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溪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助农增收

第一篇：澄溪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助农增收

澄溪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助农增收

一、培育多元经营主体。利用特色资源优势、抓住市场机遇，发展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33家，涉及花卉、水果、禽畜、农作物等20余个品种，其中，百亩以上种养专业大户2家，已进行工商登记的家庭农场1家，以百香果、优质稻、柑橘、牡丹、蔬菜、石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社27家，以大米加工、露馨酱板鸭、富麟果园为代表的龙头企业3家，带动就业3500余人，带动农民增收1750余万元。

二、引导土地适度流转。一方面鼓励农民出让闲置土地、合作创业，另一方面引导土地流转程序规范化、价格体系合理化，使该镇土地利用逐渐形成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效益化局面，目前，已完成土地流转1000余亩，完成雷山水体流转200亩。

三、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利用群众路线活动契机，该镇农业服务中心开展送技术、送政策进村宣讲活动3场，利用办好民生实事契机，整治山坪塘38口(已验收合格9口)，硬化村级公路80公里，同时积极争取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相关补贴300余万，多措并举致力彻底解决产前、产中、产后制约发展的困难。

第二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农民增收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农民增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 王征兵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指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组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有效化解这些问题和新挑战，保障农业健康发展。

一、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一是稳步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实行农户家庭经营，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政治决断，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当前重点是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二是稳步探索土地归并。把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从土地互换和分割两个层面稳步探索“小块并大块”，“大块不再分”。三是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符合我国国情的规模经营发展方向，应当是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要探索建立农业经营能力认定暨农地经营准入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制止“非农化”，控制“非粮化”，引导工商企业兴办龙头企业，开展产前、产后服务，带动农户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1、经营主体多元化

一是家庭农场，二是专业大户，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四是农业企业。

2、内涵式和外延式规模经营

内涵式规模经营是指面积不大，但内容丰富、科技含量高、产量大的规模式经营。学术界称之为“精细密集农业”。实质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丰富农业生产活动的内容，扩展农业生产的空间，并以此来提高土地产出力。同样的一亩地，由于生产内容的增加，产出量可比原来多好几倍。如新疆一位农民买了1000只小鸡放养在自家的桃园里。鸡吃掉了果园里的害虫和杂草，同时也节省了许多鸡饲料。在桃园里养鸡，能为果园提供大量的有机肥，据畜牧专家测算，仅一只鸡一年可产干鸡粪50斤，1000只鸡一年就可以产5万斤干鸡粪。因此，他又节省了一笔购买肥料的费用，增加了一笔鸡蛋和商品鸡的收入。土地面积没有变，但农产品产出量和收入都明显增加了。

外延式规模经营就是扩大土地经营面积。

二、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是促进家庭经营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有效形式。按照科学定位、加强引导、重点培育的要求，加大财政、税收、金融、保险扶持力度。一是探索认定标准。鼓励各地按照“生产有规模、产品有标牌、经营有场地、设施有配套、管理有制度”的要求，探索不同生产领域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对其实行特殊扶持政策。二是加大扶持力度。对认定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新增农业补贴重点向其倾斜；实行以奖代补，对经营耕地、养殖畜禽达到一定规模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予以奖励；鼓励金融机构将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纳入信用贷款支持范围，探索将农作物产品纳入抵押品范围；支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参加农业保险，提高财政对其保费补贴比例。三是强化工作指导。加强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财务收支、成本收益核算和生产经营的指导，提高市场竞争力。

2、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引领农民进入国内外市场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坚持发展与规范并举、数量与质量并重，继续深入开展示范社建设行动，支持引导专业合作社做实做大做强，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带动能力和发展活力。一是建立示范社名录。逐级建立示范社名录，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促进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对示范社开展运行监测、动态管理。所有涉农项目和优惠政策，重点向进入名录的示范社倾斜。二是完善税收政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扩大营业税优惠范围，完善所得税减免政策。我们建议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免征所得税、营业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实行符合专业合作社特点的纳税申报办法，制定全国统一的销售和服务专用发票。三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启动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计划”，大幅增加财政投入，重点支持合作社开展加工贮藏、冷链建设、直供直销等业务。研究制定新增农业补贴倾斜合作社的方法，探索按照种养规模和服务效果等予以补贴。四是强化信贷支持。建立信用贷款和抵押担保制度，为合作社中短期贷款提供信贷担保支持。五是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人才库，着力打造合作社领军人才队伍和辅导员队伍，逐步推行“一社一名大学生”，引导大学生到合作社工作，逐步形成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合作社人才培养体系。加大对基地建设投入力度，建立合作社人才培训基地。六是引导支持信用合作。按照“限于成员内部、用于产业发展、吸股不吸储、分红不分息”原则，以及地方政府负责、相关部门指导、业务规范有序、风险安全可控的要求，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业务的章程和管理制度，规范开展信用合作。

3、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一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龙头企业采取订单农业、设立风险资金、利润返还、为农户承贷承还和信贷担保等多种形式，建立与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间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创办或领办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深度融合。支持龙头企业为生产基地农户提供农资供应、农机作业、技术指导、疫病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各类服务。二是明确支持重点。通过财政贴息、信贷奖励补助、设立并购基金等方式，支持龙头企业兼并重组，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优先推荐。鼓励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农产品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建设、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等措施，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支持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开展物流信息、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扩大农产品增值税核定进项税额改革试点，将农产品加工增值税进项税率由现行的13%调整为纳税人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进一步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适当减免粮油、肉蛋奶、果蔬、水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增值税和营业税。扩大龙头企业贷款有效担保物范围，加大对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产品收购的信贷支持力度，探索对订单基地贷款给予财政贴息，缓解融资困难。

三、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改革时至今日基本形成了多元化、社会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在实践中各服务主体也创新了不少很好的服务模式。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上，不同的服务主体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1、县、乡农业服务机构、体制、机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县乡(镇)公益性服务机构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人才队伍不稳、财政保障不足、服务手段落后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部分地方服务功能逐渐弱化。县级农业服务机构不同专业分属不同的部门领导，降低了农业服务机构的工作效率；技术服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知识断层与知识老化问题严重；农业技术推广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大部分地方“有钱养兵，无钱打仗”.乡镇农业服务机构管理体制混乱，机构职能不清，机构设置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双重”职能交叉混乱；农技服务队伍人员素质较低、知识断层、老化、知识更新缓慢，积极性不高；还存在着推广经费严重不足问题。

2、村集体农业社会化服务力量需要加强

总的来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户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普遍较少，并且以产前和产中服务为主，农业产后服务比较薄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社会化服务大多是自发性的，收费性的服务项目比较少；村干部比较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但大多是零散的，有计划向农户提供服务的村并不多。

3、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决策机制和运行机制需要完善

由于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起步晚、总量少、层次还较低，其带动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和农业发展的要求。由于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从组织机制、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都不规范，和《合作社法》的要求差距很大。农民专业合作服务组织和农户之间多为松散连接，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管理水平不高、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和新形势发展的要求。

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尚缺乏全面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意识

总的来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的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全盘意识不够、定位水平较低；针对企业进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缺位，表现为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如政策扶持、资金补助或贴息贷款等并没有落到实处；企业进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资金问题突出，尤其在农产品收购过程中，多为现金交易，故企业经常陷入流动资金紧张的境地； “公司+农户”模式存在着制度缺陷，“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相对来说缓解了企业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但大多合作社都是企业牵头办理，没有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社，固有的制度缺陷依然存在。

5、民间服务主体承受风险较大，自身建设有待规范

一方面，个体形式的民间服务主体难以承受多方面的风险。比如农产品经纪人难以控制收购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纪人群体在总体上缺乏相应的技术和信息，更缺乏帮助农民引进技术支持的资金；农产品经纪人合作化进程较为缓慢，单兵作战，力量更弱。另一方面，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有待进一步规范。目前，大多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价格发现和信息发布功能不强，对生产环节进行调节和引导的功能难以发挥。此外，绝大多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保障功能缺乏，检测手段落后，这在广大消费者非常关注的今天，批发市场对生产者的引导和服务作用就更加有限了。

6、信用社的资金供给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农村信用社从农村吸收的存款，绝大部分投入到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去了，各地农村信用联社也不断开辟与完善新途径，采取新办法来服务三农，有些地方已经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农村信用社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仅农户很难得到贷款，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也难以得到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并且，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和沉重的不良贷款也影响了为三农服务的质量。

为了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就要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而要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就必须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着力解决农民工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促进农民工离土。农户兼业经营的根源就在于农民工制度。要改变目前进城农民工与留守农民争土地的格局，在逐步破除城乡制度障碍的同时，在城镇保障房和社会保障两个环节方面争取更多的国家支持，降低农民工进城的制度门槛和市场门槛，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在不加大工业化、城镇化成本的同时减少农户数量，为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

二是实行“小承包，大经营”，培育现代化经营主体。一是对那些已经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离农的非农户和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兼业户，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其放弃承包经营权，尽快离土。二是在减少农户数量的基础上推进土地承包权流转，支持那些有兴趣、有能力从事农业的经营主体扩大规模，对达到一定规模大户进行登记，实行经营大户认定制度。三是采取多种措施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如对大户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和经营辅导，提高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整合现有支农政策，对大户进行重点支持等，使经营农业也能得到平均利润。

三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确立以市场服务为主体，以政府公共服务为依托，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目标模式。通过争取国家支持，在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业信息体系等当前急需建设的领域率先突破，打破小规模分散兼业农户与农业社会服务低水平均衡，逐步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四、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

发挥供销合作社扎根农村、联系农民、点多面广的优势，积极稳妥开展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按照改造自我、服务农民的要求，创新组织体系和服务机制，努力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支持供销合作社加强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

1、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农村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发展现代农业，要求供销合作社发挥组织体系完整的优势，积极参与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供销合作社发挥扎根基层的优势，广泛凝聚各类社会资源，大力开展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扩大国内需求，要求供销合作社发挥流通网络覆盖城乡的优势，加快推进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开拓农村市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2、加快推进供销合作社现代流通网络建设

（1）加快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现代经营服务网络。依托供销合作社建设一批统一采购、跨地区配送的大型农资企业集团，在粮食主产区和交通枢纽，完善农资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物流配送中心。加快推进农资连锁经营，大力发展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标识、统一服务的农资放心店。支持符合条件的供销合作社从事种子、农机具、成品油等商品经营，办好庄稼医院，面向农民开展各种技术服务。支持供销合作社符合条件的企业，利用现有设施承担化肥、农药等重要物资的国家商业储备、救灾储备任务。

（2）加快发展农村日用消费品现代经营网络。支持供销合作社培育壮大日用消费品连锁骨干企业，加快传统经营网络改造升级，加强区域物流配送中心、连锁超市和便利店等农村零售终端建设，逐步形成县有配送中心、乡有超市、村有便利店的连锁经营体系，营造便利实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鼓励供销合作社发挥“一网多用”优势，依法开展家电、图书、药品、烟花爆竹等连锁经营业务。

（3）加快发展农副产品现代购销网络。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办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和功能提升，增强仓储运输、冷链物流能力，建立健全检验检测、资金结算、信息服务系统。引导供销合作社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推动大型连锁超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专业大户等直接建立采购关系，培育品牌产品，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支持供销合作社在棉花主产区和主销区建设仓储物流设施，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接受政府委托，承担国家棉花储备、进出口等任务。鼓励供销合作社承担边销茶、羊毛等储备和经营任务。

（4）加快发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鼓励供销合作社积极参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规范建设社区和村镇回收网点、专业化分拣中心、区域集散交易市场和综合利用处理基地。支持供销合作社有条件的企业依法开展废旧家电、报废汽车等回收拆解业务，形成回收、分拣和加工利用一体化经营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实现再生资源产业化经营、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3、着力强化供销合作社服务功能

（1）加强专业合作服务。立足当地优势资源和特色产业，利用供销合作社人才、网络、设施等条件，采取多种方式积极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营销、技术、农产品加工储运等服务，推进规模化种养、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开拓市场，开辟合作社产品进超市、进社区、进批发市场的便捷通道。积极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加强人员培训，各级财政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2）完善行业协会服务。加强供销合作社系统行业协会建设，增强服务功能，强化行业自律，反映行业诉求，推动行业诚信建设。推进协会内部改革，建立健全规范的运行机制。在农资、棉花、茶叶、果品、食用菌、蜂产品、畜产品、烟花爆竹和再生资源等传统优势领域，重视发挥供销合作社系统行业协会在制定产业政策、行业规划、产品标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3）强化农村综合服务。按照政府引导、多方参与、整合资源、市场运作原则，支持供销合作社参与建设主体多元、功能完备、便民实用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按照农民生产生活实际需要，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在继续搞好农资、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经营基础上，积极开展文体娱乐、养老幼教、劳动就业等服务。各级政府要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打造农村社区综合服务平台。

五、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实践创新

1、“大荔模式” 大荔模式是“政府+企业+专家+农户”市场化运作，农技农资双向服务、农资农副双向流通、农业科技双向推动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模式。

2008年以来，大荔县政府和陕西荔民农资连锁有限公司为解决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探索出了 “政府引导，群众点菜，企业埋单，科技送餐”的农业科技服务新模式，在销售农资农副产品的同时，向农民提供全方位的农技服务，真正把农业技术服务延伸到了田间地头，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快了农村信息化步伐，推进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成效显著，受到了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

目前，大荔县已经建立了100多家乡村连锁服务经营网点和一支由30多位省市县农技专家和400名技术推广示范员组成的科技服务队伍，形成了完善一条龙服务体系。渭南市在总结大荔县开展大荔模式的经验基础上于2011年开始在本市全面推广 “大荔模式”。

省内的延安、宝鸡、铜川等9个地市的60多个县（区）先后到大荔县进行观摩学习，其中西安（长安区）、咸阳（淳化县、乾县）、宝鸡（扶风县、凤县、凤翔县、陇县）、安康（汉阴县）、铜川（王益区、宜君县）、榆林（榆阳区、定边县）等在学习大荔县经验的基础上积极与当地农资企业合作在本地区进行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受到了广大农户的欢迎。

2、杨凌农业示范区的科技示范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按照“核心示范—周边带动—广泛辐射”的工作思路，以“大学推广模式”和“产业链推广模式”为抓手，以媒体、展会推广及农民培训为补充、通过示范推广机制创新及平台建设，推进各项工作开展。截至目前，杨凌在全国16个省（区）累计建成示范推广基地198个，示范推广效益超过1000亿元，示范推广面积达到4233万亩。

（1）建立示范推广工作推动机制

建立示范区与大学的紧密协作机制。制定了《杨凌示范区与两所大学合力履行国家使命工作方案》，建立了党工委管委会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班子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示范推广过程中的问题；建立了与旱区政府间的推广工作联动机制。联合高校、农业科研单位及企业，围绕旱区农业发展开展技术推广及社会化服务。近年来，示范区和两所大学陆续与省内的延安、渭南、安康等地市及旱区的山东滨州、河南商丘、青海海西州等地区签署了农业科技及产业协作框架协议，确定了合作关系。

（2）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打造示范核心

坚持“高标准规划、高科技支持、高质量建设、高效益展示”的思路，把城市规划区以外的8.3万亩农村和农业用地规划成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主要建设现代农业创新园、国际科技合作园、现代农业企业孵化园、种苗产业园、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科技探索园、农产品加工园和物流园等八个园区，集聚展示国内外农业科技新成果，打造现代农业示范的核心区和农业科技交流推广的平台，经过多年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展示示范功能不断增强，对外影响逐步扩大。先后有来自加拿大、美国、日本、荷兰、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等国和国内各省市区的4700多个考察团10万余人（次）来园区考察。同时，组织品种观摩13次，参与品种观摩和育种、推广、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5000人次，区域性农作物品种展示中心地位初步确立。

（3）加强与周边县区合作，带动周边县区农业发展

围绕周边各县农业主导产业，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一批相关产业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在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在武功建设设施农业产业园区，在太白建设有机蔬菜科技示范基地，在乾县和凤县建设杨凌生猪标准化养殖创业实训基地分基地，在扶风建设肉牛养殖和粮食良种繁育产业园区，在眉县建设猕猴桃和奶牛养殖产业园区，在周至县建设苗木繁育、蔬菜种植产业园区。同时，在武功、乾县、扶风、丹凤、靖边、凤翔等几十个周边县区建设了杨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通过支持园区建设和示范基地建设，强化各县主导产业，实现周边县区现代农业快速发展。

（4）探索完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推动广泛辐射

“政府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推广模式。杨凌示范区成立以来，与区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形成整体合力，积极推进科教体制改革，在科技示范推广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探索形成了“政府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农技推广模式。该模式实现了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科研团队的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人才联动，目前，在全国10多个省区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128个，其中永久性农业试验示范站23个，专家大院37个。800多名科教专家常年在生产一线开展服务。

产业链推广模式。以涉农企业为主体，以产业链条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集聚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创新创业要素，开展科技推广，带动产业发展。近年来，发展广升农业、深绿农业、金薯种业、秦川节水、秦宝牛业等26家涉农龙头企业为产业链推广企业，认定金诺种业、大唐种业、和合种业、农夫果业等28家涉农企业为法人科技特派员，这些企业在甘肃、陕西、西藏、内蒙、新疆、青海、宁夏等地区开展产业链推广，与当地政府开展科技合作，辐射带动农民增收，截止目前，在省内外建立了试验示范基地60余个。

媒体推广模式。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建成实时联结北方15个省区的远程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了“专家不出门、技术送田间”。陕西农林卫视频道目前已经覆盖全国各省，进一步提升了杨凌农科城的辐射带动效应，促进了农林科技的推广普及。“农林卫视”频道和《农业科技报》成为覆盖广、影响大的农业科技传播媒体。展会推广模式。展会已经成为农业科技推广的有力平台。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创办于1994年。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为农服务的办会宗旨，办会规模逐步扩大，层次和水平逐年提高，先后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家涉农企业、科研单位和中介机构参展，有1800多万客商和群众参展参会。累计促成投资与交易额达到2700多亿元人民币，近五届每次展示交流农业科技成果5000项以上，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进一步推动我省乃至西部地区农资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农民培训推广模式。示范区成立以来，充分发挥杨凌农科教综合优势，按照“整合培训资源，围绕主导产业，培训职业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坚持“系列系统、分类培训”的原则，创新培训机制，整合培训资源，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培训方式，立足杨凌，面向周边，大力开展现代农业科技培训，不断提高科技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为陕西乃至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等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初步形成了“杨凌农科”培训品牌。近年来，在全面调研和总结的基础上，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出台了《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关于加快旱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进一步扩大示范推广效应的若干意见》，制定了《杨凌示范区农民技术员职称认定与管理办法》、《杨凌示范区职业农民培训工作流程》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确保培训顺利推进取得实效，成立了杨凌示范区农民培训工作领导小组，组建杨凌职业农民培训管理中心。以杨凌为基地对全省乡村干部进行轮训，同时面向西部培训农村基层干部、农技人员、大学生村官、合作社负责人和职业农民，累计超过10万人次。500余名杨凌本土农民技术员常年在省内外开展农业科技服务，成为新型职业技术农民。探索建立了全国独有的农民技术职称评审标准体系，全国12省（区）35个地市104个县区的5900余人，获得示范区农民技术职称，成为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土专家。

第三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感想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毕竟中国还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优势数量，农业也是所有产业的基础，所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很有必要，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智慧的再次体现。

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三位一体”农民合作是构建新兴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内涵。所谓“三位一体”源于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构想，后来逐步完善与发展，已经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很多农村都已经开始落实，实行“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即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家庭的分散经营相结合。一些农民让出土地经营权给新型经营主体。自1978年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这种小农小户的分散经营，面对市场化、信息化的今天，这种经营模式已经不能让小农创收增收，所以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可以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三位一体”的构想，是在商业化程度高、信息流通便捷的浙江，所以成效很大，但是我国相当多的农村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商业程度低，所以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首先要修路，“要致富，先修路”这是我过很早就提出的口号，这口号依然适用于今天，只有路畅通了，信息才能灵通，农产品才能方便外销，资金也方便进入。同时，修路这一明显的表象特征也能让农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让他们自己就能感觉到新时代就要来了。其次，对农民进行再教育也很有必要。现在很多农村因为消息闭塞，广大农民的视野狭隘，所以一定要有配套的教育，才能保证农户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让农民富裕起来。“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变人生”，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教育，农民不懂得筛选信息，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党和国家的决策，只是盲从，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当然，教育不是喊口号，仅仅喊口号的话，万一遇到失败，反而会造成农民思想上的混乱，从而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要保证农民真正深入到再教育中，比如可以分批次地让农民代表去试点学习。其次，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最主要的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管是个体经营也好，规模经营也好，什么能让自己的收入翻番，什么就是好的。所以，国家也要有政策的保护，首先要解决让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民的出路。他们把土地经营权让出来了，就等于把生计也让出来了，怎么让他们有比种地收益大的出路，是极其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需要国家提供有效的信息，或者获得有效信息的途径，不然土地规模经营了，产销问题怎么解决，仅仅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比如我国推行的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服务模式。还要教导农民正确地筛选信息，防止投机倒把的机构进行欺诈。还有就是，国家的政策要保证“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可冒进，毕竟我国的农村生产力水平还是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冒进的话有可能重蹈五六十年代的覆辙。

总体来说，自“三位一体”实施以来，我国一些农村已经出现了新的风貌，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也许出现了一些挫折，比如由于政府指导和监管不到位，农户主体地位不能保障，农民利益没能充分实现，所以有关政策得不到多数农户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是必须认识到，任何一项改革或新措施的实施都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新措施的实施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就像前面提到的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而且一定要全方位全方面地区落实，让农民真正理解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当然只有让农民看到真切的利益，他们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调动起来，所以可以用资金补贴、信息提供的方式鼓励那些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民搞多种化经营。

在商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分散的小农经营是无力抵御来自外来的强大压力的，正如欧洲为了应对全球化的大趋势成立了欧盟，出台了欧元，我国的农业要想在工业、商业都取得大发展的背景下，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施“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农村发展、农民创收的必然选择。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下，我国的农村会越来越好。

第四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第一财经日报 李秀中 2014-05-28

核心提示：成都崇州的试验一是确保粮食安全，规模化经营又没有非粮化；二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涌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三是以低成本推动了规模经营，农民还没有丧失土地的控制权。

4月29日，正是栽秧的繁忙季节，王志全安排了50多人忙着抢种。作为成都崇州市隆兴镇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他管理着1000多亩田地。完成合作社每年制定的生产计划，王志全能够分享两成的收益，年收入8万~9万元。

农业职业经理人是成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新鲜产物，其发源地崇州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已由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1000多人。它类似于建筑业的承包商和工商业的职业经理人。当天，全国都市现代农业暨“菜篮子”工程现场交流会的嘉宾还参观了王志全所管理的地区。

而在此前几天，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省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以及中央农村工作的智囊们，联合在崇州召开了对这一新鲜产物的课题研究。专家们将此定义为“农业共营制”。

成都崇州的试验就是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时引导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并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

课题组负责人、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成都崇州的试验一是确保粮食安全，规模化经营又没有非粮化；二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涌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三是以低成本推动了规模经营，农民还没有丧失土地的控制权。

课题组另外两位负责人——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必良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强调，崇州的这一试验具有普适性，可以在别的地区推广复制。

农业“CEO”涌现

杨柳土地合作社成立于近年，当时村民以确权颁证后的101.2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101.27亩二轮土地承包期剩余经营权年限，每亩作价900元出资，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这也是全国第一宗农民没有出钱，而是纯粹以土地入股，并进行工商注册的合作社。

杨柳土地合作社理事长陈永建向本报记者介绍说，当时的状况是一些80后、90后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也不会种了，只有老年人种地，当时的想法是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采用机械化的方式耕作。

集中起来的土地如何经营是合作社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当时，崇州市农机局职工周维松办起了农机合作社。杨柳土地合作社就聘请周维松作为生产经理，指导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不过，周维松不收取分红，只是在耕作时收取农机服务费，这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雏形。

3年之后，王志全接受聘请担任了杨柳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其分配机制是按照2∶8比例与合作社分享生产收益。即扣除生产成本之后，两成归职业经理人，八成归合作社。2013年改为1∶2∶7，即提取一成的合作社公积金、两成收益给职业经理人，七成收益用于合作社土地入股的分红。

陈永建介绍了这一运作模式：由合作社提出当年的生产计划，即每个季节种植什么作物，职业经理人执行这一计划，并根据计划提出成本预算，再交由合作社股东大会审议，合作社通过后按此成本支付职业经理人成本费用，待到收获后，再对收益进行分红。其中，职业经理人必须确保保底收益，否则要赔偿损失。

可见，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和公司董事会与CEO本质相似。王志全告诉本报记者，他每年能够收入8万~9万元。他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长，后来又到成都打工，做起了装饰。后来回到崇州在其所在村流转了80多亩地，成立了志全农业合作社，随后受聘成为杨柳土地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

作为职业经理人，王志全负责这些田地的生产经营，一方面需要种植技术，另外一方面则需要管理能力。杨柳土地合作社已经从100多亩发展到1500多亩，这么大的面积对他是一个考验，王志全将其分成4个经营小组，又安排了各组负责人，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经营团队。

像王志全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已经批量涌现。目前，崇州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960余人，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1460人，通过竞争上岗的有767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而这一现象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效果也是积极明显的。

前述课题组研究发现，由于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的问题，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大春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如果考虑到农户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下降幅度将达到40%以上）。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崇州试验的星星之火已在成都形成燎原之势。目前，成都市已有农业职业经理人7903名，他们活跃在全市19个区（市）县的田间地头，在现代农业中大显身手。而当地政府连续出台政策助推这一创新快速发展。

2012年以来，成都市农委等部门出台了关于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试行意见；成都市农委、财政局、科技局、人社局等出台了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评价管理规定，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考核管理体系。

2013年，成都安排农民培训专项资金1200万元，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资金500万元。给政策，对农业职业经理人领办、新办生产基地给予补贴，支持他们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个人应缴的20%缴费基数，由财政补贴12%。

创新带来的可期前景以及良好政策的助推，加速了现代农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职业经理人通过规模化生产增加收入，高于外出打工收入，同时照顾了家庭，使得一部分农

业能手回流；另一方面，吸引技术人才进入，2013年年底，杨柳土地合作社已经有7名30岁以下的大学生竞聘职业经理人上岗。

在解决谁种田和科学种田的同时，也催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因为农业职业经理人执行合作社的经营计划，必然要采购众多的社会化服务。为降低服务外包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农业职业经理人专职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由此又催生形成了“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

这些农业服务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专业育秧（苗）、病虫统治、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价格，均实现公开公示、明码标价，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种、管、收、卖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

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9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共拥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台（套），从业人员662人]，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拥有植保机械700余台（套）]，6个劳务合作社（从业人员1000多人），以及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集中育秧基地10个，服务面积达14.63万余亩。

不仅如此，随着土地规模经营的扩张，职业经理人的现代经营管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农业品牌服务体系应运而生。比如，崇州先后试点了“五权”公开流转交易和抵押融资，获得金融机构贷款7.5亿元。

显然，崇州试验与普遍的土地流转有着显著不同。首先社员是经营主体，农民对土地有控制权，种什么农民说了算，而且社员有退社自由，农民获得的是收益分红而不是租金；土地合作社主要从事水稻、小麦、油菜等粮油种植，而土地流转有的用于非粮生产，比如花卉苗木等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

提供可复制经验

成都崇州的试验正触碰中国农业的根本瓶颈，吸引罗必良和程国强来做此项研究的正是它的可复制性。他们都来自湖北，希望通过对这一做法的研究总结，能够在自己家乡进行复制，以及形成全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一个方向。

罗必良表示，就全国总体而言，30多年来，农业经营体制的“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的大格局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的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重大变化。

这个重大变化体现在：一是土地细碎化，几乎没有规模经济性；二是农户兼职化，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主；三是劳动力弱质化，留守农业的劳动力更是呈现出老龄化与妇女化特征；四是农业副业化，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大幅下降；五是生产非粮化。

罗必良表示，上述变化共同表明了农业不断“被边缘化”的问题。他们的前期研究表明，“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现象已经广泛存在，势必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的重要隐患。

罗必良认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最为棘手的瓶颈难题是：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成都崇州的试验所探索的“农业共营制”形成了“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复制性。

罗必良表示，崇州试验的创新价值与启迪意义在于其三大交易装置的形成。一是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形成土地的适度集中并达成土地经营与企业家经营的合作交易装置。二是农业职业经理人市场，改善了农业的知识分工与决策经营效率。三是农业生产性服务超市，促成了农业的技术分工与生产操作效率。

罗认为，崇州的“农业共营制”作为新形势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创新，有效破解了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瓶颈，以及统一经营层次被弱化的问题；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实现了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崇州所探索和实践的“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第五篇：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之后不久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对其作出了强调。这是对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部署，指明了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向。我们在推进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中，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这一重大决策，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经过改革与发展，我国已形成了以承包农户为基础、多种生产经营主体共存的农业经营格局。但是，离构建“四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还有很大差距。一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妇女化、低文化趋势，迫切需要解决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加快培养职业农民。二是承包农户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户兼业化倾向明显，迫切需要解决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偏低问题，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三是农户家庭经营大多属于分散经营，仍存在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偏低问题，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四是伴随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转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出了强烈需求，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社会化服务不足问题，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当前，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逐步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为骨干，以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为纽带，以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保障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一是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研究制定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从所从事的农业行业领域、农业劳动时间、生产经营规模、素质能力等方面进行探索认定，并作为培育和扶持的依据。拓宽培养渠道，开展多形式、经常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完善农业职业培训体系和绿色证书制度，健全农业技能持证上岗制度。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扩大阳光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规模，广泛开展种粮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和合作社带头人等培训。吸引和支持高素质人才务农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