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 福柯分析（★）

第一篇：疯癫与文明 福柯分析

疯癫与文明

这对我来讲不是一本好读的书，福柯用了大量哲学般的抽象概念去阐述他关于疯癫的认识而又没有试图去给它定位。它并不单纯是一部关于疯癫的历史，毋宁说是围着着疯癫而串联起来的林林总总的历史场景（绘画、文学、展览、政治、医学、宗教、经济、精神病院等等）及其分析。在阅读本书时，我认为不能照旧有的观念只把疯癫当做一种精神疾病或者其他异常、特殊的社会问题，而是当做一种现象，跟随福柯去追寻这种现象从15世纪到19世纪人们对其的界定和认识的演变，从而对疯癫有全新的认识角度。

在十五世纪，人们把疯癫当做一种世界神秘力量、一种无法言说的可怕而由充满吸引力的存在。在文学作品和艺术绘画中，疯癫的形象（比如半人半兽、猫头昆虫）被用来揭示那时人们心中无名的狂暴和疯癫，它引领一切人类的弱点。这开始的时候，疯癫多少有点反禁锢、反正统的感觉，所以他提到这时候文学作品、戏剧中出现大量疯癫形象（如堂吉诃德）。渐渐地疯癫开始被认为与人的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的，是每个人身上可能多少都存在的状态。比如，自恋——正是人在对自身依恋中通过自己的错觉而造成的疯癫（人依恋自身，以至于一谬误为真理，以谎言为真实，以暴力和丑陋为正义和美），自恋让人盲目，盲目就变得愚蠢，所以他说「自恋是疯癫的一个症状」。

再到17世纪，人们开始把疯人和穷人、游手好闲者关押在一起，实行「大禁闭」，认为他们都属于一类人——没有劳动价值的“社会垃圾”。把穷人也包括在内是因为当时认为贫穷的普遍根源是纪律松散、道德败坏，需要进行教育和改造。这种禁闭制度，标志着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群体融合能力的社会角度认识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问题。如果说在15世纪的古典社会，人们对疯癫的感情保持中立（只是弱点），这时候就开始划出一条界线，城市的发展，对秩序的要求，使理性开始对疯癫进行统治，禁闭意味着隔离与驱逐。

关这些“社会垃圾”的总医院，就好像一个遮羞布，把城市无用的、见不得光的、有违社会秩序的群体藏匿起来了(被禁闭的人也包括道德败坏者、放荡的不孝子孙、亵渎神明的人以及自由思想者等)，但是有一个例外——不需要遮羞，反而是展览——就是疯人。其他的非理性都藏匿起来，却让疯人这个群体凸显出来。疯人被展示、成为景观，就成了怪物。怪物从词源上讲，就是被展示的东西。

写到这福柯分析了疯癫与激情的关系以及疯癫的各种呈现状态。吸引我的地方是他提到疯癫的论述话语：疯癫状态虽然是无意义的混乱，但是当我们考察它时，它会呈现完全有序的分类，是遵循某种明显逻辑而表达出来的语言。（如果看过《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会对此深有体会）。比如，一个人在睡梦中想象自己是玻璃做的，这很正常他没发疯。但是如果他相信自己是用玻璃做的，并得出自己易碎的结论，不能接触任何硬物、应该静止不动，那么他就是疯了。但是在假设成立的条件下（尽管是虚妄），他的推理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这时候疯癫（躁狂症、忧郁症、歇斯底里、疑病症）的认识，多少都局限于体液说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情绪、体质等认识。由于这种认识，人们医治疯癫的办法也是千奇百怪。如清洗法，进行换血、服用肥皂、用醋浸泡身体等，这样都是基于把疯癫当做物理机能的紊乱来进行改造治疗的。心理上的比如有戏剧表演法，支持病人的某种相信进行治疗。举例，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拒绝再吃任何东西，变得生命垂危，这时给他举行一场“死人”宴会，“死人”们都在吃喝很开心，于是他认为“死人”原来也可以吃东西呀，就开始吃喝，于是脱离生命垂危，恢复神志。

十八世纪末期对疯癫的认识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第一，由于疯癫长期被认为是英国人特有的，而英国崇尚商业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就成了滋生疯癫的沃土。“商业自由使人的思想永远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入矛盾，使人的时间脱离四季的变化，使人的欲望趋从利益的法则。这种自由不是使人拥有自己，而是不断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

它使人迷恋于他人和金钱的纯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满足的欲望。”第二种是认为疯癫是由于过分的虔诚和过于强烈的信仰产生的。皮内尔认为宗教事务因为本身的谵妄和幻觉性质而引发人们的谵妄和幻觉。第三种认为疯癫是由于感官太强以及思维都用于了思辨，劳心不劳力。“读书人的脑子首先硬化，使他们常常变得无法连贯地思维。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另外，感受力上说，感情越不真实就越强烈，也越不受温和的自然法则的控制，疯癫就产生了。这三种认识，意味着人们不再把疯癫视为原始堕落和神秘存在，而从人自身、环境、与他者的关系来考察它。

于是，被禁闭的群体也被重新划分了。在最初把穷人也列为需要禁闭的对象是基于贫穷源于道德败坏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工业进步，人们认识到贫穷和道德无关，是由于商品和金钱的匮乏，而人口本身可以创造财富，于是穷人得到解放。此后，对付道德离轨、家庭冲突、轻微放荡都尽可能少的实行禁闭。只有疯癫，对疯人的禁闭依然如故。疯癫越来越明显地被分离出来，成为理性审视和管制的对象。这样，就需要有一个地方来专门安置疯癫，专属的精神病院就诞生了。疯人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完全独立，不承认其他权威，它直接判决，不许上诉。它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宗教领域。不会去考虑头脑中的宗教崇拜或者政治意见，而是研究是否有必要阻止可能由此产生的情绪亢奋。疯人被至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被视为未成年人丧失一切权利。自十八世纪末起，非理性的在理性的社会中很少有存在感地闪现了。

疯癫被文明认识的历史，也就是疯癫被清理被隔离被尝试各种方法对待的演进史。作者开拓了我们认识非理性的视角，拨开偏见、条分缕析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今天我们对待疯人的做法，有没有可能非常、相当不合适并且加剧了疯癫？思考太多会让思维陷入抽象，抽象就是脱离现实，所以想要远离躁狂、抑郁、歇斯底里等多种疯癫的呈现形式，只要放下思考就好了？对于复杂的精神宇宙，我们知道的太少。作者探讨问题的视角，让我重新洗刷了对疯癫和文明的认识。

最后，附上，魔鬼辞典里，对abnormal,的解释：

abnormal，adj．

Not conforming to standard．In matters of thought and conduct，to be independent is to be abnormal，to be abnormal is to be detested．Wherefore the lexicographer adviseth a striving toward the straiter[sic]resemblance of the Average Man than he hath to himsel~~Whoso attaineth thereto shall have peace，the prospect of death and the hope of Hell．

第二篇：《疯癫与文明》读书笔记

《疯癫与文明》作为米歇尔·福柯的成名之作，在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读罢该书，我也获益匪浅，在此略微论述一二心得。

关于疯癫的论述，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帕斯卡预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而福柯则直截了当地说道：“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与福柯同时代的思想家巴尔特评价：“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实现，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并且这一“疯癫”话语只有且仅是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下所产生的“名词”。虽然明代才子唐寅的《桃花庵诗》中“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也有“疯癫”一词，不过这种“疯癫”不是人类理性时代的精神术语，只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怀才不遇的隐逸文人的自我嘲解安慰而已。

也许读者会疑问：为什么福柯会对“疯癫”现象如此感兴趣?这里便不得不提及福柯的童年经历了。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先生在其《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一书中曾经介绍到：“福柯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却始终感到压抑威胁和恐怖。他父亲为了锻炼他的勇气，把他带到医院手术室看截肢手术，血腥的场面给一个孩子的惊骇是不言而喻的。他家乡当地有一富人的女儿因未婚先孕，孩子出生后被溺死，她本人被宣布精神失常，先后被送进医院和修道院，最后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这些可怕的事情对福柯的一生的思想都有潜在的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要反抗这种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压迫和恐怖。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病和心理学》和他的博士论文《疯癫史》就是这方面最初的努力。”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我们不难知道福柯之所以关注“疯癫”的缘由了。

通过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考察，福柯揭示出了：疯癫与文明的对立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在蒙昧的远古，而是在理性的近代。在古世纪，麻风病曾被视为对社会的最大威胁。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麻风病被逐步控制，疯癫代替了原来麻风病的角色。但最初人们对疯癫的态度还是暧昧的，疯癫既是威胁，但也是达到某些真理的通道。“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最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记忆。……它是理性的流动。”但是到了古典时代，疯癫变成了一种需要用禁闭所来对付的完全的破坏力量和威胁，“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训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到了18世纪末，人们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对禁闭提出了批判，但批判没有解除禁闭，而是用新的疯人院的形式将禁闭进一步制度化。在疯人院里，医生借用科学的面具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角色，他对病人具有家长加法官绝对的权威。疯人院不但没有解放病人，反而使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并且随着作为一种医疗机构的疯人院的出现，非理性的存在也不再表现出来，它们只能在现代艺术中出现。“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现在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控制，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恢复理性再把非理性交给理性的任务。”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方法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中理性和疯癫的形成过程，指出理性和疯癫并不是外在于个人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反身性的社会现实，他们总是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境而不断地建构。相应地，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也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批判过程中建构而成的。然而福柯也指出“这种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这也就体现了作者深沉的人文关怀。

也许，在福柯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尚待商榷之处，但他开阔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向我们提出了人类文明时代的疯癫历史这个话题，使得我们在理解事物的属性方面也有不少启迪作用。总而言之，这至少也能从侧面表明《疯癫与文明》不失为一本“智慧之书”。

第三篇：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之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学科考古学》（1966）

一、作者简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哲学、历史哲学、知识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地影响。尽管他不喜欢自己被归类，但还是被视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性人物。福柯的代表作有《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1961）、《死亡与迷宫：雷蒙·鲁塞尔的世界》（Death and Labyrinth： The World of Raymond Rousse, 1963）、《诊所的诞生》（The Birth of Clinic, 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969）以及《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prison,1975），等等。

《词与物》一书是要将思想从“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驱除笼罩在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形式头上的人本主义的迷雾，从而重新思考人类知识的可能性。而人类学主体主义正是自康德以来的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和知识基础，福柯试图批判的正是这一传统。但是福柯并没有将自己的视角仅仅局限于康德及其之后的思想，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古代，并从文艺复兴开始了自己这种独特的人文科学考古学。

二、认识型

之所以做这种人文科学考古学，是缘于福柯的一次有趣的阅读。福柯在阅读博尔赫斯的某部作品的时候，其中有一段引用“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写到，动物可以分为奇怪的十几种，这些分类让人看了不可思议，这令福柯哑然失笑，但笑声之余，福柯发现，这种分类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为它超出了阅读者自己的思想的限度，超出了他的习惯性的理解和常识，因而会觉得令人发笑。因为对于福柯这样的西方人来说，不可能做出那样的思考。所以福柯开始思考这种不可能性的原因，换言之，为什么不能那样思考呢？我们思考的方式、内容和界限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福柯看来，思想包括两端，一端是文化的基本代码，比如语言、价值、实践、知觉框架等等，从一开始就已经为每个人确定了他的经验秩序。而另一端则是对这些秩序之所以存在的阐释。但是在这两端的中间地带，是沉默着的存在，但这些沉默之处，却也有其自身的秩序。这一地带就是“认识型”。“在任何特定的文化和任何特定的时候，总是存在着一种对所有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加以限定的认识型。这种知识或者体现在一个理论中，或者被默默地投入一个实践中”（222页）。正是“认识型”决定了我们思考的限度和可能性，决定我们去思考什么和不思考什么，只有在它的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会成为可能，所谓的知识其实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它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观念这类东西，所谓“观念史”、“科学史”，这些都是学科分类的产物，它们把学科知识看作是一个逐渐走向真理的过程，而如果从“认识型”的角度来看，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真理，只不过是不同的认识型发生了转换而已。简单的说，这种“认识型”类似于一种话语实践，它涉及到的是话语建构的规则。在福柯看来，近代以来的思想都是人类学中心主义这种“认识型”的结果，都陷入了人类学中心主义的沉睡之中，需要把它们唤醒。那么，现代这种认识型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三、古典时代的认识型

在福柯看来，西方文化的认识型发生了两次比较大的断裂。第一次开创了古典时代（大致在17世纪中叶），而第二次断裂则是从19世纪开始的所谓现代。与之相应，西方文化的认识型就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古典时代的认识型和现代的认识型三种。不同的认识型决定了不同的知识对象的建构、思想的方式和方法，等等。

在文艺复兴时代，或者说直到16世纪末，相似性就一直在西方文化知识中起到创建者的作用。相似性支配着人们对语言与世界及其关系的理解，“生活的舞台或世界的镜子，这是所有语言的身分，是其宣称并表达自己的发言权的方式”（23页）。通过“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四种相似性，世界成为符号的世界，这个时候流行的是释义学，探寻符号的意义，阐明词与物的相似性。所以，语言是透明的，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恩典。所以语言在不断地被书写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重构世界，知识就是要让一切都能说话，它的本义就是阐释。

然而，堂·吉诃德那曲折的历险经历却为西方文化的认识型标出了一条界限，“它们结束了相似性与符号之间古老的作用；并在那里结成了新的关系”（61页）。古典时代的认识型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词与物的新的关系的时代到来了。相似性解除了同符号的约定，词与物之间也变得疏离了，书写也不再是世界的散文了。符号同世界之间不再是相似性关系，相似性关系变成了幻想，在堂·吉诃德那里，世界是颠倒的，桑丘是个总督，风车是个魔鬼，羊群变成了军队……其原因就在于堂·吉诃德未能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只能独自在书写与物之间的漫游闲荡，而在这个时代，“物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他任何东西；词独自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中”（63页）。所以福柯说，《堂·吉诃德》是第一部现代文学作品。在这个时代，语言也成为最高但又隐而不显的存在，人们开始思考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问题，内容和形式的对立出现了，语言不再是世界的相似物，思想不再指向世界。语言要把世界组织进自己的秩序之中，于是，语法出现了，通过语法，语言实现了自我的完善，语言开始借助各种语法手段来传递一个命题的意义，而这些手段已经不再拥有任何表象的意义了。

古典时代的认识型需要建构一种普遍的秩序科学，这种秩序科学是既能分析表象的符号学，又是能够把同一性和差异性统一到一起来的分类学。前者涉及到的是关于真理的科学，而后者则是关于世界存在物的知识，在这两者之间的是发生学，也就是假定了一个渐进秩序的规则。这三者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古典时代的认识型，通过分类和描述，世界上的存在物，比如动物、植物在语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成为被塑造出来的类别和归属，以及在语言中自己呈现给读者的形式。古典时代的这个认识型控制着人们对话语、自然存在物的理解以及财富的交换。在这里，福柯提醒人们注意，在古典时代，或者说在19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之中，生命并不存在，只有生物的概念，而没有“人”的概念。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对语法的理解，只能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或者说普通语法的研究才能实现，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人文科学，更不存在后来人类学中心主义者所说的“人”的存在。

四、现代认识型

到了十九世纪，语言发生了新的排列，语言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具有表象的功能。大写的历史出现了，其原因在于“思想只有在它自己的历史的根基处重新认识自身，才能完全确信无疑地为这一事件的独立真理提供基础”（284页）。这是有关真理和普遍规范的历史，这种大写的历史支配了人类的经验和历史，它是规范和普遍真理，内在于人类的小写的经验性的历史之中。于是，在这新的时代，语言不再指向对象，而是词与词之间互相交流，通过一些手段将词相互关联地排列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观念学和批判哲学的共存。观念学不关心表象，不关心表象的界限基础和根源，它只是把所有的知识安放在一个空间内，然后阐明之所以能够组织起这个空间的知识是什么。因而，观念学就是关于知识的知识。而以康德为代表的批判哲学则试图对表象进行询问，询问表象的根源和界限，对观念学的可能性进行批判。于是，从康德开始，现代的认识型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方面，是纯粹认识论领域的出现，所有的知识都获得了学科的自治，成为一种纯粹的“科学”；另一方面，知识的普遍化又需要被不断的反思，通过批判来寻求自己的可能性。所以，在现代的认识型中，知识的空间其实已经变得摇摆不定了。这个时代的知识不再是象古典时代那样，是对自然分类的图表的模式，而是一种语言的系列、连贯和生成的模式。大写的历史是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因果关系的乌托邦。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古典秩序封闭了，它丧失了自己在知识领域的透明性和基本功能。它开始了对自我的反省，变成了一个被认识的对象，具有了自己的历史、法则和客观性。认识语言并不意味着去理解语言背后的认识本身，而仅仅是认识语言而已。变成对象的语言通过三种方式得到了补偿。第一，语言成为任何一门科学认识所必须经过的中介，任何科学都无法穿越语言而存在；第二，语言成为一个和传统、思想的沉默习惯和民族精神相关的场所。于是，阐释和形式化成为现代的分析形式，一切都在语言之内需要被阐释，福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上帝与其说是知识的彼岸，还不如说是某个处于我们语句内的东西”（389页）。第三就是文学的出现。文学不再和任何观念相关联，它自我封闭，自我指涉，不再承担传播价值、趣味、快乐、自然等等的责任，文学也不再和体裁相关，文学就是对一种语言的单纯表

现，文学成为一种不及物的语言。“话语仍具有说出所是的一切的任务，但除了成为所说的一切，话语不再成为任何东西”（58页），因此，在文学的写作中，“词默默地和小心谨慎地在纸张的空白处排列开来，在这个空白处，词既不能拥有声音，也不能具有对话者，在那里，词所要讲述的只是自身，词所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393页）。在福柯看来，只有这样的文学才真正恢复了语言的存在。

五、对“人”学、人道主义的批判

康德在寻求建立知识的可能性的时候，将基础建立在人类学之上。康德说过：“在这种世界公民的意义上，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能够期待什么？4.人是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来说，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①]。而福柯已经说了，在18世纪末之前，“人”并不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前所述，在古典时代的认识型中，知识只是为了获得表象的秩序，创立明晰的体系和百科全书，虽然它涉及到了人的各个方面，但对“人”的认识却并不存在。而当康德开始对表象的界限、起源等进行质疑，以一种批判的精神来反思的时候，表象变成知识的对象的时候，它既需要认识主体，也需要认识的客体，因此，“人”出现了。所以，福柯认为，“人”出现在话语的空白之处，因为此时的话语已经失去了古典时代那种组织秩序的作用。这是一种先验主体思想，一直到现象学都还占据着思想的主流。它把“人”建构为知识对象。

但是，人受制于劳动、生命和语言，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有限性才是人具有的一切。而意识哲学偏偏遮蔽了人的这种有限性，反而夸大了人的无限性，“人”其实是一个被界定了的存在，是一种话语实践建构的产物。而在这一时代，“一切存在物（诚如被表象的）与词（具有其表象价值）之间的关系维度中起作用的东西，已被置于语言内部并负责确保语言的内在合法性”（440页）。人的存在与话语的存在是永恒的矛盾。所以，先验的主体——“人”并不存在，人道主义不过是一个虚妄的话语生成物而已。因此，福柯宣告了自康德以来支配着西方文化的人类学中心主义的终结：“对所有那些还想谈论人及其统治或自由的人们，对所有那些还在设问何谓人的本质的人们，对所有那些想从人出发来获得真理的人们……我们只能付诸哲学的一笑——这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付诸默默地一笑”（446-447页）。

六、影响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的思想对于20世纪的思想史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文学理论研究同样意义深远。它摧毁了近代以来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主体中心主义和人类学中心主义，初步建立起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实践理论，对于后结构主义文论、解构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的发生、发展等有着重要的影响。

※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德]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页。本文收入《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四篇：从福柯话语理论分析《飞越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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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盲人》中的“血性意识”看劳伦斯的文明观 125 以《新时代汉英大辞典》为例析中文谚语英译 126 国际商务双语教学模式探讨 127 数字模糊语义的汉英翻译

从翻译等值理论看文化词的翻译

论修辞在广告语中的运用和翻译

从《红楼梦》和《飘》看中美恭维语比较 131 《飘》中斯佳丽的性格特征解读 132 论《老友记》幽默字幕翻译 133 论苔丝悲剧命运的根源

乔伊斯《都柏林人》中瘫痪主题分析 135 CBI理论诠释及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136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差异分析 137 认知角度下的隐喻翻译

网络资源在听力自主学习中的作用研究 139 初中生英语学习内在动机的激发

解读电影《刮痧》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父亲 141 中西方酒类广告的文化互文性研究

A Study of Beauty in Sound, Form and Meaning Displayed in Zhang Peiji’s Prose Translation 143 电影《超人：钢铁之躯》中的西方个人英雄主义体现 144 茶文化和咖啡文化

On Symbolism in D.H.Lawrence’s The Rainbow 146 《傲慢与偏见》中女性话语的言语行为理论分析

论女性的牺牲——对《儿子与情人》中女性形象的分析 148 浅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写作风格 149 中英隐私禁忌语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中西方魔幻影视中英雄主义——以《哈利•波特》与《西游记》为例 151 归化与异化在文学翻译中的融合应用——评《红楼梦》两英译本中的习语 152 从英汉“狗”的习语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153 商务信函中委婉语语用功能分析 154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礼貌原则

155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Principles in the Study of Intercultural Business Negotiation 156 基于概念隐喻的英语习语研究

157 影响英语专业学生阅读理解因素的分析及对策探讨 158 英语X-ful词的形态与认知构建 159 对外新闻的导语编译研究

160 A Study on the Game Teaching Strategy for English Young Learns 161 英汉成语特点对比研究

162 Influence, Barriers and Soft Cultural Power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63 《飘》与《倾城之恋》中的女性形象对比研究 164 教师的个性与语言教学 165 浅议中国菜名的英译

166 从思维方式看中英科普文章的差异

167 尼斯湖和西湖—中西方旅游性格差异研究 168 嘉莉妹妹三个梦的心理需求分析 169 论隐喻的本质与功能

170 On the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of Movie Titles 171 英语电影的中文名称翻译

172 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的研究与培养——以天河中学学生为例

173 美好象征与无情现实－－卡勒德•胡塞尼《追风筝的人》中风筝的双重意象 174 关于高中生英语阅读策略运用情况的调查 175 从文化视角看中西方的礼节差异

176 Gone with the Wind: From Novel to Film 177 从语用角度谈英汉称赞语及其回应策略

178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主人公霍尔顿的求索之路 179 《缅湖重游》之语义分析

180 追求自由与理想的珍妮—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电影《阿甘正传》女主角 181 从审美视角分析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

182 《红楼梦》英译中双关语文化成分的翻译策略研究 183 《傲慢与偏见》中的爱情和婚姻 184 中西酒文化比较

185 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女性角色塑造 186 从《简爱》看电影对名著的改编

187 英汉思维方式差异对英译汉结构处理的影响 188 对《雾季的末日》主题的解读

189 交际教学法在初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190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rom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191 隐喻视野下英汉动物词汇文化内涵的比较分析 192 A Summary of Symbols of The Scarlet Letter 193 浅析《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象征手法 194 英汉动物习语内涵意义的文化差异 195 论美国黑人现代流行音乐及其影响

196 隐喻视角下的方位词研究－－以方位词in和up为例

197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glish Vocabulary Teaching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t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evel 198 欲望与命运－－《推销员之死》与《旅行推销员之死》中主人公的悲剧根源之比较 199 浅析欧•亨利小说中恶棍骗子形象塑造－－以《双料骗子》，《提线木偶》为例 200 冯尼格特《哈里森•伯格朗》中的反乌托邦

第五篇：浅谈权力与规训—福柯《规训与惩罚》读书笔记

浅谈权力与规训

—读福柯《规训与惩罚》

课程名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班 级：2015级民族学硕

姓 名：夏守信

学 号：s150511 完成时间：2016年1月13日

指导老师：苏发祥

摘要：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对权力的精彩阐释让我们看到了身边的时时刻刻都存在的规训力，在不同的规训手段下，权力具有不同的特征。权力与规则紧密联系，形成了现代社会全面覆盖的规训网络。

关键词： 福柯 权力 规训

作为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规训与惩罚》在近代的社会、政治及教育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规训与惩罚》的核心问题是讨论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福柯在书中以监狱的诞生过程为依托，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作为权力表现形式的刑罚是如何从一种“表象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弥散的、细致的、微观的、无微不至的方式。”按照福柯的理论，惩罚方式的这种从公开到隐蔽，从直接毁灭肉体到间接控制灵魂的转变，事实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是权力微观化的直接表现，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权力和知识是一体的，权力制造知识，“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产生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一种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惩罚方式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一种强硬、直观的震慑模式向一种以渗透、间接的掌控模式过渡，同时社会对人的控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手段就是“规训”。

一、书本内容架构及分析

福柯所考察的惩罚权力的历史包括三个阶段：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18世纪末，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的“再现”式惩罚；19世纪开始的、使用现代规训技术的监狱和普遍化的监视。自权力诞生之日起，权力的拥有者就试图将权力意志纳入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试图对组成这个社会有机体的每一个个体施加权力的影响，使他们臣服于权力，使他们成为权力关系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具体对象。因此，权力的发展、运作史，就是一个个个体客体化的历史，也是世间万物被客体化的历史。

第一部分是“酷刑”。该部分向我们展示了法国在18世纪及之前所拥有的残酷的刑罚制度，其典型代表是公开处决犯人的断头台。这是一种极富视觉冲击效果的公开表演，它想要彰显的是君主的绝对权威。但是这种做法却越来越显示出弊端，尤其是不公正的处罚容易激起民变。酷刑当然属于惩罚的一种，该部分还详细地勾勒出了惩罚的性质和特征，概括而言，“惩罚”是统治者基于自己的认识，为了达到揭示“事实”、彰显权力、镇压异己等目的，而采用的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代表“真理”的权力技术学手段。

第二部分是“惩罚”。进入18世纪以后，由于受到启蒙思想和社会变迁的影响，酷刑被视为是暴虐、野蛮的君主专制的象征，以惩罚为中心的整个司法制度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惩罚开始具有“普遍性”，即为了顺应社会的普遍思想和要求，君主的“至上权力”下放到代表公共权力的司法官员手中、一些“科学”领域的专家也开始左右司法审判的结果、惩罚的目的变为保卫社会。同时，惩罚开始具有“温和性”，即刑罚不再任意、直接、残暴，而变成一种利用符号、利益、时间来发挥功能的机制，但是仍然应该被视为作用于肉体的权力技术学。

第三部分是“规训”。伴随着惩罚变化的是权力技术学中另一手段——规训手段的普遍运用。规训指“训诫„„以符合规则”。1这里的规则可能是法律，也可能是各种场合的规章制度。训诫的方法包括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等。为了保证训诫效果还会采用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等手段。随着规训手段的深入运用，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场合乃至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一种全景敞视机器，肉体的每一个细微的活动都会受到无处不在的权力效应的干预。这种情况的好处是社会成员的力量得到了整合、编排，提高了运作效率，更易达到权力所预期的具体目标，缺点是权力技术学并非它们看起来或所标榜的那样合情、合理，尤其是对细节的压迫和掌控让人褪变成为一台盲目运行的机器上渺小的零部件，随时会被碾碎、更换。

第四部分是“监狱”。监狱对犯人进行禁锢、监视、认识、治疗，它是惩罚和规训两种权力技术学手段综合运用的极致，被视为彻底而严厉的制度。但是监狱的效果值得怀疑：监狱并没有降低犯罪率；从拘留到获释的处境造成了累犯；监狱导致了一种“过失犯”环境的形成。所以从根本上说，监狱并不是简单地遏制非法活动，而是为了区分出它们，某种程度上造就它们，并给它们提供一种普遍的“经济机制”。监狱代表的所谓“正义”其实是阶级统治的借口和工具。通过契约理论，通过社会各层面的运作，通过矫正艺术与惩罚权力的混合，监狱的 1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 “普遍性”使惩罚变得自然、可接受。社会也获得了监狱的结构，社会中的个人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

二、写作特点

福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在一书中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惩罚的个人化方式其实是新的权力策略的一个后果，这些策略也包括新的刑罚机制。因此，他在此书中的研究遵循了以下4个基本规则：

1.对惩罚机制的研究并不单纯限于其“镇压”效应和“惩罚”方面，而是将它们置于惩罚机制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积极效应中，即使这些积极效应乍一看似乎是边缘性的。这样也就是把惩罚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

2.在分析惩罚方式时不只是将它们视为立法的后果或社会结构的表征，而是视为在其他行使权力方式的更普遍领域里具有自身特色的技术。这样也就是把惩罚视为一种政治策略。

3.不是把刑法史与人文科学史看作两个独立的系列——它们的相互重合似乎对某一方或对双方有干扰作用或有益效应，而是考察是否存在着共同母体，它们是否都出自同一个“认识一司法”结构过程。简言之，把权力技术学变成刑罚体系人道化和对人的认识这二者的共同原则。

4.试图发现灵魂进入刑事司法舞台以及一套“科学”知识进入法律实践是不是权力关系干预肉体的方式发生改变的结果。总之，他试着基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权力技术学来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从中读解出权力关系和对象关系的一部共同历史。这样，通过把刑罚的宽松当做一种权力技术来分析，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人类、灵魂、正常或不正常的人是如何逐渐复制出作为刑罚干预对象的犯罪，一种特殊的征服方式是如何能够造就出一种作为具有某种“科学”地位的话语的认识对象的人。

三、规训手段

福柯提出了规训的三种重要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及检查。

（一）层级监视

在福柯看来“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对象历历在目。”与当下的教育现实对照来看，层级监视的规训手段在班级中是十分典型和常用的，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在一个班级的架构中，教师和学生并非处于同样的主体地位，尤其在我国，教师在传统观念中一直以“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授者”自居，成为了教育过程中绝对的权威，因而在讨论一个班级的“层级监视”时，是不应该包括教师的，因为教师事实上是居于这个层级之外，对整个层级拥有绝对控制权与建设权的。而教师在课堂对学生进行的“监视”的权力与资格，实际上在他走进教室这个特殊空间时就已经被赋予了，因为讲台是比学生座位要高的，这样的设计非常便于教师在课堂上对所有学生进行监视，它本身就是规训权力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把它归为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的一种特殊情况我觉得也未尝不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就是知识/权力的化身，他所代表的，就是教科书中被挑选出的知识，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权力，而教师在课堂上对每个学生表现的监视，正是试图把学生规训成符合社会权力要求的“驯顺的肉体”的“微观权力控制”2。

事实上，一个班级中的“微观权力”绝不仅仅是到这个程度就结束了，真正的层级监视是在学生群体中存在并时刻运转的。一般来说，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高等院校，一个班级中的学生监督群体往往分为三级：班长、其他班委、各类小组长。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管理模式，学校和教师的要求被从上至下层层落实；而班级中广大同学的各项情况又是通过该模式自下向上地传达给教师和学校更高层的管理者。福柯认为这样的金字塔形能够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完整地形成一个不间断的网络，从而能够增加层次，并把各层次散布在需要监视的整个平面上。二是结构合理，不会将一种惰性力量压在需要规训的活动上，不会成为这种活动的制动器或障碍„„使监视具体化并切实可行”

（二）规范化裁决

福柯所谓的“规范化裁决”实际上就是依据已有的规章制度，对违规或不达标者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这就牵扯出一个关键问题：在学校中，在班级里，到处都有纪律和规定，有明确成文的，也有约定俗成的，但无一例外都十分符合社会权力的约束和规训目的，并且具有与其紧密相连的配套惩罚措施。从惩罚形式的性质来看，学校的纪律有两类，一是明确成文的约束性规定，例如“严禁打架斗殴；严禁考试作弊”等，学生一旦触犯了这样的规定，必将受到非常严厉的处 2 张景兰.《规训: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与策略—解读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4月第28卷第2期 罚，例如“记过、开除等”，这样的惩罚是公开的、直接的，它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确立并维护学校的权威，彰显社会权力的绝对性和不可侵犯的特点。另一种则是模棱两可的达标性规定，比如在一个班级中总有“优等生”、“差生”的群体分类，而这个划分的整体界限却并不十分明晰，尽管如此，在日常学习的过程中，合格的标准还是十分明确的，对于此类不能达标的“违规行为”，主要采取的就是操练性惩罚措施，例如一个学生的某个字写错了，教师可能会罚他抄写一百遍以加深印象，这样的惩罚主要目的在于矫正，并具有“缩小差距的功能”。

在针对规范化裁决这一方面，福柯也提到“在纪律中，惩罚仅仅是奖——罚二元体制的一个因素„„教师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惩罚，相反，他应该多奖励少惩罚。”这里提到的“多奖励”，其实质目的还是为了赢得学生的心，进而实施其他方面的规训和教育，其目的仍是施加对人的精神的控制。除此之外，福柯还指出，简单的“奖——罚二元体制”使得在学校中“关于行为和表现的定义是基于善于恶这两个对立的价值”，这就使得学校对一个学生行为的判定必然是在是与非两个极端中选择，绝不会存在“还可以、差不多”这样模糊的中间状态。

（三）规训教育的弊端

在福柯看来，这种规训教育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高举着社会权力的罗网，每天都在教你如何在这张网里陷的更深，但却让受教者毫无知觉。此种“润物无声”的渗透式的操控，在福柯看来是极其恐怖的事情。所以，倘若要批判规训教育的弊端，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对精神层面的渗透和教育，使你的肉体走向驯顺，使你成为这个社会里恭顺的一名良民，而代价就是丧失作为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丧失为自己的生活做选择的权力，成为整个“现代化”社会大铁笼上的一个螺丝钉。

四、权力的特征

（一）权力无所不在，且具体而微

这是福柯对权力的基本判断。他认为在整个现代社会，弥散性的权力已经浸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可以在最细小的地方被捕捉到，它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中。而这种弥散性的权力不一定是靠统一的国家机器来实现的，“权力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在各个不同的局部领域，它拥有策略的多样性，所以它又是具体的。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它抵达个人，抵达了他们的身体、姿态和全部日常行为。我们看到，在人们的性经验中，细微的权力关系弥漫于身体、性、家庭、亲属关系、话语等之中，“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而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展现了权力技术的复制性：在17和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当代的工厂、学校、军队、兵营、医院一定程度上都与监狱彼此相像，这正是“纪律”这种惩戒权力全面渗透的结果，也即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的来临。

（二）权力是一种关系和网络

传统的权力理论视权力为一种能力或者资源，是可以被所有、争夺、转让的财产。而福柯主张权力是一种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可以看作是处于流动而循环的过程中，“它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者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而且这样一种权力关系又不是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是构成一个循环相连、错综交织的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着权力”。事实上，也正是权力的这种关系和网络特性使权力能无所不在，能够在每一时刻、一切地点的不同关系中生产出来。

福柯在对规训权力的展示中提到的“层级监视”就体现了权力的关系和网络属性。“虽然监督要依赖人实现，但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的作用，这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与横向的”。在整个机构中，没有谁绝对地拥有权力，权力在整个关系网络中不断地一层层地被生产出来，负有监督任务的人员又无时不受到监督而成为被监督者，分层监督的纪律形式使这种关系权力得以真实地运作起来。

（三）权力是匿名的、无主体的

福柯一再强调权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了权力，一直淡化权力的实施主体。事实上，我们从权力的关系和网络特性中就能够推导出，在福柯那里，权力主体是匿名的、不确定的，每一个人都只是权力关系中的一个点，他既可能是权力的实施者，也可能是权力的实施对象。“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关系机制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主体身上了。

从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了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在这里，监视权力的实施者就是匿名的，谁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报以任何动机出现在中心了望塔里操作这个权力机器。在《性史》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性话语的煽动和坦白机制的建立的背后都找不到确定的实施主体，它不是主导权力合理性的某个领导部门，也不是统治阶层或手握经济大权的人。事实上，福柯认为，匿名的和临时性的权力实施者越多，那么权力效应将体现得越充分。

（四）权力具有生产性，而不仅仅是压抑的

德勒兹将“权力首先是生产性的实践”这一点视为福柯权力分析的首要特点。权力的生产性使福柯看到了现代权力机制中的一些积极性的因素，即权力不是被动的禁令，而是产生许多效果的技术；虽然福柯并不认为权力是好的。福柯认为，19世纪政治权利的重大变更之一就是，君主“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转变为“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那么，在现代社会，权力的这种生产性就体现在对生命（或生活）的管理，即“使人活”，这是一种改造的积极性。

惩戒权力在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对个人肉体的治理和规训，而不是致死。权力成了一种治理术，这种治理术在今天的社会中无处不在，但又形态各异，它存在于被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和网络中，但在这样的关系和网络中权力的主体却无处可寻，个体自身就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的主人。最后，这种治理术不在于压抑，而在于生产出各种效果。

当下社会，权力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但他又也存在于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中，我们每个人一方面能感受到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感觉偏离于主流的话语权力体系。规训作为一种手段是权力的武器，这种权力合理使用，可以让社会稳定于权力秩序中，如果过分使用，将会造成滥权与社会的压抑和混乱。规训必不可少，权力无所不在，如何合理的运用权力则成为当下社会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

3.潘可礼.《社会空间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版 4.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张景兰.《规训: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与策略—解读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4月第28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