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改革背景下监狱企业的出路与对策

第一篇：浅析改革背景下监狱企业的出路与对策

浅析改革背景下监狱企业的出路与对策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目前的监狱企业实际上是承担着“公共物品”提供的职能。服刑人员的强制劳动，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更是对全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间接的教育服务。虽然强制劳动应当仅是教育服刑人员的手段之一，但也无法避免将劳动本身作为改造目的实际社会需求。在此情况下，监狱企业还需要按照一

般的劳动生产的要求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劳动岗位、劳动场所、劳动资料等）因此，在探讨监狱企业如何发展的时候，就必须将其纳入公共产品组织的改革大背景之中。

公共产品组织的普遍特点与问题：

第一，多元性价值取向性。公共产品组织一般都存在多种价值取向。即一方面最大程度的利用本身的资源来服务社会公众，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另一方面还要保障自身的经济效益用以可持续性的发展。例如，邮政、电信、电力、交通等公共服务既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同时又要确保自身的经济效益，否则也难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因此监狱企业不可避免的即要保证实现改造、惩罚罪犯的社会目标，又要将企业的经济效益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第二，国家资本的垄断性。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殊提供，其业务一般为国家垄断。监狱企业便是特殊的国有企业，在监企合一的背后更有着国家垄断的影子。而这种垄断仅表现在资本性质上，而非行业领域。

第三，政策影响性。国家通过政策调控来影响公共产品的供求扩大或缩小。从一般公共产品的政府定价就可以明白，国家政策性因素的主导地位。监狱企业在改革中的产品定位、价格定位、劳动力价格的定位，应当都受到政府的指导和保护。

第四，生产效率的低下性。在我国，公共产品大多是国有国营的，并基本处于相对或绝对的垄断之下。因此，其内在的经济扩张动力与外在压力明显不足。与一般的企业相比较，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低下。目前的监狱企业也普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其主要原因也在体制与经营机制等方面；虽然因其特殊的“用工”制度，有的监狱企业活得还不错，但这也只是一种掩盖的假象而以。

因此面对公共产品组织问题，世界各国都有过不同的尝试。在监狱与监狱企业的改革管理上，同样也发生着变革。

新加坡议会通过了《新加坡矫正更生公司法》，组建新加坡复员技训集团（简称score公司），作为国家批准的法定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经营全国监狱生产，负责各监狱的生产项目、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和技术管理；负责对罪犯的培训；为刑满释放人员介绍职业；协调私人企业在监狱内设工厂，安排罪犯劳动。国家给予score公司不少优惠政策。

80年代后期，加拿大监狱局成立监狱局劳动服务公司（简称corcan）来管理监狱劳动。这样通过更透明的社会成本、更具商业化的财务管理、更易于与私人企业建立关系，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映能力更强和以更靠近私人企业的标准来培养罪犯的职业技能。corcan已开始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革，以便向更多的部门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服务。同时，corcan还在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的帮助下，以比以前更系统的方式去开拓新市场。corcan是监狱局的下属机构，但它基本采取市场模式来运作，它与联邦监狱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作为一个专门公司，corcan通常只是为罪犯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机会，并负责产品的生产设计和市场销售以及运营盈亏。corcan还有一个由商界人士、工人代表和市民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corcan内部，为了方便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种类的管理，设有农业、建筑业、制造业、纺织品和劳务等5个管理处。

可见，新加坡与加拿大等国监狱生产的改革模式事实是将专门从事生产经营的部分独立成为一个特殊的企业，而直接受监狱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与各监狱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监企分开”的模式。但这类企业不仅仅涉及各类产品生产，更将对服刑人员出狱后的就业介绍、技能培训等服务作为重要业务职能。

近日司法部长张福森在调研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时强调，监狱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改革实现“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最终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监狱管理体制。某些地方的改革已经先行：2003年11月通过政府注入1.4亿元资金，重庆市正式剥离了各级监狱企业，其中中央财政7100万，重庆地方财政7100万。按照改革计划，重庆市监狱管理局将原本负责生产经营的内设机构分离出来，组建成重庆市渝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市监狱管理局管理。各监狱将负责监狱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机构分离出来，组建为渝剑控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由渝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改革之后，人员彻底分开。负责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机构及人员整建制地划转到监狱企业。监狱所需的行政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监狱业务费支出等纳入财政预算，由国家全额保障。监狱经费支出以及监狱警察的工资收入与生

产收入脱钩。企业利润主要用于自身的企业拓张、再生产等。

从重庆监狱企业的改革来看，其一监企分离已由应然到自然；其二监企分离后的财政支付转移是国家财政制度改革大背景下的必然；其三监狱与监狱企业如何协调管理服刑人员是分离后的主要问题。

结合目前已经进行的改革，笔者就有关监狱企业分离后的某些预测性问题作简要的分析并提

出相关的对策，以供参考。

其一，法律规制的缺位。目前的《监狱法》既无对监狱与监狱企业管理相关规定，也没有对监企分离后的事项有相关的规定。因此，在这方面存在着法律空白点。而相关政策支持，也仅是带有原则性的指导，虽说这是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就监狱企业这一特殊的企业而言，应尽快摸索出相应的运行模式并将其中成功的部分上升到法律阶段。

其二，产权结构与管理模式的探讨。

从重庆当前的改革来看，应当可以预见到其他地方的监狱企业改革，尤其是产权结构方面的改革，将必然采取国有资产经营性与非经营性分离的模式。即原来的具有行政管理权责的机构与参与市场经营的机构相分离。

但就监狱企业的特殊性和目前国有企业运行的情况来看，即便是分离也会带来行政管理机构对母公司的干预和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干预，从而影响企业的运行效率。由于产权结构的单一化，在增加融资渠道，拓宽监狱企业融资瓶颈和改革监狱产品的“身份”等方面都会遇到和原来一样的困难。因为监企分离后，首先得益的是原来的监狱管理，使其更加符合《监狱法》的要求。而对监狱企业而言，只不过是正了企业的名称而已，同时仍然需要面对市场经营中的风险和困境。因此，分离后的监狱企业更加需要更多的政策机制和法律保障：

1、改造原有的产权机构

变原来的单一持股制为多元持股模式。在产权设定明晰的前提下，应该将部分优质的产权进行上市交易。应当鼓励私营成分的介入，从而扩大原有的持股形式。进而在融资、生产、销售等环节上获得一般企业的平等地位。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国有企业受行政干预过多的弊病。笔者同时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私营化的监狱企业也是完全可行的。

2、监狱企业的管理人员的建设

监企分离后，必然是导致人员的相应分流，或者在监狱行政机构中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或者从事监狱企业的经营管理。而后者往往又缺乏直接面对市场进行开拓的经验和能力，也就是说监狱企业目前普遍缺乏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但应当看到，在监企分离后，监狱企业具有较充分的人力资源调配的权力，完全可以引进和加大力度培养合格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这一点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监狱企业而言。因为除一般劳动力较其他竞争对手较低的优势以外，监狱企业缺乏其他明显的市场优势。

目前现存的国有企业，很明显的具有天然行业垄断性或资本规模扩张性；而在一般充分竞争性或低资本性的行业中已经很难找到国有企业的踪影。因此监企分离后的，监狱企业更加需要具有优势的职业经理人来为企业的发展打拼。

3、监狱与监狱企业协调

监企分开的做法并非监狱管理领域中的独家创造。实际上，在其他的一些多元性价值的行业中，相关的分离工作也在逐步的展开。特别是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将更加有力的推动各个行业的“政企分离”、“事企分离”。也就是说，将同一领域中的营利活动与非营利活动通过多组织的形式分开。这种改革方式在许多国家的一些领域中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然而，当多组织取代了单一组织，单组织多目标的协调问题变为多组织的协调问题。而新的协调成本也需要重新的估计。对以非经济效益为单一目标的组织而言，这一协调成本可能会更大。因此监企分离后，监狱与监狱企业间关于服刑人员的协调，监狱管理机构与监狱企业之间的管理关系。

4、国家政策与法律的保障

监狱企业直接进入市场后，虽然可以褪去非市场主体地位的味道，获得一般经营性主体的基本权利。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无疑监狱企业在各行业的竞争中并不具备特别有效的优势，有时甚至是劣势。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既然要参与市场，就不可避免的要遵守市场一般的游戏规则。例如，近期sa8000规则的出台，就是针对企业劳工制度的。监狱企业似乎可以因为其特殊性而具有相应的例外，但是这种例外却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或者政策的保障，而在市场经营中显得苍白无力。即便是所谓的以国家采购的方式来解决一部分的监狱企业产品的政策提议也不具体实质的法律效力。

对尚未进入分离的监狱企业而言，不仅仅需要在如何分离上下大的功夫，更需要对分离后的经营模式、协调机制、管理方式、法律保障等方面作更多的尝试和思考。

第二篇：浅析改革背景下监狱企业的出路与对策

浅析改革背景下监狱企业的出路与对策

一般意义上，监狱与企业似乎是联系不到一起的两个陌生概念。《辞海》中语：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禁罪犯的场所；企业是从事商品和劳务的生产经营，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而目前的所谓监狱企业，就正如上述所言要“面对双重目标的矛盾。一方面，作为监狱改造与惩罚罪犯手段的载体，惩罚与改造罪犯是监狱企业必须遵循和完成的社会目标，而追求经济效益又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且不论其双重职能是否能够协调发展，其“监企合一”体制本身就根本性的弊病，尤其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目前的监狱企业实际上是承担着“公共物品”提供的职能。服刑人员的强制劳动，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更是对全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间接的教育服务。虽然强制劳动应当仅是教育服刑人员的手段之一，但也无法避免将劳动本身作为改造目的实际社会需求。在此情况下，监狱企业还需要按照一般的劳动生产的要求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劳动岗位、劳动场所、劳动资料等）因此，在探讨监狱企业如何发展的时候，就必须将其纳入公共产品组织的改革大背景之中。公共产品组织的普遍特点与问题：

第一，多元性价值取向性。公共产品组织一般都存在多种价值取向。即一方面最大程度的利用本身的资源来服务社会公众，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另一方面还要保障自身的经济效益用以可持续性的发展。例如，邮政、电信、电力、交通等公共服务既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同时又要确保自身的经济效益，否则也难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因此监狱企业不可避免的即要保证实现改造、惩罚罪犯的社会目标，又要将企业的经济效益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第二，国家资本的垄断性。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殊提供，其业务一般为国家垄断。监狱企业便是特殊的国有企业，在监企合一的背后更有着国家垄断的影子。而这种垄断仅表现在资本性质上，而非行业领域。

第三，政策影响性。国家通过政策调控来影响公共产品的供求扩大或缩小。从一般公共产品的政府定价就可以明白，国家政策性因素的主导地位。监狱企业在改革中的产品定位、价格定位、劳动力价格的定位，应当都受到政府的指导和保护。

第四，生产效率的低下性。在我国，公共产品大多是国有国营的，并基本处于相对或绝对的垄断之下。因此，其内在的经济扩张动力与外在压力明显不足。与一般的企业相比较，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低下。目前的监狱企业也普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其主要原因也在体制与经营机制等方面；虽然因其特殊的“用工”制度，有的监狱企业活得还不错，但这也只是一种掩盖的假象而以。

因此面对公共产品组织问题，世界各国都有过不同的尝试。在监狱与监狱企业的改革管理上，同样也发生着变革。

新加坡议会通过了《新加坡矫正更生公司法》，组建新加坡复员技训集团（简称SCORE公司），作为国家批准的法定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经营全国监狱生产，负责各监狱的生产项目、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和技术管理；负责对罪犯的培训；为刑满释放人员介绍职业；协调私人企业在监狱内设工厂，安排罪犯劳动。国家给予SCORE公司不少优惠政策。

80年代后期，加拿大监狱局成立监狱局劳动服务公司（简称CORCAN）来管理监狱劳动。这样通过更透明的社会成本、更具商业化的财务管理、更易于与私人企业建立关系，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映能力更强和以更靠近私人企业的标准来培养罪犯的职业技能。CORCAN已开始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革，以便向更多的部门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服务。同时，CORCAN还在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的帮助下，以比以前更系统的方式去开拓新市场。CORCAN是监狱局的下属机构，但它基本采取市场模式来运作，它与联邦监狱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作为一个专门公司，CORCAN通常只是为罪犯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机会，并负责产品的生产设计和市场销售以及运营盈亏。CORCAN还有一个由商界人士、工人代表和市民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CORCAN内部，为了方便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种类的管理，设有农业、建筑业、制造业、纺织品和劳务等5个管理处。

可见，新加坡与加拿大等国监狱生产的改革模式事实是将专门从事生产经营的部分独立成为一个特殊的企业，而直接受监狱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与各监狱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监企分开”的模式。但这类企业不仅仅涉及各类产品生产，更将对服刑人员出狱后的就业介绍、技能培训等服务作为重要业务职能。

近日司法部长张福森在调研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时强调，监狱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改革实现“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最终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监狱管理体制。某些地方的改革已经先行：2003年11月通过政府注入1.4亿元资金，重庆市正式剥离了各级监狱企业，其中中央财政7100万，重庆地方财政7100万。按照改革计划，重庆市监狱管理局将原本负责生产经营的内设机构分离出来，组建成重庆市渝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市监狱管理局管理。各监狱将负责监狱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机构分离出来，组建为渝剑控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由渝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改革之后，人员彻底分开。负责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机构及人员整建制地划转到监狱企业。监狱所需的行政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监狱业务费支出等纳入财政预算，由国家全额保障。监狱经费支出以及监狱警察的工资收入与生产收入脱钩。企业利润主要用于自身的企业拓张、再生产等。

从重庆监狱企业的改革来看，其一监企分离已由应然到自然；其二监企分离后的财政支付转移是国家财政制度改革大背景下的必然；其三监狱与监狱企业如何协调管理服刑人员是分离后的主要问题。结合目前已经进行的改革，笔者就有关监狱企业分离后的某些预测性问题作简要的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对策，以供参考。

其一，法律规制的缺位。目前的《监狱法》既无对监狱与监狱企业管理相关规定，也没有对监企分离后的事项有相关的规定。因此，在这方面存在着法律空白点。而相关政策支持，也仅是带有原则性的指导，虽说这是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就监狱企业这一特殊的企业而言，应尽快摸索出相应的运行模式并将其中成功的部分上升到法律阶段。

其二，产权结构与管理模式的探讨。

从重庆当前的改革来看，应当可以预见到其他地方的监狱企业改革，尤其是产权结构方面的改革，将必然采取国有资产经营性与非经营性分离的模式。即原来的具有行政管理权责的机构与参与市场经营的机构相分离。

但就监狱企业的特殊性和目前国有企业运行的情况来看，即便是分离也会带来行政管理机构对母公司的干预和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干预，从而影响企业的运行效率。由于产权结构的单一化，在增加融资渠道，拓宽监狱企业融资瓶颈和改革监狱产品的“身份”等方面都会遇到和原来一样的困难。因为监企分离后，首先得益的是原来的监狱管理，使其更加符合《监狱法》的要求。而对监狱企业而言，只不过是正了企业的名称而已，同时仍然需要面对市场经营中的风险和困境。因此，分离后的监狱企业更加需要更多的政策机制和法律保障：

1、改造原有的产权机构

变原来的单一持股制为多元持股模式。在产权设定明晰的前提下，应该将部分优质的产权进行上市交易。应当鼓励私营成分的介入，从而扩大原有的持股形式。进而在融资、生产、销售等环节上获得一般企业的平等地位。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国有企业受行政干预过多的弊病。笔者同时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私营化的监狱企业也是完全可行的。

2、监狱企业的管理人员的建设

监企分离后，必然是导致人员的相应分流，或者在监狱行政机构中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或者从事监狱企业的经营管理。而后者往往又缺乏直接面对市场进行开拓的经验和能力，也就是说监狱企业目前普遍缺乏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但应当看到，在监企分离后，监狱企业具有较充分的人力资源调配的权力，完全可以引进和加大力度培养合格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这一点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监狱企业而言。因为除一般劳动力较其他竞争对手较低的优势以外，监狱企业缺乏其他明显的市场优势。

目前现存的国有企业，很明显的具有天然行业垄断性或资本规模扩张性；而在一般充分竞争性或低资本性的行业中已经很难找到国有企业的踪影。因此监企分离后的，监狱企业更加需要具有优势的职业经理人来为企业的发展打拼。

3、监狱与监狱企业协调

监企分开的做法并非监狱管理领域中的独家创造。实际上，在其他的一些多元性价值的行业中，相关的分离工作也在逐步的展开。特别是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将更加有力的推动各个行业的“政企分离”、“事企分离”。也就是说，将同一领域中的营利活动与非营利活动通过多组织的形式分开。这种改革方式在许多国家的一些领域中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然而，当多组织取代了单一组织，单组织多目标的协调问题变为多组织的协调问题。而新的协调成本也需要重新的估计。对以非经济效益为单一目标的组织而言，这一协调成本可能会更大。因此监企分离后，监狱与监狱企业间关于服刑人员的协调，监狱管理机构与监狱企业之间的管理关系。

4、国家政策与法律的保障

监狱企业直接进入市场后，虽然可以褪去非市场主体地位的味道，获得一般经营性主体的基本权利。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无疑监狱企业在各行业的竞争中并不具备特别有效的优势，有时甚至是劣势。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既然要参与市场，就不可避免的要遵守市场一般的游戏规则。例如，近期SA8000规则的出台，就是针对企业劳工制度的。监狱企业似乎可以因为其特殊性而具有相应的例外，但是这种例外却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或者政策的保障，而在市场经营中显得苍白无力。即便是所谓的以国家采购的方式来解决一部分的监狱企业产品的政策提议也不具体实质的法律效力。对尚未进入分离的监狱企业而言，不仅仅需要在如何分离上下大的功夫，更需要对分离后的经营模式、协调机制、管理方式、法律保障等方面作更多的尝试和思考。

第三篇：浅论在改革背景下监狱企业的出路与对策

一般意义上，监狱与企业似乎是联系不到一起的两个陌生概念。《辞海》中语：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禁罪犯的场所；企业是从事商品和劳务的生产经营，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而目前的所谓监狱企业，就正如上述所言要“面对双重目标的矛盾。一方面，作为监狱改造与惩罚罪犯手段的载体，惩罚与改造罪犯是监狱企业必须遵循和完成的社会目标，而追求经济效益又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且不论其双重职能是否能够协调发展，其“监企合一”体制本身就根本性的弊病，尤其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目前的监狱企业实际上是承担着“公共物品”提供的职能。服刑人员的强制劳动，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更是对全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间接的教育服务。虽然强制劳动应当仅是教育服刑人员的手段之一，但也无法避免将劳动本身作为改造目的实际社会需求。在此情况下，监狱企业还需要按照一般的劳动生产的要求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劳动岗位、劳动场所、劳动资料等）因此，在探讨监狱企业如何发展的时候，就必须将其纳入公共产品组织的改革大背景之中。公共产品组织的普遍特点与问题：第一，多元性价值取向性。公共产品组织一般都存在多种价值取向。即一方面最大程度的利用本身的资源来服务社会公众，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另一方面还要保障自身的经济效益用以可持续性的发展。例如，邮政、电信、电力、交通等公共服务既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同时又要确保自身的经济效益，否则也难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因此监狱企业不可避免的即要保证实现改造、惩罚罪犯的社会目标，又要将企业的经济效益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第二，国家资本的垄断性。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殊提供，其业务一般为国家垄断。监狱企业便是特殊的国有企业，在监企合一的背后更有着国家垄断的影子。而这种垄断仅表现在资本性质上，而非行业领域。第三，政策影响性。国家通过政策调控来影响公共产品的供求扩大或缩小。从一般公共产品的政府定价就可以明白，国家政策性因素的主导地位。监狱企业在改革中的产品定位、价格定位、劳动力价格的定位，应当都受到政府的指导和保护。第四，生产效率的低下性。在我国，公共产品大多是国有国营的，并基本处于相对或绝对的垄断之下。因此，其内在的经济扩张动力与外在压力明显不足。与一般的企业相比较，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低下。目前的监狱企业也普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其主要原因也在体制与经营机制等方面；虽然因其特殊的“用工”制度，有的监狱企业活得还不错，但这也只是一种掩盖的假象而以。因此面对公共产品组织问题，世界各国都有过不同的尝试。在监狱与监狱企业的改革管理上，同样也发生着变革。新加坡议会通过了《新加坡矫正更生公司法》，组建新加坡复员技训集团（简称SCORE公司），作为国家批准的法定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经营全国监狱生产，负责各监狱的生产项目、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和技术管理；负责对罪犯的培训；为刑满释放人员介绍职业；协调私人企业在监狱内设工厂，安排罪犯劳动。国家给予SCORE公司不少优惠政策。80年代后期，加拿大监狱局成立监狱局劳动服务公司（简称CORCAN）来管理监狱劳动。这样通过更透明的社会成本、更具商业化的财务管理、更易于与私人企业建立关系，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映能力更强和以更靠近私人企业的标准来培养罪犯的职业技能。CORCAN已开始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革，以便向更多的部门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服务。同时，CORCAN还在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的帮助下，以比以前更系统的方式去开拓新市场。CORCAN是监狱局的下属机构，但它基本采取市场模式来运作，它与联邦监狱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作为一个专门公司，CORCAN通常只是为罪犯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机会，并负责产品的生产设计和市场销售以及运营盈亏。CORCAN还有一个由商界人士、工人代表和市民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CORCAN内部，为了方便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种类的管理，设有农业、建筑业、制造业、纺织品和劳务等5个管理处。可见，新加坡与加拿大等国监狱生产的改革模式事实是将专门从事生产经营的部分独立成为一个特殊的企业，而直接受监狱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与各监狱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监企分开”的模式。但这类企业不仅仅涉及各类产品生产，更将对服刑人员出狱后的就业介绍、技能培训等服务作为重要业务职能。近日司法部长张福森在调研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时强调，监狱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改革实现“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最终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监狱管理体制。

第四篇：新课程改革背景下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如何不断适应和实现专业发展？

在教师的专业成长中，其自身和外部环境这两方面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因此教师专业化不仅是教师培养、教师教育的过程，而且是教师培养、教师教育的目标和发展趋势，体现了对教师专业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肯定，地位也未达到其他专业人员的水平，因此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当前教师职业正在由“半专业化”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专业化”成为未来教师发展的努力方向。

作为中学教师，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及其与现代教学相适应、现代教学所需的各种知识。现代科学知识日新月异，我们所学的知识不够丰富，各种新知识、新信息不断涌现，我们很快感到不能得心应手。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学习进修，否则不能应对学生的各种问题，会被学生问倒，也会削弱我们的威信。同时，一些新兴学科的出现，也要求我们去不断“充电”，学生们所涉及的知识很宽很广，也有一定的深度，教师不学习不钻研行吗？因此，教育的改革发展，首先要求教师提升自己的专业业务知识结构。

我们应该充分地学习掌握有关内容，理解领会其精神实质，并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不断进行探索、尝试。包括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法的选择、对教材的应用等等。并且在学习实践过程中，边总结整理，把看到的、想到的及时记录下来，平时养成写课后笔记的习惯，碰到好的内容及时总结成教学案例，这样日积月累，我想一定会大大提高自己的教育理论水平和教育科研能力。

新课程注重学生研究性学习，它要求教师能够创设丰富的教学情景，激发学生探索问题，解决问题。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成为探究性的学习者和实践者，以自身的探究性的学习经验和实践能力，去更好地指导、丰富和发展学生的探究性学习活动。

在教学中，课后及时总结经验：成功的是什么，不足的是什么？如何改进？长期坚持，就一定会积累不少的教学经验与理论，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向教师专业发展又跨进了一步。

另外，教师还要有广阔的教育前沿视野，敏感的教育问题意识，灵活有效的从事教育教学的能力，数学教学活动中实验的操作能力和设计能力，教学管理的能力等。所以，以后我会朝着这些方面努力，使自己早日成为一名专业化的人民教师。

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新世纪的教师不再只是教师匠，而是不断地向学者型发展。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才有利于教育教学的发展和创新，才有利于转变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加快对学生的培养。

第五篇：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农村教师的困境及对策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农村教师的困境及对策

西北师范大学教科院硕士研究生 李荣华

摘 要：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农村教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缩短农村教师与新课程改革的距离，本文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

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力度的加大，农村教师如何走进新课程的问题凸现出来。新课程的实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教师队伍素质。教师对新课程的理解和参与是能否推进新课程改革的关键。而农村教师除了自身素质之外，外部性的支持条件诸如学校的教学设备、管理方式明显滞后以及家长的素质和农村人文环境的缺失，直接制约着农村教师对新课程的理解和把握，使他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缩短农村教师和新课程改革的距离，我们必须共同关注并采取一些对策。

一、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农村教师的困境

l.农村教师自身素质难以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教师是实施新课程改革的关键。目前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用新课程改革的标准来衡量难以达到要求。其队伍组成中有一大批中师生且年龄偏大，知识更新与现代教育改革和创新的要求有差距；还有一些具有一定比例的“民转公”教师和“代课教师”，他们的教龄不短，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但大部分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素质参差不齐；近年来毕业的一批具有本、专科学历的新教师，教学经验尚有待积累。有些地方为了满足初中教学要求，还拔高使用教师，把部分中师生调到初中任教，使有些教师深感力不从心。新课程改革中要求教师角色进行一系列的转变，即使农村教师认识到位，但由于自身素质较低难以为践行“新课程、新课标”提供起码的保证。所以，他们只能望“新”而叹，深感困惑。比如在新教材使用上，在新课程标准与新教材之间，仿佛出现了一片不确定性的“开阔地”。但这对教师的人格特征、教学方法、技能、教育机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如，从小学开设英语和信息技术课，这对农村教师带来了更大

困难，因为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着教师学科结构不平衡状况，语、数等长线学科教师普遍超编，而自然、英语、计算机、音、体、美等短线学科教师严重不足。因此，农村教师应对新课程改革非常困难。

2.教学设备的缺乏使农村教师处于新课程改革的“边缘状态”

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管理者的管理方式发生转变．而这些转变要顺利实现的一个前提就是需要有现代化的教学硬件的支撑。但是，目前农村学校在教学硬件方面普遍存在“跟不上”的现象，许多学校连一台微机也没有，更谈不上运用互联网。教师的教学还停留在一块黑板、一本书、一支笔、一张嘴的传统教学上，教师无法通过网络获得知识和信息；学校缺少理化生实验室和必需的实验用品，教师无法进行演示实验教学，学生无法动手实验；教室缺少音像设备，有限的光盘、磁带等只能成为摆设，利用率很低；教师教育教学资料缺乏；办公环境很差，往往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不少农村学校校舍破破烂烂，课桌凳子都不全。这种境况使农村教师处于新课程改革的“边缘状态”。

3.农村学校管理方式落后使农村教师缺乏参与新课程改革的积极性

农村学校的传统管理更体现一种行政性指令、刚性管理，根本没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学校完全受命于上级教育行政机关，学校办学的自主性严重缺失。学校内部等级森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泾渭分明。并且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学校的领导热衷于片面追求升学率，教师的业务考核以学生成绩为依据，对围绕新课程改革的教研、教改工作重视不够，只做表面文章，形式主义泛滥。有的学校内心抵制教改，但又碍于形式不得已而为之，于是消极应对。上级领导一走，学校照常“增负”，教学方式依旧，假期照样让教师补课，一切又回到了应试教育“原出发点”。教师在“课改”与“应试”新老两条路上来回奔跑。这样无形中加重了教师的负担，挫伤了教师参与新课程改革的积极性，削弱了教师的创造精神，缺乏亲和力的工作环境和氛围。传统的学校管理方式与当前的课程改革要求在内在特质上根本相悖。

4.家长的素质和农村人文环境制约着农村教师参与新课改的热情

农村学校与农村的社会背景基本上是相脱离的两个世界。学校和农村社会之间很少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导致学校成为农村社会当中的一座“孤岛”。由于家长自身素质和农村社会人文环境淡薄，导致家长和社会对教育也有牢骚和功利性的看法，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的目的就是考上大学离开农村，成为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同时，由于农村学校每年能考上大学的人太少，特别是目前大学的收费又较高，许多家庭面临较大的教育成本和教育投资风险，因此“读书无用沦”的观念正在农村滋生蔓延。再加上新课程改革的宣传力度不很得力。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搞新课程改革，只能是教育工作者一相情愿。教师的教育观念变了，可是教出的学生，家长不满意、社会不满意，谁负责?不少家长对新课程改革存在异议以及农村社会整个人文环境对教师不切实际的期望和功利性使教师对课改踌躇不前、热情大减。

二、农村教师走出困境的对策

1．在尊重、关注农村教师自我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以“校本培训”为主

新课改与教师的发展必须是一体的和互动的。教师不仅要在教学实践中改革和发展课程，而且自身也应在此过程中得到发展和提高。重视教师培训是新课程改革的基石。但是那些提供培训机会的组织或机构。在正式培训之前就错误地预设了教师在知识、能力上存在着不足，而不是将教师固有的经验作为可以利用的资源，根本忽视了教师在面对改革时可能出现的心理体验，忽视了教师的情感需要。更没有对教师的实际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结果所提供的培训与教师的工作实践相距很远。教师只把改革者所说的理论作为一种外在的知识形式去了解或接受，但在日常的教学中却依然故我，没有丝毫的改变。因此，必须尊重、关注农

村教师自我发展的需求，了解他们对新课程的态度、需要和现实状况，并引导他们转变行为方式。为了增强培训的实效性，应以“校本培训”为主。让教师自己以新课改实施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为对象，在实践中学习，不断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进行研究和反思，对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进行重组，再加上同伴交流、专家引领，从而主动、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动，进一步提高教师适应和驾驭新教材的能力，使他们尽早地担当起此重任。任何变革的效能都取决于实践者自身动机的强弱，而不是法律或规章制度上的严格。

2．开发具有乡土气息的课程资源，构建农村特色的课程体系

课程资源的开发是未来教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然而我国的新课改在考虑课程资源时，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课程专家都明显地忽略了民间课程资源的开发。民间课程资源一直是处于缄默课程资源状态，即长期处于一种受压制的境地，长期成为课程资源的“被统治者”。因此，为了使课程改革更接近农村现实，更能反映出当地的资源优势，充分考虑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异，为了使新课改真正关注农村学生的生存状态、教师的教学经验和生活经历，就应该在农村开展具有农村特色、具有乡土气息的课程改革，开发具有本地气息、本土特点的民间课程资源。即在达到国家课程基本要求的同时，以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为突破口，构建农村的课程体系，打破在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上城乡间用一本书和一张表的格局。在课程改革的浪潮中，要随时能听到富有农村气息的声音。为此，国家应给予一定的政策让农村学校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使教师把其生活环境和经历当作宝贵的资源开发，开发教师的经验资源，开发地区差异资源，开发学生的兴趣资源，让教师更容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3．淡化行政管理，实现教师自主管理

作为学校领导，不应只是告诉教师必须做什么，要少一些长官意志，多一些柔性管理。应以人为本，搭建民主平台，创建一种民主、自由、和谐的管理氛围。

让教师参与学校的决策与管理，不以行政命令压抑教师的个性，要使教师的精神和人格得到自由的舒展。在教学活动中，给教师以充分的自由权，引导教师在工作实践中注重体验、感悟，使他们富有智慧地进行自主管理，鼓励教师树立自己的教育思想，支持教师进行教改实验，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同时，学校领导还要在尊重教师个人的意愿基础上整合，产生共同的意愿和目标，使教师能够自主地发挥自己的才智。学校应努力促进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给教师“松绑”，使他们有更多的自主时间和较为宽松的工作环境，推动教师自主管理。

4．营造健康的舆论导向是农村教师新课改的外部动力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让新课改真正走进农村，就必须使学校从封闭走向开放，营造一个社会各方面都积极参与推动教育发展的人文环境。为此，各地政府就应该加强新课改的宣传力度，利用电视、报刊和网络等媒体及举办一些文艺演出、家长学校、家长开放日等形式，广泛宣传课改的背景和意义，介绍课改的信息和动态，把课改的精神送到千家万户；另外，教师应该多与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引导社会和家长理解、关心和支持课改，营造蓬勃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提高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行为规范水平，消除农村社区功利化浓重的倾向，净化环境，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区人文建设，为新课改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教师解下枷锁“跳舞”，在没有后顾之忧的背景下进行课改。

总之，农村教师在实施新课改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尴尬，但是改革意味着创新，农村教师必须付出智慧和精力，必须抛弃一些哪怕是多年积累的已经驾轻就熟的经验，还必须学习和掌握一些新生的或许是负载着挫折体验的或必得历尽坎坷的未曾经历的东西。农村教师虽然有苦、有泪但仍然挚爱这个事业。相信农村教师会在困惑中思考，在思考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友庆．农村小学生课程兴趣的调查及课程改革的思考[J]．教育探索，2003，(4)：27．

[2]操太圣．卢乃桂．抗拒与合作：课程改革情境下教师改变[J]．课程．教材．教法，2003，(1)：75．

[3]江丽云，孙利．从课程视角分析农村初中学生辍学原因[J]．教育探索，2003，(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