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概况

第一篇：东欧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概况

东欧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概况

武树帜 郭才

2012-1-8 14:37:48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6期

50年代以来，东欧各国为摆脱原苏联中央集权型计划管理模式的束缚，先后进行了经济改革。本文就东欧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情况及其后果简述如下：

一、收人分配制度的改革

1·在企业纯收入的分配上，企业有愈来愈大的分配自主权，最终能呼决定企业留利划分为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

南斯拉夫从50年代初实行工人自治制度以来，就逐步实行自治分配管理体制。到60年代，工人在收入分配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企业有权让工人自主决定和支配全部劳动收入，其中包括自主决定企业剩余利润划分为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70年代以来，随着 企业内部“工人自治”扩大为“社会自治”，使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社会化，工人不仅直接管理和支配单位的生产和分配，而且还直接参与管理整个社会收入的分配，在整个社会领域内实现了劳动者和分配者的直接结合。匈牙利自50年代末以来，就不断调整分配关系。1968年全面进行经济改革，国家仍控制企业利润划分为发展基金和分红基金的比例，但从1976年起，国家允许企业有权把经过各项扣除以后的剩余利润自主划分发展基金和分红基金的比例。保加利亚从1982年起，允许企业有权分配总利润中作了各项扣除以后的剩余利润。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则与苏联类似，企业有权分配从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但总的 分配权限仍由国家掌握。

2.在工资的分配上，逐步加大市场调节的份盆。

从工资改革的实践看，东欧国家职工劳动报酬受市场调节的程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南斯拉夫。职工的个人收入(已取代“工资”概念)完全受市场、价格因素的调节，职工收入水平由企业总收入水平决定，政府只通过税收、信贷等手段对个人收入进行必要的调节。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类似，职工的个人收入水平同样取决于企业的总收入水平，但规定总收入作各项扣除后的最终余额不能全部用作企业工资基金，其中一部分必须以税收形式上缴财 政。第二类是匈牙利。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基本工资指标由国家统一制定，但基本工资的增长额可与企业的经营成果挂钩，采取两种工资形式，即按劳动生产率指标调节平均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工资可增加0.2—0.4%)和按净产值指标调节工资总额(净产值每增长1%，工资总额增加0.3—0.6%)，可变工资(即分红基金)则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成果，直接受利润的影响。第三类以苏联为代表，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以集中规定的计划工资基金为主，保持基本工资的稳定，以奖励基金为辅，它受企业最终经营成果的影响。这些国家注重把奖励工资控制在总工资的30%以内。

3.工资外收入约占居民收入的1/3左右。

东欧国家改革以来，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所有制结构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但居民的工资外收入在逐年增加，从居民存款增长与工资增长比较即可看出。整个60—70年代，保加利亚居民存款指数年增长是实际工资指数年增长的5.02倍；匈牙利为7.邻倍，波兰为6.58倍，捷克为4.84倍。到80年代，这种反差还在拉大。1981—1987年，匈牙利的实际工资指数每年比1980年减少2.75个百分点，居民存款指数年增长为10.17%，1981—1988年，波兰的实际工资指数每年比1980年减少16.25个百分点，居民存款指数年增长高达28.64%。工资收入已不能反映居民的真实收入，工资外收入约占居民收入的1/3左右。

二、收人分配关系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东欧国家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有更大的分配自主权，个人收入有较大的提高，刺激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一些国家在改革初期都有一个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阶段。但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尤其是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国家经济改革累积的矛盾和问题愈益显露出来，终于使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从收入分配关系变化对经济发生不利影响的方面来奢，主要有以下几点：

1.消费基金增长超越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南斯拉夫1953—1965年全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3%，同期职工人均实际纯收入增长5.1%；1979年劳动生产率增长3.3%，同期职工人均实际纯收入增长

3.9%，1979年以来因通货膨胀持续加剧导致职工实际收入呈负增长。1970—1981年波兰职工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持平，1982年以来，职工实际工资收入因通货膨胀加剧而下降。

2.企业高消费、低积累、高投资，导致信用膨胀、外债剧增。

70年代以来，南斯拉夫企业纯收入中60%归企业分配，其中个人收入又占70%以上，1983年高达79.6%。企业消费基金高了，积累基金自然就少。1976—1983年企业积累率只有俨.6%，1978年为9.7%，最高的一年1981年也只有18.8%。企业积累低，只得向银行贷款，截至1980年，银行贷款总额达30000亿第纳尔，1978—1982年还动用流动资金贷款3500亿第纳尔，进行长期投资，相应挤占了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需求。国内贷款不足，企业可直接向外国举债，投资中约有1/3为外国借款。到1981年底，南外债已达208亿美元，人均外债900多美元。波兰推行“高积累、高消费、高速度”的战略方针。整个70年代的积累率平均

在30%以卜，1974年高达37.2%。积累基金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部分占60%以上，基建投资约占财政支出的70%，1973年达78.6%。从消费来看，整个70年代，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为9.7%(包括年通货膨胀率3%的因素)，加上各种福利为

11%(不包括第二职业收入)，同期消费资料增长率平均为7.5%，商品零售额增长率仅为3.5%，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其它有关指标。1980年危机后更为严重，靠发票子提工资。在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工资却大幅度上升，到1984年，居民手持货币达5000亿兹罗提，造成金融混乱。波兰投资率一直高于积累率，1973年在建项目过多，积累率为34.8%，投资率高达78.6%，为积累率的2.26倍，1979年把积累率压到25.3%时，投资率仍达57.9%，为积累率的2.29倍。1970年，波兰外债仅为11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1981年高达262亿美元，后虽一再压缩进口，刺激出口，到1983年尚有237亿美元外债。匈牙利始终未放弃对工资增长的宏观调控，但因居民1/3以上的收入来自第二职业，故对职工实际收入增长难以控制。匈牙利的投资膨胀比消费膨胀更为突出。整个70年代，匈积累率平均为27.4%，但投资率(投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高达40%，投资率为积累率的1.46倍。匈牙利也积极举借外债，因未充分估计到国际市场贷款行情的变化和国内清偿贷款能力而使外债剧增，到80年代，匈外债总额达180亿美元，人均外债1700多美元，居东欧国家之首。

3.总量失衡，给沟失调，效益低下。

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使国民收入一直处于超分配状态，造成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供需总量失衡。南斯拉夫从60年代以来超分配约占国民收入生产额的110—125%。1979年发生危机后，南共中央执委会主席德鲁洛维奇说，南1979年投资额占国民收入的35%，共同消费占38%，个人消费占60.8%，作为联邦和地方预算支出的一般消费占25帕，合计为158.8%，超分配达58.8%(尚未包括增加流动资金和储备)。波兰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比例，1973—1979年平均

为5.1%，到1980年爆发危机时，还有3.6%。波兰前总理盖莱克认为，他们的间题在于国民收入超分配。这些国家投资率很高，但投资效益低下，投资结构不合理。南的企业、共和国均可自行决定基建项目，形成重复建设、盲目建设。1979年全国工地多达28729个，每个工地平均不足20人。进口设备开工率只有60%，每增长1%的产值要增加1.6%的原材料，而原材料和石油两项有75%依赖进口。

4.通货膨胀爆发，经济增长减缓，居民实际收入下降。

通货膨胀是财政、金融、贸易、债务、价格等因素恶化的综合反映，当各项因素累积的矛盾 交织在一起时，通货膨胀就会爆发，南斯拉夫和波兰表现最为突出。南国家预算收入在1965—1971年均以18.2—38.3%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陡降到1.6%。1976年货币发行量比上年增发5.6%，1978年又增发28.0%。1970年外贸收支逆差10.9亿美元，1975年猛升到35.5亿美元，外汇比价也猛跌。80年代进入偿还外债高峰期，每年还本付息都在40—50亿美元，占每年出口外汇收入的45—50%，偿债率大大高于25%的警戒线。7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率就在两位数，1977—1979年高达24%，以后就只升不降。消费物价指数1950年为100，2986年达到1312，平均每年上涨53.6%。1987—1989年平」年每年上涨344.3%，跃居三位数。波兰1970年实行“三高政策”，1980年出现危机。1980—1987年，波兰财政预算收支年年出现赤字，连同外债收入形成的软赤字在内，财政赤字占预算支出的比重年均13.71%，超过国际公认10%的警戒线，货币流通量1977年比上年猛增20.5%。外贸收支1970年尚有微弱顺差1.3亿美元，1975年出现22.6亿美元逆差，兹罗提对美元的汇率急剧下跌。外债从1970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200亿美元，猛增了20倍，到偿债高峰期时，每年必须拿出出口外汇收入的45%(相当于对西方出口的全部收入)用于还债。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消费物价指数1975年比1970年上涨13.3%，1980年比1975年上涨34.1%，1986年比1950年上涨363%，1989年比1986年上涨591%，1950—1989

年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涨47%，仅次于南斯拉夫。匈牙利的通货膨胀率从1987—1989年进入两位数，年均13.9%。

整个80年代，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骤然下降。从1981—1985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来看，东德为3.1%，捷克斯洛伐克为2.0%，波兰为3.0%，匈牙利为0.8%，罗马尼亚为4.4%，保加利亚为3.1%，南斯拉夫为0.5%。1986—1990年年均增长速度依次为3.1%，1.0%，-0.7%，0.0%，-0.8%，0.2%，-0.7%。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东欧一些国家职工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南斯拉夫80年代的实际个人收入已降到70年代初的水平。波兰、匈牙利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在80年代也呈负增长。

第二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学界争论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厉以宁认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厉以宁看来，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劳资关系不对称)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在厉以宁的改革方案中，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方案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者一样共享利润。传统分配制度中，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资者所有，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的职工只能获取工资，不能参与利润分配。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已提出了利润共享原则，认为人力资本投入者也应共享利润。(劳动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资本主体)

第三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2012年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标准表述】

[深入分析]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实现的核心，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就会加剧。倘若放任目前贫富差距放大，中公教育 那么阶层固化的趋势将会导致“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更是难以保证。一旦社会体系的稳定出现问题，效率将难以为继。

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接近必须改革的时期，传统出口型经济模式已无空间，而内需拉动型中公 教育经济有待提升。拉动内需主要依靠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而整体消费能力则依赖于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目前金字塔型的收入结构整体消费能力肯定偏弱，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但是缺乏实际可支配收入。而少数高收入阶层要么已经过度消费，要么将消费能力转移至海外，对中国经济的消费支撑作用非常有限。

宏观方面，政府、企业在整个收入分配格局中占比较高，且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个人的收入占比则处于正常水平下方。

微观方面，高收入群体往往处于整个收入分配和社会阶层食物链的顶端，其所能动用的资源是其他阶层难以匹敌的，事实上这一群体往往在享有大量灰色收入的同时拥有极高的避税能力。

[措施]

中公教育专家认为，从总体来看，收入分配改革事关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全局，必须加以审慎稳妥的推进。

一方面，高收入群体的灰色收入和避税能力需要得到有效的监测。“提低、扩中、控高”三大战略中最难操作的可能就是“控高”，并且这直接关系到众多监管者自身的利益。

另一方面，要关注“提低”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确保公众在起点上的一致性，增强阶层流动以提高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如果在“提低”的过程中忽略了公平性的问题，则很可能恶化起点的公平。譬如在中公 教育完善社会保障时，将经济适用房分配给隐性的高收入人群，而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却连分配廉租房的机会都没有，那么这样的资源错配只会增加不公平的挫折感，不会对“提低”产生任何益处

第四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贾庆林谈2011年部署：推进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

新华网北京3月3日电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3日在北京说，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贾庆林代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说，要把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与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结合起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活动，精心组织常委会学习讨论和在京委员学习报告会，认真举办政协委员学习研讨班，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贾庆林表示，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契机，学习宣传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和历史经验，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充分认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贾庆林说，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以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举行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举办招待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亲历辛亥革命》纪念图书，拍摄电影、文献电视片等活动，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历程，引导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不断巩固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贾庆林说，把握科学发展主题，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就找准了人民政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把“十二五”规划目标与今年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围绕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关系，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等问题，适时召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专题座谈会，力争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

贾庆林表示，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议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组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专委会等，就推进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强化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等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深入开展调研视察，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贾庆林说，继续关注和促进民生改善，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持物价总体水平基本稳定，加强社会保障

体系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推进医药卫生体制重点改革，加快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察实情、讲实话、出实招，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贾庆林指出，要认真总结各级政协组织开展群众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探索新途径新载体，逐步完善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界别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要畅通信息收集、报送和反馈渠道，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收集社情民意的新方式，及时准确地把握全局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努力成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反映群众意见诉求的重要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的重要方面。

贾庆林表示，要深入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更加关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推动“兴边富民”工程深入开展，重点帮扶武陵山等集中连片贫困区群众。充分发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政协委员的积极作用，努力开创政协开展民族地区群众工作和信教群众工作新局面。

贾庆林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促进港澳和内地特别是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支持和鼓励港澳委员在香港、澳门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拓宽与港澳各界人士的沟通渠道，加强同港澳政团、社团及代表人士的联系，加大对港澳青少年工作力度，不断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

贾庆林表示，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积极推动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的深入交流，扩大同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社会组织、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的交往，扎实有效地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落实，促进海西经济区先行先试作用充分发挥，进一步拓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领域。贾庆林说，认真贯彻侨务工作方针，密切与归侨侨眷的联系，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侨胞联谊活动，做好海外华侨华人工作，积极为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创造便利条件。

贾庆林表示，要按照国家外交工作总体部署开展高层互访，深化传统友谊，增强与有关国家的政治互信，推动经贸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政协各专委会与相关国家机构的交流合作，加强同外国议会、重要智库、主流媒体、知名人士的交往，不断深化人民政协公共外交实践。

贾庆林说，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与国际协会及其成员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开展友好合作，发挥好中欧圆桌会议的建设性作用，支持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巩固发展同世界性、地区性跨宗教和平组织的交往，进一步完善双边交流机制。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的了解，争取国际社会在相关领域对我国的理解和支持。

贾庆林说，人民政协自身建设的水平，关系到履行职能的成效，影响着协商议政的质量。要认真总结、充分运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总结检查活动的成果，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改进完善提案、视察、专题调研、大会发言、社情民意信息、文史资料等工作。扎实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建设工程，支持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和加强教育培训，在建立完善人民政协理论体系和宣传普及方面迈出新步伐。

贾庆林表示，加强各级政协以及政协组织与党政部门、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之间的联系合作，优化政协专委会联系界别、委员工作机制，形成政协组织综合协调、信息沟通、上下互动、内外联系的合力。强化委员履职能力建设，完善绩效评估、督查落实等工作机制，提高履职成效。在政协机关继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高机关干部队伍素质和为委员履职服务的能力。

第五篇：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央党校2010级经管班 徐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现有国情，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调整、确定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结构形式。在这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与所有制结构相配套的分配制度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新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倡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行这样一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所决定的。

自此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以按劳分配为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储蓄存款也大幅增加。在经济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也出现了分化的趋势。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

1、地域差别造成的差距

由于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等差异以及政策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较慢（具体数据上文已经列间距）。

2、政策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的政策，并通过“两富”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我国率先在基础较好且具有开放区位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得东南沿海聚集了国内外大量资本，从而加速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地区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法律政策缺位，在一些领域至今仍是无法可依，如某些娱乐行业；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如售假制假的惩罚过轻；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如某些税收返还措施；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因素造成的，这就加剧了人们的愤怒和不满。

3、制度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第一、税收调节乏力。对个人收入最具有调节效力的是个人所得税，但从我国现行的税种结构来看，由于个人所得税不占主导地位，公民个人纳税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个人收入特别是无形收入难以查实，使得个人所得税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消费税对个人的收入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从消费税设计来看，范围偏窄，把本应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个别高档娱乐消费行为，如保龄球、歌舞厅、高尔夫球等价高利大的行业未列其中；遗产和赠予税在调节个人收入方面有其特殊作用，但我国目前还未开征。

第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时间短，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致使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保障力不从心，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

第三、分配制度不规范。我们在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分配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失控状态，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

第四、政府职能“缺位”。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足，存在拖欠工资、随意增加工资外补贴等不规范的分配行为，也引发了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人的心态不平衡。

4、体制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一是竞争机会的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一些个体或群体凭借在计划经济时代占据的有利优势或特权，在市场经济放开搞活的条件下捷足先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暴发户。

二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自行“创收”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放权让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自行“创收”现象基本上是持宽容和默认的态度，使得一些单位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甚或“打擦边球”的途径，尽可能多地攫取收入并将其所获得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给其职工。假如是政府部门，则便是权力的滥用，向其治理或服务的对象搞摊派，搞集资，或者乱收费、乱罚款。由此获得的收入，当然成了为其职工发奖金、福利的财源基础。于是伴随着各单位围绕抢占收入分配制高点的竞争，不同单位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形成并拉大了。

三是行业的垄断性经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我国直到现在，有些行业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铁路仍未获市场准入。垄断经营的行业，在极力维护垄断经营地位的同时，把其所获垄断租金的一部分以各种形式分配给自己的职工，这既不利于行业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率的提高，也促使了不同行业之间人们收入差距的拉大。

四是地方保护、地区封锁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地方保护、地区封锁不仅与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不相容，也违反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收入的差距。

5、非法性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关于收入差距拉大的非法性原因在我国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灰色经济”，主要是指未经工商登记，逃避纳税的个体经济，如没有营业执照的小商小贩、家居装修、私房建筑等；

第二种是“黑色经济”，主要是指抗法抗税的犯罪经济，包括走私、贩毒、洗钱、制假、色情业、人口贩卖、坑蒙拐骗等；

第三种是“腐败经济”，主要是指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合法的高收入会带来反面的示范作用，非法经营、寻租活动带来的高收入会严重挫伤合法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人们守法经营的理念，诱使更多的人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或通过拉关系、走后门、疏通、行贿等寻租活动来增加个人收益，这既阻碍了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如何调节此现象呢？

1、完善税收调节分配制度

主要通过税收分配工具，运用直接、间接两种税收模式调节行业、企业、阶层、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是通过直接、间接两种税收模式调节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可考虑实行法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

二是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计征办法，调整消费税，同时，加强税源、税基治理，认真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

三是对高收入阶层的财产分配、生活消费两大行为设计行为调节税，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财产交易税、房地产超面积使用税、高消费行为的消费税，建议提高累进所得税率，对最高收入者税率可达８０％，严格申报制度，加大逃税处罚力度，强化治理，由此缩小与低收入者的悬殊差距；

四是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改依规交纳社会保险费为依法交纳社会保险税，确定税基，统一税率，同时，建立社会保险税全社会统筹机制。

2、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制度

综合利用财政、价格、利率分配工具，调节区域、城乡、阶层、群体间的分配差距，在制度层面上做出法律安排，明确转移支付法律规定，以约束各层次主体的分配行为。

一是明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长，困难领域、困难地区、困难群体与先

进领域、先进地区、富裕阶层实现利益同步增长的政府法律责任，建立公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法律机制；

二是明确价格转移支付对垄断行业、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调节作用，以此发挥对政府转移支付的补充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价格政策，引导价格收入所产生的价格收益用于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利益；

三是运用利率分配可以承担转移支付的功能，探索实名制存款限额差别利率政策，用以调节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群体间在存款收益上出现的分配差距。

3、完善社会保障分配制度

主要是进一步完善政府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和建立政府社会保障与公民商业保险协调机制。一是用法律形式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政府、法人、个人三方面来源以及各自的责任与义务；

二是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统一险种的费基费率，调整统筹内外政策，从来源和发放两个环节建立起独立于企业事业之外的社保机制；

三是建立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城乡低保对象支付水平与在职职工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机制，为不断缩小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分配差距提供制度机制保障；

四是建立城乡低费率、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医疗、住房、取暖、就学救助体系，并作为保障内容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五是政府匹配财力引导商业保险进入弱势群体保障保险领域。建立财险、灾险、医疗保险三类险种与政府合作机制，运用政府和商险双重功能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从机制上避免因灾因病沦为社会底层的社会问题。

4、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主要是从制度安排层面上解决好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两大权能收益分配政策。

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一是依法完善政府间的分配关系，合理划分土地及补偿等涉地事权；二是两权收益全额用于涉地城乡居民个人利益补偿和公众认同的公共设施建设；三是制定违法违规土地收益使用范围的处罚制度，从严监督两权收益政府的分配和使用行为。

集体土地收益分配，一是完善现行法规，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使用权收益归权属主体农民全额所有；二是使用权转让中的土地价格由市场决定，从制度上纠正政府定价损害农民土地利益的行为；三是使用权收益分配以农民个人权属为主体，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参与分配或参与分配也要规定不得侵犯农民利益的原则界限；四是政府统一制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保证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民利益不受侵害。

总之，改革和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市场型分配体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在对待和处理收入分配问题时，应在重视效率的前提下，重视分配的公平。而且分配的公平合理也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最终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需要。应该说，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对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要看到，有效调控收入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