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农村税费改革调研报告[本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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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江苏农村税费改革调研报告[本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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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村税费改革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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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是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地区,改革历时已有一年,认真回顾总结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经验,分析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化解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的基本情况和初步效果

1.农民的减负目标已基本实现。农村税费改革的核心和主体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江苏各地围绕这个主体目标,深入发动群众,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认真实施,顺利完成了方案制定、上报审批、组织归户、检查验收、夏秋两季征交等各个阶段的工作,保证了税费改革平稳有序的推进。税改后全省共征收农业税25.61亿元;农业税附加5.08亿元,农业特产税0.9亿元,农业特产税附加0.18亿元,一事一议筹资8.8亿元,合计40.59亿元,农民人均负担77元,较改革前税收及合同内、外人均负担154元,减少77元,减幅为50%。“两工”提取1.67亿个,较上年减少 2.6亿个;以资代劳总额3.86亿元,较上年减少6.8亿元。

2.各项配套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1)大部分地区的乡镇村区划调整、人员分流工作已基本完成。全省乡镇数已由改革前的1974个减至1372个,乡镇平均人口由3.1万增至4.5万;行政村由35258个减至20219个,缩减幅度为42.7%;村组干部由43万人减至22.65万人,其中村干部减少8.7万人,仅此一项减少农民负担4.4亿元。(2)推进了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税改中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由编制部门重新核定教师编制,人事部门核准人员和工资,财政部门核拨经费,委托银行代发到人,使部分地区过去拖欠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按照适度规模办学的要求,调整了农村教育布局。(3)推进了乡镇事业单位改革。通过采取综合设置、精简人员编制、建立用人竞争机制、确定事业单位法人地位等措施,对原来的“农村七站八所”,加以辙并改建。全省大部分地区的乡镇事业单位已由原先的20个左右调并为现在的6—8个,精简人员编制达到30%。并从有利稳定、人尽其才的原则出发,对精减人员实施了多渠道分流。

3.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规范了农村税收的征收行为。为了保证税改后的村级组织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以及计划生育等工作的开展,江苏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规定转移支付资金必须优先保障村级基本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江苏去年上述各项到村资金10.03亿元,高于改革前1999年村三项支出9.27亿元的水平,使大多数村的基本开支得到了保障。为了规范征税行为,江苏按照中央要求,将农业“两税”以及附加的征收职能归口为乡(镇)人民政府财政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省政府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村级范围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的意见》。与此同时,还针对涉农收费问题采取了一些专门措施。

4.改革使农村长期积累的许多矛盾得到初步化解。其中包括计税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第二轮承包政策落实不到位形成的机动田、黑地、两田制、、宅田合一等问题,有力地维护了农村的稳定。农村税费改革还增强了各地清理、化解乡村债务的紧迫感。各地采取措施,清理账目,已分类处置了一批历史债务。

二、改革留有难题和大量的后续性工作

1.税改后一部分乡(镇)村的可用财力明显减少,难以维持低水平运转。在苏南如果以每年10万元为基本自给目标,有缺口的村约占10%;在苏中如果以7万元作为基本自给目标,有缺口的村约占30%;在苏北如果以5万元作为基本自给目标,有缺口的村也要达到30%。全省2.1万个村,大致有6000个左右的村存在缺口。税改后出现了一些减支因素,但总体上要保证这些村的正常运转还相当困难。

2.一部分乡(镇)陈欠债务数额大、清偿难。有的村仅农民手中的各类债务凭证就有十几万元。大部分负债乡村缺少可以盘活的集体资产和可以用于清偿债务的资金来源。因为负债,有的乡村受到了司法诉讼和冻结账户、查封财产的法律处罚,分散了干部精力,也给农业税征收增加了难度。农民以债据抵税成为今后税收中难以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3.经济贫困地区对配套改革的承受能力较弱。一部分经济贫困地区因缺少对改革的成本投入,出现了教育布局调整难、事业单位改革推进难、人员分流落实难等一系列新的矛盾。宿豫县辙并村组以后,精减村组干部 4442人,一次性补偿需要资金617.18万元。灌云县农村教育负债4496.98万元,目前亟待解决的学校危房有10万平方米,需投入6000万元,经费的筹措十分困难。

4.由于筹资筹劳数额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镇)村难以举办公益性事业。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型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与乡村公益事业受制于投资主体受到一定影响;一部分乡(镇)村的道路、桥梁、水渠急待修理;关系到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积累性问题更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仅靠筹资筹劳,要上那些使公众受益的社会项目难度很大。

5.农业税收任务因缺少征收保全措施增加了难度。税改后,农业税的征收主体是农税征管机关,乡镇只属于委托代收机关,农税部门限于人力、物力和缺少应对手段,要完成当期的农业税征收任务和清收尾欠税款难度较大。发展下去,势必造成拖欠越来越多,尾欠越来越大。

6.一部分种粮大户和纯农户因税改反而增加了负担。据丹阳市测算,税改后,种粮大户每户增加负担约50元,增负20%左右。

7.水利:工程水费等涉农服务性收费标准提高给农村税费改革造成了负面影响。

8.“一事一议”的规范要求与农村的实际情况不尽吻合。许多地区由于受到议事内容、议事条件、农民民主议事素质等方面的制约,影响了议事效果。议而不决、议而不行或根本就无法议事的事情累累发生,一些地区已经将一事一议“束之高阁”。

改革是权力与经济利益的调整,在农村税费改革的主体任务基本完成之后,由于旧体制的“惯性”作用,以及对解决旧体制遗留问题的思想准备、政策准备和经济准备不足,方法欠妥,仍然存在一些矛盾,这是正常的。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着力化解问题和矛盾,认真做好改革的各项后续性工作才能实现改革的各项预期目标,不断深化和发展改革的成果。

三、积极探索税改难题的解决途径

(一)坚持“治本之策”,用发展的办法化解矛盾

1.坚持“治本之策”,明晰农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目前,江苏农业在增长方式上,还是以粗放经营为主;在生产方式上,还是以家庭式的小规模生产为主;在经营方式上,还是以对计划的依赖性为主,特别是粮食、棉花、蚕茧生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贸、工、农分割。这个“三为主、一分割”是导致一部分地区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慢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道路。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的市场化。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适应市场化的信息问题、市场体系问题、市场主体的培育问题都做得不够,走向国际化更不够。江苏要发展集约化农业,大踏步进入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二是提高农业的专业化水平。不能再满足于家庭式的经营。因为家庭式经营无法向专业化、规模化发展。三是用先进的科技来提升农业的发展水平、扩大消费的需求。四是积极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只有产业化才能打破贸、工、农分割的局面,留住加工、流通这两块的利益,解决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问题。江苏结合农村税费改革的实际,加强对推进农业市场化、专业化、科技化、产业化的研究,即规模农业与效益农业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2.坚持“治本之策”,积极推进城市化带动战略。江苏结合农村税费改革,推进了行政区

划的重大调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行政区划与城市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通过发展城市,增强其辐射与带动作用,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发展。全省共有13个地级市、30个县、28个县级市、50个辖区先后进行了调整,调整后中心城市的区域范围得到了扩大,为城市的扩容和资源的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

在农村税费改革调研中,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一个农民当他由农村迁入城市以后,其消费水平会增长2—3倍,一次性的消费支出会高达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农民进城以后,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具有经济实力,可以在城市投资办工业、办商业以及其它产业。因此,用“拆除门槛放农民进城”的办法,不仅可以减少农民,有利于推进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使留在农村的农民富裕起来,而且可以有效地刺激需求,拉动消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用创新的思维和办法化解矛盾

1.以创新的思维和办法主动积极地化解农村集体债务矛盾。

农村集体债务过重是诱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实施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重阻力。解决乡(镇)村的陈欠债务问题是江苏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后续性工作。

如何解决乡村集体债务问题,江苏各地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除已经清偿了一批历史债务外,还创造了一些好的做法,推广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组织财政、审计或中介机构对乡(镇)村债务复审,挤掉债务水份,分清债务性质,鉴定落实还债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对于确应由乡镇承担的债务,通过组织收欠还债、核销减债、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以及调减、免利息等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又如通过转让、出租、承包、股份合作等形式,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化解债务矛盾。江苏的乡镇和企业大都有一定数量可以利用的存量资产,有的是闲置厂房、土地和设备;有的是技术、专利和品牌。将各种有形与无形资产加以充分利用,发挥其效益,对于化解债务矛盾是十分有利的。

2.用创新的思维和办法积极稳妥地搞好农村教育布局的调整。农村税费改革所涉及的教育布局问题和财政负担问题,在江苏大部分地区表现得都比较突出,即使是在比较富裕的苏、锡、常地区,也有一些乡(镇)反映强烈。大家普遍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对教育事业的关心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教育投入已经成为一项大宗投入。大多数农村学校的面貌与教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变,进行教育布局调整不能搞成新一轮的达标升级活动,而应该以教育资源的内部调整为主。要防止和纠正少数地区在教育布局调整上的贪大求洋倾向。对于那些原本就存在着生源不足、而要在调整中扩班招生的学校应首先搞好内部挖潜。

教育布局的调整要立足现在、着眼未来。要综合考虑人口密度、地理环境、交通状况,以及农村人口将大量转入城市等现实因素,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地搞好调整,并尽可能将学校向城市和农村中心集镇集聚。应允许和鼓励农民选择学校,送子女进入城市求学。这可以作为义务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

3.用创新的思维和办法解决税改中的其它难题。税改中的其它一些难题,也应该用创新的思维和办法去加以解决。许多办法和创意在群众之中,关键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好调查研究和集思广益的工作。

例如,一年一度的农村筹资筹劳问题,有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就建议采取并年集中使用的办法。用这种积少成多的办法可以办成一两件大事。当然这样做必须征得大多数村民的同意,必须先积攒、后使用,先积攒的资金要专户储存,不准挪作它用,还有的人建议在郊村之间可以开展筹资筹劳等方面的互助互济。今年先办你们村的事,明年再办我们村的事。关键是村与村之间要建立信用,不搞“平调”。

又如,农村的水利建设问题。由于税改以后,资金投入机制发生变化,“两工”和公积金

取消,村内的农田水利工程由村民实行“一事一议”来解决。但占农村水利工程总量70—80%的跨村、跨乡工程谁来负担,谁来投入,谁来组织实施?为了保证农村的水利建设,国家要加大资金投入,国家对农业的补贴,要逐步转到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大型水利工程要继续坚持以政府组织引导为主。跨地区工程要由受益范围内的单位与个人共同出资、统一兴办。

再如,许多地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建议:税改后农民的税负轻了,一年的税负可以一次交纳,不必再分为夏季与秋季两次征收,这样还可以大大减轻农税部门的征收压力,减少税收成本。对于纯农户和种田大户负担较改革前减幅不大甚至有所加重的问题,也有不少地方的同志提出改进建议。他们认为,改革前农业税是按田亩征收,而“三提五统”是按人征收,费改税后一律按田亩征收,农民负担由人口向土地转移,形成了种田越多负担越重的反常现象。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农业税附加可以考虑改为以村为单位按劳负担。

(三)克服旧体制的惯性作用,坚定农村税费改革的必胜信念

江苏的农村税费改革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但由于旧体制的惯性作用,化解各种积累性矛盾的难度很大。因此,当前江苏的农村税费改革一定要在巩固和深化上做好文章。一方面要防止滋生松懈、畏难和厌战情绪,继续发扬知难而进、知难而上、持之以恒、连续作战的作风,把工作做得更好。另一方面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认真地“回头看”,针对存在问题及时地、实事求是地调整政策和工作部署。

第二篇:农村税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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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农业税,财政收入。】

一、农村财政制度改革进程

(一)乡镇财政制度建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进行了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以家庭承包制为

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实行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社会经

济发展的要求。1982年,全国人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的报告》提出“改

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人民公社将只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

形式”。1983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级政权机构,并相应建立

乡财政。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提出:“随着乡政府的建立,应当建立乡一级财政和相应的预决算制度,明确收入来源和开支范围”。从1983年开始,我国农村正式开始建立乡政府和乡财政的工作。到1986年底,全国7.2万

个乡镇中,80%以上的乡镇建立了乡财政;1992年底,全国96.1%的乡镇建立了乡财政;1996

年底,这一比重达到97.5%。

(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演变

所谓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指的是县级政府与乡镇政府在财政管理权限、特别是财政收支上的划

分。乡镇财政制度建立以后,不同时期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具有不同的形式。

1.1983~1993年:包干制财政体制为主

1994年之前,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基本上随着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变化而变化。在乡镇

财政建立之初,主要采取的是“统收统支”和“定收定支”体制。

2.1994~2000年:分税制与包干制并存

1994年,我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开始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在重新划分税种、税源和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将主要税收收入来源的增值税的75%部分和消费税的全部划

为中央收入,[1]并实行税收返还制度。实行这一体制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中央财政占全国财

政收入的比重,以此提高中央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

3.2000年以后:乡镇财政职能的弱化

2000年开始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一些地方对乡镇财政体制进行了调整,但基本上还维

持原有的体制。然而,乡镇财政的职能却不断弱化,特别表现以下两个方面:

①为配合农村税费改革,许多地方进行了“乡财县管”的试点。

②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由“以乡为主”改为“以县为主”。

(三)乡镇财政在全国和地方财政中地位的变化

乡镇财政制度建立后,财政规模不断扩大。乡镇财政预算内收入由1986年的194.31亿元增

加到1992年的471.95亿元,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5.9%,远高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8.6%

和地方财政收入10.6%的年均增长速度,表明那个时期以分权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延伸

到了乡镇一级。1994年后,乡镇财政的相对地位不断下降。2002年,乡镇财政预算内收入达

到1459.4亿元,比1992年增长了2.09倍,年均增长12%,大大低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18.4%的年均增长速度,也低于地方财政收入13.5%的年均增长速度。这种变化表明,1994年以提高财政集中程度为特征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同样波及到了乡镇一级。

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进程

(一)农业税:从调整到消亡

1.农业税的设立与延续

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这个条例成为了我国统一的农业税制度。尽管农业税存在着种种弊端,但《农业税条例》里的基本内容一直沿用到农村税费改革前没有大的变化和调整。

2.农业特产税的设立

198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对农林特产单独征收农林特产农业税,其目的是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1994年,我国对税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农林特产税也进行了相应改革和调整,原农林特产税与原产品税和原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合并,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征收对象包括:烟叶收入、园艺收入、水产收入、林木收入、牲畜收入和食用菌收入以及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农业特产品收入。农业特产税税率包括全国统一税率和地方自定税率。

3.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调整

2000年,我国开始进行以省为单位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行调整。

农业税调整的基本做法是:按照农作物的常年产量和规定的税率依法征收。计税土地面积原则上以农民第二轮土地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为依据,计税常年产量一般以税费改革前5年平均产量为依据,农业税税率最高不超过7%。

4.农业税的最终消亡

2004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从2004年起,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同时,国家决定从2004年起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2005年,除河北、山东和云南3省外,全国28个省份完全停止征收农业税。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已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农业税条例》,农业税最终被取消。

(二)农村税费改革

2000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

三个取消是:取消乡镇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两个调整是: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

一项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即:原村提留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税附加比例最高不超过农业税正税的20%;农业税附加全部返还给村级组织,用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办公经费等,农业税附加实行乡管村用;村内兴办其他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筹资实行上限控制。

三、对农村财税制度改革以及若干问题的简要评价

在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中,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农村财政税收制度。由财政税收制度所反映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由“多取少予”转变为“多予少取”,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由城乡分割初步走向城乡统筹。但是,农村财政税收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许多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研究。

(一)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由“多取少予”转为“多予少取”

改革以前,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价格剪刀差等政策从农业攫取剩余,来支持劳动力低成本下的工业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表现为“多取少予”。改革初期,国家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统购统销制度也逐步取消。

改革以后,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包括: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2]②乡统筹和村提留,乡统筹即前面所说的乡镇统筹收入;村提留是村级组织向承包集体土地经营的农户收取的费用,主要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③“两工”,即义务工和积累工,是农民以劳务的形式向乡村政府和组织提供的社会负担。④各种形式的集资、收费、摊派。

(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城乡分割初步走向城乡统筹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割并向城市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尽管总体上说,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农村获得了大量的转移支付,但财政资源配置仍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村人口的规模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因而未充分考虑农村人口在享受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社会公平。在改革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考核机制等的不完善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滞后等,使改革前固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城乡二元结构和差距得以延续甚至强化。

另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状况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同时,这种改善也得益于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我国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开始建立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初期,转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以照顾改革前各地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比重过大,难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公共财政制度的不断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不断调整和完善,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比重不断提高。

(三)县乡财政缺口的弥补:缺乏有效、稳定的制度安排

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财政资源匮乏,而且人口众多、基础薄弱以及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巨大,因此,作为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承担者的县乡政府存在着严重的财政缺口。财政缺口的定义是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财政支出与财政资源之间的差额。

财政缺口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办法来弥补,主要有:①减少需要地方政府开支的责任范围;②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权限;③增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数量;④在增加收入权限不变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通过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

改革以来,在弥补县乡财政缺口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稳定的制度安排,尽管近年来中央财政明显加大了对农村的转移支付。

(四)财政体制:受制于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前,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统收统支”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改革后至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前,财政分权的程度不断扩大,按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分权程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改革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始终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现行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威,政府层级间的关系通过领导人任命制等制度表现为强烈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便是具有自治性质的村级组织也是如此。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下级政府的实际可支配财力以及支出职责基本上由上级政府确定,这就非常容易导致下级政府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背离,下级政府的支出职责常常超出其财力,政府层级越低,这种背离的程度越大,很难按公共财政的原则来配置政府间的支出职责。上级政府或行政部门往往利用其行政权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强制性地表示上级政府和领导人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标,而在要求下级政府完成各项任务的同时,上级政府往往并不给予

相应的财政支持。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即使在以包干制为特征的高度分权时期,县乡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离仍然表现的十分明显,而不完善的分税制体制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离。不完善的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改革以来农民负担长期居高不下、制度外财政膨胀、乡村债务规模扩大、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与过度供给并存,等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做出的重大决策。农村论文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农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但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各方面利益的重大调整,难免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对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一、农村税费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1.乡村正常运转困难。一是乡(镇)机构正常运转问题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乡统筹费后,乡村两级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支出由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安排,给予保证;修建乡村道路所需资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乡级道路建设资金由政府负责安排。这一改革涉及到农村财政投入体制的重大调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各项事业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矛盾,收支存在较大缺口,使得一些乡(镇)正常运转困难。二是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艰难。税费改革后,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有限,村干部报酬、办公等经费明显不足,一些集体收入薄弱的村,村干部报酬无法完全兑现,正常的办公费用开支也无法保证。

2.“一事一议”筹资投劳难以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村提留费,村内兴办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主要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来解决。然而,“一事一议”在实际操作时很难落实,存在“有事难议”和“议后难执行”等问题。如有的村外出劳力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召集;有的村会议开成了,但因意见不统一,方案难以通过;也有的村即便“议”成了,资金也难以收齐,影响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同时“有事不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个别村兴办公益事业的方案未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就直接向农民筹资筹劳,致使农民负担反弹。

3.乡村两级债务化解难。由于历年兴办农村教育、乡村道路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业使乡村两级背上沉重的债务。农村税费改革取消村提留、乡统筹和教育集资后,乡村两级失去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偿债能力明显削弱,加上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资金不足,乡村债务化解困难,个别地方甚至逐年增加。

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落实缓慢。对于目前乡(镇)机构庞大、人员多,农村中小学结构布局不合理,村组干部享受补贴人数偏多,村级开支不合理等问题改革的措施不力、力度不大、效果不明显。

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对策措施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安定稳定的大局,对税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1.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事业多由乡村集体和农民负担,而城市的公共事业全部由政府财政投入,导致城乡差别拉大。按照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思路,今后应按照国家对农业农村“多予少取”的原则,改革现有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把属于农村的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给予专项补助和支持。一是将农村教育、道路修建、民兵训练、计划生育、文化设施等公共事业支出改由中央、省级政府承担,县级政府负责管理,乡镇政府负责具体实施,解决农村公益事业滞后问题。二是国家要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乡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

2.加强立法,健全和完善“一事一议”制度。为了确保“一事一议”筹资投劳办法的落实,必须通过立法制定《村内“一事一议”筹资投劳管理条例》,将“一事一议”筹资投劳的议事程序、议事范围、上限标准和民主管理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作出具体规定。村集体兴办公共事业时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同时报县级主管部门备案,张榜公布后向村民筹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有村民代表直接参与管理监督,财务开支和劳务使用情况及时向村民公布。

3.认真清理,分类化解乡村债务。要实行化解债务政府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狠抓工作落实。在确保不发生新的债务的前提下,认真清理核实乡村集体债务。在此基础上,分类处理,逐步化解。在采取收欠还债、核销减债、变现还债、降息化债、划转债务等办法的同时,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提高偿债能力。

4.落实税费改革配套措施,加快税费改革步伐。一要加快乡(镇)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压缩、分流人员,按照精减、统一、高效的原则,合理设置机构和人员编制;二要推行村干部交叉任职,减少村干部人数,节省村级开支;三要推进农村教育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精简教师队伍。

5.探索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中,要建立减轻农民负担长效机制,不折不扣地执行减轻农民负担法规和政策,落实各项护农惠农措施,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同时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培植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篇: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

2000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

三个取消是:取消乡镇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两个调整是: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

一项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即:原村提留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税附加比例最高不超过农业税正税的20%;农业税附加全部返还给村级组织,用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办公经费等,农业税附加实行乡管村用;村内兴办其他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筹资实行上限控制

二、改革成效

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推广实施以来,各地政府机关基本能认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农民的大部分税费进行了减免,农村的税费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一些乱收费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农民和政府相关机构负责人对“农村税费改革”认知度较高。大多数农民知道中国目前有“农村税费改革”这项措施,并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容有一定了解。而官员对此项改革的了解比农民更多。

农村税费的收取在“农村税费改革”后比税改前大幅度减少。农税改革中重新核定计税面积,农业税税费总额较之税改前有所下降,乡镇辖区税费总额上交额度明显减少。“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出台规范了对农民的征税,为“减轻农民负担”做了制度性的保证。税费改革前,农民需缴纳各种各样的税与费。主要有:农业税、农业附加税、农业特产税、农业特产税附加、屠宰税、村提留、乡统筹、教育附加费、教育集资、书杂费、义务工农业税等。税费改革后,国家取消其他费与杂税,农民只需缴纳一项农业税。2004年3月5日,温家宝同志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的时候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2004年的主要任务时说,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不少有条件的省份已在本省内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国农民告别了有2600年历史的“皇粮国税”。

三、存在的问题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农村税费改革的巨大成果,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税费改革后存在的不容忽视的诸多问题。

乡村负债数额大,债务化解难

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缓慢,财政困难,保稳定与谋发展矛盾突出,同时不少地方和相关部门债务风险意识淡薄,监督不到位,管理混乱,多年来,兴修农田水利、村村通水泥路项目贷款、道路修建养护、农村教育、救济等费用形成了巨额乡村债务。

基层收入甚微,机构正常运转困难

大部分乡村集体财力微薄,乡镇只剩下为数极少的工商税,取消了原先纳入财政预算和财政财务开支的税费项目,乡镇可用财力极少。县对乡镇只能保人员工资发放,对村的转移支付更少。尤其是边远贫困山区,行政成本高,工作条件差,工资补助没保证,干部思想不

稳定。

历史欠账较多,遗留问题难解决

税费改革后,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兴办集体公益事业有事难议、难做,税费尾欠难解决,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使用及跟踪监督不够。

学校经费捉襟见肘,义务教育投入不足

农村学校实行了“一费制”,取消了教育集资,使得农村教育基础性工作所需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农村欠税无法偿还,垫税包袱无力解决

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垫付的农业税数额巨大,无力解决。

债权无法清回,资产难以盘活

应收未收款项由于逾期时间长,不良债权比较大,没有得力办法消赤减债,导致资产难以盘活,想办的事没法办

四、取消农业税后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减少财政收入,制约基层政府功能发挥

首先,收入缺口较大。农业税是地方收地方用,尤其是农业主产区,农业税是乡镇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基层政府的主要财力保障。据河南省调查了解,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乡镇财政的常规收入一般是三部分:一是财政部门收取的农业税费部分,主要以农业税为主体;二是地税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税收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三是国税收入(增值税)的留存部分。一般占国税收入的1/4.对于农业为主的地区和中西部贫困地区来说,农业税一般占当地财政收入的30%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70%—80%,地税和国税的收入所占比重是很低的,所以取消农业税使乡镇收入锐减,给基层政府带来财政困难。例如,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河南省南阳市全市乡镇财政支出增加额6.59亿元,与收入增加额2.48亿元相抵后,造成财政支出缺口4.1亿元,平均每个乡镇缺口177.7万元。唐河县缺口7127万元,平均每个乡镇356.4万元;新野县缺口4237万元,平均每个乡镇302.6万元。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非规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内的减收,乡镇财政势必留下较大的资金缺口。其次,在收入缺口增大的同时,乡镇道路建设、优抚、五保户赡养、计划生育、民兵训练支出基本上转移到乡镇财政的预算中开支,增加了财政困难。农业税取消后,相当一部分县乡失去了一个主体税种,一些乡只能主要依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来维持机构运转,根据税费改革的相关精神和农业税有关政策,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乡镇弥补税费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缺口。实际上,乡镇财政的支出远远大于以农业税为主的财政收入,而这个差额部分,中央转移支付不能覆盖到。而当前县级财政又普遍困难,难以挤出财力安排乡镇转移支付,由于受到财力约束,制约了基层政权功能的有效发挥,也影响到了政府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无力支持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在税费改革以前,我国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大多是以农业税为资金保障的。今年取消农业税造成了乡镇财政更加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公益事业的长足发展。农业基础设施无法更新和管理维护,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更加难以实施,农业新品种和农业技术服务推广更加困难。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为了解决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乡镇学校教师工资从2001年起直接由县财政通过教师工资专户统一进行,这有效解决了教师工资的拖欠问题,但并未解决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取消了农业税,取消了向学生的乱收费,从而使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更加明显。一方面在上级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原缺口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加剧了乡镇财政的困难,影响乡级政权其他职能的履行;另一方面教师未来工资标准提高的负担也有可能

累加在乡财政,所以乡财政的困难可能更大。还有不少地方上划到县财政的教师工资只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固定工资、活工资、教龄津贴和其他津贴,一些原来地方规定或认可的相关费用或补贴(如教师误餐补贴、交通费、班主任工资补贴等等)仍然由所在乡镇负担。取消农业税前这些开支实际上已经难以调减,成为乡镇财政的负担,现在没有了农业税,缺口立刻呈现,资金更是没有了着落。此外,中小学校危房改造资金原则上要求由县财政直接负担,上级的相关援助只是采取一次性补贴的方式,主要用于中小学多种用途的专项补助,因此,难以顾及全面情况。实际上中小学危房改造的支出现状,基本上是由县、乡,甚至村共同负责。取消农业税,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乡镇财政将更加困难,乡村小学的硬件建设和维护得不到有效保证,必然影响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

乡村债务负担沉重,化解的难度增大

乡镇负债是当前全国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它一般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有银行存款、农金会或其他基金贷款、统筹中借款和其他;隐性债务一般有欠发工资。、欠发业务费、欠付楼堂馆所等基建基金、欠付修路修桥等公益项目资金、财政担保和其他方面形成的债务。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全国乡镇负债2000—2200亿元,平均每个乡镇400万元。河南省南召县16个乡镇负债总额2.94亿元,平均每个乡镇1308万元,最多的2841万元;337个行政村负债总额1.01亿元,平均每村628万元,而2004年全县财政收入4798万元。乡镇债务的成因主要是①分税制下“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使乡镇逐渐沉淀了大量债务;②要求乡镇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种达标升级和“一票否决”任务而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高息借贷;③个别乡镇的负责人为了得到升迁或保住乌纱帽,不顾本身条件,超越财政承受能力,大兴木土,搞一些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致债台高筑。④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口多。我国共有乡镇政府45462个,全国每四○个农民养活一个乡镇干部,平均为1:40,可见财政负担的沉重。巨额赤字和债务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管理、预算管理的规范化刚性约束,这些债务没有消解的希望。取消农业税后,如果没有上级大力度的转移支付,债务更是无法化解。

五、对农村财税制度改革以及若干问题的简要评价

在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中,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农村财政税收制度。由财政税收制度所反映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由“多取少予”转变为“多予少取”,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由城乡分割初步走向城乡统筹。但是,农村财政税收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许多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研究。

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由“多取少予”转为“多予少取”

改革以前,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价格剪刀差等政策从农业攫取剩余,来支持劳动力低成本下的工业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表现为“多取少予”。改革初期,国家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统购统销制度也逐步取消。

改革以后,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包括: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2]②乡统筹和村提留,乡统筹即前面所说的乡镇统筹收入;村提留是村级组织向承包集体土地经营的农户收取的费用,主要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③“两工”,即义务工和积累工,是农民以劳务的形式向乡村政府和组织提供的社会负担。④各种形式的集资、收费、摊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城乡分割初步走向城乡统筹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割并向城市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尽管总体上说,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农村获得了大量的转移支付,但财政资源配置仍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村人口的规模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因而未充分考虑农村人口在享受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社会公

平。在改革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考核机制等的不完善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滞后等,使改革前固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城乡二元结构和差距得以延续甚至强化。

另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状况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同时,这种改善也得益于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我国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开始建立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初期,转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以照顾改革前各地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比重过大,难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公共财政制度的不断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不断调整和完善,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比重不断提高。

县乡财政缺口的弥补:缺乏有效、稳定的制度安排

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财政资源匮乏,而且人口众多、基础薄弱以及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巨大,因此,作为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承担者的县乡政府存在着严重的财政缺口。财政缺口的定义是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财政支出与财政资源之间的差额。

财政缺口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办法来弥补,主要有:①减少需要地方政府开支的责任范围;②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权限;③增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数量;④在增加收入权限不变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通过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

改革以来,在弥补县乡财政缺口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稳定的制度安排,尽管近年来中央财政明显加大了对农村的转移支付。

财政体制:受制于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前,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统收统支”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改革后至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前,财政分权的程度不断扩大,按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分权程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改革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始终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现行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威,政府层级间的关系通过领导人任命制等制度表现为强烈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便是具有自治性质的村级组织也是如此。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下级政府的实际可支配财力以及支出职责基本上由上级政府确定,这就非常容易导致下级政府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背离,下级政府的支出职责常常超出其财力,政府层级越低,这种背离的程度越大,很难按公共财政的原则来配置政府间的支出职责。上级政府或行政部门往往利用其行政权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强制性地表示上级政府和领导人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标,而在要求下级政府完成各项任务的同时,上级政府往往并不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即使在以包干制为特征的高度分权时期,县乡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离仍然表现的十分明显,而不完善的分税制体制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离。不完善的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改革以来农民负担长期居高不下、制度外财政膨胀、乡村债务规模扩大、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与过度供给并存,等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篇:农村税费改革

并从2001年开始,逐步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推广.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是指取消乡统筹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是指调整现行农业税政策和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改革”,是指改革现行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具体是以下七个方面:①取消乡统筹费.即取消现行按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费.②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③取消屠宰税.停止征收在生产环节和收购环节征收的屠宰税.原来随屠宰税附征的其他收费项目也要一律停征.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变相收取屠宰税.④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全省采取逐年减少的方式,用3年时间逐步取消.投劳任务较少的地方,也可以一步取消.⑤调整农业税政策.主要是重新确定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调整农业税计税常产,合理确定农业税税率.全省农业税税率最高不超过7%.⑥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⑦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福建

2003年,全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了“五取消、一稳定、一改革”措施,即:取消乡统筹费、取消除烟叶及原木收购环节特产税外的其它特产税、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以及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稳定农业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2005年,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对2003年已经收取的“三提五统”进行全面清退,对农民各种税费尾欠暂缓征收。

按照中央的部署,农村税费改革2000年首先在安徽省全省试点,2002年全国有22个省(市、区)选择部分县、市进行试点,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全面推开。

云南省2002年选择蒙自、江川、澜沧三个县做试点, 2003年全省推开。

第五篇:暑期实践报告(农村税费改革)

减轻农民负担,规范涉农收费始终是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农村税费改革中物价部门既是参入者,也是监督管理部门,不断加大涉农收费检查力度,严肃查处涉农违价行为,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几年来,农村到底出现了哪些变化,农业到底存在那些问题,农民到底有哪些想法,仍然值得物价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教学”的活动中,笔者深入三台县秋林镇金玉乡三村,走进农户,贴近农民,采取“看、听、查、访”的方式,对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深入调查,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农民减负和涉农收费的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广大农村到处充满着阳光和生机。所见所闻、感受颇深,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了三大特点:

一、减负力度较大 农村税费改革后,不仅税费逐年从减到免,而且国家还给予种粮补贴、种子补贴、退耕还林补贴、两改一同价、学校落实“一费制”和“两免一补”政策,土地、公安、民政、计生、供电、农业、农机等基层涉农收费部门收费不断规范,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力度较大。通过调查统计,2006年与2001年相比,金玉乡三村农业人口973人,共计减负近389200元,人平减负约400元。如三村七组,农业人口78人,税费改革前2001年三税(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及村级三提五统26520元,从2003年起全部免除,2006年发放种粮补贴每亩6.0元,计468.0元;农资补贴每亩7.0元,计546.0元;水稻补贴每亩15.0元,计1170.0元;退耕还林补贴每亩230.0元,计17940元;全乡246个中小学生实行“一费制”收费政策后,每生每年减负200.0元计49200.0元;享受“两免一补”学生139人,中学每生减免书杂费155.0元,小学每生减免书杂费95.0元,合计减免书杂费29370.0元;“两改一同价”政策的落实,每度电价下降0.40元左右,全乡因电价下降减负约10000元,仅上述的“一减一降多补”,就使农民直接减负320000元,人平340.0元。这些还不包括农民建房,外出务工,婚姻登记等各种涉农收费的减免和规范而使农民所得的经济利益。我们在金玉乡乡金乐村村农民曾照武家算了一笔账,他全家4口人,2001年各种税费580.0元,学生上学670.0元,电费95.0元(每度0.9元)共计负担1345.0元。自2003年后,税费每年580.0元不交了,学生上学每年只交190.0元,减了460.0元,电费每度减了0.4元,计44.0元,2006年在乡财政所领取了粮食直补,水稻良种、退耕还林,农资直补等国家涉农补贴500.0元人民币,共计减负1584.0元人民币,人平396.0元人民币。

二、农民反映良好

农民情绪好坏,心情是否舒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标志。由于党的惠农政策深入人心,政通人和,所到之处广大农民不但气顺了,怨气没有了,反映问题少了,待人大方了,生活方式变了,而且还表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饱满的劳动热情,和谐的人际关系,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们在新洲乡曾照武家里就感受到了这一点,农村税费改革后,负担没了,补贴有了,办起了百头养猪场和一座小酒坊,一家人过得有滋有味,住的楼房,用的高档,穿的时尚,吃的自然。在主人的再三挽留下,我们不得不在他家作了一次客,看到带有泥土芳香的鲜嫩蔬菜,山上吃野食的土鸡,金黄亮色的鸡蛋,醇正的玉米酒,一桌丰盛的农家饭菜,令我们口馋和羡慕。主人还不时表白,我们吃的都是“土货”,味道比城的好。

很多地方的农民对目前党的政策发自内心的感激,编出了新歌谣,歌颂和赞扬现在党的政策,当笔者到了金玉乡乡金乐村村宋克金家,还没等客人落座,脱口而出就是一句“顺口溜”:“现在党的好政策,自己种粮自己得,不但不交税和费,反而国家给补贴”。而同村的汤维阳作了一首“头”字诗:“党把三农放前头,惠农政策进门头,群众冷暖记心头,干部服务到田头,农民种田有劲头,奔向小康有盼头”。这些农民歌谣淋漓尽致的反映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心声,是新农村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特点,同时也说明中国农民已不是过去那种封闭自守、贫穷落后的农民,而是具有一种新思想,新观念,有文化,讲文明的开放性农民。

三、监管措施得力

乡镇党委、政府是与农民最接近,最直接,最密切的基层组织。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许多乡镇形成了一个党委、政府领导重视部门齐抓共管的农民负担监管格局,编织了一张“防护网”,架起了一条“高压线”。

一是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把减轻农民负担和涉农收费工作纳入全乡工作的第一位,作为第一号文件下发,第一个会议召开,第一个任务落实,第一个专班组建。大会小会反复要求,大小领导经常督促。

二是不断完善涉农收费公示制度。我所在的金乐村村及大部分涉农收费单位,街旁路边,都有涉农收费公示墙、公示牌,特别是乡中心学校制作了统一标准的喷绘收费公示牌,全面准确,美观醒目。三是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管机制。乡政府采取了年初安排,平时检查,年底考核的办法,做到农民负担常抓不懈,乡政府在全乡各个村聘请了一批农民负担和涉农收费监督员,掌握农村新动向,反映农村新问题,宣传农村新政策,抵制农村乱收费。

四是充分发挥乡镇农村经管站和物价管理所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发挥职能,全县乡镇财政所、经管站、物价管理所合并为财经所,机构变了,但对农民负担和涉农收费监管的职能不变,人员不减,力度不弱,班子不撤。其主要职能是发放农民负担监督卡,开展涉农收费公示和监督检查,掌握农民负担和涉农收费情况,发放涉农各种补贴,严格把关村级党报党刊人均不超过1.0元人民币的标准,村级“一事一议”不超过1劳日的标准,做到农民负担和涉农收费工作常年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坚持“不放松”,确保“不反弹”。

五是干部作风明显好转。由过去的上门“收钱”变为上门“送钱”,干群关系由“恶化”变融洽,基层干部不仅送钱上门,而且把党的政策、农业科技、各类信息送上门,想办法找窍门,主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农村税费改革后,尽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问题还很多,主要表现在发展不平衡,经济不富裕,信息不灵通,收入差距大,农资价格高,种粮效益低。部分农民文化素质偏低,科技水平不高,民主意识不浓等等。物价部门服务“三农”还任重道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因此,我们要一如既往的坚持服务“三农”为宗旨,进一步应用价格杠杆和手段解决农村价格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发挥监督检查的职能,确保农民减负增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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