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第一篇：中国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内容提要：文章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过程：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从基本稳定到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钉住汇率制”；

二、经济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双重汇率时期；

三、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则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汇率制度 沿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观考察与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沿革，探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其目标，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各阶段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改革开放、汇率并轨为分界点，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统一平衡，国内价格长期保持稳定水平。与之相适应，当时人民币汇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汇率，只是作为编制计划和经济核算的标准，保持了稳定的方针，只在外国货币贬值或升值时作相应调整，人民币汇率与对外贸易联系并不密切。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底)：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和起伏回升阶段。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但因建国之初全国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各地区物价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币在中央统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汇价为标准，根据当地情况公布各自外汇牌价。1950年7月8日，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全国财经统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1)从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会议前，人民币汇率调整频繁，并大幅度调低。当时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在“统制对外贸易”的原则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扶植出口，积累外汇资金，购买主要进口物资，确定人民币汇率的方针是“奖出限入，照顾侨汇”。奖出即奖励出口，保证75—80％的大宗出口物资私商获得5—15％的利润；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费品进口，并照顾华侨汇款的实际购买力。由于国内物价猛涨而国外物价稳定甚至下跌，汇率大幅度波动，1949年3月人民币汇率为600旧人民币／美元，至1950年3月调至42 000旧人民币／美元，期间汇率调整达52次之多。

(2)从1950年到1952年，人民币汇率逐渐调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国财政经济会议后，国内金融、物价日趋稳定，而国际市场物价上涨，为保障外汇资金安全，加速进口物资，汇率政策由“奖出限入”变为“进出口兼顾”。从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调高15次，从42 000旧人民币／美元调至22 380旧人民币／美元，升幅46．7％。

总之，这一时期，国家用汇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国的经济封锁，外汇资源紧缺，进出口渠道不畅，侨汇汇率阻塞。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建立外汇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币汇率主要作用为调整对外贸易，照顾侨汇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据是物价。

2．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l972年底(1953—1972)：人民币汇率处于基本稳定阶段。

自1953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内金融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世界经济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能发挥作用，维持纸币流通下的固定汇率制度。鉴于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对外贸易由外贸部所属的外贸专业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统一经营，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统算，以进贴出的办法。1964年起还采取了对一部分进口商品加成的办法，即外贸为用货部门的进口商品作价，按进口成本加价103％，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不需要再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贸易。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主要用于非贸易外汇兑换的结算上，按国内外消费物价对比，汇率已适当照顾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收入，也无调整必要。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有利于内部核算和编制计划，人民币汇率坚持稳定的方针，在原定汇价的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只有在外国货币发生升值或贬值时，才作相应的调整。l955年3月，新币代替旧币，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币汇率在近16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为2．4618人民币／美元的水平(如图1)。

3．从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至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时期(1973—1978)：人民币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钉住汇率制”，汇率调整频繁。

1968年我国在国际结算中试行人民币汇价结算，人民币汇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对外商品的价格、外汇收支和外商的盈亏。同时，由于国际货币体系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制岌岌可危，1971年8月，美国停止各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3月，西方货币纷纷实行浮动汇率，汇率波动日益频繁。在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为了避免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推行人民币对外计价结算，保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相对稳定，促进对外经贸的正常开展，我国采用钉住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选用与我国外贸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再根据“篮”中货币浮动情况及我国政策进行调整，货币篮子的种类及其权重多少由国家统一掌握，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加以变动，其中，美元、日元、英镑、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在货币篮子中始终占重要地位。由于选用货币和权重的变动，该时期人民币汇率变动频繁，仅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调整了61次之多。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稳定在各国之间汇率的中间偏上水平。1971年12月、l973年美元两次贬值，以后美元汇率又持续

下浮，在1972年人民币汇率偏离2．46人民币／美元后，人民币快速升值，并于l979年达到1．49人民币／美元的水平，汇率高估现象不断趋向严重。这种“钉住汇率制”的汇率安排，操作简便易行，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或减少了国际汇率波动对本国货币的影响，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企业的成本核算、利润预测及减少汇兑风险。但该种方式却因篮子货币的币种选择和权数确定客观依据不足，而使汇率水平的合理制定失去可靠保证；同时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严重背离，汇率作为经济杠杆的作用逐渐消失，蜕化为外贸会计核算的标准，贸易和非贸易价格与世界市场拉大，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间矛盾加剧，从而影响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由政府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定，成为计划经济的调节工具。但高度的计划性决定了市场力量对汇率几乎不起到任何作用，汇率水平无法真正反映外汇相对短缺的情况。为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发挥汇率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并逐步使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我国改革开放后便对人民币制度进行了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经济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中的经济转轨时期1979年起，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其中下放外汇经营仅，实行分散经营，使得由于汇率高估所造成的出口亏损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由此拉开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序幕。

1．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时期(1981—1984)。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严重高估，长期以来的贸易与非贸易单一汇率制度已无法适应进出口贸易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对扩大出口不利。表1为1975—1979年间我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与人民币官方汇率。如1979年我国出口1美元的商品，全国平均换汇成本为2．41元，而出口企业按银行牌价只能得到1．555 0元人民币，因此每出口1美元，企业要亏损0．855 5元，从而造成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而经营进口反而赚钱的不合理现象。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外贸体制，包括打破外贸垄断经营、建立外贸企业自我运行机制、改革进出口和外汇管理体制、消除价格和汇率扭曲等。为促进出口，平衡外汇收支，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即对外贸易单位和出口生产企业把收入的外汇卖给国家，国家按一定比例拨给他们相应的外汇留成。而且，自1981年1月1日起，试行人民币对美元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规定贸易内部结算价按照1978年全国平均换汇成本2．53人民币／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润计算出来的，计算出来2．8人民币／美元。1981—1982年由于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变动不大，贸易内部结算价没有变动(如图2)。同时公布牌价，仍采用“钉住汇率制”的计价原则。这样人民币汇率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官方牌价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贸易内部结算价限于进出口贸易外汇的结算，而官方汇率主要适用于旅游、运输、保险等劳务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下的侨汇等外汇结算。

贸易内部结算价的采用，解决了外贸部门出口换汇成本过高以至于出口亏损的问题，加上当时国内物价较为平稳，而美元汇率因采取扩大财攻赤字、紧缩通货等政策处于升值状态，西方国家经济走向复苏，我国的贸易收支明显好转，外汇储备明显增加。1984年外汇储备年末累计余额170．42亿特别提款权，为历史上和20世纪80年代最高水平。但实行内部结算价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它影响了非贸易部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使外贸亏损增大，在对外经济中陷入被动，造成了外汇管理的混乱，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实行内部结算价注定成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应急措施。

2．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从1985年1月1日起，我国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应用于贸易结算和非贸易外汇兑换。为了消除汇率高估，使人民币汇率同物价的变化相适应，起到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1985年至1990年根据国内物价的变化，我国多次大幅度调整官方汇率。1985年1月1日至10月1日由2．80人民币／美元逐步调整到3．20人民币／美元，下调12．5％。l986年7月5日调至3．70人民币／美元，下调21．6％。1990年11月17日调至5．22人民币／美元，下调9．6％。这几年人民币汇率的下调主要是依据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上升的变化，汇率的下调滞后于国内物价的上涨。

为鼓励出口，在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同时，1985年国家又一次提高外汇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汇金额比例留成的办法。1985年12月我国改变由中国银行多年举办外汇调剂业务的模式，在深圳成立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调剂市场汇率日益成为补偿出口亏损、促进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

1988年我国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外贸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1年外贸由补贴机制转向自负盈亏机制，取消财政补贴。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币汇率成为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手段。人民币官方汇率虽然经过1981年到1990年汇率制度的改革，几次大幅度的下调，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汇率依然偏高。同时，鉴于前几次一次性大幅度下调人民币汇率对国民经济和物价影响较大，企业难以承受，因此从1991年4月9日起，官方汇率的调整改为小步缓慢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官方汇率，难以解决外贸核算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起各地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增加留成外汇比例，扩大外汇调剂量，放开调剂市场汇率，利用市场利率，解决出口亏损，鼓励进口，限制非必需品进口，实行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官方汇率从l990年11月的5．22人民币／美元小步调整至1993年底的5．70人民币／美元，下调9．6％。调剂市场汇率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浮动，波动较大。1988年至1993年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进口需求猛增，外汇求大于供，市场汇率不断下跌，由5．70／美元贬值为l993年2月的8．20人民币／美元。为了限制汇率投机性上涨，一度实行限价，造成外汇流向场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价，市场汇率骤升至11．20人民币／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市场进行干预下，到1993年底市场汇率回落到8．72人民币／美元。

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计划汇率向市场汇率过渡的形式，双轨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过，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并存，造成了人民币两种对外价格和核算标准，不利于外汇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l994年初，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综合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在外汇体制改革方面，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4年1月1日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币／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币／美元。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形成是以市场供求状况为基础，改变了以行政决定或调节汇率的做法，发挥市场机制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并轨后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外汇的银行结售汇制，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对经常性项目设立台帐制，取消国内企业的外汇调剂业务，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并以银行间外汇市场所形成的汇率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结束了长达16年的贬值过程，开始稳中趋升。12年来人民币汇率运行基本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1998年12月1日起，关闭外汇调剂中心，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全部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此外，对境内居民个人因私用汇大幅度提高供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超限额货超范围用汇，经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后由外汇制定银行供汇。至此，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尚存的其他经常项目汇兑限制基本消除。我国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这是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

在资本帐户方面，我国虽然刚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等一些准入制度，但是总体而言管制仍十分严格，与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还有相当差距。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的健全，资本市场的成熟，利率、汇率作用的改善等条件，都有待逐步创造。

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在运行机制上，在对外贸易、外商投资以及对外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上都受到严峻考验。特别是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东亚各国家日本、韩国货币也不断下跌，而人民币汇率却在国内通货紧缩和外汇储备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货币稳定的态势，由银行间统一外汇市场形成，并接受国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对亚洲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

第二篇：中国汇率改革历史回顾

我国汇率体制改革

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回顾人民币汇率制度五十多年来的演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清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我们保持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也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机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各阶段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起伏回升阶段。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但因建国之初全国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各地区物价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币在中央统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的汇价为标准，根据当地情况公布各自外汇牌价。1950年7月8日，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全国财经统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

(1)从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会议前，人民币汇率调整频繁，并大幅度调低。当时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在“统制对外贸易”的原则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扶植出口，积累外汇资金，购买主要进口物资，确定人民币汇率的方针是“奖出限入，照顾侨汇”。奖出即奖励出口，保证75—80％的大宗出口物资私商获得5—15％的利润；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费品进口，并照顾华侨汇款的实际购买力。由于国内物价猛涨而国外物价稳定甚至下跌，汇率大幅度波动，1949年3月人民币汇率为600旧人民币／美元，至1950年3月调至42 000旧人民币／美元，期间汇率调整达52次之多。

(2)从1950年到1952年，人民币汇率逐渐调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国财政经济会议后，国内金融、物价日趋稳定，而国际市场物价上涨，为保障外汇资金安全，加速进口物资，汇率政策由“奖出限入”变为“进出口兼顾”。从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调高15次，从42 000旧人民币／美元调至22 380旧人民币／美元，升幅46．7％。

总之，这一时期，国家用汇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国的经济封锁，外汇资源紧缺，进出口渠道不畅，侨汇汇率阻塞。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建立外汇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币汇率主要作用为调整对外贸易，照顾侨汇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据是物价。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3—1972)：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阶段。

1953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内金融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世界经济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能发挥作用，维持纸币流通下的固定汇率制度。鉴于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对外贸易由外贸部所属的外贸专业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统一经营，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统算，以进贴出的办法。1964年起还采取了对一部分进口商品加成的办法，即外贸为用货部门的进口商品作价，按进口成本加价103％，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不需要再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贸易。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主要用于非贸易外汇兑换的结算上，按国内外消费物价对比，汇率已适当照顾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收入，也无调整必要。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有利于内部核算和编制计划，人民币汇率坚持稳定的方针，在原定汇价的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只有在外国货币发生升值或贬值时，才作相应的调整。l95

5年3月，新币代替旧币，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币汇率在近16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为2．4618人民币／美元的水平。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l994年初，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综合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在外汇体制改革方面，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4年1月1日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币／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币／美元。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形成是以市场供求状况为基础，改变了以行政决定或调节汇率的做法，发挥市场机制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并轨后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外汇的银行结售汇制，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对经常性项目设立台帐制，取消国内企业的外汇调剂业务，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并以银行间外汇市场所形成的汇率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结束了长达16年的贬值过程，开始稳中趋升。12年来人民币汇率运行基本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1998年12月1日起，关闭外汇调剂中心，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全部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此外，对境内居民个人因私用汇大幅度提高供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超限额货超范围用汇，经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后由外汇制定银行供汇。至此，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尚存的其他经常项目汇兑限制基本消除。我国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这是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

资本帐户方面，我国虽然刚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等一些准入制度，但是总体而言管制仍十分严格，与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还有相当差距。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现

代宏观调控体系的健全，资本市场的成熟，利率、汇率作用的改善等条件，都有待逐步创造。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在运行机制上，在对外贸易、外商投资以及对外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上都受到严峻考验。特别是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东亚各国家日本、韩国货币也不断下跌，而人民币汇率却在国内通货紧缩和外汇储备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货币稳定的态势，由银行间统一外汇市场形成，并接受国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对亚洲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

我国已在汇率改革的路上走了很远，现在走在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和考虑的因素和新的环境下的有新的政策和目标如下：

一、当前面临的问题

1、对居民和企业的外汇交易行为的限制，如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货币可兑换，银行对个人和机构客户的结、售汇制度安排等；

2、对金融机构外汇交易市场的组织安排，比如确定指定外汇经营机构，建立和完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规定金融机构持有周转外汇资金的比例；

3、汇率体制安排，包括实行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是单一盯住还是复合盯住；

4、宏观经济当局的汇率政策，这主要指货币当局对国际储备资金的运用以及外汇买卖活动影响来外汇市场供求总量，从而影响汇率水平及其变动。

二、改革原因（引自发改委体改所研究员张海鱼）

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于1994年。1994年1月1日，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实行银行结售汇，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6年12月1日，我国接受

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通过强制结售汇、外汇指定银行的头寸上限管理、外汇市场上严格的浮动区间限制，以及资本账户的严格管制，有效地控制了企业、银行和个人对于外汇的供给和需求，保证人民银行对汇率波动的有效控制。根据规定，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的交易价可在人民银行公布的交易中间价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这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9年调整其汇率制度分类方法时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对于促进贸易、引进外资、保持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应该说，上述汇率制度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佳选择。然而，今天再来看这一制度时，就会发现很多问题。首先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之间注定存在着冲突。我国的外汇储备从1993年的212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033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近20倍。2004年我国外汇储备又激增了2066亿美元，达到6099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相当于我们向发达国家输出了很多资本。对我们这样的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量的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浪费。而且，美元、欧元等货币贬值，我们也会被动的遭受损失。

其次，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中国货币政策失去很大的独立性。央行出于维护汇率稳定的考虑，必然会经常干预外汇市场，被动参与外汇买卖，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出现较大的波动。比如去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央行的货币政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观调控要紧缩货币；另一方面是外汇大量占款，外汇进来后商业银行留了头寸，剩下的卖给央行，央行相应的就要给它人民币，于是货币就这么放出来了。

同时，维护汇率稳定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比如，央行在外汇市场频繁的吞吐，增加了市场操作成本；对资本项目严格的管制，延缓了利率市场化及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增加了改革的成本；随着资本的自由流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将更为复杂，央行管制定价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为了回笼货币，央行2001年开始发明了银行票据，也承担了大量的利息支出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此外，现行的汇率政策使汇率风险不能分散于各微观经济主体，而主要由中央银行承担，不利于企业风险意识的树立和增强。而且，名义汇率随着美元被动升值和被动贬值，也增加了与有关贸易伙伴国的摩擦与矛盾，恶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

三、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加入WTO，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扩大对外贸易活动，增强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帮助中国提高国际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为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目标增强经济基础。

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外汇和汇率体制的发展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增加人民币的对外可兑换性；第二是提高人民币汇率和体制的灵活性；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能帮助缓解外来冲击的不利影响，并为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提供一个方便的工具，另外，也有利于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健全的外汇市场体系，促进对外贸易活动，提高经济宏观调控能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改革也伴随着风险，主要由市场预期的不稳定性、货币投机行为的蔓延、大量资金转向短期性货币市场导致。

从操作上看，高程度灵活的汇率体制和可兑换性的结合比固定汇率制和货币可兑换相结合容易，面对冲击时，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会调整来缓解冲击效应，而不需要依靠货币政策的实施。

综合以上原因，在政策上，我们可以考虑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和可兑换性结合起来，让其相辅相成，让汇率体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篇：论中国汇率制度走向讲稿

中国汇率制度走向

090360106

赵昱

我国的汇率制度的历史性变化

在近十年间，我国的汇率制度经过了三次重大的根本性调整。

1994年,我国实现了汇率并轨,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主动收窄汇率浮动区间,虽然仍然保留“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变为“准固定汇率”。2005年7月21日,人民银行公布了《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重新确立了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从盯住美元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并将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2005年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大大重于汇率水平的调整,它标志着中国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历史一步。

人民币汇率变化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8.2765上调至8.1100，上调2.1%。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8∶1的心理关口，达到1美元兑7.9982元人民币。

2007年1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突破7.8，同时人民币汇率13年来首次超过港币。

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破7”，达到6.9920元人民币兑1美元。

2011年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首破6.4，1美元兑换6.3991元人民币

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特点

1、鲜明的市场导向性。更大幅度地引入了市场的力量，市场化导向更加鲜明，市场供求对汇价的形成作用更加显著。

2、“参考一篮子货币”：相较之前的单一盯住美元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局部可变性。参考一篮子货币有利于较好地应对美元不稳定所带来的影响，降低人民币多边汇率的波动，从而保障我国汇率的安全。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货币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将有利于增加汇率弹性，抑制单边投机，维护多边汇。

3、浮动汇率制：与市场化导向的一致性。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中央银行主要起到滤波器的作用。随着经济适应程度的提高，滤波器的作用是可以减弱的、是自适应的。

现行汇率制度的正面效应分析

汇率制度由之前的固定汇率机制向浮动汇率机制转变后带来了一系列正面效应：

1、富有弹性。相比于之前的钉住单一美元的制度现行汇率制度更具弹性且经常波动，一篮子货币中货币的相互波动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压力实际上较之原来是下降了，有利于稳定汇率预期。同时保留了央行对调节汇率的主动权和控制权，有效的规避世界上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动给人民币带来冲击由此引发的结构失衡，从而增强了我国应对投机压力的能力。

2、与国际接轨。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不断加快，我国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也越来越密切。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变化，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国际化、多元化的趋势，使人民币汇率制度日趋与国际接轨。

3、对市场反应灵敏。随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日益完善、市场作用在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敏反应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有利于间接融资企业的发展。

4、有利于以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现行汇率政策推动外需扩张，带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现行汇率制度的负面效应分析

在看到现行汇率制度的优点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1、限制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著名的“三元悖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三者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决定了汇率变动不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动，而是根据篮子中货币之间的汇率来被动调整的，是中央银行被动干预的结果。因此，目前的汇率制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实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并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2、汇率基本上不能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经济杠杆作用。汇率的变动可以起到影响一国国际收支的作用，因此它可以作为调节一国国际收支的经济杠杆。但在我国现行的汇率决定机制下，货币的比率被基本固定，而且汇率的波动范围被限制在央行规定的一定幅度之内，从而使得汇率基本上失去了调节国际收支的经济杠杆作用。

3、汇率调整缺乏准确依据，且维持成本较高。在汇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时，这一市场十分狭窄，而且仅限于由经常项目中的贸易项目派生出的外汇供求，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银行无法获取准确定价所需要的完全信息。此外，维持现行汇率制度增加货币政策灵活操作的难度，其总维持成本较高。

4、弱化了企业的风险意识。现有汇率制度约束了汇率变化的灵活性,使人民币汇率的经济杠杆功能被弱化,也淡化了交易主体的风险概念。如果人民币仅是小幅波动，企业通过适当的内部调整就可以应对汇率变化，但未通过运用金融市场工具防范和化解汇率风险，因而，企业缺乏汇率风险意识和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造成了风险的累积,而这些风险的累积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隐患。

5、银行风险增加。虽然间接融资企业对汇率的敏感性强于对利率的敏感性，但是对浮动汇率制下的市场波动适应性较弱。这些企业向银行的借款并不会随利率的升降而出现大幅变化，但是企业经营国际贸易的收益却会随汇率的变化而波动。企业还贷不确定性增加，银行贷款回收率下降，贷款风险增大，呆账坏账增加，银行利润率和收益率随之下降。

美国操纵汇率的手法

透过国际汇率制度历史变迁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操纵汇率的惯用手法，其汇率政策的调整具有强烈的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美元一直是美国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有力工具，美元看似毫无规律的涨跌与美国的经济策略不谋而合。美国的汇率政策可谓是“予取予夺、随心所欲”，需要贬值时，就立即操纵贬值；需要升值时，就立即操纵升值，该汇率政策的关键条件正是“浮动汇率”。当经常账户急剧飙升或者对外负债急剧增加时，为了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降低对外净负债，美联储则采取入市干预或迫使别国汇率升值等手段，操纵美元贬值。而当国际社会对美元信用有所质疑、资金流入美国速度大幅放缓之时，美国政府则会高唱强势美元，甚至主动入市推高美元汇率。

人民币升值的后果

人民币升值可以增强进口购买力，有利于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减少资源消耗，转变外贸和经济增长方式。

但是，以我国目前的经济竞争力，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如果仓促让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将会使我国陷入既无法化解升值带来的外部风险，也无法充分利用升值带来的积极影响，相反却会严重削弱现阶段的我国劳动力廉价等比较优势，严重影响我国出口，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动荡，过早结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期。

当前人民币升值过快，已经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

迎接挑战的四大对策

为防止通货膨胀失控和防止经济大幅下滑，我们必须采用财政、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

一：暂缓人民币升值。目前，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来我国，金融风险正在不断地累计。要扭转这种局面，除了采取严厉管制措施外，必须利用汇率工具，果断地暂缓人民币升值，切断国际投机资金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及国内承受能力，在一定的幅度内，使之有升有贬，并不断创造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内、国际环境。

二：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以低价格要素制造价廉物美的商品来贴补国外的消费者，致使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同时，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环境成本越来越高。为此，要根据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针对不同产业和不同类别的资源能源产品推进价格改革，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成本。

三：加快经济转型的改革。转型的内容可以用三个“转变”概括：一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三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则人民币升值不仅能降低企业成本，而且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所以，加快经济转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变成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

四：推进金融改革，建立风险防范系统。目前，我国金融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期。我们既要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又要加强对某项领域的管制，建立金融预防性、应对性管理框架，防范金融风险。

为此，首先，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其次，稳妥地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第三、改善外汇储备结构，增加黄金及石油储备；第四、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可，要建立完备的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控制体系。

对中国未来汇率体制发展展望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需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与人民币利率的完全市场化和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宽一样，汇率形成机制对于中国这样自主的庞大经济体而言，只是诸种考虑的经济变量之一。判断其汇率制度是否合适的主要标准是它与国内实体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在这种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下是否良性运行，以及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续。汇率应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中国政策制定以自身考虑为主，同时也强调考虑亚太和世界的经济。中国正逐渐变为一个经济大国，既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发展和平衡，也历来重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相互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的互补性增强。稳定人民币汇率，一方面会带动我国外贸出口发展，有助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市场容量不断扩大，会增加进口需求，拉动其他国家出口扩张。完善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应是必然的选择。现阶段，我国必须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既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又能兼顾汇率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同时使资本管制发挥一定效果。

1、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浮动

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央行调控能力的进一步加强，我国可以逐步由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向单独浮动汇率制。但目前的主要工作还是加强完善现行汇率制度。

2、坚持汇率改革市场化方向的同时要打破市场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近些两年来，人民币汇率较均幅的、缓慢的爬升，使市场上形成了强烈的、可预测的升值幅度预期。这使得国际投机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这不仅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给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打破市场上人民币可测算的升值预期刻不容缓。

3、加大国际游说和沟通力度，保持改革的话语权并赢得外部支持。一国汇率的变动会影响到相关国家的利益，因此，一国汇率制度的改变也常常会引起国际上的干预或协调。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或是部分利益集团的压力不断地通过政治等途径对中国政府施压。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主动应对，加大国际游说和沟通的力度，保持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话语权，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赢得有利的外部环境。

4、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深化商业银行和企业的改革。当前要加快发展外汇市场和各种外汇衍生品，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更多、更好的风险管理工具。例如在已允许开办人民币外汇货币远期和互换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推出人民币期货和期权交易等。从汇率改革的过程来看，今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难以预测，人民币升值的空间也可能会大于预期。因此，企业必须加强对汇率问题的研究，提高风险意识，学会应用各种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金融机构应加快金融衍生品的研究与创新，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5、协调好汇率与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关系，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合理的利率水平是形成合理的汇率水平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利率水平高于国外，则会推动本国汇率上升，反之则下降，因此汇率制度改革要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保持同步，相互协调，共同维护币值的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面对重压下人民币汇率的选择

在短期内，从中国目前的具体经济环境看，现行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应是向自由浮动汇率制转型阶段的最优选择。目前面对外部重压下的人民币汇率的选择，我们要坚持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我们灵活解决对外争端的智慧，在充分揭露美国习惯操作国际汇率嘴脸的同时，耐心向全世界人们解释中国的汇率政策，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提高汇率灵活性，而且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已经大幅升值了很多，希望得到其他国家和人们的理解，并且给出我们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切实可行的时间表。人民币升值一定是个渐进的可控的过程，要小幅逐步地进行，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该是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来调整，而不是屈服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个别大国的操纵。

第四篇：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与展望

内容摘要：

摘要：2006年我国人民币汇率的显著特征为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双向波幅扩大、总体呈小幅升值态势。2007年人民币汇率政策取向是，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预期；其核心内容为：货币政策将突出汇率政策；采取合适的政策组合；适时调整汇率水平； 发展 和完善外汇市场。展望2007年，对人民币汇率的基本判断为：汇率浮动空间将会进一步放宽，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小幅升值。

关 键 词：人民币汇率；回顾；展望

2006年是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的第一年，尽管人民币汇率面临着国内外多重的 政治、经济 等方面的压力，但人民币汇率改革依然以稳健的步伐推进。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已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回顾，旨在分析影响汇率变化的因素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图把握2007年人民币汇率政策趋势，并对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作出基本判断。

一、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回顾2006年，人民币汇率的特征可概括为：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双向波幅扩大、总体呈小幅升值态势；而从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变动的因素来看，美元走势已成为最直接的因素。

(一)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和 金融 市场建设不断加强，2006年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初步形成了市场供求关系导向的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更趋市场化。

1.人民币名义汇率呈波动性升值态势

人民币汇率屡创汇改以来新高，名义汇率波动性升值。2006年5月15日，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9982元，{1}首次“破八”。此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小额波动中的稳步上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屡创新高。仅在2006年11月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相继突破了7.88、7.87、7.86、7.85和7.84五个整数关口，当月累计升值近400个基点。2006年12月28日，人民币汇率更是创出1美元兑7.8149元的新高；与2005年12月30日1美元兑换人民币8.0702元相比，已上升2553个基点，升值幅度高达3.17%。人民币对美元的加速升值，导致人民币对港币也加速升值。在2006年底，港币现钞兑换人民币也首次跌破1比1，人民币进入“港元区间”。

2.人民币汇率双向运行态势显现

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之后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调，双向运行态势显现。2006年3月6日开始，人民币汇率出现6个交易日的连跌，人民币汇率呈现双向浮动特征；8月中旬和9月下旬，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较大回调；11月17日，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已经达到了7.8745。人民币汇率共下跌78个基点，成为自3月份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汇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前期的升幅过大，累积的大量回调压力得到集中释放，这也是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更趋市场化的体现。

人民币在短期内连续走高又蓄势下跌，无论朝哪个方向，累计的涨跌幅度都相当可观，这也显示了人民币汇率不仅日间的波动在日趋活跃，而且阶段性的波动区间也在放大，弹性不断增强。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比较，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汇率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

3.人民币汇率仍属于基本稳定的态势

与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间汇率的波动相比，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和波动幅度仍属小幅渐进。例如欧元兑美元，2006年1月初为1欧元兑1.1980美元，到11月29日为1欧元兑1.3146美元，升值18%，其中仅11月份就升值了2.9%。美元兑日元汇率，2006年初和11月末基本相同，但5月16日的年内最低点110.07与10月13日的年内最高点119.81，则相差达8.6%。英镑兑美元，2006年1月3日为1英镑兑1.7404美元，11月29日升值为1英镑兑1.9492美元，涨幅为12%。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仍属于基本稳定的态势。

(二)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因素

1.正确看待人民币汇率升值

人民币汇率之所以出现缓慢升值的态势，从深层原因来看，与我国经济总量地位的提升和持续增长的预期密切相关。从宏观经济因素看，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2004年和200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0.1%和9.9%，2006年gdp增长率维持在10%以上。从长期来看，一国汇率水平与该国经济实力呈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判断人民币的长期汇率走势，来自于对我国经济长期走势的分析，这是决定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最为关键的因素。从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走势来看，未来我国有望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周期，特别是新一轮宏观调控已经发挥了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没有重大干扰因素，我国经济将会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发展趋势是升值的。但由于经济发展周期性 规律 的作用，汇率会有回归走势即螺旋式盘旋上升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看待人民币汇率的变化需要把握视角的转变，由过去“钉”住“美元汇率”转向关注“一篮子货币汇率”。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已从固定汇率变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 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在国际外汇市场汇率波动日益加剧以及贸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观察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不仅要有“一篮子货币汇率”的视角，更应该注重从“美元汇率”转向“有效汇率”。根据国际金融的一般理论，货币升值或汇率上浮会产生“奖入限出”的效应，即鼓励进口、限制出口。200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进口价格涨幅显著超过出口价格涨幅，而这种情况通常是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显而易见，如果从真实有效汇率(reer)来看，人民币汇率不是在升值，而是在贬值。

在人民币兑美元的几次快速升值过程中，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出现了大幅贬值，这就使得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大打折扣。汇改时确定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因而关注人民币汇率应该从对美元的单边汇率转向有效汇率。虽然据不同的有效汇率 计算 方法计算出的有效汇率结果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远小于兑欧元、日元等非美主要货币的贬值幅度时，从有效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还是处于贬值状态。在目前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确定方式以及美元走弱的情况下，人民币要实现有效汇率升值，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可能还要大一些。我们不要将目光仅仅局限于人民币兑美元的涨跌上，而应多视角透视汇率的变动，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2.美元走势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变动的直接因素

由于人民币汇率由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决定，因此它对美元的汇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美元在国际汇市总体表现的影响。回顾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几次大幅波动不难发现，美元在国际汇市的起伏几乎成了决定人民币汇率短期走势的主要因素。人民币汇率在2006年8月中旬的短期急速走低，其外部因素正是美元当时对其他国际货币整体走强。10月份以来，每当国际汇市上美元跌到一个新的低点，人民币汇率就跟随创出新高；而一旦美元反弹，人民币汇率就会出现回调。特别是进入11月份以来，美元和人民币之间反向联动更为明显，每次美元指数创出阶段性新低，人民币汇率几乎都会报以汇改以来的新高。

在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不佳的影响下，美元遭受沉重打击，美元兑各主要货币大幅下挫。2006年以来，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总体走弱，美元兑欧元汇率、美元兑英镑汇率都跌至近两年的最低水平。11月底，美国调低了2006年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预期值，而美联储会议纪要也显示出多数成员预期经济增长将放缓；此外，美国公布的劳工市场失业救济人数远高于市场预期。这些因素加重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推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可能降息的预期，因而导致美元进一步疲软，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正面的。2006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和升值并没有超出金融体系和 企业 的承受能力范围；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减慢，而且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实践已表明，除了局部行业受到预料中的影响之外，总体上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相当稳健的水平上，经济增长、物价和外贸形势都相当良好，如2006年gdp增长达到10.6%，外贸顺差达到了1770亿美元。我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于汇率浮动表现出良好的适应能力，能够把汇率机制改革的影响加以消化，这就为下一阶段继续推进汇率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影响

人民币兑美元自2005年7月汇改后一直保持着升值趋势，但同时，2006年以来贸易顺差却屡次创出 历史 新高，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并未降低贸易顺差的增长，这说明我国企业适应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能力在增强。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自2005年汇改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居高不下，而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企业之所以扩大投资，说明企业还是有利可图的。这反过来也证明人民币渐进小幅升值对出口的冲击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出口企业实际盈利能力比预期高，升值强化并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从汇改后一年来的情况看，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以及企业效率的提高。这种竞争的加剧，则体现为出口产品的价格降幅超过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部分企业以前隐藏了利润。二是企业在汇改进程中增加了抗风险的能力，已经开始逐渐适应汇率改革的方向，并逐渐学会运用多种汇率避险工具来应对汇率风险。多样化的汇率避险手段包括提高产品档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中间消耗、提高品牌影响力和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等，其中企业使用金融衍生产品、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和投资外汇理财产品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另一方面，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远期结售汇业务范围和交易主体进一步扩大，企业使用远期结售汇的便利度明显提高。而银行间人民币远期市场和掉期市场的逐渐活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企业对新型汇率避险工具的适应能力和汇率风险管理意识都有所增强(巴曙松，2006)。[1]

从国内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企业而言是利大于弊的。以2006年4月底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可以看出，自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和大半年的适度升值以来，企业的汇兑损失不仅没有放大，反而实现了较大的汇兑净收益。总体而言，受益企业的平均受益金额，是受损企业平均受损金额的8.3倍。同时，汇率改革对特定区域的影响，取决于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管理能力，且大企业云集的地区(例如上海、北京等地)，比中小企业遍地开花的地区要做得好很多。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金融机构对于汇率浮动的承受能力也逐渐增强。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时，人民币汇率一次性上调了2%；一年之后，人民币升值3%以上，其间市场交易日间和日内波动幅度加大，金融体系运行正常。这与汇改之后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有很大关系。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逐步放宽银行现汇、现钞买卖价差限制，引导挂牌汇率由对称性向非对称性发展，外汇定价从“一视同仁”到差别定价发展。“一日多价”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银行汇率风险意识，并促使商业银行从人民币汇率产品的定价机制、平盘方法、操作流程、风险管理、it系统以及市场营销等多个方面全面加强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而各类金融衍生业务的陆续推出，对商业银行在提高金融衍生品的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商业银行也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商机，通过加快业务创新争取在新的竞争格局中抢占先发优势，并巩固自身的生存适应能力。在积极引导客户增强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认识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相应的避险、保值、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适时推出新的外汇理财产品，有效规避和控制汇率风险；与此同时，积极开发风险管理、风险对冲及投资产品，综合运用利率、汇率等价值互动的机理，分别对进出口企业采取不同的定价政策。

第五篇：历史回顾-中国房地产30年大跃进

历史回顾：中国房地产30年大跃进

2010年，中国的房价疯了。

这一年，北京望京地区“地王”边上的一套64平方米的住房，一个星期里总价涨了34万元。

房价令人们变得极度懊悔。有时候，小两口合计买房子，其中一个稍一犹豫，价格便又上蹿了十几万元，为此引来一番不满和争吵，乃至分道扬镳。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不光是北京，倒退几个月，报纸和电视上，乃至街谈巷议里，人们的话题离不开“房价”、“月供”和频频刷新纪录的“地王”。土地已经变成最值钱的东西，一句新民谣在人们口头流传：楼市月有地王出，各领噱头十几天。

房价是在人们犹豫不决的观望中突然爆发的。2009年年初，上一轮房地产的低迷期还没走出，那些钱包瘪瘪的人还梦想着房价再降一点，没成想，进入3月，它突然发力，且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小区半年前每平方米价格只有1．9万元，半年后一看，变成了2．9万元。原先是买了房子的人嫌降价太多，围着售楼处纷纷要求退房，现在一套房子刚开盘，就被抢光了。《参考消息》则援引外电：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已经占全球总量的50％左右。

今年48岁的穆图，一年前卖掉自己在北京昌平区的经济适用住房，希望在北京城里买一套小一点的住所，结果，从2009年年末一直看到2010年5月,房价一路飙升，距离他的心理价位已越来越远。这让这个经历过中国住房改革全过程的中年人万分感慨。回想30年前，中国人的住房由单位分配，到今天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甚至要“赶美超英”，这期间的变迁，真是沧海桑田啊！

1978：酝酿变革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视察新建的几十栋公寓住宅楼时，曾希望能用积蓄替儿子买套房子。

随行的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回忆，邓小平先是“问居民住房可否成为商品，当时现场的同志没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答说，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也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

当时不像现在，房子尚未成为商品，中国大多数父亲也还没有替儿子买房的打算。不过，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预示着中国人的住房生活可能要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变化。这年秋天，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他特地听取了当地官员关于公共住房计划的介绍，并登上高楼，鸟瞰当地的住宅小区。访问结束当天，他又突然走进当地一个普通房间，认真看了每个空间，特别是洗澡间，并不住称赞。再早些时候，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传达邓小平关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指示，希望路子能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

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语，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挤、太小。在此前的将近30年里，涌动于大江南北的中国人，被西方新闻界形容成“蚂蚁”。这群蚂蚁人穿着邋遢，颜色、式样几乎相通的衣服，住在低矮、拥挤、破旧的房子里。

上海华光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就是这些房子中的一间，13平方米，挤着3口人。3.6平方米,在当时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一个不到1．2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下了十几年。

不仅在上海，1978年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近30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1949年少了0.9平方米。其中有5年里，上海市的统建住宅没建造过哪怕1平方米。

住房窘迫到什么地步？学者杨绛后来回忆，她和钱钟书在学部办公室住了将近3年，“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后来，人们发现胡乔木给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写的“要房信”，一字一句地请求为顾颉刚、蔡仪等著名学者解决全家蜗居之难。而普通人住在废旧木板搭成的简易储藏室就算很不容易了，不少人无处栖身，流落街头。

这一年还发生过一些不怎么起眼的事情。一个叫王石的27岁“国家技术员”从广州第一次来到南方小镇深圳。他看到，路轨旁有丢弃的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沙头角的中英街还只是“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15岁的农村孩子潘石屹在甘肃天水一个山沟里读中学，每天饿着肚子苦读到深夜，完全看不出日后有身家几百亿的迹象。

同年，29岁的冯仑成了西北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在这里学习。此时离他们分别对中国房地产发展产生影响还早得很。

1980年：开发

进入1980年才8天，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成立了，当时的深圳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骆锦星兼任总经理。

说是公司，其实只有5个人，除了总经理，还有财务、出纳、两个技术员，他们的资产是4部旧单车，一间平房和几张桌子，4万元港币的开办费是从香港商人那里借来的。成立公司的目的只有一个：和香港商人合作建房子。此前，因为缺少资金，46岁的骆锦星正为解决两万平方米干部住房发愁，偶然听一个香港朋友说，你这个局长是在端着金饭碗要饭，为什么不可以你们出地，港商出钱，合作建房，利润分成？

这话把骆锦星吓了一跳。在当时，出让土地是要犯国法的，但得承认，这个提议挺让人心动。为了找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经历过“文革”洗礼的骆锦星，与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帮人经过冥思苦想，突然记起了“马恩列斯”，希望从“祖师爷”那里找到理论根据。

还真让他们找到了。翻了几天后，他们在《列宁选集》的“住宅问题”这一节中，查到列宁引用过恩格斯一段话：“„„住宅、工厂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

骆锦星连夜向市委书记张勋甫报告，后者也引经据典地表态：“《共产党宣言》中还说“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你们就先干着试试看吧。”

有了这一表态，找投资并不用费多大事儿，一位香港老板骑着自行车到深圳来，坐在一个破凳子上谈成了这次合作。没过多久，中国第一份合作建房合同诞生了──这一天是 1980年1月1日。

从这一天开始，1980年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突飞猛进的一年。就在当月，北京的《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论证住宅属于商品，私人购房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矛盾。随后，围绕着福利分房是否应该坚持的问题，报纸上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则罕见地报道了吉林推广四平市建房出售经验的消息。这批住宅同时面向集体单位和个人出售。

4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一片灰旧低矮的建筑物旁边，对胡耀邦、万里等人发表了后来被称为《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的言论。这次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谈话确定了几个原则，其中包括“房子是可以卖的”。他指出：“城镇居民可以自己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房。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还清。”

这一讲话在一定范围内传达后，有很多人不理解，心存疑虑，非议之声不断。不过，到10月，全国已经有128个城市和部分县镇开展了私人购买、建造住宅的工作。北京市在9月成立了全国第二家房地产公司──北京城市开发总公司，拉开了开发北京的序幕。这一年还有一个文件应该被记住，因为30年后的人们对它谈及的内容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明确表示，对新建小城市、卫星城、现有的城市新建区、旧城成片改造区，都应该考虑“组织开发公司，实行综合开发”。

1984年：“房地产”

一个时代的转变常常是从最小的变动开始，而最初只有很少的人能感觉到。比如，1984年的时候，一些外国人不再去北京西郊动物园旁边的老莫斯科餐厅了，而是改到长城饭店大堂慢慢品尝牛油蛋糕。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莫里斯敏锐地发现，过去一直看重前门、和平门和宣武门的北京，正在努力往东拱身子：“以耸立在北京东郊的长城饭店为圈子，这里聚集了与老北京胡同文化格格不入的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高楼。”

变化不只发生在北京。今天，如果把万科、招商地产、保利地产、广州城建、浙江广厦、华发股份、天鸿集团、宋都集团„„放在一起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你会发现，这些房地产企业都出现在1984年。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1月24日下午，邓小平的专列在南方绕了一圈之后，到达深圳。当他站在建成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足有22层高的楼顶，眺望着新城区在建的高楼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途经楼下，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王石，他在4个月后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是在这一年，在一家仅有几个人的小型集体企业——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高干子弟任志强，卖了3年油条之后，被上级单位没收了公司的经营权。他鼻子很灵敏，开始琢磨要修房子捞一笔。同一年秋天，浙江一个铁匠的儿子楼忠福想方设法当上了他所在的建筑公司的经理，他立马贷款160万元，开始向房地产业进军。

与他们相比，25岁的冯仑刚获得法学硕士，并留校当了老师，他后来去了中宣部，又进了体改委，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轨迹前进。

他们在和这个时代一起进步。1984年,商品经济时代的魅力开始显现，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日渐清晰。房地产公司从政企不分的混血儿过渡到完全企业化，就始于这一年。10月里，主管房地产业的中央机构对组建房地产公司──那时候还叫“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作了明确规定，认定它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在同一个月，起码有3份中央发布的文件，确定了“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国务院的一个暂行规定表示“大中城市都要逐步扩大商品化住宅建设，建设周转资金由建设银行贷款、企事业单位集资等多种渠道解决”。

市场运作早就开始了：往前推两年，深圳一家报纸上出现了全国第一个房地产广告，占了足有四分之一个版面。当然，不应该忘记的是，作为一个行业，“房地产”是在1984年被命名的。国家计委、经委、统计局、标准局等批准颁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代码》首次正式将房地产列为独立的行业。

1987年：拍卖土地

1987年眼看就要过去之际，深圳举行了一次拍卖会。现场来了不少大人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以及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此外，28位香港企业家和好几个经济学家，以及60多个记者也闻风而至。因为很多香港人不懂普通话，这次拍卖用的是“双语”：两名深圳当地官员，一个讲普通话，一个讲粤语。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这次拍卖的规格之高，那么，香港测量师协会赠送、专门从英国定制的枣红色拍卖槌也可以用来作为佐证。槌声一响，闪光灯闪成一片，一块8858平方米、紧靠水库的土地，最后以525万元的价格成交。

那时候，人们还并不知道什么是“地王”。区区525万元人民币，就让在场的人奉上了“沸腾的掌声”。在当时的人眼里，对一块土地来说，这是天价。

深圳，也是全国，首块土地的50年使用权通过拍卖的形式找到了主人。

整个拍卖过程只持续了17分钟，不过，有人认为，这是为此后深圳“一夜崛起”速度奠定基础的17分钟，也是中国迎来土地真正成为“黄金”时代的17分钟。人们的激动之情不难从次日报纸的头版窥见端倪：“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的空前壮举，也标志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历史新时期。”

新时期是来了。第二槌在1988年的福州敲响。接着是在上海，这一次，货币单位换成了美元，数字也涨到了2805万元。又过了4个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将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规定删去，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紧接着，《土地管理法》也进行了修改，土地禁锢终于完全放开。

至于第一块拍出的土地，一年以后建成了“东晓花园”，并首次采用了按揭贷款的方式出售，151套住宅，不到1个小时就全卖光了。虽然房价只有每平方米1600元,但开发公司还是凭借这笔买卖，净赚了400万元。

1993年：泡沫

这一年，人们见证了房地产的泡泡涨大到巅峰那一瞬间，然后又眼看着它一下子破了。这一年，许多人更记住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词语——宏观调控。从此，这个本来是对经济总量进行调节的概念，就与中国房地产结伴儿而行。

讲到房地产泡沫，就要讲到海南，就不得不回到1988年海南建省之后，海口市那个著名的“三角池”。1988年，随着新“特区”的成立，来自内陆的人一下子挤满了这个张贴着招聘、应聘信息的地方。

此时已经进入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冯仑，顶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比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的帽子，也来到了海南，其实就是下海，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乱跑。

冯仑眼前的海南热闹异常，杂乱得像个大县城，但他同时发现“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两眼放光。海南不相信眼泪”。

恰好，在深圳没有折腾出名堂的潘石屹随老板刚刚来到海南。老板在海口承包了一个砖场，他被委以砖场厂长的“重任”，管理300多名“民工”，谁知一年多以后，砖场倒闭，砖场老板卷款离去。最失意的时候，潘石屹住在海南简陋的招待所里，除夕夜想到值班室看看春节晚会，却被服务员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1989年，北京首次公开出售了商品房，尽管黄金地段的350套房子每平方米最高不到2000元，而且只卖掉了250套；天津、无锡和济南纷纷建起了城市住宅示范小区，引得许多人参观学习；1989年，中国第一个房地产经纪公司创办，从此开始左右许多人的生活；到1991年，万科已经成为首个上市的房地产企业。一幕又一幕的财富大戏，颠覆了人们的致富理念。当海南开发的热潮刚兴起时，无数怀揣梦想的人们以及几百亿的资金流入海南，房地产在不经意中成了点石成金的捷径。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讲话”，内容随后被作为当年2号文件下发，紧跟在后面的就是中国房地产开发的浪潮。大批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仿佛一夜间冒了出来。据统计，1988年，全国房地产公司为3124家，此后3年，全国房地产公司基本上维持在这个数量；1992年年底，这个数字却一下子变成了1．2万家，到1993年又变成了3万多家。1992年，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额达44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80％。

这场来势凶猛的房地产狂潮首先是从海南岛开始的。当时，这座总人口不足655.8万人的海岛上，到处都挂着房地产公司的牌子，最多的时候居然有5600多家。1992年4月13日的《海南日报》讲了一件事：某房地产公司在海口市投资的25层大厦，刚破土就被抢购一空。还有人大概算了算，发现人口只占全国0．6％的海南，商品房却占到了全国总数的10％。

1993年，这一切被推到了顶峰。该前5个月的统计数字让西方经济学家目瞪口呆：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69％。

早在1992年年底，英国《经济学人》就警告过：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外国佬的话音未落，意犹未尽者仍在做着暴富之梦时，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突然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紧接着，第二天，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一共16条整顿措施招招致命，一路高歌猛进的海南房地产热戛然而止。大量资金沉淀了，一大批被套牢的人和企业叫苦不迭，悔之不及。数千家开发商卷款逃离。

这场调控的遗产，是给占全国0．6％总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全省剩下的“烂尾楼”足足有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的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达到800亿元，而在全国金融系统留下的坏账就高达400多亿元，是积压房地产的重灾区。

1985年，海南人邢诒前把他在岛外挖得的“第一桶金”带回家乡，先开服装厂，后开房地产公司。“那时，海南土地的价格直线上蹿，让人心惊肉跳，刚到手的10亩地半年内涨了50倍，300多万元一亩，想不到吧？”

投身房地产业让邢诒前从百万家财的服装老板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在事业顶峰期，他的资产一度达到两亿多元，拥有海口最高的楼以及10辆奔驰、皇冠、凌志等豪华进口轿车。他曾经以为自己手里的钱一辈子也花不完了，每天往裤兜里塞进两叠现金，左右两个裤兜，一边1万元，唯一的念头，就是在回家之前花个精光。

但一觉醒来，他却一无所有了，变卖家产也还不清欠款。他和中国的房地产业一起，在起步阶段就接受了这样的一次狂风暴雨的洗礼。

1998年：终结福利房 在1998年以后，单位分房这件事，人们只能听别人说说，或者是在影视作品中见到了。从这一年起，在中国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被彻底变成了回忆。

这年的1月，搞房地产的商人王石被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叫去，询问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这被后来的分析家们认为是一件耐人回味的事情。

2月28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并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要

作个决定，今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

1998年7月3日，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天，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这一刻起，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彻底被废止。

这不但是中国两种住房体制的转换期，也是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分水岭。在南京市鼓楼区某小学当语文老师的常乐乐，是个既漂亮又爱笑的姑娘。可当她听到今后不再分福利房的消息，竟然哭了。她觉得很失落，很迷茫，“我刚到学校的时候，校长曾指着学校后边的一块空地说，3年后，这里就是你们的房子。当时我很高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买房子。现在国家不分房了，我自己哪有钱买啊？”

为了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许多城里人连婚姻都开始功利起来，有的人还没女朋友，立刻到乡下相亲找个女孩结婚；有的结婚没几年，已经分过一套房子的，听说30岁以上的大龄单身青年也可以享受房改待遇，立刻与另一半“假离婚”。

福利分房成了闪电结婚的催化剂。当时，27岁的广东湛江人邹小伟与父母住一起，由于单身，单位的福利分房一直轮不上他。他和现在的妻子还刚认识100多天，根本没想着结婚，但如今听说福利分房要取消了，他与女友一商量，决定“为了房子”结婚。当时流行的一则笑话则是这么说的，某单位分房方案中规定，已婚者加3分。某君心底一算，自己就差一分，情急之下，在一家杂志上刊登如下征婚广告：现征一有意者共同生活，年龄不限！相貌不限！性格不限！男女不限！

当年那个对失去福利分房机会倍感失望的常乐乐，省吃俭用存了10多万元，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2005年终于在南京近郊选中了一套住房。她发出了这个年代人们最常听到的那种感叹：“一辈子的打拼就为了一套房。”

告别了拥挤的居住记忆后，普通中国人又迎来了高房价的痛苦。2003年以后：房价与财富

2003年，关于房地产和财富这个话题，人们增添了不少谈资。

先是最新的《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公布后，人们惊愕地看到，涉及房地产业的富豪竟有35个，前10名富豪有6个是靠房地产一举暴富的。紧接着，富豪榜的大人物、上海农凯集团公司董事长周正毅“落马”，与他相隔不久，还有另两名房地产商人也因为经济犯罪而被“法办”，由此，他们所代表的房地产商人通过非法手段谋利的路径也被曝光，让普通人清楚地看到了财富和权力是如何勾结着掠夺社会的。在福利分房结束后的几年里，房地产热已经热到了何种程度？这一年的建材价格可以拿来衡量一番：水泥、钢铁等的价格有时候一个月要涨出3个价格来。

原先对贷款颇有顾虑的中国人，才过了没几年，就把“按揭”这个外来词语挂在嘴边。2000年5月底，建设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总额经过8年的发展后终于超过了100亿元，但此后仅过了5个月，就一跃变成了200亿元。那段时间，中国和美国的两个老太太的故事广为流传，燃起了许多人的消费热情。最流行的版本是这么讲的：中国老太太省吃俭用一辈子，终于攒够了买房的钱，却没机会住了；而美国老太太贷款买房，享受了一辈子，临终前还完了银行的贷款。

2001年，“温州炒房团”这个让人们感情复杂的称呼第一次出现。当年8月18日,一个吉利的日子，157个温州人开进上海，3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第二年春天，另一群温州人来到北京，一下子就花掉2000万元。从此，武汉、青岛、深圳到处都能见到温州人的身影，他们“走到哪儿，涨到哪儿”的名声开始流传，一些地方的领导为了迎接温州炒房团，甚至亲自布置接待方案，把他们奉为上宾。而在房价高涨叫苦连天的普通人那里，他们的名声则不怎么光彩。

房价的上涨早就让一些人感到担忧。2002年元旦的前一周，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的魏杰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并发表题为《2002，房地产的冬天》的访谈讲话，认为房地产已经产生了超过1993年的泡沫，而“2002年将是中国房地产业的冬天”。魏杰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楼市不崩盘，我就去跳楼。”这句话为他在普通人那里赢得不少声誉，但这并没有阻止房价在此后几年继续疯涨。

关注过上海市中心的住宅区“申江名园”的人能轻易看出房价上涨的速度。2001年10月一期开盘时，这个繁华之地的房子价格是每平方米6000元，2002年年底二期开盘时是每平方米7000元，到2003年,每平方米的价格变成了1.1万元，随后是2004年的1.6万元，以及2005年的2.4万元。不到3年半，价格涨了300％。

在杭州，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1年，一对儿兄弟做生意赚了30万元，每人分15万元，哥哥炒股，弟弟买了栋楼，2003年10月一结账，哥哥的钱还剩下6万元，而弟弟的楼卖了56万元，还觉得卖贱了。

从这时候开始，人们就得习惯在高房价底下讨日子。从这一年开始，那些没有房子的人，将眼睁睁地看着房价突破一万元、两万元，看着一次又一次地宏观调控最终换来房价新的增长。他们会逐渐习惯“房奴”、“蜗居”这些此前闻所未闻的词语，并且把买房的计划一再推延，目标地也离城市越来越远。

5月15日下午，一直还在看二手房的穆图，再次来到东三环一家经常光顾的房产经纪公司，尽管这里的二手房交易量已大幅下降，但房价相比上月不降反升，自己心仪已久的那套住房又涨了七八万元。穆图在博客中慨叹：“照这样下去，俺们全家人即使不吃不喝再奋斗两辈子，在这座城市也买不起一套住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