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绅士》读后感
《中国绅士》读后感
中国绅士,是指那些在城市与农村游手好闲逃避劳动,却更愿意去争夺政治权利的一批人。在西方入侵之前,他们作为绅士存在于农村和小城镇之中,而之后,他们只有依靠地租寄生于广大劳动人民。那么这些人是怎样产生的呢?费老认为,在古代传统社会,人们的“桑梓之情”十分浓厚,人与土地之间有强烈的感情,“落叶”必须“归根”。然而,到了近代社会,送出去求学的学生在外出求学之后,便不愿意归来,因为所学之物与农村实际操作大相径庭,并无用武之地。他们并没有机会用他们所受的现代方法训练去改革传统方法,又无法生产谋生,只有走上争夺政治权利的道路。再者,由于当时中国仍处于半殖民社会,不易大力发展大规模工业,西方文明并没有完全引入,引进的是一些追求享受的表面因素。因此,在没有物质基础的前提下便产生了这样一群人。
对比当代社会,工业大规模发展的今天,亦有诸多从农村外出求学的学子,又有多少个回归了农村呢?他们所学之物或是求学之年在外的见识让他们不甘于回家耕地,总想在外拼搏一番,以期改变自身的命运,过上更好的物质享受的生活,因此,他们大多数漂泊在一线或是二线的中大型城市,领着在大城市勉强过活的薪水,或是肩上顶着承重的房贷、车贷,成为“蜗居”一族、“北漂”一族。少数饶有成就的,用没日没夜的加班、永不充足的睡眠换来房子、车子、不愁吃穿的富裕生活,但这真是他们最初想要的生活吗?
第二篇:中国绅士_读后感
《中国绅士》读后感
—— 张仲礼
1治安七区队李瑶 201120270243 我觉得很好的地方:第六节绅士对特权地位的利用
绅士的地位给了他们许多好处。他们的特权为他们提供了若干特殊的免税和免 刑等待遇,这不仅为法律所承认,也为社会所接受。然而实际上,绅士凭藉其地位常常 将其权力扩大到超过明文规定的限度。
在纳税方面,他们对自己地位的利用十分明显,许多绅士都能偷漏赋税,甚至将某些 政府税款中饱私囊。按理说,绅士地主应像平民地主一样缴纳同样的田赋和漕粮。实际 上,赋税缴纳的不平等是司空见惯的。绅士常自称为“绅户”、“儒户”、“官户”、“城户”、“大 户”,他们称百姓为“民户”、“乡户”、“小户”。用这些词是显示纳税方面的差异。
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在描述江北地区漕粮负担不平等时就说:“江北漕价向有绅 户、民户之别,又有城户、乡户之别。绅户每石有全不完者,有收二千余文者,有收三千 余文者。”而“乡户、民户则有收至六七千文者,甚有收至十五六千文者。低昂悬殊,骇 人听闻。”“归官者不过每石六千八百文”。丁日昌还指出“大概城中民户尚不十分吃 亏,乡中民户则真吏胥之食邑户矣。”
再如在江苏通州,绅户和乡户的赋税征收也显示出同样的差别。巡抚丁日昌指出,造成这种税率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纳税者常常不知道田赋的确切数额。因此他令各 知州、知县将不同等级土地应付的不等的税率公诸于众。他强调纳税平等的必要性,并 下令禁革大户、小户名目。他坚持在征税方面,“自应无分绅民,一例收缴,以昭平均„„ 倘有绅户恃衿抗违,及里排人等欺蒙小户,影射浮勒等情,即由县详请、分别究惩,勿稍姑 息”。这些政令的有效性当然难以评价。丁日昌力主取消大户、小户的名目,缴纳赋税不 得有差别。但是他承认,歉年时允许瞒报的陋习仍然存在,征税制度上就留下了漏洞。
纳税的不平等在19世纪中国造成了如此严重的问题,以致有些绅士本人也提出了平等纳税的原则。江苏著名绅士领袖冯桂芬咸丰三年(1853)曾著《均赋说》四篇,力主赋税平等。四篇分别针对四种人。第一篇《均赋说劝官》,他呼吁官吏要自尊,“丛怨于绅衿,肆虐于平民,小而讦讼,大而闹漕,身败名裂,官实当之,非所谓任其咎者乎。”他认为,均赋要减少铺仓兑运各费,使胥吏差役无中饱之机会。第四篇《均赋说劝民》,他说行均赋之法,将有利于乡民,他提醒乡民,不要相信丁胥差役“造作浮言,以为别有良法,或隐匿逋欠,或贿买灾荒„„用此术以荧惑乡愚”。在第二篇《均赋说劝绅》、第三篇《均赋说劝衿》两文中,分别劝说上层和下层绅士。对上层绅士,他说:“同一业田,同一完粮,人何以宜多,我何以宜少?”他又提出:“我能保子孙之为绅不为民乎?能保子孙之有田无田乎?更能保子孙之有无乎?”对下层绅士,他指出,绅士完纳短少,则使胥吏有从乡民处勒折浮收之机。而浮收之划分,下层绅士所得最少。“漕务之利,丁胥差役百之,官十之,绅二三之,衿特一之耳,甚有不及一者。故日获利最微。”所以“漕务中之最可怜悯者,惟衿。何也,日获利最微也,婴祸最易也,贻误又最大也。”一旦有事,罹祸者必为他们。冯桂芬又说,衿“所恃者学政。然近来学政有如万载辛公从益者乎?无有也。褫一生,斥一监,朝上牍,夕报可矣。”“国课之宜完,民艰之宜恤,为士者必知均赋之为善政。„„为民者可以不知,为士者岂宜不知此?而不知又何足以为士乎。”
但是,一般地说绅士并不会因此而不安,绅士拿到的比重或许也不止此数。
绅士如想不纳田赋和漕粮,常常有意拖欠,以期最终能偷漏。为杜绝弊端,政府制订了一些规定以制止这种情况发生。在登录田赋的“印簿及串票内,注明绅衿某人字样,按限催比”,这样如果他们拒纳,就要“照绅衿抗粮例治罪”。②还规定,绅衿应纳之粮,另立印簿注明奏销时,将绅衿“所欠分数,逐户开出,别册详报”。③这些措施早在19世纪以前就提到,在19世纪中又一再重申。
绅士拒纳或拖欠赋款,可能会被革去身份,还要追究治罪。他们唯有赋款偿清才可恢复其身份。并且政府要求地方官每年一次向上司和户部报告哪些绅士未纳赋税,然后便采取措施予以追究。下面是有关治罪的具体条文:
“应纳钱粮以十分为率。欠至四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贡监生员并黜革,杖六十。欠至七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杖八十,贡监生员黜革枷号一个月,杖一百。欠至十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杖一百,贡监生员俱黜革,枷号两个月,杖一百以上„„文武进士及在籍有顶戴人员并与举人同。”
尽管有这些条例,在19世纪有关违例者的各种记载屡见不鲜。当时政府变得日益软弱,绅士为抗拒赋税竟至在本地作乱。例如有一地方的绅士在一次抗税活动中聚集起了数千人,他们焚毁衙门,在城里掳掠。还有一地方,一个绅士依各家田亩数私自征税,不准土地主人向政府纳税。
绅士们部分或全部地拒纳田赋漕粮的事例主要发生在华南和华东。由于国家的田赋和漕粮主要是由这些地区负担的,那里的绅士受这些赋税影响尤大,政府对那里出现的征税的陋规也格外注意。然而在北方和西部,则承受沉重的徭役负担,在那些地方绅士也想滥用自己的势力。
在清代,朝廷常常讨论徭役摊派不均和绅士舞弊,帮助他人逃避徭役等问题。有一道关于山东的奏稿中最早提到这一问题。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名、学衔和官职获得的。“正途”绅士通过正规政府考试而产生,“异途“绅士则主要是通过捐纳获得。”正途“绅士一般可以换得较高的官职,而后者则只能出任较低的官职,此外,武科的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也需要经过考试获得。武学功名高则出任武官。中国军队中的武官大部分是行伍出身,获得官职后才成为绅士。
整个绅士阶层可分为上下层。上层绅士由学衔或官衔较高的绅士张程,而下层绅士则由学衔较低或通过捐纳获得较低功名的绅士组成。上层绅士在条件、特权上明显优于下层绅士,但是优于数量上以及管理层级上的差异,下层绅士的权力所触及的范围则要宽泛得多,他们所需要管理的社区要比上层绅士多。
上下层绅士的区别并不是社会主要分界线,主要分界线仍然在整个绅士阶层与平民百姓之间。跨越绅士阶层与平民之间界限的决定性一步在于获得下层绅士的地位。进入下层绅士集团的主要途径是考试与捐纳
上层绅士由学历较深者或拥有官职者组成,其地位的获得,主要通过科举正途的递升与仕宦生涯。学衔上的高学历是上层绅士区别于下层绅士的重要标准之一,这就意味着考试是进入上层绅士阶层的重要“正途”。在乡试中及第的皆称举人。当然,也存在举人衔授未参考者的情况,主要是宦绩卓著的官员后裔或者是屡应乡试而不中的年迈考生,举人衔在儒林中地位较高,极少出现
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承担了若干社会责任。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多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的所有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绅士的影响更多在于其行政区划,上层绅士的影响和活动将辐射更大的区域,绅士共鸣的高低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其职责范围的大小。
张仲礼认为,中国绅士之身份来源主要分两种:“正途”和“捐纳”。正途出身的绅士经由逐级科举考试获得学衔,而“获得这些学衔实际上是入仕的正规途径。” 捐纳则包括捐功名和捐官职,且“如果一个人由捐功名而取得绅士地位,他以后还是能成为‘正途’出身的绅士的。”另外,“还有一些人是通过获得武科的功名、学品、学衔或官职而获得其绅士身份的„„然而,中国的政府军队中大部分军官都是行伍出身。在绅士阶层中,出身行伍的军人只是一个人数少得多,势力也小得多的集团。” 由绅士组成的社会集团具有一系列区别于平民百姓之特权。如称呼、拜见等某些标准的礼仪,以及帽子上有顶子这一外在标志,且只有绅士身份者才可参加文庙官方典礼等等。而其最重要的特权则集中体现在经济和法律两方面。绅士不但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且“对他们的赋税和徭役均有特殊规定,并且对他们求功名还给予例银或其它津贴。” 自然,很多绅士也借助这些特权谋取私利,不仅拒拿或拖欠赋款,更有私自征收赋税的现象。另外,“绅士和官吏之间的串通因彼此经常互访和馈赠而勾结的更紧„„绅士对政府司法权力的干预也常常是成功的。” 然而,绅士与地方官之间的关系也是微妙的。“绅士一般被视为可与地方官平起平坐的。虽然官吏倚重于绅士的辅佐,以管理民众,但是官吏也留意于他们是否找麻烦,因为他们可能带领民众对政府产生威胁和危害。”
费孝通亦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提到:“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的‘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故他提出社会学上的“差序格局”理念,与西洋社会中偏重的“团体格局”相对,“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的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在这样一个注重“血缘”“地缘”关系的伦理型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中,由于知县等地方官往往有任期,且不了解当地情况,绅士作为本地代言人,往往对官府具备较强的影响力,甚至“大量地方事务的实际管理都操诸绅士手中。” 例如,绅士一般都是科举制度的热心支持者,他们积极从事对官学校舍的维修,捐助财物津贴学生,为本地考试而修造贡院等等。
而绅士在中国社会秩序中,便也往往起到了调节缓冲之作用。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言:“士人只有转居于君主与民众之间,以为调节缓冲„„对君主则时常警觉规谏他,要约束自己少用权力,而懂得恤民;对民众则时常教训他们,要忠君敬长,敦厚情谊,各安本分。” 总而言之,“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见敬重于社会者,正为他‘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
张仲礼从“科举”和“捐纳”两种入仕途径着手,在查阅了数十种官方出版物和上百种方志、族谱及私家著述之后,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数据平均值进行有效的估算,并列出了数十张反映估算过程细节的统计表。他的计算成果包括1850年前后绅士阶层的人数,以及绅士名额在19世纪的变动情况,并据此分析出清政府为“巩固其征服汉族的艰难任务”而对政策的制定和变动。
同时,张仲礼还归纳出了绅士阶层在19世纪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并提炼出七条结论。其中包括太平天国的兴起导致捐纳制度的变化,以及“正途”和“异途”绅士比率的变化等。
第三篇:窈窕绅士读后感[模版]
《窈窕绅士》读后感
礼仪课上我们看了喜剧片《窈窕绅士》——《窈窕绅士》由孙红雷、林熙蕾领衔主演,幕后则由吴宇森、张家振和杨紫琼三位重量级电影人坐镇监制。影片讲述商场得意的暴发户曾天高为吸引梦中情人花招百出,不惜重金请来归国创业的职场“白骨精”吴嘉倩对自己进行调教和改造,而在这次情场军训中两人却意外碰撞出了更多的火花„„
这次孙红雷首次和大美女林熙蕾携手谈情,虽然两人曾一起出演2007年的《铁三角》,但无对手戏。新片中,孙红雷被林熙蕾从俗不可耐的暴发户形象成功改造为“窈窕绅士”,看过样片的孙红雷拿自己开玩笑,笑称林熙蕾是世上最美最专业的女演员,反倒希望相貌“委婉”的自己不要毁了林熙蕾的美艳。对于片中与自己饰演角色由对不上眼到倾心相恋的孙红雷,林熙蕾直言与其演对手戏有遇强越强之感,过足戏瘾。林熙蕾还爆料称没想到孙红雷在戏外也很绅士,很会关照女生,更大方表示自己现在“爱死他就对了”。
本片的剧本就创作了一年时间,整个拍摄计划从筹备到完成历时五年。与《淑女》版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主人公换成了一位中国土生土长的暴发户,给他上礼仪课程、将他调教成绅士的“老师”则是一位现代都市丽人。故事的背景也从伦敦搬到了上海,影片全部在上海取景拍摄完成。相信看完本片,你会发现此“窈窕”绝对非彼“窈窕”。
剧情也在如何将土包子训练成绅士上大做文章。首先是硬件的改造:发型衣着和配饰等方面要看起来像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其次是软件的升级:日常的言行举止以及各种社交技能的培养直至成为出类拔萃的“社交名流”,诸如此类的时尚礼仪课程,都将会在影片中一一向观众呈现。
一、高尔夫礼仪
高尔夫球讲究礼节,以下几点,是球场上应遵守的基本礼貌:
1.击球或挥杆前,应先确定近旁无人站立或远处无人立于球可能击到之处,并检视地上是否有石块、小卵石、树枝等,以免挥杆触及飞起而伤及他人。安全在高尔夫运动中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高尔夫规则和礼仪都将其列在开篇的首要位置。如果球员对球和球杆的坚硬程度没有足够的认识,球场将会变成一个危险之地。
2.对方击球时,不可在其后方徘徊,或钉着看打击路线,也不要高声喧哗妨碍对方。
3.勿在腰间缠一条长毛巾,进入会馆或餐厅时须脱帽。
4.打球所花的时间应以快走弥补,勿让同伴久候。
5.熟悉规则后才上球场。
6.保持球场安静的环境十分重要。打球时球员需要全神贯注,任何响动都有可能影响击球的质量。所以在场上讲话时必须压低嗓音。即使你同组球员不介意,你也要照顾附近其他组打球的客人。此外切忌在球场上跑动,会引起其他球员分心和烦躁,还会损害草皮。必要时应尽量轻步快走。
二、咖啡礼仪
在正规的西餐上,饮咖啡是压轴戏。饮咖啡可以安排在用过甜点之后,也可以离开餐桌后改在咖啡厅进行。多年来,咖啡一向在西方饮品中唱主角。不论是在隆重的宴会上,还是在家中以咖啡待客,饮咖啡都有一整套礼节。
现磨现煮的咖啡档次最高(《窈窕绅士》片中孙红雷就尤其钟爱现磨先煮的咖啡),国内流行的速溶咖啡一般难登大雅之堂。咖啡通常有两种:一为清咖啡,即不加任何配料;一为浓咖啡,是指加入牛奶的。还有一种加威士忌酒的,叫爱尔兰咖啡。在餐桌上,比较讲究饮清咖啡。它既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又可以化解油腻。
上咖啡只用右手即可,对外宾尤其应当如此,因为国外大都以左手为不洁。咖啡上来时,应放置于饮用者的正面或右侧,杯耳向右。咖啡匙不用时要平放在咖啡碟里,千万不要让它停留在咖啡杯中。咖啡碟的作用是避免饮咖啡时弄脏衣服,如碟里积聚的咖啡过多,可倒入杯中,但不要直接饮用或泼到地下去。
饮咖啡的姿势同距离餐桌的远近有关。离餐桌较近的话,上身挺直,用右手握住杯耳,靠近嘴巴就行了。如离餐桌较远,可先把咖啡杯碟一起用左手端至齐胸处,然后左手持碟不动,用右手端着杯子往嘴里送。注意不要双手握杯、满把攥杯,也不要俯下身子趴到杯上去喝。饮咖啡忌讳大口吞咽、响声大做、一干而尽,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品味最好。
在社交界,常为女宾举办咖啡宴,作为女士们彼此相识的一种方式。咖啡宴不讲座次,时间也不长。在饮咖啡时,还要上一些甜点。如欲品尝甜点,应放下咖啡杯;饮咖啡时,亦应放下甜点。倘若左右开弓,双手不空,吃一口、喝一口交替进行,则有失风度了。
三、礼仪文化
《窈窕绅士》中孙红雷饰演的角色为了提高礼仪、成为绅士,恶补文化(名画、芭蕾、歌剧等),可见礼仪文化作为礼仪的基础是必不可或缺的。
礼仪是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体现对交往对象尊重的具体手段和过程。礼仪对个人而言,体现了人的教养、风度和魅力。对社会、国家而言,礼仪关乎团结、稳定和发展。现实
生活中,失礼的现象经常发生,有的是因为不懂礼而失礼,有的是懂礼还失礼,还有的行礼不当,可能导致伤害他人。
许多人懂得礼仪,但却不会去行礼。有些越是看似非常简单的事情,人们越是难以做到。所以关键的是,要让礼仪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而这种自觉行为不是靠法律、规定来约束,而是要靠个人的“自我教化”。行礼还有一个度的问题,既不能失礼,也不能是繁文缛节。礼节应该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行为,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不给他人带来压力。因此,礼节贵在自然。《窈窕绅士》中孙红雷饰演的角色一句几个“对不起”“谢谢”,显得就不是那么自然——也有点“慌张”。
礼貌、仪表、风度是反映一个人文化素质和修养高低的重要方面。《礼记》中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语言的有无,而是礼,礼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梁老师希望每位国人都可以通过学习礼仪,成为绅士、淑女。
看了这部电影,我学到了很多,看多了自己身上很多不符合礼仪规范的东西,我决定在以后的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符合礼仪规范,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改正不规范的行为,使自己不断成为一个文明,文雅的人。
第四篇:感恩节的两位绅士读后感
感恩节的两位绅士读后感
端木义谦
欧·亨利若是仅靠他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而出名,那他也不会成为短篇小说之王了。在他的笔下,友谊、爱情,人性的光辉与黑暗,都具备引人注目的特色,并且令人常读常新。
《感恩节的两位绅士》就有一种似乎矛盾的特点——幽默中带着哀伤。故事讲述一个流浪汉每年都会在感恩节时得到一位老绅士的施舍——一顿美满的午饭。但在这一年的感恩节,这位流浪汉在路过一个富人家时,意外地被请进去。因为那富人为了庆祝感恩节,决定请一个穷人吃午饭。当流浪汉吃饱喝足,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时,他看到那老绅士向他走来,一如既往地请他吃饭。为了不让老绅士失望,体验到行善的快乐,流浪汉硬撑着吃了第二顿“饱餐”,随后在回去的路上倒地而亡,被送至医院。出人意料的是:不久后那位老先生也被抬入医院,他快饿死了——为了省下请流浪汉吃饭的钱,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老绅士与流浪汉可能太拘泥、太刻板了,所以他们互相为对方做出了无私奉献的同时,却导致了悲剧的结局——一个撑死,一个饿死。如果故事是这样:一个贫穷的老绅士倾其所有,救助了一个饥饿的流浪汉,自己却饿死了,那么这种故事我们会很容易感动。为什么?因为读起来简单,因为老绅士牺牲了自己可以换来流浪汉的生存。
现在欧·亨利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我们该怎么去读?这个迥然不同的结局让人觉得荒诞,老绅士的牺牲似乎是那样地不值,而流浪汉的迁就又是那样地可笑。但是这个貌似滑稽的故事却让我笑不出来。他们都是那种为了体谅他人的尊严和快乐,宁愿自己忍受痛苦的人——也许这就是作者称他们两位“绅士”的原因。结局虽然是这种牺牲的不值,但我更多的是理解他们,那颗体谅和善良的心,让我们读来笑中含着泪,而泪光中却又能浮现出心中的赞美。
从我的角度,欧·亨利告诉我们:无论造成了多么糟糕的后果,为人奉献、自我承受仍是应被支持与夸赞的事,因为它本身是一种美德。
第五篇:像绅士一样生活读后感
黄志伟书友:
乘休息天一口气把书读完,掩卷长思,这的确是一本有意思的书。
作者是英国人爱德华·伯曼,他自述此书是写给当今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六七十年代谈论绅士风度,那会给人扣一顶帽子的。今天不同了,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了,但打开此书第一章,作者写了中国新富的陋习。1995年一位中国商人打开了12瓶拉菲堡红酒,倒入12只杯子招待客人,在频频干杯声中,昂贵的12瓶红酒顷刻灌下。作者的结论是:暴殄天物、荒唐至极。可见,享受豪华昂贵的物质生活原来与绅士风范无关。真正的绅士无论是品红酒、呷咖啡、穿高品质的衣服与开有气派的车,都是极讲风度与格调的。一套精美的服装,富人可以穿得粗俗不堪,绅士却小心打理,使之呈现最佳状态。同样一座豪宅,富人花了很多钱,结果是画蛇添足,装饰得毫无情趣,绅士花不多的钱,处处让人眼睛一亮。本书从鞋子、领带、吸烟、喝酒、对待女士的态度,如何驾车谈到绅士的精神气质,读来都让人有所触动、有所思考。作者指出:绅士的精神气质应该包括骑士的勇气、服务公众的道德意识与处于任何极端困难中永远不变的谦恭礼貌。本书还探讨了英国绅士与中国君子的不同点与共同之处。
这本书的有意思是在于对中国一些稍富即躁的人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与建议。贵族是要三代造就的,那话有点绝对。但一夜暴富与几十年的文化修养熏陶却是事实。在我访问的30多个国家中,给我最佳印象的是英国。在一些不文明的国土上,豪华房车与名牌服饰不能掩盖一些人不文明的陋习。我想,真正的中国绅士也不仅仅是自身具有美德,还应树立公共服务观念。这正是此书的宗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