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侦警务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及我队现状

第一篇：经侦警务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及我队现状

在经侦警务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及我队现状

（一）什么是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情报信息主导警务就是通过综合性地收集、分析和使用经济犯罪情报与信息，以提高警务决策的正确性、提高经侦警力资源使用的效率，以达到预防和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工作模式。

（二）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理念在经侦警务活动中的重要意义。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是在传统警务模式基础上的警务理念和机制的创新，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代表现代警务机制的发展方向。各级公安经侦要真正做到耳聪目明，提高精确打击、精确防控、积极服务的能力，就必须以实现警务信息化为切入点和突破口。

（三）殷都区经侦情报信息主导警务工作的现状。近年来，大队按照业务上级的要求，已设立了兼职情报信息工作人员，并在各派出所设立了兼职情报信息员。但分析、研判经侦情报信息，提升情报价值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有的情报信息通过查询、检索，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侦查工作服务，而多数情报信息的作用只有通过分析研究才能得以体现，而当前我们对预测型和动态型等情报信息的分析研究水平还不高，对搜集到的情报信息及时进行加工、积累、跟踪分析的灵敏度还不够，总结归纳经济犯罪活动的特点、规律的能力还不强。

编辑本段情报信息收集、研判的难点

一是对情报汇总、分类，深层次分析经济犯罪动态的氛围没有形成。近年来大队配备了相应设备，在客观上为经侦工作实施情报信息主导警务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硬件支持和技术支持，但怎样在实践中定期对经济犯罪案件系统信息，开展人、案等要素的技术比对工作；对阶段性高发的案件和苗头性强的犯罪作深层次的分析，探究犯罪规律、特点，监控案件的升降态势以掌握局部地区乃至全市、全省连续发生倾向性、方面性经济犯罪案件的方面成为了打防经济犯罪斗争中的薄弱环节；怎样更好的将周边地区发生的同类型、同手段案件，迅速的发现并予以串案；研究总结经济犯罪的高危人群的作案手段特点、逃避打击伎俩等，成为当前经侦情报信息收集、研判的难点。

二是面对日益严重的传统经济犯罪，仍然依靠传统作战模式开展公安经侦工作。目前，经侦工作迫切需要开展以情报信息的分析研判为手段、以科学高效的警务管理为核心、以务实高效的战术决策为目标的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来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切实做到“打击、预防、服务”这一全新工作模式。但如何顺畅交流研判成果，实现情报信息共享，及时将研判成果快速转递给经侦实战部门，发挥情报信息引领实战的效能是经侦情报信息收集、研判的另一难点。

编辑本段经侦情报信息的收集方法与渠道以及信息研判

经侦情报信息的收集方法，包含三项主要内容：一是收集经侦信息资料，二是分析研判信息资料得出情报，三是利用情报指导工作；主要渠道：群众渠道、公开渠道、自身渠道、秘密渠道、外协渠道、监管渠道、中介渠道、司法渠道等八条渠道。

经侦情报信息的研判：一是，建立研判平台，实现情报信息适时研判。实现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研判是关键。只有适时研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导警务。建立健全情报信息收集、研判机制，努力形成全警采集、全警录入、专人管理的情报信息工作格局，最大限度地扩充情报信息资源。目前我大队实行分层分级研判。大队每月召开一次经侦情报信息研判例会。对情报信息进行汇总分析，评估形势，预测趋势，提出阶段性工作对策和措施，同时形成经济犯罪动态分析报告，向业务上级报送和供工作参考；同时建立制度，规范研判工作。我大队已出台情报信息报送制度，详细规定了情报信息收集、传递、预警通报、分析研判、共享利用等各个环节的操作规程，进一步明确情报信息的收集范围、处理方法、时限要求、分析研判等内容。从制度上规范和保障经侦情报信息研判工作的顺利开展。编辑本段经侦情报信息研判的重点

（一）围绕重要经济风险问题开展研判，协助处置风险，维护经济安全。经侦部门应按照履行参谋职能的要求，针对宏观调控中暴露出的经济问题及时开展研判，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二）围绕经济热点、焦点问题开展研判，掌握社情动态，协助做好社会维稳工作。经侦部门应主动融入大局，将经济热点、焦点问题作为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努力收集影响国家经济运行安全、经济良性发展动态信息，群众对国家经济发展、经济政策调整的预期、言论和动向，以及可能引起的社会反应，认真做好社会维稳信息的分析研判。

（三）围绕系列性、多发性案件开展研判，开展事前防范预警。各级经侦部门应认真落实面向行业的预警通报制度、面向企业的防范建议制度和面向社会的警方告示制度，为主管部门强化执法力度、完善防控措施、防范化解风险提供有力支持，为各类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掌握防范要领、堵塞管理漏洞、提高自防能力提供优质服务。

（四）围绕方面性犯罪开展研判，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传销犯罪、非法集资等涉众型易于发展蔓延的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并据此在本地区组织针对性的专项整治行动，有效防止上述犯罪的蔓延和升级。并且通过对行政执法部门的相关数据和刑事案件统计数据分析，哪种犯罪突出，就开展针对这种犯罪的专项整治行动。

（五）围绕市场经济情报开展研判，转变侦查模式，提高经营意识，实现精确打击。经侦部门要通过对行政执法信息和市场分析数据的综合研判，采取侦控结合等方法加强线索经营，提高主动发现犯罪和攻坚克难能力，实现对经济犯罪的准确打击，降低办案成本。

第二篇：经侦大 队工作情况汇报

经侦大 队工作情况汇报

局领导：

2012年9月以来，破案会战结束后，经侦大队班子得到增强，民警增加到8名，期间，我大队先后办理了龙玉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李军诈骗案、尹勇挪用资金案、房地产领域系列逃税案、二手房系列假税票诈骗案、另破案会战系列案件后期的补侦工作，如惠众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胡晋光销毁会计凭证案、王洪彬抽逃出资案、陈林诈骗案、系列贷款诈骗案。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李军诈骗案，此案与龙玉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有关联，目前我大队已经追回赃款68万元，替岳池县送变电公挽回损失150余万元，涉案人员李军，蒋勇，李亮全部起诉到检察院追究刑事责任。

二、尹勇挪用资金案经侦大队及时破案，挽回经济损失800余万元，将一起可能引发群体性闹事事件化解于萌芽状态中，及时将企业的职工的建房集资款追回。

三、房地产领域系列逃税案大队先后针对18 家欠税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逐一询问，并对税务移送来涉嫌犯罪四家房地产公司进行了初查，对其中两家立案侦查，目前共追回税款1158万元。

四、2012年11月税务到我局报案的系列假税票诈骗案，此案涉及人多，定性难，牵扯面大，涉及二手房过户人员多达百余人，取证难度大，仅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多人，涉及到行政部门有两个，涉案人员达10人，其中主要犯罪嫌疑人侯林、李涛、江源已、丁琼华（女）、黄翔、许红梅（女）经到案，另张微（女）、田志强、余龙、曾山在逃，目前此案已经没收非法所得33万元，如果将全部嫌疑人缉拿到案可没收非法所得达六七十余万元。同时也打击了

第三篇：经侦大 队工作情况汇报

经侦大 队工作情况汇报

局领导：

2012年9月以来，破案会战结束后，经侦大队班子得到增强，民警增加到8名，期间，我大队先后办理了龙玉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李军诈骗案、尹勇挪用资金案、房地产领域系列逃税案、二手房系列假税票诈骗案、另破案会战系列案件后期的补侦工作，如惠众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胡晋光销毁会计凭证案、王洪彬抽逃出资案、陈林诈骗案、系列贷款诈骗案。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李军诈骗案，此案与龙玉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案有关联，目前我大队已经追回赃款68万元，替岳池县送变电公挽回损失150余万元，涉案人员李军，蒋勇，李亮全部起诉到检察院追究刑事责任。

二、尹勇挪用资金案经侦大队及时破案，挽回经济

损失800余万元，将一起可能引发群体性闹事事件化解于萌芽状态中，及时将企业的职工的建房集资款追回。

三、房地产领域系列逃税案大队先后针对18 家欠

税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逐一询问，并对税务移送来涉嫌犯罪四家房地产公司进行了初查，对其

中两家立案侦查，目前共追回税款1158万元。

四、2012年11月税务到我局报案的系列假税票诈

骗案，此案涉及人多，定性难，牵扯面大，涉及二手房过户人员多达百余人，取证难度大，仅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多人，涉及到行政部门有两个，涉案人员达10人，其中主要犯罪嫌疑人侯林、李涛、江源已、丁琼华（女）、黄翔、许红梅（女）经到案，另张微（女）、田志强、余龙、曾山在逃，目前此案已经没收非法所得33万元，如果将全部嫌疑人缉拿到案可没收非法所得达六七十余万元。同时也打击了

第四篇：浅议经侦协作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策略

文章标题：浅议经侦协作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策略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日益突出，公安机关经济案件侦查部门到异地(市、县以外)调查取证，执行强制措施等执法活动日益增多，同普通刑事案件相比，经侦部门的异地执法活动较难开展，存在着以下方面的困难。

一是协作地少数领导和民警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协作意识不强。认为强调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会影响一方经济的发展，有的地方的党政领导一有风声草动，便向公安机关打招呼并施加压力，有的协作地公安机关搞层层把关，甚至对证人取一份笔录要经分管领导同意，个别经济欠发达地区公安机关以完成协作后给这样那样的费用为条件，协作地个别民警与侦查对象串通一气，通风报信，少数协作地公安机关的领导把如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的执法活动视为一般的民事活动，向立案地办案人员提出“给钱留人”的“摆平”办法，这一切给办案地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执法活动带来巨大的阻力。

二是办案人员自身素质欠佳，是异地执法活动困难的又一原因。同其他公安执法部门相比，经侦部门的建立时间不长，队伍中专业人员不多，多数经侦部门的人员仍存在着老刑警多、老领导多的情况，其身体状况不适应外出办案，怕外出办案是十分正常的事。近年来，个别民警出于图方便等原因，在未与协作地公安机关直接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即开展执法活动，造成民警被群众殴打、围观的事件时有发生，个别民警在执法前的准备不充分也是造成工作被动的重要原因。

三是协作规定过多过繁严重影响经侦办案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公安机关的异地执法活动已有明确的规定，而现行的经侦协作规定，使办案人员的大部分精力化在转介绍信上，既浪费时间，也浪费体力和经费。

四是经济案件的特殊性，给异地执法活动带来困难。经济案件的涉案人员较多，关系复杂，时间跨度大，人员流动性强；经济案件所涉及侦查对象往往有多种犯罪行为，各种行为相互兼容，站在不同的角度理解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执法人员认知能力的差异，有关法规和司法解释的不完善，直接影响对具体行为的定性，也给人有空可钻。案件中许多是新罪名，具体案件所要求的证据各不相同。这一切都决定着异地执法活动的困难。

上述情况，势必影响经侦部门的办案质量，削弱打击力度，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应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

一是要增强经侦协作意识，为办案单位创造宽松的执法环境。要进一步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人民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理论武装每一位民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克服本位主义思想，经侦工作要像刑侦工作一样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案件的承办单位应主动向协作地经侦部门如实反映情况，取得其支持，协作地经侦部门更要以大局为重，从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可能的支持。

二是要进一步提高办案民警的素质。目前，经侦部门普遍存在着年龄偏高、办案人员较少的情况，难以应付繁重的工作任务。要把那些身体好、年富力强、肯吃苦、懂业务的民警充实经侦队伍，要制订经侦民警的培训规划，宣派民警参加业务培训，要保持经侦民警队伍的相对稳定，留足、选好业务尖子，要让民警积极参加办案工作，使民警边办案边提高，要加强经侦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提高经侦民警的办案水平，经侦部门的领导要关心民警的疾苦，为民警解除后顾之忧。

三是进一步规范经侦协作体制。近年来，一些地方公安机关专门配备人员设立经侦协作机构，一些公安机关在毗邻地区成立经侦协作组织，建立了情况通报制度等为经侦协作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除了在手续上从简外，经侦工作应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上级经侦部门应制订行之有效、更为实际的协作办法。

四是加强执法监督，严查经侦异地执法中的违法行为。经侦部门异地执法中出现的如通风报信、被动配合等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督查处不力，这一点恰恰是纪检督察部门较难查处和忽视的问题，对经侦异地执法中的违法行为的监督，要发挥公安机关上级纪检、督察部门以及人大、检察机关、新闻媒体等监督机构的作用，一经发现问题，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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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经侦中有关信用卡问题的几点思考

经侦中有关信用卡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信用卡正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信用卡是当今世界上广为流行的一种先进的支付手段、消费信贷、结算工具,是指银行或者专门的信用卡公司签发给资信可靠的用户包括单位和个人进行购物、消费、提取现金的一种信用凭证。

信用卡的使用大大地简化了支付手续,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理念,有效地刺激了社会消费。但信用卡的使用是以持卡人的个人信用为基础的,而个人信用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导致信用卡业务具有与生俱来的风险性。换言之,在信用卡为社会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进行的犯罪活动也越来越频繁。究其原因,自然是人的贪欲之心超越人的理性和理智,使人产生犯罪之心。以信用卡诈骗的原因为例,就其制度而言,发卡机构的管理是存在漏洞的。由于其个人征信系统建设不完善、管理上的疏忽以及与特约商户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等原因,常使不法分子有机可趁。同时,持卡人自身防范意识的薄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故此,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进行犯罪成为当前影响社会

经济秩序的突出问题。《刑法》也专门设立信用卡诈骗犯罪予以打击。但不得不承认,我国目前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立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由于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犯罪的手段层出不穷,使其在各个犯罪环节上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在适用现行《刑法》上也就存在一定困难。现行的法律法规已经严重滞后于其犯罪的发展现状,难以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裁和惩罚。在经济犯罪侦查中,涉及信用卡的诸多问题常常困扰着侦查人员。因此,认真研究信用卡犯罪的特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立法建议,这是金融界和公安机关的共同课题。笔者希望通过对经侦中有关信用卡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抛砖引玉,以期有利于经侦工作,打击经济犯罪。

二、信用卡诈骗罪中“信用卡”含义的确定

多年来,信用卡的含义是一个争论颇多的问题。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信用卡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何谓我国刑法中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以及刑法中的“信用卡”与银行或

者其他金融机构业务工作中的“信用卡”是否应该具有完全相等的含义等问题引发了争议。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的一个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9 年3 月1 日公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 条之规定,银行卡是指商业银行(含邮政金融机构)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

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银行卡按照清偿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借记卡和信用卡。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第130条之规定,信用卡是指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凭以向特约单位购物、消费和向银行存取现金,具有消费信用的特制载体卡片。信用卡按照是否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分为贷记卡、准贷记卡两类。如果仅从这些规定来看,问题很简单,银行卡和信用卡的涵义肯定是不等同的。只是之前的一个规定让其问题复杂化了。中国人民银行1996 年发布的《信用卡业

务管理办法》中则将贷记卡和借记卡均归入信用卡范围之内。换言之,信用卡的外延和内涵发生了变化,以前的信用卡既包括贷记卡也包括借记卡;而现在在银行业务活动中,银行卡已经代替了原来的信用卡概念,并限定了信用卡的含义,仅指贷记卡,从而将借记卡从信用卡中分离出来。其大背景是银行业务活动的不断拓宽以及需加强与国际接轨。由于我国现行刑法是在1997 年10 月1 日正式生效的,而其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中“信用卡”的含义显然是秉承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内容,既包括贷记卡也包括借记卡。于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出现了:我国刑法中“信用卡”的含义是否需要随着银行业务管理工作中“信用卡”含义的变化而变化? 对此问题,学者们有不同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此问题的尘埃落定最后还是源于 年12 月29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有关法律解释。该法律解释明确了我国刑法规定中的“信用卡”的含义,即在刑法意义上,借记卡今后将一律被视为“信用卡”,有关借记卡犯罪司法实践定性中的混乱局面将得以消除。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犯罪侦查的实践过程当中,涉及有关信用卡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信用卡诈骗犯罪,还有盗窃

信用卡,商业贿赂犯罪中信用卡金额的认定等。一般而言,这些问题中的信用卡均包括借记卡。但也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非法中介进行信用卡套现时,其信用卡则指的是具有一定的信用额度,可以先购物消费、现金存取后还款功能的贷记卡和准贷记卡。

三、非法中介进行信用卡套现的定性

信用卡套现是指持卡人不是通过正常合法手续(如atm或柜台)提取现金,而通过其他手段将卡中信用额度内的资金以现金的方式套取,同时又不支付银行提现费用的行为

。非法中介进行信用卡套现的操作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中介公司申请pos 机或利用其它商户pos 机,用需要现金的客户信用卡刷卡,进行虚假消费,套取现金,二是中介公司用需要现金的客户信用卡到电信营业厅pos 机刷卡,购买话费充值卡,再将该充值卡转卖,套取现金。非法中介进行的信用卡套现活动给信用卡的使用管理带来较大的风险和隐患,一旦无法

偿还透支款,必然造成发卡银行资金损失,也给持卡人信用记录带来污点,严重影响信用卡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由此,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发出的《关于防范信用卡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就明确规定持卡人套现和商户提供套现服务属违法行为,要求各金融机构联合工商和公安等部门进行打击和处理。

从社会危害性上看,非法中介的行为已经具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性质,影响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而套现行为通过虚构真实交易变相发放银行贷款,也使发卡银行存在潜在风险。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非法中介进行信用卡套现是违法犯罪行为。这就使得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在打击此类行为时,往往面临于法无据的尴尬。即使在法律界有关其行为的定性也争议颇大,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讨论也使各抒己见,看法不一。例如,有观点认为中介组织的行为不涉及犯罪,理由是中介组织从事的是正常的公司代办信用卡业务,并向税务部门交纳营业税,所收取的服务费也是双方自愿,所以此类行为至多定性为违规而非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中介组织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因为其行为系法律无禁止性行为,且并没有直接侵犯银行财产,故只能对持有信用卡且恶意透支的人认定为涉嫌信用卡诈骗;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介组织的行为已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及妨碍信用卡管理罪;第四种观点认为信用卡套现已经有贷款诈骗的嫌疑,信用卡本质上是一种小额的信

用贷款,而信用卡套现的本质则是商户与持卡人合谋,恶意以消费名义从银行套取一定额度的贷款。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嫌虚构事实的贷款诈骗。如果套现者拒不还款,也触犯了《刑法》恶意透支的条款。笔者比较认同第四种观点,如果中介组织与持卡人在申请办卡时使用了虚假的身份资料和证明文件,就更加深了其贷款诈骗的主观故意,但认定本罪的难点在于客观方面:如果行为人提供资料真实、办卡程序合法、所套资金用于正常业务且每次都能按期偿还,是否能构成本罪未遂呢,有待于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由于目前非法中介套现活动凸显出法律空白,使其套现行为在适用刑事法律上和在实践执行中存在诸多难点。有侦查员认为,此行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非法中介套现活动社会危害性严重,不打击于理不容。其实,定罪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找法活动,即应当将具体危害行为置于整个刑法系

统中,寻找有无完全符合或者相当的犯罪构成。因为将法律和司法文件适用到具体案件,离不开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笔者以为只有吃透法律和司法文件的精神,充分发挥能动性和自由裁量权,才能真正把案件办好。

四、商业贿赂犯罪中收受信用卡之受贿数额的认定

商业贿赂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商业领域中各种贿赂犯罪的集合名称,包括发生在商业领域中的行贿罪、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所谓商业贿赂罪,是指在商事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一方为了商业上的利益或其他好处而向商事企业经营者、管理者给予钱财,另一方商业经营者、管理者利用自己的经营、管理职权为行贿人谋取好处和利益而收受钱财,情节严重的行为。商业贿赂罪客观上表现为经营者在帐外暗中给付交易对方一定财物或其他利益的行为。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回扣。我国《刑法》规定中将“贿赂”定位于“财物”。如何理解这里的“财物”,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为“财物说”;二为“利益说”,又称“需要说”。“需要说”将“财物”的外延和内涵扩大到了一切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而“财物说”却认为贿赂仅限于金钱与物品,不包括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更不能包括其它非物质性的利益。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为“财产性利益说”,即认为贿赂不仅限于金钱与物品,还应包含金钱及物品以外的可以直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如免费提供食宿旅游,免费提供劳务等。从 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的规定来看,我国目前采用的是“财产性利益说”。在财产性利益中,收受信用卡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在经济犯罪侦查过程中,有一问题时常困扰侦查人员,即商业贿赂犯罪中收受信用卡之受贿数额的认定。虽然《意见》中有此规定,即《意见》第8 条明确规定,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透支的,如果由送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认定为受贿数额。(如前所述,这里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应是同义的。)但此规定,显得过于简单,侦查实际操作过程中,问题往往更复杂。当然按照《意见》规定,一个大的前提是卡内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但是实践中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行贿人以送卡的方式行贿,但在送卡后抽回存款或者以其他方式阻碍受贿人取款或者消费的,甚至是行贿人意志以外的其他原因导致贿人不能全额取出存款的,应如何认定? 抽回的存款或者未取出的存款是否应认定为受贿数额? 笔者认为,如果能认定受贿人对银行卡内的数额明知,那么应当以银行卡内的存款数额认定受贿数额。至于抽回存款或者未取出存款,应从未完成犯罪形态进行分析。未完成犯罪形态一般分为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由于行贿人、受贿人对以送卡的方式行贿、受贿的意思明确,即已着手实施了犯罪,故排除了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之间的区别,简单来说,犯罪未遂是欲犯而不能,犯罪中止是能犯而不欲。抽回存款或者未取出存款,都是受贿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实为欲犯而不能,故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其受贿数额还是应当将卡内存款数额的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