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的两篇文章

第一篇：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的两篇文章

大学的三项任务（节选）

16岁到26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人在16岁开始独立，26岁以后就要考虑结婚家庭的问题。这十年是人生最独立的岁月，最没有负担。如何度过这个独立的岁月，这是摆在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进入大学有三项任务：知识、友谊、爱情。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但遇到了就千万别失去。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追求人生最美好的东西，这是年轻人的权利，要大张旗鼓的去做。

再谈谈怎么读书的问题。我认为，好玩是一切研究的真谛，所有的学生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都要有语言的知识基础；中文和外语。哲学和数学对大学生很重要，数学是在训练人的思维，哲学帮助你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专业基础知识方面要读经典著作、要博览群书。最好读原文、原著，反复读，实在读不懂的地方看看注释类的书。北大鼓励学生听讲座，不求其深、开卷有益。文采是熏陶出来的，不是故意培养出来的。

在中国什么人吃得开？我以为，一是家里有背景；二是没道德原则；三是有真本领的人。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你是一个没背景、有良心的人，那只有一条路可走——学习本领吧。沉潜十年，这是我对我的学生的要求，也是我对大家的诚恳希望。不要急于表现自己，要有长远的功利，做十年之后发表自己意见的人。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

钱理群：用最自由的方式享受学习（节选）

钱教授讲到他终生最难忘的三堂课：一是在西南联大时，听刘文典教授在农历十五的晚上，皓月当头，在月光下的在草地上，学生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大讲《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美妙一绝。二是上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蒙教授的考试非常独特。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考先生，你提问题他就知道你的学识程度怎样，当场断定你本学期的成绩是多少分。有趣的是，他是在川大旁望江楼公园竹林中的茶铺里考试，由学生向老师提问。你问得好，他猛吸一口叶子烟，请你坐下陪他喝茶，然后对你提的问题详加评论；问得不好当场走人。学生是又紧张又感兴趣，思忖cun着自己能不能留下来陪先生喝茶。

这两堂课，绝就绝在他不拘一格、随心所欲，表现的是大学教授的真性情，是一种自由不羁的做学问的方式，蕴含着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感染、熏陶。这种生命化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教会他们享受上课、享受学习、享受考试。

把这种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聆听林庚先生的最后一堂课。那天上课，他缓缓的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取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陷入了沉思。先生旁征博引，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刚走下讲台，先生就站不住了，回到家就病倒了。他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堂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

林先生讲课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你将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大学者大在哪儿？就大在他们始终有赤子般的纯真和无邪，面对世界和社会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所以他们心里有可以无限扩展的空间，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之心”。

20世纪初，费孝通先生这样评价他的老师潘光旦：“我们这一代人很看重别人怎样看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更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自己上。”这活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样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心思用在自己怎样看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

当代很多大学生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只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第二篇：北大教授钱理群：北大等大学正培养利己主义者

北大教授钱理群：北大等大学正培养利己主义者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大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北京师范大学前副校长顾明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他们不仅讨论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更是努力为改变现状开出药方——描绘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

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最后底线

社会上腐败现象都可在大学找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学生世俗化很厉害，过去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现在一些学生在校园里泉水就已经浊了。

朱清时也是这个观点，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教背离了教育的本意。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

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到了MIT，虽然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这名留学生感叹：“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

与会者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它的老师——苏联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治学精神。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教育需要乌托邦

不能再让铜臭腐蚀大学精神

刘道玉，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后来创办民办小学的教育实验也失败了，却不改初衷。他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第三篇：钱理群讲座

钱理群讲座：鲁迅作品教学

努力学习的人 2014-11-02 17:04:25

提纲：

一、如何认识鲁迅作品教学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意义和地位。

二、如何教鲁迅作品。

一、如何认识鲁迅作品教学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意义和地位。

l 有人认为中学课本中鲁迅的作品太多了，不如多读读粱、林、胡。鲁迅与梁实秋、林语堂、胡适是有不同之处的。

l 鲁迅的作品具有原创性，民族思想的源泉性，就如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一般，中国也需要一个家喻户晓的作家，时代自然选择了鲁迅。

中学课本中四类文章必选，因为这四类文章代表着文学的一个时代。

——“《论语》、《庄子》选读”——这是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源头；

——“唐诗选读”——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青春期；

——“《红楼梦》选读”——这是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鲁迅作品选读”——这是现代思想文化的开创。

l 鲁迅作品给中学生和中学教育提供“基础人文精神的支撑”——王栋生

l 一个误区：把鲁迅的思想、精神和他的文学、文字割裂开来。鲁迅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写作的开创者之一，他是一位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大师，他的作品是现代白话文学的典范，因此，也应该成为学生学习现代白话文的基本教材。

l 鲁迅语言的特点:以口语为基础，有机融入了古语、外来语、方言的成分，把现代汉语抒情、表意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周作人曾经说过，汉语有三大特点，即为装饰性、音乐性和游戏性。其实这也是鲁迅语言的特点，我们讲鲁迅作品，讲鲁迅的语言，就应该紧紧地抓住这三大特点：

1、鲁迅语言的装饰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绘画性和色彩感上。鲁迅的《故乡》，其实就是围绕着两幅画来写的。一幅是童年的故乡图：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碧绿的西瓜；而且图下有人：小英雄闰土。另一幅是现实的故乡图：苍黄的天底，萧索的荒村；图中的人，由小英雄变成了“木偶”。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完全蕴含在这两幅画中。我们讲《故乡》就应该从引导学生注意两幅故乡图色彩的变化入手，由此而引导学生感悟色彩变化背后鲁迅情感的变化，并和鲁迅一起思考这样的变化的社会原因。最后，还要引导学生注意童年的故乡图在小说最后再度出现，思考其寓意。讲完了，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想象，将鲁迅笔下的景色和人物全部画出来，尝试如何将文学作品里的文字色彩转化为美术作品里的绘画色彩。这样具有强烈的色彩感的文字，在选入中学语文教材里的《药》、《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风筝》—-等等，篇篇都有，而且都蕴含了鲁迅浓烈的情感和深远的寓意，是鲁迅基本的表现手段，是应该抓住不放的。

这里存在着一个美术家的鲁迅。鲁迅有很高的美术造诣，他收集汉代画像，编选中外画册，推动新兴木刻运动，自己也有绘画作品，还亲自设计封面，注重装帧艺术，等等。鲁迅是集文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为一体的，三者相互渗透，补充，构成了完整的鲁迅本体。所以鲁迅文字里的色彩感，不仅是一个语言艺术、技巧的问题，还内含着鲁迅的艺术思维，鲁迅观察、感受世界的方式这样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艺术家的鲁迅，美术家的鲁迅，实际形成了许多遮蔽。

2、鲁迅语言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音乐性。没有材料说明鲁迅爱好音乐，他的语言音乐性是直接来自对汉字的特殊感悟和驾驭能力。这其中就有骈文的影响。这对我们的鲁迅作品教学也是一个重要启启示：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非得朗读不可。鲁迅作品里的韵味，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那些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通过朗读，才能体会并触动心灵：靠朗读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是接近鲁迅的艺术和他的内心世界的入门通道。这背后是有一个语文教育理念的：阅读鲁迅作品和文学作品，首先不是分析，而是进入情境，获得感觉和感悟。

3、鲁迅语言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镜头感。鲁迅很喜欢电影，对电影艺术有深刻的理解，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由一个一个的镜头组成的，是很适合于拍成电影短片的。比如《野草》里的《求乞者》和《彷徨》里的《示众》都是很好的范例。用分镜头的方法分析鲁迅作品是一个有意思的思路。现在的学生，对电影、电视，以及游戏机上的镜头，都极其熟悉，这样的分镜头分析，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兴趣，并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课文的文字文本转换为电影、电视镜头，学生的阅读也从被动的接受，变成主动的参与。

l 鲁迅语言里的色彩感、音乐感和镜头感，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国汉语的绘画美、音乐美、游戏性，而且也是最接近中学生的思维、欣赏趣味，最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的。

l 王富仁先生的一个观点：“鲁迅作品恰恰是最好懂的，因为鲁迅的作品里，充满了人性的语言，是与人的最内在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内在感受与儿童的感受事物的方式，与一般人感受事物的方式最接近”，“在现代文学中，像鲁迅这样以人性、童心去感受世界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正是对人的基本要求，要从直感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

l 不仅是鲁迅的童心，鲁迅的精神，而且鲁迅的文字，和中小学生之间，都是存在着彼此接近的通道的。

l 问题的另一面，也不可回避和忽视。应该说，中学生读鲁迅的语言文字，也还是有障碍的。这涉及到鲁迅语言的另一个大的特点，即他的文字是极富创作性和个性化的。鲁迅的语言，既有规范化的一面面，更有反规范的一面，因而极大地丰富了、开拓了现代汉语表达的可能性。这正是鲁迅的语言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l 应该看到，语言的发展，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断规范化，又不断突破既成规范，创造新的规范的过程。这是语言发展的客观过程与规律。我们的语文教学，应该适应这样的规律，一方面，坚守我们的规范语言的职责，引导学生学习和运用规范化语言的基本立场和任务，另一方面，对所谓“不规范”的语言，“超越规范”的语言，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这不仅是一个学理的问题，更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比如，当下我们的语文教学就遇到了对学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的网络语言的挑战。网络上不断出现的新创造的词语和特殊表达方式，一方面，造成了语言的混乱，另方面也提供了语言创造的新的可能性。实际上这将是一个自然淘洗、约定俗成的过程：经过实际运用的不断选择，有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会逐渐被接受，甚至成为新的规范；有的则要被淘汰。在这样的历史过程正在进行中的时候，我是不同意将未经淘洗的网络语言随意搬运到课堂的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中来的，至少我们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的语文教育应和实际的语文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教育的保守性和相对稳定性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对网络语言的新尝试、新创造采取简单的一概否定的态度，也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这些新的语言现象，适当地吸取已经约定俗成的新词语、新表现方式，来丰富自己的语言。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网络语言，也应该是今天的中学语文教学职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l 鲁迅的既规范又不规范，极富创造性和个性化的语言，对我们语文教育的启示：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性质，决定了语文教学必须对学生进行语言规范化的教育，这是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但同时，又不能把规范绝对化，要鼓励新的创造，新的语言试验，即所谓“文有定法，又无定法”。这其实是反映了语文教学的一个基本矛盾：如何把握好“规范”与“不规范”，“有定法”与“无定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是一个语文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教育实践问题，需要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把握和处理。

l 创建汉语家园，进而创建精神家园，这是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的意义所在。

二、第二个问题：“怎么教”。讲四点意见或建议。第一，要寻找鲁迅与学生之间的生命契合点、连接点，构建精神通道。

这样的契合点的寻找，要落实到每一篇具体的课文里。比如《祝福》，寻找一下祥林嫂的故事和学生自己和他们周围的生活的关系。于是，就可以产生这样的设想：将祥林嫂定位为“一个不幸的人”，在学生掌握了故事基本情节，了解了祥林嫂的遭遇以后，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祥林嫂的真正“不幸”在哪里？作者怎样写出这样的不幸？进而引导学生去深入细读小说的几个关键场景。例如，邻村的老女人“特意”寻来，听她悲惨的“故事”，“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议论”着：这里用引号标出的关键词语，都是应该引导学生认真琢磨的，这是一个将祥林嫂的“不幸”转化为自己的“满足”的心理过程，这恰恰说明，祥林嫂的不幸遭遇（丧夫，失子等等）非但没有引发周围人的同情，反而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议论”的材料：这样的周围人的漠视、利用才是祥林嫂的最大不幸。在学生感悟到了这些以后，又可以引导学生去细读“我”在听到祥林嫂死了的消息以后的那番感慨（这本来是这篇小说学生理解上的难点）：“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在学生有了进一步的领悟以后，再引导学生琢磨小说的结尾对祝福节日气氛的渲染，体会背后的寓意，作者内心的沉重和微讽之意（这也是一个理解上的难点）。在学生懂得、感悟到了这一切以后，教学上还要有一个环节：给学生出一道思考和作文题：“你的生活的周围，有没有不幸的人？你是怎么看待、对待他们的？请写一篇《我身边的不幸的人》，或者以今天的不幸的人为题材，也写一篇小说，或者假设祥林嫂没有死，写她活到今天的遭遇，以作《祝福》的续篇”。这教学上的最后一笔，是点睛之笔，就把鲁迅对生活的发现和感慨，学生对鲁迅描写的感悟，转向学生自身，和学生今天的现实生活连接起来了。这会促使学生去关心自己周围生活里的不幸的人，并反思自己对他们的态度，而且他们要写出这些不幸的人，也一定会去学习，以至模仿鲁迅的写法：这样，鲁迅《祝福》的基本精神与文字也就融入了学生的生命与写作中了。

再如，从“写老师”的角度讲《藤野先生》，就自然会引发学生的兴趣。而且还可以和学生初中已经读过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对寿老先生的描写对照起来读，还可以向学生介绍鲁迅最后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把鲁迅一生写过的三篇关于老师的文章联起来读，就可以看出鲁迅的“老师观”，这不仅会使学生感到亲切，而且还触及到鲁迅精神的某些根本方面。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讲《范爱农》就可以选“如何发现和描写生活里的„畸人‟即„特异人物‟”这个角度，讲《忆韦素园君》也可以从“鲁迅喜欢什么样的年轻人”这里入手。总之，要拉近鲁迅作品和学生的距离，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和学习生活联系起来。

l 一个重要原则：要尊重学生对鲁迅作品的感受，从学生的感受出发，加以适当的引导，而不是把老师自己的感受与认识强加给学生。

听课后想到的一个问题。一位老师讲鲁迅的《药》，上课一开始，就让学生讲在预习中的感受，其中一位女生说：“我读了以后，特别是第一节刑场上的描写，感到很恐惧”。我眼睛一亮：这位学生讲出了她的真实感受，其实也很到位。可惜这位教师却没有抓住，而是按照自己的教案讲。从表面上看，也有和学生的对话，显得很热闹，其实是在想方设法让学生的思维纳入了老师自己预定的想法。其实，这堂课是可以有另外的上法的，就是抓住学生阅读的第一感受：“恐惧”，因势利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药》的故事，让人感到恐惧的地方在哪里？学生比较容易谈到的，也是他们最容易感受到的，自然是刑场杀人的恐惧，以及华小栓吃人血馒头带来的恐惧感。在此基础上，老师就可以引导学生细读“茶馆议论”那一节，体会茶客对革命者之死的冷漠、麻木，并点出：这样的革命者的牺牲不被理解，是更令人恐惧的。再引导学生注意“坟场相遇”那一节中夏大妈“羞愧的颜色”，进而感受到母亲对儿子的牺牲的不理解：这才是最令人恐惧的。最后引导学生体会小说结尾的一段描写中的阴冷、恐惧的气氛，这是和第一节刑场的恐惧气氛呼应的，却有了更深广的意味。这样，从学生的感受出发，经过老师的引导，学生逐渐地进入小说的规定情境，并从感性的直觉，上升到对作品深层意蕴的理解。而这样的理解又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与具体的情境、情感纠结在一起的。这里，显然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从已知概念（而且常常是教学参考书里的概念）出发的“求证式的阅读”，另一种是从感受出发的“由外而内，由浅及深、由表及里”的“发现式阅读”。

第二个问题，要“以语文的方式学习鲁迅，走进鲁迅”。

比较赞同福州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的“文心”之说：语文课既要教学生“为文”，同时又要“育心”，而“文”与“心”是融为一体的，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如何理解“文”与“心”的融合？又有两句话：一是“文从心出”，从来没有无心之文，过去那种脱离了作者心灵世界（思想，情感，生命体验），从中抽出“知识”体系的教学法，是违背“文从心出”的基本常识的。但还有一句话：“心在文里”，从来没有无文之心，或文外之心，最近几年一些人脱离文字表达，抽出所谓“人文精神”而任意发挥的教学法，也同样违背了基本常识。我们现在就是要回到常识，从“文”和“心”的契合上把握课文。

还有个理论问题。写作和阅读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写作是先有“心”，再有“文”，心有所动，先有了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冲动，然后再考虑如何做文字的表达，是一个“由心到文”的过程。因此，作文教学就不能光谈“怎么写”，而是先要引导学生“写什么”，提高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思考力，激发学生的情感，培育学生的写作欲望，再引导学生寻找和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相适应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而阅读则是一个反向运动：“由文见心”。先接触到文字，通过对文字表达的琢磨，才触摸到作者的心灵世界。因此，阅读教学就必须从“如何写”入手，引导学生理解“文”的字面之“义”，进一步体味“文”外之“意”，以及文章的篇章结构，所采用的特殊技巧，由此体会作者要“写什么”，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独特思想，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这就是说，阅读教学必须从“怎么写”入手看“写什么”，由文见心，循文而会意。

l 以这样的“语文的方式读鲁迅”，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具体地分析和把握鲁迅每一篇作品“文”和“心”的契合点。每一篇都有不同的契合点，这是最要下功夫的，这个“点”抓准了，整个教学就“拎”起来了。

鲁迅的作品里往往有些“神来之笔”，这是作者创造力出人意料，甚至出乎自己预料的突然爆发，我们读和讲鲁迅作品就要抓住这些神来之笔。比如《阿长与《山海经》》最后一句：“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就把整篇文章的情绪推向高潮，把文章的意境也推到新的高度。我们的讲课就可以抓住这一点，引导学生把阅读课文的重心放在体会“我”对长妈妈的情感这一个中心点上，细心感悟和体会这种感情的发展、酝酿过程：开始在“厌恶”中蕴含着爱（要引导学生体味贬义词背后的爱意），后来因长妈妈买来了心爱的《山海经》，而顿时觉得长妈妈高大起来（要引导学生辨析：鲁迅为什么要用“伟大”、“神力”、“敬意”这类的大词），最后才引发了这一声高呼——初中学生未必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但却完全可以通过朗读，在情感上受到一定的震动，就够了。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神来之笔出现在文章中间的过渡段：“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我的”蟋蟀、覆盆子、木莲，而且还是“们”！中间还突然冒出了德语：这真是太特别了！从来没有人这么写过，鲁迅自己也就用了这么一次，这是不可重复的灵感。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抓住，引导学生体会：童年的“我”和大自然中的动植物亲密无间的感情，可能失去的百草园的乐园的沮丧，以及对未知的三味书屋的恐惧，以至情急之中讲出了外语单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句神来之笔是全文的一个纲，纲举而目张，我们的阅读和教学不妨以此为出发点，引发阅读的好奇心：为什么“我”要对蟋蟀们以朋友相称，这么舍不得离开百草园？“我”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去三味书屋？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里到底有什么？对于“我”，分别意味着什么？在读完、学完全篇以后，还要回到这里来体会其更深的内在意义和韵味，并联系学生的现实生活：今天我们有自己的“百草园”吗？我们的学校和“三味书屋”比较，有什么异同？这就是“会文章之意，而及学生之心”了。

这样的文和心的契合点，是因文而异的，比如《孔乙己》，在教学中找到“点”，就是其“叙述人称”的选择。在学生熟悉故事基本情节以后，可以提出了一个问题：由谁来讲孔乙己的故事？可以由孔乙己自己讲，也可以由酒店掌柜或酒客来讲，但鲁迅却选择了“我”，一个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这是为什么？接着又引导学生细读“孔乙己被丁举人吊起来打”的故事，提醒学生注意，鲁迅没有正面叙述这个悲惨的故事，而是通过“我”怎样听酒客和掌柜如何议论这件事，侧面讲出来的。由此而点明：鲁迅最关心的，或者说他最感痛心的，不只是孔乙己受拷打的不幸，更是周围的人对他的痛苦的冷漠态度，以及孔乙己这样的自命高人一等的读书人却在人们眼里毫无地位的尴尬。因此选择小伙计这样的酒店里的旁观者讲故事，就最能表达鲁迅的这个发现和意图。在学生有了这样的基本感悟以后，又引导学生注意小说中“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句概括语，再去细读“孔乙己和我的对话”以及“孔乙己的最后”这两个场景，来加深对孔乙己悲剧命运的认识。可以看出，整个教学过程，是一个“由怎么写到写什么；再由写什么回到怎么写”的过程，正是在两者之间往返中，学生逐渐进入了鲁迅所描述的情境之中，体味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以及鲁迅的情感。最后，还是回到“怎么写”上面来，要求学生改换叙述者（改成孔乙己自己，或掌柜或酒客）重新叙述孔乙己的故事。通过这样的参与式的重写，鲁迅的文本（他怎样写和写什么）就融入学生的写作生活里了。鲁迅曾经说过：“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因此，他认为，研究作家怎样改文章，“这确实极有益处的学习法”。

l 向老师们推荐朱正先生的《跟鲁迅学改文章》这本书（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该书收集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课文的原稿和改定稿，并有具体解说和分析。

第三条建议：鲁迅作品教学要删繁就简，要有所讲，有所不讲，不必“讲深讲透”。其理由有三。

其一，鲁迅作品作为民族原创性、源泉性的经典，是要读一辈子的。同一篇文章，在不同的年龄、生命成长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时代、社会环境下，都会读出不同的意味和意思。这是一个说不尽的鲁迅，他的作品是常读常新的。因此，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读鲁迅作品是有不同的要求的。中学阶段，学生还处于学习成长的时期，缺乏足够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就决定了他们对鲁迅的阅读与理解，只能是初步的。在中学阶段的鲁迅作品教学的任务，只是“播下种子”，就是说，要让学生亲近鲁迅，被鲁迅所吸引，意识到自己的生命需要鲁迅，把鲁迅作为自己汉语家园和精神家园的重要源泉，并大体知道鲁迅有哪些作品（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认清门牌号码”），为以后读鲁迅打下基础，这就达到目的了。绝不能期待、要求第一次读鲁迅作品就读深读透，全部弄懂，似懂非懂才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学生初读鲁迅作品印象不好，不愿意读，那也很正常，以后随着阅历的增长，又会回过头来读鲁迅作品。有的学生以后再也不读，也属正常，鲁迅毕竟不是唯一的。

其二，鲁迅的文本，自有其复杂性和丰富性，是复杂与单纯，深刻和平常，荒凉和温暖的奇妙结合。即使选入教材，比较适合学生阅读的鲁迅作品，也有许多随手拈来的对现实某些人和事、某种文化现象的批评，借题发挥的议论，典故，引文，还有许多有很大寓意性的文字，这都形成了他的文本的丰富性，对成年读者来说，读这样的摇曳多姿的文字，自然是极大的享受。但对阅历和知识都不够的中学生，就会形成阅读的障碍。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中对鲁迅文本作某种处理，即有所讲，有所不讲。对学生必须懂的，就要大讲特讲，有些难点，也要采取一些教学手段，帮助学生理解；但有些学生不懂、也不要求懂的文字，就可以不讲，把问题留在那里，让学生在以后的阅读里解决。也就是说，在中学语文中的鲁迅作品教学，要将鲁迅的文本相对单纯化，当然，这是保存了一定丰富性的单纯。

其三，不能把老师自己懂的东西，全部教给学生。陈日亮老师曾提出要区分“阅读文本”和“教学文本”这两个概念。鲁迅作品对文学爱好者，一般读者来说，自然是供其欣赏、品味的“阅读文本”；但一旦进入教材，就成了供学生学习用的“教学文本”。因此，语文老师对鲁迅作品的阅读，是要有两道功夫的：首先要把它当做“阅读文本”，自己读懂它，除了反复阅读、体味外，还要看许多研究文章，帮助理解，提高自己的鉴赏和分析能力，对鲁迅及其作品理解越深，上课就有了底气，这是基础，前提。但是，作为语文老师又不能止于此，还要把鲁迅作品当做“教学文本”来作第二次的解读、研究。要考虑两个教育要素，学生的接受与理解之外，还有教学大纲的要求。语文教学是一个教育行为，它是有教育目的的；鲁迅某篇作品选入教材，编进某一册某一单元，就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而是纳入某一教学结构里了，它就必然有具体的教学要求，这是体现在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提示里的。要从鲁迅的文本的实际出发，又要结合教材的要求，以及学生的接受情况，确定本课文教学的具体目的和要求：哪些是必须让学生懂的，就要牢牢把握，认真讲清楚，讲充分；哪些是不必要求学生懂的，就可以少讲，甚至不讲。这就是“删繁就简”，有所不讲，才有所讲。总体来说，语文教学，特别是鲁迅作品的教学，应该是丰富的；但具体到某一篇课文，每一堂课，教学目的要相对单纯，教学内容、方法则可以、应该丰富多彩。关键是要在“吃透教材（鲁迅作品），吃透教学大纲和教材，吃透学生”这“三吃透”上下功夫。

关于“怎么教”，最后还要谈一个还没有引起广泛重视，但却很重要的新的教育课题：

“如何运用网络新技术进行包括鲁迅作品教学在内的语文教育”。网络在中国城市里的迅速普及，是这些年影响深远的变化和发展，它同时也对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包括语文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许多人都更关注挑战的方面，而且多从消极方面去围堵，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注意到，有些语文老师已经开始从积极方面把网络技术的出现，看作是解决语文教育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新的机遇，作了大胆的试验，他们的试验又往往从鲁迅作品教学入手，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我曾经为北师大附中的邓虹老师的试验写了一篇长文，收在我的《语文教育新论》里，这里仅说一点大意。她在讲鲁迅的《药》时，自觉地运用了网络技术，试图把网络的“虚拟课堂”和教室的“实体课堂”结合起来，分成三个教学阶段。首先是网络的“预习”：要求学生利用网络的技术收集有关鲁迅《药》的信息；然后根据自己读了《药》以后的最初感受、认识在网上交流。这样，就由原来的学生个人关在家里预习，变成了全班同学在网上的相互争论和启发，老师也借此机会了解了学生的初步接受情况，便于有的放矢地设计自己的教案。而且学生因为有了争论，产生了许多问题，迫不及待地要在课堂上讨论。这样，“课堂实体教学”里，老师和学生都取得了主动权，学生带着问题学习，老师则有针对性的讲解：将学生在网络预习中发表的好意见加以展开和升华，对认识上的不足以至误读予以纠正与引导，教学重点与难点的把握都比较准确，符合学生实际，就较好地营造了一个“作者，学生，老师良性互动”的教学氛围。最有创造性的，是第三个教学环节的设置：再回到网络写网上作文，题目是“和鲁迅一起写《药》”，要求学生选择一个特定的叙述视角，根据鲁迅文本提供的材料，重新写一篇《药》。于是，有的学生就选择“路灯”的视角，写它看到的故事；有的写康大叔的故事；有的把小说侧面描写的夏瑜改成正面讲述；有的专门写小说里红、黑、白颜色的变幻，等等。这样的作文，改变了过去“学生写，老师看”的作文模式，同时发表在网上，供老师和全班同学欣赏和评论，这就自然引发了良性的竞争：谁都希望写出最有创意的文章，最后甚至带有游戏的意味。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符合青少年年龄特征的竞争性、游戏性的写作，迫使学生反复阅读、消化鲁迅的原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再创作。这既是语文教育、鲁迅作品教学的创新，又是对学生使用网络的一个正面引导。当然，这样的试验才开始，问题也不少，但其提供的教学前景，还是令人鼓舞的。

l 中学的鲁迅作品教学不仅学生受益，而且也是教师提升自己的人文精神、语文素养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l 鲁迅对我们的中学生和老师，最大的作用，就是他的作品使我们变得“大气”和“深刻”：这是人的精神的大气、深刻，也是教学境界的大气与深刻。

第四篇：钱理群先生说自己

钱理群先生说自己“有一种癖好”，那就是“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说来也奇怪，先生先是在贵州做了18年的中学教师，然后又在北大做了20多年的大学教师，直到2002年退休，他已经和年轻人说了40多年的话了，按理说，这么一个爱和年轻人说话的“怪癖”也该满足了吧！然而，仔细一打探却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先生的这一癖好不仅没有因长时间地同年轻人在一起而减弱，反而有着愈发加剧的趋势——退休之后他不仅回到母校南京师大附中给中学生上了一个多月的课，还到全国各地给年轻人讲演……

也许你会问: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老头！他到底有些什么话要同年轻人说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名叫《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讲演录》，这本书也许可以解你心中之惑。该书共收入钱理群悉心整理的十二篇与教育有关的讲演稿，从中小学教育到大学教育，再到研究生教育；从农村教育问题到打工子弟教育问题；从办学模式到教师工作，皆有涉及，虽不能说对教育问题面面俱到，却已经算是先生颇费心力培育出的又一果实。

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钱理群讲演的对象大多是年轻人，所谈的问题也与年轻人的成长息息相关，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年轻的心，从而对年轻人的事情如此兴致勃勃呢？且看先生自己是如何回答的:“你面对的永远是天真的赤子，是最活跃的生命，是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你从这些赤子身上不断汲取精神养料，汲取生命的元气，你就永远年轻。”然而，先生既然已经做了这么长久的教师，同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说了一席又一席的话，教师梦应该说早已完成了，可是他为何还要固执地跟人说“我的教师梦”呢？读完本书后，我好象已经找到了答案。

梦往往是美好的，却也是虚幻的。先生自己有这么一个坚定不移的教师梦，说明他心中已经勾勒出了一片美好的教育蓝图。教育为了谁？当然是年轻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先生的这个梦实际上是为年轻人而做的。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在这块色彩缤纷活力四射的理想图景中，有循循善诱、充满爱心的教师，也有丰实而生动的教育资源，还有善良民众和淳朴的社会风气；这里的学生充满生命的活力，这里的教师都可以获得个人精神价值的提升。

我觉得，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很乐意在这种教育环境中学习生活的。先生之所以把他的梦讲出来，是因为他曾经在想象之中踏进过那个理想的教育世界，他充分体会到了其中的美好。他把这种体验说出来，是在告诉现实的年轻人:看吧，前方还有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在等待着你们！先生谈“我的教师梦”，实际上是在理念之中给年轻人构建了一个美好的城邦，这是一个虚幻的境界，却同时也展示了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

梦不是当下就能达到的，但却可以通过不断追寻而逐渐靠近。先生“教师梦”的几段经历便可给予佐证: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他在一所中专教书，想做班主任，但当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学校不允，于是他便“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做了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他想回南京师大附中教书，这个梦想因为种种原因，直到退休之后才得以实现；他还想去北大教书，这个梦足足等了18年才有了基本的实现条件，并最终获得成功。如今，他是国内知名的学者，是周氏兄弟的研究专家，也许更重要的应当是这一条:他是北大学生评选出的最受欢迎的老师。

回过头来想一想，先生所讲的这些梦，不也是先生年轻时所做的年轻人的梦么？他是在拿自己年轻时候做梦的经历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年轻的时候要有梦，要懂得不懈地追寻自己的梦，这样的生活才更加精彩，更加富有创见。梦想不仅是一种虚幻的美好图景，它还可以通过不断追寻而逐渐靠近，并最终达成。

先生的“教师梦”中，实际上还隐含着一个大的教育梦，这两者都是为年轻人的。“教师梦”作为一种职业，先生已经算是圆梦了，但这个梦只能关切到少数年轻人；而先生心中时时怀想的那个为所有年轻人的大教育梦，却还在艰难探寻的路途中。先生认为，今天中国的教育给他带来的隐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的精神价值的失落”，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回到教育的原点，所以在《我理想中的大学教育》一文中，先生提出大学要在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文化结构里，“同时担负着„学术、文化、精神的堡垒‟和„新学术、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的双重重任”；“大学的独立与思想、学术自由，这是大学的两条生命线”。教育精神价值的失落必将导致年轻人精神价值的失落，而先生最希望看到的是年轻人的激情与活力，所以，找回失落的教育精神价值对于先生而言，又成了一个坚定而漫长的梦。

我们还可以说，梦在现实的大脑里，它虽然超越了现实的景象，却仍然是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梦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先生说:“没有梦的人生是更加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先生不停地做他的教师梦，其实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丰沛、更加充盈；他之所以不停地跟年轻人说梦，正显示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而深沉的爱，他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在好的教育的引导下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在先生看来，年轻人是富有朝气、生命力最旺盛的群体，年轻人的想象力应该同他们的生命力一样生机蓬勃色彩斑斓，我们的教育应该充分刺激年轻人想象力的生长；年轻本身就是无价的，所以年轻人的梦同样也应该是最美好、最富有激情的，我们的社会应该为年轻人做梦提供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年轻人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先生对年轻人的关切与希望，实际上也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未来的深切希冀。在我看来，这才是钱理群这个固执的老头不停地做“我的教师梦”的真正旨意所在。

第五篇：意味深长的《皇帝的新装》钱理群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

意味深长的《皇帝的新装》

钱理群

从最表层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愚蠢”的皇帝、群臣以至百姓被两个“聪明”（也可以说是“狡黠”吧）的骗子愚弄的喜剧故事。喜剧性在于，明明是“自以为聪明”；即使一旦察觉，也不敢、不愿正视，更不要说公开承认。这种主观、可观的分离，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可笑的因子。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性的弱点”（因为同时存在于皇帝、大臣、骑士与百姓身上），现在却被两个骗子所利用，他们“制造”了一个“空织机”，作为类似“测谎器”的“测智器”，让他们一一经受考验。这样一个荒诞的情节，就将这些自以为聪明的角色置于十分荒唐可笑的境地。由于作者（故事讲述者）的明确交代，读者早已预知这一切都是假的，所谓“织布机”、所谓“美丽的布”都只是空气；而故事中的人物（角色）自己却茫然不知，还在一本正经地犯愁、作态：这读者的“知”与人物的“不知”之间的反差就造成了喜剧效果，故事中人越是装模作样，就越逗引起读者的笑声。这还不够，还要用夸大的手法，加大力度，将荒诞、可笑推向极致，这就是最后出人意料的情节设计：干脆让皇帝脱光了衣服，当众献丑，而且还要扭腰转身、忸怩作态，丑极了，也可笑极了。最后又飞来神笔，借小孩的一声高叫，让所有的故事中人，包括皇帝自己，都由“不知”变为“知”，明白这是一场骗局。但皇帝为了维护面子，同时也要维护自己的良好感觉，却硬要将这出已经戳穿的闹剧继续演下去，并演到底。如果以前的表演还带有不自觉性，甚至还有某种主观上的真诚性，现在却成了自觉的表演，自欺欺人：“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条并不存在的后裙。”这时，人物（角色）与读者（观众）都处于“全知”状态；面对这场被捉弄（甚至是自愿的被捉弄）的大闹剧，再想到被捉弄者（并且此剧正在起劲地表演着）平时都是道貌岸然的高贵者（国王、大臣），而捉弄者（也是这场闹剧的导演）竟然是两个其实并不高明的小骗子，读者（观众）不能不发出哄堂大笑。——这里，无论是国王与骗子的人物设计，还是荒诞、夸张的情节编制，也无论是读者（观众）与人物（角色）之间对真相“知”与“不知”的反差，还是变化的叙述策略，都显示了民间故事的特点，所关注的是“谁是愚蠢者”这个民间故事的母题。

但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毕竟不是民间文学，而是作家（文人）的再创作——安徒生童话，从而与记录、整理民间童话和传说的格林童话区别开来。因此，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感受着、思考着外一层（或数层）意思，“皇帝的新装”也就具有了超越于

故事的某种普遍的象征意义。

就读读这一段吧。作者仿佛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喜欢好看的新衣服”差不多就成了这位皇帝的“奇癖”。为什么如此喜欢新衣服？为了穿得漂亮，以便显耀新衣服，也就是显耀自己。不知不觉间，皇帝自己与新衣服逐渐混同，以至人们提到皇帝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也就是说，“皇帝”已经异化为“新衣服”了。这时，读者才能醒悟过来：这“新衣服”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周作人在译文中称为“美饰”，这是发人深思并且能够引发种种联想的：岂止这位皇帝，古今中外，又有多少人在给自己（与现实）穿上种种名目的“美丽的新衣”，将自己美化，或者将现实理想化，从而把真相掩饰起来呢？这是美饰，更是伪饰。因此，当两个骗子把这“美丽的布”、“理想的衣服”还原为“实无一物”，即“什么东西也没有”时，正是还原了真实与真相。更彻底地说，只有当皇帝“把他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赤裸裸地暴露于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时，他才真正地显露了真实——一切真相都是丑陋的。而“皇帝的新衣”就成了一切掩盖（回避）真实（真相）的“美饰（伪饰）”的象征。

在这个意义上，那两个被称为骗子的外国人是并没有骗人的，更准确地说，他们自然有骗钱的动机，他们也达到了目的，但他们的行为却于无意中揭露了真实。就连他们宣称具有“奇怪的特性”的“空织布机”也确实起到了“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的作用。如果说真有骗子的话，那穿上“皇帝的新衣”而洋洋得意的皇帝本人，以及对着“实无一物”的“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众大臣、众百姓才是在那里骗人，不过，他们同时也欺骗了自己，就于可笑之外，又显出几分可悲，作者对他们是既嘲讽又悲悯的。

这里同时提出的一个多少有些严峻的问题是：谁能直面赤裸裸的真实，并且呕出真相？那两个外国骗子自然不会，皇帝本人不能，众臣不能——他们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参加了自欺欺人的“表演”，就连老百姓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