衡又成为制约整体经济发展的瓶颈，一般来说，一定的经济水平要求一定的金融水平与之相适应，并要求一定的金融政策与之相匹配，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可以使经济区划行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订针对性的措施，以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减员增效。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庞大的职员队伍不但增加了成本支出，而且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并容易产生各种攀比、扯皮现象，国有商业银行的减员增效势在必行。但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使各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在保持如此众多分支机构的情况下的大量减员是很难实现的，一条重要的渠道就是精简分支机构，对业务量达不到一定要求的分支机构进行撤并，机构的撤并必然伴随着人员的精简。

(3)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效益的提高。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可以使各经济区划行制订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寻找并发展本地区的效益增长点。另外，对归入撤并行列的二级分行，其撤并所导致的收益的减少一般小于其成本的减少，这将直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

(4)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加强对信贷风险的防范。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不同的金融政策，不同的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金融风险，需要不同的防范风险的措施，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可以使经济区划行采取适合本行业务特点的防范风险措施，以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

(5)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进。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涉，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按自主经营的经济主体地位进行改革。

(6)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的配合。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已经完成了机构改革，实现了按经济区划设置机构的目标，国有商业银行的相应改革有利于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职能的行使。

应注意的问题

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是一种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有商业银行与此相配套的改革措施，具体来说，(1)改变“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赋予各经济区划分行更大的制订政策的权限，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创新金融业务，总行制订的应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政策。

(2)总行上收某些大型或特大型、跨省或跨国集团公司的贷款审查审批权，同时下放中小企业的审批权限。总行和分行的业务定位为：总行主要负责批发业务，分行主要负责零售业务(主要指对一些中小企业的贷款和金融服务)。

(3)以贷款质量和盈利能力作为区划分行的主要考核指标，以此约束区划分行在制定本区划政策时有可能增加的风险。

(4)总行政策的制定和操作手段的实施要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各地区有平等的参与权和表达权，以体现不同区划的利益，总行的某些政策应允许各区划分行有决定是否执行的权利。

(5)制订差别性的区划政策，体现不同区划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如何降低经济不发达地区向总行的贷款利率，提高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资金拆借利率，降低同等级企业在不发达地区的贷款浮动幅度等。

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是一项涉及面相当广泛的改革，在操作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一级分行的设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各有自己的特点，在一级分行的设置方面应根据各行的特点，由各行自主决定，其设置地点可以和人民银行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基本原则是应将金融业务基本趋同的地区划为一个区划行，以利于业务的管理。

2、二级分行的设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应根据二级分行所在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和该行二级分行在当地金融业务中所占的份额来确定是否设置二级分行，现在撤并的地区也可以根据以后的实际需要重新设置，基本原则应遵循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规律，即设置二级分行所带来的收益应大于设置后所增加的成本。

3、二级分行撤并后部分地区金融业务空白的弥补。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可能要从某些地区全部撤并，从而形成了这些地区金融业务的空白，其弥补方式可考虑将原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改组为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这一方面使国有商业银行收缩了战线，发挥其优势，集中精力从事大中城市金融业务的开拓，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些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当地公有或非公用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原分支机构的设施、设备和人员，减轻精简人员的就业压力。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必须采取股份制，建立严格的利益约束机制，必须接受人民银行的监管，严格控制金融风险。

4、二级分行撤并后原资产负债的处理。原则上讲，各国有商业银行二级分行在撤并后，应将其资产和负债全部交给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但考虑到被撤并的分支机构一般资产质量较差，而且相当不良资产都是由于历史性原因产生的，中小金融机构抗风险的能力不强等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应在撤并时承担呆滞呆账或可疑类以下贷款，以利于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对承担的不良

贷款，可以通过以后的盈利核销，国家也应该给予一定额度，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一部分。

第四篇：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方式及步骤第一，设立国有银行控股公司，可以隔断商业银行与政府的直接联系，从而避免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直接干预；二是该机构专门对国有银行行使所有权，明确国有资产出资入资资格、明晰国有产权关系。第二，分别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银行集团公司。一是由于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偏高。二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长期的发展中承担了许多社会责任，将来成立的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就会很差。

第三，清产核资，继续剥离不良资产。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需要清产核资，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则不仅需要清产核资，还要继续剥离不良资产。

第四，公开招募法人股。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建立以法人持股或法人相互持股为主体、以分散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等为补充的多元化股权结构，这也符合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发育的实际。

纵观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和现实，股份制依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第一选择，与发达国家银行业的自然演变的发展过程不同，我们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实行法人治理结构，为股份制的改革营造各种条件，开商业银行之通途

第五篇：商业银行改革逻辑论文

【关键字】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竞争

【摘要】基于国家所有的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我国银行业“强垄断”结构与“弱竞争”行为的根本原因。产权的国家所有不仅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体系中的“强垄断”地位，也抑制了体制外因素对其形成的竞争压力的释放，从而使我国银行业有效竞争的机制难以形成，最终保护了国有商业银行低效率的市场行为论文代写，导致了国家保护下的制度性垄断无效率或低效率。因而破除“父爱主义”的产权制度，以使体制外竞争机制得以形成也就成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前提与关键所在。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至今，仍然步履蹒跚。从最初设立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体制外因素以压迫体制内因素的措施到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以剥离其不良资产，从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到股份制改制，再从改制到上市设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程可谓曲折。理论争论也因之而沸沸扬扬。特别是针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与银行业市场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的辩论一直未有定论，或言产权是根本，或言竞争性产业结构是核心。无疑，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正沿着这两个方面曲折地进行代写经济论文，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却一直未能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显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应进行重新审视。

一、产权还是竞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起点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中存在着产权与超产权的理论之争。前者认为当一国银行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会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并且，由于现代银行是产品多样化的服务机构，因此很难判断每一银行的利润率是否由集中率直接造成。从各国金融体系构成看，银行业产业组织结构及其绩效并不能以此为标准进行简单化的判断。因此，S—C—p范式并不适用于对我国银行业的研究。他们认为，我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单一，而不是产业集中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是系统性的，但核心问题是产权结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运行机制及其效率上的种种缺陷，也是由单一的国有产权结构决定的。因此，我国银行业改革要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产权结构的调整比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

而超产权论者则认为，市场竞争才是决定产业运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利用竞争机制可以改善产业结构，规范产业行为，提升产业或企业绩效。持该观点的学者利用S—C—p范式研究了我国银行业的产业组织情况，并得出了我国银行业的垄断结构效率不佳的结论，由此他们认为，在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引入竞争因素以优化银行业产业结构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首要选择。

但笔者认为，产权论与超产权论都忽略了我国银行业特有的基本特征，因此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

首先，产权论者没有看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规模经济利益的事实而片面地否定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普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规模不当。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相对其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而言显得过大，并且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因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严重的规模不经济。而隐藏在相对规模过大和高不良贷款比例的背后则是国有商业银行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各种缺陷。其次，尽管各国的银行业具有不同于一般非金融产业的特点，但作为一个产业而言，竞争适度的市场结构、理性的企业行为和不低于普通产业的平均利润率等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仍应存在，这一点对转轨的中国银行业也不例外。但在运用此分析框架研究我国银行业时，我们应看到S—C—p与超产权理论所隐含的既定的制度背景，即，它是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而我国却缺乏这一制度背景。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即产权本质上的国家所有。这样，超产权论在分析我国银行业时就难免捉襟见肘了。最后，产权所有制性质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任何关于产权绩效的研究，都必须放在相应的市场结构框架内，否则势必会导致与产权理论假设不同的难以解释的结果。同样，任何关于市场绩效的研究，离开了产权这一重要因素，则会产生与一般市场结构理论相背离的很大误差。至少，在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内，这两者是密不可分和互不可缺的”如前所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特有的产权制度安排是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与绩效低下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利用S—C—p范式分析我国银行业问题时，国有商业银行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极具重要意义的。正是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才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呈现出独特的制度变迁、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等特征。而为了保护这种独特的产权结构，我国的金融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是从产权结构开始的，而是开始于体制外竞争因素的引入。

二、隙缝经济的产生、发展与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外竞争压力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之初，决策部门并没有采取大张旗鼓的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一步到位的“大爆炸”式的产权改革的方法，而是在旧体制的旁边发展出一种新体制。而后利用这种从体制外产生的“隙缝经济”(niche economy)来强化体制内经济的竞争或利用它们对体制内经济产生竞争压力，从而使我国银行业出现了较长时期的“体制双轨”局面，最后再渐进地完成银行业体制的转轨改革。

(一)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自1949年建国至1979年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实行的是一个典型的、由国家完全垄断的中央集权的计划金融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单一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其后，以1979-1984年的金融体系重组为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相继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或建立起来并行使商业银行的职能，这使我国“从金融机构的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出现了以产业分工为主要特征的专业银行机构”。在此时期，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随后的1985—1992年期间，四大专业商业银行逐渐企业化，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设立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或是发行上市。以1986年7月交通银行成立为标志，中国银行业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才开始。由于这些新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大都采取了股份制形式，或十分迅速地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或已上市挂牌交易，因此，他们经营机制十分灵活，发展迅猛。从1993年开始的金融业整顿初步确立了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其后，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另一种体制外竞争因素开始产生并迅速增长。从1995年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在深圳成立以来，截止2001年底，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已发展到109家。另外，从1979年以来，我国外资商业银行也急剧膨胀。尤其是1996年后，我国允许部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本币业务，使外资商业银行的竞争触角开始伸入到长期以来一直为中资商业银行所垄断的业务范围。于是体制外另一种力量也参与到国有商业银行竞争之中，它们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一起，推动了我国金融体制渐进式改革的进程，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我国银行业体系市场竞争的不同主体。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体制外因素带来的竞争压力及其退化

在我国金融体制的变迁过程中，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的非国有商业银行机构逐渐从体制的夹缝中产生并生存下来。经过10余年的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机构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展开了竞争，他们不断克服因制度歧视所带来的不利因素，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完全垄断的市场格局，初步形成了寡头垄断竞争的局面。

因此，值得肯定的是，我国所采取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式的金融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基本成效。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外资商业银行的引入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也在逐步增强。正如于良春、鞠源(1999)所指出的，“中国银行业自1978年以来所进行的改革迄今已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主要表现在垄断的打破、从业家数增多、竞争程度上升、银行服务质量与经营效率提高以及较为完善的现代化多元银行业组织体系逐步建立等方面。”而在这种金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国国有金融产权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的低效性逐步凸现，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却表现出相对的竞争优势。

但是，体制外因素的引入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成效，其制度的路径依赖仍然较强。尽管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产生和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鲶鱼效应”，带来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的强化，但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远未达到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造成现实威胁的水平。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以其雄厚的基础资源和竞争力资产，仍保持着具有绝对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力。其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贷款市场份额、服务网络、技术储备和国家信誉是其最有力的竞争资产，这些“资产”所形成的市场支配力之强大仍是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所难以抗衡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国有商业银行仍保持着绝对大的市场份额。但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体制优势的边际产出则呈递减趋势，近年来更有“体制回归”的迹象，即“工农中建”化趋势。

三、产权国家所有下的“强垄断”和“弱竞争”与制度性垄断无效率

在体制外因素的竞争冲击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有所削弱。这种削弱则是其市场竞争行为不力或“弱竞争”行为的结果“，而其市场竞争行为不力的主要原因则应归结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政府保护。这种产权保护下的弱竞争行为最终体现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绩效的不断削弱，因为“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面对的生存法则，而竞争致胜的全部基础在于经营绩效的提高”。

(一)“强垄断”、“弱竞争”与国家所有制

从我国银行业的资产、存款和贷款集中度指标看，我们发现，即使在1993年以后，我国银行业体系的集中与垄断程度仍然非常高。1993—2001年期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存款和贷款市场份额上至少都各占据了60%以上的份额。因此，产业结构中的垄断因素十分强大。但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进程的推进和体制外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出现，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正不断的下降，其资产份额由1993年的69.1%下降至2001年的60.5%，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存款和贷款市场份额也分别下降了近9%和18%。而同期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各项指标的市场份额则不断的增长，前者三项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6.53%、6.19%和6.66%，后者各项指标都增加了近4%。因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不断地向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让出市场，但尽管如此，我国银行业产业结构中的竞争因素仍然十分薄弱。

然而，问题并不仅止于此。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垄断”与“弱竞争”并存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尽管存在独资和股份制等多种产权形式，但是如果我们把包括由我国直接控股的股份制银行计算在内，那么我国银行业中大约有80%以上的股权归国家所有。这种所有制形式使国家实际上承担了无限责任，而在这种国家保护政策与倾斜政策及歧视性的制度安排下所形成的高度垄断中，又使竞争性质的产业结构具有浓厚的制度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并不是由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而是由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国家所有这一产权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因此，我国银行业这种“强垄断”和“弱竞争”的格局实质上就是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对市场化竞争行为的抑制，它主要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对银行资产和市场的绝对控制。这样，处于国家保护之下的国有商业银行就可以免受市场竞争机制的威胁。

因此，正是基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特殊的产权结构安排才使得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存在独特的制度性特征，我国银行业垄断的市场结构也主要是由这种单一产权安排所引起的。我们承认产权问题，但我们的主张是，市场结构单一是产权结构单一的直接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银行业垄断的市场结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对银行业体制进行行政性分权形成的，而非银行间竞争和追求绩效的“市场化”结果；从改革历程看，政府通过制定各种配套体制如压低利率、行政性审批等手段人为地提高了银行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导致了市场主体间的不平等竞争和目前“弱竞争”的状况。

(二)国有商业银行粗放型扩张行为与银行业绩效

1984午以后，以四家专业银行为主体的市场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其后8年间(1984-1992)，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的竞争都主要是通过机构竞争，即通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扩张来实现的。在该时期，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总数由1986年的67626个增加到 1993年的近14万个。同时，“在大量机构网点的支撑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迅速膨胀。1985年至1997年间，资产增长了11倍，其中贷款增长了11倍，存款增长了16.3倍。”

随后，1992年底开始的金融业整顿引发了第二轮的金融机构竞争浪潮，即以金融工具创新为主的竞争。但第二轮竞争浪潮仍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其原因除了特有的制度性垄断因素外，还包括以下因素：

首先，第二轮竞争浪潮中的金融创新吸纳性居多，而原创性创新很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新的金融工具达70余种，但其中85%左右是“舶来品”。其次，创新主要表现为数量的扩张，内涵较低。该时期已有的金融创新主要在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科技含量小的外资形式的建设上，而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经营机制方面的创新明显不足。再次，创新主要靠外部力量推动，创新主体内部驱动力不足。中央银行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的改革与创新一直是我国金融机构微观创新的主要外部动力，而国有商业银行出于外部竞争压力而进行的自发性创新严重不足。其四，“如同规模竞争一样，工具创新的直接动机仍然是争夺储蓄资源，以支持资产扩张，缓解流动性压力，其公司治理机制没有改善，风险控制水平也没有明显增强。”

因此，产权国家所有下的国有商业银行依赖机构扩张与模拟性工具创新的竞争行为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或提高其运作绩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的不断削弱，四家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从1985年的1.39%几乎直线下降到2003年的0.06%，尽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在近年来随着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而有所下降，但长期的垄断地位以及以提供金融补贴为主要任务的运营方式，不仅使国有商业银行形成了效率低下的现状，而且还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对政府补贴的刚性依赖。因此，在行政保护下所形成的寡头垄断地位不仅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内在的动力去改善绩效，而且还会产生竞争不力的市场行为，如大力扩充分支机构、过分追求存款和贷款等。正是这种粗放式的增长和扩张路径一直主导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的发展过程，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能是国有商业银行绩效的低下。

四、结 论

我们重申，S—C—p分析范式并非不适合于我国的银行业，只不过我们在应用这种标准时应该将既定的制度因素纳入其中。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乃至银行业改革的关键并不仅仅是通过在体制外引入竞争因素就能实现既定目标的，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不但导致了强垄断的产业结构，也抑制了体制外因素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体制外的竞争并未彻底改变我国银行业“强垄断”的事实。

因此，单一的国家所有的产权制度安排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垄断无效率或低效率，也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市场竞争行为的无效与无力。更为关键的是，产权结构国家所有还抑制了体制外竞争因素的发展，从而进一步间接地强化了垄断，保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低效率的市场行为，最终产业绩效的不良也就成为必然(见下图)。这样，熊彼特所鼓吹的“垄断能够带来创新”的理论观点并没有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中出现，其原因并不在于熊氏理论的谬误，而是在于我国银行业的垄断蒙上了浓厚的制度性特征。

因此，产权制度所形成的国家隐性担保和制度垄断是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高度垄断的根源。不惟如此，产权制度的独特安排还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形成了对制度依赖的刚性，而这种依赖所带来的结果是，国家出于金融安全与政府声誉的考虑，在国有商业银行面临强大竞争或绩效不良时会身不由己地去保护国有商业银行，使其免受市场竞争的威胁。从而最终又维护了或是强化了其“强垄断”地位，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关键在于破除这种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及其带来的“父爱主义关怀”，使国有商业银行暴露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由市场竞争行为去推动产业结构的重建，从而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因为，“对于具有垄断性的产业，消除行政性或制度性的市场垄断是决定性的，否则无法对具有这种垄断地位的企业产生竞争压力，没有市场竞争压力的企业都是不可能具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