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法治靠得住(人民观点)

第一篇：还是法治靠得住(人民观点)

还是法治靠得住（人民观点）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四

本报评论部

《 人民日报 》（2014年08月22日05 版）

要法制，不要人治，是改革开放大幕初启时的中国迈向未来的出发点。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重温伟人教诲，会更深切地感到，树立起牢固的法治信仰，将是我们给予后来者的最宝贵的馈赠

1979年春天，一位77岁的老人常会在深夜步行经过天安门附近的东长安街，他就是当时牵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彭真。为了尽快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彭真受命和他的立法“苦力班子”一起，披星戴月，在3个多月时间里制定出了7部法律，徐徐推开了尘封已久的“法律之门”。

“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1978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位政协常委提出了一个很多人敢想不敢说的话题。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令无数中国人倍感法制陵夷的伤痛。正因此，在这一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铿锵有力地宣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让很多老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法制的春天到了！”要法制，不要人治，成为改革中国的制度出发点。

在法制的废墟和人治的积习上起步的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一蹴而就。

正如法学家所言，法的诞生与人的诞生一样，一般都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人们还记得，在江浙一带走街串巷的小贩，可能会因车筐里的几只鸡鸭被控“投机倒把”；外资领域的立

法欠缺，也让不少外商心存忐忑，担心投资“有去无回”。递个“条子”、打个“招呼”就能成为私营企业迈不过去的坎，让不少“闯滩者”折戟沉沙。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邓小平的话感同身受：“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走出中国改革的新路，必须在市场与法制方面齐头并进。

“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深圳说出的质朴而深刻的道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定下法制基调。自此，“法治”和“市场”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关键词。这一年，北京新公司以每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8月份即告全数发光，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改革对社会的激活、法治对市场的促进，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从农村治理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到中央层面一再强调党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依法限制权力滥用也成为贯穿改革历程的另一重心。

在社会主义制度与法治的关系上，我们走过了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字面上的变化，昭示着由改革道路决定的制度命运。举国上下不懈奋斗几十年，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拿什么来保护？“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下来的宝贵治理经验，靠什么来巩固？如果公民合法财产有可能须臾成空，社会的安全感普遍缺乏；如果社会诚信缺失，人相害而不相帮；如果政府行为朝秦暮楚，决策过程暗箱操作，如何称得上现代国家，又怎么称得上治理的现代化？正因此，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中国，就是让每个人的安全感得到法治的承诺，让每一份合法财产得到法律的看护，让每一项合法权益得到正义的匡扶，让每一分改革信心和改革活力都有法治呵护。“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有外媒评论，当代中国，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本身。在这个充满着无限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极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必须让法律成为所有人的行为指针，从而为时代铺设前行的路标，让人们看到可预期的未来。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每项改革措施

都于法有据；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面对不同声音、不同主张，“请用法律说服我”，不断培育人们对法治的信心„„树立起牢固的法治信仰，将是我们所能给予后来者最宝贵的馈赠。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重温这句教诲，不仅包含着人们对“好制度”的向往，也意味着在良法之下“做个好人”的德性之治。正如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寄语：法律秩序关注的是，人类不必像哨兵那样两眼不停地四处巡视，而是要能使他们经常无忧无虑地仰望星空和放眼繁茂的草木。

这是法治作为制度文明闪耀出的人性之光。让我们寄望于这个秋天，期待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能唤起的制度力量。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第二篇：人民观点

“回不去的故乡”何以绽放梦想(人民观点)

“乡愁”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将来时。比筑城造市更重要的命题是，如何在故园的地基上生长出孵化梦想的温床？

这个春节，一股浓浓的乡愁氤氲很多人心头。从年前“一觉醒来就是故乡”的期盼，到返城前“再看一眼雪中家乡”的眷恋，“故乡”这个词唤起了多少回忆与 感触。在大数据时代的春运迁徙图上，30多亿人次的奔行呈现一目了然的轨迹。一头连着北上广等大城市，一头连着无数个地级市、县城、村镇。他乡和故乡交织 而成的时空中，一部当代中国的“双城记”带来无尽思考。

“难忘日间禾苗香，最忆夜半月如霜。斜晖脉脉千村照，黄水悠悠万里长。念少时，想亲娘，此心安处是吾乡。”对很多人而言，回乡过年是一次温暖的旅程。然而近乡情怯，当不少漂泊者们把房价压力、雾霾侵袭、职场纷扰等抛在脑后，却发现梦中的故乡已恍如隔世，从而生发出“故乡去哪儿了”的感慨。

一项调查显示，春节过后，50.1%的受访者会去一线城市打工，30%的受访者选择二三线城市，选择老家或者家乡附近县镇的受访者，仅占13.8%。这种选择的背后，其实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奈。“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对很多人来说，人生的路径并非归去来兮的田园诗，更像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 岔路口。

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痛处。当特大城市陷入人口爆炸困境，承载能力日益逼近极限；当一些人疾感“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呼喊着“逃离北上广”，却更发现，家乡小城虽然生活压力小些，却有着“机会更少，关系更多”的困扰、“拼能力不如拼爹”的重压、“物质更浓，精神更淡”的迷惘。故乡，或许还能安放一份乡愁，却难以承载躁动的梦想。于是，“故乡在沦陷”的感受在蔓延，“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选择题撕扯着人们的决断。

举棋不定的“双城记”，诉说着无数个体的命运轨迹，又何尝不是城镇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缩影？多年来，少数大城市 凭借政策和资源优势，在极度扩张和膨胀之中成长为巨人，相比之下，不少中小城镇显得落后乃至凋敝，大片的农村地区更是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迁徙的故事，由此 凸显更深层的问题语境——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让许多人远离家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强化着“人往高处走”的磁场。蜂拥而往大都市的城市化定然不是方向，失去人 气、流失人才的中小城市难免彷徨于无地。比筑城造市更重要的命题是，如何在故园的地基上生长出孵化梦想的温床？

春节期间，一位曾在北上广打拼的网友热帖引发强烈共鸣。从一线城市回到三线城市的故乡，这个年轻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那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和逃离，与其说是向往大城市，不如说是向往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好的成长氛围、更大的生命张力。从大城市出发，重新发现故乡，我们既感受到了现代化不可阻挡的改造之 力，也惊觉昔日家园正在新与旧的裂变中渐行渐远。让更多的青春重返故乡，最重要的是增进中小城市的发展活力，缩小与大城市之间的命运鸿沟，让它们有力量为 梦想营造更多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轮城镇化浪潮中，“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的宣示会引起强烈共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理念会如此振聋发 聩，“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成为了当代中国最为激越的声音。

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将来时。我们守望记忆中的家园，更需要在时代浪潮激荡中重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的故乡。调校过度倾向大城市的发展天平，让资源更公平地分布，让机会向每一个归来者敞开，让现代理念浸润于更多人的心中，故乡就将是一种新的可能性。实际上，随着创业就业环境改善，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始涌动“返乡发展”潮，中小城市和广袤的农村大地，正为梦想的绽放培育新的土壤。

有人曾预言，到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如果我们注定要落脚于城市，那么在这一个文明历程中，能否安顿好故乡、记得住乡愁，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能抵达怎样的境界。

个人努力如何突破“关系重围”(人民观点)

——城镇化进程的中国思考之二

本报评论部

提升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除了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更重要的是规范分配规则、营造公平环境

春节过后，一个段子在微博上流传，“未来几天，又将是秀兰、翠花、桂芳、大强、二饼、狗剩们陆陆续续变回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的时候了”。在今天的流动中国，人们身份转换的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

流动性变化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环境和文化。前者是土生土长的故乡，一个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熟人社会；后者则是“高端大气”的北上广，一个彼此相对独立的 陌生人社会。在二者的相互切换中，从“秀兰”成为“Linda”不容易，而要从“Linda”变回“秀兰”可能更难。这几年，许多人先是“逃离”北上广，后又“逃回”北上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于是，一方面是大城市的人才高消费，一方面却是中小城市的人才紧缺。年轻人“折返跑”的背后，有着种种无奈；而中小城市人才只出不进、多出少进的现状，则是亟待解决的发展命题。尤其是，当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明确“以中小城市为重点”，中小城市既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也成为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形成正常、合理的人才流动？中小城市如何吸引高素质人才回流？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城市化的内涵和素质。

“大城市有机会，中小城市要拼爹”。一位北漂情绪化的感慨，折射出一种客观现实：大城市的艰辛，小城市永远不懂；而小城市的关系，大城市也很难解开。相 对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人情、关系更浓。开车的人都知道，同样是酒驾，在北京很少有人敢以身试法，在中小城市则可能心存侥幸，因为总能找到关 系。许多人回到中小城市工作，发现自己已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往往讲关系、论人情，个人的努力常常陷入关系的重围。类似的看法或许偏激，却反 映了人们对某些现实逻辑的隐忧。

法学家梅因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北上广处于中国现代化最前沿，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基本上是“陌生 人社会”，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个人能力的重要程度提升了，没有关系的年轻人也可以找到晋身之阶。相形之下，现代化水平不高、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 小城市，资源更多集中在政府手中，“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年来，媒体爆出的“萝卜招聘”、扯出的裙带关系，出自中小城市的比例明显要高。试想，如果有关系，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没关系，草根逆袭只能是镜花水月，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从何而来？

在这个意义上，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优势不只是高楼大厦，更在于相对公平的契约关系。反过来讲，提升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除了提供更多的资源和 机会，更重要的是规范分配规则、营造公平环境，用法治思维、规则意识取代地域情结、人情关系。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秩序着手，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构建全面开放、自由竞争的就业环境；另一方面，从社会法治秩序着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从源头上治理“拼爹”背后的“拼权” 现象。

古人说，“公则四通八达，私则一偏而隅”。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的利益，我们的社会才有活力，中小城市也才会有吸引力。是身份和关系决定命运，还是努力和奋斗创造未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给出了坚定选择。巩固和壮 大这一社会进步主流，让个人奋斗突破“关系重围”，让公平正义普照中国大地，才能让更多人看得到希望、摸得到未来、守得住理想、圆得了梦想。

“中国式盘问”如何不再纠结(人民观点)

——城镇化进程的中国思考之三

本报评论部

让凋敝的乡村文化丰盈起来，让含混的城市精神明朗起来，让上演着文化变形记的人们，不再是永恒的漂泊者、异乡人

春节期间，网友编了两副诙谐的对联。一副描述回乡时亲朋长辈的盘问，上联“考了几分什么工作能挣多少呢”，下联“有对象没买房了吧准备结婚 吗”，横批“呵呵呵呵”。另一副则是对这些盘问的“神回复”，上联“这个嘛呵呵呵呵”，下联“那什么哈哈哈哈”，横批“阿姨吃菜”。

虽是寥寥数语，但返乡年轻一代遭遇“中国式盘问” 的窘迫，跃然纸上。年前恐归中的纠结，年后压力下的逃离，故乡在很多人心中成了“想回去、回不去”的痛楚，这让人想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看似矛盾的名句： 返乡者到家了，却尚未抵达。不过，换个角度看，这些提问不也是亲友们对外面世界、不同生活的一种想象和好奇吗？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单刀直入的盘问和虚与委 蛇的回答，折射出价值观念的碰撞、认知方式的不同。而这背后，则是城镇化过程中文化转型的大课题。

“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故乡，绝不仅是舌尖的眷恋，更是精神的栖居、心灵的归宿。不过，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乡村文明，向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文明演进的过程。变动不居中，文化难免会逝者如斯。作家托马斯·哈代曾感叹英国的城镇化毁掉了乡镇的静谧和乡民的单纯，强硬的现代化支持者印度著名导演雷伊也在后期电影中反思乡村文化的衰败。当前，走向城市的亿万国人，也正处身这样一个文化的十字路口。

有人汇集了近60位网友的春节回乡见闻，一个共同点是，物质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却仍显单调。有10多位各地网友都提到，打牌、打麻将甚至赌 博，是当地过年时最主要的消遣。在微博上，也有网友感叹：回家后与亲友甚至父母都无话可说，只能“举头看电视，低头玩手机”。而“中国式盘问”也正显示 出，大城市与小城镇间、城市与乡村间的文化鸿沟，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文化情趣的偏差、文化价值的溃散，让哪怕最亲近的人也难以彼此心灵拢聚。

文化落差让很多人的乡愁无 处安放，这是城镇化不能承载之重。谁能想到，文化资源向城市的集中，让很多农村连文化站都只剩空空房舍，更遑论有受人尊重的“文化人”了。另一方面，则是 强势的消费主义对乡土的侵蚀。有记者返乡发现，低俗甚至虚假的药品广告，已经占据了许多小城镇建筑的外墙；干涸的河道里，满是塑料袋、包装盒等城市垃圾，恰如鲁迅还乡时的感慨：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

那些要用放大镜才能在地图上找到名字的众多城镇、广袤乡村，正是我们的精神原乡。如若失去了这样的文化根基，我们的城镇化必将徒留空虚的躯壳。故乡不可能总是老模样，那只是一种原教旨的乡愁。不过，“中国式盘问”也让人审思，如何让我们的城镇化包含文化记忆、跳动历史脉搏？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 确要求，“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这些不正是新型城镇化的文化蓝 图吗？新一轮城镇化浪潮中，中小城市需要抓住超越自我的发展契机，但更要思考的是，在这样的历程中，如何让凋敝的乡村文化丰盈起来，如何让含混的城市精神 明朗起来，从而承续历史、滋养心灵、形塑认同，让上演着文化变形记的人们，不再是永恒的漂泊者、异乡人。

“大地在窗外睡眠！窗内的人心，遥领着世界深秘的回音。”我们的城镇化，或许正该是这样的图景：城市在广袤的乡土生长，人们脚踏着深厚的大地。但愿明天，我们可以舍弃烦躁、放下纠结，回到亲人身旁，围着火炉轻声地谈话，寻回心灵最温暖的那一盏灯光。

人民日报评论员：拿出逢山开路的闯劲儿

—— 一论“还得有那么一股子劲儿”

2014年02月10日07:09 来源：人民日报

一年之计在于春，马年新春阔步走来，新一轮改革大潮已经起势。

肩负着为全面深化改革赢得良好开局的重任，2014年注定要闯关夺隘、攻坚克难，在新的历史画卷中留下光辉一页。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时不我待，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因应不期而至的挑战，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才能推动改革，克服困难，跨越艰险？

“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强化改革责任担当，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语，体现了我们党推进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彰显了一往无前的精神气魄。

夫战，勇气也。在打开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35年来，我们党正是凭着那么一股子气与劲，以改革创新精神“杀出一条血路来”，将当代中国推送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 度。今天的改革，已行进到新的历史方位。深化改革，我们具备有利条件、具备实践基础、具备理论准备、具备良好氛围，正处于最有利的时期。同时今日之中国，正如负重攀爬、中流击水，往前方看，朝峰顶望，前景壮阔，风光无限；往脚下看，每一步前行，都需劈波斩浪、越障排险，唯有发扬驰而不息的龙马精神，改革才 能激流勇进，发展才能乘势而上。

改革的本质要求就是创新，创新就要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没有闯的劲头、冒的精神，如何能打开海阔天高的发展新境界？看看刚刚过去的2013年，无 论是转变政府职能，还是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无论是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还是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哪一项不是在狭路相逢勇者胜中闯出来的，哪一桩不需 要破釜沉舟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

改革越是触及深层次问题，遭遇的矛盾就越多。承平日久，既有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隐忧，也有暮气日长、锐气渐消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国企改革、完善金融体制、强化权力监督、治理环境污染„„哪项改革都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除却已知之难，更有不测之险。大石拦路，勇者视为前进的阶 梯，弱者视为前进的障碍。在困难和矛盾面前，不能止步不前，不能绕道而行，更不可半途而废。“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 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改革要蹚出一条新路，没有现成答案，需要不断探索，必须迎难而上。敢于吃螃蟹，敢于涉险滩，敢于破藩篱，敢于担责任，何愁不能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

骏马追风扬气魄，寒梅傲雪见精神。年前召开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对今年工作重点作出新的部署，抓好今年的改革，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 领性作用。马年新春，深化改革征程上，拿出“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改革精神，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儿，以蹄疾而 步稳的节奏一马当先，我们就必定能打开改革新境界、闯出一片新天地。

第三篇：人民日报人民观点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摈弃享乐主义，重在奋斗

——党的群众路线新思考之四

今天的环境，远比当年更为复杂，各种诱惑也比过去更多更大，全党同志务必警醒起来，奋斗起来，决不能让无数先贤为之前赴后继的民族复兴夙愿在我们手里停滞，决不能让一代代人为之流血牺牲的使命在我们这一代耽搁

“反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总书记的论述一针见血，切准了及时行乐这个“思想病灶”，击中了特权思想这个“神经中枢”。摈弃享乐主义，必须切除干净变质坏死的“思想病灶”，彻底遏制发送错误信号的“神经中枢”，以惩戒之剂安神醒脑，用信仰之方补气养元，重振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气神。

贪图安逸、耽于享受，入高档会所、泡歌厅舞厅，甚至寻求感官刺激，斗酒赌博，包养情人„„近些年来，少数党员干部表现出的享乐主义倾向，令人骇然。他们在精神风貌上是“懒怠型”，萎靡恍惚，不思进取，“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价值取向上是“利己型”，拈轻怕重，怕苦怕累，事情多做一点就觉得吃亏，待遇稍差一点便满腹牢骚；在生活方式上是“玩乐型”，情趣低俗，玩风盛行，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群众质问：“这还是党的干部吗？”

一代代共产党人以“与人民同甘共苦”为要求，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准则，以“两个务必”为告诫，建树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丰碑。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写在铿锵的入党誓词里，蕴含在常抓不懈的思想教育中，体现在薪火相传的精神承续里，是我们党团结带领群众的力量之源、长期执政的道义基础。但为何总有人抵制不住侵袭和诱惑，染上享乐主义的风气？

党内有一些这样的人，或在革命年代吃过苦，或在建设岁月受过累，或在改革时期立过功，然而一旦“时位”变化，以功臣自居的情绪便潜生暗长。无论是当年刘青山所说“老子革命那么多年，该享受一下了”，还是今天一些落马者所言“干出过不小成绩，吃点喝点享受点算什么”，抑或是一些人的开脱言辞“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莫不体现内心深处的居功自傲思想。这些人把过分的享乐当成是“功劳红利”，把不当的福利看作是“辛苦溢价”，国家实力的日益雄厚更让他们觉得，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自己这一辈子艰苦奋斗几十年，可以享点福，让他人后任干去。

这种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一下的想法，一旦与手中的权力合流，滥用特权便具备了从思想到行动的主观条件。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告诫，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作祟下，利用职务便利，尽行享乐之事。拥有资金，就变相发放各种超额福利；握有土地，就超规格修建楼堂馆所；有审批权，就享受于各种“跑部钱进”的拉拉扯扯。至于那些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的，超标配备豪华公车的，肆意侵占群众利益的，明里暗里为子女亲属升官发财奔走的，俱是一些“特权通吃者”留下的劣迹。早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深有预见地指出，要警惕那些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要警惕那些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今天的环境，远比当年更为复杂，各种诱惑也比过去更多更大，全党同志务必警醒起来，奋斗起来，决不能让无数先贤为之前赴后继的民族复兴夙愿在我们手里停滞，决不能让一代代人为之流血牺牲的使命在我们这一代耽搁。

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落实不赠送、不接受礼品的规定，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超标准享受待遇的各种问题。这些从我做起、率先垂范的举动，为全党反对享乐主义、勤政敬业、廉洁奉公树立了榜样。

成为党的一员，就当以造福人民为念，以鞠躬尽瘁萦怀。既是“当官”，就别想“发财”，更别想贪图享乐、借机牟利。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里，唯有锤炼坚定的信仰，锻造纯粹的党性，摈弃享乐主义，坚持艰苦奋斗，才能赢得民众信任和信赖，才能把事业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

第四篇：人民观点：反对形式主义,重在务实

人民观点：反对形式主义，重在务实

——党的群众路线新思考之二

“形式主义害死人”。其危害，不仅在于装腔作势、有名无实，还在于它的“异化”作用，让一切工作变味走样，最后实事泡汤、好事办砸

古人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解决问题，最忌面面俱到，最后一事无成。把目标设定得小一点、准一些，集中力量解决最为紧迫的问题，这既是求真务实的品格，也体现了真抓实干的决心。

“中央反复研究，决定把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在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在为时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总书记强调要把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作为目标，可谓找准了穴位、抓住了要害；而把形式主义放在“四风”之首，也足见其流弊之广、危害之大。

“形式主义害死人”。其危害，不仅在于装腔作势、有名无实，还在于它的“异化”作用，让一切工作变味走样，最后实事泡汤、好事办砸。比如，你要求搞绿化环保，他给你来个荒山涂绿漆、枯树插新枝；你要求节能减排，他给你搞个突击拉闸限电，连居民也要几日一停电；你要求网络问政，他却热衷采购设备，空留一堆摆设；你要求依法行政，他也照猫画虎，把听证会变成了赞成会„„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子的东西”。

形式主义自古有之，但缘何屡禁不绝、于今为甚，成了“四风”之首？就在于它总摆出一副“政治正确”的样子，把中央的要求挂在嘴上，说起来滔滔不绝，却轮子空转，啥也不干；把群众的呼声当成幌子，听起来热热闹闹，却虚晃一枪，掠影浮光。这种堂而皇之的“政治排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效果”，成为许多不正之风的“门神”，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大敌。比如，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对此，有心批评者担心唐突了“大好形势”，有意反对者忌惮触碰了“官场禁忌”，最终任由表面上的花团锦簇，掩盖了矛盾的存在，拖延了问题的解决。

当“形式主义问题”屡屡在“形式主义解决”中获得重生，当为民举措时常在口头上“落实”、实践中“落空”，当改革方案往往因形式主义久推难转、转而不动，形式主义就会成为横亘在理论和实践、党和群众之间的一堵无形之“墙”。如果不拆除这堵“墙”，假作真时真亦假，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失去公信力，党员干部说话办事就没有号召力，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就会缺少凝聚力。

作风不正、知行不

一、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细数形式主义种种表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群众关心的问题绕着、躲着、拖着，对上镜头出风头的事情围着、追着、捧着。都有一个基本特征，“扎扎实

实走程序，认认真真走过场”，只讲原则，不拿办法；只要轰动，不计成本；只图虚名，不求实效。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仪式一场接着一场，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总而言之，就是假大空、空对空。表面如火如荼，实则一地鸡毛；看似动作不少，只是原地空转；自己乐在其中，群众苦在其后。

就此而言，“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改进工作作风，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担当、敢于坚持原则，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在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中央把反对形式主义的重点，落在“务实”上，不仅契合此次教育活动的主题，也抓住了形式主义问题的要害。求真务实是形式主义的天敌，在“务实”上下功夫，从实处着眼、用实干考量、用实绩说话，才能铲除形式主义生根接枝的“土壤”，形式主义问题才不会像韭菜一样，割了又生，生了又长。

“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老百姓最重“实打实”，最烦“客里空”。回顾我们党90多年来的历史，每一次吃苦头、走弯路，往往与形式主义盛行有关；每一次大发展、新辉煌，都是在求真务实中取得的。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社会深刻复杂转型的今天，出实招、不搞形式，鼓实劲、不鼓虚劲，我们才能在实干兴邦中，“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里，写在坚实的大地上。

第五篇：人民调解员制度：没落还是复兴？

人民调解员制度：没落还是复兴？

人民调解员制度：没落还是复兴？ 2007年04月20日 中国新闻周刊

4月1日，国务院制定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正式施行,诉讼费交纳标准降低。在惠及普通公民的同时，人们也担心，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能捅到法院。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篱笆，假如前面没有缓冲带，动辄就穷尽司法手段，在客观上可能有损社会本身的自洽功能。

20多年来，我国的普法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果，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但也出现了一种片面的认识，把“依法”治国，简单地理解为“依法院”治国。

刚刚适应了到法院“讨说法”的国人，现在尴尬地发现，由于诉讼增长过快导致的司法资源不足，让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法院出现“诉讼爆炸”。

许多民事纠纷一拖经年，小事变成大事，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法院大门之外，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柔性缓冲力量，那就是人民调解员。他们依靠道德公约、民间智慧，以及熟人之间唇齿相依的情感和利益权衡，一次次介入中国社会的家长里短，起到了“息讼”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人城乡大迁徙，以及体制外人员的激增，传统熟人社会正在解体，这让依附于熟人社会土壤上的人民调解员，面临日渐尴尬的处境。

若不打官司，民间纠纷，谁来解决？从长远的法制社会要求来看，人民调节员制度，该何去何从？

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就多了一份现实意义。

调解员的现实

在人际关系、法制观念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人民调解员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 本刊记者/何晓鹏(文)刘震(摄影)

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的李爱茹接到电话，“主任，你快来。张湖又闹了！”

张湖住在12号楼，因为总是与邻居发生矛盾，又没有工作，常被社区居民称之为“无业游民”。打电话的是张的邻居尚龚斌，几天来，张湖一直说尚龚斌的狗咬伤了他。

“你今晚得给我解决，不然我就死他们家。”李爱茹赶到后，张湖跟她说。

李爱茹在北京德胜里社区工作站工作了7年，担任居委会副主任，同时也是一名调解员。

生活中，很多人并不确切知道她的调解员身份，也不知道人民调解制度的存在。事实上，人民调解制度在中国存在了半个多世纪，跟李爱茹的年龄相仿。

“社区里的矛盾，不能硬来”

那天晚上，来到纠纷现场后，李爱茹想让张湖稳定情绪，但没用，张湖一直在踢自己家的铁门，咣咣的响。

李爱茹只好劝说尚龚斌，希望尚先带着张去医院检查，“我很清楚到了医院张湖会怎样，但当时只能这样，他会让全楼居民整晚都无法休息。”

在医院，医生建议张湖只做必要的检查，“他就开始骂医生”，最后，花费了2000余元的检查费。“尚龚斌当时是很生气，钱都是他出的，但事总算平息下来了。”李爱茹回到家时，已是凌晨3点多，炉子里的火早已熄了，女儿一个人睡在冰冷的炕上。

但张湖并没有就此罢休。“没过几天，他说自己吐血了，要3000元。李爱茹去调解时，他打电话叫来四五个人，说不给钱不让走。”

“那几个人看起来都像是从大狱里出来的”，李爱茹退到阳台上，“如果出什么事，我好喊人。”

后来，劝说几个小时后，张湖才拿着300元去了医院。

“当时，片警小赵要上去，被我拦下了，这种事，没法硬来，只能一点点处理。”李爱茹说。

2007年4月初，记者见到李爱茹。在讲诉调解过的居民纠纷时，她偶尔沉默一会，就会念叨出这句话:干了七年，都干“伤”了。

在居委会，李爱茹负责人民调解和党建，前者占用了她绝大部分时间。

“大法律不犯，小法律不断”，李爱茹这样形容社区里的矛盾，“楼上漏水，盖小房占了别人的地，还有家庭内部的矛盾”，这些“小事”解决起来都并非易事。

有一次，因房子纠纷，一个弟弟打了姐姐一巴掌，姐弟俩都已成家，两家因此闹得不可开交，找到了居委会。三伏天，李爱茹接连在两家之间跑了好几天，甚至找到他们的亲戚一起来劝。“就是谈不通，大夏天，说得我直冒汗，他们一直生气，真的，比处理自己家里事费劲得多。”

类似的事情有很多，居民间的纠纷往往发生在晚上，李爱茹经常要忙到后半夜才回家，“这没有办法，现在讲和谐社会，来电话不去，如果出什么事，你于心不安，居民是上帝。”

并非所有的纠纷都发生在社区内部，有些时候，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李爱茹要反复跑很多部门。比如拆迁时对五保户的安置、工地施工导致污水外溢、电业员工作业导致居民电器损坏……

在过去的七年里，李爱茹平均每年要处理25到30件纠纷。她所在的德胜里社区一共有1050户，3000余口人。像这样的社区，在其所属的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一共有23个，每个社区有一名人民调解员，他们的工作由街道司法所来指导。

德胜街道司法所副所长闫玉梅介绍，在其下辖的23个社区里，类似于李爱茹这样干了7年调解工作的已算是老调解员。

一个人负责成千上万社区居民的调解工作，这让有责任心的调解员疲惫不堪。

“与诉讼相比，调解可以把多种矛盾一次性解决”

2006年，北京东城区的一栋回迁楼。

一位70多岁的残疾老人住在二楼。她几次去找物业投诉，楼下旅馆卫生间的声音太大。

“事实上，就是卫生间里水泵抽水的声音，每天都会有五分钟在工作。如果是我们，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水泵都是在白天工作，而且每天就五分钟时间，检测部门也检测过，没有达到噪音污染的程度。”连艳说。

连艳，北京市贝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东城区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委员会首席调解员。

连艳告诉记者，老人把这当成了心病，要求物业把旅馆关掉。经过她了解，在老人入住之初，一楼并不是旅馆，“随便改变公共设施的用途是要经过业主们同意的，但很多社区没这样做。”事情不止如此，事实上，老人居住的这种回迁楼物业费通常很低，物业公司为了维持运转，大多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补贴，这个旅馆的收入就起这样的作用。

“把小旅馆关掉？不合适。让物业公司拿钱重新装修，它根本就赚不了那么多钱。不理老人的要求？不行，年龄这样大了，又是高位截瘫。”连艳只好在双方之间不断奔走、商谈。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处于纠纷之中的人，通常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委屈。

最终，问题在连艳的斡旋下解决了，她让小旅馆每月给老人一些补偿，并且把水泵工作的时间调整一下，避开老人的休息时间，物业和老人都接受了。

“像这种事，在法院会判得很严格，没达到噪音污染的就是没达到，单凭老人自己的感觉是不行的。但通过调解，双方都会多一些理解，有情感上的爱护，感觉上很不一样。”

连艳，曾被评选为2006年北京十大人民调解员。

东城区物业调委会成立于2005年8月，调解员均为律师兼职，专门解决社区的物业管理纠纷，所有的调解行为均为免费。在整个北京市，有九万余人民调解员，除了街道和社区，像连艳他们还来自于其他一些调解组织。

“物业纠纷调解跟社区内纠纷调解不太一样，涉及到专业法规知识要多一些，所以都是律师在兼职。”连艳说。

东城区物业调委会成立第一年，经过连艳调解的物业纠纷就达20余件。

“与诉讼相比，调解的内涵更多一些，除了法律规范，它还需要双方情感上的理解，这已经进入道德上的范畴。”在连艳和李爱茹的经验中，通过调解解决问题的双方常常会保持正常往来，而这是其他解决方式难以达到的效果。

连艳曾接手一件物业纠纷，一个业主因为门旁停了很多自行车，就在楼道里焊了个铁门，不让别人往里停车。这个行为侵犯了其他业主的利益，物业就让其拆除。该业主因此而拒交物业费。事实上小区里有专门停放自行车的场所，很多业主图省事并不愿把车存放到那里。

“像这样的纠纷，里面有很多法律关系，比如私自焊铁门是一个,不交物业费是一个,物业的自行车管理是一个，业主不往里存车又是一个。如果要走法律程序，每个法律关系都需要单独诉讼，有些矛盾你可能通过很复杂的诉讼都解决不了。但调解可以把这些问题一次性都解决。”连艳说。

“一切全凭自己”

山西省交口县位于吕梁山区，县司法局下设有人民调解员，而在各乡镇，还设有司法助理。

李智强是交口县康城镇派出所所长，之前，他曾经在县司法局工作8年。“司法局的调解员，怎么工作谁也说不来，有的老百姓都不知道谁是调解员。”

康城镇人大主席团主席李明说，“调解员、司法助理，都是国家公务员。他们在进行调解时也许是主动的，也许是被动的，他们本人可能并不真正热心于这个工作，这就影响工作的效果。”

在当地，直接介入百姓纠纷调解的，通常是各村委会中的民调治保员。“民调治保员往往只能解决一些小的矛盾，更多的时候，会让村民往上找，比如派出所、镇政府”交口县康城镇下仙村村委主任任海玉介绍，民调治保员通常是由村委会主任任命的，但“有些人愿意有村干部身份，可并不愿意干这个工作”。

个人态度是调解员工作效果的一个决定因素。连艳这样评价她所接触的那些老调解员，“那些大姐真的具有奉献精神。没有这种精神的人，自己就把自己淘汰了，他们的工资并不高，只有几百元。调解成不成也没有硬性要求。一切全凭自己。”

“很多年轻律师做了几次后就做不下去了，调解对象很复杂，各种学历、年龄、阅历的人都有，有时年轻人去了只有被人说服的份儿。”连艳说。

“干民调的要能说、会说，还要了解对方情况，包括性格、素质，要心中有数。而且你自己要做得好，你威信高，调解的成功率就高。”李爱茹这样总结她的经验。30多年前，她嫁到现在工作的地方，在社区里她有着好儿媳、好母亲的口碑。

个人能力、威信、态度……这让调解员的门槛变得很高。能满足这些要求的人不多。

“上访数量为零”

在交口县康城镇有一个普通的旅馆，旅馆三层挂了一个牌子“交口县法院附设ADR民事纠纷调解室”，在两个屋子门口分别挂了一个小牌：调解一室、调解二室。

旅馆的主人叫苗生亮，他和另外八个人一起，被当地人称为“布衣法官”。

苗生亮是康城村村民，早年曾经在村小队里当干部，因为人仗义，常帮村民解决纠纷而在当地渐渐有了声望。经商的苗生亮在企业步入正轨后，把生意交给别人打理，自己干起了“专职”调解人的工作。

“一旦有了开头就没有办法停下来。需要帮忙的人会找上门，有时你拒绝，他还会通过朋友再找来。”就这样，苗生亮参与调解的纠纷越来越多，涉及的事也越来越广，甚至包括医患纠纷、矿难工伤、交通事故。2006年初，苗生亮受交口县法院邀请，成为法院特邀民事纠纷调解人。

交口县法院附设ADR民事纠纷调解室成立于2006年1月18日(注：ADR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是一切诉讼外纠纷解决方法的总称)，由交口县法院发起。

调解人都是由本人自愿申请，当地政府推荐，经法院审核后正式邀请。康城镇的调解室一共有9名成员，有普通村民，也有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妇女主任、退休民警。年龄从30多岁到50多岁，所有的调解工作没有任何收入，完全义务服务。

“这是个搭钱的活，没钱的人做不了。”苗生亮说，很多纠纷需要到康城镇以外的地方进行，路费、住宿通常要苗生亮自己解决，有时遇到矿难家属，苗生亮还会从自己口袋里为对方掏路费。为了做调解记录，苗生亮买了一部笔记本电脑，与当事人交谈时，他会让女儿在旁边做记录。

“我们这9个人，虽然没有特别富的，但家庭条件都不错，有办砖厂的、有从事运输的，这样大家也有能力做这个事情。”

在调解室成立的第一年里，苗生亮有记录的纠纷调解就达80余件。

也有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之后，拿着钱来感谢苗生亮，“这个钱你没法要，有事儿的都是遇到困难的人，比如说她的家属遭遇矿难了，家里没了赚钱的人，你还能再要她的钱？”

“干这个的没有图钱的”，苗生亮说，“我告诉你效益在什么地方，就这么大一个地方，就这么些人，你不一定哪天用到谁了。即便一辈子用不到别人，你也会觉得大家对你的尊重。”

2006年5月，苗生亮因结肠息肉住院手术，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既有普通百姓也有镇上的领导，光鸡蛋就收了几百斤。苗生亮常对不理解他的人说，“你们以为我赔了，那是你们不懂。”

对调解室，交口县法院有专门的对口部门进行指导，“法院会为调解人提供相关的资料，平时也会去跟调解人交流”，交口县法院副院长卫建生说，2006年，康城镇的上访数量为零，这与苗生亮等调解人的工作不无关系。

2006年年末，交口县水头镇、温泉乡也都相继申请设立了类似的调解中心。★

ADR：法院大门外的调解试验

隶属司法部门的人民调解制度，被法院引入，这对司法资源的盘活，或有意义

★ 本刊记者/何晓鹏(文)刘震(摄影)

2006年1月18日，山西省交口县法院在康城镇设立了ADR民事纠纷调解室，这是目前国内新出现的一种调解机构。

本刊记者采访了调解室设立的倡议者——交口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卫建生。

中国新闻周刊：ADR民事纠纷调解室与法院是什么关系？

卫建生：法院设立类似调解机构的，据我所知，全国可能只有两三处。按民诉法规定，是不诉不理，不告不理，人民调解和法院不是一个系统，属于司法行政部门。ADR是我们的尝试。

交口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随着采矿业发展，贫富分化迅速，出现了大量群体性的事件。但当事人不告状，一方面要交诉讼费，另外即便是走简易程序至少也得三个月。

往往是，县政府派出工作组出面调解，用调解书的形式把协商结果固定下来，问题就解决了。这对我们是个触动，如果在矛盾激化之前就采取调解，就不会出现后面的问题。

设立调解室对法院本身的工作也是个很好的协助。像交口县里有些乡镇比较远，且当地不设法庭，百姓打官司不方便。而且，就法院本身的情况来看，机构改革后法院人员少，有些法庭就是“一人庭”，像我们交口县法院就36个人员编制，这还包括领导、法警、司机等等人员，一年只能审理500件案件。

中国新闻周刊：在很多情况下，调解人的效率为什么反而比法院要高？

卫建生：调解人和法院的工作人员不同。比如说我们，不可以跟当事人单独会见、吃饭。但他们(调解员)互相就比较接近，这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调解的优势是真正可以解决问题。比如一个人受伤进医院，要住院，先要交钱，调解人就可以动员去垫资，然后再解决其他。法院就不行，要不就预先执行，要了结就要等医疗终结之后。

很多时候，法院立案的案件审理起来并不好处理，相反在诉前调解会更好解决。比如邻里之间的采光纠纷，具体处理时，影响程度如何，这很难确定，因为这属于人的感受问题。调解就可以根据双方的感受灵活处理。

再比如，有些纠纷是因为上一个结怨导致的，上一个没有化解就无法解决眼前这个。但我们审理时只能审理现有的事件，调解就可以触及到积怨问题的解决上。调解时，当事人都自愿才可以进行，正因为这样，调解的结果通常都可以落实，不会出现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调解员只付出，没有工资？

卫建生：是的。就像人在温饱无忧的情况下，会追求些别的东西。比如说苗生亮，他觉得这是精神上的享受，钱买不到。

中国新闻周刊：调解不收费的话，当事人反悔的成本很低，这是不是弱化了调解的严肃性？

卫建生：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要拿到法院审核确认，我们会看调解结果是否为当事人所自愿接受、是否侵害第三方的利益等等。审核通过的，法院会出调解书，这种司法文书相当于判决书，具有强制力，当事人要反悔，走的程序就很复杂。

中国新闻周刊：假如调解人没有严格按照法律，但凭法外能力调解成功，法院还会确认他的调解协议吗？

卫建生：一个骑三轮车的撞死一个人，调解人调解后，让肇事方赔偿5000元。审核时我们觉得这个赔偿数额相距甚远，便去了解情况，发现肇事者很穷，全家最值钱的就是那辆三轮车，估计也卖不到2000块钱。但即便如此，我们最后也没有给以确认。我们觉得，从保障公民权益上讲，受害方的利益没有得到完全保证。

但从客观上来讲，这样的事即使我们判下来，要求赔偿十万八万，他倾家荡产也拿不出来。这也是现在法院好判，但执行很难的原因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交通肇事，不仅涉及民事责任吧，调解人能介入非民事纠纷吗？

卫建生：调解的结果是，民事部分，双方不再追究了。我们的调解人调解的范围只限于民事部分，如果涉及其他责任，不在调解范围之内，比如触犯刑法的，照样要追究。★

调解：没落还是复兴

调解这一解决纠纷的古老机制在现实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 本刊记者/孙展(文)刘震(摄影)

作家沈从文的小说《长河》中，橘园主人腾长顺遇到保安队长的勒索，想到的办法是委托亲家——当地的商会会长居中调解。最后，以十担橘子的代价保住了整个橘园。虽然吃了小亏，但腾长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他能想象到解决纠纷的方法也只有这些，他不会想去与保安队长对簿公堂，更不会理直气壮地找这些“武装同志”讨个说法。

——尽管这只是小说中描写上世纪20年代湘西的故事，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遇到纠纷，找到一个居中的“第三者”进行调解说和，依然是传统的选择之一。

但近年来，调解这一解决纠纷的古老机制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乡土社会的解体、调解威信的缺失，调解质量的下降，使得人们对这种做法渐渐丧失信心，随之而来则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诉讼。

下降的调解

统计表明，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调解依然是中国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手段之一。但自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纠纷，呈现下降的趋势。

司法部人民调解处处长王学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1980年至1985年的六年时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4200多万件，平均每年600多万件，相当于同一时期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的10倍。但到2005年，通过人民调解，仅为448万件，与人民法院一审受理的民事案件总数436万件基本持平。

“愿意找人民调解员来解决纠纷的人逐渐减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副会长杨荣新说：“很多人发现，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并不强，只要有一方反悔，随时可以再提起诉讼，而之前的调解只是白白浪费精力。”

实际上，长久以来，人民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复杂的程序，只要矛盾的双方达成妥协即可，这的确开启了纠纷解决的方便之门。但缺乏相应的约束效力，也成为人民调解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宁肯花上高额的诉讼费和律师费，也要获得具有强制力的法院判决书，尽管前者是免费的。

来自中国法院网的数据表明，1993年北京市法院一年审判案件7万件，到2004年已经突破30万件。诉讼激增的同时，是法官压力的增大，一线法官的年均审判案件由31件增加到167件。一些法学专家惊呼说，“中国进入‘诉讼爆炸’时代。”

一些人将人们更愿意用起诉而不是调解来解决纠纷，归结为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并不这么认为，“没有人愿意花费高昂的代价进法庭，除非这对他们有利，人们愿意诉讼而不愿调解，更应该反思的是，调解制度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满意？”

68岁的王志仁记得，自己在1990年刚刚当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北章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时，一年调解的纠纷有30起，但现在，一年只有三四起。“村民们更实际了，一般邻里纠纷越来越少。真正发生涉及个人利益的纠纷时，调解也很难解决。”

削弱的权威

在传统中国，大多数从事调解的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或是家族长辈，或是地方士绅。在一个“熟人社会”当中，尽管产生矛盾，但是顾虑到日后交往的需要，多数人不愿意就此决裂，而双方都熟识并认可的中间人，则成为调解得以成功的实施者和保障人。但现在，随着流动性的增大，“熟人社会”不复存在，这样的“权威”人士也变得越来越罕见。

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地区治安、民间纠纷调解联合接待室的调解员欧阳明琪，自2005年4月到如今，已经调解了300多起纠纷，但在涉及纠纷的这数百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原来认识的。他感慨说，要调解别人的纠纷，最难的事情是让双方都来相信一个陌生人。“无论对谁多说几句，就会有人反驳说，你为什么老向着对方说话？”

这并不能看作是调解员的尴尬。相比于20年，甚至10年前，调解员面临的不仅仅是纠纷对象的巨大变化，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组织机构，也同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项统计表明，1990年，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102万个，到了2005年，只剩下84万个左右。仅仅是因为一些企业改制破产，10年间减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有4万个。

“过去的调解，可以凭借家族权威，或者组织的权威，现在，则更多的依赖个人的威信。”杨荣新说。

对此，王志仁深有感触。他记得，过去村民之间闹矛盾，口头禅是“走，上大队说理去。”而现在则是，“王书记，你给评评理。”由于处事公道，年纪较大，近20年的调解经验，已经让王志仁充分取得了村民的信任，但仍然有许多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的调解难题。“现在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利益，没有什么人能全都说了算的。” 质量的忧虑

杨荣新自1950年代就开始研究人民调解制度，到过多个省份进行过调研。曾经一年，他到了广西，一个调解委员会主任告诉他一个案例。当地有两个村民谈恋爱，已经生活在一起。后来女方怀孕，但男方却怀疑孩子并非己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男方主动分居，女方则找到调解员请求帮助，并声称如果调解失败，自己就跳江。

无奈之下调解员找到男方，但男方并不认可，提出要求，除非女方敢在正月十六中午十二点跪在村中神庙前赌咒。调解员为了劝和，要求女方照此办理，女方果然答应并照做了，两人最终和好。

调委会主任询问杨荣新，这样做调解到底对不对。杨荣新回答，结果好，但做法不提倡。“很难要求每一个调解员都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但正是这批热心公益的人支撑着人民调解的根基。”

实际上，在全国500万左右的调解员中，具备专门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寥寥无几，统计显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调解员近200万。而低素质的调解员，也正是导致调解质量难以保证原因之一。

“过去有很多做法，调解不是出于自愿平等的原则，而是为了完成政治指标，进行‘和稀泥’式的调解，从而导致调解质量存在严重隐患，调解结果反反复复，反而浪费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说。

一份有关人民调解的调研报告曾列举了一个案例，当地村庄两户人家打架，其中一户被打伤，花费500元医药费。调解员居中调解，原本两户都不同意和解。调解员对被打者说，对方愿意100%赔款。而对打人者说，医药费花去了1000元，你只需付一半即可。在这样调解下，双方同意和解。但随后，双方得知真实情况后，又起纷争。

当然，这仅是每年数百万件纠纷中的一例而已。在北京六里桥治安、民间纠纷调解联合接待室，调解员欧阳明琪和李忠目前的调解成功率为96%，且没有一起经调解成功后，再到法院另行起诉的。但有着大专毕业学历的他们，在整个调解员群体中，只是少数。★

本土资源的重建

无论是中国本土遭遇的现实诉讼困境，还是国外ADR制度取得的巨大进展，都让人们对调解制度的发展空间充满更多的期待

★ 本刊记者/孙展(文)刘震(摄影)

被誉为“东方一枝花”的人民调解经验，已经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仅仅是作为应对诉讼高潮的应急手段，更在于一种非诉讼价值的体现。

非诉观念的成长

1991年，美国学者奥尔森出版了《诉讼爆炸》一书，书中提到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好讼”的国家。1987年美国国民人均律师人数几乎是英国的3倍；就人均案件数而言，美国的侵权诉讼至少高出英国的10倍;医疗失误诉讼高出30至40倍;而产品责任诉讼则高出近100倍。此外，美国花在人身伤害诉讼上的费用相当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5倍。而且，这一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诉讼的过度增长不但带给法院压力，同时也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仅仅在此后一年，由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的中国影片《秋菊打官司》问世，在影片当中，陕西农妇秋菊因为村长踢了自己丈夫“下体”一脚，于是四处奔波于各级法院之间，要“讨个说法”。

秋菊的行为一度被认为中国人诉讼意识觉醒的标志，而向法院“讨个说法”也被认为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积极因素。于是，中国各地法院的诉讼量也呈现出“井喷式”增长。

山西一读者为了讨要因换书花费的1元公交费，多次来往北京与山西之间，花费数千元路费进行诉讼；四川广汉市陶姓女子因交通肇事导致上唇裂伤，于是向法院诉讼，讨要“接吻权”；北京宣武区一起案件中，弟弟起诉哥哥，因为父亲去世没有得到通知，而讨要“追悼权”……

仅仅数年之后，刚刚适应了到法院“讨说法”中国人，就尴尬地发现，由于诉讼增长过快导致的司法资源不足，也让中国法院处于奥尔森所说的“诉讼爆炸”的境况之中——尽管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远没有那么严重。

“就人均诉讼率来说，中国尚不及号称低诉讼率国家日本的一半。并且诉讼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朝武说：“但毫无疑问，诉讼总量的快速增长同样带来了大量问题。”

美国遭遇的诉讼潮使得代替性解决纠纷机制(ADR制度)——这种试图在法院外解决纠纷，减少或分流诉讼的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认为是预防或减轻“诉讼爆炸”的有效手段之一。

而中国的诉讼压力，也同样让众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在中国实行已久的人民调解方式的价值和意义。“尽管美国的ADR制度与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有许多不同，但是同样是非诉讼解决纠纷的方式，两者的理念有很多是相似的。”宋朝武说。调解的价值

长期研究调解制度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荣新介绍说，调解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孔子就存在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政治理想。中国历朝都存在着各类调解形式，其中民间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最为普遍，而乡治调解还受着国家政权的支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海陆丰农会的“仲裁部”，以及湖南农村乡民大会的“公断处”，则是中国现行调解制度的雏形。后经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发展和完善，调解制度进入制度化、法律化阶段。1954年之后，中国普遍建立起人民调解委员会，直至如今。

调解委员会在建立初期就发挥了巨大作用，一则1954年的新华社电讯稿称，浙江省富阳县龙门镇有三个村子，因为水利纠纷，曾多次发生抢水伤人事件，但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之后，这个多年的历史痼疾得以清除。

人民调解委员会真正得到大发展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在各地的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厂矿企业当中，都建有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一度超过100万 人，每年解决的纠纷多达600万件以上。“如果这些纠纷中哪怕只有10%转化为刑事案件，整个社会所要增加的管理成本都是无比巨大的。”司法部人民调解处处长王学泽说。

但进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人民调解却逐步进入低潮期，直至2000年前后成为一个低谷。杨荣新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有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调解协议效力问题，也有调解员无薪酬、无办公经费保障等原因，“但更重要是，人们逐渐忽视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和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与此相反的却是，ADR制度则在西方各国发展迅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范愉介绍说，美国的ADR制度得到了从政府到社会、从法院到当事人、从产业界到理论界的全方位支持。尽管美国依然是一个高诉讼率的国家，但占90%以上的纠纷都是通过ADR以及和解方式解决的。

成长中的本土经验

无论是中国本土遭遇的现实诉讼困境，还是国外ADR制度取得的巨大进展，都让人们对调解制度的发展空间充满更多的期待。

司法部人民调解处处长王学泽介绍说，针对人民调解制度出现的问题，各地也进行了诸多改进，以期发挥更大作用。

北京市丰台区在长辛店医院成立了全市首家“医患纠纷调解组织”；大连市甘井子区机场街道在韩国独资企业中，成立了全市首家外资企业人民调解委员会；浙江省宁波市建立交通事故纠纷调委会，用以加强行业性纠纷的解决。

而针对部分人民调解员无报酬、无经费、素质低的问题，温州市乐清大荆镇聘请了两位市法院的退休审判员担任镇政府职业调解员，为每人每月发放800元工资，开启了温州职业调解员之先河。而这两位调解员当年即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6件，比一般人民调解员调处的案件多出几十倍。目前该市的职业人民调解员已经达到32人。

另外，在北京朝阳区法院，为了应对快速增长的诉讼压力，一种名为“诉前调解”的新机制也在试行当中，这是让当事人在立案之前，先行选择调解来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而此举的实行，也令该法院在连续21年案件增长之后，首次在2006年出现下降。

“应该鼓励这些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尝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范愉说：“调解不但可以减少纠纷解决的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对社区建设和道德传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朝武则透露，一部旨在规范人民调解程序，加强调解效力的《人民调解法》正在制定当中，“这将使得人民调解有更多的法制保障”。★

形成完善的纠纷解决体系，需要打破对国家法院的迷信，给予民众建立自治性司法机构的权利

★ 本刊评论员/秋风

人与人之间总免不了发生纠纷，还有一些人总会因为贪婪、无知、愤怒或者残忍而侵害他人，因此，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就得设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综合起来看，解决办法无非两类：要么，通过国家的司法程序解决，要么，通过社区自治性工具解决。

现在很多人奢谈古代中国人不爱打官司的神话。其实恐怕未必，很可能情形恰恰相反：正因为纠纷很多，所以，圣贤才强调“息讼”。另一方面，在古代社会，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社区自治发育完善，发展出了一种成熟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家族族长、长者行使着一定程度的司法职能，他们甚至可以处死族人。在城市，行会、商会、会馆等等也发挥着社会管理职能，其中包括柔性司法职能。

这些民间自治性纠纷解决机制满足了社区民众对正义的需求，政府也乐观其成，以此降低政府的司法与行政管理成本。当时由行政官员兼任司法职能，也完全能够应付诉讼的需求——当然，那个时代的政府在行政方面其实也没有多少事情，主要的职能就是司法。

从20世纪初建立现代国家开始，国家权力大幅度地向社会各领域扩张。每个农民每个干部职工，都被安排到一个自上而下的动员型控制体系中。在这套体系挤压下，传统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公权力成为解决人纠纷的惟一渠道。党政权力普遍行使着准司法职能：人们遇到纠纷，通常是找“单位”，找上级，找村支书。

人民调解员正是内嵌在这一体系内的一个辅助性纠纷解决机制，它依附于党政权力体系，而不是社区自治性纠纷解决机制。

80年代之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城市私人部门迅速发展，大量人口不再依附于“单位”，而成为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人”，动员型控制体系松动乃至瓦解。遇到纠纷的时候，不可能再找单位。人们自然地走向法院。结果，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急剧增加，法院业务繁荣，法官似乎总是不够用。这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突然爱闹纠纷、爱打官司了，而是因为，古代的那套自治性纠纷解决机制几乎已成废墟，单位、集体所提供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覆盖面又大幅度萎缩。纠纷一起，即成诉讼。

法院不堪其累。在这种情况下，从学界到政府，又都重视起调解制度。一方面是强化司法调解，法律规定，民事诉讼在任何环节，都可以调解结案；另一方面，则是恢复及完善人民调解员制度。关于后者，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人民调解员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必须履行。最近两年，诸多地方在村和街道引入首席调解员制度，并积极推进调解员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社会化。

但是，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碎化，在城市逐渐成为陌生人社会之后，调解员制度是否还能够发挥其在上世纪50～80年代的作用，实在令人怀疑。事实上，一组数字的对比是惊人的：80年代初，民事纠纷调解与法院处理的比例是12:1，到2000年，民间纠纷调解成功数与法院审结民事、刑事自诉案件的比例则是1:1。

调解员制度的衰落是无可避免的。因为，调解员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邻里之情和调解员个人的人格魅力。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正在趋向稀薄。治理陌生人社会，更多地要依靠相对客观的规则及公正的程序，而只有纠纷解决的司法形态，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因此，调解员要发挥作用，似有必要适应人们对司法性解决机制的需求，向社区自治性司法机构的方向靠拢。事实上，各地尝试首席调解员制度就已经显示出了这种倾向。

但是，要完成这一转型，需要人们对目前的社会纠纷处理体系进行系统反思，理顺国家法院与社区自治性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法治，就其本质而言，是法院之治，需要由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法院体系来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并填补成文法的缝隙。但是，法院要承担这样的重任，就必须是多样的，以不同形态回应不同的社会需求。观察近代以来西方法院体系，法院可以区分为两类：国家法院与自治法院。国家法院当然是法治的支柱，法治的原则是国家法院来解释、坚守的，但解决民众日常纠纷的主渠道，却是更为简陋、但也更接近民众的“自治性司法机构”。

因而，形成完善的纠纷解决体系，需要打破对国家法院的迷信，给予民众建立自治性司法机构的权利。比如，在乡、街道等居民自治组织设立“自治性司法机构”，商会可以设立某种调解组织，各种专业人士协会内部也可以有自己的调解方式，解决相应的琐细纠纷。只有在纠纷超出这些自治性司法机构所能解决的范围之外时，才由县、市、省等国家法院系统介入。这样一来，国家法院的负担将大幅度减轻，而社会自治也更为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