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5篇范例）

第一篇：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秦 晖·

中国改革已进行了２０年了，但中外改革成败的比较研究严格地说还是在90年代苏东剧变后才真正开始的。因为在那以前所有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无论微观上有何不同，宏观上都属于所谓的体制内改革。而９０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走上了另一条改革之路，这与我国就形成了比较。这些年来，无论政治、文化方面的比较怎么样，从经济上讲中国虽遇到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一直处于增长期；而苏东诸国则都出现了“Ｕ”型曲折，有些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在短暂阵痛后即进入了持续增长，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则危机延长而且回升乏力，但转轨初期经济下滑则是共同的。这就使国内外都盛行着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至少是不如中国成功）的评论。但对成败的原因分析则各有不同，就国内而言明显地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苏东剧变起到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当时盛行“姓社姓资”之说，认为中国改革姓社，所以成功，而苏东改革姓资，所以失败了。这种说法迄今也未消失，但影响已急剧下降了。

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改革又兴，而“不争论姓社姓资”已成主流声音，于是认为中国、东欧改革不是方向之别而是速度和顺序之别的观点盛行。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改革是渐进的，摸着石头就过了河，而东欧改革是激进的，一步没迈过壕沟就摔惨了。还有人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如办特区及优惠外资）其实比东欧更“激进”，于是把渐进激进之别修改为存量增量之别，说中国搞的是增量改革，所以成功，而东欧一来就搞存量改革，所以失败了。

及至去年十五大与今年“两会”之后，我国改革也日趋“激进”，并且指向了国企等“存量”，于是上述诸说渐衰，而新的解释模式又应时而生：

有人作“俄越改革比较”，认为休克疗法其实不坏，越南行之颇见奇效，而俄罗斯行之则不灵，关键在于越南保持了铁腕强权，所以物价说涨就涨，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国企说给谁就给谁，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于是改革便能顺利到位。俄国则不幸搞了所谓民主，失业一高，福利一降，就议会里吵社会上闹，政府下不了手，“休克”到不了位，故而陷入困境。显然，这里讲的是越南，实际所指是很清楚的。

有人则倡交易成本之说，认为东欧搞的是“公共选择”式改革而中国搞的是“双方交易”，而公共选择之成本大于双方交易，这就是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之原因。还有种说法是：东欧搞的是“向后看”的改革，老要纠缠工人创造的积累怎么算、“非法”的没收怎么赔等“过去的问题”。而中国搞的是“向前看”的改革，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可以，“过去的问题”不管它，而只求面向未来，所以成功了，云云。

这些说法在驳论方面有些道理。“渐进激进”或“存量增量”之说并不能揭示中国改革的真正得失。在许多领域（如对外资的优惠和在劳资关系中的资方优势）中我国实际上远比东欧更“激进”，而变公社为家庭农场这样一场涉及我国８０％人口的变革，难道不正是典型的存量改革么？我国改革中成效最著的不正是这些领域的改革么？

但这些说法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无论“扬越抑俄”、“扬‘双方交易’抑‘公共决策’”还是扬“向前看”抑“向后看”，其实质都是一个：铁腕寡头强行处置公共资产而不顾社会公正，改革就能成功；若是讲什么公共决策、起点平等、民主量化、历史欠账——一句话，若强调改革的公正性，就会加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使改革失败。我以为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种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这一理论只适用于已确定的交易方之间的交易过程，而不能用于交易方的确定。说白了：这个理论首先是支持“交易”而反对“抢劫”（凭权势强占）的，它只能比较各种交易方式的成本，而不能比较交易与抢劫的成本。科斯的一个经典说法是：工人为什么不自己到市场去出卖产品和劳务，而要受雇于企业？就因为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能降低交易费用。科斯并没有这样提问题：如果把这些工人都抓起来进行奴隶制生产，根本不让他们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交易费用”会不会更省？这并不是荒唐的假设，因为Ｒ·Ｗ·福格尔等人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在成本与效益方面并不比北方自由经济差。但是无论科斯还是福格尔，都不会用“交易成本”来为奴隶制辩护。应当说，这并不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限制，而且也是学理上的逻辑使然。因为，有规则的交易与无规则的抢劫之间即使在技术意义上也是无法比较“成本”的。举例言之，如果甲乙二人在市场上反复讲价而仍达不成交易，于是甲干脆拔出刀来把乙给抢了，这是否会使“产权转移”的“成本”降低呢？无疑，如果乙束手任抢，也许会的，但若乙也拔刀相抗，那“成本”可就不堪设想了。换句话说，如果把强权因素引入“交易”，那么由于无法规范预期，“成本”也就无法比较。可见即使是“不道德的经济学”，因技术的理由也不能把“交易成本”用在这种场合。有人宣称：由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在不受监督的条件下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私有化方式。即使不作道义上的反驳，人们也会问：你凭什么断言“公共”会对此一声不吭，任凭看守者做这种“无成本交易”呢？

因此，如果说２０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不能用“姓社姓资”、“渐进激进”来解释，那它就更不能用“以不讲公正来减少交易成本”之说来解释。如果说搞了半截子“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尽管疗效不佳，但比“渐进”的乌克兰境况还是要强，那末在同属“激进改革”的诸国中，更民主也更讲起点平等的波兰、捷克等国又比俄罗斯的效果更好。这表明改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不能支持反改革论，也不能支持寡头改革论。

如果不玩弄抽象概念而是就走向市场化而言，那么所谓公正在增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在存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起点平等。在这两个方面中国２０年改革都是有经验的。在增量方面，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实际上超过许多东欧国家，私企发展的空间也日益扩大，虽然仍有官营垄断、外资超国民待遇、劳资关系不平衡（有民间商会而无民间工会）等问题，但“自由的公正”在发展并显示着正面效果则是无疑的。在存量方面，我国废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过公共选择，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认可的方式实现了农民走向市场时大致的起点平等。而农民之所以主动发动改革，也是由于旧农业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也显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既不同于真正的集体经济，也不同于国家控制、国家承担责任的城市国营经济，共同体的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只有“父权”而无“父责”，这即使在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下也是极不公正的。这种只是为了取得原始积累而管制农民的体制在前苏联虽也存在过，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从１９６６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就意味着失去共同体的保护。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联的农业与我国的国企都比我国的人民公社体制要公平些。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１９６６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

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６０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换言之，旧体制对农民有保护而很少束缚，那里的农民就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了。

总之，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改革，号称“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是我国改革工业成就中的重要部分，它也是从大包干产生的后续变革），而农村改革之成功，一不是靠“渐进”，二不是靠“不动存量”，而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正（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联东欧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如果中国农民像国企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由“管而不包”逼出来的改革冲动。而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从广义契约——广义公正的角度讲，人们放弃自由是为了获取保护。而共同体在实行束缚的同时也就承担了保护义务。摆脱这样的束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我国的公社只有束缚却无保护，摆脱它的过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又较均等，他们何乐而不为？显然，这样一场类似“帕累托改进”的变革得以实 现，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响（城市里接受“市场文化”的影响不比闭塞的农村更多吗？），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经济民主”，而就是由于摆脱不公正的冲动与公平的要求。

反过来说，我国改革由于忽视了公正原则而受阻的教训也很多。以住房改革为例，本来住房作为消费品，其“私有化”并不像生产资料私有化那样有意识形态障碍，我国改革前没有合法的私营工厂，但私房一直就有的。从操作来说，住房私有也不像生产资料私有那样涉及到经济过程中要素配置机制重构的复杂问题。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国企私有化困难重重，争议也很大，但他们的住房改革多很顺利，争议也少。如俄罗斯的国企改革泥足深陷，问题不少。但他们以抽肥补瘦、返还欠账为原则搞的住房改革却很成功，早在１９９３年底仅经过两年的变革就已使私房率达到５５％～５６％，已达西欧国家水平。而东欧一些国家如保加利亚，早在旧体制下就承认低工资下的住房返还原则，规定劳动者工龄积累到年限后低可拥有所分住宅的产权。而我国的住房改革久拖不决，关键并不是什么“观念”问题，而就是公正问题。有些地方按“补房不补人”的原则搞“谁占谁有”式的房改，在半卖半送的低价下又加之以工龄折扣不按绝对值而按所占房价百分比计，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或分房不足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一部分人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积累并要把后者抛向已被公款购房潮和原始积累时期的垄断性暴利因素双重刺激下价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场”。这样的房改能没有“阻力”吗？如今政府提出以补人不补房的“货币分房”来取代“谁占谁有”，正是看到了前一阶段房改中的弊病。如果这一原则能得到公正的执行，“观念”是不会构成障碍的。

企业改革的问题也是如此。在“穷庙富方丈”的同时让工人空手“下岗”，或者强迫工人出钱为“穷庙”填补窟窿，再或把“穷庙”粉刷一下上市骗钱，都会造成严重的不公正。而农村改革的经验、日本战后解散财阀时的“证券民主化”经验与当代波兰、捷克等国的转轨经验都表明，“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是解决进入市场时产权初始配置问题的重要思路。即使不讲起点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选择。存量资产既然是公共的积累，那末无论是“分”是“买”还是“送”都不能不考虑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

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权益。东欧尤其是前东德不少“烂摊子”企业是采用象征性价格“送”掉的。但这种方案都经过工会同意并以强大的工会力量保证“送”的条件（职工就业等等）得以落实。如果不是这样，“送”就行不通。

增量领域“自由的公正”与存量（主要指农村）领域“起点的公正”是我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关键。而把“起点公正”推广于其他存量领域（如住房、国企等）则是我国今后改革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以国企为代表的存量经济问题成堆，但从一些指标看尚未出现东欧国家改革初期那种大滑坡的局面。这成为一些人全盘否定“激进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实，这里除了一些深层问题尚被掩盖乃至尚在积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与苏东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Ｊ·Ｒ·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利、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哄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那里建立的更多的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勿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之“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经济学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饭。中国的“小而全”“山散洞”与苏联强调优化分工„„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因此，中国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中国改革前期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另一方面中国本来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也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市场无计划”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这一切使中国的改革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但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如今的成就与他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表明我们如今干得比他们好，勿宁说是表明我们过去干得比他们差：我们的公社不如他们的农庄公平，而我们的命令经济不如他们的计划经济有效率。但他们当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尽头，我们也就不能只吃“落后优势”的老本。我们如今还在用“全国托拉斯化”的思路来解决重复建设、山头经济的问题，这无可非议，“专家的计划”毕竟比诸侯们的竞赛更讲配置效率。但人家沿这条路走到底也不过如此，我们又能在这条路上再走多久？应当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有时效限制。如今国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说远高于文革时期，但国企的困境都远甚于那时，同时权钱结合的原始积累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一切都表明改革进程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陷入“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

第二篇：经验教训

经验教训

随着免疫规划工作的发展和健康教育宣传力度的加大,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群众对预防接种的认知和对预防接种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接种单位必须规范预防接种各项工作,避免出现接种事故,同时还应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加强预防接种疑似异常反应应急处理能力的训练。在学校开展群体性接种工作时必须持谨慎态度,接种前一定要做好筛查工作,认真进行询问诊,必要时还要测量体温。对于身体有任何不适的儿童,都必须缓停种疫苗,切忌一味追求高接种率。同时与受种学生进行沟通时,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仅局限于通过询问是否发热来判定能否接种疫苗。另外,发生疑似异常反应后,必须给予受种儿童家长和公众明确的解释,正确引导大众传媒的渲染,避免引起公众疑虑和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第三篇：我国历史上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我国历史上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一、历史上三次重要的农村税费改革

自从有了国家，便有税与费。我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征税收费的主体是朝廷与官府，纳税付费的主体是农民。一部中国古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农民负担史。农民负担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凭借其行政权力向农民强制性征收的“皇粮国税”即正税，二是正税以

外的各种行政性收费。一般而言，国家财政收入理应以税为主，以费为辅。但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朝廷与官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是费大于税、费重于税。我国历史上“苛费猛于虎”、农民不堪重负的严重状况，曾引起个别帝王及官员的不安与关注。他们实行过多次税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三次税费改革是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火耗归公”。这些税费改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许多改革思想对此后的财税改革也影响很大。

（一）唐代的“两税法”唐代推行的“两税法”首开中国费改税的先河，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税费改革。两税法的出台有深刻的历史背景：（1）安史之乱爆发后，政治动荡，财权下移，财税管理紊乱，原有的“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租庸调法无法继续实行下去。（2）中唐以后，由于土地买卖限制日宽，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少数人集中了大量的土地，均田制受到严重破坏。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逃亡，并归附于庄园主成为隐户，导致国家失去了纳税户，“王赋所入无几”，国家财政陷入危机。（3）在正税失控，官禄、兵饷日增的情况下，统治者对广大百姓横征暴敛，乱收费一发不可收。（4）收费没有固定期限，征收时间、征收次数随意性极强，百姓随时都面临交费的困扰，生产和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不得不接受宰相杨炎旨在解决财政危机、归并杂费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改革。两税法的主要内容：（1）归并税目，把当时混乱繁杂的税种合并统一起来，归并为户税与地税两种；（2）集中征收时间，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3）费改税，将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作为两税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财税管理的角度看，两税法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肯定：（1）简化了征收手续，归并了收费项目，集中了纳费时间，抑制了滥收费，改变了过去“科敛之名凡数百”及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使人民得到了便利，体现出“方便”和“经济”的原则。（2）通过归并收费项目，规范收费管理，控制了收费的范围和数量。（3）两税法实施之后，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强化了中央财权的集中性和控制力，抑制了地方为所欲为的乱收费和滥收费行为。（4）扩大了税基，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改革前，中央年财政收入只有一千二百万贯，而改革后猛增至三千万贯以上。

（二）明朝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在明朝中期至清朝后期实行的一种赋税制度，前后持续了300多年，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明初，税制仍沿用唐朝的“两税法”，即按土地、财产的多少来确定纳税额的税收制度。但由于当时战乱不断，人户逃亡，田园荒芜，户籍、地籍混乱，两税核定及征收十分困难，而军费骤增，财力不足，不得不用附加预征等方式增加收入。再加上豪强逃避赋税，官吏营私舞弊，农民负担加重，怨声载道。针对这种情况，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明皇采纳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出台了“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徭役与田赋合并，按地亩纳税，将繁杂的赋役项目合编为一条，故称为“一条编”，也称“一条鞭”。主要内容：（1）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过去按户丁派役，改为按丁数和田粮摊派。（2）出钱代役。“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即农民可以出钱代替徭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担。（3）田赋征银。田赋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都改为用银折纳，开始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过渡。（4）官吏征税。赋役由粮折成银两交纳后，不再通过特设的粮长、里长征收，而由地方官吏直接征集，防止豪强富绅勾结作弊，避免了代收、代征的弊端。

实行“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向的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往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而为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劳役用银代替，农民照定额纳税，不另服役，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的生产时间有了保证，可以合理安排生产，也为农民脱离土地、进行商品交换创造了条件，对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经过改革，做到了“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且“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税收增加，财政情况好转。万历十年至十五年（公元1582—1587年），太仓积粟1300余万石，国库积银600余万两，出现“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公私积

储，颇有盈余”的盛况。

由于“一条鞭法”按亩征银，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再加上明朝末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开支猛增，税负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辽饷、剿饷、练饷”三大征，且加派不断，改革的措施逐渐被破坏。但清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缓解阶级矛盾，宣布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康熙五十二年还提出“续生人丁，永不加赋”，进一步完善

了“一条鞭法”，使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11年。

（三）清代的“火耗归公”火耗是明清地方政府私自征收、自筹自用的一种附加费。自从明代中叶实行一条鞭法后，各地普遍实行田赋征银，因民间交纳的大多是零碎银两，各州县政府借口上缴税银需熔为整块，有火炼之耗损，所以在征收田赋时，要加征火耗费。实际上，熔铸碎银的损耗极小，耗损率只为1％～2％，然而地方官吏在征敛时要多于此20倍以上，要加耗20％～30％，有时更高。清初，征收火耗较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不堪重负。清廷曾严厉禁止征取火耗，但“禁之而不能”。主要原因就在于自明代以来，火耗收入一直是供应地方经费开支尤其是弥补官俸不足的重要来源。地方加征火耗既是吏治不清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侵蚀中央税赋的一个主要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等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提出火耗“提解归公”的改革建议，为雍正皇帝所采纳。

火耗归公的主要内容有2项：（1）将火耗改为正式的附加税，各省统一税率和征收数额，由省统一征取，州、县代收，提解布政司库，地方官府不得另外私派。（2）把原来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银，改为统一上缴国库，再由中央下拨一部分银两作为地方官吏的养廉银和地方行政开支的“补助”，同时必须接受中央的查核和督察，务要花销明白，支出清楚，多余的要上交。雍正皇帝在推行“耗羡归公，设养廉银”的同时，还追查亏空，严厉肃贪，惩处了一批贪官，打击了地方官吏的任意摊派行为。

火耗归公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1）加强了中央财政集中统一，使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管理权牢牢地控制在中央财政手中。从此，耗羡收入一律以中央的名义拨付，或作地方官之养廉银，或用于地方的办公开支，或用于赔补亏空，使地方政府征收火耗的收支活动处于中央财政直接、全面的监督管理之下，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坐收坐支或自收自支，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2）有效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滥征加派之弊，整饬了吏治。耗羡归公后，由于中央把各省征收的耗银从过去的暗取改为明收，并使数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从而使康熙末年以来的滥征加派之风得到明显遏制。此外，从一定意义上看，这种做法还从制度上堵塞了官吏腐败的漏洞。而且中央财政每年从“火耗”中提取二百八十多万两，支付各省文职养廉银和地方办公费用，使地方官吏得到了一定数目的补助，从而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压力，有助于他们安于职守。（3）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火耗归公改革后，羡额一般固定在10％左右，各地所收耗羡量比以往州县私征时减轻了许多，百姓的负担因而在一定程序上有所减轻。（4）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火耗归公后，中央财政收入随之充裕起来。到雍正末年，国家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历代的税费改革无非是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度，保障统治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相应的生活，而不考虑税费征收合理与否，税费结构与数量合理与否，其结果是人民的法定负担有增无减，税费的数量必然向超过劳动者承受能力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历代税费改革始终走不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的根本原因。

二、历史上税费改革对当前费改税的启示

这些年来，由于诸多原因，我国有些地方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组织对农民乱收费愈演愈烈，屡禁不止，给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改革税费与农民减负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也可以成为农民减负的根本保证。从我国历史上对农民乱收费的根本性原因来看，一是剥削制度，二是生产力低下。如果说历史上受限于剥削制度与生产力低下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乱收费问题，那么今天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理应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农民减负。

（一）减负：农村税费改革的立足点现在涉农收费五花八门，各种提留、摊派、罚款比比皆是，而且越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方，收费越多越乱。一些地方和部门不顾农民的利益，向农民伸手，搭车收费，甚至有些基层干部强行收钱收物，酿成恶性案件，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减负是税费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必须坚持的首要目标，也是税费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一是坚持减负治本之策。针对“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情况，实行“四个取消”：取消乡镇政府统筹（用于农村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五保户供养、乡村道路建设等费用）和教育集资（用于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和危房改造等）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与集资；取消农民“两工”（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取消地方附加、屠宰税、农林特产税；农业税税率最高不超过7％，条件成熟时，最终取消农业税。二是严格征管手续。农业税的征管要增加透明度，让群众缴明白税。征管手续应严格，完税证要开到纳税户。应出台适合农村税收特点、对征纳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征管办法，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同时也保证农业税征收机关依法行政。三是加强督察。督察的重点在于核定的农业税计税土地是否属实，确定的农业税常年产量与计税价格是否合理，计税面积和常年产量是否做到逐户核对、张榜公布。

（二）法治：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点农村税费制度要坚持依法治税理财，加强监督管理。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纵观历史上税费改革，“工于制法，拙于执法”是其最终未能彻底解决乱收费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唐朝实行“两税法”后，明文规定官吏不得在“两税外加敛一钱”，否则，以贪赃枉法论罪。由于有法可依，所以唐代在这时期乱收费、滥收费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因执法不严和监督不力，非法加征依然严重。当今农村乱收费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也在于财政法制尚不完善尚不健全。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历史的教训与经验，并吸纳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走法治之路，依法治理税费。针对“部门出点子，领导拍板子，农民掏票子”和重费轻税、以费挤税、费先税后、费硬税软的突出问题，税费改革要按照“取消一批，改税一批，规范一批”的原则，着力做好三项工作：（1）依法消费立税。在全面清理整顿各类收费基础上，对没有法律依据或明显不合理的项目坚决取消；对具有税收性质又易征收的收费项目纳入税收。（2）依法规范收费。尽快出台规费征收法律，实现收费征收主体、项目设立、资金管理、征收秩序的法制化；依法加强对“一事一议”筹资的规范管理，如确需维护村公路或村办学校的维修与危房改造等，要按村民大会多数人通过的意见确定行与否，并严格实行上限控制。（3）依法强化监管。坚持财权与事权统一，加强财税体制建设，实现生财有道，聚财有方，用财有效，平衡发展的良性循环；加大对财政支出的监管力度。从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看，一方面要对乱收费的权力组织及个人加大惩罚成本，另一方面又要降低农民反对收费的成本。只有同时从这两方面着手，才能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饬吏：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点税费改革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系统工程，大量政策的制订实施都离不开政府。政府是否清廉高效，直接决定着税费改革的成败。纵观历史上税费改革，又一重大失误是饬吏不力，导致机构臃肿，腐败丛生，日趋危机的财政难以支撑巨额官俸和行政支出，地方政府“势不得不私派于民”，向农民大量派捐征费。收费—进入—收费，形成恶性循环。历史教训昭示：推进税费改革，必须开展以精简机构为主题的整饬吏治。我国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庞大、支出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农民负担重，是因为“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现在县乡两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已占到全国的71％，但其财政收入只有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负担约占实际负担的40％。一些地方搞了那么多的达标升级、形象工程，没有预算约束，不仅向农民摊派，而且使乡镇政府严重负债。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首先把不在编人员减下来，在编人员也要大幅度精简。村组补贴干部的人数也要减少，提倡村组干部交叉兼职。

中国古代原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为三级。“康梁”当年曾提过，把省分多一些就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若按这个思路每个省管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乡镇自治，乡镇这一级可以省2000亿元。当然这只是一个探讨。但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政府行政职能弱化后，逐步转化为综合性的农村中介服务组织是可能的。村完全可以实行自治，村上选出代表联合组成合作理事会，不要行政编制，义务为农民办事，按照财政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收费完全取决于人家需要不需要服务。乡村两级组织是农民负担的重要源头，堵住这个漏洞的关键是真正实行村民民主自治。

（四）制度供给：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点我国历史上税费制度改革的主体是皇帝及各级官府，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为农民减负。当今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主体当然是政府与农民，但依据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国情，政府扮演更为重要的主导性角色。我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充分利用已有组织资源（各级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层层传递实现的。尽管农民自发性、诱致性、内生性、盈利性的创新活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但又必须得到政府的默认、允许、批准与授权。换言之，政府的主导性角色既不容动摇又不可替代。有鉴于此，政府的制度供给头等重要。政府制度供给的意愿与能力，可以纠正农村制度供给不足，可以遏制对农民乱收费，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可以主导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倘若政府不从重城轻乡、重工轻农、重市民轻农民的“路径依赖”或制度惯性中脱身，依然在社会总资源配置与社会再分配格局中对“三农”采取“少给予多索取”的制度安排与政府偏好，倘若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在社会公共分配领域中不能秉持公正与中立，依然对城市供给公共物品却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中大部分退出而强令农民进入，倘若政府不实施城市与农村的制度公平（市场公平）、市民与农民的负担公平（税费公平），依然仅仅把治理收费、改革税费锁定在“农”内、“乡”内，那么农民减负就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第四篇：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及其经验教训

利率市场化及其经验教训

一、对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考察

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特点是以国债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展开的。日本在二战后很长时期内一直推行低利率政策，以维持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加快实施经济复苏计划，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进人了低增长时期．政府开始谋求大量发行国债，国债的发行对象逐步扩大，从商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以外的机构和个人。为了提高国债的流动性．日本开辟了国债流通市场，由此促成了国债利率的市场化定价。随着国债利率的市场化，1978年6月以后，日本中央银行逐步取消了对货币市场的利率控制，实现了货币市场利率的市场化．并由此开始了存、贷教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二、对智利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考察

智利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以失败的典型被人们记住的，其改革进程充满经验和教训。从1974年起，智利新政府开始了货币主义性质经济自由化改革。其金融改革最引人注目。从1974～1976年，其国内金融自由化改革几乎全部完成。1976年完成银行私有化。1 977年利率市场化，1979年资本账户开放。在改革后的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但利率放开后，由于金融监管机铺的建设不力，银行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等，使智利利率市场化陷入困境，1976～1982年期间．年平均实际利率达到32％，某些单项利率最高时达69％。智利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未达到预期目标，不仅出现了储蓄负增长，投资增势缓慢．而且出现了外资过度流人和比索升值，从1979年6月至1982年6月的3年中，外资流入翻了两番，比索大约升值了25%，但到了1981年后期，外资流人量已太幅减少．再加上公众缺乏信心，比索贬值已成共识。1 982年6月，智利政府不得不宣布比索大幅度贬值，贬值幅度达18％。此后比索一直处于贬值状态，到l 983年时，比索已贬值99％。由于银行大量借外债用于放款t此时，其情形已是智利银行体系的实际破产。智利政府不得不出面对之进行挽救，重新将银行收归政府帐下，利率电就不得不被重新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宣告失败。

三、外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式和步骤必须科学选择。

利率市场化的方式和步骤有一步式和两步式两种．两种方式优劣互现。一步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在短期内迅速修正利率管制带来的扭曲，达到改革的最终目标．但这种方式刚性太强，对经济运行的冲击过大，改革的后遗症较多。而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对经济运行冲击平缓．但时间过长可能牺牲效率，在渐进式的进程中也可能偏离改革的预期目标。从国际实践看，两种方式均有成功和失败的范例。总结国际经验可以发现，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概率要大于一步式。

(二)金融市场的发展、全融体制的完善是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

我们知道，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和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在市场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可以说是整个市场中的校心。因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资金的循环运转来实现的，资金的流动决定着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向。可见金融市场是联系各个市场的纽带。因此．没有一个发达、健全的金融市场，就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分析智利的利率市场

化改革可以发现，其改革是在金融市场发育程度极低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市场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加之政府对银行间的竞争没有给予适当控制和引导，导致利率市场化后，银行间的竞争主要集中于利率方面．市场风险过度集中而得不到释放，而最终导致失败。而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则是继国债发行和流通市场充分发展、货币市场充分发育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风险迅速得到释放，保证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刺进行。

(三)稳定的宏观环境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先决条件。

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在一定的宏观环境下进行．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予以支持和保障，因此，改革的时机选择对改革成敢至关重要。稳定的宏观环境可以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平稳的改革氛围，平衡协调相关关系，而急剧波动的宏观环境下，可能激发各种矛盾，使得改革夭折。

(四)商业根行的规范化经营和套平竞争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

在一国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处于金融主体地位，从国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经验看，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日本，在初始阶段主要是放松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限制，一般对贷款利率规定上限和下限．对存款利率规定最高限，允许商业银行在限定的幅度内决定具体的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水平。之后，在逐步扩大贷款利率上下限的同时，允许商业链行对不同性质和期限的贷款项目实行差别利率。最后，中央银行完全取消对商业银行存货款利率的限制。从这一进程可以看出，利率管制的逐步放松到最后的取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完善以及银行的充分自律。此外，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中央银行能够采取间接的调控手段，在遵循市场原则的基础上．传导货币当局调节利率的政策信号，以便逐步取消原来的直接干预。为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商业银行能够对中央银行的政策信号做出积极的反应，并根据自身的资产负债性质和运营情况来制定利率水平。

(五)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保障。

利率由管制转变为自由化．这是急剧的市场变革，其震荡性是深远的，也是巨大的。金融领域的风险具有集中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如果失控将会带来连锁反应，对社会经济运行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为了保证这一转变的顺利进行，需要政府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这种金融监管不是直接管制和干预，而是以间接的、宏观的手段加以调控，它可以保证在急剧的变化中，烫平市场渡动，消除负面影响，保证改革的平稳进行。从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实践看，在改革期间．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市场波动，但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平衡协调作用，使改革按预期进行。

财务管理1101

杨文奎

20111871

第五篇：浅析中国改革

浅析中国改革

谈到改革，我们都知道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要解决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我们就必须改革，以谋求社会更大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增大，政治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国际上也不断遭到一些国家的骚扰。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家便将深化改革提进了国家政治的议事日程。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最近今年的发展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发展原则。

十八大报告中的一些改革问题分析

【摘要】中共十八大中提到了很多的改革问题，在中国的世纪初的十年发展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有政治、经济、民生等问题。随着新一届党的领导人的上任，国家将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笔者通过自身见闻，试图对改革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

【关键词】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 十八大

绪论：今年11月份中国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中提到最多的还是改革问题。笔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对十八大报告有所见解，略以拙笔记之。

谈到改革，我们都知道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要解决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我们就必须改革，以谋求社会更大的发展。在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出现了腾飞现象，国民经济总产值达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经过2008年的世

界性的经济危机，我国依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这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增大，政治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国际上也不断遭到一些国家的骚扰。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家便将深化改革提进了国家政治的议事日程。笔者将根据笔者自身经历以及听闻，对十八大前后的教育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其他的民生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最近今年的发展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发展原则。

一、政治改革问题

我国实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并且始终是我国的执政党。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更好的领导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也需要不断的完善自身，发展自身，使得党能够始终保持领导地位。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江泽民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社会顺利进入新世纪。顺应社会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到需要建设新型的顺应时代的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性的提出了怎么样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党的思想。对我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经济的腾飞造成了大批的党员干部思想受到腐蚀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贪污腐败的问题。其次，大部分党员干部在领导政务的过程中没有与时俱进，学习先进的管理科学，使得一些地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出现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现象。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对这一批领导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进行一定的改造，使得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做好新一代的领导人。

第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力度，使得其能够学习到先进的管理制度，能够在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当代社会中建立起政府的公信力。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

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能够真正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二，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建设。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社会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部分党员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被糖衣炮弹攻击到无所适从，最终陷入了错误的泥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中的败类，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这种现象不仅仅使得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更是对于社会风气有了一个不好的发展方向。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掌握着我国的党政大权，中国共产党的腐败问题其实就是中国人民政府的腐败问题。由于腐败导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其加剧了本来就已经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等级思想。使得广大社会的有识之士对社会的发展失望，从而做出一些伤害人民感情的事情。因此政治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党纪，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

自“***”之后，十八大以来，中国查处了大部分混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思想被侵蚀的贪污腐败的官员。随着党纪的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会得到长期的发展。

二、经济改革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却也产生了很多的经济问题。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过大，随着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的恶化，经济发展将会遇到很大的瓶颈。十大大报告中提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1]因此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发展的核心就在于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逐渐实现科学发展。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建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异常缓慢。因此要不断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

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技带动经济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使得三驾马车共同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

其次，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于发展生态型环保型的经济。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必须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一方面是保护国内的环境，使得经济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另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经济的科学协调发展，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使得全国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必须加快分配制度的改革，不断增加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使得中国人民能够抵抗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的波动。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感。经济改革的成果能够广大的人民所认可。

三、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重点，十八大报告中着重强调民生问题，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1[2]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解决民生问题始终是发展的目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也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助力。鉴于笔者水平问题，在本文只是就教育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

教育是民生之本，是国家发展的基础。通过教育，国家得以培养大量的人才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大量的生力军。随着现代社会科技对经济影响的日益加深，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但是新世纪前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于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了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事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高等教育方面，高校毕业生的失业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因此在这一方面国家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为大学应届毕业生提供平台可以进行自主创业或者提供就业机会。其次，需要对高校进行改革，使得高校的教育能够使得大学生更适应社会。对于研究方向的学生，国家应该提供支持，使得其能够专心学术研究，从整体上提升国家的综合软实力。

基础教育方面，教师资源的缺乏、教育设施的不足始终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极大的瓶颈。国家一方面应该鼓励大量的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选择进入教育学校学习，最终进入教育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加大投入，为教师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建设国家精品课程，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但是，最重要的是发挥政策的力量，改革教育体制，避免教育出现为了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而出现的一些问题。

教育的主要部分是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的主体是教师，因此要改变教育现状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升教师的教育水平。

另外，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现象的发展，国家应该需要重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一方面是留守儿童问题，另一方面是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在短期无法得到解决，需要国家对农村的基础教育投入更大的力度。其中主要是农村教师的培养以及农村社区的管理。农村教师的培养很大一方面在于农村的教育基金的不足，使得大量的农村优秀教师资源流失。这一个问题需要发展农村经济，转变教育类学生的思想观念以及农村管理者的理念，使得农村能够自主解决教育基金问题，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问题则需要城市管理者作出努力。鉴于城市教育机构的盛行，我们可以尝试学习法律援助，规定注册的教育机构的教师每年或者没十年承担一定量的义务的子弟学校的教育。另外，笔者一向比较重视大学生在教育方面的生力军作用，可以发展大学生义务教育者，承担一定的子弟学校教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