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来拯救迟到的正义

第一篇：拿什么来拯救迟到的正义

拿什么来拯救迟到的正义

——以河南赵作海杀人案为契点 前有佘祥林，再闻赵作海，类似重大冤案、错案一而再地出现在当代的文明法治社会里，谁都知道问题在哪儿。关键是废除命案必破之类考核指标的司法改革速度太慢，公民赵作海又因此付出了沉痛代价。

1998年2月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年5月8 日，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5月10日至6月18日，赵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 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省法院经复核，于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

今年4月30日，赵振晌回到赵楼村。商丘中院在得知赵振晌在本村出现后，立即会同检察人员赶赴赵楼村，经与村干部座谈、询问 赵振晌本人及赵振晌的姐姐、外甥女等，确认赵振晌即是本案的被害人。同时并从赵振晌本人处了解到：1997年10月30日夜里，其携自家菜刀在杜某某家中照赵作海头上砍了一下，怕赵作海报复，也怕-1-

把赵作海被砍死，就收拾东西于10月31日凌晨骑自行车，带400元钱和被子、身份证等外出，以捡废品为生。因去年得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村里。

今年5月5日下午，河南省高院在听取商丘中院关于赵作海案件情况汇报后，决定启动再审程序。

5月7日下午，商丘中院递交了对赵振响身份确认的证据材料。5月8日下午河南省高院召开审委会，审判委员会决定如下：

一、撤销省高院（2003）豫法刑一复字第13号刑事裁定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商刑初字第84号刑事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

二、省高院连夜制作法律文书，派员立即送达判决书，并和监狱管理机关联系放人。

三、安排好赵作海出狱后的生活，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5月8日，赵作海走进河南省高院设在监狱内的庭审现场，审判长依据程序裁定其无罪释放，赵作海在相关法律文书上答字后，鞠躬致谢，随后走出河南省第一监狱大门。至此，长达11年之久的监狱生涯宣告终结。面对赵作海的将是高墙外自由的阳光和空气。

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至少可以说是对非正义的救济和对正义的维护。赵作海已经无罪释放，恢复清白，开始着新的“生活”，他还将得国家赔偿；但是再多的赔偿对于赵作海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能买回11年的“生命”吗？能弥补数十载的精神巨痛吗？如今他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妻子早已改嫁，四个孩子有三个孩子被送人

收养了；这些已不可能回到原来了，并将影响着后半生。

随着错案被纠正，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严格近乎完备的规则和公检法层层森严的执法下还会出现如此大的错案？这不仅是中国司法的笑柄，也是法治社会的耻辱。这并不是公检法中的任意一家或两家能够做到的，它需要三家“高度一致”，才能把一个公民由无辜者变为死刑罪犯。何以一些地区的公检法如此昏庸竟至于草菅人命而不顾呢？答案我认为，浅表层在于公检法为“同仇敌忾”打击犯罪，追求政绩和业绩，各方不能基于法律定位和法律责任，独立依法作出自己的判断；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司法的对外独立办案和法官的对内独立审判还远远未能实现。

事已至此，没必要分析犯罪构成了，也没必要去主观推测公安机关是否刑讯逼供过，虽然很有可能；但那都是司法机关的事，我们需要去探究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暴露出我们法治一些缺陷，并去追问和检查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是否还有类似的错案，冤案，我坚信是有的，虽然并不那么愿意。面对着这一污点，我们又该怎能么去保护“水源头”的清洁和净化整个水流呢？

就司法的现状而言，从体制到人员，从观念到技术，从规范到执行，似乎都有许多值得检讨和完善之处。最为紧迫的，还是应当加强严格依法司法的观念，消除可能促成司法违法的机制性因素。

一些个案对法治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从佘祥林案的影响就可以看到赵作海案将会对中国法治促进有多么地大，在这点上赵作海无疑是伟大的，但为什么佘祥林，赵作海案都是反面促进司法进步的呢？而

在中国，自从推行依法治国以来到现在，在司法实践中，还没有出现一例中国化的马伯里诉麦迪逊、辛普森杀妻案那样正面促进司法、法治发展的案件；不是中国法官的智慧不够，也不是中国的律师不够优秀，他们都是带着缭铐在跳舞；关键在于体制，在于机制。

在迟到的公正面前；赵作海忍不住鞠躬致谢。而这鞠躬致谢不是对迟来的公正，也不是对“复活”的死者，而是对中国法治。

管礼明

2010年5月12日

第二篇：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模版）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

在我们心中什么是正义？正义是社会中的行为都应该处于一个合理的位置，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强调以直报怨，其中的直就是我们的正义标准。而什么是迟到，如果放在一个时间概念上，迟到就是超过了约定的时间范围，那同样的，如果我们把迟到放在一个正义的衡量尺度上，那么迟到的正义就是超过了我们约定的正义范围。既然已经是在范围之外了，当然就是非正义了。我们不能因为说觉得我们原谅你的迟到或者是你最后赴约比不赴约要好，就否认了你迟到的这个现实，迟到就是迟到。

具体来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呢？第一是迟到的正义已经造成了一定的不该造成的负面结果，而这些负面结果就是非正义。迟到的正义必然与非正义相伴而行，而且这个影响无法消除就像时间无法倒流。

第二，从法律的层面来说，我们说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非正义等同于不是正义，但起码我们说非正义一定不是正义，（法律的解释我就不太懂了）

第三，从社会影响来说，我们说自由心证，迟到的正义必然使人们对正义慢慢失去原本的信念。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社会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正义，而不是不断扩大我们社会大众对迟到正义的容忍度，那就是社会对正义信念的丧失。

（因为牙齿都没能好好参加大家的讨论，现在说话也不方便，还好脑子还可以思考，希望我的想法对大家会有所帮助。小伙伴们，请原谅~孔婷）

第三篇：迟到的正义一辨稿（最终版）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

谢谢主席以及对方辩友的精彩发言。

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它无体无形，却又时时规束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它不是神佛上帝，却又被人们顶礼膜拜。古往今来，历代贤哲为了研究它，实现它费尽了毕生精力，远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有卢梭，罗尔斯。而被先人们精心呵护的正义之花却又如此娇弱，人为的恶意破坏早已不堪承受，事后才补救又无疑雪上加霜。我们能容忍迟到的正义吗？不能！因为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

我方将从两大点，三小点对辩题展开论述。两大点即损失弥补和问题本质，而又在损失弥补中把对象分为个人和社会，接下来先让我们讨论第一小点。

第一，迟到的正义不能弥补个人的损失。为什么说正义迟到了？因为先前发生了判断错误。对个人而言，迟到的正义具体意味着什么？那就是错案得到纠正。河北李志平，仅仅因为警方怀疑他有作案嫌疑，就在监狱里整整被关了25年；云南王树红，只是因为案发前在现场待过，就惨遭电刑被打残；而河北聂树彬，更是因为误判致死。诚然，这些错案最终得到了修正，被误判的人也含冤昭雪。但是作为个人，我们失去了太多太多，轻则损失了若干年的宝贵光阴，重则家庭破碎，含冤九泉。当法院高呼：“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时，请试想一下，要是哪天您本人也遭遇同样的不幸，纵能为您平反，但您仍能坚信这是正义的吗？我在此只想说：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也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第二，迟到的正义也不能弥补社会的损失。法律作为当今社会正义的集中体现，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应符合民众对正义的期待。对民众，对社会来说，最浅显易懂的正义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扶老人不应怕被讹，好心救小孩不应怕事后家属来找麻烦。而在翻版彭宇案频现的当下，根据雅虎网的一项民意调查，仍能坚持乐于助人，毫不犹豫的仅剩3%！更多的人在此时选择了放弃，或犹豫，或周围有人为自己作证才敢去扶，这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做法，但也从侧面透露出了一种无奈，一种迟到的正义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除此之外，在许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司法屈从于外部权力，律师的辩护权受到种种限制，司法程序扭曲，导致案件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抑有进者，有关司法腐败的报道频频出现，更动摇了国民本来就不甚坚定的法治信念，如果此时再有诸如李志平，聂树彬等冤案的出现，纵令国家如何表态，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也早已动摇。

第三，迟到的正义不能解决问题的本质。每当冤假错案得到修正后，我们在高兴之余，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冤假错案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何处？”这难道不是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恶果吗？重新审视那些冤假错案，像是王树红，公安机关在证据不足时就对他予以逮捕；像是李志平，更是司法机关忽视程序正义的典型。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本就是人民政府的本分，决不可用“迟到的正义是正义”将政府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若不以这些牺牲者的血泪为鉴，加紧完善法制，那无论政府如何挽救也是治标不治本。

最后，我方想说，我们肯定政府法院知错就改的态度，但需要谨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极力追求及时的正义，保证个案的公正，从而让正义之花愈加绚烂！

第四篇：以公开透明告慰“迟到的正义”

以公开透明告慰“迟到的正义”

近日，在河南林州“民警摔女婴”案件中，摔婴民警郭增喜已在8月17日晚被林州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刑拘并异地关押，同时，林州市市委表示，林州市公安局及林州市卫生局将陪同受伤婴儿赴北京检查。19日上午，记者从河南警方处了解到，河南林州民警摔伤女婴一事有了最新进展：林州市公安局局长、政委、副书记三名主要领导停止执行职务，接受组织调查。

河南林州“民警摔女婴”之所以激起民意强烈反弹，无非在于以下两个朴素的道理：一者，警察本是服务人民的公职人员，如此悖谬残蛮，无论饮酒与否，行为令人发指；二者，事发月余，地方部门讳莫如深，甚至涉嫌“以纪代法”，如此知法犯法的“私了”，令人对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多有猜忌。好在事件被媒体“捅出来”后，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官方微博就表态说：“公安部始终要求依法治警、从严治警，对公安民警涉嫌违法犯罪的，必须坚决依法从严惩处。感谢媒体和网友的监督！”而今，“林州市公安局局长、政委、副书记三名主要领导停止执行职务”，这固然是监督程序的部分之一，但总算是接近正义的一步。

英国有句法谚，“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这是对司法程序正义的特别强调。换言之，最大的司法正义理应是司法制度的正义，即基于保障人权和限制权力的普遍道义而形成的司法制度，在正义的司法制度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的司法公正。民意对林州“民警摔女婴”事件的纠结，既是对涉事主体责任的关注，更是对相关制度的拷问。眼下，只有公开透明，才能告慰这“迟到的正义”。

这公开透明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事件真相尚待继续抽丝剥茧。如果只是处理几个人，或者以停职的姿态跟民意“玩太极”，将“带薪休假”般的复出作为公共事件的润滑剂，那么，眼下的“秉公处理”，不会重塑地方司法系统的公信。对公众来说，除了关心具体领导该担负怎样的责任，更关心的是——在“遮掩”与“变通”的链条上，诸多环节与程序的失守，究竟还牵涉到哪些部门、哪些人？出事儿了，责任就该“一对一”，不能让领导“代表”担责。

二是面对舆论监督及群众监督，地方行政的公开与透明。正如《人民日报》报道，在举国关注的“第一时间”，林州关于“事发原因”、“1月过去为何没有依法追责”等基本事实仍无回复，也未向公众发布女婴具体伤情和救治情况。一味强调“及时救治，已出院，即日赴京检查”；一味强调地方部门“迅速成立纪检、政法、检察、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这样的危机公关，以规避重点的姿态、以官

话、套话，再次对民意造成了“二次伤害”。

好在中国在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步子越来越踏实、越来越稳固，那些零星的真相，才终不会在时间的汪洋中沉没。河南林州“民警摔女婴”事件，虽是个案，却也值得追问与深思：唯有公开透明的司法与行政机制，才能真正捍卫“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平正义。

第五篇：迟到的正义前言何家弘

2013年，冤错案件一次又一次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从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到河南李怀亮冤案，再到安徽于英生冤案，不该发生的错判一次次被复制。人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 “浙江张氏叔侄冤案”披露后，一些舆论把矛头指向当年负责预审的一位女警察。据说，此人曾经是中央电视台2006年“浙江神探”系列节目的主人公之一，从警二十余年，工作表现出色，多次立功受奖。更有报道称，她“近五年来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各项办案指标年年在省、市名列前茅，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成功办理张氏叔侄奸杀案和勾海峰杀害女大学生案后，她还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然而，在当下舆论的漩涡中，这位“女神探”变成了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我不认识这位警察，但是我以为，就像当年把她“神探化”是不恰当的一样，今天把她“妖魔化”也是不恰当的。这世上本没有神探，因为任何侦探都是普通人，都是有可能犯错误的。诚然，作为公安机关负责把守案件质量关的预审部门负责人，她对于这起错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起错案并不是她一个人就能制造的，除了其他公安人员之外，还有承担审查起诉和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官和把守司法公正最后一道关口的法官。这样一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为什么竟然一路绿灯地走完了刑事诉讼的全程?刑事司法系统的防错机制为何全部失效? 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下面，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InnocentCenter)，通过“无辜者行动”(InnocentProject)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错案复查的主要手段是进行DNA鉴定，因此复查的案件多为强奸案和杀人案。2011年4月7日至11日，笔者应邀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市参加了“2011年无辜者协作网研讨会——错判的国际探索”(2011InnocenceNetworkConference:anInternationalExplorationofWrongfulConviction)，并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刑事错案问题的主题发言。截止到开会时，美国的“无辜者行动”通过DNA检验共发现了271起错案。

古今中外，冤假错案总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它们若隐若现，时明时暗，啃噬着社会公众的良心，煎熬着司法官员的灵魂。毫无疑问，它们对于那些当事人及其家人来说是飞天横祸，是灭顶之灾，但是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文明进步和良性发展。冤错案件遮蔽在刑事司法的阴影之中。光线的阴暗使人们无法看清其中的景物，甚至成为人们视觉中的盲点，让人们误以为刑事司法是一片光明灿烂。然而，一些在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的冤案把媒体的聚光灯吸引过来，也把民众的目光吸引过来，于是这盲点就变成了亮点，使人们看清了那些被阴影遮蔽的丑陋的缺陷，从而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例如，美国司法实践中辨认规则的完善和被判有罪者享有“审后DNA检验权”的立法，就都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错判。

为何在当代中国还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冤案?这些冤案是如何形成的?我国应该如何构建错案预防体系和错案救济机制?2005年底，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成立了课题组，通过举办论坛、进行座谈、召开研讨会、进行问卷调查和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对我国的刑事错判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和多路径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错判的形成似乎延循了一个模式：一样的偏重口供，一样的非法取证，一样的事实不清，一样的疑罪从轻。这不是执法人员或司法人员个人的问题，而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问题。制度存在漏洞和弊端，错判才一次又一次被复制。同时，我们还发现，在每一起冤错案件的背后都隐藏着令人心痛心酸心碎的人生故事。于是，我们在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一百多起冤错案件中，精心挑选了影响巨大而且故事性强的十个案例，在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写成冤案故事，并且透过这些案例解析刑事司法制度中存在的漏洞或弊端。我们希望，这些冤案中的人和事能够留传给后人。

何家弘

写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

2013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