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反思与构想

第一篇：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反思与构想

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反思及构想

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反思及构想

内容摘要：法治是一个蕴涵隽永，又幽韵经年的古老概念，也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生机的时代话题。本文从中国对法治道路的探索入手，回首二百余年的中国法治化的进程，反思中国法治建设中的诸多障碍，并最终提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初浅构想。本文旨对中国法治建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作一浅析，望对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有所裨益。

关键词： 法治法律文化法律至上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法治”，并对其优于“一人之治”进行论述，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便谁都难免有感情。”①因而，法治成为人类社会自二千多年来就一直谈论的美好话语。怀着对法治理想的向往，中国也开始走上了追求法治国家的道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今天的依法治国，中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曲折而艰辛。未来法治建设的道路上依旧障碍重重，中国怎样才能披荆斩棘走上法治建设的康庄大道将是本文论述的旨趣所在。

一、法治道路的中国化探索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了宪法，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的里程碑。但这一成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靠几代中国人的艰辛探索换来的。

（一）近代对中国法治道路的探索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理论源于西方。但遗憾的是，追求公正的西方法治理论，是随着殖民扩张的炮火而走向世界的。当西方武力征服与文化渗透同时到来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最深切的感受是自古未有的异族凌辱而非西方法治。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抵御外国侵略的同时，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为首的开明人士注意到了中弱西强的政治、文化上的原因。在组织“西方战舰图式”、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大炮瞄准法”翻译的同时，还选择了《各国律例》介绍西方法律制度。

19世纪60年代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专制传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大力宣传西方的 “法治主义”，其目的是想改中国的君主专制为西方的立宪“法治国”。但西方法治在中国的实践是失败的。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法治，不像变法者设想的那样使中国走出困境。因此，一大批首倡西学的大师，由崇拜西学到怀疑西学最后回归传统。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抛弃了君主立宪的设想，提出创立民主共和制的主张。并且在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努力实践法治的理想。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无法摆脱自身的弱点。法治政府不仅无力控制局势，反给军阀有了可乘之机。袁世凯篡夺政权后，中国更是进入了一个借法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时代。

（二）建国后对中国法治道路的探索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民主法制经验，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主选举制度等民主政治制度，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宪法、婚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这些制度、原则对于巩固新生政权，保障人民民主，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毕竟是全新的事业，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采取什么方法治理国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做出具体回答。因此，由于种种原因当初对民主法制的正确认识并没有完全转变为执政党的治国实践，而且还导致了法制建设很长时间的中断。

第二代领导人基于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十年**践踏公民权利的痛苦反思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的命题。邓小平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继往开来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把它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法治中国化的探索中，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反思

前人的探索固然坎坷而艰辛，但当今的法治建设仍称不上一帆风顺，依然就存在着诸多障碍，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民整体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封建的东西，集权的东西，“人治”的东西，落后的东西，糟粕的东西沉淀颇深，有些甚至根深蒂固。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因此也谈不上文化建设、法治建设。建国以后，由于基础薄弱，教育事业仍然没有摆脱落后的局面，文盲、半文盲数量还不少，加上工作中的一些失误，长期以来忽视了民主和法治建设。一些在实践中出现的好的民主形式，没有能够用制度加以确定；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又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而得不到保障；本来就很不健全的民主制度，又多次遭到破坏，“家长制”、“等级制”等封建思想还未肃清，法律应有的权威还没能建立。可以想象，在国民的整体素质仍然较差，全民的法律意识还很薄弱的情况下，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必然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其二，法律思维模式落后。传统的法律文化重礼轻法，治人高于治法，权力至上和义务为本，重义而轻利，重实体而轻程序，重特权而轻民主，无一不和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法治社会是 “向下型”的权力结构，即“国家主权在民而不在君，在下而不在上”。而中国法律传统素以集体为本位，无视个人，造成法律否定个体和压抑个人，丧失了现代法治要求的独立法律人格和意识。这种思维模式的落后阻碍了法律主体积极推进法治建设的主观能动性，消极地造就了一大批被动的法律承受者及一小撮滥用法律的特权阶层。

其三，法律体系不完善。中国近代以来立法的着眼点在于把中国改造成现代化国家，法律往往是立法机关或规则制定机构通过一定的程序制作出来的产物。这种对立法及程序的认识仍局限于当年中国知识界急于求成和天真过分相信现有的科学知识及其解释力的情况下，因而常常以愿望的逻辑取代了对具体问题的细致分析，造成法律文件本身及相互协调存在许多缺陷。比如法律文件普遍存在操作性不强的弊病，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及其规范化运作明显不足。立法缺乏整体规划，致使该出台的一些基本法律未出台等等。这样一方面是成文法的大量制定和颁布，而另一方面是成文法难以通行，难于融入社会，成为真正的规则，违背

了人们的立法初衷。

其五，法学理论相对滞后。长期以来东西方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存在着明显差异，中国人视法为维护道德之器，西方人则主张法律至上；中国人的理想社会是“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西方人则总是在不断地致力于法律的完善，并努力使其发挥作用；中国人视繁法严刑为苛政，西方人认为失去了法律就失去了自由；中国人致力于 “无讼”来维护社会的安定，西方人则以 “好讼”来争得权利；中国人注重由里及表的自律，而西方人注重由表及里的制度等。我国的法学研究常常落后于法律发展，停留于追随政府政策注释。法治现代化要求实现以法律引导法学发展的根本性变革，以树立科学的法学理论观念，这就要求法学家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创造法学研究的自由学术氛围，带动全社会法治观念的更新与变革。

其六，法律从业人员职业素质不高。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成熟的基本标志就是有法可依和司法公正，严格、严肃、公正地执法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法官还是从事执法的公务员，或是从事法律服务的律师，普遍缺少职业法学家集团所要求的素质。体现在法院审判中的说理性贫乏和差异大，执法过程中的以权谋私，执法违法，公民的合法权益难以通过法律程序得以保障等等。众所周知，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丧失司法公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作为法治现代化建设前锋的职业法学家集团，其法律素质的提高是带动全社会走上法治道路的关键因素。

三、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构想

基于对中国探索法治道路的回顾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浅显反思，笔者认为，要实现中国的法治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因为这些方面在理论上存在残缺，在实践中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局限，因此，我们权且把他们称作是法治建设的构想。

第一，在中国培植“法治”法律文化，转变原有的人治法律文化传统的束缚。这当然不是抛弃中国的传统，搞全盘西化，而是要在坚持中华传统美德的同时，帮助人们树立法律至上的思想观念。并且必须明确的是这里的法首先是维护个人自由财产及尊严的自然法规则，其次才是体现这些规则的，正义的由选民机关或

政府制定的法律，而在现代社会这些规则具体体现则是宪法。因此，维护宪法的权威与至上性成为建设法治的重中之重。应当着力维护它的持久、稳定性，不因领导人的更替和政策的改变而随意修改它，宪法的构造绝不等于其他法律，它是一项具有高超技术的工作，它的制定者应具有超越这个时代的长远目光。最大限度的运用语言与道德的感染力对于本国的国民形成一种感召力，使它成为人们各项权利的最终归宿与保护屏障。在对宪法自身进行完善的同时，也应加强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建设，来确保宪法权威的落实和可操作性的实现，使宪法的功用真正发挥出来。另外，在维护宪法权威与至上性的基础上要努力确保其他法律法规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加强人大的立法权，适当收缩行政机关立法权限，严格监督行政立法、司法解释、法规规章的制定发布，使它们都统一在宪法的旗帜下，以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尊严与财产为根本出发点，真正做到良法主治。

第二、进一步倡导立法民主化，制止立法膨胀倾向。立法机关制定出“良法”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环节，要是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真正符合民意，真正实现系统化，就必须倡导立法的民主化。例如应该严格规定人大代表的条件，选出一些可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要强化人大代表的职责，人们代表在享有宪法规定的一系列权利和权力的同时，还必须履行联系选民的义务等等。另一方面，要抑制立法膨胀。建议修改《立法法》，清楚划定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的范围，对立法权做出应有的限制，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在宪法框架下立法，以及法律不得侵犯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等等。同时，在立法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注重法律的质量、可确定性、可预测性以及提高人民对法律的尊重。在立法前研究已有的案例以及被广泛接受的习惯做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那些缺乏惯例和传统的新领域，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尝试从其他相似或相关领域汲取一些经验，或参考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在条件成熟前，人民代表大会不应该轻易立法，而且在立法前还可以给民间和法院一定的实践积累经验。一旦立法，人民代表大会应该颁布普遍适用的、一般的法律规则，而不是关注某些特定的司法情节和现实境遇。

第三、法治的核心是独立的、高素质的法官。所以作为法治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提高法官的素质。法官必须接受高等法律教育，并通过律师或法官资格考试，而且在作法官前应该有丰富的法律学术或实务经验，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法官找法”这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改革法官的培训、选任、晋升和考评制度，真正做到只有法律专家才能作法官。另外，法治也要求独立的法官受到恰当的激励和制约，否则也不能保证法官能始终坚持正义。在这方面，可以考虑借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例如法官弹劾制度、司法克制和遵照先例的法律文化和法官职业准则等等。需要注意的事，法官制约机制和司法独立并不矛盾。法官制约机制是指那些防止法官滥用职权和腐败的机制，这些机制不应该影响法官在判案时的独立。

第四、完善监督机制，改变监督不力的状况。现代法治的首要含义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与约束，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人民必须有权对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进行监督。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作用。要尽快制定《监督法》把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各政党和武装力量的监督纳入法制化轨道。其次强化各级司法机关的监督作用。通过立法，使各级人民法院不仅可以对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通过诉讼途径予以纠正，而且可以对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以便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最后，还要加强党对人大的领导与监督，也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以及广大人民对党员的监督，确保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切实防止党的政策对国家法律的干扰。

参考文献：

[1] 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张恒山，《法理要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蔡定剑，《法治与宪政》[J]，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四期

[4] 李波，《对中国宪政与法治建设的思考》[J]，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六期

[5] 卓泽渊，《法理学》[M]，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第二篇：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建设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建设

作者：荣昌县法院 梁远平朱琳

发布时间：2012-10-19 12:30:08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摘 要】中国是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文化自我认同感很强烈的国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融为一体，长期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与法治所体现的公平、正义、自由等观念相冲突与对立，因此，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法治建设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法律继承、法律移植、法律创新的过程。

【关键词】传统文化，法治，法律继承，法律移植，法律创新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为其轴心的，而儒家学说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在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等级伦理

等级伦理是儒家文化的首要特征，它产生于也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儒家以“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一准乎礼”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而“礼”强调的是等差之爱，尊卑有序。人们在行为选择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会不会触犯当权者的利益，而不管是否符合法律与正义。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主要强调的是群体价值而不是个人价值，个体在群体中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这样就必然以各种纲常规范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约束人们的行为，压抑人们的欲望和创造性，进而把个人的价值消解在群体中。因此，在等级伦理下，不可能形成追求公平、正义、权利和自由的行为模式，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伦理结构“与私法、民法有着普遍的逻辑上的矛盾。[①]”

（二）宗法意识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农业社会，它以农业文明为依托，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种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使整个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隶属于血缘纽带之上。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存在与发展，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人们的一切行为模式、心理状态都受到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往往是通过家族的媒介功能实现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面貌。宗法意识是传统文化、儒家伦理的基本内核，“儒家以孝第二字为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本，而不可动摇。”[②]它以孝为出发，以孝推出第，继而推出信，由里及表，通过血缘关系以己为中心扩展成一个亲属远近之分的伦理圈，这种现象被费孝通先生称为“差序格局”，“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样大家全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延伸，首先是父子，然后是近亲，继而是远亲、朋友，远至同学、战友、老乡都可以拉如这个圈子，成为“自家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如自己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③]宗法伦理是没有陌生人的，伦理圈的半径到朋友、熟人为止，五伦也只讲到朋友为止。

（三）国家本位

国家本位观念是国家权利膨胀的产物，这种国家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国家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并对中国社会形成直接的笼罩与支配，使得社会成员凡事以国家利益为上，集体利益次之，个人利益最次。由是观之，国家本位的国家是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利与国家机关体系，所以国家本位即是国家权力本位，国家权力本位必然会导致高度集权，而高度集权是“家长制”、“一言堂”人治国家的基础。在国家本位观念下，中国古代法律以刑为本，强调义务本位，强调权威服从和履行观念，并且在封建专制之下，皇帝敕令成为最高的法律渊源，君主不受法律约束，“为君主所喜之物具有法律效力”，君主强大到足以宣称“朕即国家”。可见这种法，只能是帝国权力的延伸，是执行统治意志的暴力手段。这种君权至上，皇权神圣的国家主义与重血缘家族情节的宗法伦理，等级观念结合在一起，使天理、司法、人情沟通联结，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人们最高价值的判断标准。

（四）礼治主义

儒家伦理型法的核心在于礼法合一，伦理规范法律化与法律规范伦理化的特征使得以“礼”为核心的宗法伦理关系得到强化，而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秩序主要就是由这种“礼”来构建的。“在儒家思想的影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像传统的中国和日本，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礼和法，这些社会中，既不把立法活动，也不把司法程序，作为维护和恢复和谐的正常手段。”[④]这样的社会中的“礼”实际上就是伦理化的法律，它以法律的手段直接追求道德目标，不仅要求人们在行为上循规蹈矩，而且要在精神上作一个正人君子。礼法的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倡导“无讼”、“息讼”的价值取向。封建王朝的历代统治者都将“出礼入刑”、“德主刑辅”、“先教后诛”作为竞相标榜的口号，自西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都以都以这种政治主张为基本的政治纲领与原则，以维护和巩固封建宗法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长此以往，重礼轻法、重德轻刑就塑造了一种道德型人格，并积淀了一种顽强的心理意识。

二、传统文化与法治实现

首先，作为儒家伦理首要特征的等级观念，它是腐败等违法现象的社会心理基础。等级观念使权力绝对化，绝对化的权力又巩固了人们的等级观念；绝对化的权力呈现出放纵状态，法律制度毫无约束力；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又使民众制约的力量相当薄弱；社会力量的软弱进一步使权力恶性膨胀，腐败得以随意化、普遍化，法律形同虚设，其制约力被消失殆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当法律不能约束权力者，反过来法律成为了腐败者维护特权的工具，这是同现代法治国家所崇尚的法律至上的精神相违背的。

其次，在宗法意识统治的熟人社会里，人们交往只需凭关系，不需要什么事先约定的规则。血缘关系的远近就是行为依据，亲、义、别、序、信就是行为准则，人情、风俗、习惯、道德、伦理、行政命令等，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法律不易被接受甚至被排斥。在这种宗法伦理的影响下，社会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社会成员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普遍缺乏，对很多人而言，只知有官，不知有法，在他们的意识里，所谓“法”多指“杀人偿命”等还能寻到一些同态复仇影子的刑事法律；第二、人们发生了纠纷多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找熟人通融或找有威望的人说和，是常见的处理形式；第三、讲关系、重人情、裙带之风盛行，一个案件即使处理得再公正，在当事人和部分公众心目中也要打上几分折扣，输官司的一方无论是否该输，都要无奈地感慨“人家上边有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天然而成；第四、人情、面子困扰司法人员，执法者的执法权经常成为执法者为亲友解难的工具，因此，“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找人”，“打官司无非打关系”并非虚言；第五、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认为行政力量可以解决一切，视权大于法；而老百姓受几千年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影响，认为司法机关就是衙门，司法人员就是官老爷，所以避之不及，哪能想到去寻求司法救济。

再次，国家本位是以国家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理念，它的核心判断是法律是国家的附属物，法源于国家，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任何规范只要打上国家的印记，就是法律。“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统治阶级意识的表现”，法离不开国家是因为国家是造法之母；国家离不开法律是因为法律是实现统治阶级政策、执行国家职能的工具，在这种传统文化上形成的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重义轻利，讲身份等级，忽视人的正当利益和需要，轻视人的权利，漠视人的尊严和人格。“中国传统‘集体本位’，简言之，就是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⑤]”

最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礼治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披上了温情面纱的“人治”，即所谓“天子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⑥]礼与法都从属于君主，最终统一在以君主为代表的“人治”之下，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与法律错位，法律趋于道德化，而道德化的法律缺乏明确、普遍统一的规范作用，进而导致权力和人情因素渗入到法的各个环节和领域，这就使儒家所主张的礼治具有强烈的人治色彩。综上所述，在今天，要实现法治，就必须理性分析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思想、国家本位、礼治主义都是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所以，要建设和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我们的文化及思维方式。

三、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途径

（一）法治建设的基础——继承

在文化建设、法治建设上，分歧的焦点是应该彻底否定传统还是应该加以批判的继承。但是，现代化始终是传统的现代化，始终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一个民族的传统否定的问题。如果离开了传统讲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将成为无源之水；如果一个民族隔断自己的历史，它也隔断了自己文明的生命之源。中国法传统有着自己固有的规范的模式与价值取向，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法文化源泉，它对社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调节作用。因而，注意继承传统文化中伦理化的善良风俗，将是中国法获得社会认同，实现社会化的基本保证和生命力之所在。所以，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观念的问题上，一味地指责、批判我们的法律传统而缺乏建设的精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破坏。我们应该正确地、全面地理解我们的法律传统，本着一种拿来主义态度来建设中国的法律大厦。

（二）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移植

法律移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法律制度互相借鉴与取舍的过程，只要国家民族之间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无论是友好交流还是武力征服，都会产生文化上的碰撞交流，制度上的借鉴与移植，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虽然世界上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各不相同，法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否认法律的普遍性，人类社会文化中存在着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并反应人类社会发展共同发展规律的因素，毕竟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观念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另外，我国建设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我国法律与国际上有关法律和国际惯例相衔接。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规则下得以更好发展。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说不顾本国法文化的移植，而是要在移植的过程中注意移植的法律的本土化，即要对移植的法律进行合理的处理与嫁接，这才能使移植的法律适应我国现实的国情。

（三）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创新

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已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危机中，人们正在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取向和西方的科学价值取向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以作为新文化的思维方式基础，过去封闭的文化环境使思维方式的更新完全不可能，而在走向法治社会的今天，由于传统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摆脱传统观念的精神束缚、消除某些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和发展的法律意识的影响，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就成了当代中国人的普遍追求，而市场经济的推行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为这种要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因此，“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承保持文化的认同的”的“创造性转化”[⑦]将是指日可待的。

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应当有勇气和信心，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中，挣脱传统法律观念的精神束缚，获取新的法律价值观念。参考书目

[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3-29.[4]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70.[5]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1994.749.[6]林毓.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1988.324.[①]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②]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一章，三联书店1985年版。[④] 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0页。[⑤] 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页。

[⑥] 《论语．季氏 》

[⑦]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24页。

第三篇：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保驾护航

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重要目标，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障。法治中国对于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助推改革走向深入，保障改革平稳进行具有十分重大且深远的意义。本文从为什么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发展以及如何依法治国等方面进行了部分讨论。

关键字：法治中国，深化改革，法制建设，三中全会

北京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2014级学年论文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中国是2013年1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中做出的重要指示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法治建设新目标。“法治中国”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方略的升级版；是将法治的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法治中国”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为什么要依法治国

欧美等现代化国家法治等比较完善，而在我国由于建国时短且部分历史原因，导致在改革开放后才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随着国家经济和各个方面的发展，要求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因为只有依法治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才能维护国家稳定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

实行依法治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的目标，但市场经济绝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它是一整套经济运行的理念和模式，属于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因此必然要求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其需要，健全的法制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中的核心部分。

实行依法治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建设精神文明、两手抓成为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工作重点。但是这项常抓不懈的工作成效不彰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就在于法制建设的不力。搞精神文明的一种常规作法是大力宣传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号召广大人民学习。然而，在一个贪污腐化者、坑蒙拐骗者弹冠相庆，诚实守法者吃亏上当的社会中，模范人物有多大感召力令人怀疑。事实上，在一个基本法律规范都得不到尊重的时代，让人们去学习先进模范无私奉献、忘我工作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想要搞好精神文明，必须先下大力气搞好法制建设。

实行依法治国是维护国家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的要求。依法治国就是指按一套相对固定的原则规范来管理国家，从而使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得以在比较稳定的基础上运行而不致有太大的动荡。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法律以及与其相关的法制体系与军队、警察一样是保证社会正常稳定运行的基本机制。而这种机制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显得尤其重要。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的巨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结构的变迁、国家控制力的减弱，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新贫与新富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贪污腐败、黑社会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不仅如此，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和具体化，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则因此变得难以预测。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对秩序的呼唤理应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在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法制无疑是唱主角的。

二、依法治国战略的发展

中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为了体现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 2

北京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2014级学年论文

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改变了以往放在“国家机构”之后的惯例。虽然只是次序的调整，但它反映了法治国家一个基本原则——公民权利优于国家机构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国家机构是用来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的工具。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特别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对“法治”的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合乎逻辑地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是中央对这一问题长期思索的结果，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需要：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还把依法治国作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

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决定》在10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10月23号，全会闭幕当天已经发布了一个全会公报，与之相比，公报是关于依法治国的大纲和精神要旨的阐述，《决定》则是一部更全面、具体、更有针对性的依法治国路径图。

三、如何建设法治中国

坚持以法治为最可靠保障。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扩大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以法治为最根本手段和最可靠保障。法治中国是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的升级版。在当下中国，法治是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可靠教材，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是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根本保障。

法治中国必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让法治成为国民的信仰。法治本质上是规则之治，宪法和法律是一国的根本规则。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立国宪章，国之根本法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各种基本法律是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基本规范准则。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亦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只有牢固确立和尊崇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才能在国家树立一个最高的是非判断标准，才能建立稳定可靠的制度预期，才能引导国民遵守规则、信仰法治。

法治中国必须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私权利实现。制约和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和实现私权利价值是现代法治的两大使命。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由法律所授予，也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行。应将权力关进法律化的制度之笼，坚持用法律化的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通过法治化的途径监督权力，让权力在法制的轨道内运行。公权力具有天然的侵犯私权利的属性，制约和规范公权力运行的目的，在于保障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私权，否则公权力的存在将毫无意义。

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严格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通过一个法治的政府才能实现，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依法行政是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私权利实现的首要保障。当前社会矛盾多发，信访不断，多与依法行政不到位有关。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最大程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依法行政也是创新社会治理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不管何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包括新型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机制，皆代表国家对社会管理的方法或者态度，都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因此必须坚持依法而为;未得到法律授权的任何公权力运用都是非法的，3

北京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2014级学年论文

“花钱买平安”、“摆得平就是水平”都是非法治的权宜之计，应予以坚决摒弃。

法治中国必须强化司法权威，保障司法独立。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维护人民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是公平正义实现的最后一道关卡。当民众普遍感到公平正义难以获得的时候，将导致社会不稳。理想的法治状态下，一切纠纷皆可通过司法获得解决，民众能够从司法获得最后的公平正义。司法要承担守护民众公平正义的使命，要求司法必须有权威，强化司法权威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司法权威来源于独立和公正，应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下大力气根除制约司法权依法独立运行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权依法独立运行与坚持党的领导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就是对党和人民意志的最好贯彻和落实。目前存在诸多如“信访不信法”等消减司法权威的不利因素，亟需得到纠正。

现今，我们正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这是巨大挑战，更是推动中国继续美好前行的重大战略机遇。当前形势和任务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改革总体推进方略。法治中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撑，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北京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2014级学年论文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N].人民日报,2013.[2]李清伟.通过改革迈向法治中国[J].环球法律评论,2014,(1):19-22.[3]王紫零.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开启法治中国新征程[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4,(1):31-34.[4]姚忠伟.中国梦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法治中国的论述与解读[J].山东青年,2014,(3):153-153,154.[5]邱成梁.法治中国与改革共识的法治进路[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4):79-83.[6]李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建设法治中国[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3):37-45.5

第四篇：浅论建设法治中国

浅论建设法治中国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确保依法治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法治司法体制改革建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并且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里也着重强调：“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举措。这些改革举措，对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保障人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列为《决定》组成部分，意义重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第九部分设置“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次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目标，相较于既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表述而言，这是一个颇具新意的表述，但它也符合现行宪法第5条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精神实质。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心议题是改革、发展和稳定，改革是必由之路，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其他问题往往处于边缘甚至被虚置，这是我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因此，尽管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决定走法治道路，并且在十五大上就正式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在1999年就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也尽管中央近年来始终强力推行法治，但是在改革发展稳定面前，法治很难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尽管我们曾提出“宪法法律至上”；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压倒性地位面前，法治很难处于强势地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被定格为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人们习惯于讲“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其潜台词在于，当关系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事情与法治发生冲突的时候，法治得服从被保障的事业。

建国后一段时期把法治视为绊脚石，甚至彻底废除法治，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历史的倒退。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投入巨大资源力保社会稳定上，这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与法治之间发生的一场并不美丽的误会。如果说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那么依法办事就应当是第一要求。就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如果改革是最大的时代主题，那么法治就应当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改革。

全会《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意味着法治是改革内在的内容，而不只是外在的保障；法治本身就处于时代主题的中心，而不是被忽略的边缘；法治是开展各项工作的轨道，而不是可以随意突破的条条框框。因此，可以这样说，全会《决定》从根本上树立起法治的极大权威，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传统认识。

二、“法治中国”内涵丰富

十八大后，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命题，全会《决定》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部署安排。有些同志认为，法治中国不过是依法治国的另一种说法。我们认为，法治中国具有比依法治国更加丰富的内涵：“法治中国”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继承，是中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升级，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理政规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是中国政治文明进一步提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契机。

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文明和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法治概念到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经典论述，从古希腊、罗马到后来的英国、美国及欧洲大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人类法治文明结出了以下累累硕果：（1）规则治理；（2）良法为治；（3）主权在

1民；（4）人权保障；（5）权力控制；（6）法律平等；（7）法律至上；（8）司法公正；（9）程序正当；（10）人人守法。对这些人类反复甄别并传承下来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我国都可以充分借鉴。

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经历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其本质特征与基本标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等。

三、法治中国的基本内容

按照《决定》的内容，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发达国家法治的基本经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不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各级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决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司法被社会所诟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地方化，这也是导致司法不公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次《决定》可以说抓住了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要害，推动司法系统逐步脱离地方控制，真正实现司法公正。要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优化司法职权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二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决定》提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决定》提出，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四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济制度。“《决定》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这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亮点，因为人权保障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这次全会敢于直面并作出了部署，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五是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决定》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说，1978年以来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座改革的历史航标，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必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更为根本和更加长远的影响。这不仅在于它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份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更在于这是第一份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备法治化特征的纲领性文献。可以设想，未来之改革必定滋养于法治，未来之中国必定享誉于法治的成就，未来之人民必定受益于法治中国建设的红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3、《奋力建设法治中国》，法制日报2013年3月26日

4、《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瞭望》2013年11月16日

第五篇：建设法治中国演讲稿

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人生如船，梦想是帆，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把每个人的梦汇聚起来就组成了我们国家的梦，中华民族的梦，因此每个人的梦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我们才能幸福和谐的生活。

现在是“法治”社会、文明时代，“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时刻规范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只有学法、懂法，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公民。一句话，对于法律，我们必须了解它、学习它、遵守它。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这“规矩”就是“法律”。“法律”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谈到法律，总会给人以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得有序;正是由于法律的存在，我们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保障。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有幸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法制进程的突飞猛进，300多部法律相继出台，“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多么令人振奋!然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与法同行?有人可能会说：你多虑了，我们还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法律就约束不到我们。我说：不!法律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律，就是实现正义、体现公平、正确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准则。当今这个经济社会，人们在不断地淡化道德意识，甚至有人讨论起一些传统美德是否过时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呼吁法律来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纽约，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却是犯罪率最高的恶源。有统计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场抢劫上演。而在我国学生群体中也存在着一些触犯刑法的不良现象。如：强要同学钱财，参与抢劫，更有甚者结帮犯罪。据报道：今年4月30日，海南省万宁市17岁学生温某，因持塑料枪打劫被判有期徒刑5年。近年来，青少年结帮犯罪现象也呈上升势头，加入黑帮犯罪的一般是18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来自公安机关的一则统计数字表明，80年代后期到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势。在上海，14-16岁的少年犯已占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尤其让人心惊的是，刚刚进入法定处罚年龄的14岁孩子竟占了其中的15.l%。犯罪，无疑永远威胁着我们安定的生活。但是，我们应当坚信的是，法律永远维护正义。诚然，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制而言，的确存在一些疏漏，也有一些人为了金钱，为了一个“利”字，背离职业道德，背离良心，钻法律的空子。但我仍要说，我们的法律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信法律的正义性，并学会扞卫它!

只要我们心藏法制，我们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就不会感情用事，我们就不会做违反国家利益，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我们会维护国家和人民以至社会，当我们的行为都很好，很规范了，我们的国家就会和平，我们就能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里，快乐和幸福就会伴随着我们。

我最大的骄傲是身为一名中国人，最大的自豪是外国人叫我“Chinese”，最大的幸福是生活在中国，最不想放弃的称谓是中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