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勤：我所认识的盖茨

第一篇：张亚勤：我所认识的盖茨

张亚勤：我所认识的盖茨.txt恨一个人和爱一个人的区别是：一个放在嘴边，一个藏在心里。人生三愿：一是吃得下饭，二是睡得着觉，三是笑得出来。我所认识的盖茨

张亚勤/口述本刊记者 薛芳实习记者曾繁珊整理

技术天才

我第一次见盖茨是在1990年，在拉斯维加斯的Comdex大展上，盖茨做一个名叫《信息尽在指尖》的演讲，报告会有上万人参加。当时的盖茨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当然，也是我的偶像。那时正是IT业发展的好时候，微软上市刚几年，发展势头强劲。

真正接触盖茨是在1992年。那时我还没加入微软，那是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展览会上，盖茨每年都会来这个展会做一个主旨演讲，那次他讲的是Windows95，他称之为“芝加哥计划”。

我当时在从事视频方面的研究，在展会的一个展台向众人演示我的视频压缩技术。忽然间，一个很特别的声音传了过来，问我压缩的速率是多少、压缩比例是多少，我回头一看，那个人就是盖茨。

盖茨已经看过了好多个展台，他停留下来，我们就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信展开交流，聊了20分钟左右，那是第一次真正和他交流。

1998年我加入微软后，回国和李开复博士一起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2000年我开始担任院长，经常向盖茨汇报工作。我第一次向他汇报工作是2000年夏天，我和微软研究院的十几个同事到雷蒙德微软公司总部，向比尔汇报在网络多媒体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议程为1个小时。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号楼第二层。这是一座星形的两层建筑。从正门进去，向右拐，走进迷宫一般的走廊，再向右转，就是比尔的会议室。这是一个既不豪华，也不宽敞的屋子，一个咖啡色的会议桌，地面是浅驼色的地毯。

盖茨时间有限，人也很聪明，如果他愿意花1个小时了解一个项目，并能给你回馈，这在公司里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汇报刚开始时，我认为他肯定对网络多媒体领域不太懂。令我惊讶的是，他不停地提问，问题都问得很深入，甚至走上前台去询问技术细节，比如做小波变换的编码、如何分层、频率分布、容错率等等。

他不是网络多媒体领域的专家，但他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并能问出很深刻的问题。那一刻，我对他很佩服，因为他有多少事情去想，多少事情去忙，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抓住一个问题的核心，并且给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在这次汇报中，他看起来既惊讶，又激动。如果盖茨对一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他会一直问，问到有趣的地方，他会哈哈大笑，汇报的人就会觉得很踏实；如果他对这个事情没兴趣的话，他会坐在凳子上摇啊摇，心不在焉地喝他的可乐。他是一个肢体语言十分丰富的人。

我的汇报比原定的1 个小时延迟了40 分钟。最后，盖茨给出了少有的评价：“你们做了令人难以置信和惊异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盖茨有些不修边幅，但在表象的背后却体现出盖茨对所做事情的专注。微软的首席战略官克雷格·蒙迪是盖茨多年的朋友，也正是他开创了微软的非PC平台，他告诉过我盖茨的一件糗事。

有一次，盖茨正在家里专心思考一个问题，忽然他想到自己晚上还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赶紧穿上西服、打上领带赶去机场。结果直到飞机翱翔在云端，盖茨才发现自己脚上居然穿着一双拖鞋。于是，他赶紧给蒙迪打电话，让他帮自己买一双鞋。

真诚的朋友

在微软初创期，一穷二白的盖茨凭对未来的热情打动了微软现任总裁鲍尔默。说一个他们工作和交往的轶事吧！

鲍尔默和盖茨是在学校观看《雨中情》和《发条橙子》两部电影时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在短暂的互动后，鲍尔默就这样评价盖茨，“I see something in this guy。”(这个家伙不寻常)。

他们俩互相欣赏，但性格却各不相同，盖茨性格拘谨，鲍尔默热情开朗。彼此分开后，鲍尔默去了宝洁，又去斯坦福读研究生。而盖茨和保罗·艾伦于1975年创立了微软，但在公司最开始发展的几年，规模很小，再加上他们俩都是技术型人才，盖茨很希望具有销售天分的鲍尔默来公司，帮助自己做商务这一块。

于是，盖茨给鲍尔默打电话，结果鲍尔默一接到盖茨的电话就眉飞色舞地谈到对自己的近况非常满意。听到这些，盖茨犹豫了，最终没好意思将请求说出口。盖茨只是寒暄了两句，就挂上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鲍尔默回过味儿来，想想盖茨不会打电话来只是问问自己过得怎么样吧。凭借他对盖茨的了解，很快就猜到了盖茨的真正意图，打回电话过去，直接问道：“你们公司暑假是否需要人？”就这样，微软的第一位商务经理鲍尔默走马上任了。

盖茨是一位非常重情义的人，鲍尔默说，“盖茨是对朋友最忠诚的人。”对此，我深有体会。

2003 年11 月底，在雷德蒙市与盖茨会面，盖茨告诉我，“手机会成为移动技术很重要的平台，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计算终端，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手机，所以，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

2004 年1 月，我答应了盖茨的邀请，被调回总部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业务。

按照微软的“导师制文化”，回到总部，我就需要一个mentor(导师)，我找到盖茨，说希望他能做我的导师。他欣然答应了。有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他会叫我去办公室聊一聊。在这种畅所欲言地互动中，我颇有收获，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当时，我毕竟是刚从中国调去的“外来人”，当我与总部的那些高管们有一些冲突的时候，盖茨往往会亲自写邮件沟通，这让我很是感动。

微软全球副总裁以上的高管都配有一名TA(技术助理)。盖茨有次给我写邮件推荐一位他曾经的TA，因为我觉得这个TA和我正做的移动通信及嵌入式关联度不大，就婉拒了。我花了30秒回复他，结果盖茨又写了整整3页邮件再次向我推荐。(对不起，我最终还是没聘用那人)。

盖茨总是这样，对公司做过贡献的人他都很珍惜；凡是他看中的人，都是尽力去推荐；但凡有恩于他的人，他也会念此情义，即使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很有能力，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们。

那段时间，除了日常工作的交往，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单独会面。他看问题很深刻，总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他聊完天，你会感觉整个人很清澈，思路很清晰。

浓厚的中国情节

2006年初，我又第二次回到中国组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并担任主席。我成了盖茨了解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盖茨有很浓厚的中国情结。

我加入微软后在公司里有一次碰到他，他就对中国十分好奇，问了一些关于政府架构、大学教育方面的问题。有时候他好奇的范围超过了软件和技术。

一次他来中国访问，因为我们安排的细节失误，使一个会议临时取消，浪费了两个小时，当时盖茨和我、陈永正、张宏江、刘凤鸣在一起吃着汉堡，他就问我们中国政府的运作，问得最多的是在中国农村里怎么选举等。

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盖茨曾经只身一人跑到北京来。他这几年每次来中国都和学生有交流，他觉得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他还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学生这么聪明？

他来中国时也和一些中国领导人有交流，他说中国领导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强的。我相信他说的真心话，不是外交辞令，因为对他来说，已没必要再为了什么目的说言不由衷的话了。

2006 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家访”比尔·盖茨的湖边私人豪宅时，作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掌门人，盖茨安排我向胡主席演示两项最新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现在很热门的“物联网”。

我每次见到盖茨，他都会欣然接受我给他“洗脑”。比如“十七大”之后，我见到他就专门给他传达中国十七大的精神。他对中国很感兴趣，这能让他更多地理解中国。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他很早就买好了门票，到中国来看比赛。2007年我陪同他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他接受了CCTV的独家专访，主持人问他来中国看奥运会，是希望中国队赢还是美国队赢，他回答说，乒乓球，肯定是中国赢，篮球肯定是美国赢。睿智又幽默。

2008年6月，在西雅图，我参加了盖茨的告别晚会。我代表微软中国的全体同仁向比尔送了两件礼物：一本《比尔在中国》的影集，记录了从1991 年起比尔十多次中国之行的精彩瞬

间。我自己则送给比尔中国古代乐器埙、篪各一件，取意《诗经》“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埙篪相和，如兄弟之睦，如君子之交。

盖茨退休我感觉既留恋，又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又开始投入一项让他充满激情并对整个社会都有益的事业当中去了。盖茨是微软的灵魂人物和大家长，另一方面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过争论和探讨，有时达成共识，也有出现分歧的时候。当然，盖茨并没有完全离开微软，他还是微软的非执行董事长，他每个星期会来公司一天。

他用30多年创立了微软公司，用创新的“技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改变了世界。现在，他决定把所有的财富回馈给社会。在巴菲特把所有基金都交给他后，他决定全身心付出。所以我十分敬佩他。比尔对于财富的态度和他对梦想的不断追求，是我的楷模。他的慈善事业我也愿意做一个志愿者，贡献一份力量。

盖茨是一个技术的天才、商业的天才，也是一个十分幽默、善良的人。他是我碰到最聪明的人，技术功底相当深厚，另外他对商业的洞察力也很厉害，超过我碰到的所有人。他也是一个对技术有热情、对人类有使命感的人。盖茨有很多财富，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简单，这种使命感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装出来的。

张亚勤，现任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曾是比尔·盖茨在微软全职工作时的核心智囊团成员

第二篇：开讲啦张亚勤演讲稿800字（推荐）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九六六年出生的，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当时十二岁，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生。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呢，到美国读博士，一九九九年就回国组建了当时的微软研究院。现在呢，微软亚太研究集团已经是微软在海外最大的研发机构。另外呢，我的家庭十分地普通，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所以我是我母亲和奶奶带大的。

我家里没有任何别的背景，然后，通过一点努力，也做出一点小的成绩，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要三种人，三好学生，数学好、编程好，还有态度好。刚毕业，不要挑三拣四的，什么事儿都可以做。刚才任泉先生谈了，他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去做厨师，去开餐馆，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马云毕业之后到酒店里面，酒店里面服务员都没人要他，最后创立了公司叫阿里巴巴。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呢，放下身段，好的心态什么都可以做。

那么哪三种人我们不要呢，第一种把他叫作负面人，对于什么事儿都持予否定的这种态度，怨天怨地，负能量我们讲，正能量恰恰相反，那么正能量可以传染，这个负能量啊传染速度更快;第二种呢，是我们讲的双面人，就是每件事儿他会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喜欢玩办公室政治，到处说各种闲话，让大家都不安宁，这种人赶快让他走了，最好不要;第三种人是玩世不恭的，就是对什么事儿都没有激情，你公司或者产业有什么很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和他没关系。

刚才看了一个片子，说有六百九十九万差不多七百万人毕业，艰难的就业环境，其实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是企业的老板，你会发现你还是需要很多人的，有的时候你招不满人，为什么，一方面企业有需求，另外一方面我们很多的毕业生，包括一些博士、硕士，没有找到工作呢，我觉得这可能有几个方面，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每个人都要问自己我到底有什么本事，我到底学什么东西，我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一技之长，然后每一个夏天，如果有机会呢最好去做实习生，到企业里面去锻炼自己，抓住这些机会。另外，对于有很多选择的同学，各种各样的企业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得稍微远点，然后不要太在意这种短期的、小的一些利益，比如说企业的这个福利怎么样，房贴的补助啊，我并不是说完全不管，但是如果碰到一个工作让你动心的，可以长远发展好的，可以考虑更多一点。希望大家能过一个特别有个性的，然后有价值的精彩的人生。谢谢大家!

第三篇：比尔盖茨最器重的学生张亚勤

比尔•盖茨最器重的中国门生

作者：上传时间：2010-05-24浏览：58次

张亚勤人称神童，12岁考进中科大少年班。他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器重的学生之一，也是唯一受邀参加盖茨告别晚会的华人。在微软中国11年，他和唐骏、陈永正等前后6任微软中国CEO都成了好朋友。谈到导师比尔•盖茨：他是个很完美的人，好奇心很强、特别聪明，同时又很单纯、很善良。

能把我拍得瘦一点吗？说话间隙，他不自觉地用手托住了下巴，这样就能挡住我的双下巴了。瘦一点看上去会比较睿智，大愚若智。

镜头前的这个人叫张亚勤，人称神童，12岁就考进了中科大少年班，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他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器重的学生，也是唯一受邀参加盖茨告别晚会的华人。2006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家访比尔•盖茨的湖边私人豪宅时，作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掌门人，张亚勤帮盖茨一起精心策划，并被盖茨安排向胡主席演示两项最新的技术。如今，44岁的他的身份是微软全资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

一边拍照，他一边和记者聊起微软中国的那些明星CEO们。我和唐骏是很好的朋友，每次我来上海，我们都会聚聚，一起吃饭。至于陈永正，每次，他都会送我NBA的VIP包厢票。说到这些，他禁不住爽朗地大笑。

他还讲起了一个段子。有一次比尔•盖茨来中国，陈永正要向盖茨汇报工作，那是他第一次向盖茨汇报。他非常紧张，因为之前他和比尔接触得不多，于是打电话问我：‘你和比尔比较熟，你告诉我要怎么准备？要注意些什么？’我就告诉他很多注意事项，比如不要先把一叠厚厚的Powerpoint文档给比尔看，如果先给他，他就会直接翻到后面几页，然后不停地提问……后来，汇报完毕，他打电话告诉我，‘挺好，谢谢。’

曾经的合作伙伴、后来的竞争对手李开复，除了他和微软打官司那段时间不方便联系，他在谷歌中国的那几年，我们周一到周五是竞争对手，周末是朋友。在周末，我们经常一起聚聚，但不谈工作。

他（李开复）和微软的官司结束后，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发现他瘦了好多，就询问他减肥的良方。他开玩笑说道：‘要不你也打一场官司？’

来来往往中，从最早的杜家浜到如今的梁念坚，微软中国已经换了7任CEO，其中的一位还是他自己：2007年陈永正离开后，张亚勤曾兼任了一年多CEO的角色。

那么多人离开了，为什么你能坚持到现在？这与你和盖茨的私交很好有关系吗？记者问。他喝了口水，想了想，和记者打起了太极。微软中国CEO主要负责的是业务，销售和市场。每个人兴趣不一样，我自己还是希望做一些全球化的、创新型的工作，我并不想局限在一个区域性的销售上。他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商业头脑的科学家和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

我和微软有种奇怪的缘分

1998年的一天，张亚勤在整理Email时，突然发现一封写有Microsoft的邮件。我记得当时是八九月份，那时，32岁的张亚勤已是桑纳福多媒体研究室的总监，这也是华人当时在美国多媒体研究领域做到的最高职位。

此前，从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的张亚勤，23岁时以华盛顿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个满分的博士论文毕业；31岁时，他荣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百年来获得这项荣誉的最年轻的科学家。

当时其实很多人在找我，但很多Email都删掉的。很奇怪的是，那封Email我没有删。我和微软好像有种奇怪的缘分。

从那时起，张亚勤就养成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固定有3个小时，不开会，自己看一些东西。Email平时也不看的，只有在那3个小时，我会处理、回复邮件。当时，我正准备删除的时候，忽然看到Microsoft，看到中国，我对Microsoft一直特别的敬佩，所以就打开看了。但张亚勤并不认识李开复。我就上网去搜，当时的搜索没这么方便，但还是可以查到的。查了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是这么牛的一个人（他大笑起来）。然后我就挺期待他给我打电话的，我当时想哪怕不去，认识个朋友也挺好的。很快，他等到了李开复打来的电话，已经13年没回中国的张亚勤决定回国看看。在李开复的自传《世界因你不同》里，他如此写道：1998年9月，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香江花园的大堂，他冲我微笑，满脸诚恳，像老朋友那样跟我打招呼，‘嗨，开复。’

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1999年初，张亚勤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此时，研究院的员工还不足10人。但一开始，张亚勤并未决定长时间留在中国。我当时和开复说，先呆2年看看；但开复告诉我，他要呆5年。后来的事实反过来了：第一次，张亚勤在中国呆了5年，李开复呆了2年就离开了。2000年，李开复调回微软美国总部；张亚勤顺利接班，出任院长，直到2004年调回微软总部。

盖茨是个完美的人

2000年6月底的一天，美国华盛顿州雷德蒙市，微软公司总部二楼的董事长办公室，张亚勤首次独立向老板盖茨汇报研究院一年来的成绩：50多人的研发团队贡献了80余篇论文、40项美国专利、60项新技术……这些数字让比尔•盖茨惊呆了，原定1个小时的汇报被延迟了40分钟。最后，这位微软创始人给出了少有的超高评价：你们做了令人难以置信和惊异的工作。

从那之后，每隔两三个月，张亚勤就要率领中国同仁们向他汇报一次工作。每一次，他在数字影像和视频技术、通信和多媒体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都令盖茨叹服。

2003年11月，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造访中国。这一次，他的行程中重要的一项是会见温家宝总理。作为微软在中国的大将，张亚勤一路陪同鲍尔默。在前往会见温总理的路上，鲍尔默和张亚勤聊起了他的新想法——进入移动领域，并表示比尔•盖茨和他都觉得，张亚勤是领导这个团队的最佳人选。最后，鲍尔默问他：你有兴趣吗？

此时的张亚勤，已经努力把微软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也已在筹备中。我当时很矛盾，研究院发展势头正猛，而我也刚把家搬回国内。他倾向于在国内再呆几年，但内心又想去尝试一下这个新的领域。早在3年前，张亚勤就在微软中国研究院设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小组，研究无线网络，并尝试做这方面的产品转化工作。

两个星期后，张亚勤回到雷德蒙市，与盖茨会面。会谈中，盖茨再次表达了他的想法：手机会成为移动技术很重要的平台，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计算终端，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手机，所以，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情。2004年1月，张亚勤答应了盖茨的邀请，调回总部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开发业务。按照微软的导师制文化，回到总部，我就需要一个mentor（导师），我找到盖茨，说希望他能做我的导师。他答应了。

那段时间，除了日常工作，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单独的会面。谈到导师盖茨，张亚勤很兴奋：他是个很完美的人，好奇心很强、特别聪明，同时又很单纯、很善良。

财经作家凌志军如此描绘在微软的张亚勤：他的外表浑圆忠厚，憨态可掬，开口时轻声慢语，举大体不论细节，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总是能够一语中的。唐骏说张亚勤是微软的软实力，张亚勤却说，这是他从导师盖茨身上学到的：比尔看问题很深刻，他总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他聊完天，你会感觉整个人很清澈，思路很清晰。

我不做CEO，我的兴趣仍然是研发

2005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这一天，张亚勤受邀去休假归来的李开复家中小叙。闲聊中，李开复告诉张亚勤，第二天他将去微软辞职，加盟Google。

那时，张亚勤主管的移动嵌入式业务已经初有成效。通过与摩托罗拉、HTC等手机生产厂商的合作，微软的手机操作系统杀入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市场份额也从最初的不足1%扩大到20%多。那时，张亚勤习惯见到别人就问：你用什么手机？一次碰到巴菲特，张亚勤照样好奇地问：你用的是什么手机？结果，巴菲特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老式的手机，上面连日程表都没有。张亚勤禁不住追问：你的日程安排在哪里？他从口袋拿出一个小小的老式日程本，上面稀稀拉拉地记着会议/活动。原来想象他管理那么大的基金，旗下众多公司，日程一定满满的。看来成功并不一定很忙。

张亚勤没有想到，好友李开复的离职会影响到他正全力以赴开拓的新事业。在李开复递交辞职信不久，老板比尔•盖茨、史蒂夫•鲍尔默都找他谈话。他们都希望我回来，当时比尔希望我同时兼做两件事：领导中国的研发和总部的移动业务，但在和比尔、史蒂夫深谈之后，我还是决定回来。

那是个特殊的时间段，李开复离开微软，到谷歌寻找另一个春天。当时我觉得，（回中国）

这件事不能找别人，只能我来做；而另外一件事——移动嵌入式业务，我可以找别人做。尤其当时在中国，要和开复一起竞争（大笑），还是需要（我非常尽力的）。虽然是健康的竞争，但还是有这种因素在。

而在张亚勤调回总部的两年，微软中国的研发汇报系统也出了些问题。李开复在自传《世界因你不同》中如此写道：在张亚勤调回总部后，微软的研发汇报系统完全紊乱了，所有在中国的研发部门都要分别汇报给总部的18个部门。

回国前，张亚勤没有忘记先向总部要资源：当时，我就定下战略目标：要在中国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并要在中国投资盖楼，所以回来前，我和比尔、史蒂夫、公司CFO、董事会都做了很充分的沟通。

一开始，我们的战略需要得到公司高层、董事会的长期承诺，包括比尔、史蒂夫，这一点相当重要。第二，我们还是要找一些champains（冠军），在微软这么多的产品部门，总有一些是对中国不了解的，还有一些是反感中国的，但总有一些很支持中国，所以要先把这些（支持中国）的人找到，找到之后，和他们先拿到项目。比如工程院刚开始成立时，第一个项目是李开复给的，是做语音识别方面的；另外一个项目是张亚勤给的，是做移动的。另外，要和公司的CFO搞好关系，我们要在北京、上海建园区，就需要CFO支持。

2006年1月，张亚勤回国，他开始忙于将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这些机构以及一些产品研发部门整合成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张亚勤出任集团主席，这也是微软除美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基地。

不久，张亚勤还把公司的CFO请到了中国，我把他带到上海、北京，看地块，告诉他未来我们将在这里建造微软中国的研发基地。看完后他表态说支持我。

2008年5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在北京中关村破土动工，仅园区建设投资就超过20亿元人民币。这也是微软第一次在中国置地盖楼。

一个月后，在美国西雅图，作为唯一的华人，张亚勤参加了比尔•盖茨的告别晚会。我代表微软中国的全体同仁和自己向比尔送了两件礼物：一本《比尔在中国》的影集，记录了从1991年起比尔十多次中国之行的精彩瞬间。我自己则送给比尔中国古代乐器埙篪各一件，取意诗经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埙篪相和，如兄弟之睦，如君子之交。

今年1月，鲍尔默在美国宣布，总部设在北京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更名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包括日本、澳州在内的地区研发机构都向北京汇报（印度除外）。鲍尔默还表示：未来三年，将在中国投入10亿美元的研发资金，主要用于人力资源和硬件配套设施。两个月后，微软中国上海科技园区一期工程竣工并正式启用，该园区总投资近7亿人民币，全部建设完毕可容纳7000多人。

陈永正离开后，张亚勤曾担任过一年多时间的代理CEO，其间有数次直接接手的机会，但他

都拒绝了。如今，身兼数职的张亚勤仍表示，研发还是他的兴趣所在，现在中国研发集团占微软全球的研发比例大概是10%，我希望通过我和团队的共同努力，把这一比例进一步扩大。管理学、管理技巧、团队管理学、心理学、员工心理学、客户心理学、战略管理（沙盘课程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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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技能

领导力

第四篇：张亚勤：云将改变企业运营模式

张亚勤：云将改变企业运营模式.txt16生活，就是面对现实微笑，就是越过障碍注视未来；生活，就是用心灵之剪，在人生之路上裁出叶绿的枝头；生活，就是面对困惑或黑暗时，灵魂深处燃起豆大却明亮且微笑的灯展。17过去与未来，都离自己很遥远，关键是抓住现在，抓住当前。张亚勤：云将改变企业运营模式

2011-02-13 09:33:52 来源: 经理人(北京)跟贴 1 条 手机看股票 文/ 张亚勤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

前两年提到云计算，很多人还很怀疑，现在大家已经公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我每年都参加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今年CES上反映了几大产品趋势，比如平板电脑、3D产品等等，还有很多很炫的电子产品，未来几年它们可能会很流行。云计算=云+端，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产品都属于端，但这个端里包含了很多云的东西。我一直讲，云和端是没法分开的。苹果没参加今年的CES，却有其他几十个平板电脑品牌，它的内容其实大部分的运算是在云里面。如果没有云的话，单有一个平板电脑没什么用。微软刚上市的Kinect已经卖脱销了，比iPad还火，它的大部分游戏都在云里面，和玩家交互、评分系统、虚拟物品买卖，也都在云?里。

打个比方，云就好比是电，电网；端就是电器，插上插头就可以用电，用多少付多少费用。云的出现将给企业战略方向、经营方式、业务模式等等，带来非常大影响。假如一家中小型企业，它们现在马上要上线了，它们并不用采购太多IT设备，不用买服务器，所有软件、存储甚至IT构架都可以采用云的服务，这样的话，中小企业可以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主流业务中去，而不是放在IT上面。

美国有一家叫Zynga的社交游戏公司，成立也就三年多时间，去年的营收将近10亿美元，这个公司几百个人分布在不同岗位，都在网络上面，他们用的工具全都是Facebook的，存储在Facebook上，开发游戏也在Facebook。可能大家并没有注意，Facebook其实是最有价值的云公司之一。它不仅仅提供这些设施和功能，还提供了庞大的用户群。所以说，对于一家中小企业来说，可以用Facebook的，也可以用微软Azure，还可以用Amazon的S3或者谷歌的App Engine。

对大型企业来说，如果把它们的核心应用采取云服务的方式外包出去，会牵扯到安全等很多问题，每个企业不太一样。但云的好处是，它可以虚拟化，可以提高运营效率。你的企业如果有大量IT设备，这时候最好的方式并不是你的设备不用了，转到云上面，而可能是用虚拟化，先把服务器的效率提到更高，然后再去采用目前云的一些方式，慢慢转过去，不需要投很多，不要来急转弯。我们可以看到，在IT整个发展历程中，所有的急转弯没有一个通过的，都是渐进式的，要看到利益才行。

对中小企业来说，特别是刚开始建设IT系统时，选择云是最好的。成本低风险又小，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用多少付多少钱。但国内讲了半天，云服务还比较少，百度搜索本身就是云，阿里巴巴是个云，腾讯也是云，总的来说，还缺少大的云计算服务公司和平台，还需要一些时间，但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对于IT企业来说，云计算里有非常大的商业机会。但作为某家企业，它可以专注某个方面，并不是什么都做，有的企业可能做云里面的一个服务，有的企业就做端中间的一个东西。关键看自己有多大的能力。端越来越多元化，苹果的iPad、iPhone也好，微软的Windows Mobile、XBOX也好，其实都是连到一个大的云上面，然后，信息在不同设备上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比如说XBOX，它在美国的最大应用并不一定是游戏，大多数是看高清电视，微软非常重视XBOX，并不是说它只能玩游戏而已，它可以变成家庭的一个终端。

微软在端的层面很成功，未来80%以上投入会放在云上面，做云的平台，叫Zure Appliance，大企业小企业都可以使用。微软的云战略相对比较大，布局每个方向都有，有企业的云、有消费者的云、有办公的云、有娱乐媒体的云、移动的云。我们给很多大企业设计云方案，沃尔玛、戴尔、惠普、Facebook等等，你听到提供云服务的虽然不是微软，但我们确是提供云服务解决方案最丰富的公司。

第五篇：我所认识的甲午战争

我所认识的甲午战争

我对甲午战争的认识应该是在初中时老师放过的一部电影《中日甲午战争》，看完了我心里很难受，这应该是我最早了解有关甲午战争的，之后老师就讲了甲午战争的史实。

中日甲午战争是指1894年到1895年之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之战。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且还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相当于日本国民六年的收入，日本便用这些钱发展教育，加速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同时巨额的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从事各项制造生产，可以将机器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存货的便利，这一举措导致列强争先恐后的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于这次战争的失败可以总结以下几点，首先从中国自身说起，政府不重视海军建设，其实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海军力量在世界上还是在领先地位，在装备老化，人员训练等问题，朝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人员的训练上，根本形同虚设，就像我们军训一样训练只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其次就是过分依赖外国势力，李鸿章那时的策略是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来达到与日本停战的目的，但是他对列强太信任了，英国、德国、法国就是一群狼，中国这样一只羊去找他们帮忙，他们肯定会反过来帮助日本这匹狼来吃掉你。还有没有认识到日本的崛起，60年代的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的洗礼，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此时的日本是一个怪胎，一心只想向扩张和掠夺，早在1855年日本就已经产生了侵略中国的意图，而在鸦片战争时只是执行自己的国策，而中国却还以为日本只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不足畏惧；一些有识之人也曾提出不可以轻视日本，而此时清政府却放松了国防建设，削减了军费预算；中国这头东方雄狮，已经慢慢沉睡。

对于外边也有很大的影响因素主要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从6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了在政治、教育、工业等方面的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而这次运动又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政治军事地位，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用自身的实力渐渐废除了与外国势力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此时的日本，既有改革后的先进性，同时又具有封建残留的武士道精神，从而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只是军国主义下的日本眼里的一块肥肉。

由于以上这些，造成了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我认为甲午战争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失败，更深刻的反映了清王朝的一些制度上的弊端以及推动了革命的进程。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对于那些为了民族大义而牺牲的英勇战士，我们所能做的是深刻的反思，对于日本，我觉得我们不要一味的扣上坏人的帽子，更应该看到的是从历史中所折射出来的是自己的不足以及人家的强项，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够取长补短更好的发展。

11通信技术一班 117305141 徐昊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