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结构

第一篇：1956年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结构

单世联：1956年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结构

毛泽东可能是20世纪政治家中最重视文化的一位。在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中，第一卷的开篇和第八卷的终篇都是有关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始，以‘文化’终，对于《毛泽东文集》的编选者来说，自是偶然之事。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在一生的探索中和文化课题结下不解之缘，却是事实。”这样一个决定性地塑造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人物，理所当然地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我一直有一个感觉，与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极端重视和广泛研究相比，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研究相对单薄。毕竟文艺只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讲话》也只有纳入到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整体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国革命发生在西风东渐的“后五四”时代；革命直接从苏联取得理念资源和实践示范；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从而，近代西方文化、苏联革命文化、中国农民文化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主要资源。以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为主导，根据不同的时空环境与政治需要，有选择、有重心地提取、配置、转化、活用这三大资源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生成和演变的过程，对于像毛泽东这样乾纲独断、主宰了中国文化生活几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很具有研究的价值，但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来看，1956年提供的启示最为重要。

青年毛泽东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1912年下半年的自修期间，“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五四”高潮中，毛泽东受到《新青年》和陈独秀的深刻影响，完全赞成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不间断地阅读京、沪、湘的日报，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还直接参与过学生活动，其风华正茂的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接触并部分认同西方近代文化最多的时期。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其暴力革命的生涯之后，毛泽东陆续创造出一整套“改造世界观”理论和实践，坚决告别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化：“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文化当做建立革命意识形态的前提。1943年2月，彭德怀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民主教育在今天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敌人正利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能够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在文化教育上，目前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对此把近代精神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毛泽东不但当时就致信反对，还把它列为1945年以批彭为主题的“华北会议”的重要议题。尽管毛泽东思想可以部分地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但作为整体的西方近代文化基本上没有有机在融化到中国政治家的思想整体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的一整套意识形态直接来自苏联。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由陈独秀、瞿秋白等演绎和叙述，但从1925年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开始，毛泽东就根据苏联模式着意建立一套制度来统一和强化政党的宣传体制，从延安初期如饥似渴地学习从俄文翻译进来的唯物辩证法论著到对《联共党史》称赞推崇，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斯大林主义的烙印，整风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中，六个外国文件中有五个是斯大?的著作。但正像他在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只取其“阶级斗争”四个字一样，毛泽东越来越善于在苏联的理念、口号、政策中补充中国的实际内容，从没有被苏联教条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为我所用、取其所需是他对苏联文化的基本态度。江西时期的文化思想和实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基本认识，以及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二是对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作风的倡导；三是在反映、表达和传播上述思想内涵的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方式、载体。在这三个方面，毛泽东都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他所认识的中国实际出发，利用传统农民文化形式创造革命新文化。江西苏区浓厚的“俄化”气氛，如“列宁小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工农红军赦西史大学”、“列宁师范学校”、“苏联之友会”等是博古等留苏学生到来后营造的，是当时“王明路线”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而这个时候，正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严格地说，就是在中国革命最需要苏联帮助的时期，苏联革命文化也没有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扎根。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此后次第展开的整风运动就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清理中国党内俄化了的“教条宗派”。1940年3月，当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他后来说，“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就是中国革命摆脱苏联模式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文化、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从“马列学院”先后改名为“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即可看出。

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底色的，是中国农民文化。在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立场从城市的“洋学堂”转到农民一边，其富有个性的革命文化建构之路，是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土壤上开始的。这一方面与毛泽东自幼受到的文化熏陶有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革命手段。中国

革命最深厚的伟力来自农民和大地，革命文化不能离开农民文化。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科学、大众三大特征中，他真正突出并在实践中大力推进的，还是“民族化”与“大众化”，他所期望的延安文化面貌，一个是文化生产者的工农化，二是文化品格的大众化。在他指导下的延安文化建设，基本上围绕有三分之二文盲的农民展开，比如在教育方面，要求大设识字组，编写普及生产知识的教材，让农民学会打算盘、记帐、写信、写路条；在文艺方面，是发展秧歌、快板书、春联、小调、章回小说、年画等。这种文化形态与当时的革命环境高度契合，也符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需要，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以任何轻慢的态度视之。然而，也不必讳言，农民文化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当然会意识到革命理想与文化现状之间的距离，但他“又不能、也不会对农民文化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他必然要务实地表现出一些灵活性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去适应和迁就农民文化在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否则，他就根本无法想象对农民进行广泛而有成效的社会政治动员。”1942年，毛泽东就以赞赏的语气肯定彭湃与农民一起去拜菩萨并借机发动农民的做法。这一“适应和迁就”主要表现为要求从城市来的、主要受近代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作为革命时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实践上就是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全面认同农民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划清革命文化与农民文化、包括其中落后一面的界限，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成为“农民形式”，加重了党的农民化色彩，给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带来了不少困扰。40年代的胡风即提出过异议，1980年邓小平又重提反对封建主义问题。当然，毛泽东个人并未无条件地认同农民文化，一方面，他虽推崇民歌和戏曲，但其欣赏趣味仍然偏重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从屈原到曹雪芹、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毛泽东的阅读生活主要不是由农民直接提供的；另一方面，利用农民文化又与其组织农民以改造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理想紧密相联，毛泽东历来认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必须改造，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毛泽东都主持推动了不同形式的农民组织，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这类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经常以“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为前提。农民文化是必须借用的形式，却又是被改造的对象。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从传统农民文化出发创造现代革命文化才是毛泽东的文化追求。在此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甚深。“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

所以，不但是西方近代文化、苏联革命文化，就是中国农民文化，也只能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资源。作为一个特异的诗人和成功的革命家，他的创造性和自由感古来少有；作为一个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他既有只属于他个人的文化观念也具有服务于其政治理念的文化政策。在长期的武装斗争和政治实践过程中，毛泽东灵活使用各种资源，敢于突破各种规范，不断进行各种实验，提供了无数主要与他的名字紧密关联的文化观念、意象和符号，不但在中国、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在确认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主要源自农民的同时，又不能把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简单地归结为农民文化，比如他对秦始皇的称颂等等。

1956年，毛泽东文化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新的要素和成分。本来，1949年建国后，长期在山沟打游击的革命者并无充分准备就面临着建设国家的新挑战，在“一边倒”的情势下，毛泽东提出“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正如陈晋等指出的：“如果概括当时的社会文化的氛围，说有一种‘全盘苏化’的倾向，大概也非过分之辞。”然而，就像革命初期照搬苏联而后又为“中国实践”所否定一样，意在开天辟地的毛泽东也不会长期满意于苏联模式。1956年，历史为毛泽东的文化创造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机遇：三大改造完成意味着可以直接掌握国家一切资源，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表明毛泽东可以较少顾忌地探索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

首先是学习的对象由苏联扩大到西方世界。《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与对西方国家的好评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曾说过：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还有这样一段：“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在苏、美比较中，毛泽东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兴趣，青年时代对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热情有所回潮。否定全盘苏化就是把眼界向西方世界打开，毛泽东因此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他批评“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其次，在中国农民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比较中，毛泽东明显地表现出对农民文化的不满：“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

高。”“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这些批评基本上局限于技术、工具的方面，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政治、社会组织方面。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农民，他希望中国农民保持原有的政治忠诚和道德热情，但要补上现代技术这一课，以达到“又红又专”的理想状态。

总之，在传统农民文化、苏联革命文化、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毛泽东第一次把西方近代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学习对象之一，资本主义、资产阶

级、西方国家等在毛泽东思想中第一次具有了正面意义，说明1956年的毛泽东已经明确意识到在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革命文化需要转型。据当时听到传达的老人回忆，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还有如“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中央要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等思想极为开放的言论；一些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人还记得毛同时还有“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一点，不要只靠他毛泽东一个人发展嘛”等只有毛泽东才能说的话。结合毛泽东1955年的“向科学进军”、“现代化”以及1956年的“双百方针”、“人民内部矛盾”等观念，可以说，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在1956年达到最理性、最开放的程度。与此相应，周恩来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董必武在八大上提出党政职能分开、加强民主与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观点。政治上的“解冻”展示出文化上的“早春天气”，文艺作品批评官僚主义，经济上提出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问题，社会学界提出控制人口的必要性等等。最重要的，是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分析使中国有可能告别“阶级斗争”时代而走向发展经济文化的新时代。如果“早春天气”真的顺利进入“春暖花开时节”，如果毛泽东从此更多地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国文化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盛世”。

遗憾的是，1956年新的取向刚刚露出一点苗头就被彻底冷藏起来，是夸大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经济文化，是倡导个人崇拜而不是发扬政治民主成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心。与“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激越口号相应的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政治诗的流传。对于像毛泽东这样卓越的政治艺术家，其文化关怀的转移不是可以简单猜测的。除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之外，就毛泽东本人来说，对这些主要与西方近代文化相关的新观念还缺少完整的研究和内在认同，青年时代固然是“大杂烩”，1956年也没有把这些新观念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之中，更没有就这些新观念如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体落实作长期、有效的设计和安排。在政治上，如杨奎松所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在经济上，如李锐所说：“《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篇经济文献。虽然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到了，却没有规定性，也就是说，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的经济指导意义。„„《论十大关系》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在具体实行中，却难以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那一面。特别是一股什么风吹来之时，两面性就被冲掉了。„„人们无法掌握‘并举’的关系的度，也无从了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土法与洋法等之间的比较关系。”1956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背景还没有足够的动力促进毛泽东对自己的文化思想结构进行结构性调整以适应中国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一系列新认识还停留在个人的观念性层次。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文化探索比较明显地存在着理性认识与实践操作相脱节的问题。比如，鉴于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反复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在党内实行民主，但正像薄一波指出的：“这次大会以后，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特别

是在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在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越来越浓烈的批判中，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日益走向封闭，直到“文革”同时向“封”（中国传统文化）、“资”（西方近代文化）“修”（苏联革命文化）宣战，曾经以不同方式成为毛泽东文化思想基础和资源的所有文化都成了革命对象，“文革”以毁灭文化而留在历史上。以至于李锐认为：“毛泽东基本是斯大林类型的，但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技术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这对于1958年以后一心想超越斯大林的毛泽东来说，当然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说毛泽东是20世纪上半叶成功的革命领袖，却在下半叶的建设发展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那么文化上的解释就是：他对中国农民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充分利用可以有效地配合农村游击战争，却不能支持中国“站起来”后所需要的真正的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革命。

浩劫结束后，1956年成为当代改革的思想起点之一。在国内政策上，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时，就建议整理出版《论十大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与八大路线遥相呼应；在对外政策上，面对苏联越来越大的压力，毛泽东1973年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由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中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作了阐述，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联合第二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和利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矛盾的战略思想。“三个世界”的理论“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在当时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设和发展与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且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文章中还赞扬“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毛泽东这种对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相对友好的分析，与其1956年的观念曲折相通。从“拨乱反正”实践到“先进文化”的倡导，从对外开放到与国际接轨，改革后的中国文化建设逐步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回顾这一历程，我们可以获得对中国当代文化清醒的历史认知，并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有一个理性的自觉。

第二篇：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革命文化思想的发展.doc

龙源期刊网 http://.cn

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革命文化思想的发展

作者：刘晶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04期

收稿日期】2013-06-07

【作者简介】刘晶（1979—），女，陕西延安人，陕西省延安市文物局延安革命旧址现场教学点联络办公室主任。

【摘要】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以革命文艺为切入点，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革命文化发展的具体方向，以普及与提高为推动革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法，找到了文艺工作者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这一发展革命文化的基本途径，使其革命文化思想得到极大发展，成为更具体的、更具可操作性的、真正体现人民大众民族、科学与民主意志的文化思想。

【关键词】延安文艺座谈会；文化思想；发展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4—0097—04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年2月在《解放》合刊登载时改为《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时，全面阐释了他的革命文化思想并名其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认为，所谓的新文化，就是新政治、新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都是革命的力量。因此，“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698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其民族内涵是反对帝国主义以求民族独立与解放，其科学内涵是反对封建迷信思想以追求实事求是精神，其大众化的内涵是占全民族人口90%以上的工农民众成为文化的主体，实现真正的民主。无论是民族的还是科学的，革命文化能否体现其内涵，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群众这一革命文化的主体队伍，即文化的真正大众化。毛泽东强调，对于革命群众来说，革命的文化是他们进行革命的有力武器；对革命实践而言，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思想的准备，在革命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革命战线，正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443。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而组成这支文化队伍的基本力量就是人民大众，这场革命的文化运动就是人民大众的运动。所以，“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

人。……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1］708由此可见，革命文化要发展，就必须走接近民众、掌握民众这条必由之路。

对于《新民主主义论》这篇纲领性文献，毛泽东自谦为门外汉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希望研究文化问题的人们把它当作“开台锣鼓”和“引玉之砖”。自谦之余，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化道路确实存在一个具体化的问题，比如大众化的具体切入点、发展方向、基本方法、基本途径等，这些问题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得到了进一步探讨。

一、革命文艺——革命文化发展的切入点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核心就是革命的大众的文化，文化必须去接近民众。那么，怎么去接近民众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要从语言和文字入手：“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发言时便点明会议的目的：“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3］847毛泽东为什么会将文艺看得如此重要？其一，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有各种各样的战线，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单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需要手里拿笔的文化军队来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而在这样的文化战线中，在“五四”以来形成的文化战线上，文化艺术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成绩非常突出的部门，他们的发展情形左右甚至决定了文化战线的革命功用。所以，以文化战线协助军事战线，最佳的切入点莫过于从文艺入手。

其二，革命文化战线中的文艺运动虽有发展，却没有很好地抓住历史机遇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十年内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方向与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与军事战线的互相配合方面却远远不够，二者在实际工作上并没有实现本质上的结合，其客观原因乃在于反动派对二者实施了隔离措施，使两支兄弟队伍的联系被阻断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纷纷来到根据地和延安，革命的军事战线与文化战线相结合的基本条件具备了。但是，身体进入根据地并不代表着心也跟随进入，要使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真正结合，就要使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与根据地人民完全结合，“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3］848所以，只有以文艺为切入点，推动文艺发展进而推动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才能最终实现革命文化促进革命斗争的目的。

二、为工农兵服务——革命文化发展的具体方向

革命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是文化的大众化，具体到文艺运动、延安和根据地文艺运动，就存在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也是一个方向性问题，文艺工作者必须先行回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一切中外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文艺遗产和文艺传统，我们都要在为人民大众的基础上予以继承。说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个命题，还存在一个具体为哪些阶层与集团服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即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就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这些人中，我们的文艺首先要为工人服务，因为他们是我们革命的领导阶

级。其次，我们的文艺要为广大的农民阶级服务，他们作为革命队伍中最广大和最坚决的同盟军，理应接受革命文化的洗礼。再次，我们的文艺还应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服务，因为他们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最后，作为中国革命的另一些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们能够与共产党人长期亲密合作，也应当纳入人民大众的范畴。

在文艺工作的对象上，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抗战以前的上海存在较大差异。在根据地和解放区，革命文艺的接受者以工农兵和革命的干部为主。根据地里的这些干部、工人、士兵和农民，不论识字与否，他们都是我们文艺产品的接受者：那些识字的，他们要看书读报，不识字的，他们也要看戏、看画、唱歌或者听音乐。根据地的文艺受众不但面宽，而且量大，单以延安的各级干部来说，能够读书看报的就有10000余人。倘若他们人手一册，比国民党地区三版加印的书籍的读者群还要大得多。另外，这些干部还是职业革命家，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延安，完成学习后又要到全国各地去工作，每个人都联系着无数的工农兵群众，也使我们的文艺产品拥有了巨量的受众。毛泽东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分析革命文艺的工农兵受众，就是要文艺工作者明白，其前进方向就是为根据地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服务。

三、普及与提高——革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法

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既已明确，接下来的问题就应该是如何发展的问题，换言之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概括为“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3］859他强调，“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3］859向工农兵普及，就要用工农兵所需要的、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普及；从工农兵提高，就要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沿着工农兵群众自己前进的方向提高。普及与提高中所要遵循的工农兵群众的需要与基础，就需要文艺工作者去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第三篇：传统文化思想与书法的鉴赏

传统文化思想与书法的鉴赏

一幅书法作品，放在我们的面前，怎么评价、怎么读懂、怎么欣赏，是我们每个初学书法的人、甚至是广大读者都感到困惑而且很想知道的问题。南朝书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他所强调的时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在读作品之前，心里首先要明确书法欣赏的审美标准，这是正确进行书法欣赏的基础。其次是要掌握书法欣赏的方法，这是进行书法欣赏的关键所在。才能更深层次的去了解传统思想文化与书法之间的密切关系。

书法鉴赏同其他艺术鉴赏一致，需要遵循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由于书法艺术的特殊性，又使书法鉴赏在方法上表现出独特性。一般地说，我们可以从书法鉴赏的前提几个方面进行。

一、对历代文化人有共识的典范书法艺术经典作品有感性认识。

1、力量感点画线条的力量感是线条美的要素之一。它是一种比喻，指点画线条在人心中唤起的力的感觉。要求点画要深藏圭角，有往必收，有始有终，便于展示力度。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强调藏头护尾，不露圭角，并不是说可以忽略中间行笔。中间行笔必须取涩势中锋，以使点画线条浑圆淳和，温而不柔，力含其中。但是，点画线条的起止并非都是深藏圭角不露锋芒的。鉴赏时，既要注意起止的承接和呼应，又要注意中段是否浮滑轻薄。

2、节奏感节奏本指音乐中音符有规律的高低、强弱、长短的变化。书法由于在创作过程中运笔用力大小以及速度快慢不同，产生了轻重、粗细、长短、大小等不同形态的有规律的交替变化，使书法的点画线条产生了节奏。汉字的笔画长短、大小不等，更加强了书法中点画线条的节奏感。一般而言，静态的书体(如篆书、隶书、楷书)节奏感较弱，动态的书体节奏感较强，变化也较为丰富。

3、立体感立体感是中锋用笔的结果。中锋写出的笔画，“映日视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这样，点画线条才能饱满圆实，浑厚圆润。因而，中锋用笔历来很受重视。但是，我们不能发现，在书法创作中侧锋用笔也随处可见。除小篆以外，其他书体都离不开侧锋。尤其是在行草书中，侧锋作为中锋的补充和陪衬，更是随处可见。

2、对基于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书法审美观念的研究。

书法是在中国的母土上产生、发展、繁荣起来的一门国粹艺术，她的身上不仅具备了独特而丰富的艺术质素，同时更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粹，所以欣赏书法作品不仅是欣赏美的形式，更是在品味浓浓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基于这种认识，人们常常将书法艺术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聚焦点或缩影，从书法艺术的形式美与意境美中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思想。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在读作品之前，心里首先要明确书法欣赏的审美标准，这是正确进行书法欣赏的基础。书法鉴赏同其他艺术鉴赏一致，需要遵循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由于书法艺术的特殊性，又使书法鉴赏在方法上表现出独特性。

3、鉴赏者应当有书法艺术实践。

鉴赏过程中还必须综合运用各种书法技能、技巧和书法理论知识，极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审美评价能力，尽力按作者的创作意图体味作品的意境。努力做到赏中有评、评中有赏，并将作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对作品作出正确的欣赏和公正、客观的评价。当然，掌握了正确的欣赏方法以后，多进行欣赏，是提高欣赏能力的重要途径，扬雄谓，“能观千剑，而后能剑；能读千赋，而后能赋”，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也正是有着文化深远的影响，书法才融入了社会当中。书法的传统直接依附于文化的传统，书法不凡传统文化更是蕴育深奥。

第四篇：浅谈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浅谈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荣泽东、张长剑、刘玉恒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毛泽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者。虽然，毛泽东在晚年发动了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十年之久的社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初期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遵义会议以后，他是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发展直至最后在大陆获得胜利这段时期的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推翻国民政府，取得了在中国大陆的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建设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历史文化

毛泽东的功过就社会原因而言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植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素质结构之中，他建立功勋的那些素质中正包藏着令他犯严重错误的负面规定和隐性原因。对于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后人，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必须要从全面的角度去看待他的作为，对他进行科学、合理、正确的评价。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毛泽东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的动力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真正的理论家，要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各方面做出合乎实际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毛泽东适应时代的要求，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与“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明确提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响亮地喊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他注重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这就使他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明确提出要根据中国的实际选择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带领全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巨大成就。正是由于毛泽东勇于开拓进取，善于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才创立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当今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所从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说到底，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二，毛泽东廉政思想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使党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和严峻挑战。如何防止中国共产党腐化变质，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从严治党，对党员干部进行经常性的廉洁自律教育的思想。

首先，对党员干部进行经常性的廉洁自律的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常常把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他要求全党时刻记住为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特别在执政的情况下更不能脱离群众。为此，毛泽东主张用整风的形式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通过开展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认识，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从而为党员干部保持先进性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其次，从严治党，依法严厉惩治腐败，依照党纪国法严厉惩治腐败，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鲜明特点。再次，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廉洁自律，党的自律应从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做起。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其自律的人格风范堪称一代楷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是党的领袖和国家的元首，但他仍然保持者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一贯坚持原则，从不以权谋私，他虽关心亲友和同学，只是让他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尽其所能，决不使用人们赋予的权力给他们以特殊照顾，毛泽东的表率作用，对推动全党的自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显得愈加重要。毛泽东的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在深入展开反腐败斗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深入阐述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毛泽东还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等等。进入新的世纪，面对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和任务，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处于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稳定面临新的矛盾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目标。

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保护好。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克服社会不公正现象，才能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现社会的平等。四，毛泽东的人生价值思想对青年的成长史重要的启迪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人生价值的依据在于人的社会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人生的价值在于创造，人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正确发挥自己的自觉能动性，是人生价值大小的依据。现在，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人生价值体系受到严重严重冲击，而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的人生价值思想体系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导致人们的思想呈现混乱状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人生价值思想的主导地位，因为只有坚持毛主席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作为人生价值导向，才符合当代历史发展的趋势，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的人生价值观，对于当代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坚定革命信念、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启示。当代青年，应把个人的奋斗目标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起来，自觉地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与现阶段社会实践的统一，为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9年7月第2版.【2】《中国近代史纲要》，2009年7月第3版.【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五篇：毛泽东与井冈山

毛泽东与井冈山

井冈山斗争历时两年零四个月,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井冈山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的过程中，始终把干部的培养和管理工作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措施，并一以贯之。井冈山不仅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发源地，也是培养造就大批开国将帅的摇篮。从井冈山斗争锻炼成长起来的大批德才兼备的政治军事人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干部管理，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两部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原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随之更名为“中国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队”，并于1928年8月在井冈山茨坪再次开办。军官教导队的学员，一部分是红四军各连队抽调来的军官，一部分是地方派去的工农干部，学员绝大部分是党员，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特别注重政治上的纯洁性。“教导队的开办，主要是由于当时革命发展，需要干部。当时红军在井冈山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二次‘会剿’后，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形势的发展需要相当多的军事干部。”（3）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看到，报告中多次提到干部缺乏的问题。“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此间地方工作，需人尤其迫切”；“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之缺乏达到了极点”；“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4）但是，由于敌人的封锁和交通的不便，能派到井冈山来的干部相当之少，根据形势的需要，只能在斗争中不断地选用和培养内部干部。于是，毛泽东等人通过各种形式在根据地内选拔、培养和训练干部。随后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井冈山前委和红四军军委的领导下，红四军教导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红四军在党的“六大”会议上决定：“此后军委须经常成立政治训练班，陶铸党务工作人材。”（5）“军事技术须加强训练，对于下级干部的军事指挥更应注意，方足健壮红军战斗力。”（6）另外，湘赣边界党的二大会议中也决定：“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就干部人才。”（7）在这些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各地区和军队都广泛开展了的干部训练，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干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红五军，1928年冬，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井冈山前委的决定，在红四军军官教导队的基础上，正式创办了中国红军的第一所学校——井冈山红军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培训，既训练政治素质，又训练工作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为了抓好学校的教育培训工作，红五军还专门把准备派往前线担任军事指挥员的优秀指挥员参谋长王展程和副参谋长陈毅安留下任教。红军学校的创办，为军队和党的基层组织培养了大量的组织人才和军事指挥人才。

从红军教导队的创建到红军学校的兴办，足以说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为红军和地方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军事、政治干部，为巩固根据地的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通过举办军管教导队、政治训练班、红军学校等各种形式，培养和提高了干部的政治素养和军事才能，造就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大批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