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展望读书报告

第一篇：中国文化的展望读书报告

《中国文化的展望》读书报告

《中国文化的展望》是殷海光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现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献。书中采用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及逻辑分析的方法，讨论近代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作者具有开阔的视野，能把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来对待，能以世界的、全局的眼光来展望中国文化，对读者颇具启发意义。本书不仅是殷先生对“中西文化论争”这个问题的回应解析，还全面展现了他的文化观与人生观，具体反映当代自由主义者探求理想未来的思维世界。本书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要用简短文字完整地进行评述，显然是有难度，因此挑出本书中我关注的“自由主义的趋向” 和“西化的主张”这两章进行分析。

就文化观来讲，基本上有两种，一是功利主义文化观，一是自由主义文化观。《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是自由主义文化观。殷海光是哲学家金岳霖的学生，又深受罗素、海耶克等人的影响；他的学术思想有两大支撑——逻辑经验论和自由主义观念体系。因此殷海光反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严重的曲解，这些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都有所体现。我们普遍认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也不允许自由主义泛滥，社会主义也不会允许。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至最高阶段的表现，体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自在、自为。而在阶级社会，任何政府都不能允许自由主义泛滥。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否定殷海光的文化观，因为他的文化观必竟为我们的文化哲学增添了增添新的内涵，也对人类终极目标的文化愿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而“西化的主张”中，书中也展现了中国文化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盘西化的一些极端观点。关于梁漱溟对文化的认知问题，他认为人类生活有三大问题，即人对物、人对人和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同时，人类生活有三种根本态度，即意欲向前要求、意欲调和持中与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近代“西洋文化”以第一种态度解决第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分别以第二、第三种态度解决第二第三个问题，于是人类文化演变为三大系，由于三大问题深浅不等，其出现时期应有先后，“西洋文化”为代表的人类第一期文化尚未完成，而中国人不待走完第一期就直接进入了第二期。中国的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于是出现了短缺的一面，即为幼稚、衰老、不落实。不过，按他的说法，印度文化就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是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中国文化则是人对人意欲调和持中。而发展至西方文化的工业革命则是人对物的问题，体现意欲向前要求，如今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而前工业时期，则是印度文化为主导，是解决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体现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这种出世的文化倾向，依然无法规避当前的全球化碰撞的问题。

于是，按梁漱溟的观点，中国文化正当重新可以焕发新生命之时，意欲调和持中，这才是解决文明的冲突，构建和谐的世界的主导思维。这个上个世纪提出的观点，在经历了时间洗礼之后，我们现在看来，还是有着一定的启发性的。

于久达

新闻系2班学号：08080218

第二篇：《中国文化的出路》读书报告

《中国文化的出路》读书报告

【摘要】中国文化的出路在哪？陈序经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的出路》[1]中给出了他所处时代的答案。本文从三个方面对陈先生的观点了分析：第一，对《中国文化的出路》[1]进行了内容总结，概括了陈先生的观点；第二，就陈先生的全盘西化的观点，放在当今中国的文化环境下做了简要讨论；第三，依据中国文化中对个人主义的弱化，表达了笔者对强调个人主义的支持。

【关键词】中国文化全盘西化折衷复古个人主义

陈序经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运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理论，提出了他关于文化的根本观念，并基于此，对当时中西文化问题上的三个派别：（1）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2）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3）主张折衷办法的，结合其他学家的观点和著作，做了深入介绍和比较研究，从而表达自己认为当时中国文化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对于文化的根本观念，陈序经先生的眼界是非常广阔的——“而现在所谓世界的文化，恐怕也不外是将来人所谓宇宙文化的一小部分罢”，这是一个跳出地域，跳出民族，跳出国家的观念，大胆而言之有理。三个中西文化问题的派别中，陈先生支持的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对于其它两种：折衷办法的派别——陈先生分析了其众多的派别，并明确指出其对于文化的多种分类不过是文化众多方面之一罢了，例如动静文化、人物文化等；复古办法的观察——陈先生就孔教在中国的影响进行了论证，孔教在中国的成功是在其消极方面，并非其积极方面。总而言之，折衷的办法办不到，复古的途经走不通，其最大的缺点是：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的真义，而后者昧于文化发展变换的道理。于是，陈先生提出了全盘西化的理由：（1）中国在态度上趋于西化；（2）中国在事实上趋于西化；（3）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中国进步得多；（4）西洋的现代化是现世的趋势。最终，陈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全盘接受西化，彻底打破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垄断，提倡个人主义。

一、全盘西化的思考

陈先生主张全盘接受西化文化，是面对一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国家提出的，他之所以否定了其它两种，是因为在当时政府腐败、国民愚昧的情况下，这两种派别本质上是一种调和，治标不治本，只不过在延长清帝国苟延残喘的时间而已。于是，陈先生希望彻底，希望能彻底地改变中国文化，让中国重新站立，那么在欧洲和日本已经证明了巨大成功的西方文化自然是不二之选。原本笔者是想对陈先生全盘西化的观点进行一些辩证思考，遂提出一些驳论的，然而，陈先生已在书中对反对者的意见进行了反驳，由此不难看出他对于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是下足了功夫的，是值得考究的。可是，放眼当今的中国，陈先生的观点确实是有些固执的。如今的中国虽然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强大起来的，但是我们并不是一味的模仿，而是进行改良，得到适应中国的文化，同时，也没有抛弃孔孟之道，相反，近年来，不管是在教育界，还是其它领域，很多都在强调孔孟之道的学习，其中的仁义礼智信仍旧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更是一个大国应有的风范。

二、个人主义的强化

虽然笔者对陈先生的全盘西化持有异议，但是考虑到陈先生所处的社会，所面对的现实，其观点仍旧应得到极高的肯定和评价。尤其是陈先生提倡个人主义这一点，笔者非常赞成。如若说当今中国的在文化上还缺少什么，或者哪些方面还有待发展，那个人主义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非常强调集体的概念，个人只是组成集体的部分，不管是这个个体何等优秀，具有何等贡献，都不能凌驾于集体之上，这一点，在中国的书籍、影视作品等日常文化宣传媒介中非常明确，所以我们可以有杨子荣，但绝不会有美国队长。而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像生产线上下来的产品，没有鲜明的个人特征。我们国家现今非常强调创新，而创新的主体是人，倘若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那何谈创新？我们需要有个人特征鲜明的人，而不是把这类人当做异类来同化。当然，笔者并非强调个人主义高于集体主义，而是明确我们需要尊重个人主义，切不可因为个体意见和集体意见的差异，而强制同化这个个体。对于此，笔者很庆幸能够在北京大学完成自己的高等教育，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个人特征，不会有人觉得你怪异，你总是能够找到一些和你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们有着全国高校中最丰富社团群体，在这个一个个团体中，你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并收到更多的支持和反驳来丰富自己的观点。北大在个人主义方面给予她的孩子们极高的尊重，而我们也时刻铭记着——自己是一个个体，更同属于一个集体，北大，北大人这个标签，我们不会，更不愿意没有它。

参考文献

[1]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M].岳麓书社, 2010.

第三篇：中国文化在东南亚 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人文社科学院 10历史学 陈静 10202015 书名：中国文化在东南亚

作者：杨保筠，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教授科目有：东南亚史料学、东南亚古代历史与文化、东南亚近现代历史研究、东南亚当代问题研究、战后印度支那研究、东南亚综合研究等。先后有《越南南方阮氏割据政权史研究（1600-1775）》《「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东南亚近现代史》《变动世界中的奠边府战役与日内瓦会议——“奠边府战役暨日内瓦会议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等专著出版，是国内研究东南亚历史的重要史学家。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2009年9月

内容简介：《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全书一共有六章，共有157页。前五章在回顾和研究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基础上，叙述中国政治经济、工艺科技、文学艺术、宗教、习俗在东南亚传播及影响，第六章，则写到了中国所吸收的东南亚文化因素。且书名中的文化一词是广义的，在包括狭义文化的同时，包含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文化。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是近邻，地理位置上的临近，使两个地区间的联系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就开始了，中国与各国的交往时间有长有短，有高潮和低谷，也有对立和缓和之分，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可谓是源远流长，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增多的需要，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了解中国和东南亚间的各方面交流的历史十分重要。在阅读完这本书以及翻阅其它书籍资料的基础上，我简单的总结了，中国在与东南亚交流的主要途径和交流特点。

一、交流途径

东南亚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两个地区间交往的途经，不仅是起到了交流的作用，也起到了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作用。这些途径多种多样，其中以官方交流为主导，同时民间交流也非常活跃。

1、国家间互派使者。首先，国家间互派使团使者，是官方间最正式和最有效的交流方式。一方面，使团里，各类人才云集，都是两国间各个领域先进的代表，当代表团到达时，势必会将这些先进的事物展示给对方国家，并且教授给当地人，促进两国各个领域间的交流。同时，为了迎接使团的到来，接待国要做一定的准备，熟悉来访国的语言文化，这也是一种学习和交往过程，如1407年，明朝设立“四夷馆”，以便于“习夷字以通朝贡”，同时，使团中很多使者的任务便是学习，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等等。1638年明朝政府派遣学者到暹罗学习暹罗文字，以便两国国王的通信，这都促进了语言文化的相互了解学习。

2、两国间互赠礼物，其中“朝贡贸易”最被世人所熟悉。朝贡贸易，不仅赠送的是金银财宝，还有其它各种有益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交往的礼物。如立历法、书籍、作物种子、技术工匠等等。

3、国家间的战争及边界冲突。战争冲突，往往给人们带来灾难和伤痛，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交流。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一些先进文化往往通过军队，战俘等传入对方国家。如瓜哇王通过击败元军，夺取火器而掌握制造火药和火器的技术；1407年，安南王子黎澄被俘至中国后，因善造交趾神枪被重用，后被明朝军队奉为火器之神。

4、此外，中国对这些地方的行政管辖和占领也是一种交流途径。在封建社会时期，东南亚很多地方属于中国管辖或者为中国的藩属国。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在这些地方实行本朝法律，行政机构、文化、教育等政策与内地并无太多差异，使中国文化和这些地区的文化在交流中融合，如独立前的越南，大部分地区属中国封建王朝郡县，中原王朝在秦朝统一以后，便开始了对岭南地区的开发，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内地与这些地方的交流。另一方面，对中国称臣的这些藩属国积极主动的学习中国的先进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甚至从生活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按照中国对本国进行改革，在有意和无意间促进了文化的沟通和了解。

5、通商贸易，是民间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中发挥作用的，既有东南亚各国或经由这些国家来华的商旅，也有前往东南亚经商的中国商人。一方面，中国商人们不仅把本国的商品带到所经国家，也常常习惯性的把本国的生产技术、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带到哪里，在当地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样的，在中国的东南亚商人们也会将他们在中国所接收到的物产文化习俗等带回到东南亚地区。

6、侨民所起的传播媒介作用。从中国与东南亚建立起联系起，双方便有相互间的人员来往，不少人则留在当地成为侨民。其中，以中国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为显著代表。东南亚，是华人华侨聚居最多的地方，成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传播与交流的桥梁。中国人主动或者被动的向东南亚迁移，成为民间交流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华人出洋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政权交迭、逃避战乱、外出谋生、赶不上季风回国等。久而久之，聚居东南亚的华人越来越多，他们把中国的生活习俗、建筑风格、节日礼仪等等都带到那里，并融入当地的因素，渐渐的被当地人所接受。同时，利用回国定居、探亲等机会，把所在国的一些物产、文化带回故国。另一方面，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踏实苦干，不仅成为当地的富商，有的更是进入统治阶层或者成为统治者，如越南李朝建立者李公蕴和陈朝的建立者，都是祖籍福建的华人。这无疑成为推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交往的动力。

7、其中，一种特殊的形式便是中国文化通过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而间接地的传入。东南亚各国，处在中国文化的辐射范围内，一些主动接受中国文化濡染并且濡染较深的国家在与周边各国的交往中，间接的把吸收的许多中国文化的因素传播到其他国家。其中典型的是17、18世纪越南与柬埔寨宫廷联姻、入侵柬埔寨、占婆等方式，迫使这些国家的人接受其文化习俗，又由于越南伸手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便加速了汉文化的因素在这些国家的传播。

二、中国与东南亚交流的特点

1.这种交流及文化传播是相互的，双方都从中受益。虽然有时交流是在战争的背景下，但是不同于文化霸权，东南亚与中国的交流大多是在和平及自愿的环境下进行的，是有益于双方关系和双方国家长远发展进步的。然而，由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中国长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领先于世界，领先于东南亚，所以中国对东南亚的交流以中国文化输出为主，东南亚较多的受到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双方长期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也从东南亚地区各国吸取了很多有益的东西。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国文化传入东南亚，一方面提高了当地的社会发展水平，促进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例如，中国文化的传入，刺激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瓷器及丝绸的巨大需求，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这些行业的兴盛。

2.双方间的交流是多种多样的，涉及很多领域。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深入，双方交往的领域也从单一的经济贸易领域，扩展到了政治、文化、科技等。其涵盖面之广，领域之深，在古代中国的对方交流中，位居前列。大一点的层次来说有：政治制度、经济贸易、生产工艺、科学技术、语言文字、音乐、宗教、风俗习惯。分得更细的话，则有法律制定、选官制度、货币制度、建筑技术、历法、服装、节日等等。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找到对方文化的影响。

3、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主要是在和平的环境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否认，在中国与东南亚的长期历史关系中，不时的出现边境纷争，大小不等的战争，有的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所发动，有的则是东南亚国家间发生的入侵与防御而引起的。同时也有是占领国强迫被占领地人们接受本国文化。但是，这些纷争和战争都是暂时的，历史发展的主调是和平的，也是各国间官方民间自愿进行的，是互利互惠的。正是这样的环境，为中国和东南亚政府之间的接触，人员的往来、通商贸易、移民定居提供了保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联系和交流，促进了双方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和东南亚两地间的交流历经2000年的发展却不曾中断就印证了这一点。

4、双方间的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民间渠道，发挥作用最大的是各国的侨民，其中又以华人华侨的努力为主要形式。在研究史料时不难发现，明清时期是东南亚的中国移民迅速增长的时期，也是中国与东南亚交流迅速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也更加深入。这是由于，华人华侨深入当当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和各种职业的当地人产生经济、生活等联系，使中国文化被更多当地人所了解。同时，华人华侨在当地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这些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使得当地人更乐于主动去与中国文化交流。

5、双方的交流不仅促进了双方间各个领域的进步及发展，同时有利于这些文化的保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史学、语言学、建筑学等研究研究。首先，文化间的交流是有助于文化的革新的，在交流的过程中博采众长，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很多语言、文字、习俗、技艺、书籍等会在战争或者政治事件中失传或者消失。但如果这些文化在多个国家间传播，便避免了这样的情况发生。如许多在现代汉语中早已消失的古汉语词汇，直径仍然运用于越南人们的口语中，成为语言学家研究古汉语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在史学方面，如唐代高僧义净赴印度求法，途经末罗瑜、室利佛逝，所译的《杂经论》，撰写的《南海寄归海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成为研究古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室利佛逝的珍贵史料。同时考古工作者可以利用这种便利，把遗漏的历史事件、历史材料补全，以上就是读完这本书后，得出的对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途经和特点结论

三、读后评价

本书相对于很多有关著作来说，比较简短，但却全面，全书六个章节，各有各的侧重点，按照不同领域来叙述。在重点介绍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同时也简要叙述看东南亚各国文化在丰富中国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书中把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简明扼要地全面介绍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所用语言，通俗易懂，写作过程中，参考的书目多，相关史料运用得恰到好处，在证明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加深了读者的认识。但本书对于东南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叙述篇幅只有一章，虽然与古代东南亚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关，但篇幅过短不能完全体现交流作用的相互性。

第四篇：《中国文化读本》读书心得

《中华文化读本》的读后感

说实话，这本书更像一本字典，但很高兴我有机会读到它，由它带我走进我所熟悉而又陌生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博大深邃，气象氤氲，绵延悠久。”文章开头就足以让我体味到轻雾弥漫，云烟缭绕，密林深踪，铮铮淙淙的悠长义蕴，不但是对中华文化，也是对文字的本身。中国的文字如同中华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锤打和磨练，从契刻甲骨文用来记事，到铸器上的金文用来歌功颂德，再到后来，人们学会了用它描写生活，表现平凡人的喜怒哀乐„„人们常说百炼成钢，那么千年会炼成什么呢？那就是深深印在我们脑海里，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华情结。所以会有“月是故乡明”的诗句，所以会有《中华民谣》的歌曲。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渴望了解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过去发生的事情，而这片土地曾经，并将永远属于中国，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想这种感觉，是每个中国人共有的。所以当我在翻阅此书时，我不仅一次次对我们的祖先产生景仰，也为自己是从中华文化走过来的中国人感到骄傲。

书中所述内容，大多为我们熟悉，比如四大发明、秦始皇陵等。但你可知朵积术和级数求和？你可知孙子定理和大衍求一术？为我们的古人骄傲吧！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撰写了在现在看来也都艰涩难弄的数学文字。奇怪古人为何要解这么复杂，却又没有多少实用意义的数学题。在敬佩他们智慧的同时，也看到了祖先不凡的创造力和包裹在其中的一种文化穿透力，我把这定义为隐文化。

中华文化，我们的根。其中的博大精深，是一个小小的我不能尽数的，但由此联想到了台湾问题。

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祖国的统一，台湾问题的顺利解决才有了根基。当连战面对气势宏伟的世界第八大奇迹时，当宋憷玉在黄帝陵前谒拜时，我想那一刻，所有国人的心都被紧紧的拽在了一起。60年隔阂被压缩了，缩短了时间，缩小了距离。“一个中国”，连同相同的文化都被紧紧的包融在了一起。有了这样的根基，会使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有了可能。

是啊！一个世纪的隔阂，和同宗同祖，和五千年的文化沉淀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每一个中国人都渴望世界的和平，期盼早日迎来台湾的回归。

虽然我们不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但我们却是文明的传承者。

翻阅历史，我们会惊讶的发现很多东西已经消失，很多东西正在消逝。现在的人类生活在物质文明相对丰富的时代，整天感受着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视觉冲击。怎样让文明继续持有，文明会因我们而失落吗？一想到这个问题，就让人胆战心惊，因为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确丢失过玛雅、巴比伦、印加等可知、不可知的文明。见证它们曾经轰轰烈烈存在过的，是一处又一处被时间侵蚀了的巨型建筑,是一个又一个遗散在世界各地、在现代人看来仍然充满灵性的艺术品。

传承历史，我们的责任，传承文明，也同样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但正是千千万万个没有名字的人谱写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华文化的历史。既然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就应将它继续下去，做一个无愧于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第五篇：《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读书报告

读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雷海宗(1902-1962，河北永清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20世纪30, 40年代战国策派代表人物之一。其于1938年12月所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可谓是其史学思想与现实主义思想的综介体现。在此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史观，也可以看到在1938年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雷海宗先生对于中华民族如何战胜日寇，在战火纷飞的世界环境下得以生存与复兴的深刻探讨。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可以说是雷海宗先生的成名作，也最能反映其学术成就以及思想。同时，这本书还是从“兵文化”角度探讨中国文化的开山之作。通过阅读本书以及了解本书的写作和编写情况，我发现它并不能算作雷先生的学术专著，只能算作一本论文集。本书分为三大部分：上编、下编、附录。上编的内容主要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和批判。包括《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无兵的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两周》。我把上编也分为三个部分：前三篇主要写了秦朝以前，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第四篇主要写的是秦汉以下中国兵文化的衰落，最后一篇是雷先生运用文化形态史观的方法合论了整个中国的文化特征。下编则收录了《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这两篇文章是中国抗战爆发后，雷海宗针对抗战建国中的中国所发表的看法，目的是为了增强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本书的附录收录了《世袭以外的大位继承法》一文。在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以后，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一．中国的兵

作者从“零散材料的许可范围内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心理怎样；至于制度的变迁不过是附带论及，因为那只是这种精神情况的框架，本身并无轻重。”并且相信兵的精神是看清一个民族盛衰的方法。春秋时代虽然有平民当兵，但是士族才是当兵的主体。当时的贵族踊跃参军，视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士族子弟自幼接受文武方面的教育”，打仗全无怕死心理。并且春秋时代两军对战更多的是为了平衡实力，作战讲究章法礼仪，厮杀不多。战国时期，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作战的目的是为了完全灭掉对方，战争消灭对方有生力量，获胜方经常坑杀降卒，战争变得异常惨烈严酷。因此军民的心理都发生变化，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平民出现厌战心理，二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以及和平主义的宣传提倡。同时，秦国为了防止六国复起，以及为了满足戍边的需要，秦代开始征兵制，而“所发的都是社会所认为下流的人。„„这是后代只有流民当兵，兵匪不分，军民互相仇视的变态局面的滥筋。”楚汉之际，军队只属于主帅而不属于国家，爱国观念非常淡薄，此后，“爱国的观念消灭，爱天下的观念流产，人民渐多不愿入伍，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麻木昏睡的社会。”

雷海宗从兵的角度切入来总结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认为一个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可以评价出一个民族是否具有进取心。透过本书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雷先生笔下的“兵”指的不单单只是上战场作战的士兵，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只有高素质的国民才会有高素质的兵，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是积极向上的。如果一个民族走向堕落，那么这个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都会走向腐败破灭。一个民族的兵是否强大，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民族是否富强，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风貌。在一个尚武的，有进取心的民族团体中，他们渴求胜利的欲望要远大于其他民族，使他们更加容易抓住历史的机遇。雷海宗先生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问题，他在书中写到“兵的问题牵动整个社会”，“兵可以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在当时抗战的年代，他认为应该培养一种武德，即为民族和国家献身的精神。而且我们要彻底摒弃腐败堕落的文德。他认为文德是导致整个社会腐败的根源。“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幸、欺诈、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系列类似的特征，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针对当时的情况，他也提出了改造国民的方法“每个国民，尤其是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必须文武兼备。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如此，不能创造光明磊落的文化。此点若不能达到，将来我们若仍与以往2000年同样地去度纯文德的卑鄙生活，还不如就此亡国灭种，反倒痛快!”

总之，雷海宗这个视角可谓由小见大，可以说这是他独特的“兵”的理论，到全体国民素质，他从上到下地批判了全体社会成员，透彻地分析了国民劣根性解决办法。可以说，这样的视角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二．中国文化周期说

雷海宗的中国文化周期说建立在其文化形态史观的基础之上。他的文化形态史观是西方史学家斯宾格勒、汤因比开创的历史形态学的东方回应。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雷海宗先生只是继承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历史形态学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历史研究的方法。他重视文化的自律性，认为文化为具有发展—兴盛—衰败—灭亡生命周期的有机体。每个文化都要经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文化灭亡的末世五个时代，此后该文化便不复存在。雷海宗以其文化形态的五阶段说来考察中国历史，却发现至公元383年把水之战时，中国文化己走完其五个阶段，理当灭亡，但中国文化却继续生存发展下去。为什么中国文化避免了与埃及、希腊罗马文化一样被外族征服的命运?雷海宗扬弃了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局限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说。

研究中国史时，雷海宗有自己独特的分期方法。他说“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383年的把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二周，由西元383年至今口，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他把第一周细分为封建、春秋、战国、帝国、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五个时代;第二周细分为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明、晚明盛清、清末中华民国五个时期。

中国文化能够“独具二周”，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其他文化在一周后灭绝，中国文化何以仍有强盛的生命力呢?雷海宗认为，是胡汉民族的融合、印度佛教的传入，特别是江南的开发，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因子，带来了新的生机。中国文化之所以有第二周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文化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扩展到以江南(长江和珠江流域)为中心。雷海宗分析了历史上开发江南的情况，认为“最后得到机会开发南方的可以说是优秀分子中选择出来的优秀分子所以二千年来，虽因外患来自北方而统一的首都始终设在中原，然而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地位一代比一代重要，人口一代比一代繁殖，到最后都远超中原之上”。最后，雷海宗作了如下总结:“到明清时代，很显然的，中原己成为南方的附庸了。富力的增加，文化的提高，人口的繁衍，当然都与此有关。这个发展是我们第二周文化的最大事业。在别的民族己到了老死的时期，我们反倒开拓出这样一个伟大的新天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例外。”

雷海宗还探讨了建设中国文化第三周的途径。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是“在结束第二周的传统文化建设第三周的崭新文化’，因此他主张“在抗战中建国”，“无情的摒弃一切可能的成功捷径”而“忍受目前这种无上的损失与痛苦”:“若要健全地推行建国运动，我们整个的民族必须经过一番悲壮惨烈的磨练。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在雷海宗看来，要创造新生的第三周中国文化，重点要解决好兵、家族、元首三个问题:“兵”可以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以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以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的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