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池州公务员面试培训：公安局长深夜被停职像悬疑片

第一篇：2014年池州公务员面试培训：公安局长深夜被停职像悬疑片

2014年池州公务员面试培训：公安局长深夜被停职像悬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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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昨天23时34分，张家川县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9月23日，张家川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根据市纪委建议，决定停止白勇强担任的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当事公安局长

白勇强被停职一事，充满着诡谲色彩。昨天早晨，实名认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中国公务员考试培训名师”的黎津平发微博称，白勇强已被免职及双规，知名媒体人罗昌平也表示：张家川县公安局局长白勇强经提议按程序免职。但是，有媒体采访天水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相关负责人，被告知“没接到白勇强被免职的通报”。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短短几小时之后，就传出白勇强被停职的官方权威消息。

需要厘清的是，停职不是免职，更不是撤职。详而言之，停职，是指暂时停止其履行的职务，接受调查或者审查，并不算处分，是否处分应看调查出来的事实；免职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调动的免职，另一种是犯错误而免职，即便因犯错而免职，也不属于纪律处分，可很快官复原职，或调往其他岗位；而撤职属于纪律处分，行政处罚，往往意味着违反了党纪，其政治生命可能终结。因此，白勇强目前的停职，令人玩味。

根据今年4月9日，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对原天水市公安局副局长史居平的判决文书，涉及白勇强的有两点。其一，1995年至2005年期间，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公安局局长白勇强，在秦州公安分局工作期间，为了在工作中得到被告人史居平的关照和支持，以拜年等名义送给史居平现金共计人民币50000元。如果这5万元被坐实为行贿，那么白勇强就触犯了行贿罪，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当然，有一种可能是，行贿事实是白勇强主动坦白，按法律可从轻处罚，但再从轻也不能变成奖励——白勇强官职升高，即是明证。

其二，2009年6月，白勇强利用秦州公安分局副局长职务之便，给张文斌故意伤害朱强案撤案，致使张文斌等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此滥用职权，已涉嫌徇私枉法，也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岂可优哉游哉？

白勇强的丑闻广为人知，源于张家川初中生小杨被错拘，如果没有这起事件，白勇强也许仍然高枕无忧，甚至平步青云。这种巨大的嘲讽，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当初谁在包庇白勇强？又是谁助推白勇强官运亨通？将白勇强带病提拔的人，必须承担责任。

白勇强被停职，选在深夜，弥漫着悬疑的气息。越是如此，越应该穷追不舍，刨根问底，拔掉白勇强这根小萝卜，能否带出泥？又能否带出大萝卜？因此，应防止停掉白勇强的职务，是金蝉脱壳之计，意在丢小卒保大车，其实，当地是否愿意丢掉白勇强这根小萝卜，犹需观察。

不能让白勇强被停职成为悬疑片，让更高层的部门公平调查，依法处理，这是保卫法律尊严，也是取信于民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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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年池州公务员面试培训：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

2014年池州公务员面试培训：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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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车撞金水桥事件发生后，中央领导同志和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赶到现场指挥处置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抢救伤者，迅速查明真相，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首都安全稳定。10月30日，北京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选择天安门金水桥，一个可以直观判断的目的，就是试图制造影响，引起关注。但是，如果搞恐怖主义的行径，以普通行人的生命为伤害对象，又能获得什么样的关注呢？与他们的初衷想法恰恰相反的是，只会让他们更加丑陋而可耻地暴露在世人目前，只会让世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恐怖主义嘴脸，他们得不到同情，反而更遭人唾弃。

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以普通人的生命为伤害对象，是卑鄙的懦夫；安全、和谐、秩序是社会公众最需要的基本民生产品，破坏这些基本需求，就站在了社会公众的对立面。也许，恐怖主义分子往往自鸣得意，自奉为某种“英雄”，却如何会想到民众的真实心声？如果说恐怖主义活动也是一种极端诉求的话，那么不论这种诉求是否合理，只有回到法治轨道上，尊重我们共同呵护的生命、安全等基本价值，通过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这种诉求才有可能走向解决。试图通过暴力恐怖的途径，只会成为全社会的敌人。

从世界视野看，恐怖主义悖离人类的基本价值，是反人类、反文明、反人性的行径。任何采取恐怖主义的行为，只会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对立面，获得不了任何的同情与好感，只会招来强烈的愤慨。

而从一些恐怖主义活动的发展趋势看，有一些新动向值得关切。在伤害对象上，以普通无辜的群众为主；在作案方式上，以普通的生产生活手段为主；在滋事范围上，从局部地区扩展到不特定的大范围。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做法，给新时期的反恐提出了严峻的课题。惟有治其根未雨绸缪，打其势决不手软，才能灭之于无形，保民众于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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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4年池州公务员面试培训：本届全国人大代表7人被罢免 共20人资格被终止

2014年池州公务员面试培训：本届全国人大代表7人被罢免 共

20人资格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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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昨日，又有4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被终止代表资格，其中金道铭、丁雪峰和梁耀辉3人被罢免，王春成则是请辞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据新华社报道，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由山西省选出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山西省吕梁市委原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原市长丁雪峰因涉嫌严重违纪，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罢免金道铭、丁雪峰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有关规定，二人的代表资格终止。

由广东省选出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奥威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源石油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梁耀辉，因涉嫌刑事犯罪，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罢免其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梁耀辉的代表资格终止。由辽宁省选出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春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春成，因涉嫌违纪违法，本人提出辞去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依照代表法有关规定，王春成的代表资格终止。

至此，自去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至今，共有20名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除了因去世、代表资格自然终止的6人，其余14人中，7人被罢免，7人请辞。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实有代表2979人。

■ 释疑哪些情况可以罢免代表？

多因涉嫌违纪违法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今，已有7人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分别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总工会原主席陈安众，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黑龙江省鸡西市原市长朱德义，以及梁耀辉、金道铭、丁雪峰。

至于被罢免的原因，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梁耀辉涉嫌刑事犯罪；此外，除朱德义官方尚未通报罢免原因之外，陈安众、周文斌、季建业、金道铭、丁雪峰都涉嫌违纪违法。哪些情况可以罢免代表？中国人大网列举了可以罢免代表的四种情况：代表有违法犯罪行为；违反纪律和道德行为；本职工作严重失误、不称职；未能很好地履行代表职责。中国人大网还介绍，罢免代表资格还包括一种情况：其他原因不再适合当代表职务的，应当辞去代表职务而没有辞去的。

解读：长期研究宪法监督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莫纪宏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解释说，罢免代表涉及代表的政治生命，多数情况都是针对涉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代表。

莫纪宏说，实践中，对于不再适合当代表职务、应当辞去代表职务而没有辞去的，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会劝辞，如果本人不接受，再启动罢免程序。但有时，也有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代表想辞职，但是人大常委会不接受，依法罢免。罢免更体现人大监督的力度。罢免代表要走哪些程序？

省级人大常委会罢免

中国人大网介绍，罢免代表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人大闭会期间罢免个别代表，可以在常委会会议上进行；罢免代表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从实际情况看，对代表的罢免一般的都是在常委会会议上进行的。

上述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7人，均遵循上述规定，所在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常委会会议上，罢免其代表资格；报送上一级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

而且，从纪检等部门公布其涉嫌违纪违法问题，到当地人大常委会启动罢免程序，一般经过月余时间，有的则只有几天。

如梁耀辉，4月14日，广东东莞市公安局通报其涉嫌组织卖淫罪被刑拘。当天，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决议，罢免其代表职务。

还有金道铭，今年2月27日，中纪委通报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3天后的3月2日，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解读：莫纪宏表示，通常情况下，纪检监察机关确认某名代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后，在随后召开的当地人大常委会上，该名代表或本人提出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或由人大常委会启动罢免程序，及时终止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代表资格，有利于纯洁人大代表队伍，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性。

■ 分析

罢免“紧跟”反腐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十二届全国人大罢免的代表数量也超过以往。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年内，共罢免了18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2008年罢免3人，2009年罢免5人，2010年罢免3人，2011年罢免6人，2012年罢免1人，平均每年罢免代表人数不足4人，而十二届全国人大迄今13个月内，就已罢免了7人。

十二届全国人大目前罢免代表资格的7人中，官员5人，陈安众、朱德义、季建业、金道铭、丁雪峰，占比71.43%。企业界1人（梁耀辉）；高校领域1人（周文斌）。

十一届全国人大罢免代表资格的18人中，官员13人，包括***、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米凤君、福建省委原常委陈少勇等，占比也超过70%。

企业界3人，包括重庆移动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沈长富，原广东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克强等。

高校领域1人，河南省安阳工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孙陶生。

十二届全国人大目前罢免代表资格的7人中，6人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罢免。十一届全国人大罢免代表资格的18人中，16人也因违纪违法被罢免，其中9人已被判刑，许宗衡、米凤君等5人被判死缓，***等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另石家庄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冀纯堂和临汾市委原书记夏振贵2人，则分别因三鹿奶粉事件、临汾溃坝事故被罢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十二届全国人大罢免代表数量之所以超过以往，跟十八大后我国反腐力度明显加大，打“老虎”、拍“苍蝇”，发现的腐败线索、查处的贪腐官员数量增加有一定关联。一经查实代表特别是官员代表、国企和高校代表的贪腐线索，各级人大立即启动“劝辞”、“罢免”程序，将不再适合代表人民的代表，清除出人民代表队伍，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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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年池州公务员面试培训：制造冤假错案岂可止于“家规”处理

2014年池州公务员面试培训：制造冤假错案岂可止于“家规”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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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前，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接受采访时谈到了浙江的两起冤假错案，一起是“张氏叔侄强奸案”，另一起是“萧山5青年劫杀案”。齐奇表示：目前，这两起冤错案件都已经得到纠正，国家赔偿也全部到位了。“对造成错案人的问责是必要的，但也要区分程度、情节。故意冤枉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破案心切，还不一样。在这两个案件中，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都是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

责。”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院认定原判定罪、适用法律错误，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人们常说，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个冤假错案就会毁掉一个家庭、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是任何赔偿、补偿都无法弥补的。无论张氏叔侄还是陈建阳等5青年，他们遭受了奇冤大辱，甚至差点儿丧命，尽管最终讨回了清白，也申请了国家赔偿，但被改变的人生已血泪斑斑，又岂是赔偿所能弥补的？

沉冤昭雪是第一步。更须追问，是谁制造了冤假错案？如果只纠正冤假错案，而不依法处理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既是对法律的二次伤害，也无法显现震慑性效果，更不要说告慰蒙冤者了。有个极具苦难张力的细节，张高平出狱后，受访时坚决表示：“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

所谓的神探即是聂海芬，时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身为张氏叔侄冤案的直接制造者，正是她的预审结论，推动张氏叔侄杀人案错案办结，随后经公诉、审判两个环节“错上加错”，最终掠走了叔侄俩十年光阴。可以说，在侦办张氏叔侄案件中，聂海芬等人许多做法都涉嫌违法，如果不被依法处理，岂能说得过去？

按照齐奇的说法，造成错案的人已被问责，是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此言让人大惊失色，其一，制造冤假错案，可能涉嫌触犯刑法，岂可止于内部处理？如果只是按照党纪政

纪处理，与罚酒三杯、下不为例有何区别？有网友斥责，“有组织就是好啊，内部处理，呵呵。”这种质疑未必准确，但是止于家规处理，难免让人有此想法。处理责任人，一个符合逻辑的路径是，先按党纪政纪，接着应该走法律程序，而不是浅尝辄止。

其二，破案心切就可刑讯逼供，判断错误就可免于处理吗？齐奇认为，“要区分程度、情节。故意冤枉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破案心切，还不一样。在这两个案件中，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这样的言辞极具迷惑性，似是而非。确实应分程度和情节，但破案心切不是免责理由，否则刑讯逼供就有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再说，如何判断没有故意制造冤案？按其逻辑，过失杀人就不是杀人？有网友认为如此处理是护短式违法，对此不可不察觉。

其三，到底有没有处理，如何处理的？迄今为止，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并未公之于众，如果不是齐奇受访时偶然谈及，公众依然蒙在鼓里，即便齐奇谈及了，但语焉不详。如何问责的，为何不公告天下，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不公开的处理，缺乏公信力，难以使人服膺。偷偷摸摸的内部消化，更让人怀疑究竟有没有处理。

对冤假错案的责任人绝不能轻描淡写地处理，否则，何以塞天下悠悠之口？为什么冤假错案那么多，不正因为一些人办错了案却不用负法律责任吗？“司法裁判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涉案当事人也是百分之百的伤害。”防止冤假错案，是司法公平的底线，是公民安全的底线，也是法律尊严的底线。减少乃至杜绝冤假错案，须从依法惩处责任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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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专家解读公务员聘任制：有公务员被解聘改革才算成功吗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专家解读公务员聘任制：有公务员

被解聘改革才算成功吗

有舆论认为，“零淘汰”意味着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的失败，没有退出机制是公务员队伍缺乏活力的表现。因此，如何看待公务员聘任制以及怎样推进改革，是一个事关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CFP供图

人物档案

宋世明，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务员法起草专家组成员。对话背景

作为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一项探索，近年来，全国多地试行公务员聘任制。近日，两则消息引发了社会对这一改革的广泛关注。一则是“浙江省义乌市首批5名聘任制公务员即将上岗，年薪不低于30万元”，一则是“深圳试点公务员分类改革后的几年内，4万多名公务员中聘任制人员超过了3200名，但无一人被解聘”。

公务员聘任制目前还是新生事物，如何看待外界对其“高薪”、“零解聘”的质疑？实施公务员聘任制要达到什么目的？公众希望公务员聘任制能够完善公务员退出机制，目前能否实现？这种改革对我国的公务员分类管理有何借鉴意义？带着这些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宋世明。

聘任制公务员为政府提供专业化人才

中国青年报：公务员聘任制是公务员法中的规定，你如何看待这种公务员选任方法？

宋世明：公务员法规定，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这就明确了聘任制公务员应该在这两种职位上。

我认为，现代行政管理对于公务员专业化水准的要求，决定了专业性人才对于机关的重要性。聘任制让政府可以直接选用高水平专业技术人员，而不必在公务员队伍中自己培养各方面的专家。

中国青年报：通过公务员考试或在现有公务员队伍中选拔，能够招到这种人才吗？宋世明：很难，比如说高端的网络专家，通过公务员考试招考可能无法实现，如果按照公务员考试招进来，按照现有公务员薪酬标准提供待遇，招进来的这些人可能不是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的顶尖人才。

中国青年报：除了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公务员法还规定了另外一种可以实行聘任制的职位——辅助性职位，怎样理解这种职位？

宋世明：比如机关里的打字员，完全可以使用聘任制的公务员，不必采用一贯的“一经录用、终身任职”的常任制公务员。

“零解聘”是否意味着没有打破公务员“铁饭碗”

中国青年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招聘的聘任公务员都是通过考试竞争和严格考察筛选脱颖而出的，普遍综合素质较高，聘任制公务员与单位订立首聘3年的固定期限合同，为争取续聘，工作活力和态度普遍较好，这也是至今尚未有被辞退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回应称，仅以几年来聘任制公务员被解聘的数量来评判聘任制改革的价值以及成功与否是不合理的。对此，你怎样看？

宋世明：我赞同深圳市有关部门的说法，公务员聘任制不是为了聘任期一结束，就要解聘公务员。一些人可能有误解，认为只要公务员被解聘，改革就成功了，公务员那种只能进不能出的机制就被打破了。事实上，实施公务员职位聘任制的目的在于：一是为高度专业化职位寻求稀缺专业人才；二是依法增加用人机制弹性，激发公务员队伍活力。

中国青年报：有一种说法是，对于聘用的公务员，如果不确立科学合理的退出机制，那么签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就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终身制”，公务员的铁饭碗还是没有被打破。

宋世明：从法律意义上和对聘任制公务员心理的影响来说，机关和聘任的公务员签订书面聘任合同，已经打破了铁饭碗，原来只要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机关成为公务员，除非有重大错误，一般不会失去公务员身份，而对于聘任制公务员，双方的权利、义务，聘任制公务员的职位及其职责要求，工资、福利、保险待遇、违约责任都要在合同中写明白，这种变化还是很大的。

比如，想拿到一定的工资，就必须要完成哪些工作，这些都要在合同里约定，聘任期和职位存在时间一致，合同到期，聘任制的职位就不存在了，聘任制公务员的工作就结束了，如果这一职位还需长期存在，就要续签合同，继续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在聘任制公务员实施比较成熟的国家，合同里有很多关于解聘的内容，对于聘任制公务员要求很高。

中国青年报：如何完善聘任制公务员的退出机制？

宋世明：公务员退出机制不灵活是各国公共人事管理面临的共同难题，公务员退出问题和公务员的考核密切相关，同样，公务员考核缺少可以量化的标准，也是世界性难题。

现行公务员法对公务员设有考核机制和退出机制，例如“在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予以辞退”等。

公务员聘任制还处在局部试点阶段，目前，这一改革对建立相对灵活的公务员职位任用制度作用比较有限。

打破“铁饭碗”，关键还要靠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目前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还是太集中，权力附着了太多利益，这种局面不改变，公务员就不能转变成一种普通的职业，“铁饭碗”的弊病就不能消除，化解争抢“铁饭碗”和向“铁饭碗”转化的冲动，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青年报：有报道显示，公务员聘任制对于公务员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的改革，起到了一些作用。

宋世明：是的，现有常任制公务员实行的是退休制度，不到退休年龄中途离开就没有养老保险的积累，“选择成本”较高；而聘任制公务员在职期间，则由个人及单位共同缴交养老保险，其退休待遇与其缴交的养老保险费用挂钩，中途离开能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接轨，无后顾之忧。从单位角度看，实施聘任制改革后，公务员离开队伍的成本降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单位解聘公务员的压力，有利于考核制度的严格执行。

亟须进行公务员分类管理的改革

中国青年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于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部署，提出要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加快建立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和聘任人员管理制度，怎样理解公务员分类管理？

宋世明：公务员法中规定了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

分类管理是公务员制度中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也是实行公务员制度的国家普遍实行的基本做法。只有根据不同管理对象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法，才能保证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现行的公务员管理制度，不管对哪一类公务员都实行同一套管理制度，缺乏适合公务员成长规律的多样化的职务序列。不论做哪块工作，大家都往领导职务上挤，这就形成了领导职务有限和领导职务需求无限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尤其是基层公务员得不到相应的激励机制。改革有利于打破现有公务员晋升渠道单一化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公务员法实施8年，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尚未提上日程，你怎样看？宋世明：深圳已经试点几年了，现在需要决策部门的决断和顶层设计，慎重确定3种公务员类别的范围、职务设置和管理等，需要统筹考虑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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