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第一篇：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1、思想观念的滞后

在中国，长期以来文教卫生事业都是由政府直接投资和运行的，即使是规模很小的剧团或电影院也属于事业单位。我国相当一部分的文教卫生领域的经营者一直把自己看作是特殊行业，危机意识和市场意识都比较薄弱。他们习惯于用行政的手段来管理自己的部门，用政府的资金来生产自己的产品，对于按照市场规则和市场规律来管理和操作还缺少经验。然而在国际上，由政府直接资助的文教卫生行业只占很小部分，相当一部分是由民间投资和运作的，即使由政府直接资助的这部分现在也有私有化的趋势，逐步被推向市场。

2、竞争能力较弱

现在我国文化产业的资本积累远未达到能与国外强大的文化产业相抗衡的能力。如电视业，英国出版的《国际电视业务》排出了世界 100 家大电视公司排行榜，中国几千家电视机构只有 CCTV 入围，名列第 57 位。前 20 位均为西方电视传播机构，其中第 20 名意大利媒介设备公司当年财政收入为18.4 亿美元，是 CCTV 的 4 倍。

3、投入不足

投入不足是我国文化产业形不成规模、缺乏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有关部门统计，1997 年，我国原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电视科研事业费总额约4019 万元人民币，日本 NHK 的节目和技术调研费用年均在 1.6 亿美元左右，法国仅公共电视机构的视听研究费用支出 1 年即达 1.073 亿美元。当然，我国还有原电子部系统和原国家科委系统的部门以及地方广播电视厅(局)、广播电视生产企业对电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但与日、美、欧影视企业对电视技术的研究开发投入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

4、管理不力

对文化产业市场缺乏规范化的管理，必然影响文化市场的有序经营，使腐朽、落后和不健康的文化有机可乘。因此，近几年来，我国文化市场的盗版、走私等若干“老大难”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仅最近一年半内，全国 30 多个城市收缴的非法音像制品就超过 600 万盘(张)，查处违法经营窝点 4000 多家。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遏制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

第二篇：文化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和对策

刘朝来重写稿

实文化强省战略部署推进文化产业跨越发展民进安徽省委

一、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文化强省战略，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指导思想、思路目标和重点任务，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步伐不断加快，文化产业连续5年增幅30%以上，创造了全国瞩目的“安徽现象”。但是从整体上看，我省文化的产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文化资源大省向产业强省的跨越任务十分艰巨。一是规模和经济总量不足。2009年，我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不到400亿元，占全省GDP比重约为3%, 而同期北京市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接近GDP的10%，上海约占8%、广东为6.7%、湖南为5.1%。即使在中部地区，我省也处于中后位次。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十二五”末，文化产业要实现增加值1000亿，任务艰巨；二是特色和优势产业不足。文化领域条块分割，规模普遍偏小，规模大、产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高、具有规模效应和带动作用的市场主体数量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文化产品区域特色不显，品种不多，竞争力不强。文化资源、文化企业、文化品牌的培育整合、配置优化、引导管理力度不够，低层次运作、小环境发展、松散性管理导致资源优势很难转化为品牌优势和产业优势。

影响我省文化产业化进程的因素很多，与文化强省的要求比，主要表现在“四个不适应”。

一是文化产业化意识不适应。调研显示，关注文化的教化、喉舌、阵地等社会效益，轻视甚至漠视文化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运作的现象仍然存在，在这种思维定式之下，文化建设在一些地方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中难以摆上应有的位置。相关管理部门习惯于在从政治角度和社会效益上“定条例、设门槛”，重事业、轻产业，重评奖、轻市场，重投入、轻产出的工作模式仍未彻底改变。文化产业意识的淡薄，直接

1导致文化建设缺乏市场视角与考量，许多有产业价值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现象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二是人才队伍建设不适应。我省文化人才总量不大，结构呈现为“三多三少”，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才较多，现代创意文化人才少；专业研究的人才较多，熟悉文化市场、擅长资本运作的经营人才少；具备基本专业素质的人才较多，高层次和复合型领军人才少。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三是投融资的体制和总量不适应。一方面，我省文化建设投入基数偏低，据文化厅的统计，2006－2008年，我省年人均文化事业费分别为5.85、7.4、8.5元，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居全国第30、28、29位，资金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大多实行的准入制，部门、行业、地域及所有制的准入限制、不计投资回报的事业型单一投资方式、加之文化产业法规体系的不完善，都造成民间资本和外资对文化产业只能望而却步。

四是文化产业管理体制不适应。我省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也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尽管如此，管理体制的改革仍然任务繁重。就文化产业发展而言，目前急需解决的有各自为政，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缺位与越位并存的问题；严重影响资源和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制约市场微观主体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行业壁垒问题；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三项制度建设问题；投融资渠道不畅、法律政策不完善的问题；运行机制僵化，管理体制缺乏活力的问题；人才管理机制不健全，管理方式与手段落后的问题等等。

二、加快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落实“文化强省”战略，营造文化产业发展的氛围。落实文化强省战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前提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充分认识文化在促进经济转型，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建议省委、省政府将文化建设、包括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目标和考核体系，使“文化强省”战略目标，具化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指标和各项政策措施，细化为各级政府的工作任务、各级领导的考核评价指标。积极实践和破解我省文化产

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营造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和氛围，2．整合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特色园区和重点产业集团。我省龙头企业带动战略已初显成效，报业、出版、发行、演艺、广电五大集团发展势头迅猛。我们认为，应依托这些大型集团和省“861”规划项目，重点支持优势企业的立体联合和跨越发展，推动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的资源整合和战略重组，组建一批集约化水平高、产业集中度好、技术实力硬、核心竞争力强的一流产业集团，形成我省文化产业的“领头军”；依托黄梅戏、花鼓灯、文房四宝、“两山一湖”等地方特色资源，打好徽字牌，建好特色园，积极发掘和开发文化旅游、娱乐项目，延长特色文化产品的产业链，组成我省文化产业的“主力军”；依托蓬勃发展的文化新兴业态，推动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的结合，大力发展创意、网络、会展、动漫等产业，组建我省文化产业的“生力军”。

3、强化人才战略，构建文化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体系。人才是发展的关键。就我省文化产业而言，培养和建立文化创意、文化科技、文化经营管理、文化经纪人四支队伍是当务之急。建议将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纳入人才强省战略，抓紧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创新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将培养文化人才尤其是紧缺型人才作为文化强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树立大文化人才观，科学而切实地制定人才的培养和评价标准体系；二是建立切合实际的人才引进、评价和使用机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高端和紧缺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三是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激励机制。可以结合实际，设立激励薪酬、重大成果专项、股权分红、期权激励等灵活多样的措施，提高人才待遇，做好人才储备。

4、广开融资渠道，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加快建立以国有资金投入为主导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机制市场化的投融资体系。为此，建议在设立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积极探索下列资本运营模式：成立省文化产业发展投资风险担保公司，为文化产业化提供风险投资和贷款担保服务。借鉴北京等地做法，通过与金融部门签订框架协议，以无形资产抵押和信誉担保等形式，对文化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降低投资准入门槛，积极引导和吸引国外、省外和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

完善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法规和政策，推动民营资本向文化领域流动。

5、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当前的主要工作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彻底革除机构交叉重叠、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部门分割的弊端，建立精简、高效、统一的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全面负责文化大市场的培育、管理、调控和监督。严格区分公益性文化与经营性文化的界限，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离，将经营性国有文化单位和公益性文化单位中的经营部分全部推向市场，使其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树立大流通、大市场观念，加快培育文化要素市场、劳务市场和产权市场，推动文化企业的资本运营和优化组合，促进文化产业走上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的发展之路。

第三篇：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浔阳区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浔阳区委宣传部凌海

文化产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一个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系统，是一个涵盖文化艺术业、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音像制品业、展览业、文化娱乐业、文化信息业、策划创意业，文化服务业等在内的产业系统，有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朝阳产业。浔阳区作为九江的中心城区，历史文化积淀丰厚，文化资源特色鲜明，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面临难得的机遇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

一、浔阳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九江地处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和整体实力与沿海发达水平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文化艺术的全球化，同时也促进我国的文化体制的变化。文化产业已成为沿海地区很多城市的支柱产业，而处在中部地区的九江和浔阳则是刚刚起步。

总的来说，浔阳的文化产业还处在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从现状看，浔阳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相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还不协调，与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还不适应，与发达省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规模上看，我区文化企事业单位规模小，集约化程度

1低、产业链不长；从结构上看，传统文化产业的比重过高，现代新兴文化产业发展较慢，科技含量低，竞争能力弱；从投入看，总量偏小，比重偏低，融资缺乏有效的手段，资本经营尚未起步。文化产业在我区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很小。另外，城区功能和管理权限的不足、文化产业扶持力度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文化资源、饮食文化等虽有一定的潜力，但还没有得到合理开发，还不能发挥很好的效应。

二、浔阳文化产业发展主要障碍因素

文化产业跟一、二次产业是不一样的，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二次产业的发展。发展文化产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人们的消费，消费水平上不去，文化产业很难有大的发展。

政府投入少，文化招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起步，本地居民消费能力低，缺乏知名文化产品吸引外地人来消费，致使我区文化产业发展相当缓慢。和周边地区相比，我们的文化产业也相对落后，景德镇有陶瓷文化，黄石有服装文化，长沙有演艺文化。这些地区的特色文化对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动作用。而我们的“金秋饮食文化节”还没有龙头项目作依托，主要还是就地取材，看菜吃饭，就文化说文化，对文化产业的拉动力不大。所有这些已成为制约浔阳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构成发展的主要障碍。

三、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途径

文化体育与网络、旅游被并列为21世纪最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例如，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近600亿英镑；日本的化娱乐早在1993年就超过其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值占GDP的五分之一，其视听产品也超过其航天航空产品，成为其第一大出口行业。所以说文化产业前景非常广阔，大有可为。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文化产业的发展还相当的落后，我区同发达地区相比又有相当大的距离。

要实现浔阳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我认为首先应重视以下几项工作：

1、在坚持各种基本准则的前提下，进一步解放思想，优化投资环境，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尽快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导，以企业投入为主体，以市场融资为主力的文化投入机制，鼓励、支持、引导、开创多元资本进入浔阳，大力吸引外来资金，进一步完善投资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发展较快、民间资金充裕和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企业、个人、社会团体和境外资金等社会民间力量参与兴办文化产业。积极引导消费，拓展文化市场，从而使文化产业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队伍建设。高素质人才是文化生

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是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的第一资源。根据浔阳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既要培养我区的人才，更要营造宽松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采取切实的保障措施，来吸纳人才，留住人才。在文化产业尚不发达的浔阳，文化产业人才发展的重点是文化产业经营人才，管理人才，科技人才。文化行政部门要根据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事业繁荣的需要，改进人才管理、使用制度，建立规范的人才有偿转让和自由流动机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安排必要的专项资金引进和培养既懂经营管理，又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复合型文化产业人才，为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积蓄人力资本。

3、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环境，增强产业实力。应以政府规划为指导，以市场调控为基础。促进浔阳文化的产业结构升级。要选准重点和切入点，尽快打造一批能够产生品牌效应的知名文化产品和知名文化企业。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真正做到政企分离，政事分开，企业与事业单位，经营单位与非经营机构分开的原则，按照市场经济的法规，规范政府文化部门的行为，对现有文化领域的不同行业和单位进行科学分类，区别对待，对不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公益性

文化事业单位及地方特色艺术团体，就是“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以更好地承担起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对经营性文化单位要积极稳妥地促进创新转制，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使其真正成为我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同时要真正把发展浔阳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列入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来抓，成立文联、社联。文化主管部门要切实把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为富民强区的战略任务来抓，尽快推出《浔阳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确立浔阳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总体目标、要求和措施。要对文化领域的不同行业和单位进行科学分类，区别对待。积极扶持和支持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加快各类经营性文化单位做大作强，造就一批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管理科学的文化企业。

5、对文化资源实施合理的保护与开发。1995年，文化部提出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对文化资源加以保护。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的综合开发必须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应当在保证遗产完好的基础上合理地发掘，利用其优势，特别是民俗民间文化如剪纸、麦秆画、丝弦锣等无形资源优势，带动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只有有效地保护才能合理地开发利用，切忌急功近利的短期效益观念，要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视野来认识文化遗产的保护。对

于不能有效进行保护的行为，要诉之于法律。

我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发展文化产业都应该把做出特色放在首位。特色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必须以特色求生存，谋发展，赢市场，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把文化产业真正做成我区的支柱产业。

第四篇：我国政府行政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行政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

1.政令不畅。政令不畅主要表现为下级政府在贯彻上级政府政策时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敷衍性执行政策。二是曲解性执行政策。三是附加性执行政策。四是替换性执行政策。五是截留性执行政策。

2.地方规则胜过中央政策。老百姓到政府办事，如果不懂‘规矩’，只能吃‘闭门羹’。”不懂政策可以，不懂领导意图不行；不懂法律可以，不懂规矩不行。”[2] 3.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由于政府的无竞争性和排他性地位，引发政府执行人员在执行中的不计成本，执行资金浪费严重。

4.政府人员在执行政策任务过程中缺乏沟通协调。在我国，政府人员在执行政策任务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存在严重问题，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缺乏系统协调，互不配合甚至相互拆台的现象经常出现。5．一些公务员的隐形不作为。一些地方政府干部缺乏起码的执行力和政府公信力，致使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久拖不决。

我国行政改革的现行举措：

一是完善标准化法规制度，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强化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让标准成为对质量的“硬约束”。二是全面清理和修订现行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整合现行各级强制性标准，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健康、安全、环保等领域建立统一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逐步缩减推荐性标准，推动向公益类标准过渡。三是鼓励学会、协会、商会和产业技术联盟等制定发布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选择部分领域开展试点。允许企业自主制定实施产品和服务标准，建立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四是提高标准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放宽外资企业参与中国标准制定工作，以有效的市场竞争促进标准上水平。努力使我国标准在国际上立得住、有权威、有信誉，为中国制造走出去提供“通行证”。我国行政改革的发展方向：

一建立有限政府，投资社会资本

二建立有效政府，推动公共服务创新

有效的政府应当能够激励自己的政府官员，使他们能够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公平有效的法律制度和市场体系，给人们提供长远的经济预期，防止机会主义短期行为，不断推进公共服务创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1.设计以人为本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提出以顾客为中心的行政理念，强调围绕公众的切身利益制定服务标准，给公民自主选择的机会，鼓励公民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我国行政改革也要贯彻这一根本原则，设计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模式，要顺应和尊重民意，依据人民的意愿确定政府工作方向和指导政府工作的原则。”

2.分离政府公共服务的决策和生产。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决策和生产分离开来，政府只是掌舵不是划桨，这样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满足公众需求。但我国传统的行政体制下，政府既制定公共服务决策，还亲自提供生产和公共服务，政府变成全能型的直接服务的角色。

3.积极探索改革行政区划，整合政府内部功能。西方国家地方行政层次只有二级或三级，如法国，地方层次是大区、省、市镇的三级划分。英国地方是二级划分和三级划分结合，英格兰是三级，郡、区、教区，苏格兰是大陆行政区、区的二级。我国的行政区划是省、市、县，乡(镇)的四级划分，这种多层次的行政区划，不利于行政信息流通和中央政府的控制，使政策层和执行层与民众距离拉大，管理效率低下。因此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的行政改革当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都是很重要的方面。对于我国来说应该合理调整政府管理层次和幅度，减少政府行政层次，可以增加省的数量，扩大中央政府管理的幅度，取消地区专署，实现三级政府管理，减少和规范政府管理的厚度。“还可以在横向上减少一级政府所属机构的数量，归并职能相近、设置重复的机构，减少行政条块间的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的问题，缩小政府管理的幅度。”

第五篇：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因为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所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既呈现出世界各国的共性特征，同时又显现出自身的个性差异。在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城市的数量，还是城市的功能均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就业步伐的加快，使得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本身所累积的诸多矛盾日益凸现出来。概括地讲表现在六个方面。

1.城乡分割，协调性较差。

在长期计划经济“城乡分治”制度的作用下，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得以产生、固化乃至于不断强化。政府借助于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粮油供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推行，逐渐形成了城乡有别的管理体系。城乡居民由于居住地域的差异和职业的不同最终演化成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即所谓的城乡差别。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本身具有区位优势和功能优势，其聚集经济效应的强化作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形成了“城市一工业、农村一农业”的产业格局，最终使得城市和乡村演化成两个彼此相对独立的人为的封闭系统。由于城市的磁化作用，使得农村中原本匮乏的资金和人才被城市合理“掠夺”。城乡之间的公平问题作为市场经济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在我国表现得更为明显。

2.结构雷同，特色不明显。

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肇始于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其地域空间布局和主导产业培植上皆表现出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

首先，表现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行政偏好。一是在城市选址和规划上的强烈行政垄断。政府包办了城市建设中的一切事务，而作为切身利益者的城乡居民几乎被完全排斥在外；二是绝大多数城市都是所在地政府驻地，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相比之下，城市产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的经济因素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其次，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雷同成为普遍现象。出于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大、中、小城市均希望借助各种游说手段为当地争得更多的项目和资金，并通过构建完备的工业体系，努力为政府官员创造更多的政绩。同构化的城市结构一方面强化了城市间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地域特色和产业特色定位的模糊性直接侵蚀了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

3.城镇体系不健全，协同效应不足。

受制于不同时期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需要，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特征。从建国后的“限制发展大城市和小城镇，适度发展中等城市”逐渐过渡到80年代以后的“大力发展小城镇”。我国城市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似乎更多地是出于解决特定矛盾的权宜之计，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都是从静态和孤立的视角谋划城市的发展。其实，不同规模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例如，大城市具备较强的聚集效应，但其“城市病”症状也更为明显；小城镇分布广阔，贴近农村市场，更有利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交换，但其聚集功能较弱，土地浪费较为严重；而中等城市兼有二者的优势和劣势。所以，不能简单地评价哪种类型城市的优劣。

4.强调行政催化作用，缺乏产业支撑。

众所周知，城市的产生源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城市的发展同样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演化的动态结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行政力量只是在短期内、在表象层面上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这是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共有的规律。然而，我国的城市化历程表现出与这种规律较大程度的背离，行政力量扮演着远比市场因素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城市主导产业的培育上，要么定位模糊、摇摆不定；要么彼此“借鉴”，简单复制。其结果不仅浪费了较多的资源，而且使城市结构雷同、功能单一。同时，缺乏核心主导产业的支撑也使得城市后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致使城市服务能力的提升滞后。

5.重视外延拓展，忽视内在功能完善。

80年代以来“摊大饼式”小城镇发展战略的推行以及大中城市新城区热和广场、步行街等标志性建筑热愈演愈烈，既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又因为拆迁补偿不合理而引发了太多的社会纠纷，进而沉淀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城市外围空间拓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同时，现有城市功能的完善则严重滞后。从城市景观的外观上看，我国的城市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但在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和城市文明的积淀上则呈现出天壤之别。拥挤的交通、令人担忧的卫生状况和食品安全、日益恶化的治安、脆弱的环保等“城市病”困扰着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的后续发展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6.传统制度的约束功能仍然存在，阻隔了城乡的融合。

虽然迫于各种压力，传统泾渭分明的城乡管理体制有了一定的松动，但是，传统城市管理制度的强大惯性作用依然存在，在某些领域甚至得到强化。城乡间巨大收入差距的诱惑、对城市生活的渴求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需求等因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种规模空前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满足了城市产业发展的用工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农村来说本该形成双赢的结局。

但是出于保护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保障他们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先权，城市管理者往往只是企图在现有条件下，通过简单的“限、管、卡、罚”等非人性化管理手段来限制和排斥外来劳动力，而较少考虑借助优化内部结构，提升城市功能、培植主导产业等方式来扩充城市容量。显然，这些措施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间的心理差距，不利于和谐城乡关系的构建。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1.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国外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都证明脱离农村发展的所谓“孤岛式”城市化发展模式注定不会成功。缺乏了农村的协调和支持，这种城市化发展模式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逐步摒弃片面强调发展城市(尤其更多地停留在城市空间的拓展上)的传统做法，而应从城乡联动、协调发展的角度谋划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2.因地制宜，突出个性。

审视我国城市发展现状，结构雷同、个性模糊是一个普遍问题。城市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未来功能的定位上均显示出明显的趋同性，这种现象对于城市的后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实践证明，在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上，个性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上海、深圳、大连、顺德等城市之所以在某些领域独占鳌头，其核心就在于它们结合本地区位和资源条件，选择了独特的主导产业，具备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这一点正是其他城市无法模仿的，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了主动地位。

因此，我国城市的发展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自身潜在的优势，努力培植核心产业。从区位优势、产业特色、文化底蕴、旅游休闲、矿产开发、生态环保等角度来定位城市的发展方向，探寻并逐步培育城市的主导产业，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特色。

3.整合城镇体系，发挥协同效应。

由于规模不同，城市间表现出功能的差异性，都存在一定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的规划，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金字塔式”的城镇体系便成为当务之急。确立合理的城镇体系，一方面要考虑城镇的发展现状，通过城市布局的合理调整和功能的整合，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城镇化体系，发挥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要结合城市的未来发展，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确立城镇体系的发展方向。

4.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弱化行政干预力度。

城市化建设中浓厚的行政干预带来了诸多方面的负面效应，其中最典型就是在城市改建、扩建征地过程中行为的非规范性。某些政府官员与土地开发商“合谋”借助权力垄断人为压低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拓展了惊人的寻租空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因此，应强化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进程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淡化行政干预色彩，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学习和运用现代经营城市理念，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引进市场机制，把长期由政府垄断的某些领域，如：自来水、邮政、通信、公交、电力、煤气等逐步放开，政府通过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引导各市场主体通过合理有序的竞争，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5.突破制度瓶颈，净化外部环境。

导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传统制度的约束。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流动受阻、现代化农业经营模式难以推行、大量农村人口长期滞留贫困、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等问题的症结皆出于此。

改革现行的城市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社保制度，降低外来劳动力在城市生活、就业成本。努力为市民和农民营造公平的竞争氛围，并最终实现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