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山西农大办二手书店的可行性

第一篇：论在山西农大办二手书店的可行性

论在山西农大办二手书店的可行性

引：二手书店的建立有利于资源的再生利用是节约型校园走可持续发展的经典路线，作为百年名校—山西农业大学每年有3-5千名毕业生（以2014年为例本科毕业生人数为3500人。数据来源：）并且在逐年扩招。该平台的建立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只要科学发展不失为一条理想的创业之路。

关键字：山西农业大学，书籍回收，可持续发展

正文：二手书，这个字眼对于农大的每一个学生来说都不陌生，每到毕业季，师哥师姐们都会拿出自己珍藏的宝贝来拍卖。其中包括专业课教材，四六级，考研，畅销书等等种类，一块，两块…..这些书因为物美价廉而大有市场，每年都有大量的书籍被交易。但是因为交易时间短，书籍信息买卖双方无法对称等原因，还是有好多书摆脱不了废品的命运。因此，书店建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论不同种二手书循环的可行性：

教材：因为大学教学老师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教材不再是中心，所以教材的利用率低，单从新旧程度来看，满足再次利用标准。并且大学教材以基础专业知识为主，因此不会在学术内容上产生太大变化。以上两个条件为教材的循环利用提供可能。但是目前教务处官方公布教材订购还未开放，学生还未享有书籍自助订购权。就目前来看，市场很小。（保守说法）

考试用书：考试用书作为学生自主开放的项目，有很大市场。四六级，考研英语，具有一定的回收价值。考研专业课，公务员，职称等用书因内容变化不大对于学生来说更是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畅销书：在国外大学已经有了非常完善的书籍回收体系，在国内的一些高校都有了以书店为依托的二手书循环体系，而当下的电子商务更是催生了一大批二手书交易网站（有路，孔夫子旧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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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经营校园二手书店可行性分析报告

作业一：创业可行性分析

假如你在校内创业，开什么店容易成功？为什么？ 题目：经营校园二手书店可行性分析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大学生创业已成为社会关心的热门话题。在如此严峻的社会压力下，大学生的思想也在渐渐转变。我认为在校园里的创业一定要把落脚点放在学生上，在校就读的大学生就是我们的主要目标群体，开办一家旧书回收并且转卖给新生是个不错的选择，只要在学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可以适度扩大经营范围，二手书、二手教学设备、二手学习用具……都是可以作为商品出售的。

针对高等院校，倡导旧书回收不仅响应了国家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旧书的循环利用可以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在提高了书籍循环利用率的同时也间接地降低了能源的消耗，减少了废水、废气的排放，真正做到了绿色环保。

下面就该项目的创业可行性进行分析：

一、市场潜力大

通过我收集的某高校做的市场调查，回收问卷以后分析得出：有46%的大学生的课本闲置，有25%的大学生的课本以废品卖掉，这两部分已经占到总数的71%，这说明书本的使用率很低，急需对旧书进行回收，加快旧书的循环利用。将近100%的同学有买过旧书的经历，说明大学生对旧书的需求很大。回收旧书并通过交换和买卖的方式再次放回到同学们的手中是同学们的迫切需求。同时有86%的同学非常赞成和赞成回收教科书，这样不仅可以得到一些经济补偿，还能支持环保，因此旧书回收很受欢迎。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可得出，该项目的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当买卖可循环利用的书本形成习惯，我们也就形成了固定的客户源。

二、组织可行性强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使旧书在校园内得以顺畅地循环利用，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我们通过从学生手中以低价回收二手教材，再将其放在我们的二手书店进行出售，为就读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易平台。（1）旧书信息发布。建设一个校园旧书回收公共账号，方便师生了解旧书回收机构中书的种类和价格，解决了空间对信息传播滞后的问题。（2）客户管理。我们的客户是面向广大师生的，我们采取自我运营自我管理，学校帮助管理的办法来管理我们的客户。（3）旧书交易。在校园内找一家实体店，不需要很大的占地面积，为师生们提供一个浏览旧书，查找旧书，交换旧书，出售、购买旧书，意见反馈的场所。（4）库存管理。这就需要经营人员对旧书按照分类进行及时的上架和下架，对旧书数据管理系统的信息及时的更新并设立意见反馈，如：留言簿、意见箱等。

三、财务投入处于中上水平

场所费用，主要指的是店面的租金，估计一年2万元，视学校情况而定。并且我们在选择店面的时候不需要在黄金地段，这与零食铺，打印店，快递店有所不同，因为顾客去书店的次数没有很频繁，而是在有需要时会主动去购买。店员只需1—2名轮班，寒暑假不营业，但会发一点补贴，每月的基本工资按照市场薪酬计算，2月9月这两个开学月另外招聘3名兼职者，薪酬按小时计。

店面布置费控制在1万元以为，除了一些基本的电器设施，在装修上完全可以自己用简单的材料布置，也体现了绿色环保的主题。

旧书的回收价格初定为按照原价的两折回收，售价定为原价的五折，赚取中间的三折差价，有特殊情况的需分条列项，比如几经流转的比较陈旧的书籍，降低回收价，出售时也会适当降价。对于旧书的回收投入才是主体，预计期末，开学时会有一个卖书的小高峰，这就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假设为回收2万本图书，回收过程也会有出售，大概的资金投入就上了20万元，营业利润需要减去几个月的利息，淡季的时候无需很多流动资金。

每个学校都有一两万的就读学生，尤其是到了开学初这段时间，学生们会争先购买教材，这便是每年两次的高销售量月份，把握这两次机会，预计会有不错的收入。

总结：旧书的回收转卖市场潜力很大，但是在创业过程中需要很强的统筹能力，还有资金需求量比较大，有周期性，适合多人筹资创业。对于目前大多数的大学生来说，经营有一定难度，但是收益是肯定不错的。

第三篇：论安乐死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论安乐死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的死去。在我国的定义是指换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涉及到不同的人或群体，包括安乐死本人、医务人员、安乐死者亲属及其他需要医疗救治者。由于各方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不同，各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导致不同的人人或群体具有不同的安乐死观念。同时，安乐死也暴露出其背后隐藏的关于人类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既有我们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医学伦理决策道德原则冲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同时还包括具有特殊性的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价值取向。因此，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广受社会争议。

目前，世界上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条件是必须满足一定法律标准，其中包括：

（1）病人请求安乐死是自愿的、经过充分考虑的、一贯坚持的和明确的。

（2）医生与病人有足够密切的关系，使医生能够确定这个请求是否既是自愿的又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3）按照目前的医学意见，病人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而且没有改善的希望。

（4）医生与病人讨论过除安乐死以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5）医生至少应向一个具有独立观点的其它医生咨询。

（6）安乐死的实施应符合优质医疗实践。

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法律、伦理、道德、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立法。我国就此问题，在从多方面展开激烈的辩论。讨论中出现的分歧意见和国外大体相同。所以，就安乐死在中国的实施性，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一、从我国的“立法”之路

我国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探索“安乐死”的立法之路。其中，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在此期间，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另外，在2001年、2010年、2011年也都发生了安乐死事件。

自1994年开始，全国人民大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虽然目前在我国上海等地有悄悄实施安乐死的案例，但安乐死并未获得合法地位。这充分说明，在我国对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还未成熟，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二、从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

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议。生命神圣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

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三、从救死扶伤、临终关怀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

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医家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规，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悻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他们认为，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之前上课时在“22度观察”那期电视节目中看到，反对对安乐死立法的学者专家一直强调对生命的尊重，认为对痛苦中的临终病人进行临终关怀是最为人道的做法。但是，病人的痛苦有谁能体会的到？他们的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不是仅仅用关怀就可以消除的。

四、从医学伦理决策中的道德原则冲突

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现代医疗实践当中伦理决策的困境，即现代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得到较多共识的是以下四个原则：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决策能力的原则；不伤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对他人伤害的原则；行善，即要求阻止伤害、促进利益和权衡利益与风险、代价的原则；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风险与代价的原则。此四项原则是医疗实践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每一具体原则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出现矛盾，即当我们从不同的伦理决策原则出发，会对同样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我们分别从尊重自主原则与不伤害原则出发，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不同态度。

五、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

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

安乐死立法和怎样实施是密切相联系的，对其立法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病人亲属买通医生对患者蓄意谋杀。对安乐死立法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一些不法不义之徒滥用。好多人认为，在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公民的基本素质等方面都不具有对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这还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探索过程。

但是我认为，应该把对生命的选择权放在第一位。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死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病人对生命的选择。对其合法化，虽然会有一系列的法律、伦理道德问题出现，但是纵观对其他问题的立法，虽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但仍会有人触犯法律红线。所以，安乐死与其他问题一样，只要我们制定严格的法律程序，加大对其的管理监控力度，必然可以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这样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这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2011级信计1班

石艺臻 1157135 2012/12/16

第四篇：论陪审团制在中国确立的可行性

论陪审团制在中国确立的可行性

古语有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每一粒种子，从生根到发芽，从生长到繁花似锦、硕果累累，都离不开属于它的那片土地。一旦不顾差异，肆意移植，那么橘子不再香甜，涪陵榨菜不再爽口，就连茅台酒也不再醇美了。食物尚且如此，我们的陪审制度又何尝不是呢？倘若至我国已有的法律文化传统于不顾，完全将英美法系的陪审团移植在中国适用，那么它还会依旧欣欣向荣、博得众彩吗？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只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某些环节进行改造更换，我们的法治变革才能行而有效地开展起来。我认为，陪审团制在中国的确立是大势所趋，但却注定会步履维艰。

纵观当今的西方社会，各国普遍实行的陪审制度根据其形式的不同,可分为陪审团制和参审制两种。其中,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实行的是参审制。而从实质上来说，我国建立起来的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属于参审制。想要讨论陪审团制在中国确立的可行性，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晰地理解陪审团制与参审制的区别所在。

所谓陪审团制,即由非法律专业人员组成陪审团参加法庭审判活动,在审查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有争议的事实问题做出法律裁决来协助法庭审理。在审理时陪审团单独认定事实,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为法官的量刑提供依据。所谓参审制,即由专业法官和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判并共同做出裁决。陪审员与专业法官共同解决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问题,陪审员与专业法官一样具有平等的表决权。

仔细分析上文所述定义，我们不难发现陪审团制与参审制间的巨大差别：首先，从陪审员的人数来看，陪审团制下的陪审员数量要明显多于参审制下的陪审员。其次，从陪审员参加陪审的形式来看，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员作为一个整体参加陪审活动,而大陆法系国家的陪审员则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到以法官为核心的陪审组织中来。最后,从陪审员的职权来看，在陪审团制下,陪审团仅对案件事实拥有独立的认定权;而参审制下陪审员只是在形式上具有与职业法官平等的权力,即与职业法官平等地对事实进行认定,对法律加以适用。

那么二者究竟孰优孰劣呢？从遵循司法规律，实现司法专业化的角度来看，陪审团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我们暂且可以将一个案子的审理分为两个阶段——对事实的认定以及相关法律的筛选适用。就事实的认定而言，我们需要审理者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正常合理的逻辑思维。而谈及法律的适用，那么他们就要符合更高的标准，即严格的法律专业化要求。在参审制中，由于知识结构以及职权范围的限制，陪审员往往会成为职业法官的附庸，任由职业法官依照自己的自由心证进行判断，难以发挥实质的作用，更无法与法官形成相互的制约关系。而陪审团制则巧妙地回避了这样的缺陷，陪审团只负责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而法律的适用则交给法官进行。通过陪审团全部或大多数人根据经验所进行的事实认定，不但可以减轻法官对事实认定的偏差出现的可能性，而且还有效地防止了司法腐败的发生。

从促进司法民主化，保障诉讼公正性的角度看，陪审团制亦明显优于参审制。由于陪审团制中陪审人员人数较多，使更多的公民有机会参与到司法审判中来，分享国家的司法权，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与此同时，陪审团对事实的认定有独立的权力，一经认定，无罪判决便生效，控方不得另行起诉。陪审团对事实裁决的终局性、决定性，彰显了其权威，进而保证了人民参与司法活动的积极性。

然而，从诉讼经济与诉讼效率的角度来看，较之参审制，陪审团制就逊色好多了。在陪审团制中，陪审团组成的程序相当繁琐；当陪审团成员对事实的认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或多数意见时，陪审团需要重组；陪审团成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吃住行及生活补助亦花销巨大。而参审制，则明显节约了时间和人力，减少了处理案件的费用，缩短了审判时间。

从对确有错误的事实认定进行救济的角度看，诚如上文所述，由于陪审团的权威，它作出的裁决往往具有终局性、概括性：一方面禁止控方对无罪裁决进行上诉；另一方面，碍于

极其严格的程序，被告人上诉的启动几率也很小。因而一旦对事实的认定确有错误，适用陪审团制的国家往往不能给予其应有的救济。与此相反，参审制国家则可以通过普通的上诉、抗诉程序来进行权利的救济。

从对案件的解释、案件的证明难度来看，陪审团制下的律师附有更为艰巨的任务。由于陪审团的组成人员是从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通公民中随机抽选的，他（她）们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大相径庭，因而律师想要清晰地解释案件事实与相关证据，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参审制中的陪审员往往经过一定的法律培训，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就要轻松很多。

综上所述，陪审团制与参审制的选择适用，实际上是国家对于时间、金钱、人力的耗费与社会正义的实现间做出得价值选择。究竟它们二者哪个更适合我国，就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了。

随着司法改革的日益深化，我国实行的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首先，陪审员职权不明：尽管法律规定，在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时，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所占人数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但案件的裁决意见，陪审员往往处于少数，其权威难以保证，无法与法官形成制约。其次，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是否适用陪审员往往由法院自己决定，而法院为了避免麻烦，除非当事人有特殊要求，通常不会使用人民陪审员，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度适用的混乱。再次，人民陪审员适用任期制，很多陪审员并不积极地参与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来，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最后，陪审员的选人方式不当，我国的陪审员是通常是由组织推荐产生的，无法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更糟糕的是，我国面临着陪审员日益专业化，成为“编外法官”的挑战，这与实行陪审制度的初衷相去甚远。

既然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有如此多的弊端，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适用陪审团制呢？答案是肯定的。也许陪审团制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但对于一个真正实现法治的国家来说，保证社会正义的实现往往是其最终的价值追求。但是，将陪审团制完全移植到中国，是否真的可行呢？它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呢？

首先，从法律文化传统来看，我国并没有适用陪审团制的传统。普通民众对陪审团制很陌生，他（她）们往往会质疑从具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普通公民中选举的陪审员的法律以及相关知识的综合素养，对其作出的事实认定不信任。其次，我国民众关注的是实质正义的实现，对于自己参与国家司法活动，行使司法权的公民权利显得漠不关心，不愿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此之上。因而，不得不承认，陪审团制在中国只有很薄弱的群众基础。

其次，从思想上来说，我国司法分支包括绝大多数民众往往相信职业法官根据其专业素养做出的裁判，忽略陪审员的重要性。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经常是配角，法官的附庸，无法享有其应有地位。对实质正义的追求使得很多法律工作者都奉行程序工具主义，忽略被告人人权的保护，而保护被告人权利的陪审团制自然也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

再次，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一方面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家所用有的财富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我国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使得我国一年处理的案件数目巨大。因而将大笔的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在陪审团制的建立和保证实施中，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

最后，从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来看，审判长负责制意味着审判长负担更多的职责，那么很容易引发其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专断独裁，合议庭形同虚设；定期审判制度常常会延长案件的审理时间，考虑到工作、家庭等原因，民众作为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积极性锐减；审判委员会制度使得“陪审员审而不判，审委会判而不审”的现象出现，陪审员的权威大大受损，并无实权。如此一来，想要陪审团制在中国有效地开展起来，变革现有的司法制度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正如我在文章开篇写的那样，陪审团制在我国的建立是大势所趋，但却注定

步履维艰。我们可以通过随机抽取的方法选出陪审团成员，以此建立起形式上的陪审团制，但是让民众改变业已形成的关注实质正义忽略程序正义的价值观，产生权利意识，积极参与到司法活动中来，行使相应的司法权又谈何容易？我们可以缩小适用陪审团的案件类型、案件范围，以此来节约诉讼成本，但是对现有的审判长负责、定期宣判、审判委员会等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又谈何容易？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一代又一代刑事诉讼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但我始终坚信，虽然步履维艰，但我们终会到达充满阳光的远方。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我们仍在路上！

第五篇：论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论学习落实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一论学习落实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作者：《光明日报》评论员（2017年06月24日 01版）

总书记近日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首先要继承他们忠诚于党、人民至上、勇于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就要求我们在今天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实践中，继续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就必须牢记党的宗旨，坚定不移跟党走。新形势下，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至为重要。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自我省察，不折不扣执行党的各项制度和纪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努力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要牢记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抓落实，要做到推出的每件民生实事都一抓到底，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要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吕梁山上，革命先烈依靠艰苦奋斗，战胜各种困难和险阻，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过去相比，中国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硬仗，贯彻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都需要我们发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攻坚克难、争取胜利。

革命战争时期，吕梁诞生了山西第一支工农武装、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共产党人刘少白创办的兴县农民银行是抗战时期我党创办的第一家银行。吕梁儿女勇于创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全面深化改革，没有现成的模板比对，没有成功的经验遵循，一切需要我们发挥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精神，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尤其是在生态建设、精准扶贫、民生保障等方面更要具有创新思维能力，破除迷信，超越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让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二论学习落实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作者：本报评论员 《光明日报》（2017年06月25日 02版）

6月21日下午，总书记来到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赵家洼村看望贫困群众。总书记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不管任务多么艰巨、还有多少硬骨头要啃，这个承诺都要兑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号，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的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然而，打赢脱贫攻坚战仍然具有艰巨性，今后几年，我国脱贫攻坚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越往后脱贫难度越大，因为剩下的大都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要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区域攻坚重点，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坚中之坚”。深度贫困地区常常面临生态恶化、资源匮乏、交通闭塞、人口集聚程度低、受教育水平低等多重脱贫难点，从来就是脱贫致富的硬骨头。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扶贫工作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富民措施相比，其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的扶贫是全面的无条件的扶贫，是一个都不能少的脱贫。习近平总

“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否能落到实处。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尤其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激发他们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正如总书记所说，希望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的那样，扑下身子扎实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排忧解难中实现价值、增长才干。

为那些既干净又干事的干部搭好平台，首先是让基层成为干部比拼能力的大舞台，推动基层扶贫开发等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在实践中甄选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的优秀干部。从干部个人的角度看，就是要让基层干部发展有奔头，干事有活力，创业有激情，激发在基层一线工作的党员干部的聪明才智，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值得注意的是，基层是培养干部的沃土，不是干部镀金的捷径，基层历练更不是刷履历“走过场”。这就需要完善制度考评与监管，给基层干部以公平的竞争环境，在现实的基层工作中考察党员干部的成色与分量，把工作业绩、扶贫成效、群众口碑等原原本本地反馈给基层干部的主管单位，让“镀金”“作秀”的“巧官”无机可乘。

把广大党员干部的精气神引导到改革发展上来，让那些既干净又干事的人能够心无旁骛施展才华、脱颖而出，就能够形成更干净的环境，就能够既干了事业，又出了人才，就能够真正实现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互促共进。

百年之间，天翻地覆。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一骑绝尘，“墨子号”量子卫星上天，“蛟龙号”载人深潜器下海，移动支付快速普及让“拿着一部手机可以走遍中国”成为可能……大至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小至柴米油盐、市井巷陌，中国科技创新的高度与纵深、体量与精度，彻底扭转了近代中国科技的下行曲线，一遍遍在世界舞台刷新中国高度。

民族命运之所以迎来转机，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中国科技呈现了脱胎换骨的全新面貌。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科技发展战略，形成了学科齐全的科研体系，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中国科技正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前景光明，但不可麻痹大意。对现实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因此，我们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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