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

第一篇：“娱乐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

[转贴]“娱乐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

1399 次点击个回复

0 次转到微评 仗义执言 于 2010-10-6 8:06:0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波兹曼：“娱乐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

□ 江晓原■ 刘 兵

《童年的消逝》，（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娱乐至死》，（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美）尼尔·波兹曼著，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娱乐至死”的说法，不过许多人在说这四个字时，并不知道这是尼尔·波兹曼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更不知道波兹曼的深刻思想。有些人甚至将这四个字理解为类似“将娱乐进行到底”这样的意思，那就更离谱了。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82年出版《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1992年出版《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构成他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我最初接触的是《娱乐至死》，立刻被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所深深打动。最先打动我的是他关于电视的深刻论述，因为在电视这个问题上我对书中的论述别有会心。

你知道，我已经有7年不看电视了。对此许多人或许会怀疑我不是说谎就是怪诞：你真的不看任何电视节目吗？我真的不看——新闻联播、综艺节目、电视剧、天气预报乃至许多有我自己出镜的节目，我一概都不看。我承认这是我的怪诞好了。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极端：前些时候媒体报导顾晓鸣教授的标题是：《顾晓鸣：家里13台电视同时开》，而且是24小时一直开着！据说此外还有5台DVD播放机在播放着各种剧集。他被称为中国国内“最疯狂的多媒体体验者”。

以前我曾接触到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他的意义绝不限于科学哲学领域——对当代社会问题的一些见解，包括他对电视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最初不甚理解，后来发现背后其实有相当深刻的思考，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未能达到波兹曼那样的深度。

波兹曼告诉我们，电视是一种洪水猛兽，它将——事实上已经开始——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和灭亡。他认为电视的出现已经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意思有点像马克思说蒸汽机是一种革命力量。波兹曼可能真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了解，例如在《娱乐至死》的参考文献中，甚至出现了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于马克思的是，波兹曼认为电视是一种有害的力量——尽管它也有革命性。

从电视问题切入，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对于人类所面临的当代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困境，波兹曼有着高度超前的、别出心裁的深刻思考。虽然，他的思考已经打动了许多人，但是考虑到这种思考的重要性，我认为，了解波兹曼思想的人还远远不够多。

■ 确实，“娱乐至死”这个说法，如果没有明确地与波兹曼的书相联系的话，是很容易为人们所望文生义地误解的，而且这样的误解在当下又是经常地发生的，并不仅仅限于波兹曼这本书。

你说你阅读波兹曼首先为他对电视问题的讨论所打动，对此我也颇有同感。当时阅读过《娱乐至死》这本书后，我也是很有冲动，甚至很快就根据当时阅读的感受，基于波兹曼的观点，有所发挥地写了一篇讨论我国电视科普有关争议问题的文章，发在我们编的《我们的科学文化》上。不过，与你可能略有不同的是，比起具体到关于电视问题的讨论，让我触动更加深刻的，是他作为一位传播学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方法。

之所以有这样在阅读感受上的差异，也许与平常的经历和背景有关。你知道，我和我们的朋友刘华杰，都在河北大学的新闻传播系兼职带研究生，而且，由于近期我们都在关注科学传播的研究，因而也与不少在国内从事传播学的研究者们打些交道。但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对于许多国内传播学研究者的研究风格有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更为关注对具体的传播过程的技术性研究，如一种观点是通过什么过程传播的，以及传播的效果如何，但对于这个观点本身，如它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要传播它，传播它又有什么正面和负面的效果和意义等，就远不那么有兴趣关注了。这样的研究风格，在涉及到对于科学传播研究的评价时，就很明显地反映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且你也很可以理解，当我们这些具有科学哲学、科学史背景的人转而介入科学传播研究时，会对于“为什么要传播”、“传播什么”的问题更加关注，而且胜过对于传播手段的关注。

也正因为如此，当读到波兹曼的这几本书时，我才会惊叹，原来标准的传播学研究者，其实也有人在关心传播之外的更为本质的问题。当然，在这样的关心中，他的更多的具体而又深刻的观点，也就更能打动我们了。

□ 波兹曼思想的超前给我印象极为深刻。他出版《娱乐至死》是1985年，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的大行其道，他还只是视电视为洪水猛兽，但他根据电视推出的有关结论，在互联网时代却显得更为正确。

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我们曾长期生活在短缺时代——物资短缺，资金短缺，信息也短缺。短缺时代的生活培养了一种贪得无厌的心态，这种心态在面对信息问题时就是忘情地、不顾一切地拥抱和讴歌所谓的“信息时代”。出现“家里13台电视同时开”这样的场景正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可是看看波兹曼是怎么思考的呢？

波兹曼将始作俑者追溯到电报的发明——这真是一个深刻的见解！他引用大卫·梭罗《瓦尔登湖》中的议论：“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自从有了电报，我们就能将万里之外的事情迅速报导在本地报纸上，这些事情被称为“新闻”，而这些所谓的“新闻”通常有两个特征：

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

二、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也不会因此而采取任何行动。比如你知道了万里之外的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这既与你在此间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你也不会去为阿德雷德公主送医送药。所以这些所谓的“新闻”，其实你知道了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不知道对你也没有任何损失。

按照波兹曼的论证，事情早在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就开始出现了本质变化——从此我们就进入了信息过剩的岁月，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只是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而已。

■ 你说得不错，像波兹曼这种对待新闻的态度和观点，确实与人们平常默认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且自成道理。这也正像我在前面刚刚说过的，作为传播研究者，波兹曼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对于“传播什么”，以及“为什么要传播某些东西”的关注和质疑，他显然

并不是像许多传播研究者那样对所要传播的内容毫不关心而只关注传播的手段和途径。或者说，这也是一种反向思考的方式。因为在平常，人们经常会以默认的方式认为现在所流行的新联传播模式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认为人们见多识广，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例如，每天一清早，中央电视台会有“朝闻天下”这样的新闻节日，但人们却很少去想，为什么闻天下是重要而且有意义的？为什么人们宁愿去“闻”那些距我们万里之外其实与我们并无特殊关系的“大事”，却对发生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小事”一无所知？而且，人们也没有意识到那些所谓“大事”之“大”，或者重要事件之“重要”，恰恰是由传播者，以及诸多与之相关的人或机构所“建构”出来，而不是由受众自己自主判断决定的。

除了这种对于新闻及其传播的意义的具体质疑之外，其实波兹曼的思考又是颇有历史意味和哲学意味的。从历史意义上讲，他将人类技术的发展，与这种技术发展在本质上对信息传播方式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巨大后果联系起来，并做出了很有道理的历史分期。对应于这样的分期，对应于印刷术时代的文化，与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进入了图像时代的文化，其本质性的差别就被突出了出来。而其哲学意味，则在于在这样的分析中，他指出对于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接受信息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进而影响人们认识世界和对世界之思考的方式的不同。我觉得，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得波兹曼的地位，和他的传播研究的重要性，有别于其他诸多传播研究者。

□ 这就要涉及《娱乐至死》这个书名的含义了。“娱乐至死”在波兹曼那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波兹曼关于“信息过剩”的思想，但是从“信息过剩”为什么可以引导到“娱乐至死”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在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我们一直认为“信息”是一种好东西，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越多，我们的工作就会越有效，我们的生活就会越美好，所以我们热烈讴歌“信息社会”。这些信息通常就被称为“新闻”，而我们一直想当然地认同“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之类的老生常谈，以为我们看新闻就是想去了解真实的情况——新闻工作者有义务向我们提供真实的情况。然而实际上，在这类关于“真实”的美丽帷幕背后，却浮现着“娱乐”那粗俗而狰狞的面目。

新闻界有谚语曰：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航班失事、火车脱轨，死了几十几百人，就成为新闻；而无数航班火车安然抵达目的地，为什么就不被报导，不是新闻呢？其实说白了，这是因为我们想从听闻别人的非正常死亡中获得娱乐。

也许有人会说，新闻至少还可以起到舆论监督作用吧？比如说揭露贪官污吏？不错，新闻确实有舆论监督的作用，但这背后仍然有“娱乐”的影子：贪官东窗事发就可以上报，大贪官获罪可以上头条，可是还有千千万万正常的官员为什么不构成新闻呢？其实说白了，这是因为我们想从听闻别人的非正常生活中获得娱乐。

既然我们希望并且可以通过上面这样的方式获得娱乐（更不用说通过明星的绯闻八卦获得娱乐了），那么电视正好大行其道。

电视非常适于娱乐公众，适于帮助公众消磨时间，按照波兹曼的看法，这种东西大行其道，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个可怕的后果就是赫胥黎在他的幻想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预言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所以波兹曼对电视深恶痛绝，他认为自从有了电视，文化的灾难就开始了——电视无处不在，而且它不要思想，只要娱乐。

电视其实只是现代化的一个象征物而已，波兹曼担心的是，由美国电视业所象征的现代文化的娱乐化、平庸化，正在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美丽新世界》中“如今人人都快乐”的“反乌托邦”。这才是《娱乐至死》这个书名的真正含义。

■ 你对此书名及其含义的理解，我想也是成立的。确实，我们经常会把像“信息”这样的东西都看做是越多越丰富越好，这倒有些像我们看待GDP的方式，似乎是在数量上的增加

越大越好一样。然而，在这种默认的信念的背后，却有诸多为我们所忽视的严重问题。关于新闻的价值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这里也许我可以尝试适度地唱一点反调。我觉得，波兹曼在利用《美丽新世界》的模式和《1984》的模式作为隐喻，并认为当下正在出现的恰恰是《美丽新世界》的模式，以此来谈信息、娱乐和新闻的功能时，似乎有这样一层意思，即官方的统治者（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这种东西来实现某种权力的控制，这也正是在《美丽新世界》中作者的想法。在这种意义上，我可以同意这样的分析是深刻有力的。但在另一方面，像波兹曼以及你对他的分析和赞同，是不是又有一些过于强调精英文化的味道呢？

比如说，普通公众，也就是老百姓，是不是确实有娱乐的需求呢？传统的精英文化当然有其重要价值，但那也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而且从来也没有成为唯一的社会文化。即使是在波兹曼所大加赞扬的与印刷术相关联系的那种文化形态，其实也还是更为精英化的文化，普通老百姓未必人人都是那些著作的读者和相应文化的拥有者。就此来说，这倒颇有些像历史学的发展，因为在历史研究中，确实有着从一味地注重政治的、官方的、精英的历史转向关注平民的历史的转变过程。

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其实老百姓是需要娱乐的，包括现在来自新闻信息的那些原来在历史上不曾有过却因技术发展而新出现的娱乐，这本无可厚非，更是应该满足的（你不是也经常倡导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吗？）。娱乐本无罪。问题只是在于，当本应与之并存的另外的文化形态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这又与《技术垄断》一书的一些主题相关）而被压抑，使得社会在信息传播方面变得更加一味的娱乐化，并使这种模式成为对公众思想的一种控制，以及对反思性的文化的破坏，这才会导致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

□ 你的想法我基本同意。其实这恰恰就是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重点讨论的问题。

我曾向不少朋友推荐过波兹曼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其中有一个偷懒的朋友问我：如果我只想读一本，应该选哪一本？他要偷懒我当然也不想批评他——他的问题是有意义的。我思考之后建议他读《娱乐至死》。因为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已经将他最重要的思想阐述得相当完备；在《童年的消逝》中这些思想似乎还处在初级阶段，而《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则是这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波兹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

一、“工具使用文化”，持续时间是从古代到中世纪，在他心目中，这种文化似乎最令人满意。

二、“技术统治文化”，大致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如今，这种文化已经不太好，但还勉强可以接受。而到了“技术垄断文化”，则使他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了。在“技术垄断文化”中，技术是赢家，文化是输家，所以会出现“文化向技术投降”。

由于信息过剩使我们不得不处在信息垃圾的包围之中，而这些信息垃圾又时时处处在向我们提供娱乐，或用娱乐来引诱我们，波兹曼认为，这样的娱乐会毒化（矮化、粗俗化„„）我们的文化。波兹曼用了一段别出心裁的比喻来形容“技术垄断文化”的表现：

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迎的魅力替代；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

在波兹曼写《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的1992年，他认为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但是经过18年之后，我想这样的判断肯定需要修正了，因为今天已经有更多的国家进入了这种文化。

■ 除了这种在大框架的思路之外，波兹曼在《技术垄断》这本书中，还研究了诸多的具体问题，表达了一些更具体的观点。这些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例如，他对于医疗技术的垄断，以及电脑技术垄断的详细分析。他在论及医疗技术垄断问题时，其立场和风格与诸多当下国际上医学人文领域的研究颇为相近，其讨论“剖宫产”的部分，甚至与女性主义医学研究的说法也基本相通。而他对于电脑技术垄断的分析，也同样带有着技术批判理论的前沿意味。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像这样的技术批判分析，竟然是由一位传播学研究者做出的，并与传播问题（当然也可以说是广义的传播问题）相联系，这才更让人深思。

就具体观点而言，在波兹曼的《技术垄断》这本书中，可以说值得摘出引用的说法比比皆是，就算是信手拈来，也足以让人警醒。例如，他说到“科学的管理”，指出在那样的“管理”中，认为“主观性是清晰思想的障碍；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任何价值；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如此等等。仅就这里随手引出的三条来看，恰恰与三个不同领域中的最新观念是一致的。

其一，与后现代哲学对于主观性的重新审视和对其意义的新发掘相一致；其二，与人文立场对于过份强调“计量”的意义与功能的批判（我们以前不是也曾在“学术品味”专栏中就谈过有关学术评价中对计量的滥用的问题吗）相一致；其三，与最新的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中，开始注意作为专家之对立对象的公众的知识和公众意见的重要性的立场相一致。而这些观点，在波兹曼那里却早就被化作其新型的传播学研究（即国内译为“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了。

此外还要提到的，是波兹曼的诸多观点和分析，与他在《技术垄断》一书中明确地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分析，也同样是一脉相承的，在那一章中各种说法也同样精彩！

我们这里谈论波兹曼的“三部曲”，至少那怕是简略地，也还是应该说说他的那本《童年的消逝》。其实我不太同意你前面对这本书的评价，因为在我看来，那是结合着另一个有意义的主题，即围绕着“童年”这一历史（而且是不长的历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下童年概念又是如何变化消逝，来进行的有趣分析。而且那种分析也同样很自然地结合到其与另外两本书有关联的一些话题中。我觉得，这种学术分析的独特视角，也是非常令人感兴趣和有其特殊价值的。

□ 确实，你对《童年的消逝》的评价更全面。当然他三部曲中的思想也确实有着连续和发展的线索。

波兹曼这三部曲另一个让我感到兴奋的地方，是与我们近年逐渐产生的一个疑问颇有暗合之处，这既也可以算波兹曼的先见之明，也让我产生了某种欣慰和亲切的“吾道不孤”之感。

在北京开第六次科学文化讨论会时，有一天晚上我们热烈讨论过一个问题——能不能找到一个有效判据，来判断今天的科学是否已经发展得太快了？或者说，科学发展从什么时候开始由“适度”变成了“太快”？当然，那天晚上我们未能找到这样的判据，但是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真没想到，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我们可以找到波兹曼和我们上述问题平行的思路：

前面已经谈到，波兹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恰好可以和我们的上述问题大致对应：“工具使用文化”对应于科学发展的“缓慢”时期；“技术统治文化”对应于科学发展从“缓慢”经过“适度”然后开始走向“太快”；“技术垄断文化”自然就对应于科学发展“太快”的阶段了。

这真是有点“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味道了——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

■ 是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说法确实有其道理。以前，我曾对学生这样说过：通常，一个人总是在某个学科中从事对某个问题的研究，但实际上在什么学科中具体研究什么问题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学科只是提供了研究问题的领域和方法手段，所研究的问题也只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只是一个思想表达的载体。对于有思想性的研究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研究来表达研究者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认识。从我们对波兹曼的观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你说关于“今天的科学发展是不是太快了”这个问题，要寻找判据或者证据，波兹曼的说法当然可以是一种，但也仍然不是唯一的。所谓“适度”或者“太快”，也都是相应于某个标准来说的，而在不同的人那里，这样的标准显然又是不一样的。例如，对于那些唯恐科学发展的慢了的人（尽管这种担心可以是出于任何原因，包括涉及自身利益的原因），我们今天的科学当然是被认为发展的不够快。而我们会有科学发展过快的感觉，以及波兹曼会从传播学中也得出类似的结果，那恰恰是因为相对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与人文关怀的理想生活标准出现了冲突。

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对波兹曼的著作感兴趣的读者，才不仅限于传播学的专业领域。我们两人虽然主要是在科学史、科学哲学领域工作，但也对科学传播的研究有兴趣，因而就这种读者领域的扩展还不算太典型。但仅就波兹曼著作在中国被广泛关注和他的著作的热销，也恰恰表明了在各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中，人文立场的相通性——当然，那一定是有思想性的研究才能做到这一点。

附注：

Neil Postman的译音，国内至少有“波兹曼”和“波斯曼”两种，本文统一使用“波兹曼”。

第二篇：娱乐至死读后感

洞穴里的囚徒——由波兹曼《娱乐至死》展开的问题

浙江省新昌中学越新文学社 俞圣杰

令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这是一本写给电视时代的图书，但是其所蕴含的道理与关怀在网络时代也毫不过时。每天，我们打开电视机，打开电脑，那些花边新闻如洪水般涌入，即使是严肃的新闻，也多配以噱头的标题和血腥的图片，或干脆用戏说的形式。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用眼睛来消化所得，我们的感官感受更甚于我们头脑的追求，而电视这些媒体终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而使人们失去印刷时代时所具有的品质。我们的文化终将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这是我们大家不想看到的，作者为了把这种不易察觉的文化伤害以及对人自我意识的彻底剥夺表达出来，在本书中一步步地向我们解释、举例、引用。

作者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媒介即信息”。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把握了传播的把柄，就会把握传播信息的主动权。在书里，波兹曼又有一种更为深入的认识——媒介即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而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因此，媒介就好比是一剂精神鸦片，它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对其产生依赖，当完全上瘾后，你明知痛苦与自由的丧失，但却无法采取任何措施进行补救，因为这剂鸦片已经深入你的灵魂和骨髓了。

波兹曼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我们并不一定是为了看时间而去看表”因为“有部分人只是好奇于表示时间的方式”。当传媒的作用不仅仅是实用，而只是满足当代人浮躁的社会心理与挑剔的口味，那么娱乐业就应运而生了。在印刷时代，印刷品的出版与读者意见的反馈是有时间差的。因此，当我们发现只有报纸与杂志才能达到承载海量信息的功能时，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读者去适应印刷品的品味乃至排版要求。这时就需要人们思考，选择汲取知识，所以在纯印刷年代，娱乐对于传媒的影响很小。

但是，电视时代的到来，宣布了“娱乐”概念的汹涌澎湃也同时到来。电视作为一种新媒体，具有反馈快、形式多、内容大等特点，因此对于观众口味的转变，电视制作部门往往能获得第一手资料，这除了与信息时代到来有关外，与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都知道，评价一个电视节目是否受欢迎的指标就是收视率，你只需动动鼠标，就可以知道你的以及其他竞争对手的节目在群众中的被认可程度。所以这说明了为什么每当一档节目走红后，会有无数的跟风者一拥而上，如《非诚勿扰》《中国达人秀》。

而赚取足够的收视率又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广告收入的增长。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广告，我们常常听说什么格莱美、《中国好声音》拍出破纪录天价广告费。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电视台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追求收视率了，虽然收视率本身并不会赚钱，但是它会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所以当经济命脉也变得商业化时，节目的商业化也不可避免，为了满足社会浮躁心理带来的对快餐文化的渴求，电视节目愈来愈往戏说、炒作等方面发展。比如看《非诚勿扰》，看《快乐大本营》，我们张大嘴巴肆元忌惮地笑，但是等节目结束，我们往往是捧着有些酸痛的面颊，然后头脑空空地再次投入生活斗争的苦海之中。

如果只是普通老百姓对娱乐文化有疯狂的追求，这可以理解。可是，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也倾向于用娱乐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观点时，我只能用疯狂二字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了。

某次竞选失败，气急败坏的尼克松拒绝检讨自己，反倒跟自己的化妆师大发脾气，一口咬定该次失手，原因全在于化妆师蓄意破坏……如你所知，这样的茶余饭后的笑点其含义已经和八卦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至少，它让我们在听说当下任何一位政客在如火如荼的竞选热浪中亦不忘为自己特聘“笑话”参谋这样的新闻时，不再惊诧……“政治”正演变为一种娱乐——尽管刘晓庆的脸、周杰伦的女友等其实无关政治。

但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里，一切都可以成为可能。记住，这不仅仅是玩文字搭配的游戏，是我们的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在消费年代里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娱乐的附庸。

如果以上我所说的还让你觉得将信将疑，那么我来举一个你肯定熟悉的例子：一直都很受欢迎的让学术与明星联姻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固然，用电视做文化普及很好，很不错。但是一旦需要与电视的表现形式相适应，就会慢慢偏离我们初始设定的目标。以《百家讲坛》为例，它的确让我们记住了于丹，记住了钱文忠，他们或许风格迥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戏说形式：戏说三国，戏说明史，戏说红楼以至戏说《弟子规》。个中引起的争议，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很多了。当学术成为了“戏术”，当一个社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也开始向娱乐献媚，我想这只能引用孔老夫子的一句话来抒发我的心痛：觚不觚，觚哉！觚哉！

柏拉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洞穴理论。他说人类一直被困在一个洞穴中，只能看见被火光投射在墙上的影子，便执着地以为这些影子就是一切。现代人类也处在一个大洞穴中，只不过这些洞穴是由强大的传媒、信息网络构建的，我们只有拥有一件现代的电子产品，才能保证自己还活着，保证娱乐还存在着。在这种可怜的依赖感中，我们还能找到心中最初的童话吗？

（指导教师：何文魁）

第三篇：娱乐至死 读后感

《娱乐至死》读后感

《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封面就是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孩的手，而大人的脑袋却被一个电视机所替代，很快我们就能从这本书的封面中解读到这个时代的趋势：媒介即信息。而作者也是从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出发的，然而作者与麦克卢汉的观点也有不同，作者更加注重的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下，媒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正如作者所说的：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是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公众的话语方式规范决定了华语的内容。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娱乐真的能致人于死地吗？开篇的几行字成了读完这本书的动力，在看到奥威尔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和赫胥黎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作为一个21世纪的人来说，更认同的是一场滑稽戏的言论。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很多种传播文化的媒介，从最早的口口相传到后来的报纸，电视和现在的电脑，如果作者知道有微博那一定也会写在书中。这种趋于大众的话题都日渐娱乐方式出现，使人们缺少了思考，谈何创造呢。在这个时代里似乎娱乐成为了一种生活状态甚至是生活目标。这一点印证了作者的说法“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同时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到，作者这种观点是基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大环境提出的，运用到21世纪的中国似乎刚刚好。人们关心的不再是大会中提出了什么方针和政策，关心的是那些政治家们的花边新闻和八卦，对他们的办事能力毫不关心。大量的信息不予筛选的就在电视节目上播出，新闻和信息铺天盖地的向我们大众运来，只为了提高收视率，真正能让人有所思有所想的内容却一笔带过使其无人问津。作者在书中用一种真诚方式来谈论这个时代愤青的话题，同时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能在那么早的时候对这种社会现象提出理论系统的研究是难能可贵的。

如作者所说的，这个时代已经不再以记忆力的好坏评论一个人的智商的高低，在印刷术发明并大规模普及以前，人类处于长久的口述文明之中，语言是主要的媒介，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头脑必须成为流动的图书馆，文化的传承是靠口口相传交流和延续的；印刷术特别是印刷机普及后，人类由口述文明转化为书写文明，在由铅字组成的文化里，文字取代口述成为文化的重心，思想变得更富抽象性，语言、可解义、逻辑性成为内容的标准，思想的深度亦得以展现；摄影、电报、电视等电子媒介把人类带到一个电子化的世界，在这种由图像构成的语境里，事物均以直观的方式呈现，连贯性和逻辑性不再重要，“知道”比“理解”变得更加现实和迫切，事物的界限变得随意而可以分离，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碎片式”世界一样，“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作者所担忧的是，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后果，由其作为媒介呈现出的世界在我们眼里不再新奇有陌生感，而是自然而然。人们会不自觉接受了新媒介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琐碎、语无伦次变得有意义和合情合理，严肃的公众话语将以娱乐的方式呈现，思考不再那么重要，什么都事不关己。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电子和网络发达的今天是作者没有想到的，电视像是得到应有的报应一样，网络里面微博论坛的出现是这种公媒操控人类思想的结束，私媒以他运用人数广和传播速度快的特点茁壮成长，人们开始对身边的事情发生了思考，去编辑新闻，在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在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一个记者，去发现身边的事情，去思考，去传播得到公众认识的便会成为一个话题引来更多人的思考。可是私媒也是一把双刃剑，也有很多人用游戏人生的态度去对待游戏新闻。

总之，这个时代使人变得需要运用在社会大环境下的常识去理解和判别信息。作者的担忧是必要的但不是必然的，而文化在未来可能会被束置高阁，从文化中会分离出来一种信息，不是真理也不是是非，而是新闻。所以文化不会成为滑稽戏，新闻才是滑稽戏。

吴梦浩婕

第四篇：娱乐至死 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 杂谈

10级高本广电刘惠34号

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如果身边有一本纸质的书籍多好，而不是我所阅读的E-BOOK。因为，我实在不习惯捧着电脑看书，密密麻麻的文字下来，麻木机械的记下来一些，只感觉头晕目眩。于是乎，我一时缅怀起印刷时代那些记在纸上的内容，那个时代的却充满了文化与思想的气息。

作为一本媒体文化批评专著，《娱乐至死》的书名很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这里的“娱乐至死”，不是指娱乐到死的勇敢坚决，也非娱乐着死去的生活态度，而是说娱乐终将导致毁灭。配合这个危言耸听的书名，封面图也很不俗：端坐在一台电视机前面的一家四口，衣裳华美，但无一例外地没有脑袋。没错，这本书靶子对准的就是电视这种媒介，这幅图告诉人们，这是个电视娱乐时代，人们不需要思考，最终也弄丢了脑袋。

通读此书，其文字清晰畅达，娓娓道来。虽然开头很难懂，读着太理论，不过，后半部分还是很易懂的，逻辑性很强。需要很多思考。正如此书第一章里写道的那样：“你读这本书时，首先，你应当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基本不动。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的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同时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是的，这是一本好书值得我们花精力去阅读。所以，我会愿意花钱买下这本书，从文字形状和作者的思想两方面来细细研读它，而下面仅是我的一些初略的想法。

相信很多媒体人看了这本书，职业自豪感会消减很多，同时警觉和反省顿生，责任感会更强烈。至少我这个学电视新闻出身的人是这样。《娱乐至死》的写作背景，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文化全面流行的美国，时隔20余年，这本书风向依然精准，与当今信息社会依然契合，虽然书本批判的是电视文化，但是书中的揭示和判断，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新媒体层出不穷的今天，依然经得起推敲。从这个角度看，波兹曼是个不折不扣的预言家。《娱乐至死》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那么，波兹曼要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那么，真有预言的那么恐怖吗？下面我来盘点一下当今流行文化中的关键词汇：从知识爆炸到信息恐慌，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从全民选秀到网络恶搞，从过把瘾就死到有快感你就喊，在这些词汇的语境里，思想和思考是不需要的，理性被情绪化，高尚被戏谑化，严肃被无厘头化，深沉被幼稚化，无聊的东西充满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也许说，“娱乐至死”可能危言耸听，但至少是关于信息自由和文化安全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警告。

我想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有句名诗“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用来描述当下我们所处的这种信息环境恰如其分：在信息的海洋里，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也许这些不相干的信息，除了作为谈资，还可以用来填纵横字谜，或者参加《开心辞典》这样的电视娱乐节目。

如果说，电视“只看重表演，不需要思想”，这个看法的却有些失之绝对，但有几分道理。按照作者的分析，电视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它无法也不需要思考，你在电视上思考，观众在这过程中就没有东西可看，而观众一旦思考，就会错过接下来如缕不绝的画面和信息；比起思想性，电视更需要表演艺术和化妆术，电视要的不是证明你内心是否诚恳，而是你在镜头里看起来诚恳，观众说到底不关心你的观点，而是关心你留给大家的印象。

这么一想，我们就不会对今天超级女声、我型我秀这类电视选秀节目的红火和巨大影响力，感到吃惊了。电视选秀，就是纯粹的娱乐，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意义。要是有人认为那些票数代表的就是投票人的观点，那才好笑呢，那不是观点，只是情绪，要不选手支持率怎么隔几天就会变动一下？

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我们必须着重关注下，新闻又是如何被娱乐化的呢?

按照作者观点，电视培养了一种叫做“好„„现在（接下来）”的世界观。正如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词通常用于切换新闻，提醒我们刚刚看到的新闻，和我们将要看到的东西并无关联。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社会事件，只要新闻播音员说一声“接下来”，一切就可以从我们脑海中马上消失，我们的注意力被牵引着转向其他的新闻，或者是一系列轻松宜人的广告。所以，电视观众看见的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严肃性的新闻，新闻成了娱乐。

这不是糟糕的，糟糕的是我们习惯了电视这种不连惯性（奇怪的是我们要求书和电影保持口气上的一致和内容上的连贯，却对电视没有这样的要求。），没有人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印度洋海啸、伊拉克战争，或者911恐怖事件的新闻之后，说一声“精彩广告后我们再见”而不适应。我们无法想像，这种情况会对那些过于依赖电视了解这个世界的年轻观众，产生怎样的危害。他们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会不会比任何其他观众群体更觉得，所有关

于残暴行为和死亡的报道，都和广告一样稍纵即逝，不必当回事，不必做出理智的反应。当然到今天，这已不只是电视的问题了，新媒体层出不穷，新闻也在日渐娱乐化。在网络上，准确的文字已经落伍，幼稚和臆语是流行语言；报纸文字总是很短，阅读者大多有这种感觉，超过一千字的新闻，现在基本是看不下去了，照片、图片和图像越来越多；杂志的视觉刺激就更寻常了，很多时候我们挑选一本杂志，只是因为它给了我们美好的视觉享受。

老实说，每当我看到这样一张报纸：排版朴素，几无照片，上面的某些文字却能让人回味再三，不由心生感动，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坚持啊。

波兹曼在书本最后忧虑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面对娱乐对文化的威胁，过于悲观的作者提供不了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只有深刻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是怎么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方法在哪里呢？唯一可行的办法也许是通过教育，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学会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并无必要因作者的上述忧虑而如剑芒在背，毕竟书本写作的社会背景与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波兹曼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警示性，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娱乐至死》让我们明白，某些信息形式对文化是有杀伤力的，应该警惕和远离这些信息形式；信息自由是把双刃剑，在信息泛滥的今天，保持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保持理性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将被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拯救，不是“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而是“amusing ourselves to survive”。

第五篇：《娱乐至死》有感

1018016012广播电视新闻学娄荣

《娱乐至死》读后感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尼尔·波兹曼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了一本《娱乐至死》的书。这是一卷了不起的精神财富，对于处于信息爆炸年代，并被极大的信息量冲击的头昏脑胀的我们意义至深。

这本书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进行了探讨。当时，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无论是印刷术还是电视，归根到底是一种信息传递的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有一句著名的话语：“媒介即信息。”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把握了传播的把柄，就会把握传播信息的主动权。在书里，波兹曼有着更为深入的认识——媒介即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媒介更像是一种慢性毒药，它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对其产生依赖，当完全上瘾后，你明知痛苦与自由的丧失，但却无法采取任何措施进行补救，因为它已深入你的灵魂和骨髓。

当信息发展到用电视和网络进行传播时，我们更多的是在追求什么？紧跟时代的步伐，我们被流行语占据。波兹曼谈论到的娱乐媒介都是以电视作为依托的，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网络并没有像电视成为如此普及的事物。但是，这两者的信息传播都是相通的，电视的隐性娱乐化存在也是网络的一种折射。

电视媒体的盛行，使得人类的思考空间被大幅挤占了，使得人类的思维方式变得扁平和浅层。电视媒体将各种各样的信息，无论是严肃的还是轻松的，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街边小事，都以娱乐化的方式表现传达给了受众。这些信息较之以往，我们从书本、报纸或者其他的媒介中获得的，更加直观、简单、明快，易于理解。人类会很轻易地接受这样的传播方式，并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依赖这样的传播方式，并将之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波兹曼认为这样娱乐化的生存方式会使得人类变成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样的生存方式会带给人类灾难。

当人们密切关注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的时候，在欢笑与兴奋的背后，人们忽略了赫胥黎的关于人类社会更为恐惧的预言，他说人们是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很多人会对这样的宣判不以为然，因为大多数人感到现在的我们是幸福的，生活是很迅捷与便利的，我们可以坐在家里遨游世界，我们的大脑可以更快地被四面八方的消息填充，我们可以实现“坐一隅而观天下”的绝妙优势。然而，我们都不知道，正是这汪洋如海的信息，我们会变得被动和自私。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有大一部分人都沉溺在虚假的”娱乐至死“中不愿醒来，但还是有人能够直面现实，认识到先前所见的一切不过是木偶的影子，毅然走出

洞穴，奔向自由。刚走出洞穴的这些人不禁头晕眼花，开始，他们不敢直接正眼看光明的世界，渐渐地，他们可以直接看、仔细看清阳光下的一些，最后，他们甚至可以直接看清阳光的源头——太阳。

波兹曼在书的最后提出了改变“娱乐至死”的状况的方法，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和学校。我们的教育和学校要帮助年轻人解读文化中的象征，帮助他们学会疏远某些信息形式。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教育让我们跟一般的受众不同，我们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头脑在泛滥的信息里寻找真理和真相，而不是一味地沉溺在感官的娱乐里。

今天，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再次感谢波兹曼这位老人留给我们的一卷精神财富，当我们在察觉即将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时，就该多找个途径去塑造我们这个物种的本来应有的高等面目，我们应是媒介的主宰，而不是让媒介主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