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范文

第一篇：论诉讼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范文

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即对侦查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对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审判活动是否合法，以及监狱、看守所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的监督。长期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开展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为确保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诉讼监督概念的界定

关于诉讼监督的界定，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所行使的职权是法律监督权，因此对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以及对侦查、审判、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活动等都是诉讼监督。另一种观点认为，诉讼监督应当仅指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审判、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包括刑事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以及民事审判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等，也包括通过批捕、起诉、侦查诉讼中的职务犯罪等工作对诉讼活动实行的监督，但不包括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工作本身，也不包括对诉讼活动之外实施的职务犯罪的侦查。

二、我国诉讼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宪法》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也尽管现行三大诉讼法都确立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原则，这种诉讼监督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存在着种种缺憾。

（一）诉讼监督职能的虚化

首先，我国现行法律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措施没有过多规定，这就造成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过程中，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权，笼统的规定过于宽泛，造成工作中捉襟见肘，无所作为。其次，检察机关本身定位有偏差。在检察系统中重公诉、轻监督的思想由来已久，这就造成在诉讼监督的定位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得诉讼监督的重点不突出，许多监督的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澄清。

最后，执法机关中监督与配合、监督与办案的关系处理不善，也导致了诉讼监督职能的虚化。执法司法机关互相配合既是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在诉讼监督工作中，监督与配合、办案的矛盾，主要体现为重配合、轻监督的问题，有时为了顾及工作的顺利开展，碍于情面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等情况时有发生，造成了监督职能的虚化。

（二）诉讼监督机制不完善

作为诉讼监督的主体，检察机关的工作机制对于诉讼监督的贯彻和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检察机关上下级的配合机制不健全，体现在上级检察院对于下级检察院监督工作的调查研究还不深入，信息共享不够通畅，工作衔接不够到位，甚至还有“扯皮”的现象发生。二是在部门职责分工上，部门间职能设置不尽合理，部分环节职能重复，责任模糊不清。

（三）在诉讼监督的具体实施上，监督不力

首先，重视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轻视对人民法院的监督。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职责，主要是对案件进行审查和履行诉讼监督职能。履行诉讼监督职能即包括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同时也包括对于人民法院的监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履行诉讼监督职责时，主要侧重于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对于人民法院的监督很少。

其次，对于公安机关的监督侧重于案件实体问题的监督，轻视对于案件诉讼程序问题的监督。在实践中，在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案件时，更侧重于案件实体问题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审查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公安机关对案件定性的认定是否准确、犯罪嫌疑人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等。

（四）对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缺少监督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规定，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但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检察院的公诉部门在对案件进行审查时，不能象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那样行使同样的监督职责。公诉部门与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侦查部门同属于人民检察院，一方面碍于本系统的关系，不愿意监督。另一方面，公诉部门不能象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那样，可以复核案件，对于本系统的案件只能提出补充侦查意见。

此外，除了体制上和检察系统内外原因，诉讼监督的不利状态有些也与公、检、法等部门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有关，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充分有效地发挥，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也使诉讼监督长期以来成为检察工作的薄弱环节。

三、完善我国诉讼监督制度的几点建议

诉讼监督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新形势下的重要性已毋庸讳言。但当前诉讼监督工作在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问题说明，诉讼监督工作亟待加强与改进。

（一）制定诉讼监督的法律制度

1、明确诉讼监督的范围、责任主体等基本问题。诉讼监督的范围应当涵盖诉讼活动的全过程。这一范围有两层含义：其一，诉讼监督的范围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公诉及自诉等各种诉讼类型；其二，诉讼监督的范围包括立案、侦查、审判、执行及诉讼调解等各个诉讼环节。

2、将诉讼监督工作方式和程序细化，便于实践操作。诉讼监督权力主要是一项程序性权力，因此对于诉讼监督工作自身的程序必须明确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建议立法机关在深入调研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对诉讼监督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重点围绕容易发生执法不规范问题的关键岗位和关键环节，严格流程管理和过程控制，加强诉讼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健全权责明确、程序严密、监督有效的执法工作机制。

3、建立健全诉讼监督工作内部整体联动机制。内部整体联动机制指的主要是检察系统内部上下级及各部门间在开展诉讼监督过程中的相互协调、配合与监督机制。要针对各个诉讼环节的不同任务和特点，明确检察机关及其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具体而言，上级检察院对下级院在开展诉讼监督工作中遇到压力、困难或者情况重大复杂的，加大督办、指导力度，必要时直接派人参与办理；上级检察院对下级院正确的监督意见未被采纳的，应当及时通知同级执法司法机关督促其下级机关纠正；认为下级院监督意见错误的，应当通知其予以撤销，并通知同级执法司法机关；重视抗诉案件上下级院配合机制的建立，增强抗诉力度，提高抗诉准确率。

（二）全面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素质

全面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尤其是检察人员的素质，加强对诉讼程序法律法规的学习。同时，加强公安机关和各级法院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培训，尤其是侦查人员和审判人员要端正思想，提高案件办理的规范化操作，自觉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三）完善诉讼监督机制

一是要完善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侦查、审判、刑罚执行机关的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等制度。对监督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及时向侦查、审判、刑罚执行机关通报和反馈。加强与侦查、审判、刑罚执行机关的沟通协商，联合制定有关诉讼监督工作的文件，解决实践中的突出问题。

二是要完善检察机关内部衔接配合机制。要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衔接配合，建立内部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侦结反馈制度，形成监督合力；侦查部门以外的各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应当依照规定及时移送，并加强与侦查部门的协作配合。各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存在违法行为，但不属于本业务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

（四）加强法律宣传工作，提高全民法律意识

无论是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案件的审判阶段，司法工作人员都应当适时地宣传法律，宣传与本案有关的法律知识，包括诉讼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使案件当事人及其他公民更多地了解法律。特别是诉讼程序方面法律的有关规定，让人民群众监督诉讼，从而促进司法公正，更好地保障人民诉讼权利的行使。

第二篇：双向监督制度完善

双向监督制度完善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主题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我局创新三个机制，构建三个体系，积极推行在职党员“双重管理”“两个三”模式，着力搭建在职党员为民服务新平台，形成了党员受教育、居民得实惠、党建添活力的综合效应。

一是创新管理服务机制，努力构建党员发挥作用的制度体系。结合区情实际，定期向单位党组织反馈党员发挥作用情况。同时，党组织按照“尽力而为、发挥特长”的原则，将党员分类编组，经常组织他们参加实践活动，有效强化了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扩大了工作覆盖面，增强了凝聚力和影响力，也使党员在实践过程中锤炼党性、提升能力、树立形象，实现了由“被动应付”向“主动参与”的转变，由“旁观者”向“主人翁”的转变，成为党建工作的生力军。

二是创新监督评价机制，努力构建在职党员发挥作用的服务体系。实行公开承诺服务内容、公开评议结果；接收单位党员和党员评议；单位党组织和党组织互通在职党员在社区和单位表现情况的“两公开双评议双反馈”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对党员发挥作用的监督考核，把党组织和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党员发挥作用的重要标准。坚持平时检查考核与定期考核评价相结合，对在职党员表现情况进行民主评议，同时向单位党组织反馈，接受群众监督。单位党组织结合党组织反馈意见，组织党员进行认真评议，将评议结果纳入党员个人目标考核

三是创新双向联动机制，努力构建党员双重管理的长效体系。不断拓宽管理渠道，延伸管理范围，使党员主动把自己“八小时以外”表现情况、参加建设情况和“生活圈”、“社交圈”置于党员群众的监督之下。明确责任主体，分工负责，上下联动，统筹推进。把党员双向共管纳入党建目标责任制考核。以党建联席会、议事会、党员服务中心（“两会一中心”）为基础，整合社区党建资源，建立党员管理联络站，由单位和社区分别确定联络员，协助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完善管理网络。同时，坚持联动跟踪督办制度，对全区重点工作，单位和党组织双向联动，双向反馈，联合督办，促进落实。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广大党员踊跃参加党组织开展的主题活动。在实行党员双重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又将范围和层面进一步向机关干部拓展和延伸，使档案建设在创新中不断发展，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

第三篇：论银行业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很快，特别是银行业在改革春风的沐浴下迅速蓬勃壮大。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入世步伐的加快，金融业竞争将愈演愈烈，我国商业银行也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自身暴露出的问题，急需认清和解决。

一、目前我国银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过分强调“存款立行”，搞存款竞争，阻碍自身和经济正常运行

对各商业银行来说，“存款立行”几乎成了一条铁律，因此扩大存款规模成了各商业银行的头等大事。自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七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旨在促进内需的扩大，引导居民减少储蓄，扩大消费，以带动经济的发展。然而在日常监管中一些机构一旦出现存款下降，就把抓存款当作一个重要监管内容来看待，这样货币政策效应就被冲减掉了，妨碍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实施，不利经济运行。

由于银行业的扩张和竞争的加强，银行的投资活动需要找到足够的社会闲散资金，自然而然存款问题就被放在首要位置。目前，各商业银行每年都分级下达当年存款任务指标。特殊情况下，上级行还会给所属机构来个月度或季度的存款“大会战”，并且将完成存款任务与员工工资奖金挂钩、与评比先进挂钩。虽然央行三令五申，不准将存款完成情况与员工工资、奖金、福利挂钩，但很多单位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在“存款立行”观念的支配下，各商业银行盲目拉存，只重视存款数量不重视质量，也给自身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１．过分强调抓存款，扰乱临柜业务的正常运转。为揽储一些机构公然将企业存款转入储蓄核算，为部分企业机关团逃避监督和大额提现开了方便之门，达到公款私用之目的。违规高息揽存、上门收款、借助行政干预等各种拉存手段的出台大大提高了银行经营成本，同时也助长了少数顾客的陋习，例如经常违规大额取现，假币难以没收，对工作人员态度恶劣等增加了临柜人员的工作难度和精神压力。

2、银行经营管理重心偏移，风险加大。为扩大存款规模，许多机构以事先许诺贷款或信贷额度作为优惠条件吸引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进一步加大了金融风险产生的概率。而且在实行存贷比例管理的情况下资产质量的计算上有个特点，就是贷款规模越大，反映出资产质量越好。因此在呆滞贷款或坏帐无法减少的情况下增加贷款规模不失为“提高”资产质量的一条好途径。而要扩大贷款规模，先决条件就是要保证存款规模，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只能使经营陷入困境。银行作为投资业本应将重点放在投资环节上，确保资金安全，并使其有所增值，保持良性循环，增加收益，以此来扩大自身实力才是银行最终的经营目的。然而目前普遍的状况是存款没搞上去一切免谈，资产质量成了个别人的行为，并在本质上与存款工作相分离。

3、过分强调“存款立行”，最终将导致银行经营困难。社会上合理有效的资金投放空间受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制约，一旦超过这个幅度，资产风险必将加大。相反，如果银行不把一定比例资金运用出去，而自身却要负担相应的存款利息支出，这与银行本质是相悖的。这样，在拉存款和放贷款两种压力下，形成一个两难选择，将最终导致银行经营陷入困境。

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效益，存款的增加并不等同于效益的增长，它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之一，盲目扩大存款规模是一种自杀行为，只有适度的增长才能保持良性的经济和金融运转。

（二）资产管理不善，不良贷款比率高，贷款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

截至去年底止，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账面需核销的呆帐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的百分之二点七，但加上需要核销的逾期和呆滞贷款，全部合计的坏帐比率为百分之八或九。按国内 四大商业银行贷款总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总余额超过六成，百分之八至九的坏帐率，即达五千至六千亿元。而且上述的坏帐比率并不包括己剥离的资产和债转股在内。四大商业银行去年已有三千五百亿元的不良资产被剥离，经独立评估后，与企业签订债转股协议的也近一千亿元。(资料来源：< < 信息时报>>电子版< http://www.xiexiebang.com)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尽管中央从1995年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会议以来，要求各国有商业银行要将不良资产比率每年下降一定的百分点，最近两三年银行的贷款质量虽有所提高，但是不良资产比例仍然较高，信贷资产风险依旧很大。这种风险的形成有其深层次的经济背景，例如政府的干预和某些企业的盲目行为等客观因素，但商业银行自身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商业银行在资产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缺陷，贷款“三查”制度真正落实，授信不统一。不少项目贷前调查流于形式，对企业产品、生产经营状况、经济效益、发展趋势等主要因素预测不准，在方法上重定性轻定量，缺乏科学的分析；贷时审查不严格、不科学，在放贷时违反规定与操作程序，使“人情贷款”、“关系贷款”等现象时有发生；贷后检查不积极，流于形式，重贷轻营的现象较普遍。这些因素将直接影响今后贷款的回收。另外银行对不同企业贷款方式（主要有信用贷款、担保贷款、抵押贷款）选择不当也是造成贷款风险的重要因素。我国商业银行从1997年开始实行授信制度，但由于授信不统一，往往出现同一借款人授信总额度超过其最大风险承受力的现象，造成信贷资金风险。

其次，由于目前很多机构现有信贷人员业务素质不高，且个别人员法制观念极差，违章违规现象时有发生，人为造成信贷风险损失，严重威胁信贷资产的安全运营。

最后，缺乏一套严密的监督机制，也是造成不良贷款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还不完善，监管机制也不健全，银行内部稽核、监督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给不良资产的形成埋下隐患。

贷款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业务，信贷资产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的生存与发展，这在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比较单一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突出。必须加强内控建设，建立建全科学的资产风险管理系统。

（二）人员素质水平普遍不高，技术装备落后

现代银行是高度专业化的产业，对员工的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不管是管理人员还是一般业务人员。不仅要求员工要具备较高的学历层次，丰富的专业知识，更注重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创造力。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几家国有商业银行职工队伍素质普遍不高，学历较低，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也不高。这主要是一些银行缺乏一套完善的、适应现代商业银行运作的劳动人事制度。员工录用要求不高、把关不严，很多人都是靠关系而不是靠自身实力进入银行；在岗人员缺少技术和业务培训，没有一套科学严密的考核制度；岗位分工不合理，员工缺乏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大量临时用工人员充斥一线岗位，很多都是无证上岗，难以保证银行临柜业务的顺利开展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再加上这部分人员缺乏必要的教育，且由于待遇较低，往往很容易造成某些人心里失衡，从而走上犯罪道路。近几年来这类金融犯罪案件频频发生，呈逐年上升的势头，已严重威胁到银行资金安全和社会声誉。

服务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良好的人员素质还应配以先进的技术装备才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就总体而言我国商业银行在硬件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计算机系统还没有实现更大范围的纵向或横向联网，大多数行自成体系，且网络覆盖面也不广；ATM、ＰＯＳ等设备也不普及，数量少，一柜多机、一机一卡的格局普遍存在，给顾客带来很多不便。

（四）经营品种单一，缺乏金融创新

目前，国内银行功能都过于单一，一味注重传统资产负债业务，中间业务发展滞后。虽然在业务品种范围较之改革前有了明显的扩大，但还是缺乏创新。很多机构传统的业务仍停留在相当级、粗放的状态下。当前，各商业银行要在保证风险的情况下搞创新是必然趋势，否则终将被社会所淘汰。

二、面对金融全球化，中国银行业要做好充分准备，力争在国内外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一）改变观念，保持存款适度增长

存款不是银行的本质特征，从整个经济运行环境来看，只有适度合理的增长才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首先，各商业银行要及时转变观念，变“存款立行”为“效益立行”，在增强银行实力过程中，应以利润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禁止下达硬性存款考核指标，但也不能忽视存款，要将存款数量与质量一起抓。其次，要在信贷管理方面加大力度，把信贷管理工作从实质上提高到银行经营管理中心地位上来，充分体现赢利对银行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最后，各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扩大业务范围，提供多种融资服务诸如大力开展房屋按揭贷款、高档耐用消费口信贷等方式以缓和储蓄的增长与社会经济总循环的矛盾，保持金融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

（二）加强信贷资产风险管理，做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处理

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困，也有自身管理不善的因素。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科学的贷款风险管理体系，实现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

首先，要重点落实贷款“三查”制度和统一授信制度，强化贷款风险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各商业银行应及时准确地分析客观环境的变化，使信贷资金的投向、投量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要综合企业领导素质、经济实力、信誉状况等各种指标确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在贷款发放前通过对借款企业进行信用等级的评估并对有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判断，通过量化方式测算企业信用对贷款风险的影响。尽量避免对信用等级低于贷款标准的企业给予贷款。而且要根据资信等级对贷款企业进行统一授信，将贷款总额确定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要做好贷时审查工作，落实审贷分离制度，对贷款风险度进行验证，以确定贷款方式、额度等具体事项，审查贷款的基本情况，最后由决策部门审批。最后还应把好事后检查关，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要及时监测贷款资产质量的变化；加强对贷款使用状况的监督。定期对其进行测算和分析，可借助电子计算机系统对贷款全过程实行风险预警，确定风险度。

其次，建立贷款风险分散机制和风险救助机制也是防范风险，减少损失的关键所在。根据风险分散的原理，实行贷款方式多样化，合理控制信用贷款的范围、数量，扩大贴现、抵押、担保贷款和其他风险相对较小的贷款种类。限制贷款的集中程度，控制同一主体贷款比重，对于大额的贷款可通过银团贷款等方式，以达到分散贷款风险的目的。此外，还可以与企业进行协商，要求其办理财产保险，以便转嫁风险。虽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控制、分散、转嫁风险，但不可完全避免损失的产生。所以建立一套贷款风险救助机制还是必要的。可运用法律手段对责任人提出财产清理诉讼，挽回部分损失，还可以通过建立风险基金等办法提取一定比例利润，作为风险基金，用于弥补贷款坏帐损失。

最后，商业银行应加强内部审计与监督，强化稽核内控制度，加强信贷队伍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建设，进一步提高现有信贷人员思想觉悟和严把人员关，杜绝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推行金融监管手段法制化，尽可能降低金融风险。

各商业银行在做好风险管理的同时，还要及时清理遗留的不良资产。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额度之内。对不良资产和健康资产实行分账管理，将分离出来的不良资产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清收，对确实无法收回的，可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如拍卖资产，更换经营管理人员，另组公司进行运营，剥离给专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方法予以化解和处理。另外商业银行也可主动参与企业改制，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状况，提高效益，力求保全信贷资产。

（三）狠抓软硬件建设，积极发展现有业务，努力开拓新兴业务

一流的技术装备加上一流的人员是商业银行提高经营能力和竞争能力所必备的条件。国外一些著名大银行常通过安排员工轮岗训练或派驻海外机构工作等方式，以拓宽员工的知识面和视野，培养他们的创造力。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先进做法给合自身实际大力推进员工队伍素质建设，严禁无证人员上岗，并可通过建立一套激励型的劳动人事制度，从员工的录用、培训、考核、收入分配、职务晋升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让忠诚能干的员工得到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加强对员工思想政治教育、法律知识的学习，切实增强员工遵纪守法观念，避免违法乱纪事件发生，使每个员工以为银行做出贡献与实现自我价值紧密结合起来，激励全体员工倾心敬业。

各商业银行还要把更新技术装备作为一个战略性问题来对待，加快计算机网络的建设，更新办公室设施，改善营业环境，使软硬件同步发展，为客户提供一套高效运作机制。

面对目前过于单一的银行功能，在全新的国内外经济金融背景下，积极致力于金融创新是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选择。按市场经济法则和现代商业银运作规则，在有效控制风险基础上，进行业务创新，提升商业银行的社会化服务功能，增进效率。首先就要对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进行创新。不断提高存款业务的科技含量，开发多功能银行卡，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大力发展自助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业务，利用覆盖全球的ＧＭＳ网络实现在手机中完成账户查询、转账、缴费等各类理财功能，发展和完善ＡＴＭ、ＰＯＳ和电子转账业务；积极开拓信贷业务，大力发展银团贷款、并购贷款（为企业兼并、收购等资本活动提供贷款）等新兴业务，加大非信贷领域如购买企业债券、国债的投资力度；改革传统结算业务，变坐等客户为主动上门服务，在大企业设立资金清算中心，建立流动资金结算中心，开通对公业务通存通兑，使客户办理结算、查询等业务更加方便、快捷。大力推行代理业务、管理业务、委托业务等传统中间业务，积极开拓新兴中间业务，例如可为企业制定改革方案，设计更为合理的股本结构，为企业购并、资产重组策划，利用自身的信誉、技术和雄厚的研究力量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投资咨询服务等等。

金融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而我国的银行也将面对更加广阔的市场，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挑战，认清自我、改造自我、创新自我，才能立足于世界金融大舞台。

第四篇：及完善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范文

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刘利宁

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结的各类案件中，民事行政案件占90%左右。广大群众对裁判不公的反映，也主要集中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每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裁判不公问题意见较大。我们认为，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加强对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完善和加强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下面笔者就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制度完善，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原因

当前，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与法律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笼统且不科学。一方面导致检、法两家在法律监督的范围、程序、方式等方面长期存在较大分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得不到应有的配合，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不合理的限制，职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监督效果还不理想;另一方面，造成检察机关的执法不够统一，工作不够规范，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监督不当、抗诉质量不高等问题。法律缺陷制约民行检察工作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抗诉范围狭窄，检察机关不能对调解、破产裁定、执行中存在的违法错误进行抗诉，出现法律监督真空。虽然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其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是在分则只规定抗诉这一种监督方式，而且仅限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还多次以批复文件的形式，排除了检察机关对调解以及破产、执行过程中作出的裁定的监督。司法现状表明，法院排除检察院的抗诉监督，使审判权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容易滋生腐败。从法理上讲，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全面的、多方位的、立体的、多元化的监督。而法律规定的法律监督方式过于单一。这样，检察机关陷入了虽然有权力监督，却缺乏程序保障的监督方式的困境，心有余而力不足，使得民行检察监督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因此，司法现状呼吁检察机关革新监督方式。

2、抗诉在层次设计上先天不足，使检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现行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没有抗诉权，其只能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没有抗诉决定权，一方面严重挫伤了基层院的工作积极性，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导致案件大量涌入省市两级检察机关，而省市级检察院民行人力资源短缺，办案压力过大，已成为制约民行抗诉业务发展的最大障碍。案件的分布呈倒三角状，急需改变人力资源与案件分布失衡的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案件向下分流，充分利用基层院的人力资源。

3、抗诉效率低下，诉讼成本高昂，不适应民行检察的需要。抗诉程序环节众多，民诉法未规定抗诉案件再审期限，法院受理抗诉案件后消极处理，经常“久拖不审”、“久审不决”，明显造成抗诉案件周期长、速度慢。从实践来看，抗诉案件从受理到再审结束一般需要一年时间，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裁判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抗诉效率不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导致很多申诉人，特别是那些案件标的不大的申诉人对抗诉失去信心，这也是民行检察案源不足的原因之一。他们对法院错误的判决，既不上诉，也不申诉，原因就在于上诉和申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还要劳累于奔波诉讼，干脆采取拒不履行法院裁定、判决的方式进行对抗。这有损法律的尊严，影响法院判决的权威，也是法院执行难的原因之一。因此，民行检察监督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解决抗诉周期长、诉讼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弊病，寻求高效的监督方式。

4、抗诉无论是其字眼还是操作程序，都显得非常严肃、正式。以致于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抗诉不能正确对待，认为是在挑法院的毛病，刻意责难，和法院搞对抗，使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甚至从观念和体制上排斥检察监督，致使检察监督的实效大打折扣。

5、现行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仅有抗诉，过于单一，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相适应。现实中，造成错判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由于法官认识偏差造成失误，另一种是法官道德品质差徇私枉法造成错案。笔者认为，前者是可原谅的，而后者则是不可原谅的，对这两种案件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然而现行法律只有抗诉监督一种方式，不能区别对待，以致于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法院、法官在检察机关抗诉后，明知原判决错误，就是不予改判，重新找个理由，维持原判，其原因就在于受传统文化影响，不能正确对待

监督，不愿在对抗中承认错误，逞强斗气，更有甚者认为只要改判就意味着个人品质出了问题，这也是法院排斥抗诉监督和抗诉改判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既然民行检察监督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律制度的缺陷，那么民行检察要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修改法律，完善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规范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的程序，减少和避免检、法两家不必要的分歧和冲突。笔者认为，民行检察制度的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修改现行法律。

(一)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以下职能，改变检察权过于笼统、检察措施无法律依据的历史，促使法院尊重检察机关的监督。

1、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提起抗诉或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对违反法定程序办案的，有权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2、人民检察院对损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人民检察院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正确实施，有权对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章、审判解释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不合法、不合理和越权审判解释及规章，可以向作出的主体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主动纠正，对拒不纠正的，可以以检察报告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纠正。

(二)修改《民事(行政)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

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在分则中只规定了对已生效判决、裁定进行抗诉的监督方式。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国家法律的守护人。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重要途径。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官权力的滥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证公平正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实现。现行法律规定的检察监督范围狭窄，影响了检察权的地位和作用发挥，扩大检察监督范围已成为当务之急。

1、将调解纳入抗诉范围。调解作为与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案重要方式，与判决、裁定具有同等拘束力和执行力，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目前，有些法院在审判中片面追求调解率，滥用调解权，强制调解的情形比较严重，特别是对一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不审查是否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就予以确认，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民行抗诉的整体效果得到全面的发挥，应将调解列入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

2、将执行、支付令、诉讼保全等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监督范围。执行、诉讼保全等活动，是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环节，与整个诉讼活动密切相关，与当事人的权益息息相关，对案件的结果也存在直接影响。如果出现错误，就可能给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甚至造成事实上无法弥补的损害。然而司法实践中，法院执行不作为、野蛮执行、随意增加被执行人、擅自查封、执行案外人财产、任意改变原判决以及司法人员在执行中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等违法违纪问题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反映非常强烈。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这些诉讼环节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应赋予检察机关对这些诉讼活动的监督权。

因此建议将现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总则中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三)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权限

为了保障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法律应赋予其必要的权限，防止监督因缺乏保障而流于形式。我们认为，应明确检察机关的下列权限：

1、调阅案卷权。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就要对案情及诉讼活动有全面的了解，要做到对案情及诉讼过程全面的了解就必须查看原审卷宗。如果不调取审判卷宗，会带来很多困难和不便，调阅卷宗对于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必要的，应当予以保障。否则，检察监督权就无法落到实处。司

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权力，导致检法认识不一，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调卷困难。因此以立法形式明确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权力和程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调查取证权。司法实践中，通过调查取证来证明生效裁判存在错误或违法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案件的一般方法。通过调查取证可以证明法院已生效裁判是否建立在证据充分的基础上，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是否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等事实，以充分了解生效裁判的合法性。因此检察机关在民行检察监督中享有调查取证权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两高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有无调查取证权，意见分歧较大。因此，以立法形式赋予检察机关民行监督程序中的调查取证权已成为必然选择。

鉴于民事诉讼的特殊性，为了保障当事人双方在举证方面的“攻守平衡”及诉讼地位的平等，应以法律形式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同时，对调查取证的对象、范围、效力作必要的限制。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下列情形下可以依法行使调查取证权：(1)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法院没有正当理由而未予调查取证的。(2)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双方提供的证据都达不到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应予调查而未调查取证。(3)检察机关为证明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而对证据及相关事实进行调查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可能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

(四)完善民行检察监督方式

现行的民行检察监督方式，法律只规定了抗诉这一种方式，不能适应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发展要求，我们建议增加以下监督方式：

1、民行公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经济交易的各种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惜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主要表现为：(1)、国有资产流失日趋严重，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1982年至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5000亿元。进入90年代后，国有资产流失更触目惊心，每年流失至少1000

亿元，日均流失3亿元。(2)、经济建设过程中频频发生环境污染等公害事件，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3)、经济转轨过程中暴露出的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直接侵害了诚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4)、破坏公序良俗等民事行为和违法的民事行为，如违反婚姻法禁止性规定形成的无效婚姻。

对于上述事件，只有极少数人享有起诉权，或者任何公民、法人对这种违法行为均无起诉权。即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具有原告资格，也常常由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对他来说可能是很不经济的，或者因为受害人多，谁也不愿意付出代价让别人搭便车等原因而无人起诉。对此，《法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利和诉讼当事人的身份。

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民行领域的公诉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意。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主体，向法院起诉。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努力办理了一些挽回国有资产流失的民事公诉案件，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正因如此，社会各界呼吁赋予检察机关民行公诉权。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民事、行政公诉是现实的需要。

民行公诉应有一定条件和范围限制。我们认为检察机关提起民行公诉的案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民行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二是没有合适的诉讼主体。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对下列案件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民行公诉：(1)国有资产流失案件;(2)公害案件和其他公共利益、公共设施受到损害的案件;(3)反垄断案件;(4)破坏公序良俗和和民事违法案件。

2、检察建议。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裁判，向原审法院提出纠正意见，通过法院系统内部监督程序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方式，是启动纠正的渠道和避免错误裁判发生的程序装置，该监督方式更加体现了“相互制约”和“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它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创设的一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是调和、追求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产物。利用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积极沟通，交流意见，通过法院内部监督机制纠正自身错误，减少了检法两家的摩擦，大大优化了司法环

境。同时减少了诉讼环节，缩短了诉讼周期，提高了诉讼效率，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满足了申诉人急于寻求公正的意愿，避免了申诉人因短时间内不能纠正错误判决而引发上访事件的发生。实践证明，再审检察建议是一种便捷、高效的监督模式，它能使检法之间、政法机关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相互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趋于一致，在短时间内实现和谐统一的完美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颇佳。

同时，对于抗诉不能引起再审程序的裁定，检察机关可以使用检察建议的方式提出纠正意见。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不能通过再审予以纠正的违法裁定，如对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进行抗诉，无法引起再审程序，从而使抗诉变得没有实质意义，而适用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由于该方式没有法律依据，各地做法不一，大大影响了检察建议作用的发挥，因此建议法律确立再审检察建议的作用。

3、纠正违法通知书。实践中，对于法官违反法律规定但不影响实体裁决的行为，如接受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的财物、吃请。对此，检察机关已经创造了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监督手段，这对于促进公正执法很有必要。

(五)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程序

1、民行检察案件的立案条件。考虑到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当事人申诉的情况下，除非原裁判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不得立案。考虑到裁判的稳定性，对当事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应规定一定的期限，期限届满不申请的视为放弃权利，检察机关不再受理。

2、明确规定民行抗诉案件，同级抗同级审。即由抗诉机关的同级人民法院再审，不得交由下级法院审理。司法实践中，再审法院往往将大量的民行抗诉案件发回原作出错误判决的法院审理。由于许多案件往往是院长、庭长审批或经集体讨论的结果，故原审法院大多作维持原判处理，这也是抗诉案件发回重审改判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同级抗下级审的模式严重影响抗诉监督的权威与时效，导致司法资源的巨

大浪费，同时也容易滋生有错不纠，其实质会放纵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再审抗诉案件，可以超然于审判的行政化和地方化，最起码可以冲淡这些非理性色彩，有助于推进司法独立。

3、人民法院应当以抗诉理由为审理范围。从抗诉实践来看，绝大多数案件来源于当事人申诉，由当事人申诉而启动抗诉程序，许多情况下申诉理由和抗诉理由基本一致，最起码没有明显冲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申诉理由和抗诉理由不一致或明显发生冲突。因为民行抗诉在任何条件下不受当事人意思左右，尤其是检察机关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益而提起抗诉，纯粹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抗诉始终处于一种独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以抗诉理由还是以申诉理由为审理范围，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从监督角度审视，当事人申诉只是民行抗诉案件的信息来源之一，除此之外，还存在因当事人双方的行为损害国家、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并抗诉的案件。抗诉主要体现的是作为公权力的检察权对另一种公权力——审判权的抗衡。因此，抗诉案件应以抗诉理由为审理范围。

4、再审人民法院认为抗诉理由不成立的，可以作出维持原判决的裁判，但不得适用“驳回抗诉”。民行抗诉是一种基于原审法院裁判错误，甚至是司法腐败，进而进行的一种纯正的法律监督，它不是基于诉权而动用公权力，也不是当事人的代理人，更不受当事人意志左右，始终处于监督者的超然立场。因为民行抗诉活动中，检察机关原本没有自己任何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主张，而是为谋求司法公正的一种监督。司法实践中，有的再审法院认为抗诉理由不成立的，直接适用“驳回抗诉”，严重地侵害了检察机关作为监督者的权威，模糊了民行抗诉的属性和独立价值。

5、明确规定再审期限。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再审案件的办理期限，以至于法院对再审案件，久拖不审、久审不决，不能及时纠正错误的裁判。法院的消极处理，不利于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建议法律规定法院的再审期限。

6、明确检察机关在抗诉案件中的权限。(1)应明确规定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时的称谓和座次安排;(2)宣读抗诉书的权利;(3)有权发表抗诉意见的权利;(4)检察人员不参与法庭辩论。

三、现阶段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途径

虽说立法不完善是当前制约民行检察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法院不配合、排斥监督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虽然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已提上了立法日程，但由于该项工程巨大，涉及面广、在某些方面专家意见分歧较大，因此，新民事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尚需时日。在立法还未修改之前，要加强民行检察监督，就必须从优化司法环境入手，检法之间统一认识、减少摩擦，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有利于保障民行检察监督的效果，促进公正执法的目的出发，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制订立法解释，明确将调解、执行、诉讼保全等诉讼活动纳入抗诉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审查并撤消最高人民法院单方面限制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司法解释，其中包括排除检察机关对调解、执行、诉讼保全、破产等活动的监督，以及限制检察机关抗诉后法院维持原判案件抗诉级别的限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涉及检法两家的权力配置。这些司法解释在内容上已经超出了审判解释的范畴，属于立法的范畴，对其解释的权力只能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法院的解释属于越权解释;在形式上以审判权限制、排斥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违反法律规定;在逻辑上是由被监督者限制监督者的监督范围，具有不合理性。

2、制订立法解释，明确规定再审期限。根据司法实践，再审法院应当在接到抗诉书后3个月内审理完毕，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3个月。

3、协调检法关系，实现同级抗同级审，落实检察机关在抗诉再审中宣读抗诉书、发表抗诉意见等权力。法院将法律规定的上级检察机关抗诉案件，通过制订司法解释发回下级法院再审，违反了检法两家在诉讼中等级对等(平衡)的原则，有损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形象和地位。

4、通过协调，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利。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行政)公诉，法院应当受理，并免收案件受理费，同时制订民行公诉的相关细则规定。

同时，检察机关也应加大改革力度，在民行部门建立和推行“公开审查制度”和“主办检察官制度”，实现业务建设规范化、队伍建设正规化。公开审查制度要求在办理民事案件中要坚持立案公开，履行告知义务，公开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公开审查结论，使民行监督置于“阳光地带”，完全纳入依法监督的轨道，以公开促公正，实现民行监督工作中的执法公正。要实行“主办检察官”制度，通过竞争上岗、择优选任的方式，实行民行办案资格准入制度。对民行业务人员定期培训，不断提高理论与实践水平、提高办案能力。同时通过改革办案方式，落实办案责任制，提高民行办案效率，增强办案效果。

第五篇：劳动合同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劳动合同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摘要：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叉务的书面协议，是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根本保证，劳动合同制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用工制度。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对劳动合同的形式和内客、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提出新的要求，加上劳动关系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劳动合同管理中不规范的攮作、欺诈、侵权等行为屡屡发生，从而引发劳动争议颇多。本文我将针对某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关键词：劳动合同 问题 解决方案

劳动合同制，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依法根据合同处理劳动关系的用工制度。劳动合同制对于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关于劳动合同的期限

劳动合同的期限是指劳动合同所规定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有效时间。《劳动法》第20条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分为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在此仅就劳动合同的试用期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试用期的问题

所谓劳动合同的试用期，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进行试用工作的时间。其目的在于保障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能互相考察，以维护相互选择的权利。《劳动法》第21条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该条款的“可以”二字应看作是个选择条件；

换言之，双方当事人也可以不约定试用期。因此，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是授权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是否约定试用期，由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协议。当事人如果不约定试用期，不影响劳动合同的效力。

1、当事人在何种条件下可以约定试用期。按照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规定：“一般对初次就业或再次就业的职工可以约定。在原固定工进行劳动合同制度的转轨过程中，用人单位与原固定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可以不再约定试用期。”该条款规定过于笼统，很容易造成执行过程中的误解。对于再次就业的原固定工转签劳动合同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视具体情况而规定：(1)再次就业换工种或换工作单位的劳动者，有必要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2)劳动者再次就业是在原来的单位，而且仍然从事原工种或工作，并且两次就业间隔时间不长，双方当事人的客观条件也没有重大变化，就没有必要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3)在固定工进行劳动合同的转轨过程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涉及到调换工种或工作，也有必要约定试用期。(4)对劳动合同期满双方当事人续定劳动合同的情况，如果涉及到劳动合同的条款发生变化，如工作任务发生变化，调换工种或安排其他工作的，也应约定试用期。

2、关于试用期发生中断的问题。劳动者因意外情况而经用人单位批准脱离工作岗位，意外情况消失后，试用期是否顺延的问题，目前劳动法律和法规并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应视该情况为劳动合同的变更，试用期期限可以由双方协商确定，出现意外情况，也应由双方及时协商是否顺延问题，应及时修改合同条款；如果未及时修改条款，应视为用人单位默认试用期没有中断，试用期满，劳动者即应转正定级。

二、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

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中的解除是指劳动合同签订以后，尚未履行完毕之前，由于一定事由的出现，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行为。

（一）关于劳动者行使解除权的问题

《劳动法》第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劳动部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意见》第32条规定，只要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超过30日劳动者可向用人单位提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用人单位应予以办理。如果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立法上对于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授权不平等，只有劳动者一方享有无条件预告解除权。这一规定虽然是出于保护弱势劳动者的初衷，但也使用人单位始终面临着劳动者走人缺员的威胁。一个关键劳动者的辞职，可能会使一个企业破产，无条件预告解除权无区别的适用于所有劳动合同，适用于不同工作性质、不同岗位的劳动者，会导致因解除权授权不平等所产生的利益失衡加重。可根据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时间的长短、工作性质的不同及工作岗位的不同，规定不同的预告期。对于处于企业中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或重要技术人员解除合同的预告期应加以延长，可达至3至5个月。

（二）关于用人单位行使解除权的问题

1.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预告期统一规定为30天，也存在着过于单

一、不够灵活的问题，特别是对在同一单位工作时间较长的劳动者保护不利。应按不同情况规定不同预告期，但约定预告期不得低于同类情况劳动者预告解除的预告期。

2.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时，对用人单位行使解除权限制过严。我国《劳动法》

第26条第2款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的”，用人单位可以预告解除劳动合同。这个规定问题在于实践中难以适用，因为“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的标准，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容易引起争议，而且此规定也与实现劳动关系的流动性的目标相悖，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引进和劳动力资源的优胜劣汰、优化配置。应当允许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时，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应具体规定“不胜任工作”的成立条件。

3.对经济性裁员制度，适用范围过窄，严格限定为“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这难以涵盖现实生活中种种情况；而且，裁减人员的选择缺乏原则性要求，仅规定几类不得被裁减的人员，而没有明确规定何种类型的人可以裁减，对法律中规定的裁减人员的范围应扩大，以“重大事由”来涵盖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将自由裁量权留给法官。

针对劳动合同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的加快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的精神建设，更好的执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觉得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解决这些问题。

1、大力抓好学习培训和宣传引导工作；抓好对《劳动合同法》的学习培训和引导直接关系到法律的顺利贯彻执行；需要通过举办培训班、开展学习研讨等方式、报纸、媒体广泛宣传等方式，有计划、有层次组织学习，重点宣传企业和劳动者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舆论氛围。结合实际情况，认真组织实施；

2、抓紧完善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从中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在坚持《劳动法》确立的劳动合同制度框架基础上，不仅对劳动合同期限、试用期、经济性裁员、经济补偿金等内容作了补充和完善，而且对用人单位民主管理、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竞业限制等内容做出了新的法律规定，是调整我国劳动关系的一部重要法律，是我国劳动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确保这部法律的顺利实施，要认真研究、对上海市以前制定的相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及时按照法定程序修订或者废止。当务之及就是需要尽快修订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抓紧与劳动合同法衔接，做到不留死角，以利于企业更好的执行法律。

3、加强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的指导和管理；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家要求的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三年行动计划，依法加强对用工单位的指导与管理，规范用人单位的劳动用工行为，比如建立职工名册、健全劳动合同制度，实现劳动合同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要结合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建设，组织开展劳动用工摸底调查，建立完善劳动用工的数据库，及时分析劳动合同的实施情况；加强对用人单位的动态管理；

4、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的处理力度。特别是在社会保险拖欠或者未足额缴纳上。建议加强工商、税务、劳动监察之间的联动。重点对区域内的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加大对用人单位违法情况的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的处理力度。进一步简化劳动仲裁办案的程序、切实提高劳动争议处理的效率，实现劳动争议快立、快审、快结，维护劳动关系和社会和谐稳定；

5、积极推进劳动关系协调队伍建设。要以劳动合同法推进为契机，合理配备劳动关系工作人员。建议劳动仲裁部门可以学习浦东劳动仲裁院聘请兼职仲裁员的做法。积极开展劳动关系协调员的资格证书的培训工作，将劳动争议消灭在萌芽状态。大力搭建劳动关系的信息平台，实现管理和服务齐头并进，发挥它在劳动关系中的基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