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数学的科学价值
论数学的科学价值
摘要：数学作为最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在人类文明的进化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威力。本文着力探讨了数学在为其他科学服务，推动其他科学和整个文化的进步方面起着不容低估的作用，展示数学的力量。
关键词：数学科学价值科学
数学在大自然和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然而，数学的科学价值往往是潜在的，数学的作用往往是无形的。
当你凝视着夜空，是否认识到无数天体的行踪，可以通过数学来描绘、计算？ 当你乘坐超音速客机外出旅行，是否知道现代飞行器设计所依赖的数学原理？
当你倾听者收音机中的新闻广播，是否了解漫空飞舞的电磁波的最初发现，应归于一组方程式的推导？
当你流连于博物馆和美术馆，惊叹着那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名画，是否察觉到数学与艺术的美妙联系？
当你去医院检查身体，是否想到一些使用广泛的医疗诊断仪器的发明，也会涉及高深的数学？
甚至当你彷徨商海股市，是否相信借助数学可以帮你避险盈利，运筹制胜？ „„
数学以其卓越的智力成就一向被人们尊称为众多学科的“皇后”，如法国数学家高斯就曾说过为大家所熟知的名言：“数学是科学的皇后”，意在表明数学很高的地位及其对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由于数学作为一种工具被广泛地应用于科学的各门学科，尽心尽力地发挥着所特有的服务功能，所以，数学史家E.T.比尔又将数学视为“科学的仆人”。对数学的这种反差极大的两种称谓事实上反映出数学之于科学的双重价值：高度的理论指导价值和普遍适用的应用价值。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1.数学与经济学
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中，运用数学最早、迄今为止最成功、成果最显著的当推经济学。20世纪4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导致了一门交叉学科——数学经济学的诞生。参与这门学科建立和发展的有冯.若伊曼等著名数学家。1944年冯.若伊曼与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提出竞争的数学模型并应用于经济问题，成为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以来，数学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工作中数理经济学工作所占比例明显反映出来。
据统计，自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至2001年期间33届共有获奖者49人。有学者将获奖工作中应用数学的深度按一定标准分为四等：特强、较强、一般和弱，结果显示：这49位获奖者有27位的工作可评为“特强”，由此可见这些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含量。无怪乎人们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评给“经济学家中的数学家”的。
事实上，这几十位获奖者中有两位是大数学家：康托洛维（L.V.Kantorovich）和纳什（J.Nash）.后者的传记还被拍成电影——《美丽心灵》。并且获得了2002
1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还有几位也是完全因为数学的奖，比如，德布罗
（G.Debreu）是由于为当代数理经济学提出了系统的数学公理化方法。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价值在于将适当的数学内容植入现实的经济学土壤而获得了深刻的成果。
一般经济均衡理论是19世纪70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沃拉斯（L.Walras）首先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在一个经济体中有许多经济活动者，其中一部分是消费者，一部分是生产者。消费者追求消费的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生产的最大利润，他们的经济活动分别形成市场上对商品需求和供给。市场的价格体系会对需求和供给进行调节，最终使市场达到一个理想的一般均衡价格体系。在这个价格体系下，需求和供给达到均衡，而每个消费者和每个生产者也都达到了他们的最大化要求沃拉斯把这归结为由供给等于需求决定的方程组的求解。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此方程是一个非线性方程，而仅仅简单地比较方程个数与未知量的个数就断定方程有解。鉴于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在现代经济学的地位，沃拉斯理论的上述缺陷就成为几十年中众多经济学家和数学家关注的重大问题。直到1954年，德布罗和阿罗通过引进集值映射、凸性、不动点定理等数学工具，给出了一般经济均衡的严格叙述和存在证明，该理论才真正成为严格完整的理论体系。1959年德布罗发表的《价值理论》又进一步使这一理论体系变为公理化体系。从此，数学公理化方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阿罗和德布罗分别荣获1972年和198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机数学又进入了经济领域，特别是1973年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将期权定价问题归结为一个随机微分方程的求解，从而导出了相当符合实际的期权定价公式，即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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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rfTN(d2)1 2ln(S/N)r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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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dz，i1,2布莱克与斯科尔斯的工作后又被默盾进一步完善，成为金融活动中行之有效的工具，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布莱克—斯科尔斯—默盾理论被誉为“华尔街的第二次革命”每天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上有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在使用其公式来估算证券、交易逐利。
2.数学与物理学
数学与物理学包括理学的关系源远流长。数学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微积分在内，基本上是在与物理学和力学的联系中发展的。物理学家处理问题的时候，从数学的角度看往往是极其有趣、困难和富有挑战性的。因此，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及其解决方法一直是数学的活力的来源，这一点连孤傲的“纯粹”数学家哈代也赞同，他甚至把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人都视为数学家。
早在17世纪，牛顿就是数学与物理、力学紧密结合的化身。牛顿发明微积分具有明显的运动学背景，其“流数”（fluxion,即导数）概念就是以速度为原
型的。反过来，微积分成为牛顿解决天文、力学问题的有力武器。特别是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牛顿借助微积分证明了在与到引力中心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引力作用下，被吸引天体必沿椭圆轨道运行，而引力中心在其一个焦点上（当初始速足够大时，物体也可能沿其他圆锥曲线——抛物线或双曲线——运动）。事实上，牛顿使全部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经验定律变成为严密的数学推论，在世人面前打开了一本地道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宇宙之书。到19世纪，这本书的内容扩充到了电学和电磁学，而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物理学的发展，数学相继在应用于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基本粒子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一格又一个突破。
3.数学与生命科学
今天数学在生物科学各分支的应用已今非昔比，甚至产生了生物数学这样的边缘学科。生物学正在成为当今最振奋人心的科学前沿之一，人们甚至预言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当代生物学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与数学的汗马功劳是分不开的。
将数学方法引进生物学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初，英国统计学家皮尔逊首先将统计学应用于遗传学与进化论，并于1902年创办了《生物统计学》，统计方法在生物学中的应用日趋广泛。
20世纪50年代是数学与生物学结缘的良好时期。也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生物化学家沃森和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共同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即DNA）的双螺旋结构，这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DNA是分子生物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它具有一种特别的主体结构——双螺旋结构，在细胞核中呈扭曲、绞拧、打结圈套等形状，且在复制期间必须解开。而这正好是代数拓扑中纽结理论的研究对象，纽结论与概率论和组合学正一起帮着生物学家解开DNA复杂的结构之谜。1969年以来，数学家与生物学家合作在计算双螺旋“环绕数”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环绕数是刻画两条闭曲线相互缠绕情况的拓扑不变量。1984年，关于新的纽结不变量，即琼斯多项式的发现，使生物学家获得了一种新工具来对DNA结构中的纽结进行分类。另外，1976年以来，数学家与生物学家合作在运用统计与组合数学来了解DNA链中碱基的排序方面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事实上，除了数理统计学、微分方程等，概率论应用于人口理论，布尔代数应用于神经网络分析，现代积分理论应用于医疗诊断仪研制„„这一切构成了生物数学的丰富内容。
4.更广泛的渗透
除了以上所述的科学，数学正在向人类几乎一切知识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让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
美国新闻界历来有“总统竞选预测”的传统。过去常用模拟选举，即在报纸上登模拟选票，让读者填好寄回，以此推测候选人中谁最有希望当选为总统。1916至1932年，当时公认的全美权威性杂志《文学文摘》，先后在四届总统选举前都搞过这种形式的预测，结果相当灵验。1936年，该杂志社根据模拟结果又一次作出预测，声言共和党候选人兰登将以57%的得票率，战胜谋求连任的罗斯福总统而入住白宫。于此同时，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乔治.盖洛普却告诫人们：罗斯福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大于兰登。然而，盖洛普人微言轻，他的话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直到开箱验票，罗斯福再度当选，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小人物才名扬天下，由他创办的“美国舆论研究所（AIPO）”也随之声名大振。盖洛普成功的秘诀，主要是基于数理统计中的“大量观察、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从1936年
到1984年，美国举行过13届总统选举，有盖洛普领导的AIPO对这13次竞选的预测，平均误差仅为2.6%；除1948年和1980年两届选举以外，AIPO的预测都是相当成功的。这种精确程度在社会科学研究史上都是罕见的。虽然也有两次不成功的记录，AIPO的专家们从失败中认真汲取教训，设计了一种能发现“临时变卦”者并及时修改预测的方法。由于使用了这种“新式武器”，该所在1984年的预测中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佳成绩，预测当选总统里根的得票数与实际结果几乎分毫不差。
另一个例子来自语言学。在语言学中运用数学，这种想法在19世纪就有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在基本性质方面，语言中的量与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数学公式有规律地表达出来。”他还说过，语言学好比一个几何系统，“它可以归结为一些待证的定理。”1904年波兰的一位语言学家则说，语言学家不仅应该掌握初等数学，而且还有必要掌握高等数学。他表示坚信，语言学将日益接近精密科学，语言学将根据数学的模式，“更多地拓展量的概念”并“将发展新的演绎思想的方法”。数学已渗透到语言学的各个分支，产生了“数理语言学”这样的分支。有人认为，语言符号的随机性、离散性、递归性、非单元性等分别可以同数学中的统计学、集合论、公理化方法和数理逻辑建立联系。
早在1851年，英国数学家迪.摩根（A.deMorgan）曾把词长作为文章风格的一个特征进行过统计研究。1913年，俄国数学家马尔科夫研究了普希金的叙事长诗《欧根.奥涅金》中俄语字母序列的生成问题，提出了马尔科夫随机过程论。在这里，语言结构中所蕴藏的数学规律，成了马尔科夫创造性思想的源泉。苏联的文学名著《静静地顿河》是肖洛霍夫本人所作还是抄袭克留柯夫的作品，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于是，一些学者使用计算机和统计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他们从《静静地顿河》中挑选出2000个句子，再选出两位作者的其他作品各一篇，从中又各选500个句子，这样一共是三组样本，3000个句子，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根据句子的平均长度、词类的使用情况、句子结构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静静地顿河》是肖洛霍夫的手笔。后来这篇长篇小说的原稿被发现了，专家考证的结果也证实了计算机统计分析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国内也有人利用数理统计原理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对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成书进行过分类似的研究。把《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以回为单位，从中挑选出几十个常用字；由于字的使用频率与作品文字风格直接相关，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并将其使用频率绘成图形，从星云状和阶梯状的图形上可以直观地看出几大群落，而这就是不同作者的创作风格的形象反映。据此，可以对以往流行的“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的看法提出异议，并提出《红楼梦》成书新说：佚名作者作《石头记》；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减五次”，将自己早年所作《风月宝鉴》，定名《红楼梦》；程伟元、高鹗是全书的整理，抄成者。尽管其结论尚值得商榷，但是这种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研究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方向，受到了国际红学界的赞赏。西方也有人曾用上述方法鉴别过新近发现的莎士比亚作品的真伪。
可见，一些过去认为与数学无缘的学科，现在也成为数学能够一显身手的领域。数学方法甚至也在深刻影响着历史学研究，能帮助历史学家做出更可靠、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这样说道：“我坚决认为，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只有当它数学化之后，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数学的发展历程和趋势不断印证着这一说法。事实上，数学的这一发展趋势是由数学的本质决定的，任何领域，哪
怕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只要这一领域蕴含着数量关系、空间关系、序关系等这些被称之为“数学结构”的问题，就拒绝不了数学。
【参考文献】
1.孙小礼;数学:人类文化的重要力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01期
2.郑毓信;数学：看不见的文化──论数学的文化价值[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1期
3.王梓坤：今日数学及其应用
4.李文林，任辛喜.数学的力量—漫话数学的价值.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第二篇：论科学精神与价值
论科学精神与价值
对于科学教育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念，即认为科学教育只有工具性价值而没有人文价值，人文精神似乎只能在人文学科的教育中培养，科学教育与人的精神世界发展无关。但也有人认识到，科学教育与人的思想和个性品质发展相关联，提出将德育渗透到科学教学之中。无论是“科学教育＋人文教育”的整合模式，还是德育工作的“渗透”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即有一个先在的预设，认为“价值与事实”分离，科学与价值无涉。但是，当我们走进科学研究世界内部再来审视科学教育的问题时，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观，给人一种“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视界的变换给人带来的是新的教育观念，科学教育不仅具有功利性价值，而且内在地蕴涵人文价值。与人文学科教育相比较，科学教育的人文价值具有自身的特点，是人文学科不能替代的。科学教育中的人文资源是构建新时代的新人文精神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人们最初认识到的或最看重的是科学的工具性价值，希拉里•普特南说：“科学在一般文化中的崇高声望要极大地归功于科学的工具性的巨大成功。” 科学及技术所取得的惊人的物质成就，遮蔽了科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爱因斯坦指出：“科学对于人类事物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间接地产生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税利。”恩•卡西尔则将科学的精神价值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他说：“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的主题。”恩•卡西尔之见固然有唯科学主义的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其内在的精神资源是丰富而具有特质性的。
理性是科学的灵魂，理性根植于人性之中，古希腊人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面对自然界，人的理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巴伯指出：“在人类社会中，科学的幼芽扎根于人类那根深蒂固的、永不停息的尝试之中，试图靠运用理性的思考和活动来理解和支配他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在巴伯看来，科学必须既是理性的又是经验的，即只有当理性运用于经验的目的时，科学才存在。科学的理性使人类开始从对自然界的迷茫和盲目崇拜中走出来，1科学理性对宗教神学的冲击解放了人的思想。近代科学的发展使理性不仅体现在科学的知识层面，而且体现在科学的方法论层面。现代科学理性还投射到了科学研究的规范上。R •默顿概括了科学家必须遵守的四条基本规范。总之，无论是面对自然界、面对科学活动过程，还是研究结果，人的理性精神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科学理性内在于科学之中，也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规范意识。
科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批判性，波普尔认为，有没有批判态度是判断前科学与科学的分界岭，前科学充斥教条信仰和教条思维，而日益增长和成熟的经验培养出一种批判的态度，教条态度比批判态度更原始，因为批判必须有被批判的对象，即业已存在的有影响的教条信仰。科学中的批判精神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当理性运用于经验时，就开始了对经验的批判。真正的科学从经验开始，但是所有的科学都要求超越经验，并从经验中演绎出更为普遍的真理，批判的结果是科学认识超越日常的经验。其二，是对前科学时期的批判，例如近代科学对中世纪时期宗教观念的批判，达尔文对上帝创造人类观念的批判。其三，是对科学界之内的已有认识成果的批判，如爱因斯坦对牛顿时空观的批判。但是批判的目的是创新，创新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生命力，没有批判的精神就无法创新，没有创新，批判就失去了意义。科学活动中内在的批判精神与创新意识，正是摧毁愚昧、迷信、盲从等腐朽精神的锐利武器，在批判与创新的过程中，不但取得了科学理论上的突破，认识了自然界，而且也冲击了旧有的不合理的观念与错误认识，使人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巴格莱说，科学知识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人类从欺诈、恐惧、迷信、过失中解放出来。人类正变得聪明起来，不再是一切算命大仙的牺牲品了。人类从巫师和巫医的诡计欺骗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意义，和人们从残暴帝王压榨下解放出来的意义是一样的。”
科学研究活动中强调公平，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评判科学认识正确与否，科学成果价值大小的不是外界权威，而是科学界内部同行的认定，不是外在的诸如出身、权力、金钱、宗教信仰、政治态度等非科学因素，而是科学实验。科学要求普遍地、重复地进行验证。这种公平精神不同于中世纪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倡的“人人生而平等”。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类长期追求的公平由“水中月、镜中花”状态逐步变为现实。因此，“只是在这时，人们才看到，在世界上到处都还是一片不公平的汪洋大海的时候，科技领域已开始构筑起人类公平的真正锚地。人们也才真切地感受到公平是科技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科学中的公平精神造就了人的宽容意识，在科学研究中，不仅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而且允许实验、允许失败、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强调尊重少数，保护少数，不搞少数服从多数。科学中的宽容，为新的科学理论出现提供了舆论上的“保护伞”。
科学中的开放精神表现在科学的进步过程中。其一是面向研究主体的开放，也即“无论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人都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 台湾学者吴大猷在谈到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争论时，指出：“一种真正的科学态度要求一种开放的精神。科学只有通过对现存状况作连续不断的重新考察，甚至对那些似乎把确立的理论作连续不断的重新考察，并且寻求新思想，才能获得进步。”
因此，科学教育应指向科学发展的历史世界，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领悟科学的人性意义，“向学生详细追溯一项发现的全部历史，向学生指明在发明者道路上经常出现的各种各样困难，以及他怎样战胜它们、避开它们，最后，又怎样趋近于那从未达到的目标” 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揭示出来的自然界演化发展的规律，更加直接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领域。但是，在科学教育中，我们关注的重心往往是科学知识的系统传授，而科学作用于人的精神领域这一重要方面被忽视了。因此，科学教育应树立一个新的理念，科学教育应指向科学发展的历史世界，打破历史事实的硬壳，展现历史事实内在的人文意义，凸现科学教育对整个人类精神领域的巨大影响，使学生认识到科学与人类的精神生活密切关系。
科学教育与科学世界的分离之结果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厌恶整个科学。这是值得科学教育工作者反思的地方。改变这一被动局面，需要科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即科学教育要指向科学研究世界。这里强调的是要让学生了解一些与他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领域，同时也要了解科学家的精神世界及其活动。让他们与科学家对话，让他们有多种了解的渠道，并为他们参与一些准科学的实验活动、准创造发明活动提供物质的条件与方法的指导。
21世纪的科学教育应有新的理念，不能将学生封闭在科学知识教育的城堡中，而应取一种开放的观念，让科学教育与科学发展的历史世界相连接，从后者获取无尽的精神资源；也与生活世界相联系，使科学教育有活水源头，有意义的基础。这样的开放观念与开放体系的构建将把科学与人的生存、发展真正连接起来，从而使科学更富有人性，使科学教育的价值得到实现。
第三篇：论科学发展观的法哲学价值
论科学发展观的法哲学价值
（作者：王一卓）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从法哲学的视野来看，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人权价值涵属的法哲学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促进社会正义实现的法哲学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深蕴法治思维的法哲学方法论。分析科学发展观作为方法论的法哲学意义，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次重大创新。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权；正义；法治思维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深刻解读，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夺取全面小康社会新胜利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充满时代精神、具有丰富哲学意蕴的方法论。全面分析科学发展观的法哲学意义，特别是分析科学发展观的作为法方法论的法哲学意义，既是领会和省悟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现实要求，也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次重大创新的意义研讨。
一、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人权价值涵属的法哲学方法论。
人权是每个人事实上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概念是当今时代最 引人注目的政治词藻之一，并且是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呼声，所以有人说，“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的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通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2‟享有充分的人权，是近代以来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之一。
人权观念最早发轫和滥觞于西方。但西方人权理论存在严重的“物本主义”倾向，即西方国家的人权理论过分拔高了人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揠苗助长的方式确立了人的物质性存在，并过分强调了人的个人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而且西方的人权理论在实践路径上存在“人权歧视”的问题。在反封建反压迫的时代，以追求个人自由、彰显个性的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初期，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当然是合理的，并且确实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展开和胜利提供了革命型的理论依据和支撑。但是，当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西方国家由如何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如何完善资本主义制度，最初的以个人为核心的人权理论存在的缺陷就值得思考了。
对于西方国家的物本主义人权观，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给予了合理的修正，对其价值涵属进行了合理的完善，使人权观念从西方国家的物本主义人权观转向了我国的人本主义人权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该论述从宏观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人权价值涵属的方法论特征。
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一种把发展作为核心人权的法学方法论。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 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没有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全面自我发展，其他人权同样无从谈起。发展权的最初目的乃是为了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来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因此它带有集体人权的性质。实际上，从发展权本身的视阈来看，它不仅首先涉及到的是作为一种集体人权的存在，而且也是个人权利的重要构成。科学发展观正是意识到了人作为发展的主体的重要性，意识到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所提出来的方法论原则。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
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人权观。马克思说：“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他还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P241)人权成为人生存和发展的构成性规则之一，除了要关注实然性，也要关注应然性。科学发展观正是糅合了人权的应然性与实然性，是一种人本价值的张扬。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关注民生与民权的同步发展，是一种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的发展，是一种把人臵身于社会历史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展示了“人”的需要是什么，“人”的利益是什么，靠什么来保障和发展“人”的需要和利益，通过这种深刻揭示，我们看到了我党对人民的尊重，对民意的尊重，对民生的尊重。
二、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促进社会正义实现的法哲学方法论
西方著名哲学家罗尔斯曾经有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4‟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的论述和强调来看，科学发展观折射出了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如何实现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协调的方法论属性。
我们知道，传统发展观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本主义”发展观。它将经济发展归之为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正如里夫金曾指出，“在这种高度工业化的环境里，我们为享受高水平的生活付出了扩散疾病和死亡的代价。”„5‟这样，在传统的发展理念下，正义原则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指出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6‟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价值理性缺失这一不足的积极回应，它给社会的发展指出了一个科学的方向，并成为积极诉求社会正义原则的时代强音。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实际上是对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公正的社会生活依赖公正理论的指引，因为社会公正理论能够为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提供基本的指导原则。一个社会能够成立，社会中的成员能够在一起携手相存，主要一个原因便是在这个社会的政治、法权、伦理和经济关系中体现着一种公正原则。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积累物质和精神财富；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和各类社会问题；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使社会和谐，让我们国家昌盛，人民安康。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采取统筹兼顾的方法，积极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达到各种利益的均衡。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阐述，是我党执政观成熟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党对正义之价值积极追求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实际上是对代际正义的诉求。经济需要增长，社会需要发展，但是，已有的历史表明，杀鸡取卵或者涸泽而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是违背代际正义原则的。代际正义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类的利益保存自然资源，使自 然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代际正义认为人类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地球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人类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代际正义是对当代与后代关系的协调，是对今天的发展与明天的发展的协调，是对现在的发展与未来的发展的协调，因此，代际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代内正义，也需要实现代际正义，特别是需要正确处理好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关系。而协调二者之关系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即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说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
三、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深蕴法治思维的法哲学方法论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所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方式认识的深化。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年来，成绩斐然，但当下中国法治处于发展的关键期，需要规划基本方略全面落实的步骤，推动法治不断实现增量改革，努力推进法治进程，维护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7‟与之相关的是，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 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8‟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延续了党的十五大以来所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即法治方略。同样，显得更为富有法哲学意义的是，科学发展观是法治思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方略上的重大体现。
第一，从执政方式来看，依法执政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是实践法治思维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取得的，但是，它却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已有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治、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要想获得人民的支持，要想获得民心，要想稳保国家安定、长治久安就必须顺应民心，必须顺应民意，必须以民为本。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能够抛弃人治思想，转向法治思维，把依法执政看做是党治理国家最有效、最根本、最长久的方式，必须把依法执政看成是党在新时代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最可靠的执政方式，必须把依法执政看成是党顺应民心、获取民意的执政方式。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第二，从制度保障来看，发展民主政治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是实践法治思维的客观需要。没有法治，民主会演化为“大民主”，没有集中的民主将是低效的民主。在党执政的前30年探索中，领导人的权力变迁、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导致国家建设一度脱离正常轨道，甚至滑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耽误了发展的大好机遇。我们历经艰险，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并加以实 施，目的就在于保障国家的中心工作不致偏移，保障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7‟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如何创新执政活力、如何发挥人民的活力、如何继续坚持法治思维的有效路径。这就需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发展基层民主，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臶，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2‟［美］路易斯〃享金.权利的时代［M］.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4‟［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黄海娃.试论传统发展观与新发展观的关系——对传统发展的代价的哲学反思［J］.高教论坛,2006，(4).„6‟［美］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7‟蒋熙辉.执政方式转变需要法治思维［J］.人民日报,2007-9-1.„8‟郑成良.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
第四篇：论文化价值
论文化价值
2011-04-11 第06版：文化教育 作者：李洪峰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4679
文化特征是人类最本质的特征。因而，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认识文化就是认识自己，尊重文化就是尊重自己，发展文化就是发展自己。
文化是什么？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化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总成绩，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成就的总概括，是人类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总记录。
认识文化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表现为文化的进步。任何一个民族的觉醒，都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任何一个国家的强盛，都要靠文化的发达。历史反复证明，文化始终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素质的纽带，深深熔铸在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之中。世界上几乎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而唯有文化资源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促进、保障和提高作用。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表现为文化的发展。文化缺位的发展，不可能是健康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国际竞争，始终离不开文化竞争，文化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本质表现。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日益发展的时代条件下，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相互交融的程度日益加深，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作用日 益凸显。谁创造了先进文化并用先进文化武装起来，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把握主动。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就将犯历史性错误。
文化之为文化，是因为它同自然的天空、大地、阳光和水一样，无时无处不在地渗透、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和生活。关于文化与人的关系，孔子在讲儒家经典时讲过一段话，他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也说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和庄子，讲的都是文化对于人的发展的培育和完善作用。从科学的意义上说，完全没有文化的人、完全不受一定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影响的人，是不存在的。我们应该从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一致的视野来思考和认识文化价值。我们应该从文明发展和民族进步相统一的视野来思考和认识文化价值。我们应该从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相联系的视野来思考和认识文化价值。
康德在他的巨著《判断力批判》中，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指出：“人不只是一种自然的目的，而且是自然的最终目的。作为自然最终目的的人，应当是文化——道德的人。因为对于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来说，能使其产生自由抉择目的能力的，只能是文化。”康德所揭示的，是更本质的文化价值。文化是国家形象的基本元素和最主要标志。文化价值，不仅表现为其自身，而且表现在国家各项建设和各方面工作上，表现在民族素质和国家形象上。人们观察、认识、了解一个国家，总是首先从文化上着眼。一个国家的文化标记，往往是这个国家的最突出象征。党的十七大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描述了我国的国家形象，指出：“到 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国家形象的树立和演变，同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发展一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长期努力。而中国要真正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中华民族要真正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尤其刻不容缓的，是要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上取得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到底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影响力，说到底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创造力影响力。
尊重文化
从国家发展和民族素质建设的长远战略来思考，必须广泛、深 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风气，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文化的浓厚风气。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必然要求尊重文化，因为文化是劳动、知识、人才、创造的最基本因素，也是人的生活、发展、提高、进步的最基本因素。
尊重文化，就要尊重文化的历史发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人的进化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人创造了文化，文化进而造就和提高了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欧洲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伏尔泰在谈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时写道：“让我们首先注意到一个民族，她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固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了。”“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对于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文化，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数典忘祖；也不能照搬照抄，拜倒在古人脚下。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无论如何不能忽略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无论如何不能丢掉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色。季羡林先生有一个见解。他认为，西方轻视东方文化，是偏见。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轻视东方文化，则是短见。如果看问题能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则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季羡林先生的见解，很值得重视。
中华文化同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比较，都毫不逊色，而且有着 自己无与伦比的独特风采。尊重历史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新的历史。尊重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新的文化。我们要用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认识中华文化的伟大价值。我们要从我国伟大的历史文化中建立起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新的历史文化，创造新的历史文化高峰。
尊重文化，就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性格。中华文化是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国内各民族文化和各地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和各地域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互相补充，才造成了中华文化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宏大气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实现各民族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实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过程。蓬勃发展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华文化的神圣事业，也是推动和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繁荣的神圣事业。经过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会迎来各民族文化争奇斗艳、获得新的巨大发展的崭新局面。
尊重文化，就要尊重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邓小平同志这些重要论断，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什么是文化规律，什么是文化建设规律，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需要不断进行实践和认识。必须对理论学术有深入系统的学习整理，必须对历史经验有深入全面的总结提炼，必须对现实状况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必须对时代发展趋势有深入准确的判断把握，必须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态度，仔细倾听历史、实践和群众的呼声。任何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社会总得不断发展，文化总得不断进步，人类总得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发展文化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当代性和人民性。党的十七大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强调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是一种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也是一个战略部 署和战略指导。从而把我们党的文化自觉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全党全民族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把思想统一和提高到十七大精神上来，切实增强发展文化的紧迫感和主动性，通过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扎实而不是飘浮的、持续而不是短暂的努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文化离不开交流。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四大发明走向世界，都是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丽篇章。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取得巨大成功，是中外文化交流新的里程碑。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中国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世界也重新发现了中国。深入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交流好，大有益，互借鉴，相学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迈出了重要步伐，对于促进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名片。以文化形象塑造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形象，以文化发展促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发展，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成功实践。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期。我们一定要有长远战略谋划和切实可行的实际步骤，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虚心学习别人的经验，使中国文化在同世界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借鉴中，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更好地贡献和影响于世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靠投入、靠政策、靠环境。首先是投入，必须形成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其次是政策和环境，必须形成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政策和法规体系。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文化事业欠账过多问题。尤其要下大气力加快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基层特别是中西部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电视难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克服重群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轻群众文化权益的现象，真正把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摆上重要日程，扎扎实实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多办好事、多办实事。
文化的历史即人类的历史，文化的未来即人类的未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要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文化领域是知识和人才最密集的领域之一，也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之一。文化创新对各方面创新都有重要影响。中国5000年的文化发展形成了优良的创新传统。所谓“周虽旧邦，其命唯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讲的就是创新传统。以文学为例，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创新高潮迭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创新传统，尊重创新 思维、保护创新热情、鼓励创新探索、宽容创新失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文化。积极稳妥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创新、传播手段创新。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辉未来。
第五篇：论屈原精神及其价值
论屈原精神及其价值
2011-12-27 15:40:56 来源： 作者：周秉高 评论：0 点击：88
【摘 要】屈原精神的要点，就是关心民瘼，热爱祖国;就是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就是无私无畏，勇敢坚定。所谓“和谐”，决非仅仅是“温柔敦厚”，而是应该将刚、柔二者“调和”起来，方可“谐顺”。今天响应党中央号召，建设和谐社会，不能只宣传孔子，只宣传儒学，而还要宣传屈原、宣传楚辞。屈原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珍贵的价值。
【关键词】屈原精神;爱国;求索;无私;和谐;价值
屈原及其作品在历史上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文学角度说，王逸早有定论：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
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
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矣。(1)
刘勰《辨骚》亦赞美屈原及其作品“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2)然而，屈原及其作品的价值，远不仅仅止于文学范畴之内。回眸历史，每当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屈原及其作品总会成为号召民众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时代强音和精神大纛。
如，屈原死后不久，“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3)“其行义”者，爱国也。楚国人民本来就有强烈的乡土情结和悠久的爱国传统，屈原的精神，屈原的作品，自然能引起楚人的共鸣。一代又一代的楚人纷纷纪念他，吃粽子，划龙舟„„并以他为榜样，热爱祖国，抵抗强秦。楚国被秦国灭掉后，民间流传有两句话，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4)人们从这两句话中不难看到屈原诗中“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斗争意志。历史事实是，楚亡短短十几年之后，陈胜吴广这两位楚人，揭竿而起，转而攻秦;后来，项羽刘邦这又两位楚人，几年之间，便推翻了强大的秦国。批判的武器化为武器的批判，精神的力量变成武装的力量，最终改变了历史!这就是屈原及其作品在秦楚相争时的巨大影响。郭沫若生前的七言诗《屈原》抒写此事道：
宁赴江流终不悔，卒死雄鬼亦堪奇。
亡秦三户因何故，日月江河一卷诗。
“一卷诗”者，屈原作品也。
还如，有宋一代，国势潺弱，民族危机严重。当时许多的爱国志士，纷纷高歌屈子，诵读《离骚》。张元干在《水调歌头·登垂虹亭》中写道：
洗尽人间尘土，扫去胸中冰炭，陆游《哀郢》(其一)诗中写道：
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
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平时或“手把《离骚》读遍”(《水调歌头·赋松菊堂》)，或“窗前且把《离骚》读”(《踏莎行·赋木樨》)，或盛赞“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喜迁莺》)。宋末爱国诗人们更是纷纷歌咏《离骚》：
叹沉湘去国，怀沙吊古，江山凝恨，父老兴衰。
正直难留，灵修已化，三户真能存楚哉!
(刘过《沁园春·观竞渡》)
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吴文英《莺啼序》)
去国情怀，草枯沙远，尚鸣山鬼。
(张炎《征招·听袁伯长琴》)
著名爱国者文天祥在《端午感兴》诗中写道：
当年忠血堕谗波，千古荆人祭汩罗。
风雨天涯芳草梦，江山如此故都何?
可以说，正是屈原及其作品所表现的爱国精神，孕育了一个又一个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式诗句的爱国英烈!
又如，现代史上，政权腐败，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志士仁人们再一次高歌屈子，诵读《离骚》。众所周知，戊戌变法中泣血的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明知有难，决不逃避，从容就义，视死如归。如果再留意一下他的《画兰》诗：
雁声吹梦下江皋，楚竹湘舲起暮涛。
帝子不来山鬼哭，一天风雨写离骚。
人们从诗中不难看出，谭嗣同的英雄壮举显然也受到了屈原精神的激励。中国共产党首创人之一的李大钊，1913年赴日前在一首题为《南天**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的诗中抒发其忧国爱民之情：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增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为示革命，剪发留影，并《自题小像》：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荃不察”一典出自《离骚》。他并在《呐喊》扉页题《离骚》诗句道：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他还集《离骚》中的两句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望崦嵫而勿迫/
恐鹈鴂之先鸣/
鲁迅先生逝世之后，被人们称为“民族魂”，而这个“民族魂”身上，我们明显地看到了屈原及其作品的巨大影响。
至于抗日战争之中，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所起到的鼓舞人心的作用更是人人皆知的了。
关于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华民族历次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例子很多，这里只是略举部分罢了。那么，为什么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总能起到如此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呢?因为屈原及其作品所体现的，是忠臣赤胆，是义士丹心，是国人圭臬，是民族精魂，不妨为之定个专名曰：屈原精神。这种精神——
如闪电，一直夺目在充满血火洗礼风雨不断的中华民族漫漫征程之上;
如磁铁，一直吸引着古往今来东南西北的忠臣义士之心;
如高峰，一直矗立在多种多样丰富驳杂的世界文明史上;
如航标，一直导引着千秋万代奋发坚定的炎黄子孙的人格指向!
屈原精神，并非一个空洞的名词，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要而言之，有三个内涵。
第一，热爱祖国
这是屈原精神中最亮丽之点，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
楚国历史悠久，疆域广阔。相同的地理条件，相同的民情风俗，相同的语言习惯，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凝结成了一种强烈的乡土情结和爱国传统。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楚囚”“南冠”“乐操土风”和“申包胥哭秦庭”等等感人的故事。屈原、《离骚》，正是这种爱国精神的继承和升华，并有着更加具体更加独特的内容。
屈原的爱国精神在其作品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即使“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仍然热爱祖国关心国事;二是迭遭打击，身陷困境，但绝不离开祖国。
(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仍然热爱祖国，关心国事
屈原身处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正是楚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国外，强秦崛起，觊觎关东，妄图吞并天下;国内，小人得势，奸佞当道，朝政黑暗。《战国策·中山》所载秦将白起议论当时楚国形势的一段话可资证明：
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5)
长期参与政事，担任过左徒、三闾大夫等职的屈原，在国难当头之际，尽管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澄其然否”，“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惜往日》)，他两次被放逐到荒僻的山水田野之间，但没有醉生梦死，也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不断大声疾呼，反复表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焦虑。《涉江》中用一连串比喻揭露当时朝政的黑暗腐朽：
鸾鸟凤皇，日以远兮;
燕雀乌鸦，巢堂坛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
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
《卜居》中揭露当时“溷浊不清”的社会是：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屈原清醒地认识到，如此黑暗腐败的朝政，必将带来亡国的严重后果。《离骚》中明确写道：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哀郢》中警告世人：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怀王十七年春，秦楚丹阳大战，楚国十万人马全军覆没。《九歌·国殇》记载了这个十分激烈的场面：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挚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屈原无比悲愤，又同时热情赞美楚国将士们那种宁死不降的爱国精神和战斗意志：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鲍照诗云：“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见疑被谤，然而仍能热爱祖国关心国事，这充分显示了屈原对祖国的赤胆忠心!
(二)迭遭打击，身陷困境，但仍然热爱祖国，决不离开祖国
历史上，现实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一旦在国内遭到挫折或打击，便马上走出国门，去谋求官位或金钱。《左传》称之为“楚材晋用”(6)，现在则美其名曰“出国发展”。而屈原则决不如此。《渔父》描写屈原被逐以后的情景，十分狼狈：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涉江》描写屈原被放逐地点的凄惨情景是：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他的内心十分痛苦，《抽思》中写道：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他的内心十分痛苦，《抽思》中写道：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
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
在这样的处境里，如果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屈原完全可以离开楚国，到别国去谋取高官厚禄。因为“楚材晋用”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人们习以为常;司马迁也曾经假设过：“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7)但是，屈原没有这样做，他没有离开生养自己的祖国!一篇《离骚》，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何谓“离骚”?即离别的忧伤：不能不离，离又不可。不能不离，是指屈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不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么在楚国就已经没有他的任何官爵和俸禄，而只有痛苦和忧伤，但是，屈原自幼心中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情结：
后皇嘉树，橘来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一志兮!(《橘颂》)
更何况，当时楚国内忧外患，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作为祖国的一个儿子，他怎么能弃国而去呢?《离骚》先用大量篇幅陈述了“不能不离”的理由，接着想象自己离开楚国去别国追求高官厚禄时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欢乐愉快的情景，但是最后——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文气嘎然而止，犹如骏马注坡，诗人的爱国情怀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和抒发。在《哀郢》一诗中，屈原更是含着热泪高声歌唱：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连禽兽都知道热爱自己的乡土，更何况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楚国的儿子呢?这是一种多么崇高伟大、感人至深的爱国精神啊!
第二，上下求索
《离骚》有云：“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什么?他求索理想。屈原的这种精神也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的。中国古代有很多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和“后羿射日”等等。马克思指出，神话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8)换言之，上述古代神话生动地表现了我们祖先对理想的追求精神。《天问》就是保留古代神话较多的作品之一。屈原的一生，更是求索理想的一生，而且他求索的还是美好的政治理想。《离骚》结尾唱道：“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意思就是：既然无人能同我一起实现那美好的政治理想，那么，我就要向古代的贤人彭咸学习，宁死也不与世俗小人同流合污!由此可见，“美政”是屈原一生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一种抱负。这种“美政”理想，在屈原作品中表现为两点内容：
(一)以民为本，关心民瘼
这是屈原理想政治的核心。屈原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君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民做事，只有深得民心，国家、政权才能稳固。《离骚》写道：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大招》中写道：
德誉配天，万民理只。
屈原自己，一直关心民生疾苦。他在诗中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这些诗句是讲，屈原看到百姓遭难，备尝艰辛，使他觉得责无旁贷，必须留下，“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抽思》)，即用自己的笔，反映民生疾苦，劝告君王实行美政。
(二)举贤授能，修明法度
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真正管理好国家，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呢?屈原认为有两个方略必须做到，一是“举贤授能”，二是“修明法度”。《离骚》的原话云：
举贤而援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翻译成白话，就是讲，选拔贤良，重用能人;遵守法度，决不偏斜。屈原认为这是正确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利国利民。关于这两点，前贤论述备矣，此处不再赘叙。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人，如果满足现状，耽于安乐，停步不前，那么，就意味着停顿，意味着倒退，意味着灭亡!只有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不断努力，不断追求，不断奋进，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才能兴旺!这是真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屈原精神恰好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第三，无私无畏
楚地民情勇悍敢斗。汉初张良曾劝刘邦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9)司马迁也在《淮南衡山列传》的赞语中下了个判词：“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10)如果只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斗，那么这仅仅是匹夫之勇，强横野蛮;如果是为了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原则而斗，那么这就是勇敢高尚，刚强不屈。屈原属于后者，而且可以说，屈原精神正是楚人勇悍敢斗性格的杰出代表和高度升华。
屈原上述那种美好的政治理想，必然要同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者产生尖锐的矛盾冲突，故谗人奸党鼓噪而上，群起而攻之：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涿谓余以善淫。(《离骚》)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离骚》)
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
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怀沙》)
足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
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怀沙》)
昏庸的楚王也厌恶屈原为民请命的政治主张，屈原写道：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离骚》)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澄其然否。(《惜住日》)
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惜住日》)
在如此严酷的政治压力面前，有些人，甚至连屈原最亲近的人都劝屈原放弃原则，放弃以民为本、关心民生疾苦的政治主张：
女媭之婵媛兮，婞申申其詈余曰：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离骚》)
但是，屈原并没有屈服，因为他心中装着的只是国家和民众。《离骚》有云：“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屈原指天发誓，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国家。所以当他遭遇到巨大挫折和沉重打击时，没有退缩、没有动摇，没有犹豫，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为了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他坚强不屈，至死不渝。请看《离骚》中的下列诗句：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国前圣之所厚!/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屈原之所以能执着坚定至死不渝，关键在于他有无私精神。因为只有无私才能无畏;只有心中坦荡，无所畏惧，才能即使迭遭打击，吃尽苦头，但仍百折不挠，矢志不渝。无私，是屈原精神的基石。屈原的这种精神，这种气节，难道不是“高山仰之，景行行止”吗?
综上所述，屈原精神的要点，就是关心民瘼、热爱祖国!就是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就是无私无畏、勇敢坚定!反映这种精神的作品，是饱含血泪的呐喊!是振聋发聩的雷鸣!是催醒国魂的战鼓!是流芳百世的绝唱!
那么，屈原精神及其作品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还有没有意义?还有没有价值?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理论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批判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11)。屈原热爱祖国、上下求索、无私无畏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以，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所应当要继承，要吸取。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主席生前早已指出了这点。多种资料都记载过一件事，1949年12月6日晚，毛泽东主席在访问前苏联途中，火车上与前苏联汉学家费德林(一译“谢德林”)谈论中国文学时高度评价屈原。他说：
(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
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
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的见证。(12)
根据毛泽东主席生前对屈原作品异常酷爱的程度看，这段记述应该是可信的。毛主席这段对屈原的评价实在太高了，称之为“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甚至还说“我们就是他生命的见证”，这简直是以屈原精神的继承者自居，实属前所未有!另据报载，1972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建交时，毛泽东主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身份将一套宋版《楚辞集注》(而非《论语》之类)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日本国首相。外交无小事，毛主席此举意义之重大，实在值得人们反复深思!
其次，从现实形势看，屈原精神的价值尤其值得重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繁荣，社会迅猛发展，但同时，西方一些不好的东西也随之钻了进来，如自私自利，金钱至上，贪图享乐，追求刺激等恶魔，流毒华夏，肆无忌惮，以致不少人寡廉鲜耻，道德伦丧，崇洋媚外，违法乱纪，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正常前进。这些年，党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重塑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荣辱观;强调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还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近年来，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似乎正在推向高潮，“国学”一词炒得十分火热。这个潮流原来的动机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有个倾向值得注意，即导向问题。根据时下的宣传看，似乎“国学”就是儒学，所谓“弘扬传统文化”竟与“弘扬儒家文化”画上了等号!对于孔子及“四书五经”等儒学的宣传，简直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古典的在庙堂，时髦的在影视，上至中央大报，下至小学课堂，到处可见孔子，那处都有儒学。据《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各式各样的儒学堂、国学班，如今遍地开花。学生们坐在教室里，身着长袍，手捧‘四书’‘五经’诵读，颇有一番古代私塾的味道。”(13)面对这种畸型的社会现象，王蒙同志看不下去了，大声疾呼道：“如果以《三字经》作为培养下一代下两代的圭臬，那么我们建设成的将不是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说：“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按：真正的“国学”大师)生前曾对儒家治国说颇感困惑，他甚至于觉得不便说话了。他主持的‘文津图书奖’ 奖励了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14)在这股畸型的“国学”风大作之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宣传却相形见绌，甚至有的名校名刊上还有文章攻击屈原“不能免俗”„„!这种状况令人困惑，令人悲哀。屈原及其作品本身，早已经过历史检验，“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根本用不着别人宣传炒作。但目前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畸型宣传，对于事业，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一种损失。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多样的，正是丰富多样甚至相反相承的各种思想文化融汇而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仅就风骚而言，便是风格截然不同的两种精神产品：风，温柔敦厚;骚，刚强不屈。《礼记•经解》有云：“温柔敦厚，诗教也。”(15)《国殇》有云：“终刚强兮不可凌。”刚柔并举，方为健美;软硬兼施，始成至力。正因为“风骚”并列，相得益彰，才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健美多姿的风格。现在，党中央号召建设和谐社会，那么，何谓“和谐”?谐者，和也。“和”又为何?从政治角度说，“和”，即刚柔相济之谓也。《周礼·地官》有“大司徒”一职，“大司徒”者，“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也。此处“扰”者，驯也，“教万民”之意也。“大司徒”职责之一，乃“以向三物教万民而实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注云：“和，不刚不柔”，又云“谓宽猛相济者也。”(16)《春官·大司乐》亦载其职责之一为：“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注云：“和，刚柔适也。”(17)因此，所谓“和谐”，决非仅仅是“温柔敦厚”，而是应该将刚、柔二者“调和”起来，方可“谐顺”。今天响应中央号召，建设和谐社会，从舆论、宣传角度说，首先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大旗，其次还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不能只宣传孔子、只宣传儒学，因为如果长久这样畸型宣传，其结果很可能就要像王蒙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建设成的将不是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同时还要宣传屈原、宣传楚辞、宣传其他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去正确地诠释儒学、诠释楚辞、诠释所有优秀的传统文化。所以，从现实需要看，屈原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珍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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