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与历史地位
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与历史地位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蕴深邃，风格朴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多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从这一理论形成以来、特别是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召开以来，理论界对其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思想上的创新性、深刻性和体系上的相对完整性，已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和卓有成效的探讨。相比之下，关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的研究却较薄弱。本文拟就此提出如下概略性意见，供学界同仁指正。
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举凡社会科学，无不是以揭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为己任的。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和成功之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时代眼光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那么，作为它一个重要部分的邓小平经济理论，其首要的科学价值也在于比较系统地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通观邓小平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在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时，总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符合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坚持以富民为目的，在各种建设与发展问题中抓住生产力发展这个决定性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关联和互动中探求发展的动力与机制，从发展的目标与阶段、速度与效益、产业关联、科技与经济等诸方面的关系上疏理经济发展的战略原则和指导方针，从而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出发点上，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道路。我国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是，现在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逐步摆脱不发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需要年。在我国，搞经济建设，求经济发展，必须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也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地位上，坚持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要求生产力要有更快更好地发展。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这个中心不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制度保证与目标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应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调节手段上，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要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加强宏观调控，把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上，主张走开放发展之路，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我国的经好范文版权所有济发展。对外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对外开放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要办好经济特区，使其成为引进国外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改革的窗口。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与方针上，要实行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第一步，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暖饱问题；第二步，到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突出重点，带动全面，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依靠科技教育发展经济。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在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上，既要突出和保证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又要坚持经济与社会、经济
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同步前进。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经济建设与发展有一定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
总起来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根本任务与发展目标、发展过程
与最终目的的统一，贯穿和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要求。
由于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就使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呈现为一个建立在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基础上的，具有一系列符合中国特定国情、反映时代特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做保证，其基本运动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客观历史过程。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就不再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单纯依照领导人物的主观判断随意运作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发展由此被置于坚实的基础——具有客观运行规律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基础——之上。
由邓小平经济理论所初步揭示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的正确性，已经和正在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不仅解决了普遍贫穷问题，而且基本实现了从暖饱到小康的跨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历史创造的主动性和自信心。之所以如此，就因为邓小平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导入了正途，引导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中找到了规律，获得了较多的自由。
二、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了认识坐标
社会主义由理论向实践的跨越，从俄国年十月革命迄今，已有多年历史。在这期间，社会主义既经历了二战后由一国变为多国的大发展，也经历了世纪年代末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造成的大面积倾覆，更出现了自年代以来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历史景观。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原因很多，经济没搞好是一个重要原因。经济是基础。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路子是否对头，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国运的盛衰。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总结，对于更清醒地选择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纪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什么为认识坐标？像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类的“新思维”当然不行，单纯从马、恩的本本出发也不行。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价值判断坐标。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多年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只有以这个理论作为判断成败得失的标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指导，分析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起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搞经济建设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首先在于它提供了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点就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列宁是一位善于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伟大革命家。但在十月革命后领导俄国经济建设过程中也曾有过正反两方面经济教训。他曾先后领导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前者虽然适应了战争的需要，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在经济上包含着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早搞共产主义式分配等因素，脱离了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因而不完全成功。后者则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自由贸易，调动农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比较符合俄国国情，因而取得了成功。邓小平在谈到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时明确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其次，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之后，必须迅速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始终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生产力均有迅速和巨大的发展。但有两种情况的出现曾严重影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导致“中心”错位。一是大搞阶级斗争。斯大林曾于年后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大搞党内清洗。毛泽东于世纪年代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二是生产关系剧烈变动和升级，追求一大二公三高，急于向发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过渡。结果，贻误了经济建设，没有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以别的什么为中心；只能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而不能以其他来代替这个根本任务。
第三，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认为，商品经济是与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商品经济就会消亡。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认识不符合社会生活发展的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因此，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武器、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武器，而不是祸害。
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应当走开放发展之路。社会主义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在同资本主义的合作、竞争和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同资本主义做斗争的同时，加强同资本主义的合作和竞争，走开放发展之路，是关系社会主义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经济国际化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开放发展更是必然趋势。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在战后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依赖“经互会”搞内部交流，中国一段时间内不能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批“洋奴哲学”。这都助长了孤立主义，影响了经济素质提高和经济高速成长。教训是深刻的。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大力倡导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强国之路。证明了开放发展之路不是可走可不走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五，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切实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处理好重大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普遍较低，革命胜利后，出于各方面的需要，大都执行了一种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有其积极的作用。但不分条件地长时间执行这一战略，则造成了许多重大经济关系的失衡。主要是：过分注重生产资料生产；忽视生活资料生产；积累率过高，积累与消费失衡；经济发展的速度高，效益差，人民得实惠不多；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基础不牢。以苏联为例，年（斯大林逝世）与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比，生产资料工业生产增长了倍，消费资料工业增长了倍，农业增长了倍。农、轻、重增长速度之比为∶∶。粮食产量年还比年减少了吨［］。此后苏联虽然在农业发展上着力不少，但成效一直很差，为了同美国争霸世界，以军工为龙头的重工业比例一居高不下。在这个方面，中国在建国后的前年中也有很深的教训。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制定了分三步走、用年时间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工作中既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始终坚持速度、效益、质量的统一，坚持以富民为目标；既强调发展新兴产业，科技先导，又不放松农业的基础地位，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说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正确处理好重大的比例关系，把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搞对头。否则，则欲速不达，事倍功半。
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归结起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和建设方向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和时代眼光，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指明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目的，从而廓清了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种种谬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认识。在这一新的认识指导下，邓小平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大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的根本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样，邓小平就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出发，以实践为依据，成功地总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世纪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并初步作出了系统、科学的回答。
三、邓小平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在发展。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成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理论，同时也就必然成为能够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实践发展指明基本方向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庄严宣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充分表明了，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将长期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导的决心和必然性。
鉴于邓小平经济理论还在发展中，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都会有变化，在考察邓小平经济理论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意义时，应着重从更具一般意义的理论层面上加以把握，既要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具体理论观点，更要坚持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其精髓。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国情特点的经济建设道路。在这个前提下，还应遵循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指导，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如下重大关系。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初级阶段，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上去了，一切经济社会问题会迎刃而解。但要牢记，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利益，发展人民的利益，达到共同富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或如马克思所说，是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的发展由贫穷——温饱——小康——富裕，进而达到全面、自由发展状态，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核心是人的发展。必须把两者统一起来，使人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使经济发展为人的发展服务。
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抓住不放。但是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当着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性质及其发展需要时，这种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这就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坚持改革，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既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需要任意提高、随意变革生产关系，也不能固守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不变。要善于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合理调节，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经济制度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坚持，不能动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稳定。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则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不断加以改革调整。不坚持和稳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基本点，改革就会走偏方向。不改革经济体制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很好地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改革，必须正确把握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区别和联系，掌握好变与不变的辨证法。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搞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充分运用价格、供求、竞争等调节机制和杠杆提高资源配置效益。这是积社会主义经济在本世纪发展的基本经验而得出的认识。对此，应坚定不移。但市场机制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短期利益指向等。基于这一原因，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加强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要通过计划手段的合理运用，如合理确定发展目标、制定发展规划、搞好总量控制、抓好重点建设等，实现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结合，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灵活、高效和经济运行的协调、稳定。
速度、效益、质量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使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速度。但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我们所要的是有效益的、没有水分的、扎扎实实和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速度。只要产品质量好，经济和社会效益高，发展速度越快越好。只有实现速度、效益、质量的统一和结合，才会有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科技、教育的关系。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将日益突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发展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和教育，自觉地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要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技进步，尤其应注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经济与科技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教育发展必须跟上。科技教育要通过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和机制，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科技、教育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结合，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动力，稳定是发展与改革的基础，三者互为条件。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发展中，既要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又应注意研究改革的方式，方法，尽量减少改革成本，避免过大的社会震动。切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群众的承受能力，过急过频地搞生产关系变动。应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比例关系和利益关系，兼顾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最大限度地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为改革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发展与改革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推进发展与改革。
总之，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着眼于邓小平经济理论与未来经济建设实践的结合，着眼于邓小平经济理论基本立场、观点的应用，通过对影响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关系的正确认识、分析和处理，不断赢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发展，新成就。
四、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诞生以来先后形成了互相联系的两大部分。一是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这一部分的理论任务是由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来承担的。虽然，资本主义至今仍在发展之中，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也还在继续和深化，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其理论的严整、科学却是不容置疑的。在千年交替之际马克思在由西方权威媒体根据公众意见遴选的千年思想家中名列榜首，充分说明了他的科学思想——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思想——至今仍受到包括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民众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认可。
另一个部分是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的一些理论原则是由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作为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提出来的。其基本理论形态和体系则是在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从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至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生存发展了多年。在这多年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先后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年月至年代初社会主义在苏联—国实践阶段。这一阶段产生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斯大林经济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特别是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探索和晚年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的结合，提出了若干有别于马恩预测的新思想、新观点，极具科学价值。但由于他领导俄国经济建设时间短，逝世过早，探索没有进行到底。斯大林经济学说是斯大林在长期领导苏联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是苏联多年经济建好范文版权所有设经验的反映。这一学说集中体现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全面贯彻于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由于这一学说所反映的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在那个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具有原创性和唯一性，且理论系统、体系完整，因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产生过重大而广泛影响的理论形态。这一学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播苏联经济建设经验，鼓舞社会主义者的信心和斗志，培养经济理论骨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抹煞。但由于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自身具有的历史局限性，由于这一学说总起来看只不过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写，排斥商品经济，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性，已不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需要，被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多国实践及理论探索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对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斯大林经济学说先是学习、照搬，继而是批判、探索。苏联自身从年代后期开始也对原有体制进行了调整改革。中国在成功地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八大上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此后，又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商品经济、现代化建设目标、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以及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管理经验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正确意见，形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也造就了一批思想活跃的经济理论家，产生了一批各具特点的探索性改革理论。利别尔曼（苏联）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思想、卡德尔（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和自治制度理论、奥塔·锡克（捷克斯洛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理论、布鲁斯（波兰）分层决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科尔奈（匈牙利）的短缺经济理论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这一阶段的探索总的取向是批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探索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主张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扬弃苏联式的重重轻农、重生产资料生产、轻生活资料生产的建设路子，主张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由于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各国均未根本摆脱苏联经济模式和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作为现实经济运动过程反映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还是分散的，不系统的，远未实现根本性变革和创新。其积极作用是，为以后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基础和丰富的思想素材。
第三阶段是从年代末至今，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作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发源地的苏联和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改革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宣告失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因此走到了历史尽头，宣告了失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从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发展低潮和逆境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现了全面创新和发展，其标志就是作为邓小平理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产生。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是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光总结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本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在总结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已被中国这个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正确的理论。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时曾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同样，我们也可以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作这样的评价：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
邓小平经济理论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继承借鉴而不照抄照搬，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法的新内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遵循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的精髓。邓小平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国情，观察和思考中国经济建设道路问题，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进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划了分三步走、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诸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提高质量，讲求效益，抓战略重点，重视农业和基础产业，优先发展科技教育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解决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问题。邓小平经济理论主张，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注意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意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但搞本本主义、照抄照搬别国情经验从来不能成功。正确的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大胆探索，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道路。
第二，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整体思考和把握中，探索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和科学回答，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内容发展的新方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论证并研究其实现的经济条件的科学。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回答表明，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具有经济的性质，是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客观经济运动过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依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揭示在生产力解放发展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然性及其条件和机制。这样的经济学从根本上区别于鼓吹或默认阶级剥削及两极分化合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不同于鼓吹普遍贫穷，忽视生产力发展，急于搞生产关系变动，只讲速度不讲效益，忽视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以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生产力解放发展为基础和动力，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以经济关系的平等为特征的经济学。
第三，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从社会主义发展全局出发观察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对困扰和制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科学判断，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新突破。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国力的竞争，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市场机制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制度文明对经济运行发展的有效调节和积极促进作用不可替代。而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恰恰在这些事关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缺乏锐敏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囿于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先后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引致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刻变革和发展，使这一理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原则又体现了时代特点，较好地适应了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第四，邓小平经济理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初步揭示了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新形态。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出发点、地位、制度保证与目标、调节手段、外部条件、战略方针、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自始至终贯彻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涵盖社会主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以及生产力理论、所有制理论、分配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等各个部分的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他留给我们和我们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从形式上看，邓小平经济理论没有表现为大部头的专门著作，没有至玄至深的理论思辨，也缺乏一般学术专著中那种概念提出、转换和逻辑推演的系统过程，但它却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产生的、“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是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给以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才是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人民利益需要的“真正的理论”。对此，我们一定要珍惜它，很好地学习它，充分发挥它指导实践、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作用。
第二篇：如何理解邓小平历史地位
如何理解邓小平历史地位
“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是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正式使用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邓小平理论，就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也是邓小平同志诞辰95周年。当我们把这两个光荣的纪念联系在一起时，便想起了这样一句古语：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确，如果没有毛泽东，便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如果没有邓小平，便没有共和国的今天。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所言：“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邓小平留给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首先要在源与流两个方面理解。源，就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首先来自于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最根本的是因为它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大前题，它表明的是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源头和思想方位。这不仅仅是强调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更强调了它的发展性。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神圣理想，他不但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而且通过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焕发了新的强大生命力。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流，主要是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还体现在与其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论成果上。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宏观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开辟了新的道路，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必然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回答。正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答。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等，都体现了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二、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还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科学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特征、历史条件和承担的历史使命，不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与毛泽东思想也不同。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邓小平同志说，现时代的特点，是一日千里，赶都赶不上。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认真对待、正确分析，作出同以往不同的或过去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的新的科学判断。可以说，“宽广眼界”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是邓小平理论最为显著的特征和成分。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来理解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后人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是历史规律。我们要以这种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把这些科学理论推向新的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伟大事业的需要。
三、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还要求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自觉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已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这个理论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立论依据，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展开了一系列基本观点，涵盖了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并且贯通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要在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有新的提高，最根本的是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目的在于用这一科学的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工作，回答和解决实践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学风的问题。学习邓小平理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邓小平理论学得好不好，最终要看能否运用这个理论去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战胜风险，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四、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就是要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中更加牢固地确立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
在新世纪的新征途中，我们要进一步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完整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并把它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团结一致、开拓创新，为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努力奋斗。
第三篇：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摘 要: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日 战争的持久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进程。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的合作途径,“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经验,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中国;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历史地位;现实价值
从 1937 年 9 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中 共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开始,到 1947 年春国民党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办事处全部撤退为止, 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 10 年,贯穿于 8 年抗战历史的始终。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加 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相互作出妥协的结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 历史事件。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实现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进步和人民革命,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历 史贡献,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①。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
(一)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前,中国政治局势的基本特点是四分五裂、两党尖锐对立。那时候,“我们国 家不特科学落后,即是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完全达到” [1]。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在名义上归于统一,但随之而来却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和派系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 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中国政局更加混乱,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对蒋介石不满,要求改变误国 政策;谋图割据的地方军阀乘机制造分裂,摆脱中央政府控制;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残酷镇压和屠杀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两党及其政权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围剿”和“反围剿”成为两党斗争的主要形 式。国家的分裂,两党的对立和日本侵华的深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对中华民族提出了实现国家统一和各派力量联合的迫切 要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多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中国国民党也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和敦促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走上了联共抗 日的道路,最终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普遍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 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都先 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 7 人从国民党监狱 获释后,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大团结,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各地方实力派也捐弃前 嫌,不念旧恶,停止内争,一致抗日。在面临日本灭亡中国的大是大非面前,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 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
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中国的抗日战争,从 1931 年“九一八
事变”后就 开始了。但那时的抗战,或者是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或者是国民党方面的某些爱国将领单独进行的,或 者是各界民众自发组织的,都只是局部的抗战。只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才真正实现了全民族的 团结,才使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转变为全民族的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在中国出现了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战场,即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 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军队的英勇作战和相互配合,有力地保障了 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配合是十分明显的,不仅有战略上的 配合,而且有战役上的配合。那时,“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曾有相当数量在前 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系军队对敌人进行过积极的抵抗” [3] ,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过淞沪会战、忻 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打了不少胜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积极配合正 面战场的作战,予敌以重创。正面战场的作战,不仅打破了日寇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而且支 持和掩护了共产党军队敌后战场的开辟。对此,毛泽东曾有过高度评价:“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 便无以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场;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出于总体战略的考虑,对日抗战日渐消极,反共活动日趋积 极,并制造了如皖南事变这样严重的军事冲突。由于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继续维持,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继续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 18 次重 大会战。正面战场的作战,不仅打击和消耗了侵华日军,也减轻了日军对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抗日战争 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国民党抗日日渐消极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敌后战场发展成 为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敌后军民的英勇作战,牵制了 60% 左右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在 8 年 抗战中,敌后战场对敌作战 12.5 万次,消灭日、伪军 171.4 万人,其中日军 52.7 万人 [5]。敌后战场的英 勇作战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而且“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 支持了长期的抗战” [2]942 ,对打败日本法西斯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在抗战 6 周年纪念宣言中曾经指出“整个中国战场上:, 6 年的作战,实际上被划分为正面 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 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 [6] 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没有敌 后战场,正面战场难以坚持;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也难以开辟和持久。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依 存、相互支持,才使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洗雪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国共合作进行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完全胜利、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失败而结束。这是近百年来 中国人民反对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中国近百年 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外来侵略、凌辱的历史。帝国主义列强连续不断、愈演愈烈的侵略,是造成近代 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它们或联合或单独对中国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野蛮战争,逼迫中国政府签 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侵犯中国的主权,割占中国的领土,掠夺中国的财富,把中国推向山河破碎、人民受难的衰败境地。抗日战争的胜利,打破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敌侵略中屡战屡败的向例,洗雪了近百 年的民族耻辱,不仅把给中华民族造成最大危害的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而且为最终推翻一切帝国 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国共合作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始终是东方反对日本 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它发动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中国人民以长期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 大部分陆军和大量空军,既牵制日军使其不能北攻苏联,又大大减轻了日军对太平洋战场美英等同盟国 的压力,并支援了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略上有力
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 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作战? 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 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 举行一个大规模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7] 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成就,中国的国际威望与日俱增,国际地位空前 提高,其突出表现有三:(1)中国战区的设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地位更加受到反法西斯盟 国的重视。1941 年 1 月,经罗斯福提议,在中国战场及缅甸等东南亚战场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任最高 统帅;(2)“强国”地位的确立。1942 年 1 月,在 26 国参加签署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中国同美、英、苏三国共同领衔,中国“四强”地位得到初步承认。1943 年 10 月,中国被列为莫斯科会议“普遍安全宣 言”的四大发起国之一。1943 年 11 月的开罗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并 为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基础;(3)不平等条约的废除。1942 年 10 月,美英为 表示对中国抵抗侵略之崇敬,加强相互间之团结,分别通知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立即废除在华领事裁判 权及其他有关特权。经过三个月谈判, 1943 年 1 月,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相继签字。此后,其他国家如 巴西、比利时、卢森堡、古巴、加拿大、瑞士等国也相继发表声明,放弃在华特权,重订平等互惠条约。无 论是中国战区的设立,“强国”地位的确立,还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从根本上讲,都是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中国军民长期浴血奋战的必然结果。
(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
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共产党的影响,容后再论;这里仅论对国民党和中间党派的影响。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民党的发展和进步。这主要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结束了全国的分裂局面,共产党、中间党派、地 方实力派等各派政治力量纷纷捐弃前嫌,拥蒋抗日,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政治威信得以提高;国民党组织 获得较大发展,党员和党部组织的数量有较大增加;在政治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进步。国民党 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比较积极,抗战还比较努力,它 的若干举措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而得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支持。此后,国民党方面 虽有倒退,对日抗战日渐消极,专制独裁更加严重,但在抗战胜利时,由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 其政治影响达到历史的高点。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日渐下降。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 段后,由于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由于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 集团,虽然还继续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限共、独裁、消极抗日倾向明显增 长。限共方面,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解决共产党问题。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 的发展,国民党曾掀起多次反共活动,甚至发动如皖南事变这样的军事进攻;独裁方面,国民党继续坚持 ***和个人独裁,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破坏民主运动的开展,拒绝“民主联合政府”的 要求;对日消极方面,秘密和日本方面进行交涉,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对日作战中主动出击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的反动和腐朽更加暴露无遗,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日渐下降,虽然因 为抗战的突然胜利曾使国民党政权一度信誉大增,但却最终无法改变其积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 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与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密切相关。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国民党 重视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就会从中受益,当国民党漠视甚至破坏国共合作时,国民党也会从中受到严重 损害。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逆转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中间党派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有三:(1)使中间党派获得了公开活 动的政治舞台。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前,国民党实行一党训政,禁止并镇压其它任何党派的活动,“七君子 事件”就是显著的一例。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在事实上承认了
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同时,也被 迫在事实上承认了各中间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各中间党派便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政治舞台。(2)推动 了中间党派的进步。中间党派拥护、支持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团结御侮,抗日救国”。但对国民党和 共产党的态度上,却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抗战初期,中间党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对蒋介石的合作诚 意估计过高,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 共”的政策,连续制造反共摩擦,同时对中间党派也无情镇压,中间党派开始对蒋介石产生怀疑,并逐步 同情和靠近共产党。抗战后期、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更趋反动,中间党派对蒋介石又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3)促成了中间党派的团结和壮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 斗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以及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高压,促使中间党派走上 了联合之路。1939 年 10 月,乡村建设派、国家社会党、中华职教社、中国青年党、救国会、第三党及无党 派人士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 年冬,为加强团结合作,调解国共冲突,谋求自身发展,又改 组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 年 9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中国民主同盟,许多无党无派人士参 加了这个组织,民主党派的力量进一步壮大。
(五)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成熟,党的政治威信和影响空前提高,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1)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成熟。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不依赖别的国家或国际指导中心的发号施令,独立地科学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深入地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政治上,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在思想上,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在组织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2)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和影响空前提高。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前,共产党主要活动在一些偏远和落后地区,长期遭受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广大国统区人 民对共产党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地位得到承认。特别是共产党始终坚持为维护全国团结抗日、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使大多数中国人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也明显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正如周恩来所言:“在 1941 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 1945 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到抗战胜利时,在全国人民中,谁都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了,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世界各国对中国共产党了解的增多,中国共产党开始引起美国等国家的关注,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代 表大会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步入世界舞台;(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团结、抗战、民主的大旗,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主张民主建国,从而赢得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第二次国共合作前,中国共产党只有 4 万多党员和 4 万多人的军队,而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为拥有党员 120 多万、军 队 120 多万的大党,建立了近100 万平方公里的 19 个根据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不仅有 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现实价值
(一)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以党外合作的形式进行的。由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政治信仰不同, 由于国共两党各自拥有独立的军队和政权,因而在合作中便出现了一国之内两种
政权、两种军队的局 面。在党派问题上,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与国民党合作而不合并,在承认 新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须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同时,仍然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军队问题 上,共产党愿意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但同时保持共 产党的独立指挥权;在政权建设上,共产党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两个政权的敌对状 态,但在边区政府和各地抗日民主政权中,执行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让人民当 家做主;在经济上,共产党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在文化上, 共产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样,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日的同一目标基础上,实行在一个国家 内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实践证明,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方式,是国共两党合作抗 战的最好方式。尽管这种合作出现过重大曲折和危机,但终究保持了全民族的团结,赢得了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 构想,江泽民、胡锦涛也反复强调,按照“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新时期 的“一国两制”和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具有许多不同的内涵,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在抗战时期,为了中 华民族的解放,国共两党实现了“一国两制”的合作,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 期,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共两党理应再度合作;而抗战时期“一国两制”的合作形式为第三次国 共合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二)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的合作途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几乎所有重大矛盾和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 事上的,都是通过谈判来解决的。尽管这些谈判内容每每不同,分歧比比皆是,但谈判的目的却十分明 显: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为了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和合作。(1)两党谈判促成了第二 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相继 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从 1935 年底开始,国共两党开始了秘密接触,双方就合作抗日问题开始了艰难的 交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领导人开始了直接谈判,先后进行了西安谈判、杭州谈判、两次庐 山谈判、南京谈判。尽管谈判远非尽如人意,但两党的谈判毕竟表明双方合作抗日的诚意,增进了相互 之间的了解,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并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2)两党的谈判维持 了两党的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由于国共两党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地位和社会 基础,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远未解决。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就曾发动过三次反共浪潮。但是,由于 两党始终在努力维护着双方之间的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双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又总是通过谈判的途径 来协调和解决。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继续通过谈判来解决和平建国问题,并实现了国共两党最高领导 人的直接谈判,使两党合作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两党的谈判,维系了两党长达十年之久的合作。(3)国 民党在谈判中的不平等立场,严重损害国共两党的合作,并最终导致了国共两党的分裂。在第二次国共 合作中,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立场,采取“融化共党政策” [10] ,极力设法做到“编共 而不容共” [11] ,特别是控制共产党的军队,表现在谈判之中,就是始终不以对等的态度来进行谈判。这 样,谈判也许可以解决两党之间的临时矛盾和冲突,但却不能根本解决两党的关系问题,从而严重地损 害国共两党的合作;也正是因为国民党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通过对 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问题,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一合作途径教训,同样为第三次国 共合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三)“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经验
国共两党是近代中国两个实力最强大的政党。中国之命运如何,两党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顺应历史潮流,捐弃前嫌,合作抗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 大胜利。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一党私利出发,逆历史潮流而动,发动内战,最终落败而逃。第二次国 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两党合作,相互发展,历史前进,民族之幸;两党分 裂,必战火连年,人民受难,两党受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腾飞,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作出更加辉煌的贡献。
第四篇：论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和哲学启示
论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和哲学启示
摘要：在邓小平伟大的人生旅途中，1975年整顿是其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
一。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开始，作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试验，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1975年整顿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并且在哲学层面上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1975年整顿历史地位 哲学启示
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愿望产生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以为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然而“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场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极大地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持续了八年时间，“文化大革命”走进了死胡同。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和经济萎缩，任何一个名族都不可能再继续生活下去了。制止**，进行整顿，成为现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决定重新重用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政策调整。于是邓小平以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分别在铁路、钢铁、军队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进入科技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时候，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待邓小平的态度，整顿中断。邓小平1975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是细想，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权利高度集中的年代，注定了“这个要求”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是，1975年整顿的成就与挫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航程中，闪耀着极其特殊的光辉。
一、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
（一）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
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通过整顿，“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军队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长期被关押的老干部获得解放，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铁路运输做到安全准点，根本改变了混乱状况。总之，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短短八九个月的时间，就把中国从持续九年的**中解脱出来。而且在经济上，邓小平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号召、作动员，使得中国的经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发展状况达到最好。1975年整顿的成功与失败，为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做了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
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对邓小平1975年整顿做了这样的评价：这次整顿“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整顿的深入势必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度被错误的撤销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1975年整顿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曾经这样总结过1975年整顿：“说道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胡乔木认为，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江泽民指出，1975年的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试验”。
关于改革。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中，都包含了改革的内容，例如铁路整顿要求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运输秩序；计划工作务虚会提出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对各方面的整顿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军队整顿首先解决编制和班子的问题，同时调配好各级领导班子，是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教育方面要提高教师的地位，加强数理化和外语等基础知识的教学。关于开放，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继续执行周恩来得到毛泽东赞同的从1972年初开始的“四三方案”。进一步强调要扩大进出口，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中，1975年整顿是连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为改革开放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三）邓小平理论在1975年整顿中开始酝酿。
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口号是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创造性的提出的，毛泽东本人并没有专门为这次整顿提出）；以及在整顿中产生的三个著名文件；他领导制定和发布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一些整顿中的讲话、谈话、指示，创造性的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局面，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酝酿和形成的起点。
1.“三项指示为纲”：1974年8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就是这条指示的核心——安定团结；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是关于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1974年由于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国民经济严重受到破坏，毛泽东做出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邓小平把这三项联系在一起，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酝酿。因为这三项指示中已经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一个基本点——安定团结，另外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虽然没有提出，但事实上却是在实行改革和开放。
2.三个著名文件：关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一条》）是邓小平领导总体战略的产物。他抓住了两个环子：一个在经济领域，以《工业二十一条》带动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整顿；一是在科技领域，以《汇报提纲》来指导和推动科技以及教育、文化各部门的整顿；关于《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文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这个文件由于整顿中断而没有批准下发，但是里面的内容却光芒显露；关于《论权当各项工作的总纲》，它是1975年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被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的“主体”，其他两个文件被称为“两翼”。这三个重要文件的产生，无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所以，较之“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1975年整顿所做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
二、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哲学启示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八九个月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见有非常值得我们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学习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实践上，在理论上，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哲学启示。
（一）理论指导实践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来领导整顿。这是1975年整顿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邓小平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由来进行和展开。邓小平把它们概括、上升，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整顿，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创造。一方面，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唯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来治理“文化大革命”内乱造成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物和对立面是“四人帮”。以“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整顿，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拥有了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进行抵制和批评的依据，“四人帮”不敢也无法名目张胆地反对。
各个方面的整顿，有些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提出，报告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同意、批准后进行的，如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科技整顿，党的整顿等；有些是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组织调查研究，积极有效地贯彻落实的，如军队整顿，文艺调整等。整顿的过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在领导各方面的整顿中，邓小平总是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在论述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时，邓小平从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时的“整顿三风”，讲到“七大”报告中阐述的“三大作风”，联系当前实际，论述学习、贯彻毛泽东最近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他反复强调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批评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和割裂。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的1975年，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整顿，既是取得毛泽东信任、支持，保证整顿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动员干部、群众排除“四人帮”干扰、阻挠的有力武器。
（二）学会抓重点
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懂得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在整个整顿过程中选择铁路作为整顿的突破口。邓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大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在铁路整顿中着重抓两条线（陇海、浙赣）、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太原），而以徐州为突破口。把徐州铁路整顿重点突破取得的经验在面上推广，不仅指导铁路系统整顿，而且指导整个公交系统的整顿。在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邓小平立即
抓住时机，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把钢铁整顿的问题进一步提上中央的日程，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要抓要害”。邓小平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看得很准要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要害问题。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社会**，其要害是资产阶级派性。而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由于少数坏头子篡夺了领导权，而党委领导班子怕字当头，“软、懒、散”。
（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1975年整顿反映了人民群众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要求，同时又是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的。毛泽东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重申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尤其从铁路整顿开始，整顿的展开，采取了一竿子到底，直接诉诸群众的办法。中央文件直接传达到群众中，做到家喻户晓，男女老少都知道。用中央文件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非依靠群众不可。邓小平说的好：“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共同起来反对。那种坚持闹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吗？省委他怕吗？市委以及公司、厂矿的领导，对他来说就更不在话下。可是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整顿中许多老大难问题的解决，以致整个1975年整顿的胜利，都是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结合的结果，都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四）承认优秀的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邓小平懂得知人善任。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前往出席全国农业大寨会议，在山西阳泉车站，对前来迎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这是邓小平的经验之谈。后来他在谈论发现和使用人才时曾回顾1975年整顿的经验：“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的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在1975年整顿还没有启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挑选老部下，就大胆启用“文革”以来长期挨整、素有党内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让他团结一批“笔杆子”，组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担当他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还有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等，也都委以重任，放手让他们分别领导科学院、国防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整顿。这些同志都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迅速打开局面，取得显著成效。“四人帮”诽谤邓小平拉一把“二胡”、身边有“四大金刚”，正好从反面说明，知人善任，确实是邓小平突出的一个长处。这也是1975年整顿成功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试验，邓小平理论也在1975年整顿中酝酿和开创。1975年整顿的巨大成就与突然中断，它的成功与失败，无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借鉴价值和深刻的哲学启示。而作为1975年整顿的主角，邓小平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无畏无私，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威武辩证法的纯熟运用，将永远启迪和昭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领导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崛起，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第五篇：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以新的视角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新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恒久魅力。20世纪中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开辟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深刻变革。毛泽东思想教育、哺育、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中华儿女，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早已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推移、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和理论界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进行深入研究。
一、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开辟伟大历史新纪元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宏观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来把握，二是从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功绩来定位。
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一理论层面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和理解：
第一，正确认识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从党的文献来看，对于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阐述比较严谨的有三次：其一，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这些论断充分揭示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民族化的结晶。其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并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现在所通常采用的就是该决议。邓小平在领导这个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反复地强调这个决议的核心就是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在粉碎“四人帮”、批判“两个凡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后，中国社会面临着两个课题必须回答：一是中国向何处去；二是如何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二者密不可分，其中关键就是如何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兴旺发达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以集体智慧，经反复斟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做出定义性的科学论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次阐述与七大时的阐述没有原则的不同，但也有很大的差别，表述中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增添了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据此，毛泽东晚年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显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因为是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的理论。这就把作为科学概念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让我们能够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排除了对毛泽东思想采取语录式机械式的运用、使其神圣化教条化的错误。其三，党的十五大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和评价又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把毛泽东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强调指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二是把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主体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是国家与革命学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以及“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丰富发展的理论结晶。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实质是剥削阶级镇压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所以，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革命阶级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最终目的。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暴力革命原则，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其二，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告诉我们，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而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因此，无产阶级要联合本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共同的敌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明确指出了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基本策略，这些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党的二大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制定了最低纲领；二是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的基础。其三，列宁“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理论。1905年列宁面对俄国革命的新形势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够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在民主革命阶段要与资产阶级作必要的妥协。上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第一次阅读《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后得到了深深的启发和教育，并把书送给彭德怀。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后来党内有人犯了“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说，如果早得到这本书，我们就不会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第二，正确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著名报告，其中
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并强调它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要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代替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以民族语言形式来表述。根据毛泽东字里行间的叙述和历史经验的实际来看，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上主要取得两点共识：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教条主义；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比较特殊，主要指中国的社会性质，当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现在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当然，还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
第三，正确理解历史性的飞跃。按哲学观点，飞跃系指量变到质变的突变过程。历史性的飞跃是把哲学的概念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把飞跃引申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系指解决重大历史性课题，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性跃进，用以表述毛泽东思想，更彰显出它伟大里程碑式的历史地位和恒久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性课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历史课题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必须解决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这个道路怎么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地解决了近代百年史上从未解决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在这之前虽有结合，但不能说是飞跃。而标志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完成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此后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第一次飞跃后继续丰富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也曾经提出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探索如何在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遗憾的是探索中没有完全取得成功，甚至出现了曲折和错误，第二次结合并没有实现。
总结这三点可以得出一个科学结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上面三点是正确理解这个结论的前提基础和思想起点。
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从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群众路线。毛泽东坚持运用并发展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可须臾离开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二，矛盾分析方法。毛泽东特别强调辩证法，并熟练运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在总结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用中国的话语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毛泽东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等的深刻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矛盾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毛泽东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运用。新时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施，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毛泽东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第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集中体现，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坚持毛泽东奠定的党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都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这一根本性的思想武器。
综上分析，我们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并将更加坚定地拥护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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