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

第一篇：论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

论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

肖瑞峰

内容提要 在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叱咤诗坛风云之际，刘禹锡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没有在两大诗派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丧失本真、盲目趋同，最终凭借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成为足与两大诗派相颉颃的一支异军。刘禹锡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对传统正是奠定其历史地位的三块基石。歌体式

唐诗发展的浪潮由盛唐泻入中唐后，出现了九曲回环、九派分流的局面。大历年间的相对低潮过去之后，贞元、元和之际再度掀起了涛飞浪卷的洪峰。作为这一时代的骄子，白居易、元稹、韩愈、孟郊、李贺、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都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不愿“随人作计”、袭人衣钵。韩愈在《调张籍》一诗中，一方面对李杜的诗歌成就怀有高山仰止之情：“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另一方面又有心与之并驾齐驱：“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刘禹锡则在《杨柳枝词》中以其高度的自信宣称：“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他们纷纷将探求的触角和耕耘的犁头伸向新的领域，力图出以戛戛独造的艺术面目，从而使中唐之后再度呈现出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奇观。在中唐诗坛上，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其声威所及，诗坛中人大多闻风向慕，而欲傍其门墙。但也有不唯时、不从俗的自立门户者，刘禹锡即属其例。尽管他与当时开宗立派、领袖群伦的韩愈、白居易均有深厚的交谊，且时相酬唱，却能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而没有在韩、白两种作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等三方面，而这关键词 刘禹锡 诗歌 历史地位 题材领域 传统主题 诗派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丧失本真，盲目趋同。这也就意味着，他既要在前代的李杜等盛唐诗人之外别开生面，又要在当代的韩白等中唐诗人之外别开生面，又要在当代的韩白等中唐诗人之外独辟蹊径。这当然不是易事。而刘禹锡却凭借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这一目标，最终成为足与韩孟、元白诗派相颉颃的一支自张新帜的异军，赢得世人的刮目相看。后代诗论家在评骘中唐群英时，大多认为韩、白、刘、柳各有千秋。如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四即云：

元和以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其也。

亦有以为刘出韩、白、柳之右、为中唐诗坛之冠冕者。如杨慎《升庵诗话》云： 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当然，这也许是出于杨氏的偏爱，但刘禹锡在中唐诗坛的地位，较之韩、白、柳等人，确实“未遑多让”。而奠定他这一重要历史地位的，当然只能是他所取得的多方面的诗歌成就，只能是他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约略言之，其成就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

唐诗的题材领域是极为广阔的。诗人们功夺造化的笔触已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情感世界的各个角落。至于自然界的风光景物、天象节候，诸如花卉草木、鸟兽虫鱼、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风霜雨雪等等，也无不被纳入笔底，形诸吟咏。可以说，从人世间到自然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未经涂抹的空白点和任何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而这中间，无疑也融合了刘禹锡的一份辛勤耕耘。

刘禹锡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是不遗余力的。唯其如此，其诗反映现实和表现生活的广度与深度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突破。

首先，他所致力描写的农业劳动的场景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几乎未曾涉笔的。也许可以说，在陶渊明之后，唯有他虽无“躬耕”的体验，却能将平凡的春种秋收劳动作为乐于驾驭的题材。如果说《采菱行》等篇尚属沿用乐府旧题，在已经前人拓荒的畛域中驰骋的话，那么，《插田歌》、《畲田调》等篇则该属于他“开边拓土”的新尝试和新创获了。《插田歌》云：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紵裙，农父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嘤佇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路旁谁家郎，乌帽衫袖长。自言上计吏，年初离帝乡。田夫语计吏：“君家侬定谙。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 计吏笑致辞：“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

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不是象盛唐的王、孟那样借描写田园生活和农村风光来抒发闲适情调与隐逸意趣，而是对插秧劳动的场景作近距离的审美观照，生动、活泼地展示了田家的劳动热情和生活态度。其中，田夫与计吏的对话，既缓解了紧张的劳动气氛，也给诗人精心绘就的插田图增添了诙谐、幽默之趣。全诗糅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可谓在田园诗的艺术园地中辟一新境。宋代杨万里的《插秧歌》对田家勤劳、艰辛的程度也许表现得更为真切，但就题材而言，却是承袭此诗；而运用人物对话来造成清新灵动、诙谐幽默之趣的笔法，也与刘禹锡此诗有着令人一目了然的渊源关系。

其次，他对巴蜀风情与风俗的描绘与展示，也是其他唐代诗人笔墨未至、锄犁罕及的。他在夔州贬地创作的《竹枝词》、《浪淘沙词》等民歌体乐府诗，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其取材也是新鲜而又独到的。诚然，七言四句体的《竹枝词》，在刘禹锡之前已见试作者，如顾况即有《竹枝词》云： 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

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顾况为肃宗至德元年（756）进士，所作较刘禹锡《竹枝词》要早20 年。但将此调倡为民歌体，却自刘禹锡始；以此调吟咏民间风情与风俗，亦自刘禹锡始。从选取题材的角度看，不仅仅是《竹枝词》、《浪淘沙词》、《堤上行》、《蹋歌词》等组诗亦有所拓展：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翦下鸳鸯锦，将向中流疋晚霞。

——《浪淘沙词九首》其五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竹枝词九首》其九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

——《蹋歌词四首》其一每首诗都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然而，如果仅仅流于风景画的描绘，那就失去了题材创新的意义。因此，更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诗人将巴蜀特有的风情与风俗摄入了这些作品中。形成风景画与风俗（风情）画的有机融合〔1〕。这样，它们就不仅仅是唐诗中的精品，而且成为民俗学研究的珍贵史料。

第三，他不仅在咏史与咏怀的结合上效法左思，而且继杜甫之后，将咏史诗导向“怀古”、“述古”、“览古”、“咏怀古迹”的方向，从历史胜迹和地方风物起笔来评论史事、抒发感概，因而其取材更为广泛。同时，他还常常借古人之针砭，刺现实之痼疾；征前代之兴亡，示不远之殷鉴〔2〕。这样，他对题材的发掘，也就较前人及时人更深一层。如： 万里长城外，荒营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犹唱白符鸠。

——《经檀道济故垒》 潮满治城渚，日斜征虏亭。蔡州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金陵怀古》二诗都致力于“咏怀古迹”，而与传统的咏史诗判然有别。就其对题材的处理与生发而言，前诗借哀悼刘宋名将檀道济的无辜被贬，寄托对王叔文等惨死于贬所的革新志士的怀念之忱和对滥施暴虐者的愤恨之意；后诗则旨在阐发兴废系于人事而不系于地形，以及荒淫为致败之由、亡国之因的独特史识，堪称于他人不到处别具只眼。后来，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著名论断也许比这更为精警，但所蕴含的思想却分明是由此诗中的诗化议论脱胎而来的。第四，他不仅扩大了“咏物”的范围，而且强化了咏物诗的叙事功能，创造出咏物寓言诗的新形式。他在贬居巴山楚水期间结撰的《聚蚊谣》、《飞鸢操》、《养鸷词》、《有獭吟》等诗，所咏之物分别为蚊、鸢、鸷、獭，都是鲜为其他诗人攫取入诗作为讽托材料的，因而可以说在既有的咏物诗范围中引进了新的品类。这犹为次，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一类作品都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而带有劝喻或讽剌的功用，或借此喻彼，或借远喻近，或借小喻大，一似柳宗元散文中的寓言小品。如《有獭吟》： 有獭得嘉鱼，自谓天见怜。先祭不见食，捧鳞望清玄。人立寒沙上，心专脰着肩。渔翁以为妖，举块投其前。呼儿贯鱼归，与獭同烹煎。关关黄金鹗，大翅摇江烟。下见盈寻鱼，投身擘洪涟。攫拏隐嶙去，哺雏林岳巅。鸱鸟欲伺隙，遥噪莫敢前。长居青云路，弹射无由缘。何地无江湖？何水无鲔鳣？ 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

空余知礼重，载在淹中篇。《礼记·月令》载“有獭”事云：“孟春之月，鱼上冰，獭祭鱼。”仅寥寥十字。诗人对这一向为咏物者所忽略的题材加以拓展与发掘，凭借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将它演绎成一个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的寓言故事，以影射现实生活中那些信奉天命、恪守礼法，既虚伪、复愚蠢的卫道者。较之传统的咏物诗，此诗的“新变”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寓言小品文在题材及主题两方面的推陈出新主要有赖于柳宗元的卓越的艺术实践的话，那么，咏物寓言诗得以自备一格，则是刘禹锡对题材进行拓展与发掘并加以艺术再创造的结果。

二、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为历代作家递相沿袭的传统主题，如悲秋主题、伤春主题、叹老主题、别离主题、相思主题等等。这些传统主题都有着较为固定的情感演进逻辑和思想运行轨道，使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入其彀中”，无以自拔。那么，作为别开生面的一代诗豪，刘禹锡又复如何呢？我以为，一方面，刘禹锡对这些传统主题不乏表现的热情；另一方面，在表现这些传统主题时，又力图对其进行深化与反拨，以求显示自己的独特面目。而这正是他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另一重要贡献。

所谓对传统主题的“深化”，是指诗人在表现传统主题时，虽然依循其既有的思维定势及情感指向，作顺向的引申与推阐，却力图深化其原有的情感内涵，强化其原有的思想力度，从而使之升华到新的更高的层次。如《望夫石》： 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此诗所表现的是传统的相思主题，但诗人并没有泛泛地直抒相思之情，而用拟人化的笔法，借助对“望夫石”的吟咏，曲折有致地显示了抒情主人公的相思之深与盼归之切。不仅如此，更值得称道的是，诗人着意强调其守望之态千载如一，从而既写出了抒情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专一，又别有寄托地宣示了自己的忠于理想、守志不移。这样措笔，虽未跳脱相思主题的传统模式，却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与深化了其原有内涵。可以说，在同类作品中，此诗命意之深是无与伦比的。前人早已指出这一点。陈师道《后山诗话》即云：“望夫石在处有之，古今诗人共用一律，惟刘梦得云：‘望来已是几千岁，只似当时初望时。’语虽拙而意工。”再看诗人对“功成见诛”这一传统主题的表现：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韩信庙》“高乌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是淮阴侯韩信在惨遭屠戮前发出的清醒而又痛苦的浩叹。自从司马迁将它载入《史记》并为之深致感慨以后，功成见诛便战为诗人们经常驰骋笔墨的传统主题。刘禹锡的这首咏史诗所致力阐发的也正是这一令志士仁人色沮心寒的传统主题。但它并没有停留于对这传统主题的一般性揭示和简单化演绎。诗人撇开对历史事实的庸常显现和繁琐叙述，而仅仅艺术地展示了最高统治者诛戮功臣的行径给后代的王佐之才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所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是也。后果严重若此，最高统治者欲求长治久安，能不引以为鉴？这就不仅拓展了作品的艺术空间，而且扩大了其情感张力，丰富了其思想内蕴。较之功成见诛的传统主题，此诗用笔显然更向深处拓进一层。但更能见出刘禹锡的艺术独创性的还是他对传统主题所作的种种既出人意表又令人振奋的反拨。所谓对传统主题的反拨，即故意违逆传统主题既定的情感指向与思想趋归，力图从相反的方向对其偏颇之处有所匡补或拨正，以显示作者前无古人的胸襟气魄和迥异于流俗的卓越识见。这在刘禹锡诗中突出表现为：一反“悲秋”的传统主题，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一反“嗟卑”的传统主题，不惧“播迁”，唱出正气凛然的壮歌；一反“叹老”的传统主题，不服“老迈”，唱出朝气蓬勃的暮歌〔3〕。如：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宵。

——《秋词二首》其一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 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

——《学阮公体三首》其一 风云变化饶年少，光景蹉跎属老夫。秋隼得时凌汗漫，寒龟受气饮泥涂。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 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

——《乐天重寄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这类表现出有悖于传统主题的独特识见的作品，在刘禹锡集中几乎可以随手拈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杜牧“好异而畔于理”，意谓其作诗务求新奇，好为异说。这或许主要是指杜牧诗中多翻案之什。其实，刘禹锡对翻案之什的热衷程度绝不亚于杜牧，因为“翻案”即意味着对传统主题的反拨。不过，杜牧的翻案之什主要致力于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作出自己的重新评价，以构思之新颖、想象之奇特而引人瞩目，如《题乌江亭》、《赤壁》等。与此相异，刘禹锡的翻案之什则主要致力于改变历代诗人所递相沿袭的抒情旋律，化哀婉愁苦之音为慷慨激越之韵。这似乎更需要气魄和胆识。谨以《醉答乐天》为例加以说明： 洛城洛城何日归，故人故人今转稀。

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伤离怨别，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又一传统主题。“悲莫悲兮生别离”，这是屈原在《九歌·少司命》中的喟叹；“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这是杜甫在《梦李白二首》其一中的哭诉：“人间别离尽堪哭，何况不知何日归”，这是赵嘏在《江上与兄别》中的哀号；“问余别恨知多少？落花春暮争纷纷”，这是李白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的泣白——连自诩“平生不下泪”的李白尚且作这样的泣白，一般的多愁善感的作者在咏别离时，又怎能与哀婉愁苦绝缘呢？然而，刘禹锡的这首《醉答乐天》诗却故意对传统的抒情旋律加以变奏，不让哀婉愁苦之音飘逸到字里行间，而出之以令人精神一振的刚健豪迈之语和慷慨激昂之韵，以显示其不同凡响的胸襟。“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二句，用他日比翼齐飞于云间的美好前景期勉与激励因别离在即而不胜感伤的白居易，情调之开朗，笔力之雄健，较之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中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正是诗人对传统主题进行反拨的一个显例。

三、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

刘禹锡在变革与完善诗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冠盖中唐，并足以雄视有唐一代的。和杜甫一样，刘禹锡兼擅各体。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称其“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绝非出于偏爱的溢美之辞。无论是五七言古诗、五七言绝句，还是五七言律诗，都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娴熟自如地运用，表现出较同侪更为全面与深厚的功力。

即以七言绝句而言，刘禹锡虽然没有能象王昌龄那样赢得“七绝圣手”的美誉，但他对七言绝句的造诣，却受到后人的普遍推崇。几乎所有的诗论家都将他归于七言绝句的“一流高手”之例：

七言绝句，初盛唐既饶有之，稍以郑重，故损其风神。至刘梦得，而后宏放出于天然，于以扬扢性情，馺娑景物，无不宛尔成章，诚小诗之圣证矣。

——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 绝句至梦得而全体大用始备，犹律诗之杜必简也。拘墟者未知。

——徐渭《明诗评选》卷八

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朱竹垞云：七绝至境，须要诗中有魂。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类似的看法见诸其他许多诗话著作，如严羽的《沧浪诗话》、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王士祯的《花草蒙拾》、翁方纲的《石洲诗话》等等。

确实，吟味刘禹锡的七言绝句，如果我们无意将他擢于盛唐诸家之上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他“高处不减盛唐”。明人胡震亨认为：“五言绝始于汉人小诗，而盛于齐梁。七言绝起自齐梁间，至初唐四杰后始成调。”这就是说，五言绝句早在齐梁年间即已盛行于世；而七言绝句在齐梁年间则仅仅开始萌芽，直到唐代才正式定型并趋于繁盛。由于七言绝句灵活轻便而又风神绰约，适宜于表现生活中一瞬即逝的意念和感受，所以为唐代诗人所普遍采用，以致被誉为唐代的抒情歌词。而刘禹锡则以凌逼盛唐诸公的才情，进一步完善了七言绝句这一体式，使之成为“小诗之圣证”。且看《伤愚溪三首》：

其一

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隔廉唯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

其二

草圣数行留败壁，木奴千树属邻家。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

其三 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

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这组作品并非刘禹锡七言绝句中的名篇佳什，却同样出手不凡，耐人讽咏。由诗序可知，“愚溪”乃柳宗元谪守永州时所开凿。柳氏殁三年后，有僧告诗人曰：“愚溪无复曩时矣”。诗人“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其“寄恨”的手法是十分高妙的：将怀念亡友的缱绻深情尽皆融化在精心构置的景物中，致力渲染一种景物依然而斯人长逝的深沉憾恨，因而与《金陵五题》一样，堪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诸如此类的作品，虽是尺幅短章，却不仅具有广阔的情感回旋空间，而且极尽借景传情、托物寄意以及风云变化、波澜翻转之能事，充分显示出作者驾驭七言绝句这一体式的精深功力。“中选”之作尚能如是，《金陵五题》那样的“上乘”之作自然更加出神入化，令人有“观止”之叹。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刘禹锡还对诗歌体式进行过“变革”的尝试。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将民歌的声情融入七言绝句中，成功地创制出“含思宛转”的民歌体乐府诗。这类民歌体乐府诗以融有巴楚民歌的《潇湘神》、《竹枝词》及融有吴越民歌声情的《杨柳枝词》等为代表，既不避俚俗，又不辞典雅，既大致符合七言绝句的音律要求，又具有民歌的明快节奏、婉转情思和风土特色，因而读来韵味无穷。就中，最富创意的固然是《竹枝词》，但《浪淘沙词》、《蹋歌词》、《杨柳枝词》等其他篇章也都风神独具。试看《杨柳枝词》一首： 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胡应麟《诗薮》卷六对此诗推崇备至，既云：“晚唐绝，如‘清江一曲柳千条’，是禹锡诗，杨用修以置神品。”就此诗的艺术成就而言，实非过誉。一曲清江，千条碧柳，是送别的典型环境。诗人由此拉开记忆的帷幕，追忆起20年前送别“美人”的情景，将依依惜别和悠悠伤逝之情倾泻在字里行间。不用说，其意蕴是极为丰厚的。若论音律节度，与七言绝句一般无二，但其语言却又象民歌一样朴实无华、明白如话。这就体现出民歌乐府诗的全部优长。

刘禹锡变革诗歌体式的另一表现则是，他较早地试手了词的创作。如同研究者所熟知的那样，长短句的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诗体。它在隋唐之际即已产生于民间。不过，文人填词之风却始于唐中叶。较早填词的文人有张志和、韦应物、刘长卿、白居易等，而刘禹锡亦预其列。如果承认词的兴起表明诗体日趋丰富多样，因而不失为诗体进步的标志之一的话，那么，刘禹锡试手填词，应当也是变革诗体的一种努力。其《忆江南》词云：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 举袂，丛兰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此词作于开成三年（838）诗人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题下原有诗人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关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标志着词已由“选词以配乐”的萌芽状态发展到“由乐以定词”的成熟阶段。全词情调哀婉，语言工丽，却又不流于绮靡，因而况周颐《餐樱庑词话》称赞它“流丽之笔，下开张子野、少游一派。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所谓‘风流高格调’，岂在斯乎？” 综上所述，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这是奠定刘禹锡诗历史地位的三块基石。诚然，它们远不足以概括诗人的全部成就与贡献，我们至少还应当进一步探讨诗人为增强唐诗的抒情功能，丰富唐诗的状物手法、改进唐诗的谋篇工艺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但即便仅由上述三方面，我们也完全可以认定：刘禹锡确实无愧为堪与韩孟、元白相颉颃的中唐名家。注：

〔1〕参见拙作《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刊于《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参见拙作《论刘禹锡的咏史诗》，刊于《贵州文史丛刊》1984年第1期。〔3〕参见拙作《论刘禹诗的个性特征》，刊于《文学评论》1987 年第1期。（作者肖瑞峰，1956年生，现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505

第二篇：刘禹锡的诗：

刘禹锡的诗：

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秋风引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堤上行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

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秋词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江南春 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竹枝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竹枝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竹枝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竹枝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竹枝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竹枝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竹枝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

竹枝

江上春来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竹枝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竹枝

城西门外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竹枝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

步虚词 阿母种桃云海际，花落子城二千岁。海风吹折最繁枝，跪捧琼盘献天帝。

步虚词 华表千年一鹤归，凝丹为顶雪为衣。星星仙语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

抛球乐 五色绣团圆，登君玳瑁筵。最宜红烛下，偏称落花前。上客如先起，应须赠一船。

抛球乐 春早见花枝，朝朝恨发迟。及看花落后，却忆未开时。幸有抛球乐，一杯君莫辞。纥那曲 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同郎一回顾，听唱纥那声。

苏轼的传世名句

水龙吟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定**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蝶恋花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微霜。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念奴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相逢一醉是前缘。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人间有味是清欢。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後风流陌上花。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诗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第三篇：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内容摘要]：党的十六大和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先后在党章和宪法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我们重温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对于更好地学习、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体制改革；特色社会主义。

一、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伟大的实践，呼唤并产生伟大的理论。八十多年来，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在三大理论成果中，邓小平理论居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殊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的倡导者。他身体力行，亲自指导和带领全党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缔造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新中国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1956年，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归结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成功地实现了结合，并进而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当然伟大而不易，但要进而把她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更艰难、更伟大。毛泽东同志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而指导和带领全党实现“第二次结合”的重任，却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同志的肩上。

邓小平同志既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传奇般的革命经历、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的政治声望，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毛泽东思想和功业的继承人与发扬光大者。在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推进到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思想旗帜。

继邓小平同志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与演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探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依据我们党和人民的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三大理论成果中，既包含着实践上的历史联系，又包含着思想脉络上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体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趋势的统一的科学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它们都以中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又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2]，就会变形走样。其中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之中，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并处于居间的枢纽地位。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需要通过邓小平理论来贯通、解读和整合。尊重和珍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才能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完整准确地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思想精髓，从而自觉地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形成新认识，解决新问题，夺取新胜利。

二、邓小平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适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需要，应运而生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主题，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主题是结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探索和解决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用革命手段改造旧中国，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取代反动政权，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剥削制度。

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主题，是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以体制改革作为社会发展动力，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加快发展生产力，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邓

小平同志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并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和社会全面进步。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体制改革，使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的最具标志性的创新和突破。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叫“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就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是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邓小平理论根据中国实际所阐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形态。它包含一系列重要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断，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理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努力运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构想等等，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认为，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由中国原有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决定的、在发展水平上不发达和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说是“事实上不够格”[5]的社会主义。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从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起步。根据中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总体不发达的状况，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邓小平理论把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规定为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应地，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并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经济改革中，邓小平理论既主张放开、搞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同时，它又多次强调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6]这样，既鲜明地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性和坚定性；又体现了它对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包容性和整合性。

按照邓小平理论的战略思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既要对内充分利用证券、股市、期货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等经济手段，来搞活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对外还要尽可能地多引进一点国外的资金、资源、人才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7]

在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巩固与发展，并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主导作用，以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质的规定性；与此同时，又要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努力把一切可能的中性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包含和整合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的框架之中为我所用，也可以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中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就发挥着支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上的这种包容性和整合性，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奋斗。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

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8]这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项长久性的主题。对它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思想，成于邓小平理论，发展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还要一代代延续和发展下去。这中间，邓小平理论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开创这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光荣。邓小平同志奠基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永远不朽的历史丰碑。

三、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自从1943年共产国际在完成了历史使命而自行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改变了自己活动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自此，各国社会主义事业也就完全由本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团结和领导本国人民去不断探索、争取本国革命的进展和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也据此制定了同各国兄弟共产党、工人阶级政党发展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四条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奋斗方式的这种改变，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表现和必然要求。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方针，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不当头，不引火烧身。在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同时，既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中国也决不干预别国内政。邓小平同志说过，“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们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9]。也就是要集中精力实行改革开放，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及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国际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就与日俱增。

（一），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和成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间发生的奇迹，是邓小平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人类社会在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苏联在20－30年代的兴起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衰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曾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74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苏共败亡给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政治上的冲击，也是极其严重的。然而，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步入低潮的时候，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奇迹。在由邓小平理论指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神奇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中国经济由此连续获得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和健康的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欣欣向荣、兴旺发达，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

在苏联解体的前两年，即1989年，邓小平同志就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局上看到了中国改革和建设成功的国际意义。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他强调，“只要中国不垮”、“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10]。我们应当站在这种政治高度，来看待邓小平理论和它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二），当今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在向现代化迈进，并开始真正富强起来，这使中国正在产生示范效应，从而使邓小平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

众所周知，世界资本主义如果从十四世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和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即使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当然，它在给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特别是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带来种种苦难和浩劫的同时，也开创了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促进了人类社会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其数百年间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只是造就了为数不多的极少数富裕和强盛的国家。在当今世界的190多的国家中，其现代化发展得比较充分、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的只有22个[11]，而且其核心仅是西方“七国集团”。其余的绝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位居发展中国家之列。资本主义带给我们世界的，并不是遍地鲜花，而是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南北差距不断拉大、世界战乱频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内，看不到发展和富强的真正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这个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在又有近13亿人口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能够按照邓小平理论所确定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步骤，通过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就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比较快地富强起来。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鼓舞作用、对人类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自明、难以估量的。邓小平理论由此享有的世界历史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即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中所占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深远的。

[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4]、同上书，第63页，[5]、同上书，第225页，[6]、同上书，第142页，[7]、同上书，第373页，[8]、同上书，第379－380页，[9]同上书，第320、321页，[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11]《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42页，

第四篇：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摘要： 科学 发展 观，是以比较完整的 理论 形态提出了当代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的新发展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 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一过程，实质就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的过程。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 规律 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所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品质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个“发展点”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

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3]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百废待兴、百业重建的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国 现代 化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毛泽东用“向 自然 界开战”的语言表达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需要转移的思想；提出要以苏为鉴，要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处理各种关系的基本 方法 是统筹兼顾、统筹安排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初步探索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后来在发展方向上走了弯路，但它毕竟是特定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并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 总结 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适应 时代 要求和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 问题 和基本规律，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 内容，主要包括：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指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 经济 相结合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发展；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指出经济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等；指出要充分利用“和平与发展”国际条件加快发展现代化等重要思想。这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使我们党的发展观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飞跃，而且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展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面探索，主要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明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思想，从而把我们党的发展观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对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站在时代高度，既坚持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又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科学 分析 了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更加突出地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强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宏观调控、注重统筹兼顾、注重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邓小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江泽民“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发展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是：它们都必须以中国工人阶级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只能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而实现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 ”一样，“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4]就会变形走样。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紧紧抓住“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高度凝炼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发展认识的思想理论成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注入了体现时代特点、符合中国需要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结论，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它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走向新阶段。

二、科学发展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宝贵经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重新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我们坚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世界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困难的考验面前，继续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了辉煌成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其实质是用新的发展思路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快更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了发展的核心理念、发展的重要原则、发展的根本途径，使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态转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第五篇：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王 真

2007年11月05日13:57 来源：辽宁日报

□ 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承”就“承”在牢牢把握住了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主题，“进”就“进”在对发展思想的创新发展上

□ 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质。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根源于它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内在统一，具有显著的实践性特征

□ 理论的战略地位，指其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的指导地位。十七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界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凸现了科学发展观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我们党迄今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传承关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意义的最完整的表述，是对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科学界定。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地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必然有其特定的理论地位。审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地位，就是要看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特别是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不仅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范畴中的科学理论，而且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中的逻辑序列和递进关系。

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承”就“承”在牢牢把握住了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主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本质上说就是发展的理论。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它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阐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研究发展问题，揭示了物质运动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研究发展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发展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形态演进上研究发展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规律。发展问题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阐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主要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提到主要议程上来。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系统阐发了“发展是硬道理”等一系列有关发展的思想，强化和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认识。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的主题，也就是发展。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从而实现了在发展这个主题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脉相承。

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与时俱进，这个“进”就“进”在它对发展思想的创新发展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全新的称谓。它是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思想。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回答了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条件下，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认识，并由此奠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性集中体现在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上。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强调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和开创新事业的法宝，强调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从而更加集中而又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形成了关于发展的更加深刻、更加丰富的系统化思想。科学发展观要求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形成了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指导性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以系统的科学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地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地位是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指科学发展观作为科学理论对发展实践的指导地位。十七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实践的指导地位界定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地位源于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即科学发展既为理论形态，又为实践形态，是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的有机统一。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列宁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这就是说，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一方面，它必须也必然具备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践性特征；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贯性要求。科学发展观既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在当代中国具体化，又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科学发展观就是紧扣着时代脉搏，紧贴着实践发展，不断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又不断指导我国发展实践，而形成和确立的科学发展理论，是用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又用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的结晶。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就根源于它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内在统一，根源于它具有显著的实践性特征。

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首先表现为形成了科学的发展理念。这就是：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推进“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些发展理念，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又体现在推动科学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上。方针政策是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科学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主要通过体现其理念的方针政策来实现。自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党和国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方针政策。十七大报告不仅集中阐发了这些方针政策，又作出许多新的战略部署。比如，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方面的转变；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改善民生和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建设目标等等。这些战略部署，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并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措施。

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还体现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性要求上。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四条要求，这四条要求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保证，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并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它与基本路线的要求具有一致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而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所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做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而深化改革开放，要求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等，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使党的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政治和组织保障。

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地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理论的战略地位，是指其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的指导地位。十七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界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凸现了科学发展观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根源上说，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地位就在于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十七大提出的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它用新的科学范畴概括了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最新成果，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发展阶段，已经上升为一个体系性概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上看，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历史进程中，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用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这个理论体系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决定科学发展观战略地位的历史因素。同时，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战略思想，经过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已经形成一个战略思想体系。它内含着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要素，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各个方面，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着全局性的战略指导作用。

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地位，集中表现在十七大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全面战略部署。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按照这5条新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贯穿这5条新要求和“五个成为”的，正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十七大对未来五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包括：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战略部署，遵循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化。

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地位，还表现在十七大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统一起来。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站在完成党执政兴国使命的高度，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十七大关于“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的论断，关于“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的要求，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部署，进一步凸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