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的主体性地位

第一篇：论道德的主体性地位

论道德的主体性地位

论道德的主体性地位 作者:兰大甫

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的产生是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一天就产生并相依相存。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并在阶级社会遭到了异化,我们要大力宏扬处于主导地位、起积极的进步推动作用的正确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东西;而彻底抛弃错误的人的道德主体性

(本论文仅供参考，如需转载本文，请务必注明原作者以及转载来源:论文图书馆 www.xiexiebang.com)[摘要] 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的产生是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一天就产生并相依相存。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并在阶级社会遭到了异化,我们要大力宏扬处于主导地位、起积极的进步推动作用的正确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东西;而彻底抛弃错误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在今天,我们应特别强调正确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地位对人类社会的积极引导作用。

[关键词] 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 异化表现 主体作用

一、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的产生

自人类诞生以来,道德就始终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尤其是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中的活动如影随形,伴随至今,而这就非常明确地体现了人在社会道德中所具的认识、实践方面的道德主导和道德支配作用,也就是人在道德中的主体性地位作用的具体表现。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必然表现为社会的道德主体作用,它只不过是社会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的一种具体形式而已,因而我们可以毫不隐讳地说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的产生是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一天就产生并相依相存。

人作为万物之灵,宇宙的苍生,自诞生以来,就处在道德的左岸和右岸之间徘徊,尤其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在 自然 与社会、认识与实践中始终扮演着一个积极的拓荒者,同时在这其中又使得人与世界万物构成了作为认识者、实践者的主体和作为人认识、实践的对象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性作为人类的本质,正是它由使人立足于主体地位或与人的主体地位相适应的两大相互联系的特征构成的。它具体表现为人在活动中的目的性、自觉性、能动性、选择性和超越性等本质特征,而这种主体性地位必将使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要求道德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社会的各种关系中,首先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重要因素劳动是人与自然、社会相处中最重要的媒介关系,尤其是随着人类劳动的生成而生成。主体性的生成使人从蛮荒时代就具备了不断地以创造性的劳动来变革自然的能力,使人开始得以在自然界中确立起了人对世界的主体性地位和人对自然界的道德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恩格斯的这段话实际上隐含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在其中的影响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只不过这里指的是一种消极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人为满足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不断地建设、不断地创造。道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适应着人调节各种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需要以及对人自身和对社会的认识、肯定、确证和发展自身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就道德而论,道德的发生清楚地证明了人与道德的真实关系,即人是道德的主体,道德是服务于人的工具。根据这一关系,人对于伴随人类社会一同产生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就应该具有一种基于人类自身需要而不断地认识、审视、判断、选择和更新的态度能力,而这正是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的表现。这种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的表现是伴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和社会意识尤其是道德观念、道德规范而存在并不断更新。

道德是根源于人的需要并为人服务的,应该从人出发,从人的生活、人的身心发展需要出发来看待道德的主体性作用和道德主体性存在的理由。

二、人的道德主体性异化的复杂性

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曾经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仅没有得到一往无前的良性发展,相反遭到了异化,这种道德的异化首先是基于阶级的产生,随后由于各种利益需要尤其是包括利益诉求、利益分配、利益占有、利益享受等和各种利益冲突使得道德的异化不可避免地产生。将人的良知、人性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所共有的并推崇的正义公平破坏殆尽,并在奴隶主的蓄意和肆意的破坏下不断扭曲和颠倒人类社会本应该有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在面对这人的道德主体异化的情形下,由于人自身的发展需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人的道德主体性异化中的消极方面给与纠正否认,对于异化中积极的方面给与肯定保留,实际上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的异化就是在两种好与坏、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的博弈中。但最终邪不胜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来道德最终又循着我们人类社会的正确轨迹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道德是由人创造并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的性质决定这是确定不移的;这是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人类社会在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能动作用的结果,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觉的调节作用,无论是能动作用还是调节作用都需要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和道德的社会作用从中规范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在社会中的正确道德行为。虽然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在它产生的初始阶段显得弱小,但它又必然会通过人的各种活动向着正确的方向和 历史 轨迹发展着。最让我们欣慰的是:自人类社会跨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总是以先进的道德规范和人的道德主体性活动相结合,引领人在自然、社会两个活动范围中不断地反省和审视自己的道德行为,不断地调节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协调着宇宙万物关系并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积极性表现,这正是我们人类社会从古到今都推崇备至并在努力地克服种种主客观困难,使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向着积极的进步方向迈进。但社会的进步,历史的演变并不总是遂人心愿。

人类在同自然与社会的相处中,获得了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当然也包括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自由;但同时,却又给自己套上奴隶的枷锁,因此,历史的进程又表现出它的道德主体性丑恶的另一面:贪婪、自私、残忍等,不仅仅表现在对自然的毁灭性的掠夺,也产生了在对人类社会中的同类的奴隶、侵略、征服、强权式的掠夺为生、为强。并对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肆意的贱踏、劫杀、剥夺。从而使社会成员和国家之间关系不以道德为念,而以强势行为左右世界,这就使得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被套上枷锁变成了工具。在这一点上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几十年来的战乱至今。也正是近些年来美国以强权 政治、霸权主义发动的美伊战争的不能结束的根本原因所在。历史和现实都充分的表明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尤其是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异化具有历史和现实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人的道德主体性异化又具体表现为否定生命、否定人生。把违反人性的行为规范强加于人,因而靠强行压制人们的自然的健康本能而得以维持。在这种道德控制下,人们或者带着健康的心态和积极的思想意识,甚至是革命的行动在精神上进行不断的自我反省、忏悔和对自己人格的自我否定;或者采取病态的、消极的思想,甚至是消极的行为。人的道德的主体性作用就是在这两种相反,但又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的历史长河中进行着不懈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长期磨合与冲突,使得正确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在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起积极的进步推动作用,是我们人类文明的精华与真善美集大成者,是我们要大力宏扬的东西;而错误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毕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丑陋的、邪恶的东西,却是我们人类要彻底抛弃的,它所产生的消极作用虽然不可否认地有时对人类社会的反动作用起着灾难性、甚至是毁灭性、惨绝人寰的反人道、反人性的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异化作用。如纳粹法西斯,它不仅是灾难祸水的代名词,更是邪恶、罪恶的具体表现。也遭到了近现代 社会和全世界人民的唾弃,并以失败而告终。

人的道德主体性的正确作用就是维护人的尊严、人的生存 发展 得到保障和尊重。人是一个整体。人的命运也具有整体性,而这个整体性既包含人的思想行为,也包含人的成长、发展及一生。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道德主体性具有引领人的思想行为和成长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有引领社会向正确的、健康的、进步的、发展的轨迹前进而开社会文明之风气的勇气、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人的道德主体性的最崇高表现就是人的道德主体性的自觉性、创造性和超越性在不被异化的前提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起着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同时,人的道德主体性对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也会对现有的道德进行认识、审视、选择和超越的能力和权利也有可能在道德异化过程中失落,或被歪曲。但人的道德主体性的这种失落和歪曲,使人极难产生对这种道德的怀疑,即使有人思想上对此怀疑,也很不容易去深刻追究探寻道德异化的各种社会原因,因而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茫然与错误。因此就使得很多道德主体以一种被动、消极、毫无作为、更多的是去适应或迎合这种道德的异化。消极、颓废的思想行为,这些在 历史 与现实中也屡见不鲜,如精神萎缩,行为放纵、智慧停滞等现象。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必然导致人在各个特殊活动领域中的主体地位的丧失,而主体性在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命运又都是人的整个主体性命运的具体表现和终极过程。因此就道德而言,与人的道德主体性失落扭曲同步的是道德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的错位,人不再是道德的主体,而是受道德支配的奴隶而处于被动地位。在道德支配的背后,则是人在精神上和行动上全面的奴隶。这样一来,人的道德行为,社会的道德表现都以一种自甘坠落的、随波逐流的一种心态和形态表现出来。这是极可悲、可怕的事。为此拯救人的灵魂,拯救人的道德主体性的积极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前所述,主体性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特征,主体的失落意味着人的资格的失落,然而这种非人状况对于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人不可能长久,尤其是人类自己业已进入信息社会,人的主体性,人在道德中的主体性就显的尤为重要。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人类千辛万苦寻找和确立自身位置和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的历史,人渴求发展、渴求创造、渴求理解生活、享受生活、并自由而深刻地思索,渴求作自己力量的主宰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些冲动虽然可能由于被非正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或非人制度强加的控制所压抑而扭曲。但却不可能永远占据社会的主流和主导。在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可能失掉探索向前的活力而不能表达或践行自己的正义道德行为,或是由于集权、强权的原因而不能放开眼界、拓宽视野,不能勇敢地挑战邪恶与不仁、不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人的社会作用中的人类理性和人类良心是任何力量都可能阻挡和泯灭的,总有一天正义与良知终将在人的道德主体性方面占据首要地位。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忽视和否认的事实。尤其是当人类进化到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的道德的主体性地位及作用愈来愈显示它巨大的社会主导力量,在当代我国在改革开放和一些特大灾难面前所提倡并表现出来的公平与正义、大爱与无私、善良与奉献等道德品质,就是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具体显现。

正是因为人的道德具有主体性的地位及影响作用,因而对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尊重及充分认识,并对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正确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在社会中的与生俱来的社会功能,它在调节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发展,并使我们人类的道德规范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和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社会功能作用,这正是我们重视和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的目的所在。

参考 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5:383.[2]论康德主体性伦 理学 思想及其德育意义.中国 德育,2008,(10).浅论道德的主体性地位

第二篇：论公务员队伍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

论公务员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

服务型政府是党和国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所提出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的中国特色政府管理新理念，并已经成为加快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

所谓服务型政府，从经济层面上讲，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制定公平的规则、加强监管，从而纠正市场失灵，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政府;从政治层面上讲，就是切实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力，确保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一个安全、平等和民主的制度环境，从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有效治理的政府;从社会层面上讲，则是从社会长远发展出发，提供稳定的就业、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调节贫富差距、打击违法犯罪等，确保社会健康发展的政府。即，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公共利益。其实，这也是我国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服务型政府是以为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而公务员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是政府职能的具体执行者，在国家行政管理运行中起着决策、组织、协调、控制的重要作用，直接影响着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等。“人是行政之本，人力资源是政府能力中的前提性因素，也是主导性因素。人力资源包括量(公务员的数量)与质(公务员的体质、知识、技能、价值观、团队精神等)两个方面。与数量相比，对政府能力高低产生决定影响的是人力资源的质的方面，这不仅是因为一定的质量可以弥补数量的不足，而且是因为它直接影响政府能力的其他因素效能的发挥。”因此，公务员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力军，公务员队伍的素质能力也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只有服务型的公务员才有服务型政府，服务型公务员是服务型政府的组织基础和力量基础，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得以顺利贯彻执行的关键。公务员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的:

1.政府服务理念的塑造应以公务员为主体

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提出，是我国政府治理理念的一次深刻变革。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而非自下而上的“自然生成型”而公务员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其行政理念的转变自然是首当其冲。

(1)公务员对政府服务理念的认同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前提。公务员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解和认识不足，观念的错误、消极的情绪等等都会阻碍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因此，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公务员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根本前提，这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还包括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行动，公务员只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才会在其日后的工作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前进，才能确保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顺利推进。

(2)加强公务员的伦理道德建设是政府服务理念塑造的保障。公务员具有双重的身份，既是具有自利性的普通公民，又是具有公共性的公共管理主体。显然，一个人作为公共管理主体与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职责会发生冲突碰撞，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的冲突，这也是公务员面临的伦理困境。面对这样的困境，究竟作何抉择，“在根本上取决于两种基本因素:公共管理者所受到的制度监督与控制，公共管理者自身的价值观”，换言之，在实施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公务员是将权力用于促进和实现公共利益，还是将权力用于谋取私利，既取决于宪政制度的安排，也取决于公务员的伦理道德水准。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能确保公共权力不背离公共性。因此加强公共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来讲，“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而且依赖于中国整个政府的公职体系和公职人员的伦理价值的重塑。”我们的政府曾经存在着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政府是由那些德才兼备的内圣之人或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组成的，他们都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道德品质，大公无私。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现实社会中，官派作风，官本位思想仍根深蒂固。因此，政

府服务理念的塑造在赢得公务员的认同的同时，还须加强公务员的伦理道德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把政府的服务理念落到实处。

2.政府服务规划的设计应以公务员为主体

如何设计政府服务规划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改进公共管理水平，而承担这一重要的职责的便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务员。显然，公务员是政府服务规划设计的主体。公务员是一种社会精英层次的人力资源③形式，具有制定公共政策、维持法律执行、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的重要角色。他们能够在政府规划的设计中利用先进的理念和价值观，运用先进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手段，决定社会资源的流动方向，从而影响着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和质量。人力资源的不断开发是政府综合管理能 力和绩效持续提高的源泉，因此，公务员设计合理的政府服务规划，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公务员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位，也使他们成为了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先知力量、社会行动的先导者，能及时对政府服务规划进行前瞻与调整，以引导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带动社会整体力量的选择。此外，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公务员在政府服务规划的主体地位将日益增强。从战略规划的角度来看，“公共部门战略规划已不再仅被看作是高层管理者所关心的事，现在它常常涉及一个更大和更广泛的战略管理小组，包括整个组织的计划人员和运作管理者。这个战略管理小组沟通了高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以及一线员工，打破了计划机构和运作机构之间的„官僚障碍‟，在其中，组织的运作管理者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或者参加了组织的战略计划和目标定位的构思，或者成为战略计划顾问”，①因此，当前政府服务规划不仅是少数专业计划人员的职责，更需要各层次、各领域公务员的共同智慧与努力。我国《公务员法》将公务员的范围从行政机关扩大到党委、人大、政协、审判、检察、民主党派七大机关工作人员，这也必将使其在政府规划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

3.政府服务能力的提升应以公务员为主体

政府效率和行政质量是政府能力的集中体现。公务员履行公共权力、实施公共政策、承担公共责任的主体，强调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直接指向行政效率和行政能力，因此，公务员的能力得提升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得关键，公务员的服务能力水平直接决定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公务员的服务能力是由其思想品质、知识水平、业务素质、技能水平、工作方法等体现的。一方面，作为人力资源，公务员的品德素质、行为能力与行为规范构成了政府能力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和手段②，直接作用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其中，公务员的政治品德和道德良心关系到他是否按照目标的规定，兢兢业业地为公众服务，以其责任心客观、公正地执法，势必影响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成效;而公务员的知识水平、业务素质、技能手段、工作方法，则关系到他是否有能力胜任政府的各项管理工作，能否高效率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是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的综合反映。另一方面，公务员对企业人力资源、科技人力资源也有着较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其知识、能力和素质是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之中，通过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效益而整合、优化配置整个社会的资源，创造整个社会的收益，推动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从而实现其价值增值的。这是公务员通过提高管理效益而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间接的人力资源形式，是和前面直接的作用力相互补充和配合的。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公务员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要与时俱进，满足人民的需求愿望;政府职能由过去的直接控制转变到监督服务中，要求公务员在知识、专业、能力素养上有较大提高。

4.政府服务绩效的改进要以公务员为主体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其构建必然伴随着提升政府绩效。所谓政府绩效，又称“公共生产力”、“国家生产力”、“公共组织绩效”、“政府业绩”、“政府作为”等，它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业绩、效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和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职能实施其意志的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①。很显然，政府的绩效是由人来创造的，政府绩效与创造绩效的主体—公务员的素质是紧密相关的。

(l)公务员的政绩观是政府绩效管理能力的体现。

在政府的实践运作过程中，“公务员的政绩观，即公务员对政府管理职责的理解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构成政府管理的软约束。……公务员的政绩观越靠近公共利益，政府管理的合法性就越强，政府管理的能力就越强”②，因而，在政府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绩效的改进必然会促使公务员树立合理的政绩观，以提升政府管理的能力，最终改进政府的绩效。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改进政府服务的绩效，公务员需要树立执政为民的政绩观。执政为民的绩观，简言之，就是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尺度和准则的政绩观。

(2)公务员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核心

对于政府来说，绩效管理的目的是政府整体绩效的改进与提升。而公务员作为政府绩效的创造的主体，其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整体绩效的提升。“政府绩效管理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每一位公务员的绩效支持所在政府机构的绩效，而每一个政府机构的绩效又支持上一级政府的绩效，最终确保中央政府的各项绩效能够达成。”③当前，“政府必须将公务员队伍以及公务员个人的绩效管理纳入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框架中，强化他们对于政府机构的使命和战略的贡献度;同时尽量基于客观的工作目标来考核公务员的个人绩效”，只有通过公务员个体及公务员队伍整体绩效的提升，才能最终实现政府绩效的改进与提升。

总之，公务员作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和政府事务的具体执行者，作为政府人力资源的第一要素，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和地位，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体。同时，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涉及技术、观念、机制和体制等方面变革与完善的深层次、全方位的工程，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公务员必须深刻理解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明确其目标和任务，更重要的是提升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以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三篇：论情报信息的地位

论情报战在信息化作战中的地位

考号：姓名：

[内容提要]

情报战，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探测、侦察获取敌方情报信息，保障指挥员正确决策，同时破坏或阻止敌探测、侦察，获取己方情报信息、削弱或摧毁敌情报侦察系统能力，影响、制止或改变敌决策者决心的一种作战样式。其核心是夺取战场“制情报权”，在整个信息战争中，情报战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作战样式，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信息战争的核心就是围绕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的争夺与对抗，而情报战实质上就是信息获取权的争夺与对抗。

[关键词] 信息 情报 信息战 情报战

一、信息与情报的区别与联系

从一般意义上说，情报是指一种经过鉴定和加工处理后的价值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情报可理解为我们“希望预先知道的那些有价值的信息”。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1978年修订版《辞海》中，“情报”的定义为：以侦察手段或其他方法获得的有关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道，如科学技术情报。显然，前者是指传统意义的“情报”，后者则包括了一定的“信息”内涵。信息，在军事上包含着情报之意，尽管古往今来的军事家在指挥战争时都离不开情报，但在以往的战争中，军事家从对情报的收集处理，变为决心指令下达，到实现对力量的使用和控制，全过程都是用人脑来完成的，只用当这一过程普遍通过人脑、电脑和网络共同来完成时，才展示了信息战争的真实意义。

因此，情报和信息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其中信息的范围更广泛，指所有能消除人的不确定度、能给人以新思想、新内容、新知识的信息。而情报则特指那些经过鉴定和加工处理的，对人们进行决策有一定价值的信息。也就是说，信息是情报的基础，是情报的材料，而情报则是过滤后的信息。因此，任何情报都必然是信息，而信息并不一定能成为情报。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任何作战行动都将从获得信息开始，而且，整个行动过程都离不开对信息的获取、支配信息，或者说夺取信息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准确地获得战场特别是敌人的信息，使自己耳聪目明；二是不让敌人获得信息，使敌人耳聋眼瞎。

在信息战争中，对抗双方围绕信息获取权的争夺，将越来越激烈，但 1

双方争夺的信息并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对其竞争和决策有特定价值的信息。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情报。所以，围绕情报的获取与反获取而展开的情报战，必然是信息战争中争夺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情报战的特点及信息时代的情报战

（一）、所谓情报战，一般来讲是指一个国家、集团为了满足某种竞争特别是战争的需要，采取各种手段，有意识、有目的地搜集、窃取和控制、利用对方的有关情报，同时防止对方的类似行动，削弱或摧毁敌情报侦察能力，影响、制止或改变敌决策而展开的对抗和斗争，是现代战争中一种非常重要的作战样式。情报战的得失，对战争的进程和胜负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是，要真正的去了解情报战，就先要了解其特点。

1、参与的全过程

在任何军事竞争中，武力对抗的序幕尚未来开之前，围绕着情报的搜集、处理和应用的情报作战早已悄悄拉开了帷幕，并且始终与整个战争进程相伴随。

（1）情报战总是先于其他作战行动而展开；

（2）情报战贯穿于战争进程的所有阶段；

（3）情报成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对抗形式的多样性

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化，古老的情报对抗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情报作战。与传统的情报对抗相比，现代情报作战的对抗程度更加激烈，形式更加多样，花样不断翻新。

（1）无孔不入的间谍；

（2）行踪诡秘的窃听；

（3）遍布全球的地面侦听；

（4）威力巨大的海上“猎手”；

（5）花样翻新的空中侦察；

（6）功能强大的卫星监视；

（7）日益重要的网络“间谍”。

3、侦察手段的综合性

由于情报对抗的极端重要性和机密性所决定，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情报作战的效能，任何一方都在充分发挥传统情报手段作用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把最新科技成果、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运用于情报侦察和情报对抗之中，作战手段更加与时俱进、综合多样。

（1）探测雷达；

（2）光学探测装置；

（3）电子侦察设备；

（4）声学探测设备；

（5）地面传感器。

4作战范围的广阔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人们逐渐认识到决定一个国家、名族或集团竞争地位的因素并不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信息在综合实力较量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信息争夺和对抗为基本内容的情报战的范围因此而迅速扩展，从传统的军事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以及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

（1）军事情报战愈演愈烈；

（2）经济情报战方兴未艾；

（3）科技情报战举足轻重；

（4）外交情报战明目张胆；

（5）政治情报战惊心动魄。

5、机构运作的神秘性

几乎每个国家都建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几乎所有的情报机构都笼罩着一种神秘色彩。各国情报机构的互探互测，演出了新世纪神秘莫测的交响曲。在情报作战史上，赫赫有名的情报机构有许多，其中最著名的情报机构大概要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

（二）、情报与战争几乎有着同样悠久的发展史。我国大军事家孙武很早就对情报战作了精辟的理论概括与总结。《孙子兵法》“用间篇”中指出：情报的取得，既不能靠祈求神鬼，也不能靠占卜算卦，而只有靠人去进行实地的侦察与获取，率先提出了“必取于人”的思想，认为间谍战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即：乡间、内间、反间、死间和生间等，这方面理论对后来的中外战争实践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情报战的第一个高速发展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进入成熟期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虽然只间隔二十几年，但期间科技水平却产生了巨大飞跃。特别是随着信息干扰、密码分析等先进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情报领域，使之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愈发凸显出来。

而今，情报战的发展重点已逐渐由以人为主开始转向以先进技术为主：航天飞机自由往返于地球与太空间，侦察卫星技术日益先进，空中、海上的侦察机、侦察船水平日益提高，使现代情报战逐渐摆脱了以间谍战为主的时代而走向了“大情报战”时代。从间谍飞机，到间谍船，再到“间谍卫星时代”等，可谓情报战无处不在。尤其计算机在各领域广泛运用，使得电脑间谍日益成为间谍战队伍中的重要成员，电脑间谍战也成为情报战的重要领域。美国《时代》周刊前不久发出一则惊人而又很平常的消息——美国情报机构启用网络间谍，这无疑为电脑悄然登陆网络情报战作了最好的诠释。

现代信息技术的空前发展，使得信息已由从属地位上升到了重要的主导地位，使夺取信息空间主动权成为信息化战争情报战的“制高点”。当今世界，围绕争夺信息、控制信息、使用信息的情报战已成为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和军事斗争的焦点，而情报战已不再是军人的专利，它已经渗透到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同时，电子情报防御，亦即信息安全保密作为电子情报战的重头戏已被推到前台，“频谱”成为信息角逐的主战场，保密伐谋作为超视距、非接触条件下的新对抗，无疑更成为军事斗争决胜的关键。情报战既是一个历史话题，又是一个未来话题。面对现代军事需求，情报战正在进入一个善用谋略的人脑与善于运筹的电脑有机结合的崭新时代。

三、情报战在信息化战争中的地位

围绕情报信息的获取与反获取而展开的情报战，是战争史上最古老的信息对抗形式之一，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其不仅更新了手段，丰富了内涵，丰富了内容，拓展了范围，成为信息战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作战样式，在信息战争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在信息化的战场上实施作战，不仅没有使传统的情报战降低地位，相反是其在作战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这是因为情报对获取的军事斗争所需要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的结果，是筹划决策和部队出动的重要依据。情报作为信息构成的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信息化的战场上，信息成为主导和支配战场的关键要素的情况下，作战决策靠信息，指挥控制依赖信息，精确打击需要信息，而这些信息绝大部分是通过情报的途径获得的。

在信息战条件下，情报战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情报战的发展强化了信息获取能力。情报作战的核心是情报信息的获取与反获取。人类不断增强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实施更大范围的信息对抗、进而实施信息战争的前提条件。

（二）情报战的发展提高了信息处理与控制能力。情报作战所获取和保护的情报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经过选择和加工并具有特定价值的信息，是能够为人们在各种竞争中提供有意帮助的信息。敌对双方情报作战能力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其信息获取羽凡获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双方信息控制能力。情报作战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类信息获取能力的增强，也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信息控制与处理能力。

（三）情报战的发展增强了信息传输与实用能力。寻找一种安全的、有效的传输手段将所获取的情报信息传送到需要者手中，是情报作战中着重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新的信息传输手段一出现，就立刻被用在情报作战中，而许多新的信息传输工具也是为了满足情报作战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总而言之，情报战在信息化战争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在现阶段及

以后可预见的时间里情报战都将在国家建设中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可动摇。

四、情报战在实战中的地位

（一）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参展国家最多的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在战争开始前和进行当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始终把情报作战放在突出位置，精心策划和组织。当科威特遭入侵后不久，中央情报局便在作战处和情报处分别设立了24小时值班的特别任务小组。能够搜集伊拉克目标或世界各地相关目标的国家情报搜集系统都投入了使用，支援了“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战后，美国战区指挥官、美国陆军中央总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指出：“美国和多国部队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和遭受的极小损失，应直接归功于针对于伊拉克人的出色情报工作。”

（二）阿富汗战争

对阿富汗军事行动打击开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再强调作战计划保密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在开始作战阶段，即使是一些例行性的公开信息，也不向公众或媒体透露，以防止被对方利用。有关美军用卫星轨道的所有数据全部加密，甚至还关闭了在互联网上的部分站点，以防止泄露军事行动。在竭力保证己方情报不被对方获取的同时，美国组建太空侦察网，全面搜寻塔利班，并截取电子邮件，截听电话，为实施精确打击提供情报支援。正是美军通过其先进的情报搜集网络，获取大量情报，为阿富汗战争的胜利里下了汗马功劳。

五、网络时代下的情报战

现如今的时代网络已经遍布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各个方面，而为人们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成为了情报战的主要战场之一。而各国都加大了网络上的建设如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军队已开始进行网络战实践，同时网络黑客也被五角大楼列为网络战的主要战士。1995年，一批把握了高技巧的“黑客”和具有广博计算机知识的人被五角大楼组织起来，成立信息战红色小组，美国网络战士初露端倪。1997年6月，美国第一批网络战士参加了国家安全局组织的秘密演习。仅仅几天，黑客就成功闯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以及华盛顿、芝加哥等部分地区的军用计算机网络，且控制了全国的电力网系统。2005年4月，美战略司令部司令卡特赖特公布，美国战略“黑客”部队业已成军。据悉，这支部队具备摧毁敌人网络，进入敌方电脑窃取或假造数据的能力，他们可以释放蠕虫病毒瘫痪敌人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使敌人无法指挥地面部队或发射地对空导弹。同时，该部队还能保护美国军方网络免受攻击。随后，美军各军种也纷纷组建网络部队：陆军建立了电脑应急反应分队；海军在“舰队信息战中心”成立了“海

军电脑应急反应分队”；空军则建立了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第67网络战联队和专门负责实施网络进攻的航空队——第8航空队。为了统一规划网络战，2007年9月18日，美国空军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成立临时网络战司令部，为2009年10月网络战司令部全面正式运营做预备。网络战司令部最终将与空军作战司令部、空军航天司令部平起平坐，由一名四星上将领导。现在美军有大约4万人从事与网络战相关的工作，网络战司令部将领导这支“网军”。

相反，我军在网络方面做的还不够好。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可以有计划的组建向美国一样的“网络部队”搜集情报，并在战事实施攻击。要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可以建立民间的网络组织，进行情报的搜集。

[参考文献]

1、李隆淼.《情报杂志--情报战在信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2002年版

2、王正德主编.《信息作战概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3、李明之等.《情报战》[M].北京： 19984、李振邦等.信息与情报[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第四篇：论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赋予了辩护律师独立的诉讼地位和广泛的诉讼权利。辩护律师的作用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日益完善，刑事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日显突出和重要。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指律师担任辩护人时，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职责和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有相同的规定，即“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项规定，确立了律师担任辩护人时在诉讼中拥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1、辩护律师不是独立的诉讼主体，但拥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主体是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自诉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律师是经国家授权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他既不代表国家参与诉讼，也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诉讼，与诉讼后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他既没有完整的主体权利，也不承担特定的义务，故不成其为诉讼主体。

但是，辩护律师毕竟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他独立地参与刑事诉讼。首先，他的辩护不受被告人的观点影响；其次，他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的活动，不受司法机关和其他部门或任何个人的非法干涉。这就决定了辩护律师决不是被告人的“代言人”，也不隶属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辩护律师拥有独立的诉讼地位，是具有特定身份和职责的诉讼参与人，法律赋予他广泛的诉讼权利。概括地说，他不仅仅可以一般地了解案情，而且有权阅卷、调查，乃至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通信。

2、人民法院有义务维护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立诉讼地位。

辩护律师提出的正确辩护意见有助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和作出公正裁判。案件审理过程中，通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以及相互质证，有利于人民法院最终作出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的裁判。因此，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有保障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义务，如在审理阶段，人民法院应在规定的期间，用出庭通知书的形式提前三天通知辩护律师出庭，辩护律师依法出庭履行职责，审判人员不得随意责令律师出庭等。但是，实践中也有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合议庭人员在庭审中，限制辩护律师发言时间、辩护轮数；或在律师发言时，合议庭人员不认真听取意见；在法律文书中对辩护律师意见阐述不明，不予采纳也不能充分说明其具体理由。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虽然保障了辩护律师独立的诉讼地位，但在实践中，审判机关更应认真严格地执行。

3、辩护律师与公诉人、自诉案件原告代理人的诉讼地位平等。

公诉人代表国家检察机关追诉犯罪，通过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的活动揭露、控诉犯罪。自诉案件的原告诉讼代理人，根据原告委托事项，依法履行代理控告被告之职责。辩护律师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角度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虽然他们的职责不同，但目的都是相同的，即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保证准确、及时查明案件，正确地适用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第一节就此作了专门规定，即辩护律师在征得审判长同意后，也可以讯问被告人、证人、鉴定人；

对证人证言，在法庭上，须经辩护人等人讯问、质证；在法庭辩护阶段，辩护人有与公诉人进行相互辩驳的权利等等。

4、辩护律师拥有实质意义上的独立诉讼地位来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律师不能作出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辩护，甚至作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辩护，当事人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拒绝辩护律师继续为他辩护。因此，律师不论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还是基于人民法院指定参加刑事诉讼，均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辩护律师的委托或接受。

第五篇：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内容摘要]：党的十六大和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先后在党章和宪法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我们重温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对于更好地学习、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体制改革；特色社会主义。

一、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伟大的实践，呼唤并产生伟大的理论。八十多年来，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在三大理论成果中，邓小平理论居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殊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的倡导者。他身体力行，亲自指导和带领全党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缔造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新中国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1956年，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归结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成功地实现了结合，并进而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当然伟大而不易，但要进而把她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更艰难、更伟大。毛泽东同志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而指导和带领全党实现“第二次结合”的重任，却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同志的肩上。

邓小平同志既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传奇般的革命经历、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的政治声望，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毛泽东思想和功业的继承人与发扬光大者。在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推进到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思想旗帜。

继邓小平同志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与演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探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依据我们党和人民的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三大理论成果中，既包含着实践上的历史联系，又包含着思想脉络上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体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趋势的统一的科学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它们都以中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又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2]，就会变形走样。其中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之中，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并处于居间的枢纽地位。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需要通过邓小平理论来贯通、解读和整合。尊重和珍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才能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完整准确地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思想精髓，从而自觉地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形成新认识，解决新问题，夺取新胜利。

二、邓小平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适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需要，应运而生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主题，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主题是结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探索和解决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用革命手段改造旧中国，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取代反动政权，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剥削制度。

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主题，是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以体制改革作为社会发展动力，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加快发展生产力，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邓

小平同志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并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和社会全面进步。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体制改革，使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的最具标志性的创新和突破。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叫“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就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是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邓小平理论根据中国实际所阐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形态。它包含一系列重要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断，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理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努力运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构想等等，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认为，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由中国原有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决定的、在发展水平上不发达和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说是“事实上不够格”[5]的社会主义。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从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起步。根据中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总体不发达的状况，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邓小平理论把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规定为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应地，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并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经济改革中，邓小平理论既主张放开、搞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同时，它又多次强调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6]这样，既鲜明地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性和坚定性；又体现了它对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包容性和整合性。

按照邓小平理论的战略思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既要对内充分利用证券、股市、期货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等经济手段，来搞活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对外还要尽可能地多引进一点国外的资金、资源、人才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7]

在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巩固与发展，并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主导作用，以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质的规定性；与此同时，又要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努力把一切可能的中性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包含和整合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的框架之中为我所用，也可以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中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就发挥着支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上的这种包容性和整合性，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奋斗。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

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8]这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项长久性的主题。对它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思想，成于邓小平理论，发展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还要一代代延续和发展下去。这中间，邓小平理论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开创这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光荣。邓小平同志奠基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永远不朽的历史丰碑。

三、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自从1943年共产国际在完成了历史使命而自行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改变了自己活动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自此，各国社会主义事业也就完全由本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团结和领导本国人民去不断探索、争取本国革命的进展和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也据此制定了同各国兄弟共产党、工人阶级政党发展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四条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奋斗方式的这种改变，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表现和必然要求。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方针，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不当头，不引火烧身。在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同时，既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中国也决不干预别国内政。邓小平同志说过，“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们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9]。也就是要集中精力实行改革开放，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及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国际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就与日俱增。

（一），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和成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间发生的奇迹，是邓小平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人类社会在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苏联在20－30年代的兴起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衰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曾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74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苏共败亡给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政治上的冲击，也是极其严重的。然而，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步入低潮的时候，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奇迹。在由邓小平理论指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神奇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中国经济由此连续获得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和健康的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欣欣向荣、兴旺发达，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

在苏联解体的前两年，即1989年，邓小平同志就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局上看到了中国改革和建设成功的国际意义。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他强调，“只要中国不垮”、“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10]。我们应当站在这种政治高度，来看待邓小平理论和它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二），当今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在向现代化迈进，并开始真正富强起来，这使中国正在产生示范效应，从而使邓小平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

众所周知，世界资本主义如果从十四世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和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即使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当然，它在给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特别是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带来种种苦难和浩劫的同时，也开创了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促进了人类社会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其数百年间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只是造就了为数不多的极少数富裕和强盛的国家。在当今世界的190多的国家中，其现代化发展得比较充分、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的只有22个[11]，而且其核心仅是西方“七国集团”。其余的绝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位居发展中国家之列。资本主义带给我们世界的，并不是遍地鲜花，而是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南北差距不断拉大、世界战乱频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内，看不到发展和富强的真正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这个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在又有近13亿人口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能够按照邓小平理论所确定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步骤，通过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就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比较快地富强起来。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鼓舞作用、对人类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自明、难以估量的。邓小平理论由此享有的世界历史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即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中所占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深远的。

[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4]、同上书，第63页，[5]、同上书，第225页，[6]、同上书，第142页，[7]、同上书，第373页，[8]、同上书，第379－380页，[9]同上书，第320、321页，[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11]《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