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和哲学启示
论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和哲学启示
摘要:在邓小平伟大的人生旅途中,1975年整顿是其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
一。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开始,作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试验,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1975年整顿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并且在哲学层面上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1975年整顿历史地位 哲学启示
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愿望产生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以为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然而“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场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极大地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持续了八年时间,“文化大革命”走进了死胡同。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和经济萎缩,任何一个名族都不可能再继续生活下去了。制止**,进行整顿,成为现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决定重新重用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政策调整。于是邓小平以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分别在铁路、钢铁、军队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进入科技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时候,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待邓小平的态度,整顿中断。邓小平1975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是细想,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权利高度集中的年代,注定了“这个要求”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是,1975年整顿的成就与挫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航程中,闪耀着极其特殊的光辉。
一、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
(一)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
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通过整顿,“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军队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长期被关押的老干部获得解放,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铁路运输做到安全准点,根本改变了混乱状况。总之,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短短八九个月的时间,就把中国从持续九年的**中解脱出来。而且在经济上,邓小平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号召、作动员,使得中国的经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发展状况达到最好。1975年整顿的成功与失败,为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做了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
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对邓小平1975年整顿做了这样的评价:这次整顿“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整顿的深入势必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度被错误的撤销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1975年整顿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曾经这样总结过1975年整顿:“说道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胡乔木认为,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江泽民指出,1975年的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试验”。
关于改革。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中,都包含了改革的内容,例如铁路整顿要求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运输秩序;计划工作务虚会提出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对各方面的整顿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军队整顿首先解决编制和班子的问题,同时调配好各级领导班子,是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教育方面要提高教师的地位,加强数理化和外语等基础知识的教学。关于开放,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继续执行周恩来得到毛泽东赞同的从1972年初开始的“四三方案”。进一步强调要扩大进出口,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中,1975年整顿是连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为改革开放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三)邓小平理论在1975年整顿中开始酝酿。
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口号是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创造性的提出的,毛泽东本人并没有专门为这次整顿提出);以及在整顿中产生的三个著名文件;他领导制定和发布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一些整顿中的讲话、谈话、指示,创造性的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局面,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酝酿和形成的起点。
1.“三项指示为纲”:1974年8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就是这条指示的核心——安定团结;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是关于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1974年由于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国民经济严重受到破坏,毛泽东做出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邓小平把这三项联系在一起,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酝酿。因为这三项指示中已经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一个基本点——安定团结,另外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虽然没有提出,但事实上却是在实行改革和开放。
2.三个著名文件:关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一条》)是邓小平领导总体战略的产物。他抓住了两个环子:一个在经济领域,以《工业二十一条》带动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整顿;一是在科技领域,以《汇报提纲》来指导和推动科技以及教育、文化各部门的整顿;关于《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文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这个文件由于整顿中断而没有批准下发,但是里面的内容却光芒显露;关于《论权当各项工作的总纲》,它是1975年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被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的“主体”,其他两个文件被称为“两翼”。这三个重要文件的产生,无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所以,较之“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1975年整顿所做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
二、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哲学启示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八九个月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见有非常值得我们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学习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实践上,在理论上,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哲学启示。
(一)理论指导实践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来领导整顿。这是1975年整顿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邓小平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由来进行和展开。邓小平把它们概括、上升,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整顿,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创造。一方面,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唯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来治理“文化大革命”内乱造成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物和对立面是“四人帮”。以“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整顿,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拥有了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进行抵制和批评的依据,“四人帮”不敢也无法名目张胆地反对。
各个方面的整顿,有些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提出,报告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同意、批准后进行的,如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科技整顿,党的整顿等;有些是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组织调查研究,积极有效地贯彻落实的,如军队整顿,文艺调整等。整顿的过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在领导各方面的整顿中,邓小平总是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在论述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时,邓小平从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时的“整顿三风”,讲到“七大”报告中阐述的“三大作风”,联系当前实际,论述学习、贯彻毛泽东最近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他反复强调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批评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和割裂。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的1975年,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整顿,既是取得毛泽东信任、支持,保证整顿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动员干部、群众排除“四人帮”干扰、阻挠的有力武器。
(二)学会抓重点
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懂得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在整个整顿过程中选择铁路作为整顿的突破口。邓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大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在铁路整顿中着重抓两条线(陇海、浙赣)、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太原),而以徐州为突破口。把徐州铁路整顿重点突破取得的经验在面上推广,不仅指导铁路系统整顿,而且指导整个公交系统的整顿。在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邓小平立即
抓住时机,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把钢铁整顿的问题进一步提上中央的日程,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要抓要害”。邓小平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看得很准要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要害问题。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社会**,其要害是资产阶级派性。而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由于少数坏头子篡夺了领导权,而党委领导班子怕字当头,“软、懒、散”。
(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1975年整顿反映了人民群众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要求,同时又是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的。毛泽东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重申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尤其从铁路整顿开始,整顿的展开,采取了一竿子到底,直接诉诸群众的办法。中央文件直接传达到群众中,做到家喻户晓,男女老少都知道。用中央文件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非依靠群众不可。邓小平说的好:“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共同起来反对。那种坚持闹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吗?省委他怕吗?市委以及公司、厂矿的领导,对他来说就更不在话下。可是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整顿中许多老大难问题的解决,以致整个1975年整顿的胜利,都是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结合的结果,都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四)承认优秀的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邓小平懂得知人善任。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前往出席全国农业大寨会议,在山西阳泉车站,对前来迎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这是邓小平的经验之谈。后来他在谈论发现和使用人才时曾回顾1975年整顿的经验:“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的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在1975年整顿还没有启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挑选老部下,就大胆启用“文革”以来长期挨整、素有党内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让他团结一批“笔杆子”,组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担当他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还有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等,也都委以重任,放手让他们分别领导科学院、国防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整顿。这些同志都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迅速打开局面,取得显著成效。“四人帮”诽谤邓小平拉一把“二胡”、身边有“四大金刚”,正好从反面说明,知人善任,确实是邓小平突出的一个长处。这也是1975年整顿成功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试验,邓小平理论也在1975年整顿中酝酿和开创。1975年整顿的巨大成就与突然中断,它的成功与失败,无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借鉴价值和深刻的哲学启示。而作为1975年整顿的主角,邓小平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无畏无私,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威武辩证法的纯熟运用,将永远启迪和昭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领导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崛起,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第二篇:如何理解邓小平历史地位
如何理解邓小平历史地位
“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是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正式使用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邓小平理论,就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也是邓小平同志诞辰95周年。当我们把这两个光荣的纪念联系在一起时,便想起了这样一句古语: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确,如果没有毛泽东,便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如果没有邓小平,便没有共和国的今天。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所言:“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邓小平留给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首先要在源与流两个方面理解。源,就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首先来自于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最根本的是因为它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大前题,它表明的是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源头和思想方位。这不仅仅是强调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更强调了它的发展性。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神圣理想,他不但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而且通过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焕发了新的强大生命力。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流,主要是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还体现在与其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论成果上。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宏观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开辟了新的道路,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必然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回答。正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答。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等,都体现了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二、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还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科学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特征、历史条件和承担的历史使命,不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与毛泽东思想也不同。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邓小平同志说,现时代的特点,是一日千里,赶都赶不上。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认真对待、正确分析,作出同以往不同的或过去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的新的科学判断。可以说,“宽广眼界”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是邓小平理论最为显著的特征和成分。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来理解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后人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是历史规律。我们要以这种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把这些科学理论推向新的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伟大事业的需要。
三、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还要求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自觉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已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这个理论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立论依据,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展开了一系列基本观点,涵盖了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并且贯通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要在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有新的提高,最根本的是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目的在于用这一科学的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工作,回答和解决实践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学风的问题。学习邓小平理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邓小平理论学得好不好,最终要看能否运用这个理论去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战胜风险,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四、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就是要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中更加牢固地确立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
在新世纪的新征途中,我们要进一步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完整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并把它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团结一致、开拓创新,为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努力奋斗。
第三篇: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与历史地位
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与历史地位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蕴深邃,风格朴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多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从这一理论形成以来、特别是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召开以来,理论界对其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思想上的创新性、深刻性和体系上的相对完整性,已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和卓有成效的探讨。相比之下,关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的研究却较薄弱。本文拟就此提出如下概略性意见,供学界同仁指正。
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举凡社会科学,无不是以揭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为己任的。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和成功之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时代眼光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那么,作为它一个重要部分的邓小平经济理论,其首要的科学价值也在于比较系统地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通观邓小平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在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时,总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符合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坚持以富民为目的,在各种建设与发展问题中抓住生产力发展这个决定性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关联和互动中探求发展的动力与机制,从发展的目标与阶段、速度与效益、产业关联、科技与经济等诸方面的关系上疏理经济发展的战略原则和指导方针,从而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出发点上,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道路。我国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是,现在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逐步摆脱不发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需要年。在我国,搞经济建设,求经济发展,必须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也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地位上,坚持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要求生产力要有更快更好地发展。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这个中心不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制度保证与目标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应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调节手段上,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要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加强宏观调控,把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上,主张走开放发展之路,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我国的经好范文版权所有济发展。对外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对外开放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要办好经济特区,使其成为引进国外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改革的窗口。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与方针上,要实行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第一步,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暖饱问题;第二步,到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突出重点,带动全面,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依靠科技教育发展经济。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在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上,既要突出和保证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又要坚持经济与社会、经济
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同步前进。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经济建设与发展有一定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
总起来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根本任务与发展目标、发展过程
与最终目的的统一,贯穿和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要求。
由于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就使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呈现为一个建立在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基础上的,具有一系列符合中国特定国情、反映时代特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做保证,其基本运动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客观历史过程。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就不再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单纯依照领导人物的主观判断随意运作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发展由此被置于坚实的基础——具有客观运行规律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基础——之上。
由邓小平经济理论所初步揭示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的正确性,已经和正在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不仅解决了普遍贫穷问题,而且基本实现了从暖饱到小康的跨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历史创造的主动性和自信心。之所以如此,就因为邓小平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导入了正途,引导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中找到了规律,获得了较多的自由。
二、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了认识坐标
社会主义由理论向实践的跨越,从俄国年十月革命迄今,已有多年历史。在这期间,社会主义既经历了二战后由一国变为多国的大发展,也经历了世纪年代末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造成的大面积倾覆,更出现了自年代以来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历史景观。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原因很多,经济没搞好是一个重要原因。经济是基础。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路子是否对头,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国运的盛衰。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总结,对于更清醒地选择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纪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什么为认识坐标?像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类的“新思维”当然不行,单纯从马、恩的本本出发也不行。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价值判断坐标。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多年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只有以这个理论作为判断成败得失的标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指导,分析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起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搞经济建设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首先在于它提供了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点就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列宁是一位善于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伟大革命家。但在十月革命后领导俄国经济建设过程中也曾有过正反两方面经济教训。他曾先后领导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前者虽然适应了战争的需要,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在经济上包含着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早搞共产主义式分配等因素,脱离了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因而不完全成功。后者则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自由贸易,调动农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比较符合俄国国情,因而取得了成功。邓小平在谈到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时明确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其次,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之后,必须迅速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始终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生产力均有迅速和巨大的发展。但有两种情况的出现曾严重影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导致“中心”错位。一是大搞阶级斗争。斯大林曾于年后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大搞党内清洗。毛泽东于世纪年代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二是生产关系剧烈变动和升级,追求一大二公三高,急于向发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过渡。结果,贻误了经济建设,没有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以别的什么为中心;只能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而不能以其他来代替这个根本任务。
第三,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认为,商品经济是与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商品经济就会消亡。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认识不符合社会生活发展的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因此,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武器、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武器,而不是祸害。
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应当走开放发展之路。社会主义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在同资本主义的合作、竞争和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同资本主义做斗争的同时,加强同资本主义的合作和竞争,走开放发展之路,是关系社会主义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经济国际化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开放发展更是必然趋势。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在战后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依赖“经互会”搞内部交流,中国一段时间内不能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批“洋奴哲学”。这都助长了孤立主义,影响了经济素质提高和经济高速成长。教训是深刻的。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大力倡导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强国之路。证明了开放发展之路不是可走可不走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五,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切实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处理好重大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普遍较低,革命胜利后,出于各方面的需要,大都执行了一种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有其积极的作用。但不分条件地长时间执行这一战略,则造成了许多重大经济关系的失衡。主要是:过分注重生产资料生产;忽视生活资料生产;积累率过高,积累与消费失衡;经济发展的速度高,效益差,人民得实惠不多;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基础不牢。以苏联为例,年(斯大林逝世)与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比,生产资料工业生产增长了倍,消费资料工业增长了倍,农业增长了倍。农、轻、重增长速度之比为∶∶。粮食产量年还比年减少了吨[]。此后苏联虽然在农业发展上着力不少,但成效一直很差,为了同美国争霸世界,以军工为龙头的重工业比例一居高不下。在这个方面,中国在建国后的前年中也有很深的教训。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制定了分三步走、用年时间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工作中既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始终坚持速度、效益、质量的统一,坚持以富民为目标;既强调发展新兴产业,科技先导,又不放松农业的基础地位,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说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正确处理好重大的比例关系,把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搞对头。否则,则欲速不达,事倍功半。
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归结起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和建设方向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和时代眼光,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指明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目的,从而廓清了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种种谬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认识。在这一新的认识指导下,邓小平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大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的根本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样,邓小平就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出发,以实践为依据,成功地总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世纪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并初步作出了系统、科学的回答。
三、邓小平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在发展。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成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理论,同时也就必然成为能够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实践发展指明基本方向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庄严宣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充分表明了,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将长期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导的决心和必然性。
鉴于邓小平经济理论还在发展中,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都会有变化,在考察邓小平经济理论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意义时,应着重从更具一般意义的理论层面上加以把握,既要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具体理论观点,更要坚持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其精髓。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国情特点的经济建设道路。在这个前提下,还应遵循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指导,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如下重大关系。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初级阶段,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上去了,一切经济社会问题会迎刃而解。但要牢记,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利益,发展人民的利益,达到共同富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或如马克思所说,是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的发展由贫穷——温饱——小康——富裕,进而达到全面、自由发展状态,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核心是人的发展。必须把两者统一起来,使人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使经济发展为人的发展服务。
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抓住不放。但是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当着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性质及其发展需要时,这种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这就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坚持改革,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既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需要任意提高、随意变革生产关系,也不能固守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不变。要善于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合理调节,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经济制度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坚持,不能动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稳定。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则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不断加以改革调整。不坚持和稳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基本点,改革就会走偏方向。不改革经济体制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很好地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改革,必须正确把握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区别和联系,掌握好变与不变的辨证法。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搞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充分运用价格、供求、竞争等调节机制和杠杆提高资源配置效益。这是积社会主义经济在本世纪发展的基本经验而得出的认识。对此,应坚定不移。但市场机制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短期利益指向等。基于这一原因,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加强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要通过计划手段的合理运用,如合理确定发展目标、制定发展规划、搞好总量控制、抓好重点建设等,实现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结合,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灵活、高效和经济运行的协调、稳定。
速度、效益、质量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使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速度。但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我们所要的是有效益的、没有水分的、扎扎实实和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速度。只要产品质量好,经济和社会效益高,发展速度越快越好。只有实现速度、效益、质量的统一和结合,才会有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科技、教育的关系。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将日益突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发展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和教育,自觉地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要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技进步,尤其应注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经济与科技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教育发展必须跟上。科技教育要通过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和机制,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科技、教育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结合,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动力,稳定是发展与改革的基础,三者互为条件。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发展中,既要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又应注意研究改革的方式,方法,尽量减少改革成本,避免过大的社会震动。切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群众的承受能力,过急过频地搞生产关系变动。应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比例关系和利益关系,兼顾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最大限度地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为改革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发展与改革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推进发展与改革。
总之,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着眼于邓小平经济理论与未来经济建设实践的结合,着眼于邓小平经济理论基本立场、观点的应用,通过对影响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关系的正确认识、分析和处理,不断赢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发展,新成就。
四、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诞生以来先后形成了互相联系的两大部分。一是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这一部分的理论任务是由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来承担的。虽然,资本主义至今仍在发展之中,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也还在继续和深化,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其理论的严整、科学却是不容置疑的。在千年交替之际马克思在由西方权威媒体根据公众意见遴选的千年思想家中名列榜首,充分说明了他的科学思想——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思想——至今仍受到包括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民众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认可。
另一个部分是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的一些理论原则是由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作为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提出来的。其基本理论形态和体系则是在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从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至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生存发展了多年。在这多年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先后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年月至年代初社会主义在苏联—国实践阶段。这一阶段产生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斯大林经济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特别是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探索和晚年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的结合,提出了若干有别于马恩预测的新思想、新观点,极具科学价值。但由于他领导俄国经济建设时间短,逝世过早,探索没有进行到底。斯大林经济学说是斯大林在长期领导苏联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是苏联多年经济建好范文版权所有设经验的反映。这一学说集中体现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全面贯彻于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由于这一学说所反映的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在那个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具有原创性和唯一性,且理论系统、体系完整,因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产生过重大而广泛影响的理论形态。这一学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播苏联经济建设经验,鼓舞社会主义者的信心和斗志,培养经济理论骨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抹煞。但由于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自身具有的历史局限性,由于这一学说总起来看只不过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写,排斥商品经济,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性,已不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需要,被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多国实践及理论探索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对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斯大林经济学说先是学习、照搬,继而是批判、探索。苏联自身从年代后期开始也对原有体制进行了调整改革。中国在成功地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八大上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此后,又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商品经济、现代化建设目标、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以及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管理经验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正确意见,形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也造就了一批思想活跃的经济理论家,产生了一批各具特点的探索性改革理论。利别尔曼(苏联)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思想、卡德尔(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和自治制度理论、奥塔·锡克(捷克斯洛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理论、布鲁斯(波兰)分层决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科尔奈(匈牙利)的短缺经济理论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这一阶段的探索总的取向是批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探索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主张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扬弃苏联式的重重轻农、重生产资料生产、轻生活资料生产的建设路子,主张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由于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各国均未根本摆脱苏联经济模式和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作为现实经济运动过程反映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还是分散的,不系统的,远未实现根本性变革和创新。其积极作用是,为以后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基础和丰富的思想素材。
第三阶段是从年代末至今,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作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发源地的苏联和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改革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宣告失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因此走到了历史尽头,宣告了失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从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发展低潮和逆境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现了全面创新和发展,其标志就是作为邓小平理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产生。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是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光总结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本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在总结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已被中国这个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正确的理论。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时曾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同样,我们也可以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作这样的评价: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
邓小平经济理论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继承借鉴而不照抄照搬,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法的新内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遵循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的精髓。邓小平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国情,观察和思考中国经济建设道路问题,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进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划了分三步走、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诸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提高质量,讲求效益,抓战略重点,重视农业和基础产业,优先发展科技教育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解决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问题。邓小平经济理论主张,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注意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意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但搞本本主义、照抄照搬别国情经验从来不能成功。正确的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大胆探索,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道路。
第二,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整体思考和把握中,探索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和科学回答,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内容发展的新方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论证并研究其实现的经济条件的科学。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回答表明,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具有经济的性质,是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客观经济运动过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依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揭示在生产力解放发展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然性及其条件和机制。这样的经济学从根本上区别于鼓吹或默认阶级剥削及两极分化合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不同于鼓吹普遍贫穷,忽视生产力发展,急于搞生产关系变动,只讲速度不讲效益,忽视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以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生产力解放发展为基础和动力,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以经济关系的平等为特征的经济学。
第三,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从社会主义发展全局出发观察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对困扰和制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科学判断,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新突破。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国力的竞争,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市场机制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制度文明对经济运行发展的有效调节和积极促进作用不可替代。而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恰恰在这些事关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缺乏锐敏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囿于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先后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引致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刻变革和发展,使这一理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原则又体现了时代特点,较好地适应了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第四,邓小平经济理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初步揭示了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新形态。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出发点、地位、制度保证与目标、调节手段、外部条件、战略方针、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自始至终贯彻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涵盖社会主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以及生产力理论、所有制理论、分配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等各个部分的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他留给我们和我们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从形式上看,邓小平经济理论没有表现为大部头的专门著作,没有至玄至深的理论思辨,也缺乏一般学术专著中那种概念提出、转换和逻辑推演的系统过程,但它却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产生的、“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是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给以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才是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人民利益需要的“真正的理论”。对此,我们一定要珍惜它,很好地学习它,充分发挥它指导实践、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作用。
第四篇: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内容摘要]:党的十六大和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先后在党章和宪法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我们重温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对于更好地学习、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体制改革;特色社会主义。
一、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伟大的实践,呼唤并产生伟大的理论。八十多年来,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在三大理论成果中,邓小平理论居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殊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的倡导者。他身体力行,亲自指导和带领全党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缔造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新中国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1956年,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归结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成功地实现了结合,并进而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当然伟大而不易,但要进而把她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更艰难、更伟大。毛泽东同志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而指导和带领全党实现“第二次结合”的重任,却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同志的肩上。
邓小平同志既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传奇般的革命经历、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的政治声望,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毛泽东思想和功业的继承人与发扬光大者。在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推进到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思想旗帜。
继邓小平同志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与演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探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依据我们党和人民的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三大理论成果中,既包含着实践上的历史联系,又包含着思想脉络上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体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趋势的统一的科学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它们都以中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又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2],就会变形走样。其中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之中,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并处于居间的枢纽地位。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需要通过邓小平理论来贯通、解读和整合。尊重和珍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才能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完整准确地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思想精髓,从而自觉地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形成新认识,解决新问题,夺取新胜利。
二、邓小平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适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需要,应运而生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主题,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主题是结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探索和解决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用革命手段改造旧中国,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取代反动政权,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剥削制度。
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主题,是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以体制改革作为社会发展动力,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加快发展生产力,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邓
小平同志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并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和社会全面进步。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体制改革,使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的最具标志性的创新和突破。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叫“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就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是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邓小平理论根据中国实际所阐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形态。它包含一系列重要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断,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理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努力运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构想等等,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认为,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由中国原有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决定的、在发展水平上不发达和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说是“事实上不够格”[5]的社会主义。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从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起步。根据中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总体不发达的状况,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邓小平理论把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规定为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应地,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并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经济改革中,邓小平理论既主张放开、搞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同时,它又多次强调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6]这样,既鲜明地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性和坚定性;又体现了它对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包容性和整合性。
按照邓小平理论的战略思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既要对内充分利用证券、股市、期货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等经济手段,来搞活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对外还要尽可能地多引进一点国外的资金、资源、人才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7]
在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巩固与发展,并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主导作用,以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质的规定性;与此同时,又要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努力把一切可能的中性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包含和整合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的框架之中为我所用,也可以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中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就发挥着支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上的这种包容性和整合性,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奋斗。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
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8]这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项长久性的主题。对它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思想,成于邓小平理论,发展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还要一代代延续和发展下去。这中间,邓小平理论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开创这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光荣。邓小平同志奠基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永远不朽的历史丰碑。
三、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自从1943年共产国际在完成了历史使命而自行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改变了自己活动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自此,各国社会主义事业也就完全由本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团结和领导本国人民去不断探索、争取本国革命的进展和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也据此制定了同各国兄弟共产党、工人阶级政党发展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四条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奋斗方式的这种改变,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表现和必然要求。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方针,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不当头,不引火烧身。在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同时,既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中国也决不干预别国内政。邓小平同志说过,“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们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9]。也就是要集中精力实行改革开放,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及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国际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就与日俱增。
(一),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和成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间发生的奇迹,是邓小平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人类社会在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苏联在20-30年代的兴起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衰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曾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74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苏共败亡给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政治上的冲击,也是极其严重的。然而,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步入低潮的时候,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奇迹。在由邓小平理论指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神奇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中国经济由此连续获得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和健康的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欣欣向荣、兴旺发达,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
在苏联解体的前两年,即1989年,邓小平同志就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局上看到了中国改革和建设成功的国际意义。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他强调,“只要中国不垮”、“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10]。我们应当站在这种政治高度,来看待邓小平理论和它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二),当今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在向现代化迈进,并开始真正富强起来,这使中国正在产生示范效应,从而使邓小平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
众所周知,世界资本主义如果从十四世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和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即使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当然,它在给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特别是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带来种种苦难和浩劫的同时,也开创了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促进了人类社会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其数百年间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只是造就了为数不多的极少数富裕和强盛的国家。在当今世界的190多的国家中,其现代化发展得比较充分、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的只有22个[11],而且其核心仅是西方“七国集团”。其余的绝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位居发展中国家之列。资本主义带给我们世界的,并不是遍地鲜花,而是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南北差距不断拉大、世界战乱频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内,看不到发展和富强的真正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这个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在又有近13亿人口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能够按照邓小平理论所确定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步骤,通过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就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比较快地富强起来。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鼓舞作用、对人类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自明、难以估量的。邓小平理论由此享有的世界历史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即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中所占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深远的。
[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4]、同上书,第63页,[5]、同上书,第225页,[6]、同上书,第142页,[7]、同上书,第373页,[8]、同上书,第379-380页,[9]同上书,第320、321页,[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11]《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42页,
第五篇: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摘要: 科学 发展 观,是以比较完整的 理论 形态提出了当代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的新发展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 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一过程,实质就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的过程。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 规律 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所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品质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个“发展点”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
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3]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百废待兴、百业重建的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国 现代 化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毛泽东用“向 自然 界开战”的语言表达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需要转移的思想;提出要以苏为鉴,要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处理各种关系的基本 方法 是统筹兼顾、统筹安排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初步探索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后来在发展方向上走了弯路,但它毕竟是特定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并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 总结 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适应 时代 要求和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 问题 和基本规律,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 内容,主要包括: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指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 经济 相结合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发展;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指出经济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等;指出要充分利用“和平与发展”国际条件加快发展现代化等重要思想。这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使我们党的发展观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飞跃,而且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展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面探索,主要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明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思想,从而把我们党的发展观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对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站在时代高度,既坚持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又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科学 分析 了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更加突出地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强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宏观调控、注重统筹兼顾、注重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邓小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江泽民“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发展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是:它们都必须以中国工人阶级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只能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而实现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 ”一样,“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4]就会变形走样。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紧紧抓住“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高度凝炼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发展认识的思想理论成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注入了体现时代特点、符合中国需要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结论,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它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走向新阶段。
二、科学发展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宝贵经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重新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我们坚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世界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困难的考验面前,继续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了辉煌成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其实质是用新的发展思路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快更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了发展的核心理念、发展的重要原则、发展的根本途径,使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态转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