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权力监督要摆脱苏联模式困境
权力监督要摆脱苏联模式困境
许耀桐2013-12-19《前线》
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处在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肩负党的重托、人民的期待，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制定出了提振人心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工程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至关重要。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在于，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的至理名言，要遏止权力失监和腐败猖獗，就必须对症下药，紧紧抓住权力制约这个环节，使其成为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一、我国权力监督体制的现状和弊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与权力监督制约有关的政治、行政和司法的机构部门在不断的调整充实。目前，承担着党内外政治、行政和司法监督，进行反腐败斗争的主要有下述三大机构部门：
一是党的机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恢复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曾于1949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设立。1955年3月由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用以代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被冲垮，九大正式取消了这一机关。随着1978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得以恢复重建后，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得以恢复建立。
二是行政部门，国家监察部和地方省市县监察厅（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即设有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1954年改为监察部，1959年被撤销。1987年，我国恢复设立了国家监察部和各地省市县的监察（厅）局，1993年2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监察部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机构列入国务院序列，编制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各地方省市县的监察（厅）局和相应级别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系也是如此。适应着反腐败斗争的需要，2007年9月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在监察部加挂牌子。局长由监察部部长兼任，两位副局长设其中一位由监察部副部长兼任，一位为副部长级专职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国家预防腐败局下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承担日常工作。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之后，各地亦成立相应的省市县预防腐败厅（局）。
三是检察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和省市县检察院设立的反贪污贿赂局，主要负责对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经济类犯罪案件侦查、预审工作的指导；参与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
1案件的侦查；直接立案侦查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
从以上情况看，我国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部门机构已经不少，体系也很完整。但是，由于现有的三大部门机构对于所监督的权力主体，形不成独立的权力制约关系，因此难以收到有效的监督效果。我国虽有进行权力监督制约的三大机构，但它们实际上都要受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这是一个根本的弊端。例如，纪委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监察部和预防腐败局因为是和纪委合署办公的，当然也要接受党委的领导，同时它还要接受政府的领导。检察部门设有党委、党组，它的反贪污贿赂局也不能不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尤其在地方，这三大监督部门机构根本没有独立性，开展工作受到多方掣肘，不可能自主地、有效地行使对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监督权。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受制于人家的不敢管，我国三大监督部门机构就面临着这样尴尬的局面。前几年，有一个课题组对北京市党政“一把手”受监督的情况做了问卷调查，得到的回答是：监督“一把手”效果一般化、不灵的占36.2％，根本没效果的占
9.4％；表示不敢监督本单位“一把手”领导的占28.9％，其中纪检干部占62.0％；认为监督体制错位、不健全的占47.5％。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的监督体制亟待深化改革。
二、要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困境
我国对权力进行监督的部门机构其自身所存在的弊端缺陷，归根到底是体制性的问题。追本溯源，现有这一套监督体制基本上还是来自于原有的苏联模式，沿袭了苏联模式内在的权力关系。
1917年7月，苏联共产党（原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俄国共产党(布)、联共(布)等）在其召开第六次代麦大会时，设立了中央检查委员会。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它们的活动”（《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第33页，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中央检查委员会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主要负责检查：党的中央机关是否迅速和正确地处理事务、中央书记处是否正常地进行工作，检查中央委员会的会计处和各项事业。由于中央检查委员会只是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内设机关，因此它不可能有效地对整个党中央特别是对中央领导实行检查监督。
正因为如此，列宁试图改变这样的状况。在1920年9月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它“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的同志组成”（《苏共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1921年3月党的十大专门作出《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党代表大会负责。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为专职，不得兼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其他行政、经济方面的职务。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等
现象作斗争。”（《苏共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监委分中央、区域和省三级，分别与本级党的委员会平行行使职权，并向本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作工作报告。这样，各级监察委员会就可以各自监督同级党委成员，包括监察、检查党的最高层机关与上层领袖。1922年3月党的十一大进一步制定了《监察委员会条例》，强化了监察委员会至高无上的监察职能。
然而，随着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和随后的逝世，在斯大林领导之下，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写进的有关监察委员会的条文，发生了走样倒退。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变成了“同党员违反联共(布)党纲和党章的现象作斗争，为了从各方面保证在苏维埃机关的活动中贯彻党的路线，为了研究改善和简化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办法”（《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第56页，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这就背离了它原有的重要职能。到了1939年3月召开的十八大，斯大林干脆彻底地改变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降低了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十八大规定“加强监督对党的指令的执行程度的任务，成为党监察委员会的中心任务。从这点出发，必须规定党监察委员会在联共(布)中央之下工作。因此，党监察委员会直接由党代表大会选举已没有必要。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全会选出，并在联共(布)中央领导下和按照它的指令来工作。”（《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第141页，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这样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已完全丧失了同中央委员会平等的地位，无法发挥对中央委员会权力制约的作用。它被降到了和中央检查委员会一样的位臵上，共同接受来自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两者的区别只在于所监督检查的事务性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除了党的监督机关外，原苏联也设有国家监督机关。1917年11月7日，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设立的3个人民委员部，其中就是国家监察部，但基本上由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担任各项职务。为此，开展了对旧国家监察机关的改造工作。1919年4月9日，列宁、斯大林发布法令，撤销了旧的国家监察部，把所有监察机关合并组建了新的国家监察部，由斯大林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委员。1920年2月，国家监察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工农检查院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国家监察机关独立行使自己的监督权。但在1923年4月召开的十二大上，工农检查院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合机关。这样，工农检查院也要受到党组织的领导。在此后的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工农检查院都要作工作报告，由党的会议直接做决定，对工农检查院进行工作部署。这使工农检查院处于党的领导机关的直接领导下，丧失了独立的检察权。
显而易见，原苏联虽然也拥有权力监督的三驾马车--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但由于总缰绳攥在党委和政府手里，难免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出路何在？只有彻底告别苏联模式，才能摆脱监督过弱太软的窘境，真正
形成制约权力的强大力量。
三、实行政治、行政和司法的独立监督
历史和现实告知我们，要对权力实行有效的制约，必须走政治、行政和司法监督独立的道路。对此，《决定》指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权力要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对权力要能够独立制约，这是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决定》要求：“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按照这一精神，要深化相关方面改革，实行以下五个独立。
第一，把地方各省市县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从同级党委的领导中独立出来。地方各省市县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其负责，作工作报告，接受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领导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地方各省市县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受地方同级党委领导之后，就可以成为真正成为独立的政治监督机构。
第二，把各省市县监察厅（局）和预防腐败局从地方党委、政法委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中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由上至下的独立机构。各地的监察厅（局）和预防腐败局由上一级直接领导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领导，拨款和人事由上级决定。各地的预防腐败局官员实行三年任期制，定期调换。
第三，把各省市县的反贪污贿赂局从地方党委、政法委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中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由上至下的独立机构。各地的贪污贿赂局由上一级直接领导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领导，拨款和人事由总局决定。各地的反贪污贿赂局官员实行三年任期制，定期调换。
第四，把各省市县的法院从地方党委、政法委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中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由上至下的独立机构。各地的法院由上一级直接领导和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领导。拨款、人事都由上级领导和最高法院决定。
第五，赋予人民代表独立的监督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强化人大代表的豁免权，并通过立法赋予弹劾权。逐步推行人民代表工作室制度，使人大代表真正能够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意愿，行使人民代表的各种权力，能够代表人民对各级官员实行权力制约监督。
列宁在创建和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就极其重视权力监督制约的独立性，有过很好的设想和最初的实践。以上所要实行的五个独立，可以说都体现了列宁的思想，使列宁在原苏联没有来得及实现的监督思想和体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
第二篇：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执行改进工作作风相关规定，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据新华社电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党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主持会议。
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前提
习近平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旗帜是鲜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显的，为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
要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加强反腐立法制约权力运行
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出席会议。
第三篇：加强权力监督报告
关于进一步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的报告
市纪委党风室：
我局紧紧抓住制约和监督权力这个核心，积极推进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刚性化和公开化，不断将监督贯穿于规划建设业务管理的全过程，完善机制和优化程序，形成了行政督查时时跟进、效能监察全程介入、业务督查督导依法检查的联合督查机制，把廉政风险的防范覆盖到规划建设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通过完善的内部监控，确保城乡建设的依法合规、顺利运行，充分保障我区规划建设事业健康发展。
一、开展督查督导。将关键环节纳入督查的重要内容，通过督查督导对全局办理的规划建设项目审批同步定期评查，实现规划建设审批全流程监管。
二、强化网上监督。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公开和网上办公手段，建立了内网、外网和政务专网电子信息网络，形成了各股室之间的信息通道和“一网”办公，实现所有建设项目办理过程的可视化，使规划建设审批成为透明作业。
三、畅通民主监督。不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对我区建设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建立便民监督电话，优化政务网站，并通过茶话会、恳谈会等形式，与服务对象零距离沟通，公开服务承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第四篇：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要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文章标题：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要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严格监督领导干部的权力运行，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的一个永恒课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督，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我们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党的生机
和活力。
要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党内监督在监督体系中处于核心和关键地位。强化党内监督，关键在于完善党内监督的领导体制。笔者认为，必须明确规定纪委履行职责所必须的规范、干部职权、执纪权限，明确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任免干部、部署工作、业务领导的权力，使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具体化、制度化，具有权威性。
要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监督的有力武器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是将领导干部的岗位职责向群众公开，依靠群众来监督权力的运作，这是我们党一贯的工作路线。要充分重视和发挥工会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鼓励人民群众通过评议、批评、控告、检举、揭发、申诉等方式制止权力的滥用，保护自身的权力。其二是加强和改进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把权力运作和廉政情况的审议、监督作为审议工作报告时的重点内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建立廉政委员会。其三是畅通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作用。
要进一步强化新闻舆论监督。在资讯、信息空前发达的今天，新闻舆论监督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新闻舆论部门参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予以公开曝光、揭露，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对领导干部廉洁用权行为予以大力宣传、报道，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
要进一步强化对监督者的监督。监督权的异化，即监督者自身权力运行的不正当，是当前监督工作中出现的一个危害极大的不良现象，严重影响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必须加大对有监督职权的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监督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严格查处这些部门监督不力，或监督不公，或滥用监督权力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的不良行为，促使监督部门尽职尽责，公道正派地行使监督权力。
在加大监督力度的同时，要努力实现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监督工作的制度化。为此，要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加强已有制度的权威性，这是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监督的根本所在。必须从建立、完善制度和严格按制度办事入手，以制度管人，以制度律人，保证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监督工作的规范有序。一是认真执行领导干部交流轮岗制。在保持干部队伍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对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岗位任职时间过长的领导干部进行交流轮岗，既可以打破关系网，避免形成地方利益、集团利益，又可以净化可能滋长腐败的土壤。二是严格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按照先审计后上岗的要求，紧紧围绕反映领导干部实绩的主要方面，重点审计领导干部在原工作单位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经济项目经营管理情况、个人经济收支情况以及遵守财经纪律情况。同时，改进和完善干部考察、考核等制度，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进行考察和审计，增强监督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三是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权力运行过程公开化是一切监督的基础，为此必须建立领导干部政务公开制度，杜绝权力暗箱操作。可以根据领导干部的工作职责，制订出可操作性强的政务公开制度，在严守党和国家机密的前提下，对领导干部的职责、权限以及决策内容、形式、程序等事项，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公开，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切实纠正某些领导干部在执行规章制度上搞特殊化和“制人不制己”的行为。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做好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监督工作，必须把监督与教育结合起来，筑牢领导干部的思想防线，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一是加强自身修养，强化世界观的改造。领导干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其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因此，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地加强世界观的改造，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刻苦钻研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时刻铭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坚持秉公用权，为民用权，科学用权，慎重用权，真正筑严思想政治防线。二是党组织严格教育，增强领导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从政道德意识。把教育作为实施监督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实现领导干部党性锻炼的经常化、制度化。要注意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教育干部，警醒干部。三是通过加强教育，提高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使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组织的监督是对自身的关心和爱护，是信任与帮助，从而以宽阔的胸怀和开明的态度乐于接受监督，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不同声音，尤其是接受对自己的批评意见
第五篇：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经验、教训及意义
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经验、教训及意义
在进行探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经验、教训及意义之前，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的问题是：什么是苏联模式？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指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过程中，如果仅就其内涵本身而言主要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从经济、政治、对外关系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苏联模式表现为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总之，这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经济体制，它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它片面发展重工业，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居民改善生活的手段，达到高积累多投资的目的。
其次，从政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表现为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对内，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而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大多数情况下又是由个人意志所操纵的。这就造成了党政不分，共产党领导一切，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民主集中制有名无实，社会主义法制被忽视甚至遭到践踏。干部由上级委派，领导终身任职，基本上不受群众监督，最后形成个人高度集权，并由此衍生出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而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
再次，从对外关系看，苏联模式又是集中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即封建农奴主式的作风于一体的大国强权体制。它不顾别国的国情，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居，到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对违反其意志的国家则严惩不贷，从舆论声讨、经济制裁直到外交孤立，甚至实行军事干预或占领，无所不用其极。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总之，苏联模式就是采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它的要害关键则在于树立个人崇拜。它无情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以长官意志取代民主集中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的个人崇拜网，高踞塔顶的则是斯大林及其后任们。可见，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正是苏联领导人用以指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法宝。
苏联模式形成的原因也相应的可以从这三方面诠释：政治上，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经济上，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在对外关系上，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搞大国沙文主义。
观点一：苏联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
一、理论上缺乏创新，教条主义盛行，思想僵化
苏共建党伊始，列宁便强调必须重视理论创新。他认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但苏共后来未能继承列宁这一思想，反而将列宁主义教条化。其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到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对列宁著作教务式的解读和引用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缺乏对外界新事物的接受和应变能力，无法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进而丧失了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识别和批判能力。
二、经济上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落后，动摇执政基础
列宁时期曾不断调整经济决策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实现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斯大林上台后逐步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比例的严重失衡，人民生活无法得到改善，社会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赫鲁晓夫上台后急躁冒进，违背自然条件盲目开荒，人民怨声载道。勃列日涅夫时期继续延续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到其执政末期苏联经济已呈衰退之势。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也曾试图改革经济增长模式，但也未能摆脱僵化的体制。
三、政治上实行专政集权，官僚腐败，执政体制问题突出
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产生于斯大林时期，最终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战争年代为了稳定干部队伍采取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在战后继续得到巩固。赫鲁晓夫曾通过加速干部队伍流动性的方式以消灭特权，结果却适得其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了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赋予各级干部程度不等的特权，直接诱发了特权阶层的产生，最终导致腐败成为苏联社会的毒瘤。
四、执政党建设乏力，组织松散，执政资源流失殆尽 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都曾做过一些执政党建设工作，然而收效甚微。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民主集中制成为造成党内集权专制和官僚主义盛行的罪魁祸首。他主张党员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开展活动。结果导致改组后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就失去了组织的原有优势，变成了拥有多个派别的松散的政治俱乐部，最终在反对派的进攻中败下阵来。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并不是苏共和苏联的独家产物，而是一种国际性现象，至今仍不同程度地遗留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尚在运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
观点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尽管存在许多弊病，但从制度角度看，基本上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从实践角度看，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失误和弊病，而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换句话说，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主义搞得不好，而是不搞社会主义的结果。
苏联模式还不能在经济制度上贯彻人民民主集中制，劳动人民对资源和生产资料没有处置权，对劳动果实没有分配权，背离了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最初理想，已被世界共运史证明不是真社会主义，而是一种骗取和利用人民力量建立起来的封建主义残余制度，他维护的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新官僚的利益。是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社会制度。因此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第一，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改革，以克服错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断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那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失误和弊病，而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换句话说，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主义搞得不好，而是不搞社会主义的结果。
苏联模式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错当成永恒的、终极的绝对真理；把纯而又纯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实行计划经济等有关具体设想原封不动地教条地套到当代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时，理想建立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结果却演变成垄断的资本主义时代；理想建成一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结果现实情况确实非西方落后国家。
苏联模式的失败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观点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必须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是共产党人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丢掉了这些观点和原则，就丢掉了根本，丢掉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要坚持就必须发展，这就要求执政党在实践的时候，要以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要勇于纠正自己的失误，突破其中某些时过境迁的个别结论，在创造性的运用过程中不断地丰富这个理论。原苏共党始终停滞在早先的理论基础之上，就难以辨别各种新思潮中的错误观点，更不用提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至于最终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突破时过境迁的结论，在创造性的运用过程中不断地丰富这个理论。
观点四：发展是硬道理！要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处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上，过分注重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列宁提出并实行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保留商品生产和货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等多种方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斯大林建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后，却始终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比发展社会生产力更为重要的任务，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于是，阶级斗争在社会各个领域，一方面是首要任务，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范围和深度大大扩展了，最终导致阶级斗争扩大，错误地镇压和杀害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分子和栋梁人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各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本国实际，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创造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毕竟，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如果都套用同一种实践形式，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历史证明苏联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不应该有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时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经济建设才能得以良好进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原苏共党领导人虽都重视经济的发展，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没有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与发展，使其成为桎梏苏联经济发展的沉重枷锁。
观点五：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并且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现代社会里，执政是每一个政党都必定会选择的基本政治目标，对许多资产阶级政党而言，这差不多就是全部目标。而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他们除了有执政的政治目标以外，还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社会革命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无产阶级执政党就要勇敢地面对挑战，围绕着执政问题，认真采取改进和完善的措施，使党的战斗力、凝聚力、领导和执政的能力得到真正有效地加强，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原苏共党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始终存在问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进行一系列改组以后，其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执政资源、贺驭全局的能力明显变弱，最终步上败途。
同时要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指的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这项战略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苏联演变的过程看，由于在苏联国内、苏共内部存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应力量，他们从内部配合了敌对势力的需要，从而促成了演变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说如果没有内应力量，西方的和平演变势力即便强大，也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领导者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应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不留给他们可乘之机。
观点六：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应该始终抓住这个中心不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照抄别国的模式最终会落得失败的结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注重执政党的建设。在思想上必须提倡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在组织上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主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批判“左”的教条主义要用历史的观点，要全面分析，不能简单地否定历史。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最有效的途径。改革必须深深扎根于本国国情，改革的成败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经济的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衡量标准。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这种开放不仅内部是开放的，而且对外部也应该是开放的。
小结：
苏联模式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可惜是昙花一现。它给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留下长长的叹息。总结它的经验与教训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苏联模式不是社会主义唯一的模式，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模式。各国的社会主义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有的只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呈现出来的多样性的具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共性与个性的基本原理。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理论创新，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先进的理论能指导实践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而实践又反过来不断修正不科学的理论，相互促进、相互增长。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的改革，改革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政策、制度、体制。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发展，当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时，就要及时认清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所在，而要解决矛盾就要进行不断的改革。第四，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要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锋队的作用，这也就要求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必须加强党的建设。
第五，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注重速度、效率的关系，注重社会公平，注意解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
总之，苏联模式之于我们有深刻历史教训与借鉴意义，我们现在再来谈苏联模式，就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态度，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让社会主义之花开得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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