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第一篇：浅析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浅析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法治文化是法律和文化的有机统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动力和发展方向。如何进一步深化法治文化建设，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识，以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需要我们积极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尽管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我们工作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和提高。

促进民主法治的几个因素

宏斌云

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更加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目前，社会更加注重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明显的就有以下几个。

律师的促进作用。司法体制、法制体系的格局改变中，律师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重大的标志。律师制度作为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而律师的存在本身，就必然促进司法体制、法制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由于律师的职业功用的内在要求，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其服务的对象是当事人，其收入来源是当事人，有其特殊的利益诉求，由此决定了要求更加完备的诉讼制度和法律制度。律师是现代诉讼制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律师的存在也反过来更好地促进了现代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律师制度的建立，推动了外于政府之外的一种力量的产生和发展，这大大推动了民主法治的建设。现在不能设想，如果律师制度取消，将会是怎样的后果。可以说，律师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是第一位的。没有律师制度，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诉讼制度、法律制度。

信访的促进作用。由于法律体制还不完善，也由于法律体制解决问题的有限性，还由于社情的状况要求，只是依靠法制本身来解决各种社会民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信访也就顺势产生了。并且，在一定历史时期，信访还将继续存在。其实，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杜绝了信访现象是不可能的，如果信访现象被完全杜绝了，这个社会就是不正常的。虽然信访让地方政府以及司法机关感到压力巨大，难于处理、化解，但是这种社会力量的客观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正是在当今社会有了这些信访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不能为所欲为，而在许多事项上有所克制，规范自身行为，更加注重民生问题的解决，更加注重矛盾化解。信访已经成了促进社会民主法治的重要力量。

网络微博的促进作用。一般意义上的网络，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已经是明显的了。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方便快捷，使得社会的意思表达方便快捷，民意表达，民意上传，只是用秒秒来计算的问题。而微薄的出现，更使得这一网络信息技术的方便快捷表现得更加充分明显。看近期的高铁事件、美美事件、宋瓷事件，等等事件，都迅速地在一种社会力量！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议政，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现实。并且，目前的微博问政，微博参政，微博议政，更是成了民众的一种常态。网络微博促进民主法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愈来愈明显。

律师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是制度上的安排，信访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是社会上的客观存在，网络微博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是技术上的结果，力量巨大。但愿在经济建设上取得更大成效的同时，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也迎头跟上。

法治之治与法治之制

法治之治与法治之制

徐显明 谢晖

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国家，是我国既定的目标追求。

一、法治之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中国百年法制变革的历程表明，倾向于法治的仁人志士，往往对良法情有独钟。从清末立法始、中经民国立法再到共和国八届人大期间以平均28天立一部法律，都深刻表达着法学家和政治家关于“良法先行”的思想意识。然而，法律运行的逻辑却并未遵循立法者的设定，法律的大量堆砌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法治的现实，而且整个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人治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这必然启示我们思考如下问题：法治之法(良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这是一个既需求诸实践亦需求诸理论的问题。就实践而吉，除前述中国20世纪之大量立法并未带来法治实效外，相关例证在国外也屡见不鲜。例如当今亚洲各国，几乎毫无例外地标榜立宪主义，并以此为基制定了各式各样的宪法。但真正奉行宪政者寥寥，从而使宪法带有明显的“未来政治计划”的特征。宪法作为法治的规范母体并未带来法治的制度母体——宪政，不正说明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殴违吗?何以法治之法并不必然导向法治?这需从法律和法制(法治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

因此，法治之法具有单面性、静态性、机械性、独在性；而法治之制则具有立体性、动态性、应变性、同构性。这必致两者的实践对接一旦失当，则法治之法无以呈现法治之制的情形。

第一，法治之法的单面性与法治之制的立体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法治之法的单面性指的是它只反映或体现法治某一方面的要求，即法治对规则的要求，但规则的具备对于法治可能有两种结果：其一是规则导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表现为实有的法治；其二是规则未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从而在法律与法治间出现错位。这种错位，又有两种形成机制，要么法律违反法治，要么其它制度与法治之法不相配套，或未依法治之法而立。法治之制是一种立体性的存在，所谓立体性是指它由多方面要素结构而成，法律仅是这谙要素中的一种，虽然法律对其它诸要素——观念、组织(主体)、行为、监督等具有至上的调节功能，但当其它要素与法治之法间出现整体性错位时，法治之法则徒唤奈何。

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间的这一矛盾，说明良法的制定只为法治的实现创造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亚里士多德强调良法之外，守法对法治的重要性，其启示是深远的。今天的法治论者可能对法治持有更多的见解，但良法与该法必须被遵守永远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当然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问的配套并不具有固定的模式。文化的差异、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相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等等，皆是影响两者配套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倘法治之法未转化为法治之制，所谓良法也只是提供给人们止渴的画梅。

第二，法治之法的静态性与法治之制的动态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良法也罢，恶法也罢，作为规则，均是静态的。只有使静态的法律转化为动态的法制，才能实现法律的应有效果，这对法治之法也不例外。但在现实中，两者的错位时有发生，以致当代法学在社会法学的深刻影响之下，把“活的法”视为真正的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与传统良法法治观，“硬法”(严格规则)法治观相对应的“软法”法治观。尤其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价值的多样和规则的多元更为突出，究竟以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还是以社会通行的非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便日显重要。如果秉承国家主义，则正式法律至上，不论其能否造就法治；如果秉承“社会”实用主义，则只要能造就法治的规则，便是法治之法，而不论其是否为国家确认。问题在于现代科技和信息的发展在为社会主体提供更好的自治条件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更方便的干预条件。论者往往只重前者，而对后者重视不足，以致“软法治”观念只是一种理论设想，而不是工业化时代及后现代社会的现实。即使社会规范的应用，也与正式法律的宽容与否、宽容程度等息息相关。因此，现代国家对法治之制的追求，在根本上还有赖于正式法律。但正如前述，法律静态性与法制动态性的固有矛盾使得无论按严格规则设制，还是按“活法”设制，两者错位的可能性总是存在，这更要求人们在注重法治之法时，同时注重它与法治之制的调适。

第三，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可变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机械性是法律固有的弊端之一，即使良法也不例外。然而，法治之制与其动态性相适应，必须有应变性。倘若法治之制与法律一样机械，则社会因此而僵化，实践因此而停滞。但是，法治之制的应变性究竟至何种程度，才既能维护法律至上这一法治的基本原则，又能确保在严谨乃至机械规则调节下的法治其它要素的活力。这不但涉及理论的设定，更是一个实用性的制度技巧。在这方面，英美法系国家推行的判例法(法官创法)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范例，法官作为机械法律与应变法治的联系者，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错位。但即使如此，要完全解决这一错位，仍然是一种理想。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实践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急剧扩大，采取了坚定而又富有成效的法律变革，即以正当程序和严格规则相结合的方式调控行政自由裁量，从而把急剧变革的行政行为规范于法治的框架内。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应变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因此，在实践中如何保障两者的对位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两者的对位问题，则必然使良法与法治间出现错位，从而使法治之法难以达致法治之制。

第四，法治之法的独在性与法治之制的同构性可能造成两者问的错位。对于法治而言，与其相关的法律可以是一个独在的系统，而法治之制的其它要素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前提并与之保持同构，否则，便出现两者的错位。虽然，在那些具有良好法治传统的国家，规则与其它制度的同构一般不存在问题，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相反，法治其它要素对法律的冲击在任何国家都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前述行政自由裁量权曾对严格规则模式的冲击，无过错责任方式的客观实存曾对过错责任原则的冲击，等等。如果说法治发达国家法律和法治问的这种错位往往为其更好的同构提供了正向的指示的话，那么，在法治后进型国家，一旦法治的其它要素对法律形成冲击，则每每形成法治系统的紧张，形成法治之法和法治之制度要求间的反向对立，其结果是活动的制度走向法治的反面，而只留下供人们探讨和迫思的独在的法治之法。孙中山先生及其“临时约法”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启示；当代中国法律规范的繁荣和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主体观念一行为模式、社会一政治组织架构的严重匮乏亦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在法治后进型国家，如何解决法治之法和相关制度的同构问题，如何使法治之法的独在性变成法治之制的同构性，是其走向法治之路时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实践中法治之法无以导致法治之制的情形，是由两者间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然而，人类的智慧在于发现矛盾并解决它。针对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法治之法需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

二、法治之法需要哪些配套制度要素?

虽然在现代社会里，与国家或政府相关的制度总是与法律紧密相联的，以致在宏观层面，法律与制度间到了难以分解的程度，然而，这绝不是说制度就是法律。法律只是制度的基础要素、前提要素和导向要素，但有了基础、前提和导向，并不意味着制度的建立，正如有了土地、材料及图纸，并不意味着房子已经建立一样。那么，法治之法究竟需要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笔者认为，这些要素有法治观念、法治组织(主体)、法治行为和法治监督四个方面。

第一，法治观念。如果把法治之法的配套要素划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话，那么，法治观念属于软件部分，其特点是既可存在于法律之前，或法律诞生过程中，亦可存在于法律之后。一般说来，超前存在的法治观念常为社会精英阶层所拥有，而在法治之法基础上推广的法治观念则为大众法治观念。

对法治之法而言，法治观念不仅是其催助剂、而且是其营养液。说其是催助剂，在于倘无超前的法治观念，则法治之法难以产生，如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法治思想启蒙，就没有近现代资本主义法治；没有近20年来中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热切呼唤，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更加困难。说其是营养液，则在于法治之法一旦没有法治观念的支持，则必是“死法”，而无法变成“活法”。这在目前我国虽制定了大量良法，但从因法治观

念的弱化而难以实现的困惑中可得明鉴。

法治观念可分为法治的价值观念和技术观念两个方面，其中价值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质态方面，而技术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量态方面。虽然法治之法有其统一的、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国家的法律无质的区别，相反，要在世界各法治国家找出完全相同的法律则是困难重重的。同样，法治之法也有天下同理的度量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在法治之量态标准方面的完全同一，其中最明显的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运用截然不同的法律技巧成功地进行着各自的法治建设。这种法治观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也正是这些国家法治的特点所在。如果法治之法和法治观念在一个国家相匹配，则该国的法治之路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

第二，法治组织(主体)。主体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主导，也是其目的，法治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模式，既离不开主体推动，也必须以主体为目的。与法治观念相对，法治组织(主体)是法治之法的硬件。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主体，必须是法律化的主体。所谓法律化的主体，是指社会上实存的组织或人取得法律上的资格，即取得法人资格或自然人的法律资格。在现代社会，法治主体实际上存在着组织化的主体和非组织化的主体两个方面，其中组织化主体更具有主导性，虽然不少学者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日趋发达，未来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更趋个体化，从而使组织化主体的地位下降。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组织化主体的一种模式变迁，而不是组织化主体功能的弱化。事实上，现代科技的发展，更加强化了组织化主体的功能，即个体对组织化主体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而不是相反。例如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一旦网络出错、信息失灵，则个人的行为将无所适从。

但是，组织化主体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其是法治之法的目的，相反，并不占法治主导地位的个体主体，从来是法治的目的。如果组织化主体最终不能实现个体的要求和期望，那么，它便是背离法治之价值宗旨的组织，就不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组织。

从原生意义上讲，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组织只能存在于法律之后，在法律之先存在的组织，倘未得到该法律的认可，就是法律取缔的对象，而不是法治之法的同构体；而作为个人的非组织化的主体，即便未得到法治之法的认可，也不是其可以取缔的对象。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是因组织化主体的工具性和个体主体的目的性之所致。

第三，法治行为。主体行为是法律调节的最基本的对象，依法律行为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法治之法要转化为法治之制，其关键环节就在于依法行为。

法治行为虽然也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制度硬要素，但因其自身的活动性，使它成为连接法治之法与法治主体、表现法治观念与法治监督的关键所在。如果人们的行为与法治之法不配套。那么，设置法治的其它要素则为徒然。

从应然性讲，法治行为必须合法，才能与法治之法相对应，然而，在法律运行的实践中，往往是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并在，这就需要法律的适时和恰当调节。如果法律不能导引合法行为，则无法治之制；同样，如果法律不能制裁违法行为，亦无法治之制。主体行为与法律的相契性，是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基本动力。但这种境界的实现，既有赖于法律观念与法律之间的调适，更有赖于主体对依法行为之道德感的增强。

法治行为也只能产生在法律之后，没有法治之法，便无相关的法律行为，存在于法律之前的行为，并不是法律调节的当然对象，因此，法治之法一般要求其颁布后的主体行为与它同构。如果在法律颁布后，主体行为未保持与法律的同构，则法治之法仍未转化为法治之制。世界法治史的实践表明，凡是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包括运用权利和遵守义务)的程度较高；相反，凡是法治化程度较低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的程度必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已从立法的严重不足转向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这既包括公权主体——国家机关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也包括其他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要使法治之法转向法治之制，则必须克服这一情形。

第四，法治监督。监督是法治之法的基本保障和必须要素。从广义讲，法律即监督，法治之法即为实施监督的标准和规则，它源自人性的不完善，法律就是人性不完善的救济措施和导人向善的监督机制②。然而，狭义的的监督在法学上仅指对公权主体之行为的监督，作为法治要素之一的法治监督也仅指后者。

法治监督的根据和标准只能是法治之法的规定和

要求，其对象是权力运行，其目的是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为何权力运行必须监督?对此，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尤其近代以来的思想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笔者认为，权力作为社会必备的要素及其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是其受监督的根本原

因所在。虽然自卢梭以来，主权在民观念深入人心，但这并非权力和人民权利必然是统一的，相反，即使近现代的权力，其一产生就是人民权利的异己力量，并且人民实际表现形态的个体性和分散性，致使其权利具体表现也具有此种属性；而国家表现形态的整体性和聚合性，则使其权力获得了相应属性，因此，权利与权力间从来是弱者对强者的关系。法治之法之所

以要设定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要素，其目的就是为制约强者(国家及其权力)以救济弱者(人民及其权利)，并最终使两者在社会功用上实现动态平衡，在人类进步中实现功能互补。

没有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法律便不是法治之法，对权力监督和制约失效的法律即使是法治之法，也只能表明其并未导致法治之制。可见，法治监督是法治之制的必需要素。法治不力的地方，法治监督要素大率松弛；而法治得力的地方，法治监督要素也必然严格。

综上所述，法治之法只有同时与法治观念、法治组织(主体)、法治行为和法治监督相同构，才能从法治之法转向法治之制。否则，如果上述四方面与法治之法出现紧张甚至对立，则法治之法徒具形式，法治之制殊难呈现。那么，如何实现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转换呢?

通过上述三方面论证，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有法治之法并不必然有法治之制，并且往往有良法而无法治，这有其内在必然性；第二，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必须有相关的配套制度要素；第三，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相同构的模式是多样的，中国作为法治后进型国家，实现两者同构的方式显然具有多模式综合性。

出处：《法学》1998年10期 17-21页

第二篇：社区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社区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姜泳

（中原油田第九社区管理中心，河南 濮阳４５７０００）

摘要：社区法制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加强社区法制文化建设，对构成和谐社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在社区法制文化建设中还存在法制文化相对缺失、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需要依托和谐社区建设、加强法制教育等举措来解决，通过建立事务公示制度、树立法律意识、设立民事法律调解岗、对违法行为高效处理等对策，行之有效的做好社区法制文化建设。

关键词：社区；法制；文化建设；问题；对策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和细胞。社区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区法治文化建设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法治文化是指渗透着法治精神和法治理想的制度、规范、意识、价值观、心理等文明形态的总和，社区法治文化是法治文化在社区的一种体现，也是社区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先进的社区法治文化是社区居民文明进步的成果，也是社区实现法治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目前，社区法治文化建设水平与社区的发展要求不相匹配，亟待需要改进、加强。

一、社区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１．法治文化相对缺失

由于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一部分居民仍然存在法即是刑的观念、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理法观念、情大于法和权大于法的观念，这些观念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影响居民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虽然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但现实中居民“法治思想”的观念并不牢固，人们对法律还缺乏真诚的信仰，人们对“法治思想”的认识尚需系统化和理论化。

２．法治文化建设队伍参差不齐

目前，社区法治文化建设队伍，主要以社区工作者为主，年龄大多数在４０周岁以上，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且缺乏对法律知识的系统学习，懂法律知识的专业人才少之又少。大部分社区工作者处理问题只凭工作经验和热情，根本不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这种现状制约了社区法治化建设的进程。

３．法治文化宣传手段落后、内容单一

大多社区的法治文化宣传还是用传统手段，缺乏全面系统的引导，联系实际不够密切深入。对居民的普法，鲜见生动活泼有效的新载体，只是流于形式，主要依靠法制宣传、法律咨询、法制讲座、法制文艺汇演等方式，而且针对性不强，提不起广大居民学法用法的兴趣。法治文化宣传内容单一，未形成系统性，只注重宣传学习法律法规的条文，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４．社区居民法治文化意识较差

绝大多数居民主人翁的参与意识不足，很多事情还习惯于“被动等待解决”；居民缺乏社区法律意识，认为自己的家不应受法律制约而理直气壮地违法、违规，破坏小区规划，且屡教不改；居民缺乏依法维权意识，或者说缺乏规则意识，表现为民主意识增强但法律意识和知识不足，导致采用的方式不当，甚至乱象重生，找组织纠缠、无理取闹；少数居民积极运用法律方式维权，但执法部门怠于作为或选择性执法，导致居民信心丧失，进而产生不满甚至采用其他极端方式解决。

二、社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１．依托和谐社区建设推进社区法治文化建设

首先，社区法治文化是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任何社会建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同样，和谐社区建设离不开它必要的文化基础，社区法治文化建设是和谐社区建设的基础之一。因为社区法治文化与和谐社区的目标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和谐社区的追求就是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使社区稳定、平安。其次，社区法治文化体现着和谐社区的总体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管理有序，必须以法治文化作为思想基础。而服务完善，文明祥和是法治谋求的最高理想。法律在维护社区管理、服务秩序上有着它不同于道德、传统、习惯的独特的作用。社区法治文化在推动和谐社区的建设发展上，不仅能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蓝图，而且能为居民提供重要的观念。法治就是给居民观念上的引导，应用法律程序解决纠纷。此外，社区法治文化还能为社区和谐消除矛盾纠纷，促进居民自觉守法。和谐社区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要达到矛盾少、解决好，就必须要依法，唯有依法处臵，才能使矛盾纠纷彻底化解，才能使社区处于祥和、安定之中。同时，社区居民的守法意识是极为重要的，居民需要守法，居民家庭需要守法，甚至社区内的每一个组织也需要守法。居民、家庭、社区乃至其他一切的社会组织，他们对于法律的遵守，是和谐社区构建的前提和要求。这种法治意识的构建，这种法律文化的建设，它对于和谐社区来说，具有基础、普遍而广泛的意义。

２．依靠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推进社区法治文化建设

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一个国家全民法律素质的提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更能彰显新型法治国家新形象。做好这项工作，关键要在深入上下功夫，拓展思路，创新手段，灵活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让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要实现由单一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向系统性学习、宣传转变，让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以社区领导干部、员工、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外来流动人口学法为重点，促进社区学法守法用法风尚的形成；要以文化墙、显示屏、露天电影、社会法庭等社区阵地建设为基础，全面促进社区法治文化建设；要以制度建设为根本，推进社区法制宣传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推进社区法治文化与社区文化有机融合，着力构建“法治、民本、廉洁、阳光”的社区法治文化。推进社区法治文化与校园、幼儿园文化有机融合，着力构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区法治文化环境。推进社区法治文化与企业文化有机融合，着力构建诚信守法经营的企业法治文化。从而努力提高居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营造浓厚的社区法治文化氛围，提升社区的法治化水平。

３．优化法治文化建设队伍提升社区法治文化建设

推进社区法治化建设进程，首当其冲，要优化社区法治建设队伍，夯实法治建设基础。首先，要培育法律专职人员，引导鼓励社区干部通过参加自学考试、远程教育等方式，促使他们系统学习法律知识，最终成为既有工作经验和责任心，又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优秀人才。其次，建立健全学法培训制度，要加强对社区工作者，尤其是班子成员、民事调解员的素质教育和法律知识培训，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切实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提高他们依法管理社区事务、领导社区居民依法自治的能力。

４．加强网络法治文化建设创新法治文化宣传举措

随着网络高速发展，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推广网络法治文化势在必行。社区可以建立法制网站，通过网络普法，实现民主管理，把社区网站打造成居民依法自治的重要阵地，通过论坛说法、道德模拟法庭等形式引导居民参与决策、进行监督，实现民主法治理念在网络世界的蓬勃发展。另外，社区还可以通过网上法律工作室，对网民提出的 普遍性的、疑难的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形成社区居民管理站议题，并制定实施办法加以解决，把社区民主自治建设推进法治化轨道。

三、社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１．建立事务公示制度，增强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推广 社区事务共治现在有宣传栏的小区大多以科普、健康内容为主，反观香港等地区的居民楼，即使是破旧的小楼，入门处也可见居民自治内容的公告栏，上面详细地记录各类小区事务，居民自治管理人员等，潜移默化地增强居民的主人意识，关心社区事务，遏止了少数人脱离于社区规则和法律，做出违法行为。培养出居民的主人意识，从而影响居民的社会责任感。有社区责任的居民往往有社会责任，二者具思维共性。

２．普法内容由“法律知识”向“法律意识”转化 将规则意识注入社区文化，通过各种方式落实在社区行为中，建立居民的法治意识。现在，社区的普法活动主要以公布法律规定为主，这种宣传方式存在一个误区，使民众感觉“为了解法律而学法律”，知道规定却未必会遵守规定，运用规定，效果非常有限。应当反其道而行之，推广“法治意识”，意识重于知识，只有建立法治意识，才能达到“有法治意识，遇到问题必然会去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并本能地采用法律手段解决”。换言之，居民可以不必拥有过细的法律知识，但必须具有充足的法律意识，即规则意识。有社区规则意识的人，在社会上的行为往往也受法治意识影响，维护秩序。笔者所在社区的居民维权活动就充分地表现出居民的法治意识，居民通过向律师咨询、自行了解相关规定，以及法律专业居民参与等，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监督维权活动，避免了激化矛盾，使某商户违规开餐饮店和某居民违规搭建的问题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

３．设立社区民事法律调解岗，促进社区法治

社区居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往往是投诉，包括向基层组织反映情况，若基层组织处理得当，往往能够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基层组织必须有相应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以法律思维和手段分析和解决问题，包括调解、指导、准确定位执法部门等。

４．社区法治宣传应常态化、连续化

将法治宣传制度性地安排在各种社区活动之中，包括定期邀请律师到社区宣讲法治和法律、指点社区事务，组织法律人员向居民和物业人员进行社区法律常识指导。

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行为规范

适当设臵公益性的法治社区广告，例如“两个人在下棋”的画面配上“下棋需要规则，社区生活同样需要规则”的文字等，将幽默易懂的内容揉入宣传之中，社区事务引用法规作为依据，让民众领悟社区、社会行为都需要规则规范，才能有和谐公平的环境。６．对社区违法行为应规范高效处理

若执法部门对违法行为，特别是居民积极反映的社区违法行为怠于作为或选择性执法，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即民众对执法不信任，对法治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法律无用论的心理，容易使民众倾向于用“私力”解决问题，造成社区不安定，继而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执法的时效性对法治影响相当大，必须重视社区执法，理顺和规范执法流程，提高执法效率。这些年社区的违法纠纷越来越多，随着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具体执法工作应当跟进和加强。

第三篇：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文化建设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为了摸清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创建与农民群众需求相适应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为制定繁荣农民文化生活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据，莫旗相关部门对农村文化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莫旗农村文化建设有较大的发展，农民的文化生活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传递农村文化的载体发生重大变化，农村健康文化阵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非常严峻，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社会文化更加繁荣的要求，农村文化建设任重道远。

一、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现状

（一）农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全旗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农民文化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富裕起来的农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活动形式以广播电视为主，报刊杂志、网络传播为补充，形成日益现代化、多样化的趋势。

（二）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目前莫旗共有17个乡镇都有文化站，文化专职干部46人，全额财政拨款，有专门办公场所，藏书6550余册。2004，全旗乡镇文化站所累计组织各类文艺活动53次，举办训练班、文化展览20余次，下基层服务66次。全旗220个行政村大部分都有村级文化活动室，绝大部分行政村设立了宣传栏、政务公开栏和阅报栏。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改善。尤其是从2002年开始，中央文明办“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的实施，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援助，上级财政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三）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解放初期的扫盲、普及小学教育到现在的莫旗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和新一轮土地承包制度的实施，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外出务工挣钱，吸取城市的先进文化，对农民文化生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了农民文化生活的进一步发展。

（四）农民文化生活消费逐年增长。随着农村各项改革的深入，农村经济日益发展壮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不断提高，农民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方面的支出快速增长，精神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

二、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乡镇文化站是农村文化服务机构的主体，担负着服务农村文化的职能。目前，乡镇文化站发展困难，巩固率不高，办公环境差，部分文化站已经名存实亡，成了无人员、无阵地、无经费、无活动的“四无”文化站。其主要原因：一是部分乡镇领导思想意识存在偏差，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重物质利益，轻社会效益。二是取消农业税后，财政困难，对文化建设无力投入。

（二）农村文化建设投入欠缺，先进文化难以普及。每年旗财政只负责拨人头经费488460元，没有额外经费。因此，资金困难是制约莫旗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瓶颈，农村文化建设的速度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仍有很大差距。不少农村文化设施因建筑年代早、长年失修、设施陈旧，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正常使用。农村图书室、阅览室因缺乏购书经费，不能满足科教兴农的需求。目前的各类文化活动大部分仅限于城镇，边远地区的农民群众很难享受到文化服务，出现了“重城镇阵地、轻边远山区，重大型庆典、轻日常活动，重精美培养、轻大众普及”的现象。虽然90%的村通了广播，但目前相当多的村广播已完全停止播出，还有的村广播虽然存在，但很少利用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解农业知识。大多数偏远农村没有安装有线电视，目前有线电视初装费是450元/户计算，并且月缴费10元，每年每户需缴120元，许多贫困农民家庭无力承受。有关部门又由于对[偏远山村因户数少而分散不愿安装，部分农民群众自行购买小型卫星接受设备观看电视节目，丰富了群众的部分文化需求，但是，没有有线电视网很难系统、全面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决议和播放农业实用科技知识讲座等。村级书刊报纸每年订得较少，并且投递后，或无人管理流失，或被村干部独占，一般村民很难看到，大多失去了意义。

（三）专业人才缺乏，人员素质偏低，农村文化干部队伍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近年来，基层文化部门因条件差、待遇低、难以营造招揽人才的良好氛围，导致人才外流，专业文化人才出现人才断层和年龄老化现象。文化站正式人员偏少，人员不到位的问题仍然突出，个别文化站至今还没有正式专业干部，加之近年来各项培训经费短缺、培训渠道过窄等问题，形成了农村文化工作内容贫乏，方法简单，缺乏新意，难于产生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由于农村文化建设滞后，一些先进思想和主流意识传播较难，农村社会风气表现出一些不良倾向。一是赌博风气比较严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找不到致富门路，无事可做，导致赌博之风比较严重。二是封建迷信有所抬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剩下老弱妇幼留守家园，部分地方立碑、敬神等迷信活动十分突出。今后一段时期，建议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应抓好以下几方面。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我们应从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出发，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从优化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入手，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实现农村、城镇协调发展；从适应新世纪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高度，来认识农村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是巩固、健全、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关键。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和改进旗、乡、村三级文化网络以及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建设，鼓励农民大力兴办文化，要重视解决农村文化工作的困难和问题。

（二）进—步明确农村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指导思想。

在具体工作实践中，继续坚持文化工作的重心在农村，以建设农村小康文化为目标，加强文化设施、文化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农村三级文化网络为依托，以农村文艺创作开展丰富的农村文化活动为内容，开发培育农村文化产业。全面推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农村社会经济的整体推进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智力支持。

（三）加大资金投入，拓宽投资渠道，建立具有莫旗特色的农村文化产业融资体制，加快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步伐。

积极争取上级财政部门的支持，进一步落实每年、每个乡镇文化站补助。并逐步建立起多渠道的农村文化建设投资体制，培植农村文化市场，吸纳非文化企业向文化产业投资，吸引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的各种捐资，并大力引进外资，形成具有莫旗特色的农村文化产业融资体制，为莫旗农村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

（四）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农村文化建设的新方式、新途径。

实施“民族文化大旗工程”，农村文化建设要以现有的机构、场所、设备等物质作为依托，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发展文化产业，要用足、用活现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大力开发培育文化产业，增加必要的投入。挖掘、整理、加工农村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产品，打造品牌走向市场，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力量。实践证明，农村三级文化网络，是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物质载体和根本保证。

（五）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大力传播先进文化。

农村文化干部队伍是农村文化的主力军、先锋队，现阶段主要应抓稳定和提高。依靠强有利的政策保证，采取有效途径吸引专业人才充实到基层文化站、文化服务中心，着力帮助解决基层文化干部实际困难，让他们稳定思想，安心工作，积极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及决议。通过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演出形式，如东北秧歌、二人转、山东快板、相声小品等，大力传播先进文化，努力营造健康、向上、和谐、乡土气息浓郁的当代农村文化新氛围。

（六）积极开展活动，繁荣农村文化。

各级政府和文化单位都要以提高广大农村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为目的，以自强不息、脱贫致富奔小康为内容，结合各地实际，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活跃农村群众文化生活。抓好节庆活动。组织群众迫切需要，积极性高，参与面大，影响面广，效果显著的节庆活动，但要注意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要以文化站、农民自办文化户为基地，不断巩固、充实、提高农村业余文艺演出队，积极开展季节性和阶段性的文艺活动，以普遍性、经常性的群众文化活动，促成节庆活动的更大规模与更高档次。抓好特色活动。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不断提高活动质量，强化地方特色，充分发挥民族特色文化的特殊效应。

第四篇：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是法治的“灵魂”和源泉，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该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即“良法”与“普遍服从”。法治文化是指溶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法律行为及其价值追求，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是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

一、法治文化的内涵

法治文化作为法治精神在文化层面的体现，无疑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基于法治文化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如何来正确定位法治文化和开展好文化建设显得尤为迫切。法治文化是以法治理念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所以相对于社会其他的文化体系，法治文化的内涵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法律至上原则。法治所强调的是法律的权威和制度的保障。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本质体现，是法治社会的基 本原则和根本特征。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是评判公民、法人和国家机关行为最基本的准则，是解决纠纷和社会冲突的首要选择。

(二)法律普遍性和公开性。法律针对普遍的人与事，主张“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和“类似情况反复适用”，法律适用排除了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的随意性和任意性;公开性是指法律要为民众所知晓，让公民知道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或者允许的，让公民可以有意识的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普遍性和公开性可以给人们的生活一种确定性、有序性。

(三)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行政是否依法进行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法治。而司法是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它要求司法主体的产生要公正、司法主体的行为方式要公正、司法程序要公正、司法的结果要公正。要保证司法公正就必须要保证司法的中立，而司法的中立的基础就是要保证司法的独立，因为只有司法机关自己能够独立地分析处理问题，才能不为其他的权力或者社会舆论所干涉。

(四)实行权力制衡与监督。我们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权力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又进行必要的约束和监督。这种在约束中行使权力，在 2 行使中又约束其它权力的机制，是法治社会运行较为理想的状态。

(五)依法保障人权。现代法律已经从以前的“义务为本位”转向“权利为本位”的法，而人权是作为基本的权利的一种，必然要成为现代法治的保障的核心。

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法治文化建设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实现法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有利于夯实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支撑，有利于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创造具有浓郁地方特色、体现当代法治建设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中国现阶段国情所面临的法治文化现状与人民对法治文化急剧需求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政府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二)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我们强化法治文化建设，旨在形成一个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办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治环境。政府依法行政，廉洁从政，用法制来引导、规范、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平台和执法司法环境，使市场经济基础稳固、秩序健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诚信守法，合法经营，并依法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

(三)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万事皆规律，有法才和谐。法律文化建设为和谐提供守法意识，用法意识，依法处臵，消除各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秩序、公平和正义;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维护稳定;执法人员依法办事，杜绝因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执法犯法等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努力消除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减少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依法协调各类民商法律纠纷，稳定社会秩序;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全民的法律素养，不仅要使人们信法、守法，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自觉尊重法律秩序，更要使人们学会用法，在自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能够自觉诉诸法律解决，从而在法治框架内维护自身权益，让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人们知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中诞生。

(四)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法治文化不是抽象和悬空存在的，它取决于作为主体人的公民素质的程度，同时又需要内化并体现于公民素质之中，不断提升公民素质。任何一种制度要想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推行，行之有效，就必须同公民的文化观念之间形成一种相互配合和彼此协调的关系，否则，再完善的制度也会在一种不相适应的文化氛围中发生扭曲甚至失去意义。在构建和培育法治文化时，就是把提升公民素质放在中心的位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民不是对象而是目的。所以法治文化建设能够提高全民崇尚法律的意识、遵守法律的意识、运用法律的意识、维护法律的意识。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成为全民的公共精神和社会理想，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达到有为而治，无为遵守。

三、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此相伴，西部地区的法治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若要给西部地区法治建设问题定一个位臵的话，那么在法治建设的横向的差序格局中，西部地区的法治建设状况与中部地区一样，处于第三层次，港澳台地区位居第一层次，东部地区则处于第二层次。[3]如何进一步 深化法治文化建设，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识，以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需要我们积极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尽管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我们工作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和提高。

(一)历史上缺少法治文化的传统。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历史，应该说我们并没有现代的法治文化，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是理治和德治，而理治和德治在本质上是人治。古代统治者主张的法治也不是今天法治的含义，实际上还是一个权大于法，法受制于权力的人治。中国缺少法治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无助于法治，甚至它本身就是法治的障碍。

(二)民间传统习俗与法治文化冲突。我国西部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远离海洋，地理位臵相对偏远，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不畅。这样民间社会长期以来由共同的道德信仰形成的习俗做法，就会不断促成乡土秩序的衍生、巩固和强化，成为社会的主要规范，这些土生土长的礼俗秩序逐渐成为了百姓生活中的“活法律”，一代代流传下来，根深蒂固、极难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今我们的很多法律在很多方面己经西方化，但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于这种法律，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许多法律规避和违法现象。[4]曾几何时，抱有“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心态的人在民间为数 众多，打过官司的人常被视为异类，“这人不好惹，这人品行可疑”通常成为评价他的标准。“中国人极不愿打官司，亦很少打官司，亲戚朋友一经诉讼，从此便不好见面”。[5] 尽管有些法律规定是科学的，也是符合我国现阶段需要的，但是，在某些地区某些情况下，仍然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贯彻起来仍然存在障碍

(三)法治文化内容形式单一，文化融合不足。法治文化内涵涉及到法治的体制形态、法制体系、法治思想、社会心理以及公民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现有的法治文化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都较为陈旧，不能有效的吸引民众。法律与文化的结合点也未能得到全面开发，与机关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农村文化的融合程度需要进一步加深，与传统文化、廉政文化、行业文化、旅游文化、环境文化等有待进一步拓展。

(四)实践开展不够充分，法治惠民需要务实。法治文化建设是为了培育出民众信仰法律的精神，培养出从内心认同法律，使法律内化为自己行为一部分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构建法治社会的目的，可以让群众享受到法治实实在在的成果。目前，法治文化实践活动开展不够全面，法治文化建设的“酵母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导致民众对法治带来的安民、富民、惠民的效果感受不深，影响了法治建设的进程。

四、推进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这为新时期如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也为积极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努力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提出了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西部地区的法治文化建设：

一是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法治文化，重在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指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要通过普法活动，教育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内容，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实践，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 的正确方向，把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作为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

二是要加大宣传教育，营造氛围。应该在法制宣传工作中加大法治文化的含量，通过倡导和组织各种法治文化活动，使人们在参加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活动中，自觉地接受法律知识的传播和法治思想的熏陶;通过“法律六进”全方位的传播法治精神。并根据机关、乡村、社区、学校、企业、单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人员构成，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市民，分专题有侧重的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坚持集中宣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的方式，法律宣传与法制实践相结合。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依法办事、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能力，着力提高社会各方面人员依法维权、依法处臵矛盾纠纷的能力。政府各职能部门要担起开展法制宣传的责任和义务，大力开展司法和执法领域的依法治理，将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以及人民调解与法制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将群众“要说法”解决自身涉法问题的过程，作为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文化的过程，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互动性、针对性。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增强渗透力和感染力，促进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提高，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三是推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着力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提高公民的法治素质，促进全社会知法、守法、用法、尊法，依靠法制宣传教育可以实现。但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文化观的真正形成，从根本上讲要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度，而逐步培育形成。“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祸害尤烈，因为后者不过是弄脏了水流，前者却破坏了水源。”法律只有在实施中满足了人们的安全、正义和秩序的需要，使损害得到救济，利益分配的扭曲得以矫正，其威信才能树立，其权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司法公正起到了公平正义法治价值体系形成的巨大潜在作用。法治文化的建立不但要以良法存在为前提，更要以良法的公正实施为目的、为保证、为重点。虽然说整个法律的实施，是包括着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执法司法和公民群众的普遍守法两个基本的方面，但前者即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的执法和司法者却始终处在决定和影响法律实施的主导方面。因此，作为一个必须满足法治要求的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实现执法和司法的公正。因为只有执法和司法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公正，而这显然是整个法治文明的基础。所以，培育法治文化的实践中，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政府建设和抓紧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是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文艺创作，着力营造全社会普遍关注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围。理论是实践的指导，要把握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培育过程中，要注重继承吸收传统的法治元素，并大胆借鉴和移植“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同时使之民族化、本土化。加强法治文化的培育，要鼓励引导支持法治文艺创作，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的法治文化产品。重视发挥执法机关和专业文化团体、业余文艺团体、各级文化馆(站)的作用，贴近法治实践，贴近群众文化生活，积极开展法制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让法治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以丰富生动的法治文化作品吸引人、感染人、说服人，不断提升公民的法治文化修养，从而形成全社会普遍关注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围。

在新的历史起点谋划和推进法治建设，既是时代的紧迫要求，也是人民的普遍呼声。相信只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西部地区的法治文化建设一定会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提高，从而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大繁荣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第五篇：法治文化建设

二）加强协调，把法治文化建设统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格局之中。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文化建设必须统一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大格局之中。把全面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更高的目标定位，在理念上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在内容上更加注重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的传播，在形式上更加注重不同群体的需求，不断增强针对性、提升有效性，真正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公民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追求。宣传部门要主动与司法、教育等部门加强联系与协调，定期检查有关法治文化建设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有关部门做到科学规划，整体推进，注重特色，开拓创新，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措施地推进这项工作。

路径四：立足现实、继承传统、借鉴先进、革新自我、注重建设。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路径。所谓立足现实，我们法治文化建设，要从实情出发。离开现实，谈法治文化建设，显然是毫无益处的。继承传统，一个历史深厚的具有数千年文明的国家，如果否定自己的传统，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民族的根在哪里，我们文化传承的血脉又从哪里流动到我们今天。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到现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转型社会中，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精华，但是也有糟粕。所以要革新自我。注重建设，对于法治文化来说，破坏是次要的，建设是更重要的，我们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所有对传统文化的批评，除了血脉的传承、文化的保存之外，我们还要

注意，这个民族将怎么走向未来，我们要建构什么样的法治文化，才能使我们这个民族充满生机与活力，而与世界的其他民族共存，一起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这个伟大民族应有的贡献。此刻，中国社会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这是一个开放的未来，我们必须自己去创造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自己去确定现代中国的含义。这就是所谓的制度建构，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重建。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不能够确知最后的结果；不过有一点应当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和守法的国家，也需要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更需要无数享有自由与尊严的个人。为此，我们既需要法治，也需要民主。法治与民主的有效结合，是实现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制度保障，也是文化重建的制度基础；而通过推行法治、加强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在新的政治与社会实践中积累新的生活经验、使理性的精神融入整个社会、逐步建立起一个现代的、多元的和理性的社会，应当是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