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治道路的本源与规律5则范文

第一篇：论中国法治道路的本源与规律

内容摘要及关键词

内容摘要：在“法治道路”这样一个很大的字眼下面，本文运用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比较，理论与实际的多维连接，主次矛盾的辨证关系与联系发展等方式和角度，讨论了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在起源，和性质上的区别；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法在中国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展现；怎样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文章站在一种本源的角度上，创造性的引入了中国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西方的“物界”式发展道路的概念，进而归纳出了各自的法治道路：即西方的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东方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又通过深刻的剖析，将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及法治道路的变换轨迹划分为七大阶段来进行深入的展示，其中的第六阶段与第七阶段是预见性的提出来的。文章最终把落脚点定位于当今中国所处的法治阶段，点明了当今中国最可利用的法治资源，也阐明了现阶段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推进方式。

关键词: 人界式发展道路 物界式发展道路 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 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

序 言

“依法治国”的思想从法学界的学术话题上升为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可能是中国的法学家最激动不已的事情，也是中国法学界的骄傲。关于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问题，当前的法学家们(主要是法理学家)大致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编制法治蓝图，比如，说明什么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特征、价值和方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价值研究的方向；另一件是剖析法治现实，分析从人治到法治转型过程中的现状、路径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实际走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的方向。也有许多人把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来做，把法治目标问题与法治现状的分析结合起来思考。应该说，无论哪一种方式，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或许在更多的现实的中国人看来，法学家谈的“法”无论从效力上还是从认同的程度上又都倍显乏力。于是在本文中，我试图尝试一下从社会发展道路的本质规律的角度引出法治道路的本源，并在理论上介定出它不同类别与阶段的特殊性，进而从一种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式的法治道路的位置与走向，或许这样的方式和理论更适宜并有助于当前国人的法治观念和信念的认可与增强。

毕竟，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要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法治道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以及它目前处于怎样的进程中，又具体应怎样完成等问题就是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

一 法的缘起

法，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的结晶，一种文明的标志。在人类漫长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它在东西方不同的土壤里分别孕育成型，并且分别以不同的特性昭之于世，相映生辉。

（一）西方法系的发展

那么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异同？首先来看一下西方法学的历史：西方法学起始于古希腊，当时，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和人们认识和感受的对象；同时，古希腊的哲学非常发达，发达的哲学开发了自由民认识和评价社会现象的能力，促进了政治学文学美学伦理学等专门知识体系的形成。在丰富多采的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美学作品中涉及到一系列法理学问题，诸如：法与权力理性的关系，法与人神自然的关系，法与利益正义，人治和法治，守法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等等。从西方法学家的角度，这些问题是法学的症结，永恒的主题。这些法学史上最初提出的问题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对西方法学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在罗马帝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简单的商品经济和复杂的财产关系。法律调节机制和法律秩序越来越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也越来越复杂。法律事务需要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来处理。后来，由于奥古斯都大帝建立了法学家官方解答权机制度，法学家的声誉大震，法学不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

中世纪是西方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上帝的世界观，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学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之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一直独立的法学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思想的消失。事实上，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阿奎那通过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法律思想吸收于神学之中，保存和发展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思想。到中世纪后期，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注释法学派脱影而出，对法学的保留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十三 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西方法学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和变革。一批出身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君主或人性看作国家和法律的基础，使法律和法学从天国回到了人间。这个时期法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文主义法学派的产生。他与注释法学派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出现和法律统一化创造了思想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他们成为把古代法学和近代法学连接的纽带。而后，于十七世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在革命中普及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时代要求既需要法学也解放了法学。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更是需要法学。并且出现了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分庭抗礼的以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反对神权主张人性，反对专制主张自由。也最终奠定了以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主义等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1〕。从以上的脉络，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方社会进程中，法的发展几乎贯穿始终，其巨大作用显而易见。

（二）中国法系的发展

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法律

文化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学研究就很兴盛，并有专门的法学著作问世。其后历代都有丰富的法律思想。但是，直到二十世纪，法学始终被包围在封建主义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中，独立的法系无从谈起。从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夏商西周时期出现的以天命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具体呈现为以德配天，名德慎刑的思想和政策。而后，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是中国法学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各种学说百花齐放，儒，法，墨，道四家都对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法家的贡献尤为突出。儒家从人性善的哲学出发，强调圣人，贤人，圣君，贤相个人的统治力量，重视道德礼教的作用，主张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哲学论证。墨家以天意乃法为根源的法律观出发，主张以天为法，循法而进；他们还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信念，主张在经济上重视生产，节约，利民，在刑罚上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从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出发，反对制定一切礼法制度，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无为而治甚至断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与希腊圣哲柏拉图的政治法律主张不谋而合。这是中国?

尚槲拗饕逅枷氲南群印７业拇砣宋锎蠖际钦位疃摇Ｋ窃谡位疃校芙崃死飞系暮拖质档闹喂椋逊ㄖ瓮瞥缥⒐椭喂荆魅诽岢鲈ǘ危婪ㄖ喂戎髡牛⒎⒍艘幌盗兄荚谑迪址ㄖ蔚恼胃母锖捅浞āＴ谥髡藕褪敌蟹ㄖ蔚墓讨校业拇砣宋锓⒈砹诵矶嗥挠屑氐男滤枷耄已翟晌匝А７业乃枷牒椭髡哦灾泄饨ǚㄑШ头芍贫鹊男纬珊头⒄梗且桓鼍薮蟮耐贫渫贫饔貌谎怯谖鞣阶什准镀裘伤枷朐谧时局饕宸芍贫热〈饨ǚ芍贫鹊幕贝淖饔谩?

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法学非常昌盛。但是，这种局面随着秦朝中央集权的专治主义的出现而终止。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在所有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同一时期，出现了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刑名律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律学成为正统的法学，是法学的代表。而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也垄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学领域。法学亦成为儒学论理学的附属〔2〕。

（三）东西方法系的本性的异同

抛开近代的革命阶段而单论及之前的变革历程，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虽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巨变，但法所呈现的内涵及外在的展现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应注意到，西方社会进程中的最高统御力量是“上帝”，但是从整体来看，上帝似乎并未深入到人们具体的世界观之中，相反古希腊的圣哲们对各领域的颇具平民性质（缺乏政治色彩）的思想却对社会的发展，法系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而中国的最高统御力量是皇帝，尽管皇帝以上还有“天”的存在，但是在百姓心中，似乎皇帝与天是一体的，统御力量的重心在皇帝。东西方这两种神本位思想与人本位思想的根本差别，体现了各自人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探求方式，追逐生存与理想的方式的差别，也是两种法系从概念，内涵，效力，以及发展路径的不同的最本质的原因所在。在西方，法所扮演的“角色”，处于不断的充实之中，并且始终起到了改变人的世界观，推动社会进程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帝仅是一个符号，是一个人们填充对自然探求欲望的寄托，是人们要控制自然的欲望的体现。而他们真正发展的重心在于“物界”（这是我很牵强的给出的概念，旨在表现一种侧重于人以外的大自然为主体，以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对自然界不断深入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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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道路：这条路与西方的法系发展道路恰恰相反。人们探求之路的重心在于“人界”（即一个与前边提到的物界相反的概念，它侧重于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协作，能力等方面入手；并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着重于从人的引导驾御为中心从而达到一种与自然的协调的境地）。华夏子孙把统御自然的力量重心放在了人的自身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大道的一统”，“天人的合一”。这种改造力量集中体现在了“天”的儿子——皇帝的身上。由此，一种为了保持这种“人界”道路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则便脱影而出，这便是中国意义上的“法”。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要以天道德义为核心，以忠义仁礼为指导思想，以刑律为主要内容，因为这里拥有着无处不在的“人界”规律；而少有工商牧渔等以私法关系为内容的侧重于“物界”道路的规范。正是由于驾御人的本性所在，使得中国的带有西方意义的法律规范少之又少，而且效力低下，并且带有强烈的辅助性工具色彩。如果从相对于西方法的角度讲，我们对此也可以形象的给出一个名词——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至于这种法治道路在中国社会进程的各个阶段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体现了怎样的发展规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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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及法的用

上一章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引出了中华法系，进而概括出了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成因。但是，这样的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的孕育又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纵观中华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及几乎不变的生产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也占据着中华民族的史页中最重的一笔。由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发展，而是原地转圈，中国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对此观点，我一直以来都表示强烈的否定，下面我从几个角度来阐释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及法位于其中的角色。

（一）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成因的理论根源

首先，孔孟老庄精辟的人文哲学；政治家兵家独到的文韬武略，忠义仁礼的治人思想；诗词歌赋的人文文化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独具的精神财富所凝聚的巨大力量无疑是一道占据着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宏伟靓丽的风景线。这些成果尽管是处于封建社会，但是其所阐释和追求的“大道无极”，“天人合一”，“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等等崇高的思想文化的结晶早已超越了西方意义上的封建枷锁，而是一种永恒的真谛，它体现着一种不同的社会演进方式（即人界式道路），尽管不易被察觉，但是它确确实实存在着。

为了更好的阐述中国特有的法治道路的运作规律的存在，下面我需要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探求一下它存在的理论根源：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终级目标是人自身极大的安排事物的能力直至与自然的“合一”。然而，是侧重从“物界”入手还是侧重从“人界”入手，便分成了两种追寻大道的方式。从物界入手，社会的发展似乎要“平稳”的多，“理性”的多。但是起初人文的力量的有效合一与凝聚相对会比较弱一些，其统御人群，发挥集体协作的的力量也小的多。因而，在起步阶段要逊于“人界”道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他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制约而独自发展，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这种制约就人或人类社会本身而言具有巨大的“弹性”。因为，人同万物相比具有独到的特殊性，人是万物之灵，大自然从诞生人的那天起，就将自身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凝结在了人的身上，与自然（包括人类社会自身各主体之间）的相辅相成，协调循环是易于感悟而又最难感悟的。当意识介入到了这种最高层次的框架边缘时，便会对“小利，小欲”漠然处之（更具阶段性，具体性的表现如中国古代的名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所描绘的境地，这与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及物欲享受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直接作用关系），在构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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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处于封建社会，就具局限性。那要首先看是“物界”道路的封建社会还是“人界”道路的封建社会。就“人界”道路而言，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历史的局限性，而不是囚禁于某种社会某种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因而，由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决定的中国法治道路亦具有这种强烈的“人界”色彩。

（二）人界式发展道路的各阶段概况剖析

以下我们从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历及将经历的各自阶段来阐述不同进程中法的作用。中国社会的发展即是从“人界”重心向物界”重心逐渐转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大致应包含这样七个阶段：一，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阶段；二，性善性恶的深入剖析与对立阶段；三，君本位的忠义仁礼思想体系发展成熟阶段；四，对君本位的批判及对苍生本位思想的初现阶段；五，苍生本位的初始形成阶段；六，“天人合一”的“无欲”的局限性成熟阶段；七，苍生本位的思想极大成熟的阶段。这其中，前四个阶段里的法系概念是具有纯中国式的“人界”道路性质的法律。第五，六两阶段的法系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西方“物界”道路的法系概念的色彩，但无论从实际效力还是从深度广度的内容上都还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正是第一章所提到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特点最为明显的时期。即维系社会发展的并为人们公认的“游戏规则”（即权力和感召力的重心）依然明显的展示着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色彩。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亦经历着“人界”道路的渐入顶峰和“物界”道路的逐渐成型直至基本成熟。在这里我从法律的角度分别给予这两个阶段另两个名称：特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局限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具体含义下面将阐释）。第七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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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界式发展道路各阶段的法系特征

接下来，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具体解析一下以上的法治进程：就前四个阶段而言，统治阶级为了控御人而研究人，从而在一段时期内（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哲理思维还是儒法的道义权术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法在这里的作用似乎仅仅是维系一种客观的不作为，并未突现其巩固统治角色。而后，从秦汉到唐朝，这种方式逐渐成型，法的作用便为了促使这种统治思想的贯彻保驾护航，也正因为侧重保护的是一种思想，一种礼仪，一种信念，所以法作为一种最强有力的工具所呈现的单一性就集中体现在了刑律上。而这种信念是统治者生存的本钱和底线，所以就更显得“赤裸裸”（即：一旦“越轨”则邢酷法严）。顺势发展，中国人界道路步入了封建社会的人文体制成熟期。与此同时，附属于其上的“物界”道路的发展也随之步入了盛世。集中表现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士农工商等各领域各行业的蓬勃发展（大唐盛世）。但随之尔来的就是“人界”道路的内在弱点的逐渐突现。究其内在原因，可以理解为人界道路追求的是超脱的崇高境地。而这种境地本身就包含着忽略一般“物界”道路的制约规范的特征。其走势即缺乏众多的细节规则的制衡，从而面临着巨大的反作用力（亦可通俗的称为“诱惑”，来自自身的以及外界的），因此其轨迹也是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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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其一，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大量发布，灌输，贯彻现代法律法规及法律观念，健全法律体制（这里广义上讲包括各式法律体制，权力运作体制，政府和官员监督体制，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等等，但是这些方式和路径过于具体，而非本文的宏观导向和论述，因此在这里不做详细阐释），促进与世界的接轨;其二，建立和培育各式的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和人民团体，增强更为具体的维护法律权利的意识和团体力量。尽管从局部上讲，现阶段中国法律很难实现宪法中厘定的宏伟蓝图。但是，也正因为中国拥有独具产生和维系这种蓝图以不同种形式存在的巨大人文力量，促使中国可以走向完美。

第三层，在条件适宜的局部试点，建立既具理想的“高德化，高能化”的领导阶层，又具现代法律意识和素质的市民阶层的行政区域。这有点类似于曾经很有名气的大秋庄等典型的“共产主义”村。但是与之不同的是：首先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的明确计划内有步骤有次序的实施的；其次在区域内用本文阐释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理论及由之导出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理念为底蕴与主导，并在实践中使之能转化为更为具体的凝聚力与推动力，以期起到一种引航灯的作用。

行文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了。同时，一种信念也油然而生：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将中国人民引入一个更为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度。

参 考 文 献

〔1〕参见张文显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法理学》第二章法学的历史 第一节 西方法学的历史 第11页，北京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参见张文显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法理学》第二章法学的历史 第二节 中国法学的历史 第15页，北京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3〕参见苏力教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4〕〔5〕《1996年中国行政发展报告》第983、143页，1982年数字。

〔6〕该节内容与注释主要引自蒋立山的《中国法治道路初探》的第四节“什么是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后 记

该篇文章旨在从本源的角度阐释中国带有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的成型的动力，时期及发展的脉络过程。但是，由于试图论证和引用的哲学理论过于深奥，有些地方连自己也难于把握，只是脑子当中蒙蒙胧胧的一个发展的体系。再则，文章过于侧重从产生的本质角度去论述法的存在与发展，而缺乏较为系统的从法的自身发展的脉络入手体现其对社会的反作用，这也是社会前进动力的一部分，同样也影响和充实着社会发展主导力量的组成和运做。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去历练完结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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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法治道路的本源与规律演讲

中国法治道路的本源与规律演讲范文

内容摘要：在“法治道路”这样一个很大的字眼下面，本文运用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比较，理论与实际的多维连接，主次矛盾的辨证关系与联系发展等方式和角度，讨论了以下几个具体的问题:即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在起源和性质上的区别；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法在中国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展现；怎样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文章站在一种本源的角度上，创造性的引入了中国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西方的“物界”式发展道路的概念，进而归纳出了各自的法治道路：即西方的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东方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又通过深刻的剖析，将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及法治道路的变换轨迹划分为七大阶段来进行深入的展示，其中的第六阶段与第七阶段是预见性的提出来的。文章最终把落脚点定位于当今中国所处的法治阶段，并阐明了现阶段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推进方式。

关键词: 人界式发展道路 物界式发展道路 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 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 序 言

有关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问题，当前的法学家们(主要是法理学家)大致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编制法治蓝图，比如，说明什么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特征、价值和方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价值研究的方向；另一件是剖析法治现实，分析从人治到法治转型过程中的现状、路径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实际走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的方向。也有许多人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来做，把法治目标问题与法治现状的分析结合起来思考。应该说，无论哪一种方式，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或许在更多的现实的中国人看来，法学家们在这里谈的“法”无论从效力上还是从认同的程度上又都倍显乏力。于是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尝试一下从社会发展道路的本质规律的角度引出法治道路的本源，并在理论上介定出它不同类别与阶段的特殊性，进而从一种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式的法治道路的位置与走向，或许这样的方式和理论更适宜并有助于当前国人的法治观念和信念的改善与增强。

毕竟，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要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法治道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以及它目前处于怎样的进程中，又具体应怎样完成等问题就是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

一 法的缘起

法，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的结晶，一种文明的标志。在人类漫长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它在东西方不同的土壤里分别孕育成型，并且分别以不同的特性昭之于世，相映生辉。

（一）西方法系的发展脉络

那么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异同？下面首先来看一下西方法学的历史：西方法学起始于古希腊，当时，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和人们认识和感受的对象；同时，古希腊的哲学非常发达，发达的哲学开发了自由民认识和评价社会现象的能力，促进了政治学,文学,美学与伦理学等专门知识体系的形成。在丰富多采的政治学,伦理学,文学与美学作品中涉及到了一系列的法理学问题，诸如：法与权力理性的关系，法与人神自然的关系，法与利益正义，人治和法治，守法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等等。从西方法学家的角度，这些问题是法学的症结，永恒的主题。这些法学史上最初提出的问题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对西方法学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一“源起”时期的发展感受到西方人对世界及人类自身的感悟和理解更侧重于其认识对象的各种具体性质的把握（例如，他们的习惯法更侧重于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各种具体学科的成型和发展也代表了他们的认知深度和角度），这样的发展方式易于各种理论和势力的均衡发展，同时各种认识体系的发展成型也直接为西方法系的产生奠定了理论的根基；但是，这样的发展方式也透露着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的阻力，由此也为一种高于其上的为了维系这些不同体系的平衡和发展的“权威”（即西方真正意义上得法系）的成型奠定了基本的动力根源。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在罗马帝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简单的商品经济和复杂的财产关系。法律调节机制和法律秩序越来越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也越来越复杂。法律事务需要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来处理。后来，由于奥古斯都大帝建立了法学家官方解答权制度，法学家的声誉大震，法学不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这一时期是西方法系初成的阶段，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法律从制度到学科的成型，其明显的维护社会秩序与创造社会财富的功能也使得其与封建皇权建立了相当程度的联接，由此帝王权威的认可也从侧面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法系权威的成型和发展。

中世纪是西方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上帝的世界观，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学法学都合并到了神学之中，使之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一直独立的法学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思想的消失。事实上，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阿奎那通过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法律思想吸收于神学之中，保存和发展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思想。到中世纪后期，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注释法学派脱影而出，对法学的保留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发展大致呈现了两方面特征：一，上帝世界观的高峰突现，明显的展示了这一阶段是西方的封建时期，上帝依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标志。二，即使在这个“上帝一统”的时期，西方社会法系以及各学科的发展也依然没有间断或真正意义上的转型，这既说明了上帝权威的局限性也更明显的体现着西方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其具体的内涵下文将详细阐述）。

自十三，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西方法学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和变革。一批出身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君主或人性看作国家和法律的基础（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里的君主虽然有着封建王权，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孕育的思想体系看，其更突出的特点是侧重于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必要工具，即便是他的特权也不仅源于法律而且要在相当的程度与范畴上受制于法律），使法律和法学从天国回到了人间。这个时期法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文主义法学派的产生。他与注释法学派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出现和法律统一化创造了思想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他们成为把古代法学和近代法学连接的纽带。

而后，于十七世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在革命中普及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时代要求既需要法学也解放了法学。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更是需要法学。并且出现了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分庭抗礼的以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反对神权主张人性，反对****主张自由。也最终奠定了以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主义等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1〕。

从以上的脉络，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方社会的演变进程中，法的发展由点及面，由小到大，由简至繁，几乎贯穿始终，其巨大作用显而易见。

（二）中国法系的发展脉络

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法律文化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学研究就很兴盛，并有专门的法学著作问世。其后历代都有丰富的法律思想。但是，直到二十世纪，法学始终被包围在封建主义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中，独立的法系无从谈起。从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夏商西周时期出现的以天命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具体呈现为以德配天，名德慎刑的思想和政策。而后，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是中国法学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各种学说百花齐放，儒，法，墨，道四家都对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法家的贡献尤为突出。儒家：从人性善的哲学出发，强调圣人，贤人，圣君，贤相个人的统治力量，重视道德礼教的作用，主张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哲学论证。墨家：以天意乃法为根源的法律观出发，主张以天为法，循法而进；他们还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信念，主张在经济上重视生产，节约，利民，在刑罚上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从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出发，反对制定一切礼法制度，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无为而治甚至断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与希腊圣哲柏拉图的政治法律主张不谋而合。这也是中国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先河。法家：其代表人物大都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总结了历史上的和现实的治国经验，把法治推崇为立国和治国之本，明确提出援法而治与依法治国等主张，并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实现法治的政治改革和变法。在主张和实行法治的过程中，法家的代表人物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新思想，法家学说曾经成为显学。法家的思想和主张对中国封建法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其推动作用不亚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取代封建法律制度的划时代的作用。

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法学非常昌盛。但是，这种局面随着秦朝中央集权的专治主义的出现而终止。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在所有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同一时期，出现了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刑名律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律学成为正统的法学，是法学的代表。而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也垄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学领域。法学亦成为儒学伦理学的附属〔2〕。

以上的西周时期是典型的中国社会“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时期，而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第一次的根本性大变革时期，更是“天人合一”思想在理论上的初始成型期，它孕育着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的理论与思想的底蕴和力量（这里我们应注意一个现象，这个“中间”阶段的变革的决定作用力是生产力的进步，这在中国发展进程中是唯一的一次，具体原因在下一章节中将详细阐述）。具体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使得更宽泛的人群（主要是后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得到了张显各式欲望的动力，展阔了人们思想的外延和边界。这一时期的儒家，道家，墨家等派系的学说，承袭了上古（主要体现在凝结于西周时期的文化）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框架，直接阐释了中国人如何将天道的规律赋予人类和种族，从系统的理论上展现了中国日后的发展脉络，这并不难理解。但是，在这一期间更值的注意的是法家思想的特殊成因和作用。有一点我们应该明确，法家人物所阐述的“援法而治”“依法治国”等主张，更侧重于的是“制度”而不是“思想”，是“工具”而不是“权威”，换句话说，其更大的功用在于“变革和遏制”而非“平衡与持久”。因此，在中国社会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论还未成熟，在政治领域的地位还未确立的时候，它起到了帮助新兴力量破除天下纷争，确立统治地位的作用。但是，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灵魂相比，它的理论的外延就要小的多，其长久引领社会前行的动力亦倍显缺乏。因而，当中国独有的“容百家”的儒家统治思想和哲学在整个社会确立和巩固后，法家学说的功用便更明显的体现在了制度体系和维护统治的工具上了。即“大道一统”，“忠义仁礼”的治世思想需要法制的维护和贯彻，而法制的“生存”与发展亦要以“天人合一”的宏大理论为底蕴，在这个交相作用的运转下，中国独具特色得法系便缘起，成熟，并呈现开来。

（三）东西方法系的本性的异同

抛开近代的革命阶段而单论及之前的变革历程，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虽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巨变，但法所呈现的内涵及外在的展现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应注意到，西方社会进程中的最高统御力量是“上帝”，但是从整体来看，上帝似乎并未深入到人们具体的世界观之中，相反古希腊的圣哲们对各领域的颇具平民性质（缺乏政治色彩）的思想与论述却对社会的发展，法系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而中国的最高统御力量是皇帝，尽管皇帝以上还有“天”的存在，但是在百姓心中，似乎皇帝与天是一体的，统御力量的重心在皇帝。东西方这两种神本位思想与人本位思想的根本差别，体现了各自人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探求方式，追逐生存与理想的方式的差别，也是两种法系从概念，内涵，效力，以及发展路径的不同的最本质的原因所在。在西方，法所扮演的“角色”处于不断的充实之中，并且始终起到了改变人的世界观，推动社会进程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帝仅是一个符号，是一个人们填充对自然探求欲望的寄托，是人们要控制自然的欲望的体现。而他们真正发展的重心在于“物界”（这是我很牵强的给出的概念，旨在表现一种侧重于人以外的大自然为主体，以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对自然界不断深入了解和掌握为重心，从而带动人自身及人类社会前进的一个概念），在不断的实践与认识的循环中，也不断的对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与世界观进行着变革与洗礼。当这种认知达到了足以否定上帝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时，上帝便实实在在成为了一个将根本自然规律与人的特有的精神文化交融为一体的标志。与此同时，“物界”的重心也随之占据了人们世界观的本位。由此，一种为这种“物界”的认知，利用，享有等等为目的的规则便随之成为一个系统而呈现开来，这便是西方意义上的“法”。对它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形象的给出一个名词--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尤指规则规范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对人及人类社会左右程度的核心地位）。

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道路：这条路与西方的法系发展道路恰恰相反。人们探求之路的重心在于“人界”（即一个与前边提到的物界相反的概念，它侧重于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协作，能力等方面入手；并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着重于从人的引导驾御为中心进而达到一种与自然的协调的境地）。华夏子孙把统御自然的力量重心放在了人的自身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大道的一统”，“天人的合一”。这种改造力量集中的体现在了“天”的儿子--皇帝的身上。于是，一种为了保持这种“人界”道路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则便脱颖而出，这就是中国意义上的“法”。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要以天道德义为核心，以忠义仁礼为指导思想，以刑律为主要内容，就是因为这里拥有着无处不在的“人界”规律；而少有工商牧渔等以私法关系为主体的内容，就是因为这里更多的是侧重于“物界”道路的规范。正是由于驾御人的本性所在，使得中国的带有西方意义的法律规范少之又少，而且效力低下，并且带有强烈的辅助性工具色彩。如果从相对于西方法的角度而言，我们对此也可以形象的给出一个名词--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至于这种法治道路在中国社会进程的各个阶段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体现了怎样的发展规律，我将在下两章节中重点论述。

二 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及法的作用

上一章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引出了中华法系，进而概括出了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成因。但是，这样的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的孕育又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纵观中华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及几乎不变的生产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也占据着中华民族的史页中最重的一笔。由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发展，而是原地转圈，中国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原富》中，首先提出了中国社会在很久以前“就停滞于静止状态”的论断以后，两百多年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就成为中外史学界及经济学界的议题之一。例如，美国副总统切尼一直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威胁，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是美国21世纪对外政策的最重要挑战。他代表了相当一批美国和西方各界人物对中国的观点和疑虑。即便是近期中国之行后，其认识也并未改变。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特卡奇克说：“我的感觉是，在中国之行后，切尼仍然对中国感到失望。在我看来，他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重大挑战。但是，在我们有更紧迫的其它问题需要处理时，加剧同中国的紧张关系没有好处”。

后 记

该篇文章旨在从本源的角度阐释中国带有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的成型的动力，时期及发展的脉络过程。但是，由于试图论证和引用的哲学理论过于深奥，有些角度的构建连自己也难于把握，只是脑子当中蒙蒙胧胧的一个发展体系。再则，文章过于侧重从产生的本质角度去论述法的存在与发展，较为缺乏从法的自身发展的脉络入手,更为系统的体现其对社会的反作用。这也是社会前进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影响和充实着社会发展主导力量的组成和运做，亦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去历练完结的一项任务。

（本文更正版首发于《中国法理网》法治理论专栏）

中国法治道路的本源与规律

第三篇：《论中国德治与法治》论文

黑 龙 江 大 学

论文题目： 论在中国德治与法治的重要性

学 院： 年 级： 专 业： 姓 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政府管理学院

2010级 行政管理 苏静 200102737 雷震

2011 年 12 月 22 日

摘要

社会治理方式不管是法治还是德治，都是有所不足的。都不能仅靠唯一的一种手段去治理。只有当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社会才会团结、凝聚。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才是保障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模式。才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通路。

关键词

法治

德治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目 录

摘要......................................................2 关键词...................................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德治与法治的定义及其特征.............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德治..........................................................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法治.............................................................................................1

二、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2

（一）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2

（二）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2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3

四、法治与德治在中国的实践性..............................5

五、结论..................................................6 参考文献..................................................7

一、德治与法治的定义及其特征

（一）德治

德治的含义：第一、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第二、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学说是由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的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儒家的德治对于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

（二）法治

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如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主张：“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史记·商君列传》）

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与先秦法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之上。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包括两点，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优良之法得到民众普遍遵守，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二、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一）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论语·为政》记录了孔子这样一段言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子产作为成就卓著的执政者，也曾经发表“为政必以德”的主张（《史记·郑世家》）。可见，在相当久远的年代，“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已经形成政治理论，而且已经影响政治实践。北魏时期一位“以文武才策，当军国之任”，史称“纬世之器”的官员邢峦在奏言中有“昔者明王以德治天下”的说法（《魏书·邢峦传》），更明确地强调了“为政以德”，其“政”在于治国、治天下的主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大上以德抚民”的说法，强调最高境界的政治成功，是依靠“德”的宣传和实践，来实现民众的顺从和社会的安定的。孟子强调“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庄子强调“以德

为本”（《庄子·天下》）。《管子·兵法》说，“通德者王。”《旬子·议兵》说，“以德兼人者王。”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但是对于“以德治国”的原则，看来多是赞同的。汉初有的政论家还指出，“有德”和“无德”，可以导致政治的成与败并分别至于极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德”，长期被看作管理国家、统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法宝。唐初名臣魏徵曾经指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是政治“泉源”（《旧唐书·魏徵传》）。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执政阶层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以德治国”，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之一。

回顾历史，应当说，所谓“德政”与暴政相比，确实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被标榜为治世之典范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以德治国”或者接近“以德治国”的原则而得以实现的。《史记·孝文本纪》中这样赞美文景之治的成就：“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新唐书·太宗纪》中如此颂扬贞观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都发现和总结了“以德治国”的历史经验。

然而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往往应当穿破表面透视其真质。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现象更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以“德”为标榜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回顾中国政治史，也可以看到明暗两样的“以德治国”。

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外戚王莽在复杂的贵族宗派斗争中，运用矫情伪饰的手段取得高位，后来成为新朝的皇帝。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政治表演。他的人生轨迹，表面看来，是始终遵循“德”的原则的。《汉书，王莽传》正文中所见“德”字多至９３例。所见“威德日盛”，“功德烂然”，“圣德纯茂”，“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等等夸诩与阿谄之辞，充斥其中。尽管他的言行时时处处以“德”为标榜，但对照当时的黑暗政治，可以透见这种宣传的虚伪与无聊。直到民众起义的烈火燃烧到宫中，王莽仍然模仿孔子故事，宣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对于这种借用“德”以自欺欺人的伎俩，后世的历史评论家曾经轻蔑地斥之为：“笑话!”(［明］李贽：《史纲评要》卷九）

回顾历史，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

（二）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

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⑸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⑹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中央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集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德治

周人提出“明德慎刑”、“为政以德”，后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儒家化运动，礼法合流，《唐律》最红确定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治方略，并为以后历代所尊崇。“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德治的国家，以德教化使百姓自古以来就安居乐业。

（一）法治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没有对道德理念的追求，法律可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法治的关键在于善法或良法的存在。法的正义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不义之法，也许可以称为法制，却永远无法纳入法治的范畴，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法律愿望，立法主体的道德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把什么样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从而决定法律的品质。从我国来说，立法主体只有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样，法律才具备了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因此，比起法治，德治更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

（二）法治的运行需要道德支撑道德控制是法治的内在动力。法治的重点是人的外在行为，德治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世界。法律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来执行。法律的确立和实施，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过程，法治是靠人来实现的。见物不见人，法治也就无从谈起。法治的推行首先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没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有了好的法律也不易执行，再严密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钻。不可能设想法律和制度一旦建立，社会秩序就井然有序，失范现象就不攻自破或荡然无存。现实要求我们必须从思想道德上保证切实遵纪守法，同一切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要看到，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低下，那么不论有多么苛刻严厉的法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和管理问题，不能长治久安。法治是对全国人民最起码的要求，德治则是高层次的要求。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

（三）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制约法律在实践中是动态的开放的体系，需要在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延续、提升和发展。道德的自觉约束与法律的强行约束是互相制约的，也可以互相转化，某些道德规范需要适时提升为法律规范。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个补漏的作用。厉行法治，必须辅以德治。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可能束手无策，道德却可以有所作为，人们可以依据道德来评判、谴责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道德不仅可以弥补法律条文的某些空隙或薄弱环节，而且可以深入人的灵魂。以德治国并非是要以德治来代替法治，而是要真正强化和实现法治。只有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实行德治，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设作为法治的后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依法治国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社会发展才能进入较高层次。

（二）法治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治理念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必然性要求之中，它是法治的灵魂，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遑论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显然，这样的法治只能是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1、法治在治国方略中居于基础地位, 法治成为普遍的政治主张, 德治具有从属地位。只有首先建立必要的稳定的社会秩序, 德治才能真正充分发挥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作用。

2、法治必须以德治为精神基础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如果法律背离了社会成员的伦理价值观念, 那么它将无法获得公众的认同和遵守。德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道德教育是德治的基本手段和途径。

3、必须妥善处理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四、法治与德治在中国的实践性

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在政治方面，小康社会就是要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政治体制本身，同时也与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当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是一个政治转型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或者说如何引导社会转型的问题。国家治理方式包含法治和德治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实难取舍。现代国家治理形式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德治向法治再向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过程。江泽民同志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的执政党在国内外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的正确认识，也是对执政党治国方略的完善与创新，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为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要求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指明了方向，也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理论上，法治与德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还原为与道德的关系。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一般是指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用以评价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善恶、美丑、荣辱、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私、文明与野蛮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的手段来保证遵守和实行的行为规则体系，它包括道德美德、道德原则与道德义务。这些规则体系的目的在于在社会生活与各人生活中扬善抑恶。道德与法律同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在人们的法律生活中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道德和法律都含有义务规范。义务是一个道德领域中的根本性概念，说某件事是一个道德问题实际上是指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关的义务。义务是根本性的道德概念，表明了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是基础规则，道德美德也只有在人们尽了道德义务之后才能达到，换言之，凡具有道德美德的人正是那些不断履行义务的人。所以，道德本质上就意味着义务。在法律中，义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和义务共同构成了法的基本范畴。因此，义务是道德与法制的共同核心的概念。

其次，道德与法律具有普适性。道德中的义务规则和某些原则具有普适性，即人们应当履行道德义务，而且也有其可行性。家康德认为：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逻辑上是可能的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道德义务中的行为规则的普遍化是道德的最低限度的标准，人们有义务去服从它，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义务的履行是一个人成为其人的标尺。而法律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普遍性，不仅要求任何社会主体都要普遍地遵守法律，而且其效力具有时空上的普遍约束力。所以二者在普遍性上是相同的。

第三，在价值上法律以道德为基础。从法律的价值考察，道德始终贯穿于法律过程之中，一方面法律自身内涵着人类真善美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对实现道德理想起着规范、制约、引导和保障的作用。法学家富勒指出，法律不应仅仅建立在法律之上，法律在内容上必须体现普遍意义的道德观念即法律的外在道德，同时还必须具有法律的内在道德。而亚里士多德最早给“法治”下的定义就包含着对“良法”的追求，自此，法治的价值便以善与正义的道德原则为它的主导性价值。可见，正义与善的道德原则始终是法律与法治的基础。

第四，法的精神就是正义的道德精神。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其钦定的《法学阶梯》中表达出这样的理念：根据该戒规，罗马人必须诚实的生活，这是对主体自身的道德要求；对他人不得加害，即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是对主体之间社会关系交往的基本道德要求；每个人各得其所则是处理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最高道德准则。上述道德性的法律精神迄今仍被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奉为圭臬。因此，正义作为法的内在精神是自古希腊以来人类就有的法律文化传统，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第五，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遵循着道德原则。立法是社会权利义务资源配置的活动，如何保证这种配置的合理，立法者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公正的正义原则。此外，立法者以法律的形式来实现道德的法律化，可以将本阶级的道德标准、规范上升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推行本阶级的道德。在法律的实施中，执法者的执法活动也无不受其个人及所处阶级或阶层的道德观念与价值的影响，那种完全独立与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之外的法律极其主体是不存在的，如行为人动机的善恶程度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法律的具体实施。

总之，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两者同是用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大体而言，法律与道德两者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对称性和互补性的特点，这表现在如下的各个方面：调整手段：刚性与柔性；调整对象：外在行为与内在动机；调整机制：权利义务的明确性权威性与道德信念的共识性；调整范围：重要的相对狭

小的领域与一般的广阔的领域。事实上，法治与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及关系就是以法律与道德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这种对称性和互补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法律与道德这种功能上的对称与互补也就决定了法治与德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必要性是指对社会关系的单纯的刚性手段及外在行为的调整，或者单纯的柔性手段及内在动机的调整，都不仅无法达到良序社会的目标，而且还会影响到调整手段本身的运行。而可能性是指社会主义的道德同法律尽管存在着形式上的区别，也会在现实条件下产生某些矛盾，但它们的伦理精神总的来说是相通的，或者说它们的价值是相通和重叠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国家治理方式之德治和法治，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法治与德治之结合，乃善治之。

五、结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治和德治 “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论以德治国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 文学论坛 李彩晶《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云梦学刊2002年04期 黎池 《法律之我见》 周群 《康德通向自由的两条道路—海德格尔1930 年弗莱堡讲座分析》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试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岁月联盟

孙冠臣瞿鹤鸣付晓梅

第四篇：论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文章标题：论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至少可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固的农村基础。然而，当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甚至处于完全不同的方向。如何从中国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一

个紧迫的任务。本文中，我试图从中国发展道路的角度来谈一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解。

一、城市化的路径

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显然是基于对我国城市化艰难的认识。依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3，有近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今后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30年后，我国的城市化率可以达到73，相应的农村人口约为4亿。也就是说，按乐观的估计，30年后我国有约4亿人生活在农村。由8亿人减少到4亿人，是一个巨大的变动，农村人口减少的过程，也是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过程。数亿人大规模流出农村，农村会日渐衰败，对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会造成严重问题。新农村建设就是要通过国家投入来缓解农村衰败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从而使农村人口也可以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好处。

问题不止如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是按居住地来统计的，即将那些务工经商的进城农民工算作城镇人口。而事实上，虽然有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已经在城市购房并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从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却不能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不得不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老时回到农村；自己在城市务工经商，却依托农村的土地赡养父母、养育子女。这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不能真正地算作城市人口，而只是城市中的过客，他们必须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来建立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体系。如果将无法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民工排除，则中国的城市化率仅略略超过30，农村人口（或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约为9亿。

而且，在未来30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不太可能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建国以来，前33年（1949—1982），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32个百分点，后17年（1982—1999），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57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加入了WTO组织。但事实上，加入WTO并没有使得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更容易到城市定居，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因为进城农民工固然在增加，而农民工成为市民的难度却也在加大。即使不考虑发生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或其他意外事件，在未来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几乎不可能持续地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也就是说，30年以后，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可能还要占到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30年后中国还有约7亿人口需要依托农村生活，需要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如果不考虑居民的生活质量及社会风险防范，中国未来30年，也可能通过政策和制度调整来加快城市化速度。具体来说，正如一些学者建言的，可以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取消户籍制度，降低了农民进城的制度成本；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使农民可以将承包地置换为进城准备金。

但是，进城农民工不可能因进城居住就自然可以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不稳定的就业和很低的收入，无法支撑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大量进城农民工将不得不住进城市贫民窟中。

农民工住进贫民窟中，的确可以提高城市化率，却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当今世界，除中国以外，所有发展中大国都有巨大规模的贫民窟，所有贫民窟的生活都极其糟糕，没有希望。贫民窟的生活是远离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贫民窟中的贫民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不仅无法建立稳定的人际联系，而且无法形成对未来的有效预期。而当前村庄中的农民，却不仅温饱有余，而且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之上，子子孙孙也许还会继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生活有根，也有预期，生活是有价值的。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因为祖祖辈辈的共同生活而建立了稳定的人际关系，这赋予了他们生活的意义，也使他们有了共同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依托不多的土地，不仅可以衣食无忧，而且居住十分宽敞；因为有预期、有稳定的人际关系，而在村庄中生产出各种价值与意义。一句话，同样的收入水平，在农村可以过得舒适，可以过得体面而有尊严，在贫民窟中，却变得毫无希望。

如果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中国城市人口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这种的城市化不仅不人性化，而且很危险。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要避免所有其他发展中大国的贫民窟式城市化，则国家几乎必然要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

二、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如果中国不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

化发展路径，则依托于农村生活的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很大的规模，农民工流动和往返于城乡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也将长期存在。

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起点。城乡二元结构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之一是，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同样的经济收入，在城市生活十分艰难，而在农村却可能过得舒适。

城市是市场化的，农村却有相当部分非市场因素存在，比如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存在（如粮食、蔬菜的自给等）。总体来讲，中国进城农民工之所以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劳动而接受很低的报酬，就是因为农村生产劳动力的成本比城市要低。何新早就指出，农村低成本生产廉价劳动力的机制，正是中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的秘密。

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非市场因素的存在，还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社会主义一词，显然不是虚词，而是大有妙处的。通过调动村庄中的非市场因素，进行农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组织建设，可能为农民增进大量非经济的福利，从而使农民在经济收入以外，获得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好处，即获得体面和尊严上的好处。

只需要较少的经济收入，村庄中的人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较高质量包括经济上解决了温饱，人际联系稳定，生活意义明确）。村庄可以低成本地获得高质量生活，构成了村庄与城市二元对立的一个根本点。因为可以低成本地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就使只能获得很低收入的农民工也可以完成高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这种再生产机制，使中国经济具有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现代化也因此有了希望。

也因为农村生活具有意义，当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劳动力报酬较高时，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当进城农民工过多，就业竞争激烈，劳动力报酬太低时，农民工可以返回村庄依靠一亩三分地生活。中国加入WTO，出口扩大，大量农村劳动力便流入城市生产出口产品，发生世界性经济萧条，出口减少，进城务工劳动力可以返回农村。农民工自由往返城乡，就使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因为劳动力灵活供给的优势，而占据有利位置。

城乡二元结构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因为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民的生产场所，而且是农民的生活和娱乐场所，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场所，而且是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场所，就为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提供了绝好的空间，从而为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提供了机会。

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农民转移进入城市需要相当长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必须站在农民主体的角度考察他们从现代化中的获益状况。不过，当前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流思路，却与此有些差异。

当前新农村建设主流思路的两个代表人物是林毅夫和温铁军。林毅夫一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拉动农村的内需。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没有内需支持的经济发展，终究不可持续。林毅夫的思路是有价值的，这一思路似乎也已成为当前中央政策的主导思路。林毅夫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基本办法是发挥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扩大低端产品的出口。林毅夫的思路是矛盾的，因为正是中国缺少战略产业，低端制造业无利可图，而使进城农民工报酬很少，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居。如果中国一定要在发挥所谓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就只能是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温铁军建设新农村的思路与林毅夫有很大差异。温铁军关注的是农民能否组织起来应对市场风险和外在强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以土地均分为基础的2亿多户小农的经济规模太小，无法应对市场风险，也不能有效抗御外来强力。曹锦清也非常认同温铁军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意见，认为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是唯一出路。此外，潘维也认为，当前中国农民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从而不能“劳动创造财富”，他甚至设想将农民组织起来造大城。

温铁军、曹锦清和潘维显然都是希望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增收越来越难。在农民人口极其庞大的前提下，国家不可能通过财政补贴给农民以持续的收入增长，唯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抵消中间环节的剥削，才能抗御外来强力，才能“劳动创造财富”。这种组织起来思路的典型是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农民数量极其庞大的情况下，即使农民组织起来，也缺少与其他阶层谈判能力。而农民能否组织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合作社只能在高度竞争的市场末端组织起来获取不多的利润，却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低组织收益和高组织成本，使农民合作社很难生存下来。农民数量庞大，也决定了农民增收的空间很少。农民收入增长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要慢，似乎是一个无法愈越的难题。发展合作社以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将发展合作社作为新农村建设重点的思路，似乎有些一厢情愿。

更重要的是，在上述两种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中，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性难以体现出来。林毅夫试图在不对市场经济作任何反思的基础上推进新农村建设，温铁军建设农民合作社的思路虽然需要国家对农民合作社的财政和制度支持，其框架却仍然是市场经济的。这两种思路都难以解决9亿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出路问题，也缺少农民本位的关照。在当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得到了好处还是利益受损，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补偿农民利益的受损，缓解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的不满，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造牢固的农村基础，才应是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所在。

四、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

在中国农民数量极其庞大的背景下，无论是务农还是外出务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可能性都几乎不存在。也因此，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以拉动农民需求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则近乎于农村破坏了。

站在农民本位的角度，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当前农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农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合作机制的解体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农民应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举例来说，在我们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因为乡村组织退出农村生产领域的事务，农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农户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应对旱灾，从而使农业生产的风险急剧增加。

农民支出太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的现金收入有限；另一方面，农民又与所有人一样承受着同样的消费主义理念的广告和时尚的狂轰滥炸。消费主义是市场逻辑的必然产物。问题是消费主义调动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这种欲望得到满足。消费主义一再向人们暗示节俭是不对的，花钱是体面的，无钱是可耻的，农民却没有金钱过这种体面的生活。他们羞愧于自己的贫穷。而他们努力赚钱的机会，却因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而缺少结构性的空间。

农民增支压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农民增收不多，他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却过快地市场化了。

也就是说，当前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支出增长的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不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而是消费主义文化告诉他们无钱消费是可耻的事情；不只是农民被市场化了的社会边缘化，而且是农民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仅是公共品供给机制在解体，而且是人与人的之间的联系在减弱，人际价值生产能力在降低。外在于农民的消费主义文化时时刻刻在向农民说他们的地方性知识是错误的，信仰是愚昧的，人生目标是无趣的、可笑的。消费主义文化却不能为收入很少的农民提供正确的生活方式。

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与农民这个被卷进市场经济却又无法被市场经济完全容纳的庞大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冲突。消费主义文化使农民这个庞大的却收入增长缓慢的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农民群体天然具有反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动力。

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一方面，农民经济收入在缓慢增长，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下降，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闲暇时间很多，农民的物质福利在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农民的主体地位在逐步丧失，人际联系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减少。因此，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而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苦于人与人的信任正在减少；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高，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而苦于整体福利正在减少。总之，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设一种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举例来说，我们在湖北洪湖和湖北荆门四村建立老年人协会，只投入很少的钱，就极大地增进了农村老年人之间的交往，提高了农村老年人闲暇生活的质量，使农村老年人感到“心情愉快了”，“时间过得快了”，“身体好了”。农村老年人在老年人协会交往和相互诉说，老年人协会为老年人提供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空间，从而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使中青人看得见未来的希望，从而降低了生活的贴现率，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

老年人协会只是新农村建设可以着手建设的一个很小的项目，在我们实验区，中老年妇女自发组织的各种文化组织，如腰鼓队、健美操，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使农村妇女有了生活的主体性，增加了村庄的社会资本。温铁军总结他所主持的乡村建设经验时，也认为“文化建设，收效最高”。

毛泽东时代有人民体育、人民教育、大众文化和大众医疗的说法，如果国家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过程中，注重农村人民体育和大众文化的建设，虽然不能改变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却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这种负面影响，从而可以减少农民福利的损失，增加农民整体的福利水平。

有了农民对人民体育和大众文艺的内在需要，有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中的大量资金及人力投入，虽然市场经济及其背后的消费主义文化依然会对农民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这些活动却可以大大降低这种负面影响，其结果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在缓慢增加，一方面，农民的主体性依然存在，社会联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依然存在。农民虽然消费的物质财富不多，却因有较多的文化活动而福利水平较高。

较高的福利水平增加了农民对现代化的满意度，并为流动于城乡的农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中国九亿农民有了牢固的“根”，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村是可以回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调节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因为进城农民工可以回到家乡过上高福利的生活，他们不会接受无限低的打工报酬，从而可以造成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情况下的城市“民工荒”状态，这无疑可以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进城农民工回得去家乡的农村，是他们的基本人权。必须让农民工可以回得去，而不是被迫生活在无根的苦难的贫民窟中，从而不得不接受无限低的劳动报酬。

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以上展示出来的新农村建设思路，是一种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主体，以建设“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思路，是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新农村建设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大建设并举中的两大建设的强调，是试图通过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及必然同时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但这是次一级的），来抵消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使农民可以得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好处，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支持者，以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思路。也就是说，侧重社会和文化建设的新农村建设，是要通过建设适应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的生活方式，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而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农村基础。

这只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重目标。新农村建设也许还可以做到更多。具体地说，当前中国现代化的预设中，是要建设一种美国式的“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美国式生活方式是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料及严重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因此是一种“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基础上的高福利生活方式。美国式生活方式事实上不可能被全世界复制，尤其不可能为有13亿人口的中国所复制。

中国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侧重点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相一致情况下，因此是在有9亿农民内在动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低消费（因此可以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生活方式建设，就可能不只是要为收入增长不快的农民增加福利提供一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因为有庞大群众的实践，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证明人的价值，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来证明人的价值。这种正当性，就与中国传统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智慧，与东方文明中“知足常乐”的智慧，与环保主义中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的主张合拍起来，从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人类以高消费为基础的掠夺式文明不可持续时，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文明选择。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将农村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造牢固的农村基础，只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重意义。在此基础上，9亿农民实践着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可能使新农村建设战略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即转换为对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的寻找，转换为对中国传统文明伟大复兴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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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执法之本源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执法之本源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当前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几年来，经过“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以及教育整顿，规范执法行为等活动，检察机关的总体素质和执法能力不断提高，但不可忽视的是执法不严，不公正，不文明的执法现象，在检察队伍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次全国政法机关开展

社会主义执法理念教育活动，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强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执法本源的教育，明确为谁执法？怎样执法？克东县人民检察院为开展好这次活动，达到预期的目的，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第一，利用每周五的学习日，集中学习有关文件精神，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执法理念，应树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执法理念；第二、在学习的同时每人写出心得体会，深刻理解、剖析社会主义执法理念；第三、院里还明确规定将执法是否公正、是否规范、是否严明作为考核标准，实行一票否决制；第四、加大监督力度，对公案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司法部门依法强化监督，特别是对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以权谋私等职务犯罪案件作为工作重点，全力查处。

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不但发挥了检察职能的作用，用实际行动来诠释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而且执法理念将会进一步端正，政治责任感将会进一步增强，检察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水平也将会全面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