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区法治考核存在的问题及亮点

第一篇：各区法治考核存在的问题及亮点

白碱滩区存在的问题：

1、领导班子在述职报告中无专门法治内容，仅提到治理非法宗教活动等（该项工作是作为综合治理进行考核的），甚至白碱滩区作为法治城区建设先进上报情况都未体现，把学法考试成绩作为机关干部年度考核、任职、晋升晋级的重要依据，每年组织法律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法制文艺演出不少于2场次；加强学法阵地建设，机关有法律图书室、学习园地、宣传专栏；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学法有做法、有成效，按时参加普法骨干培训班，认真完成市依法治市办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工作有先进典型经验，信息报送及时有效

独山子区：领导班子述职报告中提到了法制讲座209次，法治城区建设不仅包括法制讲座，政府法律顾问团、公证处成立等重要内容均未提及。每年召开1-2次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会议，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列入党委（党组）重要议事日程，单位目标责任考核有普法依法治理内容，建立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中心组集体学法每年不少于2次，坚持学法笔记制度，领导干部每年记读书笔记不少于5000字，其他人员不少于3000字，加强学法阵地建设，机关有法律图书室、学习园地、宣传专栏；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学法有做法、有成效；创新法制宣传形式，丰富普法内容，繁荣机关法治文化

克拉玛依区：未落实把学法考试成绩作为机关干部年度考核、任职、晋升晋级的重要依据，但在机关干部晋升晋级时考试内容中有法治内容；每年组织法律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法制文艺演出不少于2场次；学法阵地建设情况薄弱，自治区五个一、四个一、三个一完成情况不好；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还很薄弱。部分单位法治文化建设氛围不浓，对法治文化建设工作重视不到位，缺少文化广场、文化长廊等硬件设施，一些单位法治文化图书角及法治园地无专人管理。部分单位虽能按照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的要求，利用现有宣传资源或阵地，通过修建、改建或增加法治元素等多种方法抓好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基本建起了固定的法治宣传栏、法律图书角等宣传阵地，但离自治区要求还有一定距离。（自治区要求：各县（市、区）至少有1个法治主题公园或1个法治文化广场（不少于30个法治宣传栏或法治宣传灯箱），1个法治宣传教育电子大屏幕，1条法治文化街（不少于40个法治宣传栏或法治灯箱），1个法治文化园地或画廊、法治文化景观，在本地报刊、广播电台或电视台至少开设1个法制专栏（节目），有条件的县（市、区）还要积极建立专门的普法网站。）

乌尔禾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还很薄弱。部分单位法治文化建设氛围不浓，对法治文化建设工作重视不到位，缺少文化广场、文化长廊等硬件设施，一些单位法治文化图书角及法治园地无专人管理。部分单位虽能按照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的要求，利用现有宣传资源或阵地，通过修建、改建或增加法治元素等多种方法抓好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基本建起了固定的法治宣传栏、法律图书角等宣传阵地，但离自治区要求还有一定距离。（自治区要求：各县（市、区）至少有1个法治主题公园或1个法治文化广场（不少于30个法治宣传栏或法治宣传灯箱），1个法治宣传教育电子大屏幕，1条法治文化街（不少于40个法治宣传栏或法治灯箱），1个法治文化园地或画廊、法治文化景观，在本地报刊、广播电台或电视台至少开设1个法制专栏（节目），有条件的县（市、区）还要积极建立专门的普法网站。）部分单位对法治建设认识不够。少数单位把法治考核等同于一般考核,还停留在普法考核层面,思想上重视不够,认识不清,没有认真准备，有临时报佛脚的应付现象。部分法治建设牵头部门没有成立相应机构、没有确定工作人员；有的单位存在“拖、等、靠”等错误思想，在面对法治建设工作时一味依赖上级部门分配任务，不能针对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和主动性，没有安排活动内容、没有年度工作重点、没有组织自查；有的单位领导干部学法制度还没有落实，对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存在应付现象，大部分单位做不到公务员学法时间不少于40学时,领导干部每年学法笔记不少于5000字,其他人员不少于3000字的要求,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错误思想。

第二篇：信访工作亮点及存在问题

千斤乡信访工作亮点及存在问题

一年来，乡党委、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创建平安千斤,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贯穿“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这一主线，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积极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确保全乡社会安定、人民安居。2010年全乡共发生信访问题*起，其中属乡内自排查信访**起，已全部调处结案。

亮点：

一、抓组织网络，构建“大调解”阵地。

一是成立组织机构。为了加强对信访工作的组织领导，乡党委、政府成立了以专职副书记为组长，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为副组长，派出所、司法所、民政、国土、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乡的信访工作工作。以乡群众工作站为平台，形成各类信访案件统一由群众工作站受理、分流、调处、督办、报结、回访的调处机制。使组织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二是明确职责分工，配齐配强人员。为便于工作开展，将信访办与综治办、司法所的力量进行整合，在综治中心合署办公，共同负责日常工作。同时按照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各部门的职能，整合内部资源，发挥综合优势，每天安排一名素质高、业务精的职能部门同志在办公室值班，实行联合办公，联动联调，专兼职结合，保证了每起信访案件有人问、有人管、有结果。三是加强群众工作站硬件设施建设。投入近成元添置了办公用品，并配备电脑，做到了各项制度、标牌上墙。四是健全信访网络。以乡群众工作站为龙头，以村调委会和矛盾调解员、信息员、法制宣传员为基础，其他调解组织形式为补充，在每个村委会都设立了群众工作室，明确村委会主任为村群众工作室主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衔接、配合联动的基层信访工作网络体系。

二、抓责任落实，构建“第一责任人”格局

一是狠抓责任落实。坚持乡、村、组三级矛盾纠纷排查制度。

乡里每半个月排查一次，村每旬排查一次，村民组随时排查。乡、村、组三级，层层签订责任状，对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形成了“层层有事管，事事有人管”的综治工作格局。二是坚持领导亲自抓。领导亲自参与、亲自抓是工作上台阶的关键。按照“一个案件、一个领导、一套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要求，落实信访责任制度，强化责任落实，实行“谁家孩子谁家抱”。把信访问题解决在乡、村一级，化解在萌芽状态。2009年12月23日杨**等4名群众来到乡政府办公室，请求解决群众因机构改革后办事难的问题。收到信访件后乡党委书记要求2009年12月24日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走访调查，并于12月30日乡党委书记组织财政、计生、国土、派出所、民政、信用社、沙石中学、沙石卫生院及相关村的村干部、部分群众、老干部代表召开座谈会，研究解决沙石群众办事难的问题。对群众反映的办事难的问题逐一进行办理，同时也得到了群众的支持，避免了一次集体上访。三是坚持会议交办信访案件制度。不定期召开会议交办信访案件和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处理矛盾纠纷问题。特别是在一些敏感期集中处理矛盾纠纷，比如春耕大忙前着重处理水利、田土权属纠纷，清明节前着重处理坟山纠纷。

三、抓纠纷调解，牢筑“第一道”稳定防线

信访问题是中国客观存在的，关键在调处和化解，及时、妥善地排查和化解矛盾纠纷，是保持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今年，我乡按照上级提出“矛盾纠纷化解年”的工作要求，在调处和化解上狠下功夫，确保社会稳定。一是及时介入，积极稳控。对我乡两起涉法涉诉信访问题2007年7月26日王店村杨**在新县城关京九路被董**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撞成重伤，导致杨母亲徐**多次上访。2008年以来乡主要领导多次对徐**进行约访，并尽力帮助杨**治病，2008年以来乡主要领导共为其筹措救助资金**万余元，并从生活上给予帮助。2010年经乡政府多次协调法院与**达成协议给予徐**万元为杨**治病，徐**就此事息访。2007年6月20日上午，年仅5岁的张**在横过公路时被胡**驾

驶的轻型货车撞伤，此事也引发张**父亲张**多次上访。知道情况后乡信访办及时介入，从民政部门、慈善机构等地方多方为张*治疗筹措资金，并从生活上给予照顾。2010年5月经多方协调，张**与胡**达成赔偿协议，由胡**每年给予张*医疗费5万元，分5年付清。虽然两起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很特殊，当事人多次扬言要到北京上访，由于我乡对信访工作重视，两起涉法涉诉信访的案件没有一人到市以上上访。二是制度健全，责任到位。对信访工作，我乡严格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将信访工作纳入年终考核内容，作为奖惩的主要依据之一,将信访工作摆在第一位。

四、抓制度建设，健全四个长效机制

一是建立领导接待日和主要领导阅批制度。每个工作日安排一名科级领导干部接访，双休日或节假日由值班带班领导负责接访，并有接访记录；主要领导定期不定期到信访办阅批信访案件，切实提高结案率。二是坚持定期约访和带案下访制度。对一时解决不了的信访案件，对信访人定期约谈，了解信访人动态，做好稳控工作；对掌握而未引发上访的矛盾纠纷及时介入调解，消除信访隐患。三要实行包案调处制度。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每起纠纷具体落实到每个包案责任人身上，做到“四定”、“三包”，即定包案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结时限，包调处、包跟踪、包反馈。四是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将人民调解工作纳入年终设考核和干部政绩考核内容，奖优罚劣。对出现“民转刑”事件，要追究包村领导、驻村干部和村干部的责任。

存在问题：

1、学习不够，基层信访工作人员业务知识有所欠缺；

2、案卷整理不够规范。

第三篇：2014考核存在的问题

2014考核存在的问题

1、居民健康档案需跟换位2011版

2、孕产妇管理：早孕不达标，管理率不达标

3、艾滋病工作推进缓慢

4、中医药工作推进缓慢

5、乡村两级资料不完整，办工作混乱，不整洁；需加强个人业务知识学习

6、消毒隔离不规范

7、医疗废物处置不规范

8、毒麻药品管理不规范

9、需建立清创消毒换药室

10、平安医院：文件资料不规范，消防安全不达标

11、食品安全：领导机制不健全，无整治内容

12、节能减排：无目标责任书，宣传培训不到位

13、安全生产：无工作经费，开展工作务会议记录

14、消防安全：消防安全无会议记录，消防设施无保养及检修记录，无消防档案

15、综治维稳和长安杯：无经费安排，无会议记录图片，无责任书

16、老干部：无开展工作情况

17、精神文明建设：无经费安排，文体活动少

18、卫生监督协管：开展活动无图片，学校，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协管

力度不够，办公场所未配置电脑，上报数据与实际检查数据不符，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

19、慢病，老年人管理：档案无编号，档案完整欠缺，慢病控制率未达标，辅助检查不够完善

20、基本公卫宣传不到位，慢病有效指导不够，死因漏报未达标

21、收入明显减少：医务人员态度冷漠，不端正，医院凝聚力不够，无大局意识，上班未穿工作服，每个人负责的项目未尽到自己的责任，业务知识不够，需加强自身业务学习

第四篇：考核存在问题台账

喀什市东城第二初级中学在2018年7月27日学期考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教研室本次考核档案存在问题扣分项目

扣分2.4 1.老师们组织学习课程标准，但是组织未测试。2.教师撰写论文不达标。

3.未开展普通话比赛，公开课比赛，未开展学生科学知识竞赛。

4、师徒之间听评课节数每月不得不少于4节。5.教龄不满三年进行的有针对性的考试未组织

6、组织教师开展国语学习，胜任国语教学教师逐年增加。整改措施：

1.在暑假补课期间组织老师们参加课程标准测试。2.7月31号之前组织全体老师撰写教学论文。

3.在新学期积极开展普通话比赛，公开课比赛，开展学生科学知识竞赛。4.对师徒之间听评课节数不够的老师在考核中扣除相应的分值。5.组织教龄不满三年的老师进行有针对性的考试。

6、统计少数民族教师胜任国语教学教师逐年增加情况。

德育办：

1.家长学校 扣1分

（5）通过QQ、微信、短信等方式，建立家校联系平台。

二、民族团结档案扣分项 负责人：努尔阿米娜·买买提

扣分项：A1校务管理B3民族团结教育C9宣传形式 1.树立典型 扣2分

（2）

每学年开展一轮先进事迹报告会，积极开展学习活动，收集整理典型事迹及相关活动材料、记录、图片资料。

三、团队工作 负责人：侯双娜 C5团队工作 扣0.1分 宣传栏内容不丰富。

对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整改措施如下：

1.立即组织委员建立相关家校联系平台，如QQ群、微信群等。

2.跟相关部门联系开展先进事迹报告会，积极开展学习活动，收集整理典型事迹，并积极收集相关活动材料、记录、图片资料存入档案。3.将宣传栏内容严格审核，互相协助，越设计月丰富。

教导处考核档案存在问题:

1.备课组长听课节数达标，扣除1分。

2.学校五年规划当中没有体现国语教学计划，扣除1分。3.大班额，扣除0.1分。总共扣了2.1分。整改措施: 1.进一步加强对听评课的监督指导力度，督促老师们多听课，认真做好听课笔记。2.和校办联系，协调各部门做出各部门五年发展规划，具体到个规划，再由校办进行汇总做出学校总体发展规划，突显国语教学。3.关于大班额扣分项，因教师紧缺，暂时无法进行整改。

第五篇：浅析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浅析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法治文化是法律和文化的有机统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动力和发展方向。如何进一步深化法治文化建设，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识，以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需要我们积极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尽管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我们工作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和提高。

促进民主法治的几个因素

宏斌云

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更加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目前，社会更加注重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明显的就有以下几个。

律师的促进作用。司法体制、法制体系的格局改变中，律师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重大的标志。律师制度作为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而律师的存在本身，就必然促进司法体制、法制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由于律师的职业功用的内在要求，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其服务的对象是当事人，其收入来源是当事人，有其特殊的利益诉求，由此决定了要求更加完备的诉讼制度和法律制度。律师是现代诉讼制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律师的存在也反过来更好地促进了现代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律师制度的建立，推动了外于政府之外的一种力量的产生和发展，这大大推动了民主法治的建设。现在不能设想，如果律师制度取消，将会是怎样的后果。可以说，律师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是第一位的。没有律师制度，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诉讼制度、法律制度。

信访的促进作用。由于法律体制还不完善，也由于法律体制解决问题的有限性，还由于社情的状况要求，只是依靠法制本身来解决各种社会民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信访也就顺势产生了。并且，在一定历史时期，信访还将继续存在。其实，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杜绝了信访现象是不可能的，如果信访现象被完全杜绝了，这个社会就是不正常的。虽然信访让地方政府以及司法机关感到压力巨大，难于处理、化解，但是这种社会力量的客观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正是在当今社会有了这些信访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不能为所欲为，而在许多事项上有所克制，规范自身行为，更加注重民生问题的解决，更加注重矛盾化解。信访已经成了促进社会民主法治的重要力量。

网络微博的促进作用。一般意义上的网络，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已经是明显的了。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方便快捷，使得社会的意思表达方便快捷，民意表达，民意上传，只是用秒秒来计算的问题。而微薄的出现，更使得这一网络信息技术的方便快捷表现得更加充分明显。看近期的高铁事件、美美事件、宋瓷事件，等等事件，都迅速地在一种社会力量！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议政，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现实。并且，目前的微博问政，微博参政，微博议政，更是成了民众的一种常态。网络微博促进民主法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愈来愈明显。

律师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是制度上的安排，信访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是社会上的客观存在，网络微博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是技术上的结果，力量巨大。但愿在经济建设上取得更大成效的同时，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也迎头跟上。

法治之治与法治之制

法治之治与法治之制

徐显明 谢晖

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国家，是我国既定的目标追求。

一、法治之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中国百年法制变革的历程表明，倾向于法治的仁人志士，往往对良法情有独钟。从清末立法始、中经民国立法再到共和国八届人大期间以平均28天立一部法律，都深刻表达着法学家和政治家关于“良法先行”的思想意识。然而，法律运行的逻辑却并未遵循立法者的设定，法律的大量堆砌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法治的现实，而且整个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人治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这必然启示我们思考如下问题：法治之法(良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这是一个既需求诸实践亦需求诸理论的问题。就实践而吉，除前述中国20世纪之大量立法并未带来法治实效外，相关例证在国外也屡见不鲜。例如当今亚洲各国，几乎毫无例外地标榜立宪主义，并以此为基制定了各式各样的宪法。但真正奉行宪政者寥寥，从而使宪法带有明显的“未来政治计划”的特征。宪法作为法治的规范母体并未带来法治的制度母体——宪政，不正说明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殴违吗?何以法治之法并不必然导向法治?这需从法律和法制(法治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

因此，法治之法具有单面性、静态性、机械性、独在性；而法治之制则具有立体性、动态性、应变性、同构性。这必致两者的实践对接一旦失当，则法治之法无以呈现法治之制的情形。

第一，法治之法的单面性与法治之制的立体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法治之法的单面性指的是它只反映或体现法治某一方面的要求，即法治对规则的要求，但规则的具备对于法治可能有两种结果：其一是规则导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表现为实有的法治；其二是规则未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从而在法律与法治间出现错位。这种错位，又有两种形成机制，要么法律违反法治，要么其它制度与法治之法不相配套，或未依法治之法而立。法治之制是一种立体性的存在，所谓立体性是指它由多方面要素结构而成，法律仅是这谙要素中的一种，虽然法律对其它诸要素——观念、组织(主体)、行为、监督等具有至上的调节功能，但当其它要素与法治之法间出现整体性错位时，法治之法则徒唤奈何。

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间的这一矛盾，说明良法的制定只为法治的实现创造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亚里士多德强调良法之外，守法对法治的重要性，其启示是深远的。今天的法治论者可能对法治持有更多的见解，但良法与该法必须被遵守永远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当然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问的配套并不具有固定的模式。文化的差异、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相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等等，皆是影响两者配套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倘法治之法未转化为法治之制，所谓良法也只是提供给人们止渴的画梅。

第二，法治之法的静态性与法治之制的动态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良法也罢，恶法也罢，作为规则，均是静态的。只有使静态的法律转化为动态的法制，才能实现法律的应有效果，这对法治之法也不例外。但在现实中，两者的错位时有发生，以致当代法学在社会法学的深刻影响之下，把“活的法”视为真正的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与传统良法法治观，“硬法”(严格规则)法治观相对应的“软法”法治观。尤其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价值的多样和规则的多元更为突出，究竟以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还是以社会通行的非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便日显重要。如果秉承国家主义，则正式法律至上，不论其能否造就法治；如果秉承“社会”实用主义，则只要能造就法治的规则，便是法治之法，而不论其是否为国家确认。问题在于现代科技和信息的发展在为社会主体提供更好的自治条件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更方便的干预条件。论者往往只重前者，而对后者重视不足，以致“软法治”观念只是一种理论设想，而不是工业化时代及后现代社会的现实。即使社会规范的应用，也与正式法律的宽容与否、宽容程度等息息相关。因此，现代国家对法治之制的追求，在根本上还有赖于正式法律。但正如前述，法律静态性与法制动态性的固有矛盾使得无论按严格规则设制，还是按“活法”设制，两者错位的可能性总是存在，这更要求人们在注重法治之法时，同时注重它与法治之制的调适。

第三，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可变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机械性是法律固有的弊端之一，即使良法也不例外。然而，法治之制与其动态性相适应，必须有应变性。倘若法治之制与法律一样机械，则社会因此而僵化，实践因此而停滞。但是，法治之制的应变性究竟至何种程度，才既能维护法律至上这一法治的基本原则，又能确保在严谨乃至机械规则调节下的法治其它要素的活力。这不但涉及理论的设定，更是一个实用性的制度技巧。在这方面，英美法系国家推行的判例法(法官创法)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范例，法官作为机械法律与应变法治的联系者，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错位。但即使如此，要完全解决这一错位，仍然是一种理想。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实践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急剧扩大，采取了坚定而又富有成效的法律变革，即以正当程序和严格规则相结合的方式调控行政自由裁量，从而把急剧变革的行政行为规范于法治的框架内。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应变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因此，在实践中如何保障两者的对位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两者的对位问题，则必然使良法与法治间出现错位，从而使法治之法难以达致法治之制。

第四，法治之法的独在性与法治之制的同构性可能造成两者问的错位。对于法治而言，与其相关的法律可以是一个独在的系统，而法治之制的其它要素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前提并与之保持同构，否则，便出现两者的错位。虽然，在那些具有良好法治传统的国家，规则与其它制度的同构一般不存在问题，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相反，法治其它要素对法律的冲击在任何国家都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前述行政自由裁量权曾对严格规则模式的冲击，无过错责任方式的客观实存曾对过错责任原则的冲击，等等。如果说法治发达国家法律和法治问的这种错位往往为其更好的同构提供了正向的指示的话，那么，在法治后进型国家，一旦法治的其它要素对法律形成冲击，则每每形成法治系统的紧张，形成法治之法和法治之制度要求间的反向对立，其结果是活动的制度走向法治的反面，而只留下供人们探讨和迫思的独在的法治之法。孙中山先生及其“临时约法”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启示；当代中国法律规范的繁荣和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主体观念一行为模式、社会一政治组织架构的严重匮乏亦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在法治后进型国家，如何解决法治之法和相关制度的同构问题，如何使法治之法的独在性变成法治之制的同构性，是其走向法治之路时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实践中法治之法无以导致法治之制的情形，是由两者间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然而，人类的智慧在于发现矛盾并解决它。针对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法治之法需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

二、法治之法需要哪些配套制度要素?

虽然在现代社会里，与国家或政府相关的制度总是与法律紧密相联的，以致在宏观层面，法律与制度间到了难以分解的程度，然而，这绝不是说制度就是法律。法律只是制度的基础要素、前提要素和导向要素，但有了基础、前提和导向，并不意味着制度的建立，正如有了土地、材料及图纸，并不意味着房子已经建立一样。那么，法治之法究竟需要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笔者认为，这些要素有法治观念、法治组织(主体)、法治行为和法治监督四个方面。

第一，法治观念。如果把法治之法的配套要素划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话，那么，法治观念属于软件部分，其特点是既可存在于法律之前，或法律诞生过程中，亦可存在于法律之后。一般说来，超前存在的法治观念常为社会精英阶层所拥有，而在法治之法基础上推广的法治观念则为大众法治观念。

对法治之法而言，法治观念不仅是其催助剂、而且是其营养液。说其是催助剂，在于倘无超前的法治观念，则法治之法难以产生，如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法治思想启蒙，就没有近现代资本主义法治；没有近20年来中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热切呼唤，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更加困难。说其是营养液，则在于法治之法一旦没有法治观念的支持，则必是“死法”，而无法变成“活法”。这在目前我国虽制定了大量良法，但从因法治观

念的弱化而难以实现的困惑中可得明鉴。

法治观念可分为法治的价值观念和技术观念两个方面，其中价值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质态方面，而技术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量态方面。虽然法治之法有其统一的、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国家的法律无质的区别，相反，要在世界各法治国家找出完全相同的法律则是困难重重的。同样，法治之法也有天下同理的度量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在法治之量态标准方面的完全同一，其中最明显的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运用截然不同的法律技巧成功地进行着各自的法治建设。这种法治观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也正是这些国家法治的特点所在。如果法治之法和法治观念在一个国家相匹配，则该国的法治之路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

第二，法治组织(主体)。主体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主导，也是其目的，法治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模式，既离不开主体推动，也必须以主体为目的。与法治观念相对，法治组织(主体)是法治之法的硬件。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主体，必须是法律化的主体。所谓法律化的主体，是指社会上实存的组织或人取得法律上的资格，即取得法人资格或自然人的法律资格。在现代社会，法治主体实际上存在着组织化的主体和非组织化的主体两个方面，其中组织化主体更具有主导性，虽然不少学者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日趋发达，未来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更趋个体化，从而使组织化主体的地位下降。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组织化主体的一种模式变迁，而不是组织化主体功能的弱化。事实上，现代科技的发展，更加强化了组织化主体的功能，即个体对组织化主体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而不是相反。例如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一旦网络出错、信息失灵，则个人的行为将无所适从。

但是，组织化主体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其是法治之法的目的，相反，并不占法治主导地位的个体主体，从来是法治的目的。如果组织化主体最终不能实现个体的要求和期望，那么，它便是背离法治之价值宗旨的组织，就不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组织。

从原生意义上讲，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组织只能存在于法律之后，在法律之先存在的组织，倘未得到该法律的认可，就是法律取缔的对象，而不是法治之法的同构体；而作为个人的非组织化的主体，即便未得到法治之法的认可，也不是其可以取缔的对象。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是因组织化主体的工具性和个体主体的目的性之所致。

第三，法治行为。主体行为是法律调节的最基本的对象，依法律行为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法治之法要转化为法治之制，其关键环节就在于依法行为。

法治行为虽然也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制度硬要素，但因其自身的活动性，使它成为连接法治之法与法治主体、表现法治观念与法治监督的关键所在。如果人们的行为与法治之法不配套。那么，设置法治的其它要素则为徒然。

从应然性讲，法治行为必须合法，才能与法治之法相对应，然而，在法律运行的实践中，往往是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并在，这就需要法律的适时和恰当调节。如果法律不能导引合法行为，则无法治之制；同样，如果法律不能制裁违法行为，亦无法治之制。主体行为与法律的相契性，是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基本动力。但这种境界的实现，既有赖于法律观念与法律之间的调适，更有赖于主体对依法行为之道德感的增强。

法治行为也只能产生在法律之后，没有法治之法，便无相关的法律行为，存在于法律之前的行为，并不是法律调节的当然对象，因此，法治之法一般要求其颁布后的主体行为与它同构。如果在法律颁布后，主体行为未保持与法律的同构，则法治之法仍未转化为法治之制。世界法治史的实践表明，凡是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包括运用权利和遵守义务)的程度较高；相反，凡是法治化程度较低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的程度必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已从立法的严重不足转向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这既包括公权主体——国家机关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也包括其他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要使法治之法转向法治之制，则必须克服这一情形。

第四，法治监督。监督是法治之法的基本保障和必须要素。从广义讲，法律即监督，法治之法即为实施监督的标准和规则，它源自人性的不完善，法律就是人性不完善的救济措施和导人向善的监督机制②。然而，狭义的的监督在法学上仅指对公权主体之行为的监督，作为法治要素之一的法治监督也仅指后者。

法治监督的根据和标准只能是法治之法的规定和

要求，其对象是权力运行，其目的是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为何权力运行必须监督?对此，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尤其近代以来的思想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笔者认为，权力作为社会必备的要素及其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是其受监督的根本原

因所在。虽然自卢梭以来，主权在民观念深入人心，但这并非权力和人民权利必然是统一的，相反，即使近现代的权力，其一产生就是人民权利的异己力量，并且人民实际表现形态的个体性和分散性，致使其权利具体表现也具有此种属性；而国家表现形态的整体性和聚合性，则使其权力获得了相应属性，因此，权利与权力间从来是弱者对强者的关系。法治之法之所

以要设定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要素，其目的就是为制约强者(国家及其权力)以救济弱者(人民及其权利)，并最终使两者在社会功用上实现动态平衡，在人类进步中实现功能互补。

没有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法律便不是法治之法，对权力监督和制约失效的法律即使是法治之法，也只能表明其并未导致法治之制。可见，法治监督是法治之制的必需要素。法治不力的地方，法治监督要素大率松弛；而法治得力的地方，法治监督要素也必然严格。

综上所述，法治之法只有同时与法治观念、法治组织(主体)、法治行为和法治监督相同构，才能从法治之法转向法治之制。否则，如果上述四方面与法治之法出现紧张甚至对立，则法治之法徒具形式，法治之制殊难呈现。那么，如何实现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转换呢?

通过上述三方面论证，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有法治之法并不必然有法治之制，并且往往有良法而无法治，这有其内在必然性；第二，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必须有相关的配套制度要素；第三，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相同构的模式是多样的，中国作为法治后进型国家，实现两者同构的方式显然具有多模式综合性。

出处：《法学》1998年10期 17-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