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中国

第一篇：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中国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中国

【知识点归纳】

1．什么是法律？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对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特殊行为规范。（其中由国家制定，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对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约束力是法律的特征。）

2．法律的性质是怎样的？

法律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我国法律是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

3．法律在公民生活中有何作用？

（1）法律通过规定权利和义务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2）法律通过解决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和制裁违法犯罪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4．公民意识集中体现为什么？

5．怎样 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1）依法行使权利做到“三不得”：权利的行使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不得超越法律许可的范围，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要尊重他人的权利，不能在合法权利之外谋取非法利益。（行使权利的过程）

（2）自觉履行义务做到“两做一不做”：①凡是宪法和法律所提倡和鼓励的行为要积极去做；②凡是宪法和法律对公民提出具体要求的，就必须去做；③凡是宪法和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就坚决不做。

6．依法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外部保护：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我国分别从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四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法律责任。自我保护：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1）掌握自我保护的方法和技能：

①要根据受侵害的性质和程度，确定采取相应的方法和途径，如果是民事侵害而且程度较轻可以通过协商或借助法律尊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②当面对违法犯罪行为行为，特别是歹徒行凶时，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机智灵活地与其斗争；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防止溺水、触电、烧伤、交通事故以及被人勒索、拐骗、绑架等，逐步提高自我保护的本领。

（2）掌握获得法律帮助的方式和途径：

①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要善于拿起法律武器，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②要学会求的法律的帮助；③通过非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常用的有效手段；④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最正规、最权威、最有效的途径；⑤如有经济困难，可申请法律援助。

7．怎样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

（1）国家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

（2）执法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加强对市场的监管，防止消费侵权现象的发生。

（3）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消费活动中的生产者、销售

者和消费者，都要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参与消费活动，依法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

（4）生产者是消费活动最主要的参与者，产品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生产者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产品生产。

（5）销售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与纽带。销售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应遵循国家的法律法规，从事经营活动。

（6）消费者是消费活动的参与者，应遵守市场秩序，依法公平交易，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依法保护自己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8．消费者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

（1）当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应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通过正确的途径来维权。首先，可以与经营者直接协商，双方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解决争议；其次，协商无效时，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部门调解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再次，可以向媒体曝光。

（2）消费者要加强自我保护。

9．什么是依法治国方略？有何作用（原因）？

（1）内涵：依法治国方略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基本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必须依法行政，公民要严格遵守法律。（领导力量、依靠主体、实施过程、要求）

（2）意义：依法治国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0．怎样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1）国家：①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②健全法律监督，加强立法监督、执法监督和司法监督等。

（2）青少年：认真学法，对法律提倡做的事情积极去做，法律规定做的事情一定去做，法律不允许做的事情坚决不做，逐步增强守法意识，树立法制观念，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23．公民行使批评建议权有何意义？

公民行使批评建议权有利于国家机关加强廉政建设，督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防止违法乱纪现象；有利于促进国家机关提高决策水平和办事效率。

【热点聚焦】

1．2014年1月10号上午，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向媒体公布了2013年反腐败工作的“成绩单”。2013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2532件，结案173186件，处分182038人。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有31人，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等8人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目前正在立案调查的还有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李春城、郭永祥、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等案件。”

2013年，中国政坛落马高官数量之多，频率之高，被舆论称为“反腐力度30年来最大”。

【要点链接】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及“三个代表”等内容；国家性质及政府宗旨；法律的特征和性质；法律的作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依法治国方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等内容。

2．在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2013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3起侵

犯未成年权益犯罪典型案例，以打击震慑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提高全社会法制意识与防范意识。2013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举办主题为“法制教育从未成年人抓起”的主题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警示引导、宣传教育等方式进一步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

【要点链接】未成年人受特殊保护的原因；我国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构建的保护体系（外部保护：学校保护、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自我保护：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加强自我保护的具体做法；生命健康权的重要性；学会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3．材料一：2014年3月5日，李克强在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继续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严守法规和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材料二：可关注2014年3.15晚会内容

【要点链接】消费者权利的内容；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的要求；学会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等违法活动的意

第二篇：在依法治国方略下推进法治公安建设

在依法治国方略下推进法治公安建设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刑事司法和治安行政执法部门，担负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建设法治公安，是依法治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的整体素质、执法水平无不关系整个国家的法治进程和走向。因此，建设法治公安，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适应社会发展新常态、落实“四个全面”意义重大。本文结合柳州市公安局鱼峰分局实际，对依法治国方略下推进法治公安建设进行如下阐述。

一、依法治国和法治公安的理论解读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次全会，把依法治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实践者和捍卫者。文明、规范、理性、平和执法是公安机关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要在依法治国方略下推进法治公安建设。

二、当前法治公安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治信仰缺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公安队伍中的一些人缺乏法治信仰，尊重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意识不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知法犯法；一些人充当非法利益“保护伞”，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个别领导法治意识薄弱，法治水平不高，不能处理好“当官”与“发财”的关系。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二）权利义务观念淡薄，缺乏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一些人只讲权力，不讲义务，不谈责任，把法律视为一种管理工具，强调用法律来治理和惩治被管理者，而忽视对自身公权力运行的规范、约束和制衡。不讲规则，不依法办事，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契约意识淡薄，不讲诚信，失信于民。执法公信力下降。

（三）法律素质、法律意识不够，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一些人执法素质不高、执法能力不够，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方法不多，眼界不宽，手段单一，执法管理粗放；一些人法律法规知识更新滞后，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防范。执法办案能力不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相适应。还有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等。

（四）重实体轻程序，难以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我国长期存在的“人治”观念的影响下，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方式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的顺利实现。从备受人们关注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这些无不令公众反思。事实说明，执法行为、司法行为必须恪守程序正义，才能达到实体正义的实现，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实现的前提和条件。

三、对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公安的思考

（一）全面推进法治公安建设，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就是按照法治的要求来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它是将法律规定、法律知识、法律理念付诸实施的认识过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柳州市公安局鱼峰分局领导班子带领民警通过信仰法治、尊崇法治，时时处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特别是在维稳处突、应对群体性事件以及其他重大敏感案事件时，更把坚持法律作为底线，从国家法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办法，唯有如此，才真正符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公安的要求。

（二）建设法治公安，必须规范执法管理，彰显公平正义。建设法治公安，就是要通过规范执法管理，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真正让每一个人能够从我们每一个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规范执法管理、彰显公平正义是一项基础工程、系统工程。今年五月，鱼峰分局根据市局统一部署，大力开展立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通过召开立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成员单位联席会，紧紧抓住接处警、受立案、侦查办案、立案公开制度是否落实等执法关键环节进行自查自纠，认真填写排查表，逐一列明存在问题、责任单位、责任民警、责任领导、整改措施等，并在确定为市局专项行动试点单位后，组织召开各部门主要领导工作会议，将天马派出所、加合派出所、天马责任区刑侦大队作为分局试点单位，力争以点带面，将专项治理工作有序推进。现在，鱼峰分局通过规范执法管理促进执法公正，推进了建设法治公安的进程。

（三）建设法治公安，必须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公安队伍，提升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建设法治公安，必须建设高素质的公安队伍，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承担着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双重职能，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公安，就要高度重视公安队伍建设，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公安提供强有力的素质支撑和能力保障。2015年5 月 21 日，鱼峰分局党委召开法律专题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决定》等文件精神，详细解读了《宪法》部分条文以及新《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给公安执法工作带来的影响，并结合基层执法办案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就如何就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应对行政复议和诉讼的能力等进行了交流研讨。分局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法律，对基层民警的法律培训也同步跟进。分局2015年上半年两次召开法制员培训会，组织办案单位民警学习受立案、撤销案件、追诉标准等相关规定，对法制员队伍“适时多会多训”，提高法制员执法质量，提升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以点带面地建设高素质的公安队伍，取得了良好效果。

（四）建设法治公安，必须强化改革与创新意识。法律是保守的，但法治建设是可以创新的。强化改革与创新，就是要认真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制定新对策和新措施。鱼峰分局运用法治的办法来提升动态化、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坚持社会化治理与专业化治理相结合；坚持传统手段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开通网上警务室、公安微博、警务QQ 群等交流方式，拓宽新的工作空间；加强信息化条件下做好案件办理、治安防控、人口管理、信息收集的工作。今年4月份，分局再次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转变服务理念，充分利用新兴媒介开展“指尖上的警务”。以天马派出所为试点，首推微警务旅客身份验证平台，为忘带身份证的群众解决了无法入住宾馆的麻烦。目前，已为辖区50余家宾馆提供该项服务。分局将该项服务延展到特种行业治安的管理上，以大桥派出所为试点创建特种行业治安管理微信群，发布各种实时工作动态、传达各项指示精神，让场所业主及时知晓公安机关的近期工作要求，业主也可以借微信群这一平台向公安机关建言献策、提供案件线索。这些改革创新将成为建设法治公安工作中的亮点。

（五）建设法治公安，必须强化队伍建设和纪律。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鱼峰公安分局以增强素质能力为核心，以培育优良警风为保障，大力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警务工作法治化建设。一方面从强化严管队伍长效机制入手，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问题整改和建章立制工作，切实解决“四风”问题。认真落实“一岗双责”、“三项纪律”、内务条令、纪律条令、监督细则等规章条令，全面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让队伍永葆纯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信念，只有法律才能真正最终代表党、祖国和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把“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真正统一落实到“忠于法律”上，把法律作为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工作的最高依据和唯一标准，树立法律的权威，实现法律至上、“法的统治”。另一方面从优化警务法治运行机制上发力，坚持依法决策、依法指导、依法办事，从凭经验、按惯例办事向依法规、按程序办事转变，从突击式、运动式抓工作向依法有序抓工作转变。积极倡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想实招、鼓实劲、谋实事，提高执行力，把各项公安工作引导到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上来。

第三篇：依法治国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发展历程

依法治国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发展历程

【摘要】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本文重点阐述依法治国的理念，以及中国的法制建设所经过的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一、依法治国的含义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前提是有法可依，依据宪法和其他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依法治国的核心为依宪治国，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国策，以有法必依为中心环节，依法行政、执法必严是其权威性的体现与关键所在，违法必究是其强制力的体现。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做了高度概括：“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二、中国古代的法治发展历史

“法治”的理论，中国古代最早是由春秋时期法家的先驱者管仲提出的，他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1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为中国文化扎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弊端。追溯我国法的起源，具体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西周时期，甚至是夏商时期。一路走来，法律的发展史是十分的坎坷与曲折。各种主张也形成了众多的学说和思想，主要主张有“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等。其各种主张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在夏商时期，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实现统治和保障皇权，以神权来宣称“王权神授，代天行罚”的思想来维护皇权的统治。西周时期主要统治思想是“礼治”，周公制礼、以礼治国等宗法制度已成为维护统治和治理国家的核心。“礼治”的基本特征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其中虽然主张所有贵族和享有特权的人一律不得给百姓增加义务、王孙贵族犯了罪必要时候也要受到刑罚的平等条列，但是贵族和享有特权的人通常能享受到各种的特殊对待。

马念珍，《浅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想与当代的依法治国》，《法学探索》1997年第3期(二)在秦朝时期，主要治国思想是“法治”。历史上第一位统一全国的君主秦始皇，他以法强国最终统一了六国。其后有‘车同轨、书同文’的改革，以便其统一治理国家，以此可见法的重要性。在秦时期，商鞅以《法经》将“法”改为“律”，在古代法强调内容上的公平正直，律则偏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这与我国现今的要求颇为相似，这在当时为律例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商鞅的变法使当时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富强的国家，为后来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商鞅在《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为秦国的法治奠定了基础。后来秦始皇也继承了商鞅、韩非的“法治”思想并将其推向了极端。法家李斯当时任秦国丞相，他主张“君主必须独治天下”，而当时秦始皇主皇帝独揽大权。秦始皇认为人们一切活动都应该依法律规定的模式运行，所以当时有“法繁如秋荼，而网密如凝脂“的说法。李斯主张”法治“并且法应从严才能达到惩戒的目的。

(三)两汉时期的治国思想除沿袭了一定的尚法任刑之外更注重的是德行。故其主张治国思想是“以德治国”。后来在汉武帝时期，为了满足大统一的需要，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以儒家思想为主提出“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其表现主要在立法上，例如“三纲五常”等都是从道德方面来限制人们的行为，也是道德律例化。

(四)在后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其法律制度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主要治国思想是将道家、法家、儒家他们所主张的“礼治”、“法治”、“德治”三者杂糅在一起，综合的治国思想。其比较活跃，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后来各个时期的治国思想也颇为相近。在后来各个时期中，只有在特殊的阶段有一定的变化。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更强调的是“礼治”和“德治”，“法治”虽然在实践中一直被广泛使用，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受到推崇。相比较而言，将“法治”作为治国核心的只有战国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法治”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注意的是秦国的法治在刑罚上都偏重，要与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区分开来。

三、中国近代受西方影响的法制建设

(一)中国近代法学,并不是国人在继承中国古代法学(律学)之基础上诞生的,而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学发展的经验和成果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着特别巨大的启蒙意义。

1.在中国近代,比较早将西方的法学观传进来的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1839年,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为了知己知彼,就曾组织人员将瑞士著名国际法学家瓦特尔(E.De.Vattel)的《国际法》一书中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其中,就涉及了西方的主权观念和法治观念。林则徐的好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在1842年完成的《海国图志》一书,积极地宣传了西方的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梁廷的《合省国说》一书,也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美国的共和政体、选举制度、宪政理念和三权分立观念。

2.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称为“洋务运动”时期。在该时期,一批启蒙思想家也在林则徐、魏源等人活动的基础上,掀起了新一轮的传播西方法学观的浪潮。从而对光绪的法律改革的思路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3.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也大力传播西方的法学观和法学思想。尤其是在1904—1909年完成面世的《孟德斯鸠法意》一书中,对西方的宪政制度、权力分立、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和观念,都作了宣传和阐述。

4.“五四”运动前后,一批更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上述活动。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在该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传播了许多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学观念。与陈独秀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也通过一系列论文,开始了在中国宣传西方法学观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活动。2

(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法学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和诞生所起的奠基作用的活动。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 虽然带有两重性, 但作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包括法和法学知识)的携带者和传播者,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介绍、宣传和阐述西方近代法学的使者,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者, 是中国近代变法活动(如戊戌变法、清末修律等)的积极参与者。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 他们的活动催生了中国近代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法学、诉讼法学和国际法学等学科的诞生与成长。3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中国建设

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法律经济成本都付不出的穷国, 但也不属于可以付出足够法律经济成本的发达国家;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都不具备的愚昧国家, 但也不属于完全具备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的国家;我国不是一个处于乱世的国家, 但波澜起伏的社会变革对法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

4此, 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是一种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 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好国家, 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始终是党的领导集体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领导人民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开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伟大事业。

(二)“文化大革命”中, 国家法制惨遭破坏。针对这种现象, 以邓小平同志 23 何勤华，《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法学》2004年第12期

何勤华，《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4年第5期 4 郝铁川，《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坚定地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性任务, 确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从此打开。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1996 年2 月8 日下午, 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的总结讲话中,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 并对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指出: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5

(四)2008年5月4日，应中国政法大学学生邀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与中国政法大学生讨论依法治国时，温家宝总理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标志。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仅是我们的基本治国方略，而且是每一个百姓自身权利和自由的根本保障。”

(五)2014年2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五、结语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法制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肖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求是杂志》2007年第20期

第四篇：略论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中坚持党的领导

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其基本内涵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长久的历史性过程，而依法治国方略由提出到确立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应该说，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国内与国际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近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贯彻邓小平理论，十分重视和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江泽民同志1989年9月26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曾郑重宣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李鹏同志1994年给《中国法学》杂志的题辞是：“以法治国，依法行政”。这是代表新一代中央领导的庄严承诺，也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最初提出。1996年2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法制讲座上发表了《坚持实行依法治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同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一系列文件，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郑重地将“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确定下来。特别是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方针的科学含义、重大意义和战略地位，作了全面的深刻的阐述；第一次提出“法治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今后一个时期内突出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并郑重地将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记载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运用、丰富和发展。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五大报告中对依法治国的定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依法治国方略：首先，依法治国的主体是“民”而不是“官”。这是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人民群众依法治理国家，法，是人民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防民之具”。政府公务员员与人民的关系是从属关系，是人民的公仆，受人民的授权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其次，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而不是其他。这里的“国”，首要的是指国家机器、国家权力，即依法治权。历史表明权力总是具有腐蚀性、诱惑性。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用法律治理或控制国家权力，使权力运行规范化、理性化、程序化，防止权力滥用导致对公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侵犯，藉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再次，依法治国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的意志治理国家，这是依法治国本身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在我国，宪法和法律集中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尊重宪法和法律，实际上就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的意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权枉法等行为都是同依法治国背道而驰的，是政治不文明的体现。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深刻地表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和战略选择。由此可见，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具体环节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则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角度来看，依法治国这一方略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中国治国方略上的重大战略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形态发生的最具历史意义的转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性质、任务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我们党实现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变革，关键是实行依法行政。实施和坚持依法治国的第一步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和坚持依法行政。政党活动的法治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共产党是法定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法理上讲虽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同国家机构管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核心，党始终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实质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标准化才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关于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实行依法行政这一思路最初形成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十年**之后对党当时的现状的思考与总结中。邓小平强调：“健全法制的同时，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随着党富国强民执政使命的不断驱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在实践中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并不断改善。今天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增强党内监督实效。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核心问题是保证领导干部行使和运用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党内监督，形成一种良好监督氛围。党内各项事业都应在党内公开，都要经过党内讨论，民主评议。对党员中权力的持有者，执行者，严格按照德、能、勤、绩、廉多层次多角度评议，确立其升、降、惩、罚.奖等。通过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形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相互监督。机制上，要强化纪检机关监督职能，扩大纪检权限，减少纪检过程中其他人为因素的干扰等。充分发挥党内纪检监督谨戒性作用。对严重违纪的国家工作人员，严肃处理，以铁的纪纪律和法律告诫当权者依法行使职责。

五、司法工作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确保司法独立和公正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摧残。司法不公，已经成为非法治国家的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确保司法公正。在我国司法工作坚持党对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司法的一大特色。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通过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来维护司法机关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为其提供秉公办事，独立司法的外部环境。为此，各级党的组织都应把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相信随着党领导方式的不断改善，审判司法制度和检察监督制度的大力改革和完善，司法机关所体现出来的监督作用和法律对全社会的教育警戒作用将愈加明显，中国司法体制将愈加完善。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各个环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党的主张，更是人民的整体意志。只有靠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捻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又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崇高的政治威望，能够率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行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成为我国立法的政治设计者，执法的组织协调者，守法的行动带头者，普法的思想引导者。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政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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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略论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中坚持党的领导

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其基本内涵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长久的历史性过程，而依法治国方略由提出到确立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应该说，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国内与国际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近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贯彻邓小平理论，十分重视和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江泽民同志1989年9月26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曾郑重宣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李鹏同志1994年给《中国法学》杂志的题辞是：“以法治国，依法行政”。这是代表新一代中央领导的庄严承诺，也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最初提出。1996年2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发表了《坚持实行依法治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同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一系列文件，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郑重地将“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确定下来。特别是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方针的科学含义、重大意义和战略地位，作了全面的深刻的阐述；第一次提出“法治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今后一个时期内突出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并郑重地将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记载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运用、丰富和发展。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五大报告中对依法治国的定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依法治国方略：首先，依法治国的主体是“民”而不是“官”。这是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人民群众依法治理国家，法，是人民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防民之具”。政府公务员员与人民的关系是从属关系，是人民的公仆，受人民的授权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其次，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而不是其他。这里的“国”，首要的是指国家机器、国家权力，即依法治权。历史表明权力总是具有腐蚀性、诱惑性。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用法律治理或控制国家权力，使权力运行规范化、理性化、程序化，防止权力滥用导致对公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侵犯，藉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再次，依法治国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的意志治理国家，这是依法治国本身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在我国，宪法和法律集中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尊重宪法和法律，实际上就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的意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权枉法等行为都是同依法治国背道而驰的，是政治不文明的体现。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深刻地表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和战略选择。由此可见，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具体环节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则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角度来看，依法治国这一方略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中国治国方略上的重大战略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形态发生的最具历史意义的转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性质、任务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我们党实现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变革，关键是实行依法行政。实施和坚持依法治国的第一步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和坚持依法行政。政党活动的法治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共产党是法定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法理上讲虽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同国家机构管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核心，党始终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实质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标准化才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关于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实行依法行政这一思路最初形成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十年**之后对党当时的现

状的思考与总结中。邓小平强调：“健全法制的同时，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随着党富国强民执政使命的不断驱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在实践中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并不断改善。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自身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上的实践性探索成果的同时，还要站在历史选择与发展进程的高度，敏锐洞悉中国政治体制变革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在选择与推

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抉择面前，正确把握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与发展的方向与原则，倡导法制文明，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可以超越或与现代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三、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法制建设基本目标正确客观地讲，我国法治化首先指的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指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秩序的过程。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目的是要使国家各项立法工作紧紧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进而使各项规范化的政策通过法的形式得以巩固，确保立法的正确方向。同时，以法的形式来肯定党的政策，不仅是执政党政策实现的保证，也使宪法和法律得到了尊重。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一方面是立法工作服从于服务于国家工作的大局，自觉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进而成为全社会一体化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另一面是党必须正确对待自身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党是国家之中的执政党不是国家之上的执政党，所以党不仅是立法的主体，也是法治的对象。党的十二大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个人都不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写入党章，就是从党对自身行为规范的角度来完善在立法工作中作为的成熟之举。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秩序的社会状态，还要正确对待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党的政策对我国各个时期完成国家各项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是政策的上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政策与法律都决定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有益组成部分。但只有法律才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公布的法律才有最大权威性。这就要求在具体的立法工作中，党组织及党员要建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深刻理解宪法精神，明确区分作为一个党员与国家干部、人民代表三者之间的职责与义务，用法律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避免用党的政策干涉太多法律事务。同时也要求党组织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应当与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规定相一致，要有利于法律的实施，不能与现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四、在依法行政中坚持党的领导，重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我国当前政治发展的突出问题大多集中在党对干部任命权与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垄断，以及党对权力监督不力所带来的权力腐败和党对用人、决策中失误问题的处理不力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现行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合理性，也是关系到“以党统政”与“依法治国”的政治秩序与治国方略的实际绩效与历史命运。笔者以为，加强权力制约监督，防止腐败的滋生，改变高度集权的现状，要注意如下事项：

（一）正确对待党政关系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我国，党政关系体现在两部分：一是党与政府的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前者从政治层面上讲，指的是与政协中的各个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代表或组织的关系；后者从国家组织层面上讲指的是党与政权中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按照我国权力结构模式，政府是从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才是权力机关与执政机关的关系。因此，党如何正确处理同人大的关系才是中国党政关系首要问题。党与人大的位置摆正了，党同政府的关系就自然易于处理了。显然，近年来，来自中央到地方的实践都有迹象表明人大的地位已下降到了党委及政府之下，进人大工作被认为是领导干部的退居二线。人大更是被中外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橡皮图章”，这就是党委和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人大权力逐渐缩小的必然结果。

（二）制约权力滥用理清了党政关系，我们就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制约权力滥用。制约权力滥用是一项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全方位多层次构建，既要立足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要致力于党员干部队伍的培养与教育为一体的建设，这样方能取得成效。一要改革当前人大制度，提高办事效率，使各级人大真正成为人民参政议政的活动场所。科学合理严格规范民主程序，扩大民主范围，提高公众集体议事决策度，以集体权力来制约个人权力，为扩张人大权力，限制党委越权办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二要着力调整权力配置，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合理分解，明确界定。具体包括：明确权力内容，明确权力运作规则，明确用权规则。真正实现权力运行法规化、程序化与权责一体化，保证权力行为的严肃性，减少随意性。另外，按照政府体制改革步骤与方式推行政府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严格限制领导干部权力，防止权力“越位”等，要在全党范围内，要求各级党委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杜绝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的出现。三要努力培养，精心选拔，创造出适应并能够促进法治化进程的政治领导层。同时，对在职的党员干部还要大力加强其权力观教育，法制观念教育，特别是宪法观教育，通过提高行政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形成作为一个具体行政活动执行者的从政道德观念来抵制私欲的膨胀，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杜绝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

（三）加强权力监督监督权力的实施是另一个至观重要的问题，针对当前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努力加强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的法律制度建设，是当前促进我国法制监督体制构成的主要目标。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公示制，听证制，承诺制，质询制，问责制，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权力运作全过程，疏通人民群众向权力机关提出意见的渠道，维护公共权力，从外部有效抑制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增强党内监督实效。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核心问题是保证领导干部行使和运用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党内监督，形成一种良好监督氛围。党内各项事业都应在党内公开，都要经过党内讨论，民主评议。对党员中权力的持有者，执行者，严格按照德、能、勤、绩、廉多层次多角度评议，确立其升、降、惩、罚.奖等。通过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形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相互监督。机制上，要强化纪检机关监督职能，扩大纪检权限，减少纪检过程中其他人为因素的干扰等。充分发挥党内纪检监督谨戒性作用。对严重违纪的国家工作人员，严肃处理，以铁的纪纪律和法律告诫当权者依法行使职责。

五、司法工作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确保司法独立和公正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摧残。司法不公，已经成为非法治国家的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确保司法公正。在我国司法工作坚持党对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司法的一大特色。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通过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来维护司法机关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为其提供秉公办事，独立司法的外部环境。为此，各级党的组织都应把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相信随着党领导方式的不断改善，审判司法制度和检察监督制度的大力改革和完善，司法机关所体现出来的监督作用和法律对全社会的教育警戒作用将愈加明显，中国司法体制将愈加完善。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各个环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党的主张，更是人民的整体意志。只有靠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捻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又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崇高的政治威望，能够率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行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成为我国立法的政治设计者，执法的组织协调者，守法的行动带头者，普法的思想引导者。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政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