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谬误与真理——《12怒汉》观后感
经济学院梁禹澄 1100015416
谬误与真理——《12怒汉》观后感
一件稀有的凶器、两个证人的证词、苍白无力的不在场证明、劣迹斑斑的个人历史,这一切穿成了一条似乎无懈可击的证据链,使11位陪审员和我们在影片开头都认定那男孩是这桩谋杀案确凿无疑的元凶。可故事的结局最终使每个人大跌眼镜。是什么使我们面对谬误的诱惑如此脆弱?我们又该如何拨开迷雾探寻真理熹微的影子?
当一个人以犬儒的态度对待真理,那么真理与他是永远无缘的。那个一直惦记着球赛的销售员,为了自己的省事竟愿意不加思考地把那个男孩送上电椅。当建筑师提出了自己的合理怀疑,别的人都在根据自己的理由支持或反驳,销售员却在以建筑师耽误了自己的时间为由在一旁说风凉话。他在卫生间中与建筑师的对话揭露了他的自私:如果此事于我没有好处,即使对别人生死攸关,我也可以随意处置。尽管他最后选择了“无罪”,他的选择也是毫不值得称赞。因为真理的绝大部分价值在于探索它的过程。没有了过程,结论便变得随意而武断。一个不经理性验证的真理比推理得出的谬误更缺乏意义。
即使一个人愿意获得真理,偏见也会把它引入歧途。偏见使思考变得简单。只需把人类分为一个个“假种”,赋予每个“假种”同一的属性,便可将思考化为归类的过程。那位脾气暴躁的老人,想必与贫民窟的孩子有过很不愉快的遭遇。结果“贫民窟的孩子”在他的词典里就成了肮脏、罪恶、无耻的同义词,即使他面前就是一位从贫民窟走出来的绅士,他也视同未见。历史上最惨痛的灾难几乎都源于偏见。思维的惰性会带来无可挽回的毁灭,真理还有另一个敌人,它的作用持续而隐秘。就像地球自转对洋流的作用,不知不觉地就改变了它的方向。这就是深藏于内心的强烈的欲望。两位证人也许都不是骗子,如果他们信教,他们更不大可能愿意冒着下地狱的危险用谎言亵渎上帝之名。可正如那位老陪审员所说,一个一生默默无闻、了无所成的老人最渴望的是别人的承认,一个徐娘半老、风韵渐衰的女士最渴望的是年轻的容颜。这样的欲望会扭曲人的记忆,使他们产生于他们欲望的满足有利的幻觉。我记得当老师告诫我们作弊最终会骗了自己时我还将信将疑。但当我真正看到一个每次考试都靠作弊得高分的同学填报了一个与他真实水平完全不符的高考志愿时,我终于明白了自欺欺人的含义。
谬误总能很轻易地产生,而探寻真理却需要对细节的仔细考察、对逻辑的缜密检验、对人心的深刻洞见。那中风的老人从在床上听到尖叫到在门前看到死者倒下隔了多长时间?我们算一算。那孩子能自上向下把刀刺入他父亲的胸膛吗?我们试一试。那把凶器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吗?我们找一找。如果那孩子说了“I gonna kill you”,他一定会这么做么?瞧,你不也这么说过吗?时刻保持警惕,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从必然中发现或然——探索真理的人便是如此缓慢前行的。
可这样就能得到真理吗?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这孩子是凶手就能证明他不是凶手吗?如果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谬误的阴影,那选择又何以成为可能?探寻真理又有什么意义?
虽然无论如何选择都有谬误的可能,但我们可以根据谬误的后果进行权衡。建筑师和股票商,两个人都具有不为激情所扭曲,不为偏见所左右的理性,但前者坚持没有确凿证据就不能判罪的无罪推定,而后者却抱有某种程度的有罪推定观念。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都有可能导致谬误。但前者的后果是放走坏人,使他还有危害社会的机会,而后者的后果是冤枉好人,使他蒙受不白之冤。前种情况的发生会促使警方检方取证更加细致周密,而后种情况则会使人人自危,给专制独裁开了绿灯。据此分析,如何选择,一目了然。
探寻真理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前面所述的揭露假的必然,发现真的或然。人类文明的发展看起来好像很悲哀。中世纪的人们能够确信那么多事情,而现在的我们却发现自己是如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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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实,在无尽的知识的宇宙中,人类一直是无知的,只不过相对于以前,我们现在对这一点有了更多的认识。放弃盲目的自大,对自然保持谦卑,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就是人类光荣的体现。
第二篇:12怒汉观后感
12怒汉观后感
这是一部讲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的电影,12个职业不同、文化程度各异的被随机抽来的美国公民聚在一起讨论并表决一桩一级谋杀案的嫌犯罪名成立与否,虽然看样子这起案件证据确凿,犯罪事实充分,嫌疑人铁定要被送上电椅了,但正因为陪审员中有人对“充足证据”的怀疑以及对“合理怀疑”的坚持,使得这件事情最终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最终让犯罪嫌疑人洗脱了罪名。我们知道,美国的陪审团是有所谓的废弃裁定权的,就是说,“在特定案件中,当陪审团——根据它自己的公平正义观——拒绝适用某法律来判定被告有罪,即使事实显示有罪,没有作成其他结论的可能。“而这部电影,就是在向我们展示,这群行色各异的人,是如何行使他们手中的权利的。
电影一开始,就通过对话中的细节告诉了我们,这是一桩子弑父的谋杀案,不可胜数的犯罪前科,独一无二的犯罪凶器,两位证人的铁证以及被告律师苍白的辩护,几位陪审员觉得已无争议的言表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嫌疑犯被法办,似乎已是板上钉子的事情了,现在就等着看大家一致通过了。但12名陪审员中,独有一人觉得不妥,在他看来,大家不能不经一点思考的就把一个嫌犯送上刑场,哪怕他有一点点无罪的可能,我们也该籍此展开更多的追问,反过来去考虑罪名不成立的合理性。11:1,多么悬殊的差距,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样一个人的想法,完全可以被人们忽略不计,但这样一来,假如他是真理的声音,那么必然就会被扼杀在多数人的暴政之下了,情节足以延续下去的机会,当然是依靠它背后这种多数民主制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这剩下的11个陪审员必须听从那一个陪审员陈述理由并竭力说服他,而不是因为我们占绝对优势便可把你轻易略过,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向我们抛出了第一个包袱:旁敲侧击的告诉我们,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每一个个体,每一种声音都值得尊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不是二元制的,不该有独裁专制,也不该有党同伐异。
然后,那位有疑议的建筑师向大家提供了一把跟犯罪凶器一模一样的弹簧刀,而这把刀,是他在犯罪现场两个街区以外的商店里购买的,这样一来,说那把被抹掉了指纹的凶器独一无二,只有嫌犯身上才有的证词不攻自破。他的这番举动,得到了一位老伯的支持,他也赞同这样一桩尚有疑问的案子,需要有更多的讨论才行。
紧接着,更多的疑问浮出水面。一号证人仅仅是个步履蹒跚、甚至可能耳朵不太灵光的老头,他怎么可能,会在案发时有列车从窗外经过的情况下听清楼上那对父子的撕斗呢?这样一个有力的发问,说服了另一个刚刚还持“有罪“意见的人,同样使得刚刚还觉得自己的的决策无比正确的其他人,渐渐有了些动摇。当然,这也激怒了从一开始就大义凛然,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架势,坚决要把这个孩子送上电椅的大汉,在他看来,那位建筑师的质疑与分析,无非是妖言惑众,颠倒黑白而已,不加严厉的制止和反驳,肯定要把所有人都诓骗进去,于是趁跟建筑师两句不合的时机就要动手。结果,赶紧被众人制止。到这里,我认为,电影给我们抛出了第二个包袱:言路自由市场固然可以让真理越辩越明,让相比下更合理的观点占据更多的市场,但这也可能会招致异议者的话语暴力或人身攻击,倘若一种制度设计可以让某种声音不合规则的无限放大并且吞噬掉不同的声音,那他注定就会成为所有人的灾难,没有制衡没有规则没有彼此的独立就不会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假若那位猛汉在旁人的怯弱眼光中把建筑师打倒的话,那么,这样的争论或许就难以继续进行了,而我们想要追寻的真相,也可能会在一沉一浮中悄然隐去,而其他有不同意见的人,或许也会三缄其口,不敢多说。那一句,或许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多么含义深邃,意味深长,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品味。
一号证人曾说,自己在听到嫌犯杀死父亲后,在十五秒的时间里冲到房门,打开门正看到嫌犯夺命奔去的背影,但是,这样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真的可以在十五秒内走过50多英尺的距离吗?众人算好距离,用秒表计时,并且模仿老人的步伐来进行实际的测量,结果却发现这至少会花掉40几秒的时间。这样一个不合常理的证词,显然是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毫无障碍的进行理性的思考,只能说所有的人都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有一个对贫民窟出身的孩子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态度的老人,并不把这样的反驳当一回事,他仍然大声的说着他曾经的不愉快的经历,但这番话却遭到了一位钟表匠的反驳,在他看来,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自我修正的能力,这也是它
能够变得强大的原因所在,携带个人偏见进行是非评判,是不应该的,每一个陪审员都需要有中立的理性人立场。
当所有人的脑筋都开动起来,当他们的思维都变得活跃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疑点被陪审员们挖掘了出来。比如,凶手比父亲矮七寸,要他将弹簧刀从上至下的插入父亲的胸膛无疑是有点困难的,而且出生在贫民窟的一位陪审员也证实,那种使刀方式并非混混的惯用招式。看到这里,我似乎找到了一点批判精英主义观念的论据,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那位建筑师和股票商心思缜密、逻辑清晰,我们或许只能他们这种人说话的机会就够了,既便没有那些只惦记着球赛、少有个人观点、说话粗俗没有教养的人的参与我们也能讨论出东西来,但我却看到他们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发挥了有力的作用。人各有其才,各有其用,我们真不能随便抛弃任何人。
当然,就当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合理的怀疑“,赞同嫌犯”无罪“的时候,那位建筑师也表达了他的忧虑,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们可能会挽救一个无辜的人,但也可能放走一个真正的凶手,这也是所谓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矛盾,在”宁可错杀,不许漏网“与”宁可落网,不可错杀“之间,美国的司法实践显然拥抱了后者。这样的制度,显然有明显的弱点,所有的“法治”也都会有“人治”的困惑,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杰斐逊甚至认为,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
就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那个说自己永远都不可能被说服,在一开始还嘲笑说别人是墙头草的销售员,竟然以“想要快点结束这场无休止的纷争“的理由,投下了”无罪“票,此举遭到了钟表匠的严厉谴责,他的那番话,我觉得是给真正的散发着犬儒气息的墙头草最佳的回应:你不能用事关别人生死,事关真理之辩的事情来开玩笑,来当一种游戏来玩,倘若你选择它,那么你必须坚信它,而不应该仅仅受欲望或利益的驱使,你必须把对理性对良知坚定不移的信仰放在首位。到最后,似乎还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证言,那就是二号证人对犯罪过程亲见的描述,但那位视力极佳的老者回想起了那个女人站在证人席上,鼻梁上两个清晰的印痕,这必然是长期佩戴眼镜所致,一个视力不正常的人,有可能在床上辗转难眠的时候,看清远处房间里嫌犯的一举一动?她不可能会犯错?
到这里,只剩下那位受过儿子感情伤害的大汉了,他咆哮着,说着前后不搭的话,但最后,他也被自己正常的思考能力,被理性说服了。12:0的逆转,这是理性的胜利。
最后的包袱,导演编剧把他放在了最后,12名陪审员走出地方法院,他们之间甚至还叫不出名字来,他们汇入了密集的人流之中,他们在这样的实践中变得成熟,与此同时,他们让这个国家变得坚如磐石。
第三篇:《十二怒汉》观后感
《十二怒汉》观后感
我的选修课是法律影视鉴赏。之前没有选过这一类的选修课。在这个课堂上接触到许多关于法律的电影,可能是因为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的缘故,上法律影视鉴赏课时,总觉得有着说不清的隔膜。《十二怒汉》是我在这门选修课里面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在我大一的时候稍有看过。虽然经过了两年时间,忘的差不多了,但是在这门课上再次看到,印象倒是更深刻了。
《十二怒汉》这部电影原名《12 Angry Men》,整部影片没有什么场景的变化,除了法院大门、法庭就是会议室。简单的场景,内容却很精辟,一个十八岁的孩子被指控弑父,本来证据链条很清晰,因为有个老人证明看到男孩往外跑,一个铁路对面楼里的女士证明看到男孩用刀刺伤他的父亲,男孩说自己当时在看电影,却无法说出电影的片名和演员。杀人用的匕首是男孩从二手店里买的。一切都这么完整,陪审团的十二名成员因为意见不和而进行讨论。这个人只是从逆向思维来考虑,因为他们的意见能直接导致男孩是否被执行电椅或将男孩释放。疑问从声音开始,挨着铁路,那么吵的环境,老人说能清楚的听到争吵,并清楚的听到是谁在争吵,女证人能否清楚的通过火车看到对面房间内的打斗,再从房屋的结构开始推敲,一个腿部不好的老人,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看到杀人凶手,然后又根据死者身上匕首插入的角度分析凶手的身高,女证人因为视力问题不可能在睡觉时清楚的看到火车对面屋内的打斗。这一切挽救了一个十八岁男孩的生命,也许这个男孩会学坏,但这并不能因此让他受到不应该他受到的惩罚。故事没有展现出孩子获得新生后的表情,也没有陪审团在法庭上的强辩,静静地结尾,让人想了很多!《十二怒汉》全剧拍摄主要就是在一个房间,十二个陪审团员针对一个案件的讨论,九十六分钟的时长,没有因为景色的缺少而让人觉得乏味,整部片子非常精彩,那个最开始提出无罪的人,他没有肯定那个嫌疑犯是有罪的,只是他觉得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之后其他陪审员层层推进,找到了自己认为怀疑的点,从一人认为无罪比十一人认为有罪,到最后的十二个人都认为无罪,这个过程让我有些感触。
从这部电影让我更直观的了解陪审团的意义和价值。其实,陪审团作为相对公平的第三方,同时也代表了社会的眼睛,而这些人也是从事各行各业,随机抽取参加审判的,这种方法实际上从侧面也有效的减少了渎职和腐败,毕竟每次审判时陪审团随机抽取,几千个人员内,抽出十几个人还是相对公平的!也许这样也是一种人权吧。
第四篇:十二怒汉观后感
《十二怒汉》观后感
孙玉媚
《十二怒汉》这本书是上公共经济学是学习公平与正义的时候老师推荐我们看的一部电影。虽然后来又拍了几次,但是我还是觉得是1957年拍的黑白片的比较好,这是导演西德尼·吕美特的处女作,由亨利·方达主演,是一部以陪审团为主角的法庭戏,是探讨美国陪审员制度和法律正义的经典之作。这部影片曾获柏林金熊奖。
这部电影的成本很低,因为它从头至尾几乎在一个场景里拍摄的,就只是在地方法院的228号房中,但是却能够做到节奏利落,结构紧凑,主题严肃,丝毫不因故事场景的局限性而显得沉闷,反而将一个深入探讨陪审团制度利弊的故事拍出了浓厚的戏剧性和吸引力。而我观看的时候也是从刚开始的无聊和苦闷到后来被情节的发展所吸引。整部影片通过演员精细的表演和精彩的台词,折射出人性的高贵、责任、正直,同时也无情地的鞭挞了人性的脆弱、阴暗和自私。它将出身自电视界的纽约派导演特有的写实和知性风格带入美国电影中,成绩卓越。它形象地说明了陪审团制度的特点:即不是证明嫌疑人无罪,而是证明该案子证据不够充分,无法定罪,这也是西方法律制度“宁可放走一万,不可错杀一个”的例子。该片先后两次被重拍:1997年,由Wiliam Friedkin执导,反响平平。2007年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加入车臣背景重演了该经典。
电影是说一个在平民窟中长大的男孩被指控谋杀生父的案件,担任此案陪审团的12个陌生人要与案件结案前在陪审团休息室里讨论案情,并要一致通过讨论结果,才能正式结案。一开始,这些陪审团在房子里吃口香糖,谈天气,说笑,谈生意„„因为认证物证俱在,有的人甚至断言:“凶手很明显,这样做是浪费金钱和时间,这样的人应该关进监狱!”。第一次的头投票时11:1,这11位认为有罪的人有的是想快点结束去看球赛,有的人是把对自己孩子的怨恨发泄到这个所谓的18岁杀人的孩子身上,有的甚至是说就是觉得他是有罪的,而这一票认为无罪的是那位“站在窗边的先生”。他不断说服其他人,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他推论出律师的因为这个案子不能赚很多也不能扬名而忽视,凶器是不是像店老板说的那样独一无二的特别,男孩家楼下的老人在说谎,在车上的所谓目击证人的女人在说谎,另外一个在床上睡觉的女人其实是近视眼看不清凶手„„在进行的几次的投票,其结果分别是:10比2;8比4;6比6;3比9;4比8;1比11,这11个人渐渐抛开了成见,并找到了那所谓合理的怀疑,同意有罪的人越来越少,最后那位受自己孩子影响的顽固的坚持被告有罪的陪审员终于放弃立场。被告终于被宣判无罪。
其实我认为这里的12个人,每个人都是代表着一种性格。首先,那位一开始坚持无罪的先生代表的是坚持与思考;那位第二位认为无罪的老先生代表的是一种聆听;揉鼻子带眼镜的先生代表着是理性;赶着去看球赛的男人代表的时代率性和自私„„这里很多人都是从一开始的认为理所当然的有罪到后来的学会思考,虽然这其中发生了很多的争执,但是人们渐渐的希望找出真相,不能让这个男孩无辜的坐上电椅。这也代表着当时的社会,很多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他们也并不是完全的丧失思考。这也体现了这个陪审团制度的一定公平性与正义性。
看完这部电影,我感觉的公平和正义就是抛弃个人偏见,客观去看事情和问题。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只剩下那个固执的父亲,他一直在说这个在贫民窟
长大的18岁的孩子一定是很危险的杀人犯,孩子总是伤透父母的心„„人们纷纷离开座位,背对着这位父亲。到最后这位父亲把自己孩子的照片撕了,捂脸痛哭着说了句:“无罪!”。这就是公平与正义吧?抛弃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立场,抛弃了自己的利益,抛弃了偏见。
第五篇:十二怒汉观后感(定稿)
十二怒汉观后感
少数服从多数,但真理或者说是合理的怀疑也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也许我曾掌握真理,也许我曾有合理的怀疑,但我没有能力和魄力说服自己说服别人。于是就成为了随波逐流之辈,在大家都同意一个观点的时候,或许我也曾闪过一丝异议,但马上就被自己否认了。有些人当心中产生合理的怀疑的时候不会因为少数或者多数而改变自己,他们会第一时间提出来并说服大家。而大部分人并不会想这么多。
十二个陪审员中除了方达饰演的戴维斯外,别的人心中肯定也或多或少有过怀疑,但马上就被自己否定了,否则当方达提出质疑时不会有这么多人响应,而且有几位陪审员还提出了连方达都没有提出的合理证据来证明方达的质疑,这说明有几位陪审员心中还是有一丝异议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否定了自己,没有提出来心中的疑问,直到方达站出来之后才唤醒了他们心中的疑问,剧情才开始一步一步往下发展,方达作为第一个敢站出来提出合理怀疑或者说敢站出来质疑多数人的时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这种有勇气和魄力的人呢。当大家面对一个观点都说对的时候你敢说不对吗?你敢提出合理的质疑吗?你有能力说服自己说服别人吗?你有勇气和魄力面对多数人异样的目光吗?你能承受多数人的冷嘲热讽甚至人身攻击吗?我只能说我不能。或许这就是普通人和精英之间的区别。
同样这部电影讲述的美国的司法制度也让我大开眼界,美国的先进并不只体现在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上,美国的司法制度也同样先进,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司法制度不好,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没有最好,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最好。电影开始,那孩子凸出的双眼无神也无助,因为他知道没有人愿意帮他,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但就是这样,陪审员中出现了方达,美国的司法制度给了少数说服多数的可能性,并没有因为十一比一而直接pASS掉那一个反对声音,而且给了那一个反对声音陈述自己意见并同别人讨论的机会,从而才有从十一比一到十二比零的结局。最后我们也不知道凶手到底是不是那个孩子,但就像方达饰演的角色所说,我们只是提出合理的质疑。
整部影片的场景就是非常简单的一间屋子,但就是这间简单的屋子能让我目不转睛的看了九十分钟,不得不佩服导演编剧以及演员的高超技巧,虽然是一部年代比较久远的电影了但是即使现在看起来也还是很有味道。
夜里睡不着,无意中找到了这部经典影片,看完后更睡不着了,随便写写,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