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法律专业毕业论文:浅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第一篇：党校法律专业毕业论文:浅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浅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党校法律专业毕业论文 XXX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确立，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治国方略的探索上走向成熟，同时，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也是对古今中外一切治国经验的深刻而全面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治国，从它的基本含义来看，指的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引导公民有序、有控、有规范地进行各种活动，以便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治国既需要强制，又需要协调；既要加强法律建设，又要加强道德建设，前者的功能主要是法治，后者的功能主要是德治，二者结合越紧，就越能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一． 以德治国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批判吸收

以德治国思想是21世纪之初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的，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结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趋势，重新认识中国丰厚的道德文化遗产，重新评价西方伦理道德思想，批判吸收传统德治思想中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现实意义的内容，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建立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型的思想道德体系。

（1）批判吸收中国传统德治思想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5千年的文化积淀，其中关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智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丰富和全面。道德历来就是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传统道德观念固然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但数千年来，它们又的确充当了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纽带的作用。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德治传统，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伦理道德体系，为我国传统治国实践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懂得用道德来调节人们的关系。4千多年前，禹以其高尚的德行为后世治国者树立了榜样。《史记》中写道：“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亲可仁，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伟伟穆穆，为纪为纲。”‘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其品德高尚最好的证明。《左传》记载周代人对禹由衷赞美的话说：“美哉禹公，明德远矣！”

公元前11世纪周公旦提出了‘敬德保民’思想。他的‘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典故，说明周公十分重视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三国时期，曹操写诗赞美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道出了道德在治国中的重大社会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德治的争鸣促进了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发展。孔子尊崇尧、舜、禹、周公等人物，倡导‘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对于德治，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执政者治理国家只有施行德政、德治，才会有威信，才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和归顺。孔子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孔子的这一认识，揭示出了德治的独特作用。

孟子也主张对百姓要重视道德教化，力主施行仁政。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又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在孟子看来，道德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功能，是直接用政治手段所达不到的，揭示出德治的社会价值是任何其他东西无法比拟的。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继承了前代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为政以德’的统治谋略，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其道德观念。唐朝史官吴兢编著的《贞观政要》中记载了李世民励精图治，纳谏任贤，轻徭薄赋，改革吏治，促进了唐朝生产力的发展，成就了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

我国传统德治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不乏合理的成分，也包含着许多应该抛弃的东西，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既不是对我国古代儒家德治思想的完全搬用，也不是与我国古代儒家德治思想绝然对立、毫不相干的，而是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批判地吸收儒家德治思想在今天有积极现实意义的内容。

今天我国讲以德治国，讲的是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反映和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道德，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规范，注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新型道德，而不是反映和代表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道德，不是儒家宣扬的那一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我国今天所提倡的德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德治，指的是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培植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的德治，不同于历史上的德治。

我国历史上传统德治思想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在君权神授体制下，标榜德治其实是对君主个人及整个官僚阶层的道德尊崇。德治思想中所主张的‘以民为本’其实并未赋予民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传统德治思想对君主道德行为的尊崇，对庶民的道德教化，极容易使人产生‘君临天下’的看法，最后形成积淀深厚的封建皇权意识、人治思想，而正是这种意识和思想阻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就此而言，传统德治思想是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和要求相冲突的。

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是宪法赋予的，人民是治国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的授权执政，代表人民治国。今天，我们讲以德治国，就必须对传统德治思想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如，民本、公正廉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等实行批判吸收，对其中的一些糟粕加以剔除、抛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江泽民对儒家德治思想采取了扬弃的态度，是批判的吸收，革命的改造，而胡锦涛则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八荣八耻”新时期衡量道德标准的尺子：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儒家德治思想主张道德至上，认为法是治标的，道德治国才是治本的，德治高于法治。儒家过分夸大了道德的作用，事实上，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是单纯以道德治国的，而几乎都是法治与德治并用。江泽民讲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虽是并提，但侧重点不同，依法治国中的法不只是手段，也是目的，即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德治国中的德，具有手段的价值和作用。道德以法律为后盾，没有法律保障的道德，是软弱无力的。因此，我们党讲以德治国是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的，脱离依法治国讲以德治国是行不通的。

（2）批判吸收西方先进伦理道德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应该从我国优秀传统经验中吸收有用成分，也应该批判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华。我国现在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就要求我们应以广博的胸怀批判吸收西方的先进伦理道德思想，丰富社会主义新型思想道德体系。

西方伦理道德思想，主要是指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构建起来的西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思想。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的内容十分纷杂，其中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主张个性的伦理价值观。主张个性是资本主义道德思想的基础，是当代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它发源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主张用人性否定神性，用理性代替神启，用人权对抗神权，提倡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颂扬现世生活的幸福和个人的人生价值。它认为一切政治性价值和经济性价值都必须立足于个人，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强调个人经济行为自由，反对政府的过分干预。

第二，功利主义的价值导向。功利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对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道德的否定。功利主义价值观认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以功利作为评价道德善恶的依据，认为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性，如果一种行为带来的快乐成分占优势，它就是道德的善的行为；如果一种行为带来的完全是快乐而没有痛苦，就是最大幸福。一个良好的社会应顺应人们的功利主义追求，通过立法和道德，以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第三，正义公平的道德观念。正义公平的道德观念起源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倡导的理智、正义、节制、勇敢的道义观，在近代表现为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公平正义的道德观念主张社会正义的原则有两条：公民平等自由的原则；补差原则。认为如果能实现上述两条原则，社会和经济生活就实现了正义公平。

总的来说，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相配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思潮，包括西方伦理道德思想大量涌入我国，对我国的文化包括伦理道德产生较大影响。对此，我们应批判吸收西方先进伦理道德思想，对其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实行批判吸收，对其中的一些糟粕加以剔除、抛弃。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继承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也需要正确对待传统德治思想，批判吸收其合理成分，剔除其腐朽的东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以德治国不是人治，也不会削弱依法治国

江泽民在21世纪之初提出以德治国，决不意味着从理论上退回到人治，也决不会削弱依法治国。今天提出的以德治国与古代的人治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的，是在依法治国基础上提出的治国方略。

人治形成于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在我国历史上，法治、德治、人治作为治国模式，都曾经出现和适用过。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德治。他们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和贤人通过道德来治理和调节社会关系，指引人的行为。主要寄希望于依靠一个贤明的君主来实现圣人之治，儒家强调德治而轻视法治的作用。战国时期形成的法家，主张法治。他们认为，国家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通过强制性法律规范和制度来治理和调节社会关系，指引人的行为。主要寄希望于依靠一整套普遍得到遵守的法来治理国家，法家强调法治而轻视德治的作用。但在历史上，无论是儒家的德治，还是法家的法治，都摆脱不了君主的一人之治，都必然导致人治的结果，其本质都是人治。人治的本质，就是人大于法、权大于法、言大于法，就是社会的管理者不受法律的约束，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以个人的意志和好恶随意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立法、执法不讲程序。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这种现象出现，中国历史上的人治既与社会主义法治相对立，也与社会主义德治相对立。

中国历史上，儒家之所以在春秋时期提出德治思想，是由于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现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想通过一些改良的办法和道德感化的手段来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他们既看到了统治者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根本对立，又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劳动人民反抗力量的巨大，所以提出了一套调和阶级矛盾的比较细致和有所让步的统治方法。儒家德治思想过分夸大道德的作用，过分夸大君主的个人作用，把君主的个人意志置于劳动人民之上，劳动人民只能附首听从这种特殊人物道德力量的支配。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天下趋合，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富国强兵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成为法家法治思想的最直接目的，所以，法家特别强调法的威严。但是，法家法治思想中，虽然也有‘法不阿贵’的原则，但却从未谈过君主的行为要受法律的约束，对君主而言，法律只是治国的工具而不是约束自己的规范。中国历史上有法，也有法制，但一直又是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因为那些法都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法律是对下不对上的，君主的意志就是圣旨，就是法律。不但君主不受法律约束，而且还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特权。法都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对于统治者来说往往是无法无天，权力就是法，‘朕即国家’就是最典型的说明。因此，在我国古代社会，德治、法治往往变成人治，即君主家天下的一人之治，出现人治代替德治、法治的状况。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压根就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近代意义上的法制制度，实行的却是君主一人家天下之治的封建专制制度，这就决定了君主无论采用什么办法来治理国家，都只能是人治的不同手段而已。儒家的德治固然不是在法制的范围内来施行的，法家的法治也不是在法制的范围内来施行的，因此，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主张法治或者德治，都只能导向人治。

今天强调以德治国，不意味着退回到传统人治模式中去，也根本退不回去，因为社会基本制度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决定了今天的以德治国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而打上人治的标记。今天讲的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德治，是在法律制度范围内的德治，是与法治相辅相成的德治，而不是超越甚至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德治。所以今天的德治不是人治，也不会导向人治，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的德治。

今天的以德治国与中国古代的人治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与社会主义法治不可分割的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手段，讲的是以社会主义道德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是反映和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道德，而不是反映和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道德，因而同中国古代的人治严格区别开来。今天的以德治国是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在坚持依法治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法制国家的同时，坚持以德治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思想道德文明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而且是以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

今天提出以德治国，决不意味着削弱依法治国。从法律与道德的属性看，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规范，虽然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但是具有相同的共性和不同的个性。二者的功能是互补的，二者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它们不仅具有相对独立、相对并列的互补作用，还具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互通关系，因此能相互促进，相互辅助，在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无论是强调法治还是德治，前提都是在法制社会的基础之上，法律和道德都是在法制社会的范围内调整社会关系的具体方式。我们实施的德治，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作用，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德治。法治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在法治不到的地方，就需要德治来调节。如果全民素质低下，违法犯罪现象就会大量出现，社会治理成本也将大幅度提高，甚至会出现法不责众的局面；如果领导者和执法者没有好的道德素质，再好的法律也起不到好的作用。只有通过有效地运用法律和道德两种手段，领导者和执法者的道德素质、责任感增强了，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提高了，守法的意识增强了，社会主义法治才能搞好。重视法治不是排斥德治，重视德治也不是排斥法治，而是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使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形成合力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

强调以德治国，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相互关系的角度看，本身就是对法律规范的一种强化，是通过加强道德建设特别是加强道德教化的功能，巩固法律的道德基础，以道德的正当性保证法律的正当性，尤其是保证立法和执法的正当性。必须排除的一个错误观念是，不应该认为谈依法治国就只能谈法律而不能谈道德，似乎一谈道德就是对法治的否定和对依法治国方略的破坏。实际上，法治本身也包含着道德教化的内容，例如，在我国，对违法犯罪分子，既要依据法律进行制裁，也要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教育感化他们，使他们悔过自新，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不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对立起来，如果在依法治国的同时没有以德治国的位置，那么，要想真正达到依法治国的目的，也是十分困难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以德治国是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它不但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削弱或否定，而且是对依法治国的进一步肯定和强有力的支持，是加强法治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是要更好地和法治一起发挥功能，治理好国家。以德治国是坚持依法治国的重要措施，道德建设加强了，人们的道德觉悟提高了，社会成员的守法意识就加强了，我国社会守法的基础就更加牢固了，因此，实施以德治国，丝毫不会损害依法治国的实施。在大力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充分估量到道德对于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强调以德治国，强调有效地运用法律和道德两种手段，是治国理论大大前进了一步。

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

纵览各国历史，许多国家在治国时，都会采用法律和道德这两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但是总体来说，大多数国家没有很好地真正做到两者相得益彰的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从我国历史发展看，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的手段，统治者不会单纯依靠法律或道德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主张法律与道德并用，只不过在侧重上有所不同，如‘德主刑辅’、‘内儒外法，霸王道杂之’等。在我国历史上既出现过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典范——开元盛世，也出现过单纯用德治不讲法治而很快被吞并的鲁国和齐国，以及只讲法治却忽略德治从而也导致亡国的秦朝。

儒家治国主张‘德主刑辅’，但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主张并未得到真正施行。战国时代，在秦朝统一中国直至秦朝灭亡这段时间里，大行其道而又大获成功的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用严刑峻法的治世之策，帮助秦国变法强兵，使秦国由弱到强，最终吞并六国，完成统一霸业。在这个过程中，秦始皇把法家思想推到极至，试图用严刑峻法、用暴政来巩固家天下万世不衰，结果却是民不聊生、众叛亲离，落得只经二世就灭亡的可悲下场。从秦国统一中国到秦王朝迅速覆灭、汉王朝兴起以至强盛的过程中，以陆贾、贾谊特别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帮助西汉王朝总结了秦朝重法轻德由盛到衰以至灭亡的历史教训，体会了民心向背，水亦载舟、水亦覆舟的王朝更迭的历史规律，最终促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这不等于说封建统治者不重视法治，恰恰相反，他们从来没有放松过用法律维系一姓家天下的封建统治。在我国历史上，自战国时期法从礼中独立出来后，历朝历代都有法，并且成为了历代王朝实施统治和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古代，从秦朝开始，就形成了非常系统的封建成文法，《秦律》、《唐律》、《宋律》、《明律》都是高度完备的成文法。当然，封建统治者更加重视德治，并以这种统治强化人治，再辅以法治，施行‘内儒外法’的霸王之术。

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统治者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为政以德’的统治谋略，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其道德观念。统治者一方面搞‘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的道德体系，以‘正家’、‘定天下’；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严密、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发展，出现了像‘开元盛世’这样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典范。所以，我国传统治国方略基本上采取的是德治与法治兼治，内儒外法的霸王之术。

中华民族的数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治理国家时，只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赢得民心，保持社会稳定，国家安宁。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治理国家时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都走向了衰落灭亡。法治可以让人身服，德治则可以让人心服。高明的政治，总是把两者相结合，使宽猛刚柔配合得恰到好处，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秦代以后出现的太平盛世，包括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等，在治国方面无不显示着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作用和价值。

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历史上也并非都是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的，统治阶级往往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或者重视法治，或者重视德治，由此产生了各种社会负面影响。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初期，重法轻德，宣扬法律至上，强调‘法不容情’，后来却导致西方社会人情观念淡薄，社会缺乏亲和力，各种社会弊病层出不穷。如今道德的缺乏已经造成西方普遍的精神危机，对社会存在和发展构成严峻的挑战。有识之士纷纷呼吁：人类需要寻找和重建“精神家园”。

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在强调法治，视法律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同时也纷纷讲求道德的作用。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不仅用法律规范市场秩序，而且重视用道德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在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上，有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重视由政府来推行道德建设。大体上有两种做法，一是由国家制定统一方案、政策和设置专门结构，统一进行德育管理，日本、法国、新加坡等国家采取这一方法；二是由国家制定政策，仅仅规定德育的目标。至于具体的道德教育工作，则由相关机构、部门根据对象与工作性质，自由实施，不作强行规定。美国、加拿大、北欧一些国家采取这一方法。还有一些国家采取道德立法，把一些道德准则和要求用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使道德规范能够在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下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更好的调节作用。

世界各国中，治理国家讲求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最典型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很大程度得益于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新加坡倡导儒家思想治国，同时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法律，其中，将很多道德性要求纳入法律规范，如新加坡法律规定，随地吐痰一次，罚款70新元；上公共厕所忘记冲马桶，初犯罚款150新元，再犯罚款500新元，这相当于普通工人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等等。这表明，在新加坡，法律与道德既相互渗透，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使人们的日常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延续得益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经验。我国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但在本质和内容上不同于过去的模式。社会主义中国实施的是以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二者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不同于我国古代的‘德主刑辅’，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的‘重法轻德’。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道德改变了过去少数人的法律与道德居于支配地位的历史，实行的是多数人的法律与道德居于支配地位。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替了古代社会的‘刑不上大夫’的特权，罪行法定原则抛弃了古代法治的弊端，使治者与被治者都受法律的管辖和约束，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制度。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把治者与被治者合二为一，强调的是用社会主义的道德治国，是强调培养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又体现时代特征、融传统美德与现代美德为一体的现代道德，是建立在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中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既可以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二篇：浅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浅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摘要】：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强调两者的结合，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两个治国方略的提出完全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现实，它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较快发展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要深刻理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全面领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并且要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提纲：

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区别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联系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重要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二）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三）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四、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一）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法律对这一活动给予一定支持

（二）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三）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讲究道德的表率

浅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从古至今，对一个国家来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更不能偏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它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目标，是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要求。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强调两者的结合，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两个治国方略的提出完全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现实，它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较快发展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要深刻理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全面领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并且要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包括：第一，立法机关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并形成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第二，政府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第三，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司法，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才究；第四，全体公民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使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

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德治国通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奠定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道德强调人的自觉自律，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道德对于维护社会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协调社会生活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以德治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德治。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 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联系 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 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因此，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二）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发并提出过治国不能没有法治又不能没有德治的思想，认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国之大道。社会主义法制是自有法以来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制，社会主义道德是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尚、积极和健康的道德。

（三）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行为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对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评价，虽然调整时也考虑其主观过错，但并不单纯地调整其内在的思想活动；道德不仅对主体的客观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而且也对主体的主观思想进行调整和评价。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道德则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 调整更具有广泛性，一般来讲，法律不宜调整干预的，则需要道德来调整干预。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十年**”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 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江泽民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可见，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一）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法律对这一活动给予一定支持

我国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政府应依法提供一定经费和指导。

（二）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一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力。社会主义道德靠个人的良心和舆论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还可通过立法，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给予各种物质和精神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二要通过公正执法、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例如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的作用，遏制刑事犯罪高度势头；依法打击制假售假，可以促进职业道德，依法惩处虐待老人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

（三）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 讲究道德的表率

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所以，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讲究道德的表率。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委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党员要成为道德楷模。

总之，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途径，是我党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立足本国实际，认真经验，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最终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制度。

第三篇：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雒树刚

《 人民日报 》（2014年11月24日

07 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我们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深刻认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两者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觉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对于夯实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和思想道德基础，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纵观历史，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各自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国家才能治理有序，社会才能健康运行。我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宽猛相济”、荀子提出“隆礼而重法”到汉代董仲舒强调“阳为德，阴为刑”，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都体现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从世界范围看，凡是社会治理比较有效的国家，都坚持把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同时注重用道德调节人们的行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国家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必须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使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共同发力、相互促进。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着眼当前、面向未来，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继续实行好，把法治中国继续建设好，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牢把握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原则要求，彰显其鲜明特点，发挥好突出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和落实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统筹推进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建设、以法治为保障的德治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说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清醒看到，我国法治建设现状同党和国家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还有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实践证明，要切实解决法治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单纯就法治论法治是不够的，应当着眼全局、系统谋划，特别是要立足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重视加强道德教育和思想引导，着力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法治观念，营造全社会都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的文化环境，使法律和道德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筑依法治国的坚实道德基础，形成全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法律依赖道德而被认同和遵行。只有坚持以道德为滋养，法治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思想道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法治建设全过程，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有力支撑，为法治有效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完善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相协调的法律体系。任何法律都内含着道德判断、体现着道德取向。只有符合广大人民道德意愿、符合社会公序良俗，法律才能为人们所信仰、所遵守。目前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总体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追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同时要看到，也有一些法律法规的某些条文和具体内容，存在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核心价值观要求不协调、不“合拍”甚至相悖的问题。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必须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先进道德的导向。要加强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和衔接，将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要加强对法律的道德效果评估，各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都要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风险，对有违道德要求的法律法规及时废止或修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彰显道德的价值和力量。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法律实施过程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不仅需要“良法”，更需要“善治”；不仅法律的制定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法律的实施更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既要严格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遵循、为依据，又要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导向和思想内涵，确保法律的实施不违背立法宗旨、不偏离正确方向。法律在许多方面只能作出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也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在实施过程中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和裁决。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检验法律实施效果的重要标尺，使执法司法行为既遵从法律标准又符合道德标准，既于法有据又合乎情理，获得坚实的民意基础、道义基础。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很重要的是对其蕴含的道德价值的认同；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很重要的是源于思想道德觉悟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良好的公民道德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源泉。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促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提高人们的道德实践能力。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发挥新闻媒体、公益广告、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道德更加深入人心，为推进法治建设培育丰厚的道德土壤。

提升法治工作队伍的思想道德水平。法治工作队伍是宪法法律的实施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法治中国建设进程。要着眼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把理想信念教育摆在第一位，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他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至上，坚决反对各种不正之风，更好捍卫法律尊严权威。要加强法律服务队伍特别是律师队伍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坚持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

道德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来保障底线。只有坚持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撑和刚性约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用法律的权威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以法治的力量推进道德建设、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法律广泛宣传、广为人知的过程，就是推动其蕴含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的过程。1986年以来，我国已制定实施六个普法五年规划，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开设法治知识课程。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之中，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推动法律知识进企业、进乡村、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在普法教育中发挥职能作用。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通过严格公正执法司法营造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执法司法既是法律行为，也体现着鲜明的道德导向。严格公正执法司法，是对法律尊严的捍卫，也是对先进道德的彰扬；而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则是对法律尊严的无视，也是对恶行的纵容、对美德的贬损。必须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发挥法治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社会功能，促进清风正气的弘扬，增强人们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要坚持严格执法，对侵害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等行为及时予以规诫遏制，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促使人们趋善避恶、扬善弃恶。要坚持公正司法，依法制裁和惩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让人们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法律的震慑力为道德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加大执法司法公开力度，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惩治执法司法活动中的腐败行为，更好地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

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也是道德的屏障。对那些伤风败俗的丑恶行为、激起公愤的缺德现象，仅靠道德教育、“叩问良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运用法治手段进行治理，为道德建设“保驾护航”。要引导人们牢固树立有权力就有责任、有权利就有义务观念，加强社会诚信建设，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要继续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加强对见危不扶、出国出境旅游不文明、奢侈浪费、网上造谣谩骂等行为的整治，该劝导的劝导、该处罚的处罚；加大对食品药品等领域见利忘义、制假售假行为的执法力度，查办大案要案，让败德违法者付出高昂代价，发挥对整个社会的警示教育作用，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

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带头守法，做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模范践行者。领导干部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也是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引领者和示范者。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对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道德氛围至关重要。要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推动党员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同时带头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第四篇：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即将出版的第四期求是杂志发表秋石的文章，题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选择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拒腐防变的需要，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与德治、法治相关的思想与实践。历史经验具有借鉴作用。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律和道德，都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治国”是一个总的概念，是由治党、治军、治厂、治校、治家等具体领域组成的。在这些具体领域中，无一不是靠“法”、“德”综合治理的。怎样才能贯彻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呢？文章指出，第一，要在全社会夯实思想基础，要在全体公民中树立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观念，要把两者看作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第二，要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第三，要培养公民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意识。第四，要发挥好党的领导作用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这是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重要保证。

第五篇：学习《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学习心得体会

学习《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心得体会

近期，根据局机关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要求，我认真学习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之《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文章。通过认真阅读、学习、理解、领会此篇文章，自己思想上有了更高的认识。通过学习，我有以下体会。

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一重要论述，明确指出了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在新形势下只有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同时注重用道德调节人们的行为，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培养既有法治信仰又有高尚道德情操、既接受他律又能够自律的新人，才能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推进。

二、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一个原则要求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和落实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统筹推进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使法律和道德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要立足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加自觉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 与德治有机地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