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少奇与1954宪法（★）

第一篇：毛泽东、刘少奇与1954宪法

毛泽东、刘少奇与1954年宪法

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最终打败了对手，于1949年10月实现了“改朝换代”，建立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新国家，并把这个国家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与历史上那些皇权专制正相反，它强调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国家的法律制定、政策制定和执行，因而是一种民主的体制——由此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是颇为“顺应”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的。

作为民主体制的共和国，其民主政治是通过立宪和行宪而达致的，也就是要实行宪政（立宪政治），这就少不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然而在1954年以前新中国一直没有宪法，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所应实行的政策和制度等，其某些内容条文确实有那么一点儿“临时宪法”的意思，但它毕竟不是由代表民意的“议会”（在中国即“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真正的宪法，这与实行宪政的共和国还是相当不合的。不过，在1953年以前新中国并没有把制宪排上重要的日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认为新中国作为成熟的国家形态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应该存在“资产阶级”的，如果过早地制宪，就不得不将中国既存的承认资本家、富农的存在与保护私有财产的现实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会使中国以后向社会主义前进时产生某些法理上的麻烦。刘少奇在1952年10月30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曾比较明确地说出了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在今后两三年内制订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但是再过七八年以后，我们又要把资本家的企业国有化，再制订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似乎是有些不好。”再加上中共领导人对当时按《共同纲领》达成的以共产党为主、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极力配合的“合作”局面也是基本满意的，因此中共决定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宪推到1955年以后再去考虑。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法理”着眼，还是从现实出发，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都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个被命名为“共和国”的新中国的。

然而，中共对制宪的态度在1952年底就发生了重大变化。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其间与斯大林就制宪问题进行了“讨论”，斯大林就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通过选举和制宪解决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如果你们不制订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经选举产生的，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也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

二、解决所谓“泄密”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现在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而“其他党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关系的”，所以“我感到你们有些重要机密情况外国人都知道。”

三、通过选举实现向一党政府的转换：“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其他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但你们在组织政府时可给其他党派以恩惠，这样对你们更好。”在斯大林提的这三点“建议”之中，第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只是一种面子话，因为当时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靠选举建立起来的，它们从没理会过西方世界对苏维埃政权合法性的攻击，而且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自信他们就是“人民的代表”，根本没考虑过什么合法性的问题。第二个所谓的泄密问题，虽然当时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对国家甚至对共产党都是很忠诚的，但在当时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的形势下，尤其是中国刚刚发生过所谓“张东荪泄露国家机密”案件（发生在1950年8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泄密案”，其实不过是张东荪在无意之中与一个美籍华人谈及政府预算，根本就说不上是什么泄露国家机密），这倒是不容中国共产党人不认真对待的。不过，真正让中共改变态度的应该是斯大林所谈的最后一点，即通过看似最合理合法的选举将还稍微有点“民主协商”味道的联合政府改换成为一党政府，而变成一党政府之后，再在组织政府的时候“给其他党派以恩惠”，由此“民主人士”被从权力结构中排除，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点缀，却又必须对共产党感恩戴德。这样一举两得的“宪政建设”，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中共领导人听从了“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的意见，决定按照斯大林提出的时间表着手“选举”和“制宪”。

新中国的制宪过程充份体现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特色，那就是时间短、声势浩大及由对宪政素无研究的人来完成。宪法起草工作实际上在1953年的下半年才真正启动，从1953年底到1954年夏天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拿出初稿、几次复议、将宪法草案向全国公布、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进行讨论、交由全国人民讨论和提交给全国人大等过程，真是进展神速。在这其间的“人民宪法大讨论”中，据说有将近1亿5千万人参加，一共收集到五千九百多条意见（这些意见被分为“不正确”、“不适当”和“采用的”三类，其中大部份被视为前两类而“剔除”了），从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从工人农民到资本家，从读书的到教书的，从和尚喇嘛到神甫修女，似乎社会各个阶层都参加了讨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根据自身的境遇对草案跟自己有关的部份表示赞美，这景象，俨然是一场群众性的“拥护宪法运动”。而宪法草案的起草更是“革命化”，放着当时中国许多一流的法学家不用，却主要由陈伯达、田家英和胡乔木这三位根本没有法学背景的毛泽东的秘书、中**内的“秀才”来做，毛泽东再加三个秀才就组成了宪法起草小组。这样做自然是保障了起草出来的宪法在“政治上”的“正确”，但其法理的缜密和逻辑的严整则是跟本谈不上的。

在整个制宪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兵分两路：毛泽东亲自挂帅宪法起草工作，刘少奇则主持选举及开会等具体事务。据某位“宪法学家”披露说，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举的两个例子，其一说：“原宪法草案中曾指出„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毛泽东认为不妥，他指出中国过去有9个宪法，要尊重历史，不能背叛历史，并强调说此句„不改不行‟。”其二是说：“当时有些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但被毛泽东拒绝了，认为这样写不科学、不合理。”而刘少奇领导的选举工作也很有“创举”，“为了加快进度，基层选举在党和政府组织提名候选人之后，选民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出代表”，这种“当面锣对面鼓”式的选举方式对向无民主传统、重人情讲关系的中国人来说还真是一大考验呢。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如期召开。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产生了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直主持选举工作的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至此，新中国的首次制宪过程全部完成。

对于这神速地制定出来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当时和后来的宣传机构和教科书都给予极高的赞誉，说它“对新中国宪政影响久远”。仅仅从该宪法的条文来看，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明确了公民基本权利不容侵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算是比较“完备”的，如果真能照此执行，中国也许能够逐步地走向宪政国家。但是，这部宪法被制定出来并不是为了限制国家机关和政党的权力，而是某个政党用来达成自己目标的工具，其中明确规定某个政党是“领导”，如此一来，那些“看上去很美”的条文就只能在纸上存在了。

当年，毛泽东在宪法草案正式通过后的一次会议上讲：“这部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15年左右。”看来他还是过于“谨慎”了，事实上，从这部宪法通过之日起，它就似乎只是存在于一本小册子中，并没有真正起过作用。就在宪法通过次年的1955年，胡风等人因为几封朋友之间的私信而被毛泽东亲自定为“反革命集团”投入监牢，宪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的规定没人提起；1957年，数十万知识分子因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党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许多人遭变相监禁和发配，当时刘少奇等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对“反右派”也颇为积极，宪法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的条文形同虚设；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数不胜数的人遭受不公正的打击、迫害、监禁、管制，“文革”中更发展到随意抄家、打人乃至杀人，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的条文成了笑柄。从这些历史事实可以发现，19547年宪法的“工具”作用也为时很短，它很快就成了废纸。

对1954年宪法的诞生，做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自然是“功勋卓著”，而对宪法的名存实亡，他们两位也责有攸归。他们一手建立了“共和国”，亲自领导了宪法的制定，但他们骨子里对宪政没什么真正的认识，他们只是把宪法当成为自己的政党争取最大权力的工具，当成实现自己“宏伟理想”的手段，而没有将它看成是应该尽力去维护和实现的目标。其实光从内容来说，这个宪法有许多地方就不符合现代宪政民主的真义，但即便是这样一个宪法，他们制定了它，却又带头违背了它，把它束之高阁。毛泽东后来曾不无自得地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实际上道出了毛泽东时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实质。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有能力的人，他们都知道一点儿宪法在共和体制下的作用，但也许是深受几千年专制皇朝“法制”传统的影响，他们把自己摆在了宪法的规范之外。不过，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不妨“用”一下宪法，因为毕竟在他们看来它还算是一个“有用”的工具。1960年代，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就都曾把1954年宪法当武器使用于党内政治斗争中：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历时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当时也许是因为毛泽东主动称病退了“二线”，也许是因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毛在“大跃进”中的“失误”不满，也许是以为这只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在会前就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但毛还是去参加了，并在会中与刘少奇就“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谁为主”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一向说一不二的毛泽东为此勃然大怒，第二天就一手拿着中**章、一手拿着1954年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们一个不准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准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和宪法给我的权利？这次政治斗争到两年后就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自然是毛泽东获得了胜利，但他的胜利并不是也不可能靠1954年宪法的威力而取得，而是凭着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和运筹帷幄的谋略“斗”出来的。无独有偶，刘少奇两年多后也疾呼起宪法的“尊严”来。1966年“文革”爆发，刘少奇被毛泽东钦定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党内受到沉重打击，后来甚至把他交给“造反派”组织进行“批斗”，饱受人身侮辱和摧残。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再也忍不住了，在又一次批斗会结束、被押回办公室后，他拿出1954年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他这话其实是说给毛泽东听的，但宪法没能避免他这位“国家主席”和“共和国公民”最后的悲惨下场，因为这宪法自从1954年诞生之日起就在他与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被当成了印在纸上装点门面的东西，它从来就没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威。毛泽东和刘少奇，他们两位都知道“宪法的尊严”和“公民的权利”，但在他们领导下的中国却出现了“无法无天”、公民权利可以任意损害乃至自身权利也难保的现状，这真是发人深省，应该在中国宪政史上记上最沉重的一笔。

第二篇：毛泽东、刘少奇故居观后感

毛泽东、刘少奇故居观后感

五一假刚过，在学院领导的关心下，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学校组织全体大一新生对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和刘少奇故居参观及学习。

早上差不多一小时车程后，我们来到目的地宁乡刘少奇故居。刘少奇同志故居”是1982年冬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我们走进故居，可以看到这个院子里有“刘少奇同志旧居”的门匾，这块门匾是1959年故居开放时悬挂在槽门上的。刘少奇的故居和毛主席故居风格十分相似，都是南方常见的普通的农家住房，背倚苍松翠竹，面临荷塘，里面的小木床、煤油灯、土炉灶、农具等，一切都朴实而清幽。而这栋普通农舍不同的是它也同少奇同志一起经历了辉煌而坎坷的岁月，可它依然基本保持着120多年前的原始风貌。在对刘少奇故居参观后，我深切的感到了他的气质、他的自身修养及他对党员修养提高而不折不扣的努力。刘少奇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对党的建设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重要建树，特别是他的关于党员修养的理论，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建党思想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而且也教育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

最后来到了毛泽东故居——韶山，下车后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来到铜像广场。宽阔的毛主席铜像广场上人山人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怀着敬仰与怀念，热爱与感激之情，汇聚在伟人的铜像下，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这位永垂不朽的韶山的儿子－－一位真正的伟人。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排队后，我们参观了毛泽东故居。是一套普通的两家合居的湖南民居。住房依托青山，面临小塘，可谓依山傍水。几间青石泥墙和黑木灰瓦搭建的大房，呈“门”字型排列，正中是供奉着神灵或先人牌位的大堂，两边则分布着主人的卧房、灶间和杂房，土漆方桌、镂空合床，都是19世纪初典型的湖南农村家庭的用具和摆设。

毛泽东的成功，真正在于他的实事求是和巧妙的中西融合，和超乎常人的坚强的毅力、坚韧和博学。所以，是什么造就了毛泽东，又是什么让西方历史学家一直不可思议的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想是毛泽东从中国一种现实的出发，用理论与实际最为巧妙的结合，融合了坚强、自信和坚韧。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么没来得及去参观毛泽东纪念馆了。这是一点遗憾。

在上午我们参观毛主席故居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的知道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最为21世纪大学生的我们，更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更要好好学习。在参观完毛泽东故居后，我们又马不停蹄的坐车赶往花明楼，去参观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故居所在地，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就在这寻常的小山冲里诞生了，他同样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非凡篇章的伟人。我们先是怀着虔诚的心情来到了刘少奇铜像前，同样，献花的人们也是很多。然后我们来到了刘少奇纪念馆，这里和毛主席纪念馆一样，介绍了刘少奇主席的革命史及展示了一些革命遗物。

一天下来，在烈日下，我们虽然很热，也很累。但是我们是受益匪浅的。

通过参观两位主席的故居，让我不但被共和国两位伟大的领导人物个人魅力所折服，更让我感觉到了共产党实事求是、不断提高自身修养的先进本质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一个追求进步的年轻人，我会不断的学习，并在学习和生活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更好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实践中完善和提高自己。

物信1111班周玉

2012年5月13日

第三篇：刘少奇在党内的崛起及后期与毛泽东的矛盾产生

刘少奇在党内的崛起及后期与毛泽东的矛盾产生

刘少奇是湖南人，他不仅和毛泽东是老乡，而且很早就有渊源。刘少奇和毛泽东最早的合作大概要算早期的安源大罢工时期。

1922年初，担任中共湘区书记的毛泽东派刘少奇等到安源从事工人工作。刘少奇从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着手，逐步建立了党团组织。1922年5月，刘少奇领导建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9月，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安源路矿大罢工坚持时间最长、成绩也最为显著。刘少奇出色的宣传组织才能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而刘少奇则长期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成为中共在白区斗争的出色领导人。

受“左”倾错误路线压制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和到达陕北之初，刘少奇虽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的地位和作用在党的领导层中并不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当然是因为领袖人物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但除此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基本上一直由“左”倾错误路线所统治，刘少奇的正确主张和领导才干受到压抑和打击。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弊端洞若观火，经常对中央乃至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想和政策提出批评，从而不断招至错误批判。1932年3月14日，临时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指责刘少奇领导的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党团已经陷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并撤销了刘少奇职工部部长的职务。二是在苏区时期和长征前后，刘少奇仍然以负责工会工作为主，这限制了其对党和红军的影响力。在1935年底之前，由于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的限制，刘少奇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施展身手、充分发挥领导能力特别是组织工作能力的舞台。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担任当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是政治局委员，而刘少奇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彪当时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红一军团军团长，邓小平则是总政治部秘书长兼《红星报》总编。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参加了，其他人的职务没变，只是邓小平此时担任了中共秘书长。

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回忆遵义会议时，曾对斯诺说：“他（指刘少奇）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

1936年10月，长征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刘少奇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主力红军的组织序列里，而毛泽东、林彪、邓小平的职务都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林彪：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

邓小平：中国工农红军红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长征结束后，刘少奇继续在白区领导地下工作，直到1941年，他的名字才又一次被国内外所关注。这年1月6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队九倍兵力的围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突围时被叛徒杀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这是刘少奇短暂军事生涯的开始。重新打开白区工作局面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如何重新打开白区工作的局面。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30年代前期党的白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党在白区的组织所剩无几。1935年底，中央政治局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一致同意派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华北，领导北方局的工作。1936年1月，刘少奇化名胡服，动身前往华北局所在地天津。刘少奇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和整顿华北党的组织，又建立了山东省工委和河南省工委。这样，在华北的一些主要省市都恢复或建立了党的省一级组织，为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也为后来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此外，刘少奇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了少数干部前往香港、广州、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这些工作，使在白色恐怖下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损失殆尽的白区党组织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并重新恢复生机和活力，为党从“苏区的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党作出了重要贡献。全面深入批判王明的第一人

延安时期，党在思想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通过整风运动，批判和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进一步确立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全党的领导。鲜为人知的是，刘少奇是全面深入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第一人

刘少奇最早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全面地批判，是在1936年4月初发表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中。它批判的重点并不是立三路线，而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及在这次会议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37年2、3月间，刘少奇连续给张闻天写信，阐述在国共两党即将再次合作的新形势下，应该如何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左”倾错误。

此外，刘少奇还在党的会议上多次阐明他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看法。由于刘少奇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还比较有限，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他的批判过于直接和尖锐，引发了一些干部的不满和批评。但他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进一步受到全党瞩目。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贡献突出

1937年4月底，刘少奇从华北回到延安，先后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少奇又离开延安返回华北，于7月底到达山西太原。

刘少奇重建了北方局的领导机构，出任书记，领导华北抗日斗争。1938年底，刘少奇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原局书记，又承担起了发展华中、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为贯彻发展华中的方针，刘少奇于1938年11月和1939年12月两次深入华中。此后一直以中原局（后改称华中局）书记的身份坐镇华中，一直到1942年3月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这两年多的时间，特别是1940年，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获得中共领导层认可

刘少奇对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作出的重要贡献，提高了他在党内和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威望。党内对刘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会上，中共领导层对于王明错误路线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性也得到了凸显。包括陈云、任弼时在内的不少与会者，都对刘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给予高度评价。

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后，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提高已成定局。1942年底刘少奇返回延安后，不到3个月时间，中央领导机构即进行了改组，刘少奇进入了中央书记处，并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

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回到延安，参与了整风运动，毛泽东正是在此时进一步了解到刘少奇过人的能力。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刘少奇跻身中央核心领导层，并奠定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此之谓刘少奇在延安的崛起。在1945年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正式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层。在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毛泽东思想被第一次正式的提出。

当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不仅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且名次还排在周恩来前面。须知，周恩来从二十年代起就是中共的重量级领导人物。排名的变化标志着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形成。多年以后，毛泽东对蒙哥马利元帅说：“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了，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 毛泽东所说的“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当时已经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了。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便请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在蒋介石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人民解放军转战陕北，而中央的日常工作则委托刘少奇和朱德处理。从这几点上看，毛泽东确实是把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培养的。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尽管在中共七大和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朱德排名都在刘少奇之前，但很显然，接班人是刘少奇。因为从年龄上看，朱德比毛泽东大七岁，而刘少奇和毛泽东虽属同龄人，但比毛泽东小五岁。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在大会选出的几位副主席中，刘少奇排在第一位。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专心研究全局性的工作，而一线工作则由刘少奇来主持。刘少奇此时不仅稳居第二号人物的位置，而其接班人的地位也为国人所共知。所以当蒙哥马利1961年访华问起谁是毛主席的继承人时，毛泽东毫不犹豫的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毛泽东的话清楚的表明了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而这一地位从1945年延安时期起就形成了，直到“文革”被打倒，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保持了整整二十一年之久。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的由来和演变

分歧的缘起：农业互助组织要不要提高一步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开始被废除，转而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土改进程进一步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这种以农民个体所有、个体经营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在生产经营中产生了贫富分化。面对这种情况，党内出现了不同看法，毛泽东与刘少奇也存在不同的意见。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怎么办呢？报告提出，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报告提出了两条具体措施:增强公共积累；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还提出，对于农业的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在接到山西省委的报告后，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立即找刘少奇请示。刘少奇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观点，认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1951年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同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为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再次严厉批评了山西省委的观点。刘少奇之所以如此重视并反复批评山西省委的观点，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应该分为两步走:先实现工业国有化，而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农业的集体化依赖于工业国有化。“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离开强大的国家工业，乡村农业集体化就不可能。”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刘少奇主张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发展一个时期，富农也允许其存在、发展，不应急于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这就是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报告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表示“不能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据薄一波回忆，在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毛泽东的道理说服了刘少奇等人。这次谈话后，刘少奇命人向马列学院一班学员收回了7月5日在春耦斋发给他们的材料。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件事也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深层分歧。

分歧再现：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谁是中心、谁是主要矛盾

关于解放以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本是一致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指出，党在城市、在老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刘少奇也持同样的观点。1949年6月，刘少奇在一份提纲中指出，战争快要结束了，“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同年8月28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上讲话时说：“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为马列学院学员作报告时又说：“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解放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这些问题上，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分歧是在党的“八大”后出现的。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还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反复审阅定稿的。大会结束前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其间，毛泽东多次约陈伯达、胡乔木谈决议的修改问题。在经过各代表团、各小组和常委会的讨论后，毛泽东批示：“照此付印，付翻译。”《决议》批准了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确概括，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判断与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吻合。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对《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产生了疑问。据王光美回忆，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完全动摇了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根本上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没有讲话。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视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既为此后近二十年的失误种下了祸根，也为日后毛、刘之间出现更大分歧埋下了隐患。分歧加剧：如何评价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工作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刘少奇的态度是积极的，并没有反对。比如1958年7月5日，他在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同干部座谈时说：“有的国家人才少，劳动力少，困难一些，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赶上英国不是十五年，十五年是要超过美国。大家的干劲这么大，干起活来，不计上下班，干完算数，有这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刘少奇的头脑也是比较“热”的。邓小平后来曾这样回顾和评价这段历史:“‘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可见，在发动“大跃进”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并无意见分歧。分歧是在如何评价这段时间的工作上出现的。

众所周知，从1958年开始，由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盛行，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首先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7年到1960年，我国重工业增长2.3倍，农业却下降22.8%。其次是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以粮食为例，1957年我国粮食产量3901亿斤，1958年4000亿斤，1959年下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则又减少到2710亿斤。由于粮食大幅减产，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一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据1960年的正式统计，当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一千万。本想让人民快一些过上好日子的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面对如此惨痛的事实，陷入了深深的思考。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没有念事先起草好、并已印发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作说明。实际上是另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分歧就出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提纲虽然经过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但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口头报告时有许多发挥，有些提法、判断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晓，有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未免有些刺激性，令毛泽东不快。比如刘少奇说，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无疑是对大跃进的严厉批评。又比如刘少奇在谈到错误和成绩的比例时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刘少奇的这些话，尽管今天看来完全正确，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还是极为罕见的，很有刺激性。因为在我们党内，首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关系的恰恰是毛泽东，而且是经常这样讲。现在刘少奇说“不能到处这样套”，这在客观上就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况且他是在那样一个场合讲的，可以说是在全党面前。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二者哪个是主要的呢？各地情况不一样，应具体分析。他说，有些地方工农业减产，天灾是主要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话突破了毛泽东的估计，毛泽东听了自然不会高兴。还比如，刘少奇在讲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虽然从字面上看是讲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但言外之意无疑是说这些东西有问题，只不过有些问题一时还看不清，等过5年、10年再“做出结论”。这些话，对于把“三面红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泽东来说，当然不顺耳。虽然毛泽东没有正面评价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对林彪的讲话的高度评价中，间接感受到他对刘少奇讲话的不满。1962年1月29日，林彪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他讲话的基调同刘少奇完全不一样，带有明显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色彩。与刘少奇不同，林彪在讲话中首先全面肯定了“三面红旗”，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在谈到这几年的困难时林彪又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在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路线。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同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了林彪讲话整理稿之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两个讲话，对其中的一个不评价，对另一个则极其欣赏，毛泽东的态度不是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吗？

分歧公开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围绕当时的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及搞法的问题，两位伟人的分歧暴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一次，开一次大会就讲一次。正是出于抓阶级斗争的考虑，从1963年初开始，毛泽东发动了一场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分工，1964年12月以后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运动，刘少奇是赞成的、积极的。他对“敌情”的估计甚至还有甚于毛泽东，比如毛泽东在1964年6月8日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稍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当他听到有的干部对毛泽东的判断有怀疑时便予以严厉批评，他还说：“我也希望没有三分之一，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基于这种认识，刘少奇满怀激情地投入到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中去。所以说，在开展和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这样一场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并无分歧，分歧是后来出现的。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集中研究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要分歧，并且逐步公开化。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问题上：

第一，主要矛盾。在我国的主要矛盾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八届三中全会，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他一直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对此，刘少奇是十分清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刘少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特别是农村的主要矛盾产生了新想法，并提了出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会议上，当毛泽东讲到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插话说，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党外矛盾的交叉，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对刘少奇的插话，毛泽东非常不满。因为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径自插话表述相反的观点，这在过去是没有的。1964年12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次冲突。毛泽东要刘少奇主持会议，刘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会议进行过程中，当刘少奇讲到农村的主要矛盾如何表述时，毛泽东未予理会，继续着他的话题。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以商量的口吻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有人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是不同意。讨论中，毛泽东始终盯着“当权派”问题不放，避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稍后，刘少奇又以肯定的语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接着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又跟了一句：“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这次的意见冲突显然令毛泽东非常生气，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战略性判断。

第二，运动的性质。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这是一个和如何判断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及其特点紧密相连的问题。早在1964年8月初，刘少奇就指出：“现在的敌我矛盾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同年10月24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进一步说：“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正是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一观点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71岁生日。晚上，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一些劳模、科学家吃饭，过生日。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他让钱学森、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安排在别的桌子上。往常在这种场合，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这一次却是一脸严肃。席间，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接着便十分严厉地指出：“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宴会的气氛可想而知。据参加了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席间鸦雀无声。”

12月2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召开。开会前，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要去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就运动的性质问题批评刘少奇，他说，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字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他带的那两本书上。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道，‘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毛泽东的这一大段话，实际上是说他作为党员，有参加党的会议的权力；作为公民，有发言的权力。这主要是针对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因为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负责会议具体组织工作的邓小平鉴于以往一般会议毛泽东大多不参加，而这次会也是以讨论具体工作、听取各地汇报为主，所以邓小平提出，如果毛泽东有事可以不参加会议。刘少奇呢，主要是因为前几次会议上在毛泽东讲话时他多次插话，阐述不同意见，或者是在他自己讲话时毛泽东插话，不知道毛泽东还没有讲完，自己就又接着讲起来。这使毛泽东大为恼火。这种带有一定意气成分的不满，加上对一些重大分歧的过重判断，使毛泽东对刘、邓产生了极大的误解，越来越把矛头指向他们，特别是刘少奇。

第三，运动的搞法。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把运动的实际领导权交给刘少奇。在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刘少奇逐步形成了一些他认为比较好的方法。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大兵团作战，即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他主张把各县的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配到地委，在省委、地委带领下集中搞一个县。当时，甚至出现了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到一个县搞社教的情形。另一条是扎根串连，下去蹲点。1964年7月2日，刘少奇在召集出席河北省委工作会议的地委书记座谈时说：“所谓蹲点不是到点上听听汇报又回来了，而是从扎根串连开始一直到四清搞完为止，一直搞下来，取得完整的经验。这样，我们各级党委才能真正领导好这次革命。”从理论上来讲，要指导运动，了解情况，倡导到下面扎根、蹲点，并不错。但是非常不应该的，是刘少奇在阐述扎根串连的重要性时，轻易否定了毛泽东历来倡导的“开调查会”的调查方法。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阶级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这当然容易引起毛泽东的不快甚至误解。实际上，毛泽东也确实很早就对刘少奇的某些做法有意见。1964年8月30日，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后来，到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的不满终于公开化了。

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他还说，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方法要改。1月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对前一段运动的搞法提出批评，说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1965年1月14日，连续召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通常所说的“二十三条”）后结束。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所形成的裂痕是巨大的。尽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做了自我批评，但从历史事实看，毛泽东并未完全消除对刘少奇的误解。1970年12月18日，当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问他是在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答道：“那就早口罗。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可见在那时毛泽东就已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稿件来源: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以前，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号领导人。中共建国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二十年代曾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接受教育。四十年代中共延安整风时期，刘少奇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王明教条主义集团，并于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论述，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一九五九年，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从六十年代初起，刘少奇全面主持恢复整顿工作，旨在修补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后果，取得了一定经济收效。自此，刘少奇较注重经济建设的方针同毛泽东的激进路线发生摩擦。鉴于苏联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身后批判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将刘少奇看作是潜在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并以防止修正主义为名，发动文革。刘少奇于是成为文革的第一号对象－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六八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被押送到河南开封一座监狱“监护”，负责看守的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等人拒绝为其提供一切必需的医疗条件。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四时，刘少奇因病不准医治去世，终年七十一岁。刘少奇之死同千千万万个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生命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悲剧。但是，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之死使得这种悲剧具有触目惊心的典范意义。他的死不仅充分地展示了当时中国毫无个体权利的制度现实，也是长期意识形态统治和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的结果。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打伤之后，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没有千千万万个普通公民的尊严，国家主席的尊严也不一定有保障。

第四篇：浅谈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浅谈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荣泽东、张长剑、刘玉恒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毛泽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者。虽然，毛泽东在晚年发动了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十年之久的社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初期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遵义会议以后，他是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发展直至最后在大陆获得胜利这段时期的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推翻国民政府，取得了在中国大陆的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建设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历史文化

毛泽东的功过就社会原因而言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植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素质结构之中，他建立功勋的那些素质中正包藏着令他犯严重错误的负面规定和隐性原因。对于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后人，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必须要从全面的角度去看待他的作为，对他进行科学、合理、正确的评价。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毛泽东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的动力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真正的理论家，要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各方面做出合乎实际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毛泽东适应时代的要求，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与“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明确提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响亮地喊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他注重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这就使他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明确提出要根据中国的实际选择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带领全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巨大成就。正是由于毛泽东勇于开拓进取，善于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才创立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当今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所从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说到底，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二，毛泽东廉政思想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使党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和严峻挑战。如何防止中国共产党腐化变质，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从严治党，对党员干部进行经常性的廉洁自律教育的思想。

首先，对党员干部进行经常性的廉洁自律的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常常把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他要求全党时刻记住为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特别在执政的情况下更不能脱离群众。为此，毛泽东主张用整风的形式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通过开展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认识，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从而为党员干部保持先进性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其次，从严治党，依法严厉惩治腐败，依照党纪国法严厉惩治腐败，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鲜明特点。再次，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廉洁自律，党的自律应从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做起。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其自律的人格风范堪称一代楷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是党的领袖和国家的元首，但他仍然保持者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一贯坚持原则，从不以权谋私，他虽关心亲友和同学，只是让他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尽其所能，决不使用人们赋予的权力给他们以特殊照顾，毛泽东的表率作用，对推动全党的自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显得愈加重要。毛泽东的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在深入展开反腐败斗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深入阐述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毛泽东还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等等。进入新的世纪，面对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和任务，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处于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稳定面临新的矛盾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目标。

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保护好。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克服社会不公正现象，才能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现社会的平等。四，毛泽东的人生价值思想对青年的成长史重要的启迪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人生价值的依据在于人的社会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人生的价值在于创造，人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正确发挥自己的自觉能动性，是人生价值大小的依据。现在，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人生价值体系受到严重严重冲击，而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的人生价值思想体系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导致人们的思想呈现混乱状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人生价值思想的主导地位，因为只有坚持毛主席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作为人生价值导向，才符合当代历史发展的趋势，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的人生价值观，对于当代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坚定革命信念、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启示。当代青年，应把个人的奋斗目标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起来，自觉地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与现阶段社会实践的统一，为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9年7月第2版.【2】《中国近代史纲要》，2009年7月第3版.【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五篇：毛泽东与井冈山

毛泽东与井冈山

井冈山斗争历时两年零四个月,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井冈山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的过程中，始终把干部的培养和管理工作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措施，并一以贯之。井冈山不仅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发源地，也是培养造就大批开国将帅的摇篮。从井冈山斗争锻炼成长起来的大批德才兼备的政治军事人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干部管理，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两部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原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随之更名为“中国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队”，并于1928年8月在井冈山茨坪再次开办。军官教导队的学员，一部分是红四军各连队抽调来的军官，一部分是地方派去的工农干部，学员绝大部分是党员，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特别注重政治上的纯洁性。“教导队的开办，主要是由于当时革命发展，需要干部。当时红军在井冈山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二次‘会剿’后，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形势的发展需要相当多的军事干部。”（3）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看到，报告中多次提到干部缺乏的问题。“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此间地方工作，需人尤其迫切”；“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之缺乏达到了极点”；“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4）但是，由于敌人的封锁和交通的不便，能派到井冈山来的干部相当之少，根据形势的需要，只能在斗争中不断地选用和培养内部干部。于是，毛泽东等人通过各种形式在根据地内选拔、培养和训练干部。随后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井冈山前委和红四军军委的领导下，红四军教导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红四军在党的“六大”会议上决定：“此后军委须经常成立政治训练班，陶铸党务工作人材。”（5）“军事技术须加强训练，对于下级干部的军事指挥更应注意，方足健壮红军战斗力。”（6）另外，湘赣边界党的二大会议中也决定：“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就干部人才。”（7）在这些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各地区和军队都广泛开展了的干部训练，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干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红五军，1928年冬，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井冈山前委的决定，在红四军军官教导队的基础上，正式创办了中国红军的第一所学校——井冈山红军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培训，既训练政治素质，又训练工作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为了抓好学校的教育培训工作，红五军还专门把准备派往前线担任军事指挥员的优秀指挥员参谋长王展程和副参谋长陈毅安留下任教。红军学校的创办，为军队和党的基层组织培养了大量的组织人才和军事指挥人才。

从红军教导队的创建到红军学校的兴办，足以说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为红军和地方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军事、政治干部，为巩固根据地的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通过举办军管教导队、政治训练班、红军学校等各种形式，培养和提高了干部的政治素养和军事才能，造就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大批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